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第一篇：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模式研究

刘俊

发布时间:2009-06-09

摘 要：江苏是全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市化发展的特征和模式，将对进一步深化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本文首先从分析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历程入手，对江苏城市化的阶段进行了探讨；随后分析了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基于以上研究成果，提炼出江苏城市化发展的五类基本模式，并指出以大都市带为核心的区域城市化发展模式是江苏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主要模式。

关键词：城市化历程，特征，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的城市化稳步推进，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省每年有200万左右的乡村人口进入城镇，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均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目前，江苏省城镇人口比重已达50%以上，城市化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在向比较成熟的城市社会推进。加强对人口城市化发展历程、特征、影响因素及趋势性分析，对于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转变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扩大内需、实现地区现代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历程

江苏的城市化历程可以简单概括为“80年代造镇，90年代造城”。自1978年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化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正常的、快速的发展阶段。江苏城市化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分散稳定推进阶段(1978年至1989年)。这期间，全省形成了“小城镇、大发展”的城市化发展格局。建制镇由1979年的115个增加到1989年的392个，城镇人口由874万人增加到1366万人，增长了56.1%，年均增长4.55%，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61个百分点，城市化的推进呈现稳步发展态势。

第二阶段：以小城镇和开发区为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增长阶段(1990年至1997年)。这期间，一方面全省省辖市(地级

市)由11个增加到13个，县级市由14个增加到31个，建制镇由522个增加到1018个；城镇人口增长46.2%，年均增长

5.58%，城镇人口比重由21.56%提高到29.85%，上升8.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1.1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江苏主动呼应浦东开发开放，兴起了一股开发区建设热潮，一批有生命力的开发区脱颖而出，不仅成为城市经济的新增长点，也成为城市拓展的新城区。

第三阶段：以大中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集约发展阶段(1998～2007年)。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主要源于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是主要动力。江苏城镇人口由2262.47万人增加到4056.23万人，年均增加199.31万人，增长79.28%，年均增长8.8%，城镇人口比重由1998年的31.5%上升到2007年的53.2%，上升近2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2.41个百分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

二、江苏城市化进程呈现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自觉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既敢于创新突破，又勇于否定自我，不断探索完善符合自身实际、富有个性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总体来看，江苏30年的城市化发展历程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一)城市化体系呈现合理发展的态势

首先，江苏注重发挥城市整体功效，市、镇布局和结构更趋合理。从上个世纪80年代重视小城镇建设，已经转到更加注重发挥城市的聚集、辐射功效，强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市、镇布局和结构更趋合理。从近期的态势看，由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城市化从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动力转向外向型经济等多元推动的动力机制，逐渐走上一条“聚集型”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在城市化中的作用日渐显现。1990～2000年，在城镇人口增加1倍的前提下，市人口增长0.8倍，镇人口增长1.8倍，镇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市人口，小城镇的促进作用大于城市。而在2000～2005年，在城镇人口增长24.1%的前提下，市人口增长21.7%，镇人口增长28.1%，市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且促进作用大大增强。2005年，市、镇个数分别为40个、1077个，市、镇人口结构比为60：40。

其次，大中城市发展速度加快，各种城市结构日趋完善。经过30年的努力，江苏初步形成了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与产业布局相呼应的，以南京、苏锡常、徐州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纽带、小城镇为基础、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结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江苏城市规模结构仍存在着不合理性，若与城市规模结构比较合理的日本相比较，特大城市、大城市的个数比重和结构比重明显偏高，中小城市发展不足，还需进一步增加。

第三，江苏城市化突出了“三圈五轴”，合理调整了行政区划。根据规划要求，江苏城镇发展战略重点在于南京、苏锡常和徐州3个都市圈的建设，构筑“三圈五轴”的城镇空间结构框架。以大都市为核心都市圈的建设，打破了行政区划的限制，扩展了城市集聚发展空间，城镇规模构成不断优化，人口集聚速度逐步提高。

(二)城市化进程有明显的转折迹象

改革开放30年来，江苏城市化历程中有过三次重要的转折。

第一次转折出现在1979年，城镇人口增长规模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人口增长出现了互换的格局。以此为起点，江苏城市化进入了一个稳定增长阶段。始于上世纪70年代，江苏城乡推行了旨在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人口增长的规模出现明显减少，但是增长的量仍然高于城镇。1979年，作为重要分界点的年份，城镇人口增加了74万人，乡村人口反而减少了15万人，城市化发展出现了第一个重要转折。此后，全省大多数年份的城镇人口增长规模均高于乡村人口的增长，有些年份乡村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在总人口的增长中城镇人口增长所占比重大大提高。

第二次转折出现在1997年，城镇人口增长绝对规模首次超过总人口，乡村人口由增长转为下降。以此为转折点，江苏城市化由加速增长阶段转为高速增长阶段。1997年，在总人口增加38万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增加196万，乡村人口则相应地减少157万，城镇人口增长绝对规模首次超过总人口增长绝对规模，乡村人口绝对规模由增长转为下降，城市化出现了第二个重要转折。此后的年份，乡村人口绝对量持续下降，如1998～2000年，在总人口分别增加35万、30万、114万的情况下。城镇人口分别增加125万、262、516万，乡村人口则相应地分别减少91万、231万、402万。这意味着，乡村人口进人城镇的规模大于乡村人口自然增长的规模，工业化进程中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大大提高，城市化开始步入良性循环并真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第三次转折出现在2005年，城镇人口比重超过50%。达到50.5%。这表明，随着乡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到城镇，城镇人口的绝对量超过乡村人口，整个地区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镇。这是城市化出现的第三个重要转折，是江苏初步进入城市社会的重要标志和起点。今后，尽管城市化仍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要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的推进速度。

三、江苏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模式

(一)农村工业化——特色小城镇发展模式

江苏在全国小城镇起步可能是最早的。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江苏苏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得到了快速发展。这种模式的主动力因子是乡村工业化，发展主体是广大的小城镇。30年的实践证明，以农村工业化带动特色小城镇发展，促进大量农民就地城市化，是江苏苏南乡村城市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对城市化模式的丰富和创新。

近年来，这种模式又有了新发展，内向集聚取代外向扩张成为小城镇发展的方向。苏南地区的小城镇开始以产业的适当集中为手段，以特色化、专业化为目标，努力实现局部规模经济。核心是中小企业群落和专业市场，由于有的地区以企业群落为主，有些地方则市场先行，所以实现形式又可细分为：(1)市场群落→商业城镇→城镇网络；(2)企业群落→企业城镇→城镇网络；(3)市场群落+企业群落→工贸结合性城镇→城镇网络。由于“依托产业建市场，发展市场兴产业”，市场与企业协同互动发展，已被证明是城市化的良性发展道路，因此前两种实现形式最终往往会进化为更加高级的第三种形式。

(二)外资驱动——开发区载体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外资已经成为推动江苏城市化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形成以开发区为载体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开发区先进的产业结构、与国际接轨的管理体制和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对于吸引城市人口和外来高层次人才有着显著效果；大多处于城乡交界处的地理位置和所辖地区行政建制的宽泛性，又使得开发区对于促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有着巨大的包容力。

这种城市化的模式的特点是：(1)由于外资的注入也伴随着国际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观念的引进，提升了整个地区的发展层次；(2)缓解了乡镇企业发展乏力带来的城市化动力不足问题，后续成为乡村城市化的主动力；(3)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盘投资，提升了当地城市化的质量；(4)是当地小城镇向中小城市发展的跳板，是1990年代江苏苏南地区中小城市大量涌现的主要力量。

(三)大城市郊区化——郊区城市化发展模式

2007年江苏省人均GDP3.39万元，市区人口密度为743人/平方公里，城市内部空间紧张也给郊区化带来了动力。因而江苏必然会超越中国城市化的整体水平而率先跨入郊区化的阶段，事实上江苏众多城市的郊区化趋势已经十分明显。现代郊区化的形成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从城市核心向外自然扩张；另一种是通过整个郊区新城自上而下从城市中心向外有规划的扩张。这两种形态在江苏都出现了，表现为以下两种不同的郊区化模式。

1、人口和商业郊区化一商住共生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江苏省内的大中城市的向心集聚导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过高，居住质量和环境恶化。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和城市交通设施的逐步完善，房地产开发商便加速在地价相对低廉的郊区投资建造大型住宅小区，以满足日益富裕起来的，拥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中产阶级对改善居住条件的需求(周一星等，2000)。人口向近郊迁移往往是城市郊区化的先导，因此在刚跨入郊区化门槛的江苏，这种模式发育得比较完全。鉴于商住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把这种模式概括为“人口和商业郊区化一商住共生型城镇化发展模式”。

2、中心城市职能分散一卫星城镇城市化发展模式。中心城区地价上涨及工厂和住宅交错混杂而带来的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迫使大多数传统制造业向地价更便宜的郊区工业迁建或扩建。接近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郊区、更能满足采用流水作业、需要大面积单层厂房的大型现代化工厂的需要。而大型工业企业在郊区的集中，又带动了与之相关联的中小企业的郊迁。国际经验表明，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功能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是控制大城市无序扩张较为理想的选择。

就江苏的实践来说，它与上述人口和商业郊区化模式相比表现为如下差异点：(1)是工业郊区化的产物，因而要求离中心城区有一定距离；(2)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控制和扶持；(3)对郊县经济和城市化的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四)要素流动——异地城市化发展模式

经过30年的发展，由于发展条件、发展机遇和发展思路的差异，内部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依然存在，地区之间也出现了分化。整体而言，江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远又高于其它地区，在城乡二元体制不断被打破，区域交流日趋频繁的情况下，异地城市化模式应运而生。

农村人口跨地区流动而集聚在异地城镇务工、经商，形成了异地城市化模式，它既改善了人口的空间布局，又优化了城镇要素的配置。目前进城的民工具有城乡两栖、流动就业的特点，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其中一部分人已经或将要在城市安家落户。大多数没能留下来的一般也不会再回到第一产业，而会利用已有的原始资本积累和技能在家乡城镇居家就业、创业。他们将为当地小城镇发展注入活力，促进当地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因此。尽管这种城市化模式建立在人口流动基础上，实现方式较为间接，却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化模式。

由于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较高，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不完善，城市就业风险较大等是制约农村人口进入异地城镇的主要因素(王雅莉，2002)。另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有1亿以上农民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的形式存在与城市中，形成城市中的边缘群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大城市导向型城市化的上要途径，也是国外实现城市化的基本模式，但是受制于我国长期抑制大城市发展，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取向，它在国内的表现形式比较特别，潜力也未完全发挥。

(五)大都市带——江苏城市化发展的新模式

21世纪后，江苏城市化发展将主要以大都市带的形式出现，因为：(1)以上海为中心，杭州和南京为两翼的大都市带已初步显现。沿沪宁和沪杭方向各级城市密布，沿线工厂和建筑物基本练成一片，形成了类似美国南部洛杉矶城那样联系精密但布局分散的城市带；(2)作为都市经济圈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郊区城市化进程已经展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乡一体化正逐步推进；(3)长江三角洲地区大都市带的建立，有利于加快长江三角洲地区现代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提高江苏在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是大、中、小城市网络化发展的重要空间整合模式，将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大、中、小城市有机结合起来，是上述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完美融合。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第二篇：城市化模式

点拨：在教材所列举的区域城市化几种典型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云南德宏是因为边贸发展而促进了城市化外，大多数地区是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推进城市化。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建国后伴随着我国重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工业体系的完善而逐步推进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老工业基地的逐步衰退，东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也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先后出现了区域发展的三种模式：即珠江三角洲模式、浙江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每种模式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有自己的特点：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诞生在我国经济最发达、城市密集度最高的江南水乡，其特点是：

第一，与“珠江三角洲模式”不同，“苏南模式”是一种依靠“内向”型经济起步，既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包括生产因素的聚集、产品市场的获得，主要不是依靠国外，而是依靠地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其外向性是在区域内部和国内市场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

第二，“苏南模式”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这一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三，“苏南模式”中乡镇企业的发展，是为大中城市的工业配套和拾遗补缺起步，逐步推动这一区域的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和优化。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都不一样，是一个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发推动的、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发展小商品起步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

第一，与发展乡镇企业起家的“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模式”的发动者和创业者是千万万万的农民，农民办企业，经营企业，承担风险，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是“温州模式”的核心和主体。

第二，与“珠江三角洲模式”和“苏南模式”不同，温州既没有毗邻香港的地理优势，又不在城市密集、交通发达的江南水乡，远在浙江南部山区丘陵地带，交通闭塞，资源缺乏。与内地相比，惟一的优势是沿海，但义远离经济中心，发展经济的优势不多。

第三，不贪大求洋，从日用小商品起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把小商品做大，把小企业做大做强，以小商品为主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逐渐占领了国内国外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使温州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这是“温州模式”的突出特点。

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东北地区煤炭、铁矿资源的开发，铁路和港口的建设，出现一批以重化工工业为主的城市。如沈阳（机械）、鞍山（钢铁）、本溪（煤、铁）、大连（机械与化工）、齐齐哈尔（重型机械）、抚顺（煤炭与化工）等。

1949年后，东北地区国家重点建设的重要工业基地，一些城市成为新兴的工业城市，如长春、吉林、哈尔滨等。随着国家工业项目的布局，东北地区又出现了一些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如石油开发（大庆、辽河）、化工（辽阳）、建材（吉林、本溪）、森林工业（伊春、大兴安岭）等。2000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达到46．55％（全国为26．08％）。云南德宏的边境贸易

由于流量达十亿元计的边境贸易活动在近年剧烈扩张，云南的德宏景颇族傣族自治州，毗邻缅甸，作为改革开放之前的边疆贫困州，在1979年至1988年有了超常的发展。这十年中，该州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19．7％，而云南省仅为13．3%，全国是13．7％。以国民收入为例，全州平均增长率每年达19．6％，云南省仅为12．9％，全国平均为13．4％。国民收入增加，财政税收亦相应有了增长。这十年内，全州年财政收入增长率为21．7％，而全国仅为8．6％。其奥秘所在，便是以83％的年增长率扩张的边境贸易，拉动了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尤其1985年德宏州全州开放为边境贸易区后，边境贸易迅速发展，不仅为地方开辟了新的财源，加快了口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为国家和整个大西南地区开辟了一个新的产品销售市场和可供利用的原料基地，使德宏一跃成为云南乃至大西南对外开放的前沿。

第三篇：城市化典型模式

一、国外城市化典型模式：

1.西欧的“新城”模式。以伦敦和巴黎两大都市为代表实践田园城市理论树立了城乡一体化最为成功的先进典范。英国政府于1949年启动大伦敦计划在距离中心城一定的距离选择地价较低的农业区建立新城并把城市人口转移到就业和生活自给自足的新城。在距离中心20公里至35公里的区域建立“反磁力中心”并推广到一切城镇居民体系规划布局中形成结构完整的城镇体系均匀地分布生产力和人口推进城市化与乡村的城镇化

2.自由放任式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即实现城市化靠充分运用市场机制“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当“城市病”日趋严重之后，人口又开始自愿地向社区和小城镇分散。美国的自由发展模式。二战之后美国郊区化发展进程加快中小城镇发展也十分迅速商业外迁加剧产业的信息化、弹性化、分散化强化导致“边缘城市”的产生结合了城市和乡村的优点衔接起城市与乡村经济是一种城乡交融的一体化状态。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行分流大城市人口、充分发展小城镇的“示范城市”试验计划使得75的美国人生活在小城镇郊区化也推动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先放后调式城市化道路，这种城市化模式首先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人们向城市转移，但当人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向城市集中的过程中，出现过度集中的状况时，政府开始运用法律和政策手段疏散人口，以极快的速度新开发小城镇。这种模式主要以日本为代表。

3.市场引导与政府并重的城市化道路。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在人口向城市集中还未发生明显的“城市病”之前，政府便开始干预，通过颁布法令、制定优惠政策等宏观调控手段，引导人们向不同等级的城市和集镇定居。这种模式主要以德国为代表。

4.拉美的“过度城市化”模式。拉美农村土地的缺乏和贫困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而城市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从而造成 “过度城市化”。2003年巴西城市化水平高达83但人口空间转移在前就业转移在后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大中城市普遍出现贫民窟和无业游民导致严重的社会治安和城市环境卫生问题并埋下国家政治动荡、社会秩序不稳和经济衰退的病根。

二、国内先进地区城市化典型

1.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模式。城乡一体化历经三个阶段一是商品农业阶段重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二是农村工业化阶段重点是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农村城市化。三是完善基础设施阶段重点是按现代化城市要求构筑现代化城市框架。

2.上海“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其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

3.宁波“城镇梯度发展”模式。侧重修编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稳步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及撤县建区、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城镇布局和规模更趋合理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城市化率达到57初步形成了中心城、副中心城、中心镇为主体的城镇梯度发展格局。

4.成都“三三见六以一化二”模式。第一个三是指三个集中即工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第二个三是三大重点工程即农业产业化工程农村扶贫开发工程农村发展环境建设工程。“六”是指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一化二是指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来破解“二元结构”。

解析：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放任式城市化。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市场经济的典型代表，在其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城市规划及其管理属于地方性事务，联邦政府调控手段薄弱，政府也没有及时对以资本为导向的城市化发展加以有效的引导，造成城市化发展的自由放任，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过度郊区化，城市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镇建设无序，空间和社会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由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中心交通拥挤、环境恶化、住房紧缺、犯罪率高等问题日益突出，富有家庭离开城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到郊区居住，建造属于自己的独立院落式低层住宅。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广大中产阶级和普通居民也追随其后移居到郊区。在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上就表现为城市沿公路线不断向外低密度蔓延，城市发展为包含着若干连绵的市、镇的大都市地区。

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由于历史传统和现实因素的作用，拉美和加勒比海与非洲大部分国家的城市化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沦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市化大起大落。其工业化发展赶不上城市化进程，属于过度城市化。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阶段脱节。由于拉美国家早期的工业化发展源于宗主国的工业资本输入，政府没有利用好外资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一旦宗主国工业资本撤出，就没有了本国工业做支撑。二是忽视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加剧了城乡差距，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使城市就业、居住、环境和教育设施不足的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国城市化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在思想认识上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以前，总体上采用的是抑制的方略，走了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80年代，尽管学术界在探讨城市化问题，但政府采用的是观望的态度；90年代，由观望转为认同、支持，继而积极和大力推进，由于带有补课性质，在大力推进过程中，发力过猛，也出现一些问题，因此又转向适度、稳妥、健康的城市化。总体看，目前逐渐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多年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城市化与经济建设一样有自身的规律，各级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无所作为。

雅各布斯说：“我们用金钱扼杀了千姿百态的成功的多样性，这就有点像温柔地谋杀。”如果说这场谋杀在上世纪的美国依次经历了城市美化、旧城改造以及郊区化三个阶段，那么在中国，我们已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三大运动，并将那些可怕的病态城市（花园城市、梦幻城市、郊区城市）如数打包过来。两者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是按照渐进的方式逐个暴露出城市规划的后遗症，而中国则是以突击的手段在最短时间内迅速移植外来建筑，并消化不良。

当代中国城市建设的致命弱点在于城市功能性的残缺和混合效用的匮乏，断裂的社会结构与城市形态无法将城市内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突兀空洞的建筑物如幽灵般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原子化的大众挣扎徘徊于越来越封闭的生存空间，从而显露出多样性的衰竭。多样性原则的根本宗旨，是要满足每一个城市居民的需要，这种需要首先是现实的生活需要，其次是寻找精神家园的需要。这些需要来自于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这些需要才是城市真正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往往被我们的城市规划者所忽略，甚至漠视。新城化运动与旧城的死亡

当代城市建设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老不如少、旧不如新”，因此要“以少换老，破旧立新”。每一次旧城改造几乎都按照现代化的标准模式进行，却忽视了老城区自身强有力的传统协调能力。雅各布斯曾经将路人行走亲切地比喻为芭蕾表演，意在说明老城区的活力体现在街道上，而不是建筑上，这恐怕是传统社区与现代都市最大的区别所在。“街道眼”理论充分证明了老城区的街道充满驻足和游赏的快乐，其社会行为建立在多样化的交流与共享基础上，带有和谐温馨的社区意识。反观我们被汽车和快车道抽空了精血的新城，以及那些冷冰冰的大马路，是否特别值得今天的城市建设者反省和深思？

今天的中国也许是世界上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但问题无疑也是最多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虽然在西方早已经历过，但他们可以用近百年时间来解决这些流弊，而中国的悲剧则在于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积累了这全部的恶果，并且还在重蹈其覆辙。推土机依然作响，盲目混乱的城市建设何时停歇？当土地的热情已被耗尽，人造的花园也不再鲜活，我们是否还有勇气继续对城市的追求？但愿这场对城市多样性的谋杀能早点结束。理想模式：

2010年起实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人口、空间结构的两次转变，建设城乡平衡社会。新型的城市化战略将实现10个协调发展，目标是使人口与空间实现两次转变，即第一次转变是从农业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第二次转变是城市人口变为郊区人口，实现城乡平衡。我们认为，理想的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是以郊区化为主，即郊区人口占50%，中心城区人口占30%，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20%，人口在三个区域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取消户籍限制，建立信用社会。

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按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型城市化和计划型城市化，按城市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城市化和发展型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1、同步城市化(Synchro 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2、过度城市化(0ver 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3、滞后城市化(und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4、逆城市化(Counter 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

第四篇：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摘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紧密相关的, 是对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现代化进程在产业和区域方面的 分别表述。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协调表现为低价工业化进程和高价城市化进程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 产生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为此,“十一五”期间, 中国应该通过 深化体制改革、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城市管理水平、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等来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城市化工业化经济发展我国

刘易斯认为，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的二元结构上，即国民经济中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较低的农村农业 部门与劳动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城市工业部门。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 业部门的转移。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也认为，“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结构全面转变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恰如其分”。在结构转变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重 要内容。库兹涅茨指出，“经济结构变化最重要的是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过程。”

一、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动态考察

从本质上说,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协调关系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应该是始终相等或者同步增减关系, 因为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更多地体现为动态演进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不同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是呈现不同特征的。一般的规律是,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初期, 工业化影响和推动城市化是重要特征,城市的功能主要为了制造业发展提供集聚场所。该阶段以工业就业比例表示的工业化率应该高于城市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 双方互动发展成为主要特征。在该阶段的前期, 工业就业和城市人口应该同比增长, 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都在相应提高;在该阶段后期, 工业就业开始下滑, 而城市人口不断上升, 城市化率超过了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熟期, 工业化的作用开始淡化, 城市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 城市化率与按照工业就业计算的工业化率差距拉大。也就是说,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初期阶段, 工业化率会高于城市化率, 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工业的发展带动, 但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期, 城市化率会高于工业化 率, 工业发展对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贡献有限, 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 第三产业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贡献将大于第二产业。从世界发展报告有关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地区)不同发展时期的数据看, 1965—1997年期间工业化和城市化变动趋势与这个规律基本吻合。对于低收入国家, 工业化对城市化进程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城市化率的变动趋势与工业化率(按照工业产值比重和非农就业比重计算)变动的趋势基本一致;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包括下中等、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1965—1980年期间城市化率和工业发展是相关联的, 但在1980—1997年期间, 城市化率的提高与工业发展并不相关, 而与非农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对于高收入国家, 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基本不相关, 城市化率的提高主要是和服务业的发展相关的。从各国整个城市化长期进程看, 城市化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与整个非农产业的发展相关, 但从长期看, 与第三产业发展更为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美国1870—1970年百年的城市化率变化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的相系数分别是0.6055和0.9770, 日本1920— 1979 年近60年城市化率变化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8621和0.9287.上述关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动态演进规律表明, 分析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应该注意三方面的方法问题: 一是从与城市化率直接对比角度出发, 计算工业化率应该采用就业比重指标,而不能够采用产值之类的指标。二是从城市化进程的长期趋势看, 由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并不表现为工业或者第二产业发展自始至终 对城市化有直接的带动效应, 而是非农产业的发展城市化的长期直接的促进作用。因此, 按照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来计算工业化率, 这更能够描述和判断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关系是否协调的问题。三是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是随着 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的, 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 在工业化后期城市化率高于工业化率都是正常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否协调的标准不在于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率两者存在差别, 而在于两者之差是否在与其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标准范围内。一般而言, 这个标准范围是根据国际历史经验归纳出来的。

二、阻碍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原因

从根本上说, 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不相协调的原因是独特的工业化战略和道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 基于工业化战略制定的制度和政策阻碍了城乡之间、工业化和城市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 采用了通过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型工业化战略, 一方面使重工业超常规发展, 使以工业产值比重为衡量标准的工业化水平超常规上升, 但非农就业人口没有相应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使广大农民难以积累起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起始资本, 破坏了城市化的正常机制。不仅如此, 为了降低工业化的成本, 减轻城市供给负担, 还采用“反城市化”战略, 减少城市人口。不仅用种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 而且在“不在城里吃闲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口号下, 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 把城市居民和学生送到农村参加农业劳动, 这包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 等等, 城市化进程被人为地阻碍。

在改革开放以后, 由于实施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方针, 又阻碍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该方针的核心在于农业劳动力“就地转移”为乡镇企业工人, 农业劳动力非农化但不城镇化。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支撑作用, 但也存在自身规模效益差, 土地使用浪费, 不能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劳动力和资金难以转移到聚集效益较好的城市和城镇等问题。2000—2003 年, 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分别为1.28亿、1.31亿、1.33亿和1.36 亿, 这些工业人口被滞留在农村, 延迟了城市化进程, 使得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协调。

三、促进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1.继续深化体制改革,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 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障碍还严重阻碍着中国的 现代化进程, 从城乡协调发展角度看, 户籍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与就业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都有待进一步推进。中国渐进式先易后难的改革方式决定了这些改革难度非常大。

2.提高农民工收入, 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条件。2003年以来, 在沿海外来农民工较集中的一 些地方, 出现了所谓“民工荒”。中国劳动力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格局并没有发生变化, 农村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民工荒”，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工资和应有的福利待遇被压低、劳动条件差造成的, 解决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企业。进城务工农民的工资没有体现保证社会必要劳动的基本要求, 而且存在着劳动 时间长、劳动条件差的问题。“民工荒”的出现, 实际上是通过劳动力及其工资的市场机制进行强制性的调节, 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 改善农民工的劳动条件。

3.改善城市管理水平, 优化城市职能结构, 提高城市质量。长期以来, 害怕“大城市病”(交通拥堵、社会治安恶化、贫民窟、能源紧张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成为控制大城市规模、限制农民进城的 一个重要理由。现在看来, 这个理由可能更多地成为掩盖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维护城市中既得利益集团固有利益的借口。解决“大城市病”的关键不在于限制城市的规模, 而在于改善城市管理水平、优化城市职能结构。实际上, 大城市的经济规模大, 产业门类多, 规模经济效应和集聚经济显著, 辐射带动作用强。科学地发展和管理大城市,可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4.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实力, 加快第三产业发展,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提供业支撑。城市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产业支持。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了, 第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和集聚, 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促进分工和专业化, 推动经济的发展。没有产业作支撑, 有“城”无“市”, 城市就缺乏足够的活力, 也就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这样, 城市化发展进程就不可持续。因此, 要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 就必须加快繁荣城市经济, 增强城市产业竞争实力,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为此, 一是要针对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大的实际, 从中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 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 不宜不分条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强调高技术, 过早、过多地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技术, 将提高就业的门槛, 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 为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加快服务业发展。从中国工业重化工化和世界工业吸纳劳动就业能力的演变趋势看,“十一五”期间, 中国工业部门吸纳 就业的能力已相对有限,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而与 发达国家相比, 中国服务业所占比重低, 仍有很大发展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现代服务业,并 以此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

第五篇：城市化与生态研究意义

3、研究意义

“江城”武汉市位于两江交汇之地，也是“百湖之城”，是我国内陆腹地的中心城市。武汉市依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资源状况，一直处于迅猛稳健的发展势头中。在城市化发展过程的同时，由于统筹考虑的不尽充分，整体规划的一些不足，以及人们环境生态意识的薄弱，给城市环境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其中城市化发展的水环境效应更是值得引起相关行政部门和广大市民的注意。基于这一背景，本实验项目将对汉城市化进程与水环境协调效应发展进行深入全面调查研究，揭示城市化与水环境的时空耦合关系及系列水环境生态问题，提出一些富有建设性、创新性、实践性的方案举措。

本实验项目研究的理论价值和重大意义具体体现在以下各个方面：

（1）通过对武汉市城市化发展历程及其与水环境效应的各项研究建立针对武汉市的城市化与水环境效应研究理论，弥补中西部城市化与水环境效应研究相对不足的现状。为中西部城市化发展和生态协调提供一个相对严谨科学的理论体系。

（2）经济方面通过分析水环境效应反向推导出城市化发展的系列问题，为以后武汉1+8城市圈比翼齐飞提供很好的参考依据,促进城市化发展与水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推动武汉市“两型”社会建设。

（3）生态方面则可以客观反映武汉城市化的水环境效应，并为武汉市建设生态和谐的水环境提供科学依据。保护良性循环的水网生态区，维护生态系统稳定。同时反映江河湖泊及湿地等对气候水文的积极影响。

（4）社会文化方面通过调查研究明确武汉生态水网对城市文明建设和水域景观欣赏等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同时水环境效应的逐步改善能对社会文化进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参考文献苏黎兰 《武汉市环境现状的研究与哲学思考》 科教文汇2006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