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与战友陈原道

第一篇：薄一波与战友陈原道

薄一波与战友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的浓浓深情

杨建中《党史纵横》

薄一波和陈原道、刘亚雄夫妇是大革命时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相识的。在战斗中，他们结下了深深的战友情谊。正如薄一波在为《刘亚雄纪念集》写的序言中所说：“亚雄同志是„五四‟运动后三晋妇女参加革命的先驱之一。我与她父亲刘少白相识较早，同她认识并在一起工作，是在1931年2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她同陈原道同志来到天津，原道同志任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实际上主管省委的全面工作，亚雄同志任省委秘书长。不久，因组织遭受破坏，她和原道及大批同志被捕，判刑后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即草岚子监狱）。稍后，新的顺直省委（在北平）又遭破坏，我也被捕，关押在这里。及至她去延安学习特别是全国解放后出任劳动部副部长，我们的接触就更多了。她那种孜孜以求、扎扎实实地学习和工作精神，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草岚子监狱里的“铁窗战友”

薄一波，1908年2月6日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蒋村。1925年12月，在大革命高潮中，薄一波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组织、宣传和群众工作。1927年6月，他被迫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同年夏，薄一波任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受组织派遣到晋北的忻县、定襄、崞县、繁峙一带，从事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组织很快恢复了，但是无法和上级组织取得联系。1929年春，薄一波只身前往天津，找到顺直省委，并奉命打入天津宪兵司令部国民党党部政训处。从此，薄一波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顺直省委军委常委，参与组织和领导了唐山兵变和平汉线北段兵变等斗争。由于白区工作环境险恶，斗争复杂，他四次被捕，两次入狱，并在狱中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结识，他们在白色恐怖中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陈原道，1902年4月21日出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居巢区）青岗乡陈泗湾村，是我党早期著名政治活动家。1925年，他由恽代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被党组织选送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研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从事革命工作特别是党的宣传工作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在苏联期间，陈原道结识了刘亚雄。刘亚雄，1901年10月22日出生于山西省兴县黑峪口村，是山西著名民主人士刘少白之女。1926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由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期间，陈原道十分赞赏刘亚雄勤奋好学的品格，刘亚雄则佩服陈原道博学多才和质朴稳重的品格。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切磋革命理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底，刘亚雄从苏联回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9年初，陈原道回国，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刘亚雄任干事。这两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革命征程中走到了一起，不久便结为革命伴侣。1930年2月，陈原道调任河南省委，任组织部长兼秘书长，负责省委机关的日常工作。1931年1月，陈原道赴上海列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后，陈原道受党中央委托，组成以他为首的由徐兰芝、贺昌参加的中央代表团，前往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当时，顺直省委陷于“混乱”之中。他根据实际情况，妥善解决矛盾，改组河北省委，于2月5日成立河北临时省委。河北临时省委由徐兰芝任书记，陈原道任组织部长，陈复任宣传部长，安子文任秘书长，实际上是在陈原道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同年2月，刘亚雄调河北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据她回忆：“从1月下旬到4月初，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在叛徒到处追踪、搜寻的情况下，原道夜以继日地奔走于各机关和各旅馆之间，反复工作，有斗争，有团结，终于初步解决了河北党组织的混乱情况，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在极其复杂的环境里，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由于河北临时省委没有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致省委机关驻地被敌人包围监视都未察觉。4月8日，省委准备在招待处召开常委全体会议时，陈原道和刘亚雄等不幸被捕，被关押在天津市公安局。

陈原道等人被捕后，阮啸仙、廖划平、刘锡五等组成了河北临时省委，并于4月10日后把省委机关由天津迁至北平。中共中央决定，一面立即营救被捕同志，一面派出以殷鉴为首的一批领导，迅速组建新河北省委。5月8日，新的河北省委正式成立。然而，由于省军委负责人廖划平被捕叛变，新组建的河北省委机关再次遭到严重破坏，甚至留在天津工作的一些同志也未能幸免。6月26日，薄一波、刘澜涛等一批干部相继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8月初，薄一波等39人又被送到海陆空副司令行营军法处。在这里，薄一波被判刑8年。8月底，薄一波等“重要分子”全部被关进“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这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因建在草岚子胡同，被称作“草岚子监狱”。9月，陈原道、刘亚雄等被押解到北平，关押在军法处，不久也被转入草岚子监狱关押。

在草岚子监狱，对犯人实行法西斯专政，除女犯外，都带脚镣，大号七斤半重，小号三斤重。薄一波、陈原道等被关在南监，刘亚雄等女犯被关在北监。在这里，他们继续进行斗争。为了坚持长期斗争，殷鉴、陈原道、薄一波、杨献珍等一起研究认为，党员必须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以支部为核心，团结全体政治犯，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经薄一波提议，由陈原道担任支部书记。继陈原道之后，孔祥桢、殷鉴、薄一波等都曾担任过支部书记。作为狱中第一任党支部书记，陈原道想方设法把党团员紧密地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薄一波、陈原道等人抓住放风的机会，秘密碰头，研究情况，分析被捕党团员的政治表现、思想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教育计划，对表现坚强的同志给予有力的支持和鼓励，一批青年团员在狱中转为中共党员；对少数动摇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员团结起来后，党支部不仅领导难友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等的斗争，还开展了政治性斗争。经支部研究决定，利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开展一次争取“无条件释放政治犯共赴国难”的斗争，得到了全体政治犯的响应。

据当年草岚子监狱的难友刘武雄回忆：“在这艰苦的岁月里，狱中党支部为团结狱中全体同志，提高党、团员和群众的阶级觉悟和坚定的斗争意志，粉碎敌人的„反省政策‟和„高压政策‟，把监狱变成对敌斗争的战场和学习马列主义的课堂，每当集体在牢房院内放风的时候，我注意原道以及安子文、殷鉴、薄一波、刘锡

五、杨献珍、张友清等同志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一面饮水，一面低声细语，谈谈问题，我想他们大概是研究交谈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吧！”

与此同时，薄一波还同难友们把监狱变成学习马列主义的学校。他们克服困难，通过秘密渠道搞到许多马列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刊物及领导人的报告，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组织大家学习。正如陈原道在狱中情形的报告中所说：“这一工作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惟有加强这种工作，才能算达到我们真实任务，这就是武装我们思想与理论，出来时才会起更大的作用。

薄一波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在草岚子监狱斗争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手牵着手、肩并着肩，共同“迎接”敌人的皮鞭和酷刑；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他们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铁窗战友”。

抗日烽火中，薄一波与刘亚雄战斗在山西前线

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党做了大量工作。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也设法营救被捕同志。陈原道的岳父刘少白利用曾经当过天津市商品检验局局长的社会关系，多方活动，最终找到了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设法使对陈原道等人的判刑减轻。1932年9月，陈原道和刘亚雄刑满被保释出狱。陈原道出狱后，随即被河北省委派往直南磁县地区巡视工作，指导农民运动。11月，中共中央调陈原道赴上海，任江苏省委常委兼上海革命工会党团书记。刘亚雄与其同行，任江苏省委妇委负责人。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他不畏艰险，经常转移住处。1933年2月1日，因叛徒出卖，陈原道被捕，不久被作为要犯转押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面对敌人的酷刑，他威武不屈；面对叛徒的“劝说”，他痛加斥责。4月10日拂晓，陈原道等19位同志被绑赴刑场。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1岁。陈原道的牺牲，对刘亚雄来说是重大的打击。她强忍着极大的悲痛，揩干眼泪，怀着身孕离开上海，继续在白区活动。同年6月，刘亚雄再次调河北省委。此时，河北省委又遭破坏，刘亚雄接不上组织关系，而且又临产，只好返回太原，住在母亲家里，生下儿子。为了纪念丈夫陈原道，她为儿子取名“纪原”。不久，她毅然把儿子交给父母抚养，自己则踏上新的革命征程。1935年9月，刘亚雄在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

华北事变后，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随着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迫切需要大批有丰富斗争经验、能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领导干部。1936年9月，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建议、党中央批准，薄一波和53位同志经组织营救从草岚子监狱出狱。10月下旬，薄一波被北方局派往山西，组成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创造性地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思想，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成功地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他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特别是接办、改组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了山西新军，对华北抗日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对全国抗战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薄一波在太原见到刘亚雄时，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这里的工作任务很艰巨，我们很需要干部。”刘亚雄当即表示：“只要是党的需要，我没有意见。”1937年1月，太原军政训练班组建了女兵连，刘亚雄任指导员，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妇女干部。薄一波也很关心女兵连的成长，尤其是注重政治理论教育。他在百忙中抽时间亲自给女兵连讲课，主要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教育讲解，大大提高了学员的认识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在战争环境下，薄一波还尽可能地照顾刘亚雄。11月，薄一波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率决死队一纵队前往晋东南抗日前线。在行军途中，薄一波考虑到刘亚雄身体虚弱、行军步履艰难，便设法为她弄了一辆马车。可她坚决不肯坐，战士们硬是把她抬到车上。1938年春，决死一纵队政委薄一波命令刘亚雄率领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区队，开赴同蒲沿线的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发动群众。平遥的旧县长弃职逃跑，刘亚雄派出区队政治工作员梁济民出任平遥县长，组织了党领导下的平遥县人民政权。同时，成立平遥大学，刘亚雄自兼校长。5月，游击区队发展到3个区队，每个区队150余人。薄一波随即命令成立了游击第一大队，任命刘亚雄任大队政治教导员，八路军总部派老红军干部杨世兴任游击大队队长。不久，游击大队又奉命开赴同蒲、正太沿线，以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为中心活动，打击进犯根据地的日军，保卫了抗日政权。1939年3月，刘亚雄调任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在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历经数年磨练，刘亚雄成长为一名政治素质较高、指挥能力出色、文武双全的优秀妇女干部。1940年4月，刘亚雄被任命为太行区三专署专员，成为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

在晋东南抗日烽火中，薄一波和刘亚雄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工作，后又相继赴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在宝塔山下增进了革命友谊。1942年8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刘亚雄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薄一波于1943年11月初到达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后由于七大

推迟召开，他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并担任第一支部干事。

1945年4月党中央决定召开七大，并要求对经过整风的原七大代表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刘亚雄的七大代表资格是原山西地区党组织推举并呈报党中央的，尚未正式通知刘亚雄本人。晋冀鲁豫代表团是由刘伯承、薄一波率领，刘亚雄拟为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不久，由于托派问题一时说不清楚，刘亚雄的正式代表资格被降为候补代表。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使刘亚雄心情很沉重。刘伯承、薄一波很快了解到了这一情况，他们相信刘亚雄，立即指示她：放下包袱，参加七大。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刘亚雄和全体代表、候补代表一起，满怀喜悦地步入庄严、朴素的会场——延安中央大礼堂。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委员。

抗战胜利后，薄一波和刘亚雄这两位战友来不及细细体味胜利的喜悦，又踏上了新征程。薄一波重返太行山，战斗在晋冀鲁豫，刘亚雄则开赴东北，开展新的工作。

耄耋之年，薄一波与战友情深意长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和刘亚雄相继走上了领导岗位。薄一波先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刘亚雄先后任劳动部常务副部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1年6月，薄一波与刘亚雄等部分狱中难友重返草岚子监狱，共叙当年铁窗战斗的情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薄一波和刘亚雄都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迫中断了联系。薄一波因康生等人捏造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遭受残酷迫害，先后被关押12年之久。在被关押期间，他仍然孜孜以求地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表现了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念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1978年12月，党中央为薄一波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薄一波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1979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文革”中，刘亚雄未能幸免，也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蒙受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她和丈夫唯一的儿子刘纪原也被牵连。1970年，68岁高龄的刘亚雄被遣送到敦化干校“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被任命为交通部部级顾问，并连任全国政协第五、第六届常委。

平反后，薄一波和刘亚雄两位老战友才得以相见。刘亚雄晚年整理撰写了陈原道的生平传记，送到薄一波那里审阅，恰逢他生病，为不影响其身体健康，她嘱咐薄一波的秘书不要催。1987年5月，刘亚雄在北京带病主持“纪念山西女兵连成立50周年史料座谈会”。期间，薄一波在中南海接见了刘亚雄等原山西女兵连67位战士。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女兵连，并特地向大家介绍了刘亚雄“不平常的、坎坷的一生”，评价她：“真不容易呀！”

1988年2月21日，刘亚雄在北京逝世。3月3日，刘亚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厅隆重举行。80岁的薄一波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向老战友告别。他迈着沉重的步伐，缓缓来到刘亚雄遗体前，静静地默哀、三鞠躬，然后含着泪水离去。次年，山西省委、吉林省委、国家劳动部、交通部等联合编辑出版《刘亚雄纪念集》，薄一波亲笔题写了书名并作了序。他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刘亚雄的一生，说：“在革命和人生的征途中，亚雄同志经历了不少磨难，可以说是坎坷丛生，饱经忧患……但是，在这些磨难和冤屈面前，她没有消沉，她对党对革命始终初衷不改，矢志不移，而且愈挫愈奋，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薄一波还回顾了他与陈原道、刘亚雄夫妇的交往，说：“1932年秋，国民党准备迁都，对„政治犯‟实行所谓大赦，原道、亚雄同志都获释。随后，亚雄同志和她的爱人原道同志，一同去江苏省委工作。不久，原道同志又被反动当局逮捕，1933年牺牲在南京雨花台。面对这一

打击，亚雄同志坚强不屈。她一如既往，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毅力，战胜困难，顽强地为党工作，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把遗腹子抚养大。”

对于英年牺牲的陈原道，薄一波一直念念不忘，时隔近70年仍然动情地说：“陈原道，一个很好的同志。”1988年3月24日，为纪念陈原道烈士牺牲55周年，薄一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生忠贞，风范长存——纪念陈原道同志英勇就义55周年》的文章，回顾了陈原道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他说：“陈原道同志是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一生虽然短暂，但他为党的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已彪炳史册。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薄一波还把这篇文章收入自己的回忆文集《领袖元帅与战友》一书中，以表达对陈原道的怀念之情。2003年1月，在陈原道英勇就义70周年前夕，95岁高龄的薄一波挥毫写下：“一生忠贞，风范长存。”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对革命战友的深深怀念，浓浓的战友之情跃然纸上。

第二篇：读《新原道》有感

品中国哲学之精神

——读《新原道》有感

冯友兰先生所著的《新原道》一书，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本书中按照历史的顺序对古今之中国哲学加以评判。判断或评价就要有其标准，冯友兰先生用以评价和判断孔孟老庄等的标准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的精神。即极高明而道中庸。最后，他以自己所创立的“新理学”体系为结，阐述了“新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继往开来的地位。读《新原道》的过程，可以说是品中国哲学之精神的过程。

在自序中。冯友兰先生讲到，“此书并非哲学底书，而是讲哲学底书。此书之作，盖欲述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批评其得失，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所以先论旧学，后标新统。异同之故名，斯继开之继显。”本书主要是贯穿着冯友兰先生对于古今中国哲学的评判，彰显中国哲学之精神。著书的目的是叙述中国哲学主流的进展，批判主流哲学的得失，以显示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

冯友兰先生经常所说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新原道》一书评判各时期中国哲学的得失优劣所依据的标准。这是借用《中庸》的说法，《中庸》说: “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本来是说君子人格养成的，冯友兰先生借用它来表示中国哲学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所谓“道中庸”，因为它是入世的，而“极高明”则说明它又是出世间的。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这种境界是最高的，但又是不离乎人伦日用的。这种生活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它把高明与中庸对立统一起来。如何统一便是中国哲学所求解决的问题。对于它的追求便是中国哲学之精神所在。而能够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即使冯友兰所说的“圣人”。圣人超世间而不离世间，他的人格就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个人修养来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来说的。所以冯先生也说哲学所讲的精神就是中国哲学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他是以这一基本的精神来评点和论说儒道墨名等各家哲学，以揭示其对这一基本精神的追求中所有的得与失。以此标准衡量，虽然中国哲学各家各派都认为自己在讲“内圣外王之道”，但并不是每家所讲都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有些哲学偏于高明，有些哲学偏于中庸，但总的来说，都在致力于“极高明”和“道中庸”的统一。从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来看，这个问题解决得越来越完善，体现了中国哲学的进步。当然冯友兰先生认为自己的新理学体系是后来居上，继承了中国哲学好的传统，同时也吸收了西方哲学的优点，真正实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统一。

本书中，冯友兰先生以历史为顺序，具体评判了他认为代表着中国主流精神的各家哲学，共分为十章。

从孔孟讲起，儒家是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与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与自然境界的不同。分别就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此孟子所讲的“四端”，亦是孔子所常讲的）进行判定阐述。其中儒家关于“义利之辨”主张求义，即是求社会的公利，然后达到仁的境界。儒家虽常说仁义，但并不限于仁义。其所说的最高的境界同样不限于道德境界，而是在人的一生中逐步有一个境界的变化实现过程。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吾十有五，而至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冯友兰对于儒家之道的评判是儒家于实行道德中，求高的境界。不过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说，儒家于高明方面尚未达到最高的标准。

然后讲到杨墨。杨朱一派的人，就是早期的道家。主张“轻物重生”。人重生，需要不自己伤害自己，并且不使他人他物伤害自己。而达到“轻物重生”的方法有三种境界。“避世”“避名”是最初的方法。能只带宇宙间事物变化的通则并且可以加以应用来趋利避害是道家学说的第二重进展。庄子能“同人我，齐死生。”不以利害为利害，于是利害就真的不能伤害到自身。这便是道家学说第三步的进展。在此境界中“物物而不物于物”，真正能够“免乎累”，对于一切皆是主动。然后讲到墨家对于儒家的批评。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墨家主张爱无差等，而儒家主张爱有差等：墨家是功利主义的，儒家则不追求利。墨家只讲到功利境界。照“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墨家的学说不合“高明”之标准。

再次是名家。先秦名家出于“辩者”主要大师有惠施和公孙龙。但是一般辩者只“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但名家的大师惠施，公孙龙，则已经进步到有对于超乎形象者的知识。这是名家对于中国哲学的贡献，他们从批评形象以得到超乎形象。惠施从“天地一体”推到“泛爱万物”，公孙龙“欲推是辩以正名实。”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上名家是最先讲到超乎形象的哲学，但是他们尚未能以他们的哲学得到一种生活，所以他们的哲学虽然“经虚涉旷”，可以说比较“高明”，但在“中庸”的方面比较欠缺。

老庄道家经过了名家对于形象世界的批评，而又超过了这些批评，以得到一种“极高明”的生活。老庄道家清楚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分别，但对天地境界和自然境界却不甚分别，对生活有方内和方外的区分，就“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标准来说，其哲学是“极高明”的，但尚不能全符合此标准。

然后是易庸。冯友兰先生认为，《易传》和《中庸》的作者都受到老庄道家的影响更进于高明，又接着儒学的传统比较注重“道中庸”，达到了“高明”和“中庸”的统一，方内方外的统一。但《易传》和《中庸》的哲学只是认识到“有名”是可以超乎形象的，尚未认识到要完全讲超乎形象必须要讲到“无名”，因此其哲学尚不十分合乎“极高明”的标准。

接下来是汉儒，玄学，禅宗，道学。他们都不能完全合乎“极高明而道中庸” 的标准。最后以新统作结。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精神的进展，在汉朝受了逆转，经过三四百年，到玄学又走入了正路。中国哲学精神的进展，在清朝又受了逆转，又经过二三百年，到现在才开始又进入了正路。新理学便是中国哲学最新的进展。宋明道学家的哲学已经统一了高明和中庸的对立，但尚未达到极高明的标准。冯友兰先生认为自己的“新理学”利用了西方新逻辑学对于形而上学的批评，重建了一个完全“不著实际”的新形上学，此之谓“新”。“新理学”是接着中国哲学各方面的最好的传统，而又经过了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而建立的全新的形上学。它是最玄虚的哲学，他讲的仍旧是“内圣外王之道”，而且在冯友兰先生看来还是中国哲学精神最精纯的要素。

《新原道》把整个中国哲学看成一个发展的系统，注重各时期哲学的承续流变，这是它的独到之处，也是它的深刻之所在。所以我们认为在“贞元六书”中《新原道》一书有着独特的价值，是“贞元六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学哲学不单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单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中国哲学的主流所追求的是“内圣外王之道”，是成为圣人之道，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尽人之所以为人”。

李慎之先生才说：“冯先生说天地境界，对我启发最大。据说，先生认为自己生平立说，其他什么都可丢，唯有天地境界说不能丢。先生叫世人要认识自己是宇宙的一分子，确乎是究竟至极之论，将永远有裨于世道人心，而且能推动科学思维的发展。”这就是中国哲学所体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统一，超乎世间又见于日常伦理之中。在中国哲学之发展演进中品悟中国哲学之精神，在入世与出世间找寻中国哲学的独特价值内涵。

第三篇：《原道M80上手体验》

《原道M80上手体验》

原道M80不仅自带屏幕保护膜，而且后盖也贴了保护膜。这样就可以免去自己贴保护膜的费用和麻烦。现在如果单独去贴膜，感觉还是蛮贵；如果自己买来自己贴，老感觉贴不好，弄不好还会浪费一张保护膜。个人认为最好保留后盖的保护膜。不过，屏幕保护膜和后盖保护膜的质量都很一般，厚度也是如此，非常容易留下划痕。原道M80的下面板虽然没有做按键，但还是比较宽，不懂为什么，难道是把部分元器件做在那个位置？单手只能说可拿，还是要双手才好操作，毕竟屏幕是8英寸的。

原道M80的 TF扩展接口有保护盖，但这个保护盖有点小，很容易丢失。

购买后到手，发现一般手机、平板等产品的标配耳机（不管质量怎样）和充电器都没有，不配耳机倒还能理解，但连充电器也不配（就只一根数据线），有点难接了。虽然家里的充电有很多，但输出电流电压什么的不尽相同，我想输出电流和机子不匹配的话，应该多少会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

原道M80的屏幕属于暖色屏，色彩比较鲜艳，没有我想要的那种自然真实。因为屏幕尺寸比较大，所以1280x800的分辨率，189的像素密度不可能带来很好的屏幕清晰度。

刚到手时，可用内存仅约775MB。

第四篇：马原6道大题

1:结合实际，阐述如何在实践中做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

答：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肩负着许许多多的重担，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全人类的进步我们得不懈努力，这是我们不能推卸的义务，所以前方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作为大学生的我们首先应该全面正确的认识世界，在此基础上才能改造世界，而认识世界是从实践出发的，实践的两大基本尺度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故大学生必须理性的看待真理尺度、价值尺度及其关系。

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关系是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是个争议性很大的问题．。通常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重在强调二者的统一，另一种观点重在强调二者的对立。其实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点片面。因为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基本尺度。二者既相互对立、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相互独立或者是相互联系，所以正确理性的认识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实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的最完美的的方法。故准确地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对于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两种精神。二者之间有着共生互补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的改造建设中，只有将二者并重，才能保证发展实践的正确取向和成功。我们应以人文精神来理解和把握科学的价值,有助于把握科学的经济性，技术性，文化性等各个方面，有效的发挥科学精神带来的财富。但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追求表面的利益，真正的追求意味着包括思想、道德、文化、观念等在内的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人们在突出强调科学的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高度重视科学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科学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从而促进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们的实践活动总是受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制约。实践的真理尺度是指人们在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反映了实践对象的客观规律和本质的真理。人们只有按照真理办事，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实践的价值尺度是指人们在实践中所必须遵循的以满足人们需要为内容的特定的价值目标。任何实践活动都是上述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2：“不登高山。。。。指导意义”

答：“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的意思是不登上高山，不知道天是多么高远；不走进深谷，不知道地是多么深厚。启发我们要注重实践，实践出真知。就是凡事要自己经历了才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句话体现出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关于真理和价值辩证统一的原理，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统一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获得行动的自由

这句话对于时间的现实指导意义是：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统一

⒈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创造历史的两种基本活动。

⑴人类所面临的最普遍、最根本的矛盾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

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人类活动的两种基本形式。

认识世界是人们从观念上把握世界，把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变成自己的知识和智慧。

改造世界是人们现实地把握世界，按照自己的目的改造客观事物的结构和形式，使其满足自己的物质和文化需要。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互相促进

⑴改造世界是认识世界的根本目的和基础。⑵正确地认识世界是有效地改造世界的先导。

⒊自觉地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统一起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正确地认识世界，在正确认识的指导下有效地改造世界，实现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大学生在校期间尤其应该注意参加教学实践和社会实践，通过实践更加牢固地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更加深入地了解社会，提高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这实际上是把行当作知的基础。由此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要求我们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统一起来，结合起来。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地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从这个事例当中还可以看出，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理论，而中国传统哲学是直观的经验描述，但它们是悉悉相通的。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是一致的。

3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是指研究社会的发展动力由哪些因素组成和如何发挥作用的理论，是理论界始终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要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改革开放。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以往理论界探求社会发展动力的思想成果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造，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马恩指出，社会发展是由生产力最终决定、由社会基本矛盾内在推动、并由社会“合力”共同作用的，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迷，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基石。江泽民用创新的方式推动改革在新的起点向纵深发展。胡锦涛则强调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在生产力层面，毛泽东指出，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并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江泽民把生产力思想融入党建理论，提出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并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胡锦涛则把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在社会全面发展层面，从毛泽东的“工业化”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从邓小平“两个文明”到江泽民“三个文明”，再到胡锦涛“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邓小平“总体小康”到江泽民“全面小康”，再到胡锦涛“全面小康社会新要求”，都体现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思想不仅是一个理论体系，更对推动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全面审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价值之本，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有序发展的思想条件。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树立适应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抵制各种愚昧、腐朽的价值观的侵蚀，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合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推进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整体工程中的一项基础工程和生命工程。自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命题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了社会广为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几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层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基本内容、功能与作用、建设途径等方面形成了社会思想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彰显。随着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身完善的着力点，聚焦着思想理论界诸多学者的研究视线。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其主旨就在于追究理论的彻底性，从价值理念的视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进行抽象概括。它要求我们不仅要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和功能，而且要从价值理念层面对其进行哲学分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价值观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完善、更具理论逻辑魁力，也才能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为群众所把握。党中央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吸纳社会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融汇哲学社会科学诸多学科的理论智慧，概括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凸显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科学解答，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和发展，也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5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我们党的基本政治观点，是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否真正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的主体，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体现者，是决定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列宁指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江泽民同志也说过：“要在全党批判各种否定、贬低人民群众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牢固树立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是人民群众的科学观点。”

党的十八大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十八大之后，总书记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思想。完成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保证。同时，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也是推进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工程，对于进一步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6人的发展是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和基础,也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尤其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正确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人的发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理论。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发展包括人的自由发展、全面发展和人的和谐发展三重内涵;从主体角度看,人的发展包括人的个体发展和人的类整体发展;从历史维度看,人的发展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转化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确证了人在物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强调了人与社会、自然发展的和谐统一;人的发展观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突出了人的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和基础地位。

第五篇：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的高等教育思想回眸

摘 要：复旦大学原校长陈望道先生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在语言学、修辞学等众多领域的学者气质让他在学界备受瞩目。履职复旦大学校长后，他全心全意为学校师资、教学、科研等工作殚尽竭虑，形成了丰富的高等教育思想。

关键词：陈望道；高等教育思想；复旦大学

陈望道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语言学家，民盟中央副主席。1891年生于浙江义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陈望道早年曾在金华中学求学，后赴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主修文学、哲学等课程。回国后，陈望道执教复旦大学，执教足迹遍布中文系、新闻系、文学院，为复旦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献出了一生的精力。此外，陈望道还担任过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复旦大学校长，是这所百年名校名副其实的最大功臣之一。

一、钻研修辞学，归国执教印

当后辈研究陈望道的高等教育思想时，最深切的感受之一是，他不仅是一位教育学家，他还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上有着极高的造诣和丰硕的成果。二十世纪初期，年纪轻轻的陈望道就完成了《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作为法讲义》等高水平的著述。从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陈望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修辞学、美学、逻辑学等多个学科都是他所擅长的，这在上世纪初的中国学界是十分罕见的。尤其是陈望道于1932年完成的《修辞学发凡》，这是一部对中国汉语言学而言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专著，是汉语言学中修辞学研究发展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凭借这部宏著，陈望道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国语言学、修辞学领域崇高的学术威望。

陈望道的学养与他从小喜爱读书有很大的关系。《论语》、《大学》、《中庸》等传统典籍在少年陈望道手中早已翻旧。而他的两位舅舅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一位文笔流畅、简洁、清丽、明了，偏向于用最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深奥的古籍理韵。另一位则刚好相反，其文笔华丽、浓墨重彩、注重韵律、讲究修辞，尤其是喜欢在酒后创作意境豪放的诗词。在这两位文采极佳又文风各异的舅舅的熏陶下，陈望道逐渐悟出了汉语言修辞学的魅力。即便是不喜修辞、喜简洁明了行文的那位舅舅，在陈望道看来也是修辞学的高手，他只是在修辞上表面上很消极，但实际却具有非同一般的修辞效果。

上世纪初，陈望道曾获得了留学日本的机会，他丝毫不想放过如此难得的机会，在入读早稻田大学后更加勤于学术研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文学、修辞学是最负盛名的学科之一。诸如坪内逍遥、岛村龙太郎、五十岚力等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几位修辞学家都在早稻田大学执教。分别出自上述三位的专著《美辞论稿》、《新美辞学》、《修辞学讲话》在日本修辞学界被视为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最具学术代表性。尽管陈望道在这所世界级名校没有以修辞学为专业，但他本人深厚的学术功底、学校浓烈的学术气氛与优质的学术环境，让他对修辞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吸引他在专业学习之外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用于修辞学研究。从日本留学归国后，陈望道进入复旦大学任教。刚成为大学教师，他便为复旦大学开设了一门新课程――修辞学，并专心致志创作完成了《修辞学发凡》。1923年，这部著作就已经通过油印面世了，但直到快十年后的1932年才付梓出版。在出版前，《修辞学发凡》的油印稿曾经历了五次大的修改，并被冯三昧、熊昌翼、田汉、章铁民等修辞学学者在课堂上试教过。可以说，这本著作是在一边试教、一边修订、一边油印、再一边试教的过程中不断被完善的。

在谈到对修辞学的兴趣来源以及主张推广修辞学课程的原因时，陈望道说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下，西学东渐的潮流一直没有停止过，于是出现了不少以西学为纲人，他们身上总或多或少有一些崇洋媚外的影子，对中国文化、文学、文字大放批评言辞，说中文根本比不上英文；与此同时，虽然八股文已经被彻底否定，但是白话文体系尚未健全，很多白话文方面的东西还在探索建设当中，毋庸说学生，就连老师都不一定能将白话文使用准确。有鉴于此，陈望道坚信，在那个“青黄不接”的特殊时期，修辞学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向学生传授如何在文章创作中正确运用修辞是修辞学课程亟需解决的重任。陈望道在该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不仅是对修辞学这门学科而言的，更是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空白，让学界高度认可了他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涵养。1952年，他走上复旦大学的校长之位，在此后二十多年生涯中无怨无悔地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

二、教育顾国情，平易求团结

陈望道也是最早的一批参加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最坚强的领导，也是中国建设事业的顶梁柱，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入开展。自从承担起复旦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陈望道便始终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正确领导，并对党的领导无限忠诚。他履职校长一职开始，复旦大学就坚决施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作为校长的陈望道只要遇到重要的人事任免、教育大政方针、学校办学政策等问题或事务，都会将其提交至校党委会集体讨论、集体决定，自己从不搞一言堂。在陈望道的领导下，复旦大学始终沿着正确的教育方向发展，高等教育成就有目共睹。

陈望道一心扑在教育上，并有意识地定期考察国家的教育发展实情，再回头根据实际情况为学校订立规章制度。履职复旦大学校长没多久，陈望道便遭遇了一个十分为难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苏联在教育经验。究竟是不顾中国国情照抄照搬苏联经验，还是一切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办出有自己特色的高等教育。这个问题不仅是复旦大学才面临的问题，而是全国所有教育系统及其他社会主义事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初，高等教育经验还十分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借鉴苏联的高等教育办学经验是必要的。然而，把与教育相关的苏联经验不假思索地一味搬到中国显然是不符合教育规律的。以苏联学校作息制度为例，苏联的做法是六节一贯制，即一个上午学生要连续学习六节课，期间的休息时间非常短。这种作息时间引入中国后，陈望道指出，它显然与中国国情是相悖的。“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学生们，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作息习惯，抑或是用餐规律都有很大不同，如此不顾中苏差别的照抄照搬，是非常错误的。”陈望道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教育部门向上反映，很快得到了答复：教育部门要立即纠正六节一贯制。

复旦大学于1952年做出院系调整。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及华东其他地区的十余所大学融入复旦，它们要么整体融入，要么按专业融入，在此过程中，很多原本在各自研究领域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也成为复旦的一员。在调入调整涉及人员多、诉求广的复杂情况下，陈望道积极应对，多次亲自出马做新调入专家学者的工作，充分调动他们的教学科研积极性，维护整个学校教师队伍的团结稳定。陈望道为了请一位著名的外语系教授担任学术带头人，曾多次拜访这位教授，根本不像一位大学校长，而像一位拜请长辈的学生。在他的多次努力下，这位原本准备提早退休的教授接受了陈望道的邀请。对学术界的老前辈，陈望道可以放下校长的身段，对学术界的年轻新星，陈望道同样可以没有校长的架子，而是对他们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陈望道想尽各种方法，创造了很多有利条件，为的就是能够让这些学术新星们尽快成长、独当一面。如果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身为校长的陈望道一定会上门给予嘉奖。陈望道一心一意为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从教育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规章、团结教师、关怀后辈、迎难而上，赢得了复旦大学所有师生员工的爱戴。他们安心教学与科研，在各自的教育岗位上为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尽其能。对此，陈望道的个人作用和个人魅力功不可没。随着陈望道领导下的复旦大学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大标杆，海内外不少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向复旦大学提交了加入申请，师资力量得到迅速提升，学校跻身国内高校教育水平前列有了坚实基础。

三、教研两手抓，老骥仍伏枥

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教学与科学研究，陈望道不仅注重教学，对科研事业也十分重视。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认为教学是高校教育主要任务，同时，科学研究也必不可少。如果只重视教学忽略科研，将直接导致学校教学水平下降，难以培养出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人才。因此，陈望道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他常常组织师生开展科研工作，强调科研的重要性。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陈望道的积极努力下，每年复旦大学都会组织科研报告会，集中讨论当年重要的科研项目报告，讨论完成后还要大力进行宣传。陈望道倡导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总结梳理了广大师生的科研活动及成果，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师生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师生认识到科研之于教育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陈望道创建的科研报告会模式由于特殊的时局而一度关停，直到数年之后才在小范围恢复。然而今天，复旦大学的科研报告会不仅是该校一年一度的大事，同时也是国内高等教育界、科学界的一大盛事。参加科研报告会的除了科研主力军――各个专业系部的师生之外，复旦大学的行政部门也可以参加。根据陈望道曾经提出的要求，科研报告会不仅要体现复旦大学的高等教育办学特色，更要坚决落实我党的教育大政方针，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陈望道还坚持将复旦大学的科学殿堂向各种学派、持不同见解者敞开自由的大门，欢迎他们在其中自由研讨。这不仅有利于教学科研工作者能力的提升，更有利于繁荣我国的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复旦大学今天的成功就足以证明陈望道当年所思、所做的正确性。

在很多人看来，陈望道在高等教育中强调科研的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本人也是一名酷爱科学研究的学者。如前文所述，陈望道将很多精力都用在了中文语言学的研究上。而且，在他履职复旦大学校长时，他还同时受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学部担任委员、国务院高等教育学科规划委员会的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的会长。在出任这些社会兼职期间，他在中文修辞学、中国文化研究、语文教育等领域的科研贡献让海内外学者同行瞩目。就连毛泽东主席都曾对陈望道主编的《辞海》、撰写的《修辞学发凡》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不仅是智慧的全中国人民的心血，也突出凝聚了陈望道先生的力量。”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陈望道的健康状况每日愈下，然而他总是不放心复旦大学的教学科研，放不下国家的教育事业。他以崇高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心、惊人意志品质，在病床上撰写完成了《文法简论》，再次为中文语言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努力。

参考文献：

[1]陈立民.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43-44.[2]陈望道.陈望道全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2-4.[3]崔雪芹.大学校长访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68-169.[4]陈望道.陈望道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5-76

作者简介：

张?B（1982～），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程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

项目课题：2014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资助课题《河南省高等教育在全国的地位研究》，课题编号：2014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