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复议能否加重处罚的问题

第一篇：论行政复议能否加重处罚的问题

论文题目：论行政复议能否加重处罚的问题

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2007年8月1日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建设法治政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行政复议实施条例》正式实施，其中第51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在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范围内，不得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行政复议决定，但是对于行政复议终结后，行政机关能否重新作出对申请人更为不利的具体行政行为，我国法律目前没有作出更为具体规定。如果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该具体行政行为导致申请人承担比原具体行政行为更为不利的后果，申请人就可能对行政复议产生误解，认为行政复议不仅没有保护他，反而使他承担更重的法律后果。长此以往，可能在社会上对行政复议制度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为了进一步发挥行政复议制度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作用，本文根据所学行政法及行政复议实施条例深入探究行政处复议能否加重处罚的问题。避免当事人对行政复议制度产生误解。

文献综述：

第二篇：职工违纪能否经济处罚

职工违纪能否经济处罚？

2009/12/12 0:00:00劳动报

老马同志：最近我们单位罚了一名职工100元，因为他2次迟到还态度不端正。但这职工 说，现在国家不允许罚款了，故要我们退回罚款，否则就要告我们。难道对违纪职工企业不 能再扣罚了吗？读者田定军田读者：

当然不是。这里我主要介绍三点。

第一，单位对职工的违纪行为，一般会在经济上进行相应的惩罚，比如罚款。这可在原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中找到依据。但2008年1月出台的国务院令第516号文，已明确将《企 业职工奖惩条例》废止，因为已经有《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来取代。这样一来，企业再以罚 款形式处罚职工就显得缺乏依据了。而且企业作为用人单位，非行政机关，国家也没有赋予 其罚款的权利。

第二，不能罚款就等于在经济上再也不能处罚违纪职工了？国家好像也没有这方面的禁 止性规定。其实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为了组织正常有序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必须对职工进 行有效的管理，而奖惩就是主要的一种调节手段。从惩罚的形式来看，也无非是两种，一是 行政的，二是经济的。行政的主要有警告、记过、辞退等；而经济的则有扣罚款等。所以我 个人看法，罚款不行了，并不等于不能扣款，降低减少报酬或不发奖金等，而这些也都可从 现行的法律中找到依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实质都是让违纪职工在 经济上付出代价，只不过现在得换个名称而已。

第三，但如何行使经济处罚权是大有讲究的。这里我认为一定要把握好这样四个节点问 题：一是得制定完善的与经济考核相挂钩的奖惩制度，比如考勤制度，规定一旦违反可以不 发全勤奖之类；二是规章制度的制定与生效得符合程序，否则无效，不能作为处罚的依据； 三是职工的违纪行为一定得查实并与制度规定相一致；四是扣款得注意两个底线，一是不能 超过工资的20%，二是扣款后的工资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最后我还要说明的是，职工个人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这上面，而是应该放在如何遵章守 纪上，因为一旦违反制度或造成损失，单位是完全有权追究的；即使有的单位没有扣罚款之 类，但它规定了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后果比罚一点款更严重。

第三篇：检察院抗诉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重被告人刑罚

检察院抗诉发回重审的案件能否加重被告人刑

罚？

孙瑞红，男，河南淅川人，系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洛阳市刑事业务专业委员会委员，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专业兼职讲师，洛阳市青少年儿童六.五普法讲师团讲师，森合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两个条文是新旧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规定，相比之下就会发现，新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定了对发回重审加刑的限定。即“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那么，如果是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发回重审的案件能不能加刑？

首先，我们看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规定，显示出立法层面是在防止司法机关在被告上诉时，二审不加刑，但办案机关为了限制或者威慑被告的上诉权，发回重审，在没有新犯罪事实的情况下，让一审法院加重对被告人加重刑罚。其实发回重审，没有新的犯罪事实也不加刑是保障被告人上诉权的应有之义。如果仅仅上诉不加刑，发回重审还可能加刑，就会限制甚至严重损害被告人的上诉权。

其次，新的刑事诉讼法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第一款规定了两种程序，即第二审程序不加刑和发回重审程序不加刑。那么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是同时针对两种程序的，还是仅针对第二审程序不加刑的？我认为是仅针对第二审程序不加刑的。

1、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导致的是启动了二审程序，即如果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使用的是二审程序。二审程序可以依据证据证明的事实，看是否对被告人加重刑罚。但是仅仅是指二审程序。因为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启动的是二审程序。

2、发回重审不加刑，使用的是一审程序。发回重审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按照一审程序重新审理，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不可能补充起诉，公诉人在法庭上还是依据原来的起诉书进行指控，证据材料还是原来的证据材料，既然如此就不应当加重被告人刑罚。一审程序就不是---抗诉程序或者自诉人的上诉程序---二审程序。二者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根据最高法的解释，“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不得直接加重刑罚、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就说，二审法院以事实不清发回重审，就应当明确哪一方面的事实不清？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规定：

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并应当执行下列规定：

（一）同案审理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既不得加重上诉人的刑罚，也不得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

（二）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加重刑罚；

（三）原判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不得加重决定执行的刑罚，也不得加重数罪中某罪的刑罚；

（四）原判对被告人宣告缓刑的，不得撤销缓刑或者延长缓刑考验期；

（五）原判没有宣告禁止令的，不得增加宣告；原判宣告禁止令的，不得增加内容、延长期限；

（六）原判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没有限制减刑的，不得限制减刑；

（七）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不得直接加重刑罚、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的案件，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第三百二十七条规定，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判后，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五条和三百二十七条，明显是将刑事诉诉法第二百二十六条第一款所表述的二审程序和发回重审程序分开了，即三百二十五条所述的是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如何处理，检察院抗诉或自诉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限制，而三百二十七条所述的是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怎么处理，并且明确去掉“检察院抗诉或自诉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限制”的规定，显示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自诉人上诉的案件，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是限于第三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7种情形，而不应当包含第三百二十七条的情形。否则为什么不把三百二十七条的规定作为三百二十五条的其中一项呢？

综上，我认为，不管是因为检察院抗诉、自诉人上诉或者同时包含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发回重审，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补充起诉以外，一审法院仍然不应当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完）

第四篇：行政复议申请书(交通处罚)

行政复议申请书（交通处罚）

申请人情况：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经常居住地址：深圳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

请求撤销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支队南山大队编号为的《公共交通管理建议程序处罚决定书》；并依法退回本人缴纳的罚款；依法公开身着便衣控制申请人的身份及与交警的关系；依法查实执法交警的身份。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于2018年6月1日6:20左右骑自行车由沙河人行天桥西段的深南大道至铜鼓路十字路口处时，被一个便衣公民非法控制，其声称带我去一个地方登记一下就可以放行。此人的真实身份应当不属于交警，此人将我控制并带到深南大道与铜鼓路十字路口路中央的交通信号灯下（此处交警南山大队的警车停靠并有一伙身着交警制服的人），身着警服的人不断的盘查被便衣公民带到该处的人们。

据悉，控制申请人的便衣为交警南山大队的人，但其合法身份存疑，其也为向申请人出示其合法执法证件；身着交警制服的人也未向申请人出示其合法执法证件，在通过人脸识别后，向申请人开具了编号为

的《公共交通管理建议程序处罚决定书》。身着警服的有关人员还口里嚷嚷：“老板，这个交给你了；又来一个……”貌似当时是进行非法勾当交易的，令身着交警制服的人不亦乐乎。

编号为

的《公共交通管理建议程序处罚决定书》记载：“你于2018年06月01 日06时45分在深南大道-铜鼓路口东方向有如下交通违法行为：（1）非机动车接到行驶后补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的，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第89条、《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法实施条例》第70条第2款、《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55条第2款，决定给予罚款20元。” 申请人认为：

第一、处罚决定书记载的申请人的违法行为时间是不真实的；

第二、身着便衣的公民及交警制服的人不依法出示其道路交通执法的合法证件，其执法行为属于程序违法；并且，身着便衣的公民系受交警领导，其控制申请人的行为交警不但不予以劝告停止，而且他们配合默契，系无执法权的公民冒充交警进行执法，交警与其存在不合法关系；

第三、申请人的行为发生在深圳经济特区，依照《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交警有依法向申请人说明是否愿意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超过两小时的职责，其未依法履行，直接开具罚款，有违深圳经济特区关于交通管理的精神。

最后，交警的执法用语、执法态度等严重不符合深圳经济特区交通警察的执法管理要求。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交通警察支队南山大队编号为***4的《公共交通管理建议程序处罚决定书》执法程序严重不当，执法人员的身份不明。

据上事实和理由，申请人望复议机关能查明事实，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支持本申请人的申请复议请求，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督促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此致

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申请人：

****年**月**日

附：法律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八十九条 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非机动车驾驶人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实施条例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 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

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的非机动车，可以在受阻的路段借用相邻的机动车道行驶，并在驶过被占用路段后迅速驶回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遇此情况应当减速让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第五十五条 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十元罚款。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行政法规和本条例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二十元罚款；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五十元罚款：

（一）逆向行驶的；

（二）醉酒驾驶或者驾驭的；

（三）违反规定载人，或者行驶时速超过十五公里的；

（四）进入高速公路的；

（五）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横过机动车道时未下车推行的；

（六）非下肢残疾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

（七）自行车、三轮车加装动力装置的；

（八）电动自行车等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未依法登记，或者未按照规定悬挂号牌，或者未携带行驶证的；

（九）在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未按照规定车道行驶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第一百二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款规定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以 一百元罚款;违法行为人自愿协助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超过两小时的，可以免予罚款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违法行为人自愿协助维护交通秩序的，可以免除罚款处罚。具体执行标准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并向社会公布。

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由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罚款;违法行为人自愿协助维护交通秩序超过四小时的，可以免予罚款处罚。

第五篇：对交通警察简易处罚行政复议申请书

对交通警察简易处罚行政复议申请书

申请人：

工作单位：

住址:

驾驶证号码：

联系电话：

被申请人:

请求事项：

一、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制发的编号为NO:119065499568、NO:119065499569、NO:119065499570的三份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确认被申请人处罚程序违法，返还三次罚款500元整。

二、请求公布两个涉案监控设备的近期检验报告。

三、请求确认在德州百货大楼北十字路口设置的由南向北的车辆禁止左转标志违法，取消此禁令标志。

四、请求公布交通罚款的数量、流向。

事实及理由：

一、事情过程：

2012年3月19日，申请人到被申请人处进行车辆年检（车牌号为4T315），在查询违章时，一女性工作人员查询后说此车有三次违章，（后来出具的处罚决定书认定：第一次违章是2011年5月24日14时27分在振华街与兴武路十字路口，“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按所需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款100元，记2分；第二次违章是2012年1月2日14时17分在德州百货大楼北十字路口，“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的”，罚款200元，记3分；第三次是2012年1月26日10时21分与第二次同一地点、同一理由、同样处罚。）我查看违章记录照片后，记得2012年1月2日我在德州百货大楼左转时是由现场的一名女交警现场指挥、随前车行进的。我当场提出后，工作人员根本不听取我的申辩，柜台内的一名男性工作人员非常不耐烦地说：不行你就去德州处理去！我为了尽快把车检过去，只得在现场授受处理，我问罚多少，能否少罚点儿，那名女工作人员说打出单子来就知道了，随即打印出上述三份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填写上罚款数就让我签字，我只得签字后到银行交纳的罚款。

二、理由：

（一）处罚程序违法，行政处罚无效。

首先是被申请人处理申请人不能适用简易程序，其次是不听取申请人的申辩理由，再次是处罚决定书上无处罚法律依据、无交警签字。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被申请人适用简易程序对申请人处以100元、200元罚款，违背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交通安全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在《立法法》非常清晰非常明确，毫无疑问，《行政处罚法》是实施行政处罚所必须遵循的上位法、基本法。况且，《行政处罚法》中简易程序是单独章节单独规定的行政程序法，是专门法，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可以当场作出处罚决定”仅仅是简易程序中的一种语言表述表现形式，并非对简易程序这一概念单独另作了规定，其并非“同一概念或事实或事项”。所以，依据此条款对申请人适用简易程序实施行政处罚是十分错误的。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交通警察支队的下属大队能否作为行政处罚主体等问题的答复》（[2009]行他字第9号）第三条：本案的行政处罚行为作出时间是在违法行为发生后将近一年，地点也不在违法行为发生地，故不属于当场处罚。本案与以上答复属于同样的情况，所以被申请人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申请人的做法是违法的。

退一步讲，即使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工作人员不听取申请人的申辩理由、处罚决定书上无处罚法律依据、无交警签字，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款、《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也属于程序违法，行政处罚无效。

（二）不区分情节轻重、全部按照最高限额处罚，违反立法精神和法律规定。

道路的存在意义是为了公众通行，以提高通行效率为首要目的，以交通安全为前提。交通行为的主体是人（包括行人和驾驶人），任何法律和交通执法人员都不能否认他们的当场判断能力。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条、第三条，《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之规定，不区分情节轻重，一律顶格从重处罚是错误的，是违法的。

申请人的第一次违章是因为右转的路口被行人占道，并且横向车辆、行人稀少，申请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借道右转行驶，即使未按照标志指示的方向行驶，但是提高了通行效率，也属于违章情节轻微，完全可以不予处罚。更何况照片中只能反映出对面的路面有道路指示标志，却不能证明申请人行驶的道路上有指示标志。被申请人行政处罚的证据、理由不足。

申请人的第二次“违章”是因为元旦期间，车流、人流非常大，由当场一个女交警现场指挥、尾随前面车辆行进的，申请人有两个证明人。如此状况竟然被处罚，申请人情愿相信是被申请人的失误，而不是真正地“钻进了钱眼儿里去了”。显然，此行政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条“对违

法行为的处理应当遵循合法、公正、文明、公开、及时的原则”的规定。试想，在车辆年审时处罚近两年的车辆违章行为，会有多少人能够记得清楚每次违章的细节，又会有多少人交了类似的冤枉钱？？？

申请人的第三次违章与第二次是同一地点、同一事由，申请人非常不能理解的是在此处设立禁止左转标志的意义。申请人与很多驾驭人交流此事，他们都是见到此标志后右转走几十米再左转由东向西进德百，或者继续北向行驶，到德州大酒店路口左转回来，如此行驶只是因为一个禁止左转的禁行标志。难道设置此标志的意义只是为了让驾驶人多转几圈吗？这样明显地人为增加了此处的车流量、降低了通行效率！那么在此处设立禁止左转标志的意义何在？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如何进德百？第二次在元月2日的违章时，车流、人流非常大，交警现场指挥的情况下允许左转，事实完全可以说明在此处允许左转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的。我宁愿相信这不是执法机关为了罚款而设立的“执法陷阱”。因此，申请人要求公布当时设置此标志的理由、依据。退一步说，即便是设置此禁止标志的目的是因为此处车流量大，左转车辆会阻碍左侧直行车辆的行驶，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但是，申请人这两次的行为并没有造成如此结果，已经是顺利通行，属于情节显著轻微，被申请人也给予顶格处罚，显然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道路交通安全法》114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技术资料，可以对违法的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者依法予以处罚”，请注意条文中使用的是“可以”二字，并不是“应当”。作为驾驭人，我们从心理上宁愿相信立法者的本意并非为了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开辟一条生财之道，但恰恰是这“可以”二字确实在客观上的的确确已经是给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一条生财之道，这二字使得整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成为质疑的焦点。《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明文规定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教育，《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三条、第八条也有明确规定。但是，目前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热衷于通过安装电子眼等手段拍摄取证,假借交通安全为名，以罚代管，全部按照法律规定的最高限额处罚，将交通违章处罚演变为一种单纯意义上的惩罚，违背了交通违章处罚的本质。

理论上认为行政行为合理性包括下列原则：一是，适当性原则，即行政主体所采取的措施必须能够实现行政目的或至少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并且属于正确的手段。二是，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这是指如有许多措施可实现行政目的，则必须选择那些最有必要的，而所谓最有必要的就是选择对公众不会造成损害或损害最小的措施，即在能够实现行政目的的前提下，选择对公民权利侵害最轻的方式。因此，尽管从目前的规定看，交警电子取证在法律上并没有明文禁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交通执法仍应当遵循行政行为合理性原则，否则，势必会造成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侵害到公民的权利，有损行政行为的公正性。

法律、法规不是只约束公民的专政武器。秉公执法、执法严正，立法为公、执法为民是执法机关、执法者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免受侵害的根本。部分交通警察

在执法时，不接受群众监督、指正，此种工作作风、执法方式、执法态度严重损害了执法者、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形象；玷污了法律法规公正严明的庄严神圣；脱离了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人为制造公众与国家、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人为制造不和谐因素。作为执法机关、执法者利用职权，使用强权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是公权力的滥用；是对法律赋予的神圣职责的亵渎；是对纳税资源、国家资源的浪费；人为造成公众利益、公民个人利益损失。粗暴执法、钓鱼执法在部分执法者内心藏匿的劣根，暴露出其平时缺少党性教育、不加强思想道德学习、对法律法规继续教育的轻视态度；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本末倒置，是非善恶不分；强权专政，欺凌百姓，以权自肥，甚至以权分肥（如外地有交警每罚款100元，交通设备安装公司得款39元的报道）。以上种种，完全是与共建和谐、法制社会的立法、执法根本背道而驰，完全是与市委、市府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建设幸福德州的精神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