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投资西班牙的研究综述

第一篇：中国企业投资西班牙的研究综述

四、评述

（一）中国企业对西班牙投资文献评价

中国经济发展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西班牙投资在数量上将会越来越多，层次和结构上更加多元化，这也要求中国海外投资理论的发展能为当前投资提供参考，分析中西合作现状，为中西合作提供建议。

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分为学习型投资和竞争策略型投资并不全面，在具体地考虑投资问题时还要考虑到该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最为相关的研究对象是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如西班牙。大国综合优势理论重在对资源的优化组合，达到合理分配利用的效果。但发展不平衡问题一定程度上还是阻碍了经济发展。对外投资比较优势理论在具体投资上相对适用。既然有相对优势就存在相对弱势，所以具体投资问题上可以运用多种合作方式，达到两国优势互补效果。在投资分析问题上，宏观和微观要综合考虑。跨国直接投资门槛论指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是由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企业在母国积累起来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国际经验，是决定这些企业是否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的内在条件。当扩张的需要使企业产生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冲动，而且其投资能力又能够跨越对外直接投资“门槛”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就可能发生。”

这一理论重在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对外投资“门槛”，要求企业内在发展拥有足够的实力基础。这是多数企业现在所走的方式。许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企业，尤其是以国家作为后盾的国企实力雄厚，在拥有了投资能力并跨越“投资门槛”的情况下，率先尝试探索海外投资发展道路。

中国对西投资，因具体投资项目而异，既有学习型投资，又有竞争策略型投资。这是由两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两国国情所决定的。西班牙是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多个领域两国能够展开合作，经贸往来存在互补性。

理论要结合实际，中国企业对西投资问题还要看西班牙国家的具体经济发展状况。西班牙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发达，政治稳定，是完全市场经济体，开放程度高，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劳动力素质高且相对低廉，在众多领域拥有独特优势，竞争力强。近年来中西经贸发展迅速很大程度得益于西班牙内需旺盛，也是中国企业赴西投资一大诱因。在对外经贸关系上，因中西两国政府大力推动，中西两国经贸外来不断增多，西班牙对中国的经济需求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而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也离不开西班牙的支持，尤其是以西班牙为跳板，扩宽欧洲、北非、拉美市场对中国来说十分重要。

随着今年来中西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前往西班牙投资，但从总体上而言，目前西班牙对中国的投资要大于中国对西班牙的投资。由于两国经济状况的差异，中西两国合作方式开始多样化，如两国优势产业的相互投资、中西合作对第三国的投资等。

虽然中国对西班牙投资发展空间很大，但目前也存在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中国企业自身的不足和缺陷，也有西班牙经济环境的问题。

（二）中国企业对西班牙投资的看法和建议

1.在海外投资理论方面，我觉得目前国内理论虽有独到之处，但尚不成系统、不够完善。发展出完善、合理适用、符合中国国情的系统的海外投资理论需要借鉴国外已经相对成熟的海外投资理论，依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体实践经验总结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西方发达国家从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发展时期就开始了海外投资的探索，发展殖民地经济，对国外市场商品倾销，然后是单方面资本输入，一直到现在的多种方式并存的合作投资，期间海外投资理论通过具体地实践、顺应国家发展不断地完善。总之，中国的海外投资理论发展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探索，而理论是否适用在于能不能符合当时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2．海外投资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方方面面，内容复杂繁多，既要考虑到国内环境、企业发展实力，又要考虑到国际投资环境，具体投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投资政策、和其它条件，所以不存在“一刀切”的海外投资理论。

3．在投资环境方面，西班牙有相对优势，考虑到两国关系的发展(政治因素)，西班牙更为适合中国企业投资。如，现今美元对人民币贬值，使中国外汇储备大大缩水，对西班牙投资能有效对冲风险。

4．中国企业发展迅速，借助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产业链转移等潮流壮大，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海外发展方面。中国企业需增强多个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与西班牙相比没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可以用学习型投资方法，学习和增强自身实力。增强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了解。政府要鼓励和支持非国有企业发展自身、“走出去”。在双方意识形态问题上，求同存异，加深了解。趋利避害，规避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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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动因分析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动因

李景峰 崔艳梅

据英国学者约翰·邓宁（J.H.Dunning）的投资发展周期(英文简称IDP)理论，各国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出与流入，都要经历五个发展变化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IDP第三阶段，即在初具规模的对外投资基础上，伴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开辟已成为中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策略；中国已进入资本输出阶段，且发展迅速。这一过程中企业无疑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体，政府更多的是制定引导性政策，但政府可通过对企业“走出去”的动因进行分析，从而在积极推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同时，鼓励本国企业的境外投资行为以寻求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和经济效益。

企业是追逐利益的主体，海外投资是实现利润的手段，而企业跨国发展的根本动因就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目前国际投资理论中，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海默（Stephan Hymer）的垄断优势论、费农(R.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论、贝克莱（P.J.Buckley）和卡逊（M.Casson）的内部化理论、邓宁（J.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以及小岛清（KiyoshiKojima）的边际产业扩张论。1 他们都从某一侧面论述了海外投资的动机，但还不能完全揭示我企业境外投资的动因；如有些理论主要以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全球战略角度来关注其对外投资的优势与动机，强调跨国发展的企业需要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和地位。显然，照此论断，我大多数企业都不可能产生跨国发展的动机，因为无论从规模、资本还是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技能等方面看，我企业同发达国家企业相比尚存在明显差距。

根据我国特点，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动因可归纳为以下七种类型：

（一）资源约束型

目前我企业境外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比例是进行资源开发，这也是国家重点鼓励的境外投资。资源约束不仅体现在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发展上，甚至直接影响到国家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为维持国内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中国必须参与国际分工，尽可能地利用世界性资源。当前，为解决资源的瓶颈制约，我企业境外资源开发最热衷的是石油、有色矿产及森工行业，这也体现了企业控制资源，即控制上游产业的一种战略思维。为实现这一目的，企业或通过在资源国购买油区块、新建矿山来控制原材料供应，或直接收购其他企业的股权来控制资源。

另一方面，资源开发还应包括人力资源的开发。虽然我国人 2 口众多，但从“资源”角度看，人力仍是一个稀缺资源，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投资开发。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2003年的联合发文中定义了四种类型的境外投资，其第三类就是在国外建立研究发展中心。在这方面，华为集团在印度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当地丰富的电脑软件人力资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市场扩张型

企业境外投资是外部竞争的需要，这是国际众多跨国公司的竞争理念。很多公司把在国外直接投资当作先于竞争者进入国外市场的一种方式，因此当竞争对手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时，自己是不会等闲视之的，目前很多国际汽车知名生产厂家争先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也即是出于竞争需要，这与我企业在国外开展的并购类似。例如联想集团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通过其历史悠久的品牌与完善的销售网络，新联想将成为仅次于美国戴尔和惠普公司的世界第三大个人电脑生产商。据统计，目前全球前十大个人电脑生产商占据着全球市场的60％到65％，投资银行机构摩根斯坦利发布的全球个人电脑生产商所占市场份额则显示，2004年第三季度，戴尔电脑占据全球市场18％的份额，惠普电脑占到16％，而IBM和联想合占8.7％；这对于与IBM的个人电脑业务整合后的联想而言是有利的。

此外企业跨国发展的另一诱因是为了获取当地优势。一是为 3 了减少运输费用和服务费用，离客户越近，产品和服务越容易适应当地市场和顾客的偏好；二是为利用资源，如廉价的劳动力、低价的能源和其他资源等。海尔集团在国外建立生产基地，即出此考虑。

（三）技术跃进型

与世界级大公司相比，我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是技术创新能力弱，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因此，我国企业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这就促使许多企业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或通过在发达国家购并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技术集聚地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使我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技术研发方向，将海外研发机构的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形成“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量海外技术获取型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IT等行业。仅以IT行业为例，有首信集团在美国 4 新泽西投资组建的Mobicom公司，作为海外研发机构，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等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美国硅谷、美国达拉斯、瑞典、印度和俄罗斯成立了5家研究所；联想集团则已建成全球化研发网络，并在中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

（四）规避壁垒型

对于一个向外扩张的企业而言，贸易壁垒是令人头疼的。虽然自由贸易是必然趋势，但贸易保护主义始终存在。目前，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都变得更加隐蔽，除关税外，还有WTO规则框架下所允许的诸如技术标准、环保要求、检疫条件，进口配额，以及区域性贸易组织对外部非成员国的歧视政策等非关税壁垒，以上种种均使得我国产品的进入存在困难。因此在境外建立生产基地就成为最优选择。目前，我国电视机生产企业在美国市场遭遇反倾销，使得很多企业萌生了在墨西哥建立组装生产基地，再通过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想法，因为墨西哥与美国同属于北美自由贸易区，便于规避。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纺织品，由于很多国家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设限，如配额限制，因此企业必须绕过

（五）内部化战略型

内部化是跨国公司理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就是跨国公司投这方面的限制，在当地设厂，通过出口半成品再加工以寻求解决。

资境外可以实现公司内部交易替代市场交易，具有多方面的功效：

1.降低交易成本、合理避税 境外投资可以将国际贸易变成公司内部的商品调拨，这必然减少交易费用，例如免去了市场拓展和合同洽谈这些中间环节。内部化为我企业合理避税和价格转移提供了依据，因为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国不同，内部化的转移价格使母公司的账面上可以增加很多的利润，如降低高税率国家的价格、提高低税率国家的价格，从而减少了跨国公司的总税款负担，提高总体利润。

2.减少经营中的不确定性 企业作为一个生产者，必须消除一些不确定因素，包括产品上游和下游的不确定性，如铝厂投资铝矿公司是为了确保原材料供应和价格的稳定，而铝厂投资装饰公司则是为解除对其产品需要的不确定性，力争今后市场风险降低到最小。内部化可以是直接投资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企业，也可以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在国际上，很多的纵向并购都发生在生产过程或经营环节密切相关的企业之间，而且是处于生产同一产品、不同生产阶段的企业之间的合并，如原材料供应者和生产者，因为对彼此的生产状况较为熟悉，合并之后较易融合在一起。目前资源类开发项目中，有些是直接投资建立新的企业，直接拥有资源开采权，而有些是通过收购具有开采权的企业来间接拥有 6 资源开采权。

3.确保自有知识产权安全 内部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可以实现专利、专有技术和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充分利用，因为投资建立的企业，无论是绿地企业还是控股企业，都属于企业的子公司，知识产权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我企业为了不使自己的技术被竞争对手掌握，更倾向于自己为国外市场生产而不会通过许可证让另一公司使用该技术或品牌，也就使得企业不得不在目标市场建立生产基地，走上跨国经营的道路。在知识经济时代，专有技术的重要性会越发突出，同时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使在海外建厂变得更加受到保护，这为我国实现从产品出口到技术出口、资本输出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4.实现价格控制和利润转移 进行境外资源开发完全可以看成是内部化理论的一个运用。企业投资控制了资源，把进口完全变成了企业内部的一种关联交易，使企业可以控制价格并实现利润的转移。例如，投资氧化铝开发，我企业与当地公司合资，企业有两个利润来源，一是合资公司收益分红，一是企业购买原材料，我国投资企业可以将合资公司生产出来的原材料价格做得较低，投资的利润率不一定很高，而是将利润转移到企业低价收购合资公司生产的原材料上，从而实现企业较高的综合收益。

（六）产品周期型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本是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将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静态发展到了动态，它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成熟和标准化三个阶段，同一产品在不同的生命周期上，各国间贸易会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将这一理论运用在海外投资方面，则呈现出因技术水平的差异而导致各国之间的投资呈梯级开发的投资趋势，该理论也很好地揭示了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电视机行业的发展比较典型，最早日本投资中国生产电视机是因为我国技术落后，当时的CRT电视机已经到了标准化生产阶段，虽然在日本接近淘汰阶段，在我国却大有市场。而现在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液晶和等离子体电视机，传统的CRT电视在我国几近淘汰，但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还保持着技术的领先并有一定市场。企业必然面临产品升级换代，需要为旧的生产线寻找出路，因此将这些生产线卖到国外，建立组装厂，可带来很大的利润空间。

（七）政策推动型

政策推动包括国内政策推动和国外政策吸引。从国内看，自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有关政府部门在境外企业设立的审批、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和税收优惠、境外加工装配、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例如自2002年10月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陆续批准24个省、自治区、直辖 8 市进行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对企业境外投资采取了积极的政策支持，包括境外企业产生的利润，可由企业自主决定保留用于境外企业的增资或者在境外再投资；允许境外投资使用多种外汇资金来源，自有外汇不足的，可以使用国内外汇贷款、政策性外汇贷款或者购汇解决；允许跨国公司通过财务公司运作、银行委托放款或通过直接放款等方式，在集团内部开展跨境资金运作；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境外机构可以直接使用国内总行对境外中资企业国内母公司的授信额度为海外中资企业提供贷款等。截至2004年底，外汇局共支持1152个项目在境外投资，中方投资总额51.19亿美元。

从国外看，东道国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是另一重要诱因。虽然WTO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周边国家也很关注一国的优惠政策，但政府为增加就业和增加税收总可以找到吸引外资的手段。这包括税收减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对土地和效用成本给予补贴等激励手段，同时也包括提供信息，给潜在的投资者以特殊的场所设立公司等，这无疑对外来投资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带有趋势性的值得不断跟踪分析的过程。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共同努力，政府通过对企业境外投资动因的分析，发挥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使“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在未来我国内 9 部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同时，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知名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向世人展现中国企业的强劲实力。

（作者单位：中国进出口银行成都分行）

(本文刊载于《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杂志2005年第5期)

第三篇：西班牙投资移民居留签证介绍

世 贸 通 移 民 机 构

西班牙投资移民居留签证介绍

西班牙以欧洲大国的身份向投资者抛出投资换居留的橄榄枝，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热烈的反响。一些投资者非常想清楚的了解“西班牙投资移民居留签证”的要求和情况，下面，我们请世贸通移民专家来介绍。

西班牙投资移民居留签证初始有效期初为一年，持有投资移民签证者可以在有效期内随时入境西班牙，最少入境一次，但对停留时间无限制。在签证到期前或到期后90天内，投资者可以申请投资居留。世贸通移民介绍，持有者只要仍然持有50万欧元以上不动产，并出示相关证明，可继续申请下一次两年期居留，其配偶和十八岁以下的子女也享有同样权利，对于因健康原因无法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也可一同申请。关于收入证明，目前参考标准为户主每月2200欧元，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每人500欧元。

持有此类居留证不能申请更换为有效期5年的长期居留卡，如果想得到长期居留或西班牙国籍投资者必须证明在西班牙有连续居住。

另外，世贸通移民专家介绍，该居留许可的持有者可在西班牙工作和经商，不需要更换为商务居留或工作居留。如持有者无工作，则不能享受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

西班牙投资移民长期居留为授权于在西居住和工作的外国人士享有与西班牙公民一样的权利，并且无限期的在西居住和工作。

申请长期居留需要递交哪些材料？

a)有效期内的护照原件以及复印件，或在西境内合法的旅行证件原件或复印件。

b)支付其办理长期居留过程中所需费用的证明文件。

世 贸 通 移 民 机 构

c)如果在西班牙境内居住，并且需要提供属实的居住信息的，必须提供未成年人在西班牙接受义务教育的证明。

d)如果是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居民，必须出示其有效期内的蓝卡。

e)如果是上述条款中第三和第七条中情况的，必须出示其配套文件以证明身份。

f)在上一条的情况下，必须出示其无犯罪证明以及由本国签署颁发的证明其申请时的5年内无任何犯罪记录的文件。

第四篇：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典型案例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典型案例分析

一

中国对外投资现状 对外投资：今年1-10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257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5.4亿美元。

吸引外资：1-10月，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961家,同比增长20.38%，实际投入外资金额678.67亿美元，同比增长19.26%。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262家,同比下降1.17%，实际投入外资金额31.36亿美元，同比增长10.75%。欧盟二十七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22家,同比增长4.9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4.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5%。

1-10月，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510.08亿美元）、台湾省（56.85亿美元）、新加坡（44.36亿美元）、日本（34.59亿美元）、美国（31.36亿美元）、韩国（20.69亿美元）、英国（13.53亿美元）、法国（9.33亿美元）、荷兰（8.7亿美元）和德国（7.78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89.91%。2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10600亿美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晓强６日介绍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已走过３０多年历程，截至２０１０年９月，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利用贷款累计３４００亿美元。

张晓强在第四届中外跨国公司ＣＥＯ圆桌会议上说，２００９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跨国投资大幅度下降近４０％，但中国仍然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９４０亿美元，基本保持了２００８年的水平，位次升至全球第二位。“引进来”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跨国公司和各类外国企业在中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经济效益。

张晓强介绍，与引进来相比，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迈出重要步伐。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９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存量增加了７．４倍，已经达到约２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９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近４８０亿美元，占全球的５％，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国已设立了１３０００家境外企业，分布在全球１７７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三个季度，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又达到了３６３亿美元。中国政府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合作，这不仅为中国发展提供了能源资源，获取了先进技术，也为投资对象国带去了资本、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

张晓强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已由“引进来”为主向“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转变。从引进来看，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使外资在推动国内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区域均衡发展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在走出去上，中国将继续按照市场导向和自主决策原则，引导各类所有制企业有序到境外投资合作，扩大在能源、资源、高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提高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

二

中国对外投资特点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四个特点（2010-11-01）

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坦言，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四个特点：领域广泛、方式多样、水平提高、增长迅速。

陈健称，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呈现以下特点：领域广泛、方式多样、水平提高、增长迅速。对外投资从绿地投资向跨国并购等多种形式扩展，2009年并购投资占当年对外投资总额的34%；对外承包工程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外派劳务市场秩序好转，高级技术劳务派遣比例上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大幅提高。

陈健称介绍，对外投资合作是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拉动出口、稳定就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经济建设，关注当地民生发展，带去了资金、技术，增加了就业、税收，增强了东道国自主发展能力，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通过对外投资合作，中国与东道国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提高了务实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成为促进双边关系的重要推力。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这些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较快，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仅占全球存量的1.3%，投资规模远不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欧美海外企业多占据行业高端，中国企业大多仍处于中、低端行业。国际化经验不足、管理人才缺乏、海外市场占有比例较低，中国企业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还有较大差距。所以说，大力推动实施“走出去”战略，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陈健说。

个人观点

行业相对集中：海外并购仍然主要活跃于资源相关行业，2010年上半年公布了14宗资源行业领域的海外并购交易，最大一宗海外并购交易是中石化以47亿美元的价格自ConocoPhilips购买了加拿大Syncrude公司9％的股份；另外一宗大额海外并购交易是中投公司再次投资加拿大PennWest Energy公司，累计投资额达12亿美元。“资源行业仍将处于主导地位，这也与国内经济发展对资源的高需求量相一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它一些行业也开始受到中国投资者的青睐，如高科技、制造业以及服务性等行业。”

国家相对特殊： 澳大利亚仍然是资源行业海外并购交易活动的主要目的地, 非洲大陆也获得了越来越多来自于中国的投资。普华永道中国并购服务部合伙人李明表示，“中国投资者不但拓宽了海外并购的行业领域，同时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也开始走向成熟市场，如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等地。

近年来，中国除在苏丹成功地进行油气开发，使苏丹从一个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一举成为石油出口国，在加蓬、尼日利亚、尼日尔、特别是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投资油田开发，成绩显著。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安哥拉向我出口原油２１７０万吨，首次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为中安双边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２００６年６月，中国与南非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南非是非洲大陆唯一拥有核电站的国家，并拥有丰富的天然铀资源。但南非结束殖民统治以来，电力体制改革和建设滞后，出现了严重的电力短缺。去年１１月我随***同志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访问南非，在与非国大座谈和正式会谈中都谈到了电力短缺和电价改革，已成为改善民生的迫切问题。

三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四大瓶颈(2009-06-03)

中国“走出去”战略呼声一片之时，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官员，成思危和樊纲等知名学者却济济一堂给当前企业海外并购泼了一盆冷水：外汇不放开、贷款银行缺乏、政策促进不升级、文化排斥不融通，中国企业还没有那么幸运能大规模“走出去”。从昨日出席“海外并购战略研讨会”官员和经济学家的规格与规模可以看出，政界学界对当前“走出去”瓶颈的关注可见一斑。警示之余，众人纷纷建言献策。

瓶颈一：外汇不放开

●可设立稀缺外汇资产外债市场

资金障碍是制约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问题。业界的共识是，只有完全放开资本管制，海外并购的星星之火方能形成燎原之势。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说，当前解决企业“走出去”的一系列困难，首先需要金融体制加速改革。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迟迟未能下决心放开外汇管制，是出于两个担忧。其一是担心一旦放开外汇自由买卖，将带来境外资本炒汇风险；其二是担心引发中国民间财富流失海外。

尽管两个担忧很难短期内打消，但国家发改委官员则绕过此症结提出，中间性、渐进性的改革“这个可以有”。

国家发改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孔泾源表示，可以把稀缺的外汇资产设立外债市场，中国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在内都在国内的海外基地购买品牌、购买资源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找回货币政策的资本权。

瓶颈二：贷款银行缺乏

●可增加海外并购贷款银行

我国高额外汇储备与海外投资借款尚未形成良性互动。2008年末，我国资产结构中对外直接投资仅占6%，而储备资产高达67%。日本2007年此数字分别是10%和18%。

国家发改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司长孔令龙表示，融资渠道方式相对单一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一个突出问题。目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机构仅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两家银行资本金不足严重制约企业“走出去”步伐。企业海外并购所需资金一般要几十亿美元，多则上百亿美元。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基本上没有参与海外并购和海外融资。

数字显示，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支持比例中，商业银行不到5%。

瓶颈三：政策促进不升级

●政府可参与并购可行性研究

商务部日前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将企业海外投资审批核准权利下放到地方。但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建议，当前应出台一部促进“走出去”的国家性法律，将促进境外投资提高到立法高度。他指出，此举“非常必要”。

成思危表示，政府应参与到并购初期的可行性研究环节，可行性研究是海外并购最难的环节。

企业对海外资信掌握不够、可行性研究和分析不全面，导致并购后发现“上当”的情况很多。他指出，应建立境外投资促进中心，支持企业做初期工作的调研基金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若并购成功可归还政府出资部分，失败则国家也承担部分损失。以此分摊风险。他还表示，境外投资应逐步由审批制转向核准制，最终转向以咨询服务为主的登记制或备案制。瓶颈四：文化排斥不融通

●并购后可采取本土化管理

随着企业海外并购增长加快，中国经济威胁、资源掠夺等国际舆论的非经济因素正影响着海外并购的成败。

并购后文化的融合也至关重要。此前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即因当地工会问题将企业搞垮。海尔收购美国美泰克时，管理层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非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文化政治因素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难关。北京第一机床厂2005年并购德国百年品牌科堡集团时曾遇同样问题。其并购完成后，德国媒体刊登大版面负面报道，并引用科堡老员工的话说：“对于北一这个母亲来说，科堡这个孩子太大了。”北一最终决定不辞退科堡老员工，避免公司内部躁动，并用反映北京城市现代化程度的宣传片打消媒体质疑，赢得德国媒体随后的正面报道。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表示，我国部分企业已经在并购后实现了非常高水平的管理本土化。他在韩国、日本考察中国企业并购后的公司时发现，一些企业已实现完全的本土化管理。（王晓然）

四

跨国并购成功的要素

（2009-03-16）

——专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康荣平

：现在是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的最好时机吗？

康荣平：从2008年开始，今后的一或两年时间里，也就是在金融危机期间，有两个因素对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是有利的，第一是资产价格低，第二是政治障碍小。以前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不是价格过高，就是因为政治等原因，人家不愿意卖给你。但并不是价格低所有的企业就要一窝蜂地去做海外并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还是应以业务发展和战略布局为导向，避免“抄底”心态，同时也要对并购之后的整合难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为配合海外并购，企业应该制定怎样的战略？并根据这一战略做哪些相应的准备？

康荣平：战略必定是中长期的，短期的就不叫战略。战略准备在企业并购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很多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时候，都缺乏完整的战略。TCL在检讨跨国并购受挫时承认，战略准备不足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联想在并购IBM的PC业务之前，曾经请美国麦肯锡公司做过一个战略规划。麦肯锡的建议是多元化，结果这条路走不通，联想被迫裁员，这个时候IBM主动找到联想，希望向其出售PC业务，据说柳传志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很吃惊，这说明联想在海外并购方面同样缺乏战略。

对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国内研究者没有给以足够关注的是IBM。这件事是IBM主动提出来的，IBM在推动着件事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且希望并购能够成功，因为这涉及到其在中国的利益，成功并购之后，IBM是最大获益者，而这也是联想并购及其后的整合，能够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

人才准备是重中之重

：您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和跨国经营的难点在哪里？

康荣平：跨国并购最大的瓶颈是人才问题。截止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失败案例，大部分问题都出在人才方面。海外并购和去海外新建工厂不同，新建工厂可以自己控制速度，可以招收符合自己期望的员工。而并购完成之后，马上面临的就是运营，尤其是对于知识密集型的产业，人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麦肯锡公司做了一个关于国际化人才需求的调查，他们认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至少需要75000名中高级人才，而中国目前这样的人才只有5000人。人才问题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难点。所以，中国企业要想走出去，应该尽早培养和网罗人才。

：人才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招聘国际化的人才和保留原有管理团队的方式来解决？

康荣平：TCL并购阿尔卡特之后，宏董事长施振荣表示，不看好这次并购，原因是IT行业变化太快，不给你时间整合。TCL在并购之后才开始全球招聘，并购完成较长一段时间之后，李东升仍然表示，他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国际化的助手，这就为其并购失败埋下了伏笔。

上汽并购韩国双龙，刚开始连会韩语的中高级管理人员都没有，派不出合适的人去管理双龙。上汽保留了双龙的原管理团队，但双方的文化沟通还是存在障碍，再加上韩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并购之后麻烦不断。

并购对于人才的要求，不同行业的差别很大。资源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对人才方面的要求相对低一些。尽管如此，中国的大型国有石油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之前，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是花了很大力气。中石油、中石化很早就选拔英语好的员工，一批批派往欧美学习企业管理，然后去实习海外业务。现在中国几大石油公司主持海外并购的人，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留学并实习过的。

：中国是否也缺乏海外并购的财务、法律等中介机构？

康荣平：非常缺乏，特别是缺乏中国本土的中介机构。目前中国的很多企业做海外并购，都去找麦肯锡、波士顿等外资咨询公司。如果由本土的中介机构来做并购咨询，适合性肯定会更好一些，立场也会更趋于一致，希望中国本土的中介机构能够尽快成长起来。

决定并购成败的七项因素

：决定跨国并购成败的因素有哪些？或者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具有哪些共性？

康荣平：我做过一个“跨国并购难易程度表”，对照下表，有7项因素决定跨国并购的难易程度，如果4个因素占优势，并购相对就比较容易，成功的几率也更大。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成功的案例，基本上具备并购双方的心理距离比较接近、企业规模是大并购小、产品创新速度比较慢等特点。

例如在机床行业，欧美的机床企业大部分都是家族企业。近年来大连机床、沈阳第一机床、北京机床等中国机床企业，连续并购了数家德国机床企业，成功的原因都是大吃小，行业技术变革慢。温州制鞋企业哈杉成功收购意大利老牌制鞋企业威尔逊，情况也与此类似。

：您曾经将中国企业与日本企业海外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哪些结论？

康荣平：我曾经对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企业海外并购的情况进行了对比，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非西方语言文化国家的企业并购西方企业时，遇到的障碍，比现在的教科书上阐述的难度还要大，也就是要比60%的失败率还要高，几乎没有日本或韩国的企业成功并购大中型西方企业的案例。

日本企业更多采取在海外建厂等渐进模式向海外拓展，20世纪90年代初，日元迅速升值，在这一因素的鼓励之下，日本企业开始海外并购，但这些并购成功率极低，结果损失惨重。

在并购领域也存在“文明的冲突”问题。台湾明基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很快就败下阵来。据明基的人员回忆，西门子手机的工程师非常高傲，他们很难指挥这些工程师工作。

在亚洲国家当中，有一个国家是特例，这个国家就是印度。印度塔塔集团近5年来进行了30多起海外并购，基本上都获得了成功。

：为什么印度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能够获得成功？

康荣平：针对西方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并购中提出的整合理论，我们提出了一个“融合”的概念。整合居高临下，融合就是强调和谐，而不是居高临下。印度企业在海外并购方面能够获得成功，原因是印度用英语，长期是英国的殖民地，受英国文化影响较大，在语言和文化沟通方面相对容易。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印度文化强调融合，印度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也强调融合，而不是侵略和征服，这对于印度企业成功并购起到了很大作用。

需要告诉中国企业的是，海外并购受行业、政治、文化及经济周期等多方面的影响，没有现成的模型可以学习。如今是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在这个时代，都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都应该明白在哪里能够获得相对廉价的战略性资源，试图海外并购的企业，一定要及早制定战略，找到相应的人才。

欧洲联盟盟旗

欧盟现有27个成员国，人口5亿，GDP16.106万亿美元。欧盟的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欧盟的盟旗是蓝色底上的十二星旗，普遍说法是因为欧盟一开始只有12个国家，代表了欧盟的开端。实际上这个十二星旗代表的是圣母玛利亚的十二星冠，寓意圣母玛利亚将永远保佑欧洲联盟。欧盟27国总面积432.2万平方公里。

欧洲联盟（欧盟）是一个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的27会员国，位于主要在欧洲。它成立于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加入新领域的政策，以现有的欧洲社会。与5亿市民，欧盟相结合产生的估计有30 %的份额，世界各地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欧盟已经制定了一个单一市场，通过一个标准化的法律制度，其中适用于所有会员国，保证人，货物，服务和资本的迁徙自由。它保持了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包括农业和渔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15会员国已通过了一个共同的货币，欧元。在对外政策上，代表其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在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和在联合国的会议上发言，维护其成员国利益。

2001年，欧盟已经体现的作用，在司法和内政事务方面，包括许多会员国之间根据申根协定取消护照管制。而且在某些领域，它取决于会员国之间的协议。不过，也有超国家机构，能够作出决定，而不管协议的成员。重要的机构和组织的欧盟，包括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联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欧洲法院的司法和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国家公民选出议会每5年一次。

欧盟的起源，可追溯到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其中6个国家在1951年和罗马条约于1957年。自那时以来，欧盟已经长大的大小，通过加入新会员国，并增加其权力，通过增加新的政策范畴，它的职权范围。该条约在里斯本签署了在2007年12月的用意是修改现行条约，以更新的政治和法律结构的联盟，如果批准是在2008年落成。

第五篇：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6个案例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6个案例

来源：2012年8月16日 中国矿业网 作者：中国矿业联合会 常兴国

在境外矿业投资过程中，中国地勘单位和企业不断探索、实践，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学到了不少的教训。在成功投资的同时，也有很多的体会；在遭受一次次挫折之后，更多的感受到国际化征程的艰辛；在探索自己道路的同时，发现着身边值得借鉴的故事。无论是有益的经验还是具有借鉴价值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为中国企业境外勘查开发的现时梳理坐标，为将来“走出去”的企业提供参考。

案例1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收购Canaco公司收益突出

有色地调中心以中色地科（香港）公司为投资平台，通过定向增资方式投资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的加纳克公司。加纳克公司是一家在多伦多上市的初级勘查公司，其主要矿业权是在坦桑尼亚的金矿和钻石矿以及在墨西哥的金银矿。金融危机发生后公司股票价格一路下跌，有色地调中心抓住这一机遇，在股价下降时锁定投资价格，2009年3月: $0.05/股参与融资, 购买32,000,000股(占总股本的35.2%)，附加16,000,000的购股权行权价位0.07/股(2年有效)。2009年6月26日完成全部交割。

完成这一投资后，中色地科成为加纳克公司的第一大股东（35％），拥有董事会过半数的表决权，出任公司董事长，派人进入经理层，拥有今后公司和项目增资的优先权，从而实现了对公司的有效控制。在这之后我们对公司仅仅是派出了一名管理人员，保留了公司原管理层。

有色地调中心进入后对公司整个发展战略进行大的调整，一方面将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墨西哥项目转让掉，获得转让资金。第二把不熟悉的金刚石的项目放弃，放弃了坦桑尼亚金刚石的项目选择权。第三集中精力、财力、物力主攻潜力最大的坦桑尼亚金矿项目。实际上在这个地区里地表已经有了高含量金的露头，这个公司之前也打了12个钻孔，但是他的运气不好，12个钻孔都不是太好，公司股价不是太好。有色地调中心进入后重新调整了整个勘查方案，调整了找矿思路，经过半年的工作，2009年10月,公布了第一批钻孔结果，十分令人鼓舞。MGZD0001孔见矿59.0 米，金 4.28 g/t ；MGZD0012孔见矿 56.0 米，金6.34 g/t ；MGZD06637孔见矿37.0米，金12.45 g/t ；MGZD073孔见矿 32.0 米，金 9.27 g/t。消息披露以后公司股价涨到1.4毛。第一个孔打了59米厚，股价从1.4毛涨到4.7毛，最高7毛多。最后涨到6块多，翻了100多倍。进入后加拿大公司进行了三次的融资，主要是面对一些投资机构和市场进行融资，09年6月27号进入后，一方面从09年11月份以每股3.5毛价格募集资金535万加元，2010年4月，有色地调中心对购股权行权, 总股数增为48,000,000股，总共只投入272万加元。2010年7月, 有色地调中心通过Canaco公司这个平台，进行融资。当时公司股价已升为1.5加元/股, 以1.4加元/股价融资，成功融得2500万加元，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又募集了1.2亿加元。

至2010年9月3日, 由于找矿的好消息，公司股价已升至2.9加元/股。48,000,000股价值约1.4亿加元，有色地调中心的投入，在一年半内，升值51倍，体现了商业性矿产勘查要赢利的基本观念，矿产勘查国际化经营取得了成功。

对于地勘单位境外矿产勘查，王京彬董事长建议，地勘单位在利用投资手段参与国际竞争时，应将目标锁定在境外上市的初级勘查公司上，主要原因一是因为投资初级或草根勘查公司所需收购资金较小，地勘单位能够承受；二是因为这类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均有做过不同程度地质工作的勘查项目，具有一定发展空间，能够发挥地勘单位的勘查技术优势，并在切身参与公司的运作中学习国际化经营的理念和经验。相对控股型的投资比较适合国有地勘单位采用。在实施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全球化勘查当成经营活动来做，而不能当成是项目来应付。只有这样，才能用实实在在的找矿成果，赢得所在国政府及民众的支持。王京彬董事长还强调，在国际化经营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利用法律为自己护航。在法律顾问的选择上，宜以当地律师事务所为主，如果能找到在当地从事法律服务的华人作为自己的法律顾问更好。

有色地调中心副主任付水兴在谈到在加拿大的投资经历时总结道，作为一个单位在对外投资时一定要认清本身是什么公司，要明确对外投资的目标，要发挥本身的优势，要准确定位，要投资什么项目，作为我们地勘单位更多的要从草根项目开始做起。在股权比例上不要谋求控股，尤其不要谋求绝对控股，因为我觉得像我们走出去现在是管理一个上市公司，无论是从人才管理包括资金等等方面，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起步的学习阶段。要尽量利用原来公司的经营团队。“走出去”不能套用国内的评价体系。因为国内的矿权是比较落后，在国外获得矿权只要不符合财务目标的该退就退出来，不要恋战。要选择合适的矿种，像铜、金市场需求大的应该是首选的目标。依法依规按合同办事。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的融资渠道，因为仅仅靠最本身的资金很难解决这块问题。

评析：有色地调中心在Canaco公司公司低价位时，不通过第三家，直接果断收购；通过加拿大上市初级勘查公司这个桥梁，进入非洲；选择了一个干净守信的初级勘查公司，作为合作者；利用有色地调中心技术优势，制定勘查方案；按国外上市公司要求规范运作，迅速进行二次融资。只用了一年半时间，不仅找矿成果显著，资产也快速大幅增值。

案例2 五矿集团成功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

中国五矿集团(下简称“五矿”)曾期待能对澳大利亚第二大锌矿公司OZ Minerals Limited(ASX：OZL，下简称OZ)实现“全面要约收购”，最终这一收购变为成功的“部分资产收购”。

2009年4月23日，澳大利亚政府正式同意五矿收购OZ矿业公司大部分资产；此前，澳政府曾以国家安全理由拒绝了这一收购申请。获批的新方案剥除了位于澳大利亚军事敏感地区附近的Prominent Hill矿区，五矿将收购的OZ资产包括Sepon、Golden Grove、Century、Rosebery、Avebury、Dugald River等多个矿区，以及其他勘探和开发资产，上述资产的收购价为12.06亿美元。

OZ董事总经理兼行政总裁Andrew Michelmore对该收购报以极大诚意：“我们很高兴已与五矿签订了具有约束力的条款。这项交易将为我们的偿债问题提供一个完整的解决方案，并为公司股东保留了一部分矿业资产。”OZ还预测，完成交易后，公司将拥有约5亿澳元现金余额，并保持其核心资产Prominent Hill的独立经营权。焦健还表示：“收购顺利结束后，五矿将专门成立公司来经营OZ的资产，但尽量保持原有管理团队。”

五矿总裁周中枢2009年3月6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跟踪OZ四五年了，收购OZ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也不是跟随潮流。五矿收购OZ是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来决定的。”焦健进一步解释了五矿收购OZ的原因：“收购符合公司突出主业的战略布局，有利于双方资源共享，也可以保证公司铜、锌的供应。”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一落千丈以及澳元贬值，OZ公司陷入财务困境。OZ Minerals2月27日公布的2008财报显示，公司全年税后净亏损达24.85亿澳元(约合109.22亿人民币)；其中由于金属价格一落千丈，公司资产减记高达23.1亿澳元(约合101.53亿人民币)。去年12月1日，公司暂停其股票在澳大利亚证券市场的交易，寻求再融资减债。表面看来，竞购者有一个低价买入的好机会。实际上，潜在买家寥寥无几使OZ Minerals一度沦落到“为了生存可以卖掉任何可卖的东西”。

五矿原计划以每股0.825澳元全资收购OZ，总报价为26亿澳元(约合115亿元人民币、17亿美元)现金。如果以该公司最后一个交易日每股0.55澳元的收盘价格计算，此报价存在约40%的溢价；此外，五矿还承诺承担OZ约11亿澳元的全部债务。然而，五矿对OZ“连锅端”的收购计划意外遭到澳大利亚投资审查委员会(下称“FIRB”)否决。3月27日，澳财政部长斯旺宣布，因交易涉及澳大利亚的国防军事禁区，否决五矿出资26亿澳元收购OZ 公司的交易；但他同时强调澳政府依然愿意考虑接受剥离敏感资产外的其他资产及业务的收购备选方案。

被否当天，加拿大《金融邮报》援引业内人士分析称，成为事件焦点的Prominent Hill矿区正是OZ的一处关键资产，因此在得不到该矿区的前提下，五矿是否还有意收购OZ是一个问题。但五矿并未放弃与OZ的交易。焦健表示：“公司随后根据澳大利亚政府的要求，重新提交了收购方案。虽然我们放弃了全资收购，但我们的承诺和报价也随之发生合理的改变。”

根据调整后的新方案，五矿将以12.06亿美元(约合17.50亿澳元)收购OZ Minerals公司的部分资产，这一价格比原来报价减少了约10亿澳元，五矿也不再承担OZ的债务；除了Prominent Hill矿区，五矿还剔除了OZ位于印尼的Martabe金矿、柬埔寨和泰国勘探类资产及上市股权(包括其在Toro能源公司中的权益)等资产。

在新方案中，FIRB要求五矿作出一些承诺并未改变：所收购资产以商业目标进行独立运营；通过在澳大利亚成立的公司来对矿业资产进行经营，管理团队以本地人主导；遵循国际基准价格和市场准则；保持或是增加位于澳大利亚的Golden Grove、Century和Rosebery锌矿的就业，并根据经济形势重开目前被关停的Avebury和Dugald River矿；遵守澳大利亚工业关系有关法律和劳工权利；保持和提高当地就业水平，尊重与当地社区达成的协议。

对于上述承诺，斯万表示，能够保住近2000个澳大利亚的就业机会，这也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焦健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所要求的承诺是为了保证OZ的本土化运营，符合商业规则。我们将成立专门分公司来经营所收购的资产。”焦健称，五矿在经营海外资产上已积累了经验，因此五矿对澳政府的承诺不会对OZ资产经营产生实质影响。

澳政府宣布批准新收购方案后，OZ澳大利亚上市公司股价当日上涨2.63%，收于0.585澳元。截至5月3日，OZ股价已最高涨至每股0.795澳元，接近五矿每股0.825澳元的最初全资收购报价。

在于墨尔本举行的OZMinerals公司股东大会上，经全体股东投票表决，压倒性通过OZMinerals公司以13.86亿美元的对价向中国五矿出售其主要资产的方案。结果在意料之中，过程却惊心动魄。据了解，在OZMinerals公司股东大会前夕，五矿突然将收购报价从原来的12.06亿美元增加到13.86亿美元。据悉，自4月1日五矿公布收购OZMinerals公司部分资产方案以来，OZ股价上涨了约59%。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股东大会前一天，即6月10日，不断有“程咬金”杀出冲击这一交易。其中，两个“不请自来”的方案提议OZ利用股市和可转换债券筹集资金；而澳大利亚媒体还报道称，澳大利亚著名投资银行麦格理集团将提交价值14亿美元的资产重组方案。

评析：五矿之所以能成功收购OZ，与其反应敏捷、行动迅速的市场化运作不无关系。此外，五矿将OZ的敏感资产ProminentHill铜金矿从收购名单中剔除，减小了这一收购的阻力。张琳表示，在澳方最初以国家安全因素为由否决五矿收购OZ100%股权仅5天后，五矿就公布了修改后的方案；面对资本市场变化及竞争对手搅局，五矿又以最快的速度增添了收购筹码。“国际金融市场越动荡，海外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就越不可预测。中国企业要想在海外收购中不摔跤，要重视谈判技巧，准确把握时机，而且要强化企业公关能力，注重企业形象的塑造，以减少各方阻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国际中介机构在海外并购中的作用，减少风险。此外，中国企业的海外扩张才刚刚开始，要注意积累优秀的并购交易和跨国经营管理人才。”针对FIRB(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国外投资检查委员会)要求而作出的对被收购资产独立运营，管理团队以本地人主导，遵循国际基准价格和市场准则，保障当地就业等的承诺也是收购能够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

案例3 中钢南非ASA铬矿项目面临停产

南非，曾是中钢进军海外矿业的荣耀之地。中钢南非办公基地中钢大厦位于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北部，这栋17层高、披着蓝色外墙玻璃的大楼，在周围低矮而分散的建筑中如同鹤立鸡群。

自1991年在南非考察铬矿项目开始，中钢在南非的铬矿基地已发展成年产能约130万吨、仅次于英国斯特拉塔公司（Xstrata）的全球第二大铬铁生产商。目前，中钢在南非的主要项目包括，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下称“ASA”）和中钢-萨曼可铬业有限公司（Tubatse Chrome Minerals Pty Ltd，下称“Tubatse”）。在南非艰苦打拼了20年之后，中钢已堪称在南非投资的中国资源类企业中的佼佼者。

不过，2011年4月，中钢南非铬铁基地最主要的负责人--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素伟却突然主动离职，离开他呆了11年的约翰内斯堡，以及他亲自买下的中钢大厦。中钢在南非的困境，开始为外界察觉。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因至今无法周全解决BEE股东利益分配，中钢在南非的铬业资产，正面临停产的巨大风险。

1995年，在4年的摸索之后，中钢在南非终有斩获。当年12月，中钢与南非林波波省发展公司（现名Limpopo Development Agency，下称“LimDev”）签署合资协议，并于1996年11月在南非注册成立合资公司--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ASA）。根据协议，中钢以现金形式投入1910万美元，占合资公司60％股份；南非合资方以迪劳孔（Dilokong）铬矿山入股，占合资公司40％股份。ASA是中钢在南非最主要的矿产项目，也是当时中国企业在南非最大的资源类投资项目，项目包括一座年产40万吨的铬矿山和年产12万吨铬铁的冶炼厂。

ASA成立之后，困扰中钢的最大的问题是，按照南非政府的BEE法案（提高黑人经济权利法案）重新进行股改。南非政府于2004年正式执行BEE法案，该法案试图通过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将南非的白人经济逐渐转移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手中，以此来平衡两极分化，并为黑人平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BEE法案对中钢在ASA的控股权产生了实质威胁--BEE法案规定，在南非境内的所有公司必须将其股份按25%股份加一票否决权的最低比例出售给BEE股东，即黑人股东。这就意味着，ASA的股东中钢与LimDev，必须将从各自60%、40%的持股比例中，同比出让25%股权给BEE股东。而一旦做出转让，中钢在ASA的股比将缩减至44%，失去对ASA的控股权。

随即，中钢北京总部向中钢非洲代表处总代表张素伟传达了对BEE股改的原则性意见：ASA的60%股权，不能有任何变动。中钢不放弃ASA控股权的态度，符合国内企业海外矿产并购的主流做法。大多数中国企业认为，矿业是一项高风险的投资，没有控股权很难保障利益。而更直接的原因是，中钢不愿意错过铬铁扩产良机，并期望在全球铬矿格局中提高自身地位。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全球不锈钢产业便开始迅猛发展，产能扩张如火如荼，冶炼不锈钢所需上游原料镍矿、铬铁、铬矿等，价格一路飙升。

既要符合BEE法案，又要按照中钢总部的要求保证控股权，这可能是张素伟接手中钢南非业务后遇到的最大难题，而他当时看起来也已经“解决”了这一难题。到张素伟2011年4月离职前，中钢名义上依然持有ASA 60%股权。中钢方面至今不愿意透露其具体的做法，仅表示“2006年12月，张素伟通过创造性的成功谈判，得以保持中钢在ASA的60%股份不变，保证了企业能够在南非法律更改的情况下平稳过渡，为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2010年，面对媒体问询ASA项目BEE股改的具体措施，张素伟亦以“得到反对BEE法案的南非政坛人物支持”为由含糊带过。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中钢当时为此支付了不菲的代价。

据介绍，当时，正值ASA扩产计划实施之际，扩产计划包括两个封闭式电炉、一个球团厂、一座新矿山，计划总投资额达33亿兰特（约4.4亿美元），由中钢与LimDev按持股比例分担。但当时林波波省财政状况不佳，LimDev面临被私有化的危机。正是利用林波波省的财务危机，中钢与LimDev达成了一项新股东协议。根据新股东协议，中钢负责ASA当时扩产项目所需全部投资，LimDev不用为扩产计划投资，但须从自己40%的股份中拿出30%，以应对BEE股改，其中25%给BEE股东，剩下的5%给当地社区（Maroga）。除了多付原本由LimDev承担的那部分扩产投资资金，中钢还在新股东协议中承诺，其将“协助”BEE股东融资，因为矿业股本所需资金巨大，BEE股东难以自掏腰包购买LimDev 出让的30%股权；而在获得中钢的协助后，BEE股东将以ASA扩产后的资产价格，从LimDev手中购买30%股权。如此一来，虽然LimDev对ASA的持股比例由40%稀释到10%，但此举对它来说却是一举三得，一是，其能按ASA扩产后的资产评估价格出售30%股权；二是，由中钢承担了LimDev应出的扩产资金；三是，LimDev不花一分钱增加了资产总额。

但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中钢的这种做法，等于用巨额资金保住了ASA的控股权，是一种“打肿脸充胖子”的做法。一位中钢内部高管告诉本报记者，当时中钢不顾付出资金代价保住ASA 60%股权，主要是因为中钢急于获得海外资源，并急着将ASA产能扩大，今后还想在ASA基础上向非洲其它地区及矿种扩张，一旦失去ASA的控股权，中钢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将大打折扣，海外资产总额也将大大缩水。这位高管解释说，中钢当时认为，控股权能够保证中钢在ASA今后利益分配中的主导权，而ASA的30%股权的出让金，可以通过中介评估等方式压低价格。

2010年，主要由中钢出资的ASA扩产计划基本完成。扩产后，ASA的铬矿储量为5000万吨，年产铬矿60万吨，产铬铁近40万吨，2010年产值达40亿兰特（约合人民币38.4亿元）。2010年底，张素伟对媒体透露，中钢在ASA项目中共投入3.5亿美元，少于此前计划的4.4亿美元。而据本报记者获悉，中钢用于ASA扩产的资金中，有2.75亿美元是从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借款方为ASA，担保人为中钢集团。而在我国非上市国有企业中，母公司通过为子公司提供担保被业内诟病为“利用政府优势套取银行资金”。除了银行贷款，其余的资金原计划来自中钢集团自有资金，但由于集团自有资金至今没有到位，所以，除了已建成的一座球团厂和两座电炉，ASA扩产计划中的新矿山一直未能建设。

对与中钢签订的新股东协议，LimDev的所有者林波波省当局表示满意，并于2006年开始寻找五家BEE公司担任ASA的BEE股东。一共有43家BEE企业或财团参与了受让ASA 30%股权计划，其中不乏南非政要。LimDev最终选定了五家BEE企业，其中包括南非2010年世界杯组委会主席欧文·科扎（Irvin Khoza）所有的Tunache投资公司，以及副总统莫特朗特之子任总裁的一家财团。BEE股东确定后，LimDev与中钢商讨“协助”五家BEE股东融资，LimDev方面称之为“资金转账”。也正是在此之后，双方就融资以及对ASA30%股权的估值问题，中钢与LimDev开始发生重大分歧。LimDev方面认为，既然已经找好BEE股东，中钢就应该按照新股东协议，“协助”这些BEE股东融资。但中钢表示，其仅可以“协助”BEE股东向中资银行及外资银行贷款，而不能由中钢自己贷款给BEE股东。上述知情人士透露，中钢依然坚决反对LimDev提出的融资要求，“即便中钢同意，但由于其整体盈利能力下降、负债高企，也无力帮助BEE股东融资”。

这意味着，如果LimDev撕毁新股东协议，中钢将面临失去ASA控股权的困境。然而，以目前中钢的资产状况和融资能力，要拿出7亿-8亿兰特，以保持ASA的控股权，可能还需要中钢之外的力量的帮助。而如果中钢不履行BEE法案，后果也许更为严重。一方面，中钢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受到南非政府的制裁，另一方面，中钢在海外尤其是非洲的声誉将严重受损。中钢将如何解决ASA的BEE股改难题，目前尚不得而知。这在南非外资投资史上也属先例。业内人士表示，ASA可能成为外资矿业企业在南非进行BEE股改的经典教材。

控制权可能失去，而更糟糕的是，好不容易进入盈利状态的ASA项目，目前又出现亏损。张素伟2010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钢非洲业务平均年利润8亿兰特（约合8亿元人民币），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能达到10多亿元。但2011年5月，ASA却单月亏损约3000万元。导致ASA亏损的直接原因是，当初ASA扩建时的集团自有资金不到位，矿山产能没有跟上冶炼产能。由于矿山产能与冶炼产能没有同步扩大，目前，ASA铬铁所需部分铬矿不得不外购，原料成本比原来高出一大截。而由于ASA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原有矿山扩产计划受阻，中钢已初步计划在今年七八月份关闭ASA所有电炉。

南非当地的外部环境，也对ASA的运营不利。南非铬铁业的瓶颈一直不在于资源，而在于支持电炉正常运行的电力，但2011年，南非的电力供应环境却在继续恶化。事实上，2010年以来，垄断着南非95%以上的发电能力和供电系统Eskom公司已将电价上调了约25%，并限制铬铁企业用电量。除了中钢，铬铁巨头Xstrata在南非的工厂也在2010年6月份关停6台炉子，7月关停11台，8月关9台，减产幅度为16%。此外，美元贬值、不锈钢市场景气度下降，也是给ASA运营带来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前述知情人士称，实际上，ASA的盈利基础比较脆弱，虽然其2010年实现了账面盈利，但其经营层面却是亏损的。

如今，对中钢而言，ASA依然是一项值得维持的资产，ASA的潜在价值也在业内得到公认。中钢集团一位管理人士甚至认为，在中钢目前所有的海外资产中，ASA质量最好，也最有价值。而如何保持对ASA控股权并改善其经营现状，是摆在中钢面前的难题。但目前，中钢单凭一己之力，或已无法为ASA提供大规模资金，停产，乃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总结：并非偶然，在国内和海外两个市场中，在贸易和矿业两大业务上，中钢遭遇的困境，均源于一个根源：过度追求规模和速度，而忽略了风险控制，甚至，超出了自身资源与能力的界限。透过南非铬业项目ASA的浮沉，中钢的海外风险或可窥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企业“走出去”至今，依然停留在计算销售收入的初级阶段，距离真正的国际化经营水平还比较远，海外业务潜藏的风险通常比较大。其中，海外资源、能源类项目的运作难度及风险最为突出。无数经验证实，在强手云集的海外资源市场打拼，堪比战场，必须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也如同下一盘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每一步棋子都可能成为日后或大或小的隐患。

案例4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错失澳大利亚稀土项目

“全世界都在为即将来临的稀土短缺危机寻找解决方案，莱纳将成为中国之外的第一个新的稀土供应来源”。澳大利亚莱纳股份有限公司(Lynas Corporation Ltd.，下称莱纳)董事长(Executive Chairman)尼古拉斯·柯蒂斯(Nicholas Curtis)在报告中展望说。“中国之外”“第一个”“稀土短缺危机”，即使是对于不甚了解稀土为何物的澳大利亚投资者，这些词语也足以引起浓厚的投资兴趣，过去几年里他们早已习惯了“中国需求”制造的资源价格上涨。2010年11月9日，莱纳股价上涨6.35%，收于1.34澳元/股。仅仅在大约一年前，莱纳还挣扎在破产边缘，其股价一度跌至0.125澳元/股。

2010年10月的一天午后，在悉尼港湾附近一座写字楼的办公室里，莱纳首席顾问王鸥谈起莱纳起死回生的过程，亦悲亦喜。透过34层的玻璃窗，可以俯瞰美丽的悉尼歌剧院。不过，引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国有色)入股未遂这一过程，至今仍让王鸥五味杂陈。

2008年，当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扩散到全球，澳大利亚是少数经济仍可称得上健康的发达国家。尽管如此，极度依赖外部需求的澳大利亚矿业也受到很大冲击，莱纳像大多数澳大利亚中小矿业公司一样，面临着资金断裂无以为继的命运。即使庞大如矿业巨头力拓者，也不得不转向财大气粗的中国寻找拯救者。当时，莱纳也找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白衣骑士--中国有色。这并不令人意外。出身法国外交官家庭背景的莱纳董事长柯蒂斯，是最早到中国闯荡的外国冒险家之一。上世纪90年代，柯蒂斯离开澳大利亚麦格里银行，就是受当时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聘请，加盟从事交易业务。中国有色现任总经理罗涛，当时正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人事教育部负责人。因此，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关于中国有色入股莱纳这一交易报道的标题是“老朋友来拯救莱纳”。如今，两个“老朋友”相遇，罗涛“慷慨地”同意向莱纳注资5.22亿澳元。根据莱纳公告，中国有色当时计划以每股0.36澳元的价格、总价约2.52亿澳元认购7亿股新股，买入莱纳51%股份。此外，中国有色还打算从中国的银行为莱纳获得1.84亿美元贷款，用于后续项目建设。中国有色提供担保，成为莱纳的控股股东，持有莱纳51%股份，并且可任命四名代表进入莱纳的八人董事会。

莱纳前身是一家小型金矿公司，原名莱纳黄金公司，从1998年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利润只有260万澳元。柯蒂斯是在2001年6月联合其他投资者入股从而控制莱纳的。在此之前，从1999年7月起，莱纳已开始谋划与另一家矿业公司阿斯顿矿业公司(Ashton Mining Limited)合作开发位于西澳的韦尔德山(Mt WELD)稀土项目。2000年5月，莱纳黄金公司更名为莱纳股份有限公司，并联合安纳康达工业有限公司(Anaconda Industries Limited)从阿斯顿矿业手中买下这个稀土项目。柯蒂斯入主之后，全力调整公司的方向，集中开发韦尔德山稀土项目。从此，莱纳开始在自己的公司之前加上“澳大利亚稀土公司”的说法。莱纳最初引述行业机构报告称，韦尔德山矿的金属推测储量包括1.45亿吨钽(Tantalum)，2.73亿吨铌(Niobium)，以及其他钛(Titanium)、磷酸盐(Phosphate)等，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钽矿。

按照柯蒂斯的计划，最初希望将这些稀土运到中国加工，因为中国是稀土最大生产国。但是，一直到2005年，莱纳也只获得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的批准，而没有获得加工生产稀土的许可，原因是中国政府出于管制稀土出口的考虑，并不希望出现莱纳这样的两头在外企业。不得已，莱纳从2006年开始考虑在其他地方建厂，并选中了马来西亚。但是，工厂还没有建成投产，金融危机又打乱了柯蒂斯的计划。

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对中国是否该到海外抄底有争议，中国的央企们却不想错过这个机会，纷纷出手收购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资源和能源资产。在海外资源开发者队伍中尚算年轻的中国有色，也在寻找机会。

中国有色前身是1983年4月成立的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对外工程公司，主要开展对外工程承包业务，在划归中央和国资委管理之前，隶属于有色金属工业局，2005年才更名为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外资源开发成为其主业。在此之前，中国有色在海外的惟一项目，是1998年6月通过参加国际竞标购得赞比亚谦比希铜矿85%的股权(赞方占15%干股)，由此获得在赞比亚地表41平方公里的使用权、地下85平方公里的开采权，期限为99年。谦比希铜矿于2000年动工建设，2003年投产，投资1.6亿美元，设计年产铜精矿含铜5万吨，被中国有色称为“迄今为止中国在境外投资建成的、规模最大的有色金属工矿企业”。

获国资委认可从事海外资源业务后，中国有色加快了海外投资，先后在蒙古投资开发图木尔延敖包锌矿，在缅甸达贡山投资建设镍矿，2009年陆续收购了赞比亚卢安夏铜矿、澳大利亚特拉明矿业公司、英国恰拉特黄金公司(吉尔吉斯斯坦金矿)，2010年收购了英国科瑞索公司(塔吉克斯坦金矿)。中国有色自称，在境外重有色金属资源量达到2000万吨，铝土矿资源量超过3亿吨，“成为中国境外开发有色金属资源最多的企业之一”。

与莱纳的交易眼看一切顺利，只面临最后一个大障碍--澳大利亚政府审批。从5月签署交易后，莱纳和中国有色就向澳大利亚FIRB(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提交了交易申请，可是迟迟没有收到回复。在莱纳之前，中国国有企业对澳大利亚企业实现控股的只有一例--中国中钢集团对中西部公司的敌意收购。2008年9月，中钢以约12亿澳元全面收购位于西澳的铁矿企业中西部公司。就在这桩交易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关注来自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

此后，市场及业内人士都预计，中国企业控股澳大利亚资源公司的案例将很难再获得批准。中钢此后提出进一步全面收购默奇森金属有限公司(Murchison Metal Limited，澳大利亚交易所代码：MMX)，澳大利亚政府仅批准中钢可收购默奇森最多49.9%的股份，这被解读为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国企在澳投资设限。中国有色试图控股莱纳，可以说是对澳大利亚政府底线的又一块试金石。

从5月之后，莱纳不断向市场报告，交易还在延期审批中。澳大利亚政府并没有完全否决这一交易，而是不断提出限制条件。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报道，9月23日，中国有色收到FIRB指示，可以批准交易，但是要有两个“小的修改”：中国有色必须降低持股比例至50%以下，同时降低在董事会中的代表人数至半数以下。此后一天，FIRB执行主任帕特里克·科尔莫(Patrick Colmer)在出席澳中投资论坛时发表演讲称，澳大利亚政府更加偏好各类合资形式项目，“特别是在绿地项目中持股50%和大型生产商中持股在15%左右时”，澳大利亚政府更易“接受”(comfortable)。澳大利亚媒体普遍认为，这是FIRB针对外国投资一条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不符合这两类持股要求的投资都很难获得批准。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称，如果中国有色接受修改后的条件，FIRB本希望24日当天也宣布批准中国有色与莱纳的交易。然而，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FIRB低估了这次给中国方面造成的“羞辱”。中国有色方面此时已懒得再费周章。9月24日，莱纳发布公告称，中国有色中止了与莱纳的交易。

对于中国有色放弃这桩交易，王鸥至今仍非常不解，当天莱纳股价已涨至0.9澳元/股，远远高于中国有色入股价格。如果中国有色接受FIRB要求，略微降低持股至49%，此时账面盈利可接近5亿澳元。“中国有色即使是买了再卖掉一部分也能把本赚回来了。”王鸥说。至于中国有色为何不愿接受FIRB修改条件，他的解释是，可能中方企业管理层认为修改交易条件很难再获得发改委的批准。

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收购由于控制权之争而导致错过收购机会，这并非第一次。今天，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FMG的崛起已成为搭上“中国需求”快车的神话，但就在几年前，FMG到中国寻求投资时也遭遇了与莱纳类似的经历。当2003年，澳大利亚矿业投资冒险家安德鲁·弗里斯特(Andrew Forrest)提出开发皮尔巴拉铁矿项目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笑话。弗里斯特的计划与柯蒂斯类似，都是想利用中国资本、技术，不同的是弗里斯特的铁矿石更依赖中国需求。从2004年开始，弗里斯特来到中国引资，屡屡碰壁。中国国家发改委最初不仅指定与FMG合作的中方企业，而且要求参与FMG工程的中方公司必须控股。一位知情人士曾向本刊记者透露，“发改委的要求是控股85%。”最迟至2006年3月，弗里斯特还曾与国家发改委主要官员会面。一位参加会面的当事人说，FMG提出中国企业可参股20%，可是发改委有关官员仍坚持控股，要求至少占50%，并威胁不准中国的钢铁公司购买FMG的铁矿。尽管没有能够获得中国国企支持，FMG依靠欧美资本以及少数中国民营企业资本的支持，在短短几年里建成投产，眼下年产量已达到4800万吨。2009年4月，湖南华菱钢铁(4.27,0.00,0.00%)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菱)出资12.718亿澳元入股FMG，持股比例达到17.40%左右，同时获得FMG一个董事会席位。华菱当时入股价格为每股2.48澳元，目前FMG股价在6.6澳元左右，华菱此次投资获利颇丰。而华菱交易之所以获得中国政府审批部门放行，一位参与交易的知情人士认为，与其湖南国有企业背景不无关系，“湖南省政府方面做了些工作”。

按照曾在必和必拓工作20多年的前必和必拓中国总裁、澳大利亚喀里多尼亚(Caledonia)亚洲基金执行董事长戴坚定看法，中国政府审批部门和国有企业对控制权的追求，是基于一种“收购和拥有”(buy and own)的策略思想，而这种策略应该改变。戴坚定认为，中国应该从目前基于收购和拥有的策略改变成“吸引”(inducement)策略。目前的策略是基于这种想法，即“对中国来讲，收购和拥有资源项目是获得原材料和能源保障的最佳方式”。许多中国公司非常钟爱这一策略，因为这样可以让他们利用政府对稳定供应的担忧，实现海外扩张。

可是，大多数中国公司并没有太多全球商品市场或资源项目的经验，或者是在其他国家当投资者的经验。因此，“收购和拥有”策略代价昂贵。戴坚定认为，一种长远来讲更好的方式，是采取“吸引”策略，即用长期协议和贷款来吸引其他国家和公司提高产能。在这种基础上的产能建设，意味着价格会比较低，中国的原材料用户将可以有广泛的供应选择。“这也是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采用而极其有效的策略，我认为中国应该很认真地研究这一选择。”戴坚定说。

评析：保障资源可以通过获取包销权来实现，过分追求绝对控股权，会让对方国家产生猜忌。作为矿产资源主要消费国，中国这位买家对全球卖家意义重大；但是中国一些公司追求绝对控股权的行为让对方感觉到买家试图控制卖家，这对卖家的其他股东的利益无疑是一种威胁，尤其当收购者是央企，来自政治方面的疑虑和猜忌就更加强烈了。

案例5 中信泰富开发澳洲磁铁矿预算严重超支

2006年，中信泰富开始投资开发中澳铁矿项目，这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澳投资在建的最大矿业项目，资源量为20亿吨，原计划投资42亿美元，2009年上半年投产。但这个项目随后经历了中信泰富危机、管理层大换血、矿业市场U型转弯等动荡，中信泰富矿业对外公开的投资预算也增加至现在的52亿美元。中信泰富能不能做出来、做出来能不能赚钱，一直是关注这一项目的西澳当地矿业人士的疑问。

初步统计，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参与投资的铁矿项目已超过两位数。按照曾在力拓任职多年、现西澳大学客座教授马尔科姆·理查德(Malcolm Richmond)的说法，几乎澳大利亚所有中型铁矿公司都有了中国资本。但是，还没有哪个项目在规模与复杂程度上可以与中澳铁矿项目较量年产量2500万吨磁铁矿，在澳大利亚磁铁矿开发史上也是首次，必和必拓、力拓、FMG等开发的都是工序简单、成本低廉的赤铁矿。

中澳铁矿项目现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规模巨大，即使是与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巨头在西澳运营的矿山相比，也毫不逊色。已经挖至地下40多米的矿坑里，十辆载重量达350吨的巨型卡车其中不少由女司机驾驶每天川流不息，繁忙地运送土方，车后扬起浓密的红色尘土。当卡车在装载时，旁边有一辆洒水车不停喷水，以降低粉尘的扩散，同时一辆小型挖掘机负责将散路在地面的碎石清理干净，以保证路面的平整。

中澳铁矿项目一期在建的矿坑，坑口东西宽2公里，南北长5.3公里，截至到2010年1月剥离的矿石已达到7800万吨，可填满个北京的“鸟巢”。一天可完成剥离的土方在12万吨左右，而每天能够挖掘的土方，取决于挖掘机而非矿车虽然目前矿车司机也很短缺。短缺就意味着价格昂贵。取决于驾驶车辆和设备的不同，驾驶员的年薪工资从12万澳元到15万澳元不等。这意味着有的驾驶员年薪已高达百万元人民币。

昂贵的不仅仅是工资，还有其他矿上工人的福利设施。矿区目前大约有3500名承包员工。不论是中信泰富矿业的员工，还是其他工程分包商的工人，在矿上的吃住行都需要中信泰富矿业负责。这意味着，每个在现场的工人在营地要有一间独立的宿舍，必须配备独立的卫生间、沐浴设施和电视。营地为工人提供的伙食标准是每天65澳元。华东一坦言这在西澳当地只能算中上水平，并非最高，此外还要有游泳池、康乐室以及其他运动设施。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在当地雇佣并留住好的工人。据说，力拓的矿山在周末甚至向矿工提供龙虾，由此亦可见西澳矿工之紧缺。

在决定投资项目之初，中信泰富曾以为可以利用中国廉价人工来降低成本。但是，后来发现难以实现，因为工人们首先要过英语关，即使是中国工人能够获得签证来到澳大利亚，仍需专业的资质要求才能工作，这对于不少中国工人都是很难逾越的门槛。

驾驶卡车其实并不需要特殊的驾驶技能，训练三到五个星期左右再经过考核就可胜任。只是这份工作从早上6点多出门干到晚上6点，12个小时里只有两次休息，一次是早上10点可以有20分钟喝水时间，另一次就是中午的半小时午餐时间。有时，矿山室外温度可能高达50度以上，而工人就把加了电解质的水袋背在身上，方便及时补充水分，以免脱水。即使是能够忍受这一切艰苦，如果英语不足够流利，还是难以胜任，因为在矿山现场驾驶车辆时经常需要通话提醒附近的同事，以免发生事故。

西澳矿业人力短缺并非始于今日，随着金融危机之后矿业投资的恢复，短缺日益严重。对于在澳大利亚投资的外国公司来讲，好消息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此也开始重视，有意修改政策。根据《澳大利亚金融评论》。11月18日报道，预计西澳短缺的矿工可能高达3.5万人，联邦政府因此有意放松对外来劳工进入澳大利亚的限制，以保证人力短缺不会对其他行业造成影响。

除了由于缺乏经验，过去几年矿业繁荣带来的各种成本上升，是意料之外的变化，很难提前判断。以卡车轮胎为例，必须提前两年下订单，因此，现在就必须要预订2013年的卡车轮胎，不然到时有钱也买不到。

教训与启示：中国企业在境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尚处于初级阶段，经验不足，对国外形势了解不足，尤其是对不同于国内的劳工、环保、社区关系等方面，需要一个了解和适应的过程。

造成预算严重超支的另一深层原因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程度不足，尤其是人才的国际化欠缺。境外矿业并购方式的选择部分决定了并购的成效，并购不应仅局限于资产；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被并购对象已有经验和人才，不啻为快速了解和融入当地环境，顺利开展工作的有效手段。

案例6 西色国际投资美国金矿项目遭遇政治阻碍

2009年12月西色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宣布，退出内华达州金矿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2650万美元。此前，美国政府认为Relief Canyon金矿太靠近海军基地，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该项投资。

西色国际是一家国企，隶属于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优金是美国内华达州的一家金矿公司。西色国际今年7月与之达成收购协议，出资2650万美元收购其51%的股份，从而获得内华达州叹息谷附近四座金矿的开采权。但12月，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查出这些金矿靠近美国重要军事基地，决定向总统建议阻止交易。美方官员称，优金公司在内华达州有四项资产靠近法伦海军航空站，此外还有一些涉及敏感性、安全机密性的资产和军事资产。在美国政府和媒体双重压力下，12月21日，西色国际主动撤销交易。

尤金CEO Terry Lynch说：“我们当然要尊重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决策过程，但我们100%不能赞同它的结论。我们看不出美国国家安全和Relief Canyon矿有任何联系。这个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一直存在。它距离Fallon海军基地超过80公里，而且附近还有很多其他矿山。”

专家认为，政府反对的理由可以很多，但背后都反映了美国民间对中国资本的不信任。中国资本还没有融入国际市场，这种情况短期内并不会有所改观。中国企业现在应该冷静下来，通过国内产业升级真正融入全球资本市场。"

2005年，美国国会众议院曾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中海油185亿美元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的提议，担心中国将通过并购获得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2650万投资美国金矿遭否，美国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对项目进行了否决，“国家安全门”又一次阻碍了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的步伐。

今年4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就以危害到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了中国五矿集团26亿澳元收购OZ Minerals矿业公司的最初提案。后来，五矿不得不宣布放弃收购OZ部分核心资产；6月，中国武钢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WPG公司Hawk Nest铁矿石项目时，也因类似理由受到澳国防部的阻拦，但澳大利亚政府给了武钢集团一个调整收购方案的机会，最后，武钢集团放弃了靠近军事基地的一个矿区，终于得以推进收购。

华盛顿一资深律师指出，“以军事基地为理由否决中国对外投资正成为外国投资审查的新趋势”，“美国政府此次强硬的态度可能会成为美国贸易政策一个新的敏感信号。”

教训和启示：资源民族主义在全球肆虐的同时，我们同时不能忽视政治关系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忌惮是一向存在且一时难以改变的，中国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还没有真正融入国际市场，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在此背景下，涉及敏感国家敏感地区敏感矿种的投资时，中国企业应该充分考虑项目投资的政治影响及其带来的风险，与所在国政府等组织充分沟通，获取对方的理解，做到事前预防，最大程度化解政治风险带来的影响。

(中国矿业联合会 常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