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际形势变化与三线建设：新中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1964年三线建设决策前后，中央高层曾经产生过不同的认识分歧。三十七年过去，这些分歧因何而生？仍然鲜为人知，即使是当年参与建设部署的许多高级干部也未闻其详。本文试图对其来龙去脉作出初步的钩勒与评析，为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决策，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教训。 一、“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由“吃穿用”向战备转变 “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开始进行。由于“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了经济困难局面，不得不进行调整，毛泽东提出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 最早提出计划要“抓吃穿用”的是陈云。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要陈云讲话，他因为不摸底没有讲。2月，中央召开讨论如何克服严重困难的西楼会议，陈云讲话指出：“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又说：“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痛痛快快地下来”。周恩来高兴地插话说：可以写一幅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大家建议将陈云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指导调整。刘少奇有些担心毛泽东能否接受，于是亲自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有表示反对。刘少奇一回北京，就给秘书打电话说：“毛主席同意了，多好啊！”但毛泽东当时内心对这个讲话是不满意的。这样，在制订“三五”计划前，中央已形成了抓“吃穿用”的共识。 1963年初，由李富春等人组成中央计划领导小组向中央提出：三五计划的奋斗目标，应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这个设想。他还提出：“三五“计划要建设五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第二步再搞五亿亩。并再次肯定说：”'三五'期间就是要努力解决吃穿用问题。” 年底，李富春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为了扭转长期以来过分强调工业的倾向，比喻说：“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 1964年4月下旬，国家计委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简称“初步设想”），规定基本任务是： 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 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 三、与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用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一农业，二国防，三基础工业。农业投资提高到总投资额的20％，大大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的7.1％和11.3％。 4月29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关于“初步设想”的汇报，周恩来也参加。李富春最后提到：为了抓农业，国防和工业交通的一些项目没有安排上。这是由国家捉襟见肘的财力制约的。负责国防的罗瑞卿表示理解说：只能够如此安排，将来不够，另想办法解决。 邓小平最后总结说：工业还是首先为农业服务，为吃穿用服务，为兼顾国防服务。方针提得好。农业问题，再有几年可以做到粮食不进口，以便腾出外汇进口一些新技术，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的节约，可以促进自力更生。整个国家粮食情况究竟怎样，要把问题摆出来，供大家讨论，这是真刀真枪。 确实，“大跃进”后饿死大批人的惨状刚刚过去两年，记忆犹新。当时刘少奇看到下面送来的饿死人报告，潸然泪下：“我当国家主席的时候，饿死了这么多人，这在过去皇帝要下罪己诏、写进史书的啊！” 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毛泽东做了重要插话。当汇报到钢只搞质量好并合需要的产品时，毛泽东说：“搞工业干什么？搞钢铁干什么？它又不能吃，又不能穿。”汇报到铁路建设只能上有限的几段时，毛泽东说：“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他还反问：“张家口--白城子铁路是不是只是军事上需要？经济上也有价值。” 当李富春说到基础工业、交通还比较薄弱时，毛泽东插话说：“没有坐稳，没有站稳，是要跌跤子的。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毛泽东的“屁股”比喻，显然和李富春不一样，是指基础工业，而不是农业。 第二、三天继续汇报，毛泽东又对对外引进和投资农业发表看法说：“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有人说）'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发展农业，要靠发扬陈家庄（在山东曲阜）、大寨的精神。” 显然，毛泽东的思路和“初步设想”指导思想有差别，但因为当时中国遭到封锁，没有外援，所以是否应该贷款并不成为实际争论问题，总的看法还算是一致的。于是，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初步设想”。 5月18日，李富春在会上说明：还是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搞4．5亿亩高产稳产田；一些重要铁路“或者安排不上，或者修不通”；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仍然安排争取1972年完成，不提前；毛泽东特别重视的酒泉、攀枝花钢铁基地也只安排为“要积极准备条件”，暂不上马。 毛泽东显然对维持原计划安排不满意。5月27日，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谈了他的一些看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特别强调应该在四川的攀枝花建立钢铁生产基地。 毛泽东说：大家如果不赞成，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这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 毛泽东的态度迅速扭转了大家的认识。第二天，各人发言陆续表态。 李富春检查说：“还有两个战略布局问题我们在计划中注意不够”，“一个是工业布局的纵深配备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我们整个工业的战略布局，必须要真正重视建设后方，搞纵深配备，战略展开”。“可是我们在计划中间对西南的建设就注意不够。比如铁路修建，成昆路没有安排，湘黔路只安排了一半”。 周恩来批评“初步设想”说：“这个计划一看就看得出来，不仅成昆铁路跟张家口到白城子的铁路没有列上，就是拿整个运输力量跟整个生产量的对比来计算也能看出，交通运输方面的安排是通不过的”。“这就是说，这个布局是不完全的。基础工业上不来，怎么能够支援农业跟照顾国防呢？” 刘少奇着重讲了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他说：“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他又说：“最近的确是有这样一个苗头，一放松大家就放手去干，这个苗头继续发展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酒泉似乎也可以慢一点”。 经过讨论，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决定把毛泽东的意见和“初步设想”结合起来，在逐步解决吃穿用问题的同时，加强三线建设。邓小平说：“这次计划按农轻重、解决吃穿用和两个拳头、一个屁股进行安排，是建设的完整方针。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第三个五年计划打基础。” 但是，毛泽东仍然感到不满意。6月6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两个问题。首先，他更明确地提出三线建设的主张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其次，他批评制定计划的方法说：“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打仗计划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他认为，在分配投资时，要重点考虑基础工业、国防工业，然后才是农业。这和“初步设想”的投资次序是不同的。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该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抓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 二、国际形势变化与三线建设决策确立 毛泽东原来对这几年国民经济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这样的。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的第一天，他就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1962年7月20日毛泽东又说：“我发了一道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提出四年了，就是不实行。既不请示，也不报告。如果你们不实行，我兼计委主任，你们作副的，到哪里都可以革命么。”李富春在制定“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就是这样提出“屁股”坐到农业的要求的。是什么原因又使毛泽东把国防和基础工业放在第一位了呢？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写出了一份报告，5月9日报罗瑞卿，罗又分别报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时间恰好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前后。报告中说： 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一）工业过于集中。仅十四个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 （二）大城市人口多。……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袭，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 （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城市时一起遭到破坏。……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 （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 报告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研究采取积极措施，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那么，当时有没有遭到突然袭击可能性呢？让我们看看60年代中国大陆周边的形势： 东面：台湾利用大陆出现的经济困难局面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宣传反攻大陆。从1962年到1965年向大陆派出几十股武装特务登陆。1961年9月、1962年9月，美国制定并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两次大型核战争演习，基本内容都是：以台湾为基地，出动军舰、核潜艇、轰炸机，发射导弹，袭击中国沿海重要港口、机场和军事设施，最后美军在中国大陆登陆。演习中除核武器外其他都予以实施。1990年代解密的美国国务院档案证明，美国当时确实制定了对中国进行核武器打击的计划。1964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专家罗伯特·约翰逊起草了先发制人地袭击摧毁中国核设施的《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直接行动的基础》等多份计划，提出由美国单方面打击、与苏联联合打击、委托第三国打击等多种方案。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试探了苏联的意见，但是遭到苏联的婉言谢绝。虽然美国的一些方案后来证明离付诸实施还有很大距离，但在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没有外交沟通、又遭到军事封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察觉到这些信息后，必然会引起强烈的、甚至是过度的反映（1965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中国时，透露了这一情况。毛泽东表示，打起仗来我们两国还是站在一起）。 南面：1962年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开始逐步升级，由出钱出物支持南越发展到直接派出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1964年8月美国又利用北部湾事件，对北越进行大规模持续轰炸。美国报刊上有人还制造舆论说：在越南战争中，将不再有朝鲜战争中中国东北那样的“庇护所”，美国将实施“穷追”，不承认“任何武器限制”。很难严格区分美国民间与官方舆论的中国领导人感到：这些话的潜台词是，美国将可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并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 西面：1962年10月和11月，印度军队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中国军队被迫两次进行反击，将印军击退。其后战争停止，但双方边界的军事对峙局势尚未得到根本缓和。 北面：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了大批中国居民外逃事件。1963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定了针对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不久，苏联派驻重兵进入蒙古。此后的几年之中，苏联向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和蒙古部署的军队由10个师近20万人逐渐增加到54个师近百万人。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把苏联当作战争中的敌人。1963年2月他分析说：与中国打仗，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这时还没有提到苏联。但是，苏联的不断增兵，使他同时也在忧虑：“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 这些都不能不使毛泽东下决心改变“三五”计划指导思想。1964年6月16日，讨论“三五”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尾声，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林彪曾提出“北顶南放”战略方针，即将中国东部海岸线以长江为界，坚守北部；南部放敌人进来，打运动战。这是以北靠苏联作为后方的考虑。这天，毛泽东说：“还有一个战略问题，我考虑很久了。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他认为：“我看从渤海来，占领天津、北京，把我们割断，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老路，路程也不很远。”“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他担心的是敌人可能占领中国东部地区，后方要向西移。由此确定了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方针。 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次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于是，调整后的“吃穿用+三线”的指导思想发生一边倒变化，三线建设决策终于确立。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2）第一线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3）一线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部分迁移到三线、二线。（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和各地区部门执行。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多种文件，但从时间和内容看，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确立决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首先，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关于“靠山、分散、隐蔽”的六字原则，“文革”后许多著述都说成是林彪提出的极左主张，事实并非完全如此。这个原则最早是周恩来提出的。196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为了国防安全，应该尽快地调整我国核工业的战略布局，根据“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建设后方基地。当时，还只是对核工业的要求，应该是符合实际的。到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向中央、毛泽东提出报告时，六字原则已经成为普遍贯彻的要求。同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有的还要进洞”。“文革”开始后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在讲话中将“隐蔽”直接改为“进洞”，并从此见诸于中央文件。由此可见，六字原则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军事打击和情报手段的认识局限，不能归咎于哪个领导人的主张。从历史的经验和今天的战争实践看，应该说，六字原则，包括“进洞”，仍然有它的合理性，仍然是不发达国家一种有效的防御手段。海湾战争过后不久的1991年4月4日，江泽民在听取国防科工委汇报后说：现在看来，毛主席确定的三线建设方针是正确的。三线企业统统搬是不对的（指有人主张将三线企业全搬到沿海-引者注）。从海湾战争看，洞子很重要，已经到洞子里去的，洞子又没有什么问题，就要用好。 1964年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西部地区以抓战备的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1965年1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汇报“三五”计划调整情况时不满地插话说：“糊里糊涂上去，糊里糊涂下来。搞三线，十五年来，三条铁路一事无成，找不到负责人，这大概是一股空气吹来的。”[20]6月26日他又对汪东兴说：“这次我又压了他们一下，早就讲要他们注意三线问题，但没有大注意。”所谓“糊里糊涂上去”，指的是“大跃进”中的许多经济建设项目匆忙上马；而“糊里糊涂下来”，指的是1960年代调整初期中央一线领导人决定让一批基本建设项目下马。其中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和成昆等铁路，德阳重型机器厂等，正是后来毛泽东抓三线建设要重新上马的项目。 面对三年经济困难，毛泽东是同意实行经济调整的。但是，调整的步子应该多大，他与刘、邓却有着分歧。1961年底他就认为困难已经到了“谷底”，现在是一天天向好的方面转变了，而刘、邓、陈云等人仍然认为最困难的时候还没有过去，继续采取压缩基建措施。李富春是支持后种看法的，他领导国家计委主动地提出了许多调整建议，并提出报告，赞成“责任田”的办法，要国家计委拟出文件肯定这些办法。 在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上，“责任田”被毛泽东指责为“单干风”，而“黑暗风”则是指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处处要下马。8月9日的中心组会议上，毛泽东批评说：有的经济部门的同志，上不联系中央，下不联系群众，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四时八节，强迫签字。他甚至说：再看一年，不行就换班。有人劝我不要等了，现在就可以换。几天后，李富春在中心组会上发言时，毛泽东又质问：你同先念三个人批准的文件，为什么发得那样少？李富春只好检查说：过去没有向中央请示报告是不对的。 1964年6月毛泽东批评“三五”计划设想和国家计委后，李富春毫无准备，表示“计委要下去调查三个月，同各地区一起研究计划”。一个大国的五年计划，搞了一年多之久，又突然发生指导思想根本转变，推翻重来，谈何容易！会后，李富春立即把国家计委全部副主任都派出去考察三线建设和新计划布局。毛泽东仍然心急如火。8月中旬，他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李富春回答，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毛泽东当即说：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有人敏锐地发现了毛泽东对国家计委的不满。1964年8月，李富春派人将正在北戴河召开的年度计划讨论情况和他的一些意见，转告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兼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20日下午，陈伯达找来计委研究室副主任杨波谈话，严厉地指责国家计委： （一）……进口一些设备是需要的，但主要的，是要靠自力更生来解决问题，而这是可能的。 （二）……十多年来，我们在一线、二线，建设了许多新企业，花钱不少，可是技术还是老的。 （三）主席提出的建设第三线问题，非常及时，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伟大远见的战略性指示。第三线的建设，必须按主席的指示去做，赶快抓。如果不这样做，不快点抓，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四）……毛主席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给我们提出的许多重要的指示，我们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研究它，还没有进一步地、认真地去执行它。就发展科学技术这个问题上来说，我们还存在着拖拖沓沓、过得且过的作风。 苏联十几年来在中国的影响，造成了一种迷信，我们还没有大胆地去批判它，破除它。……苏联在工业上的一套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给我们的害处很多。特别是那些帮助修正主义生长的管理制度，更要不得。可是，直到现在，苏联那一套还在束缚着许多人的手脚。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了。 陈伯达又把谈话记录送给了毛泽东，不仅迎合了毛泽东对“三五”计划的批评，而且掣动了他内心忧虑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心思。8月23日，毛泽东召见陈伯达，陈“口若悬河，讲了两个小时”。27日，毛泽东把谈话记录批给邓小平说：“看来伯达同志的建议是可行的。”他还令人震惊地写道：“此外，计划工作方法，必须在今明两年内实行改变。如果不变，就只好取消现有计委，另立机构。” 月底，毛泽东更加严厉地批评国家计委说：计委、经委都不汇报工作。封锁我和少奇同志，他们底下也是一样封锁，他们六个口子互不来往，合作不好，我把陈伯达塞进去，才搞了一点消息。我给富春说，我是当面讲，你们革命好，不革命也好，今明两年再不改，要另立机构。 9月21日至10月19日，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承认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彻底改变计划工作的十条意见：彻底改革计划工作；实现中央对计划、经济工作的高度集中领导；充分发挥各大区计委的作用；改进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财政管理制度；简化设计任务书的内容和审批；取消基本建设甲方乙方制度，统一领导；主要物资按计划分配，其他随时调拨；下放工资、劳动力的管理制度，中央只控制总额和年底数字；简化计划程序和表格。 这些变化，似乎又在恢复“大跃进”时期的经济氛围--要掀起一个基本建设热潮；大胆创新，废除严格的经济管理规章制度；下放权力，取消对物资、工资、劳动力等的集中控制。 12月7日，李富春将《关于编制长期计划的程序问题》送毛泽东审阅。12月12日，毛泽东批示： 此件已阅，写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头，无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则是缺点。望你们在今后几个月内，搞出一个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东西出来。要有逻辑有论证。否则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东西。十几年来，形而上学盛行，唯物辩证法很少人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1965年1月6日，李富春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再次写出关于计划工作革命化和编制长期计划的报告。但是，已经对计委工作极不信任的毛泽东1月21日在批发时，仍然带有明显的情绪：“印发政治局（请彭真定名单，除反党分子外，都可发）、书记处各同志，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各同志以及余秋里小计委（由秋里自选5、6、7人，不发老计委那些人）各同志。”按照这个批示，老计委的人已经和“反党分子”同在不发之列，另立机构已经不可避免。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泽东又严厉指责中央有两个“独立王国”。先说：是谁，我不说。后来在小范围点明：一个是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主持的国家计委。直到1972年8月3日，在江西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的信中检查自己“文革”前“错误”时，还不得不说：“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 李富春已经无法再工作，内心十分痛苦和矛盾，不久因患神经功能失调症到北戴河休息、疗养。但是，毛泽东也没有把编制“三五”计划的大权交给陈伯达，这使得自诩为领导工业很有一套的陈伯达颇为失望。 1964年底，毛泽东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制定计划的新班子。第一个被他点的将，是为大庆石油会战立下汗马功劳的独臂将军--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毛泽东说：是要他带个新作风去。周恩来要余秋里“组阁”，几次要他提“新人”，余秋里仍然主张从计委抽出几个人帮他工作，不希望完全撇开国家计委另起炉灶。最后定下的班子叫“计划参谋部”，通常称为“小计委”。毛泽东要求小计委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不受其他副总理干预，摆脱繁琐的日常工作，专门研究战略问题。他还逐件审阅了小计委的简报，称赞了他们拟定的“三五”计划方针任务。后李富春提出，请小计委的同志都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担任第一副主任、党组书记，过渡一个阶段后接替他的国家计委主任工作。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小计委正式主持国家计委的工作，进行“三五”计划的编制、修订工作。 1965年6月16日，周恩来、余秋里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新起草的“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还特别指出，“三五”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否则“就会犯方针性错误”。有人担心，这样一来是不是违反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农轻重的次序。毛泽东说：“农轻重的次序要违反一下，是倒过来了。搞农业要靠学大寨，农业投资不要那么多”，“吃穿用，不要降低现在水平，每年略有增加就好。”国家计委据此对“三五”计划进行了修改和调整，9月14日向中央和毛泽东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简称“汇报提纲”）。 与“吃穿用计划”相比，“汇报提纲”安排投资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整个基本建设投资中，按部门分，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比例占74％；农业由原来的20％下降为14％；轻工业占4.4％。按地区分，三线建设地区总投资占42％。原来“初步设想”里没有重点安排的大项目如攀枝花、酒泉钢铁基地和成昆、湘黔铁路，在《汇报提纲》中都成为重点项目，要求在1970年以前基本建成。原定1972年建成的国防工业体系提前到1970年。而原定的4.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目标被留置到“四五”计划考虑。 9月至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汇报提纲》。由于第二年“文革”的突如其来，没有来得及形成正式计划，也没有付诸全国人大批准。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其方针安排的。 三线建设决策虽已确立，但作为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大国总理，周恩来想尽量能够使整个经济建设平衡一些。这一时期，他仍然在几次讲话中要求把农业当作重点。1965年2月28日，周恩来对出席全国棉花、农业工作会议代表讲话说：“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7月6日，周恩来出访归来路过新疆给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做报告说：“不能够百废俱兴，各方面不能够都要国家投资。首先还是农业，第二是国防工业、小三线建设。”这个说法又回到了原来李富春编制的计划设想，但显然并非是他的口误。11月13日，在全国计划、基建、财政专业会议期间，周恩来在报告中更明确地指出了“三五”计划的五大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晚上，余秋里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 显然，在”三五“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毛泽东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曾经存在着战略和具体安排上的分歧，但并不是什么”独立王国“。 作出三线建设的决策在当时有其必然性。首先，国际环境的紧张使长期没有战略后方的中国感到十分不安全。有人现在从世界大战最终没有爆发认为：三线建设是没有必要的，造成了严重的国防经费超支和效益浪费，延误了发展时机。这种看法没有考虑到近现代历史和国际环境对中国领导人心理的巨大压力。从1840年至1945年中国遭到七次大规模入侵战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战争、中法战争、日清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平均不到15年中国就要遭遇一次大战，共死亡五千万人以上，国家几乎被瓜分；加上二战后最大的两次局部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又都发生在中国的友邻。作为一个落后大国的领导人，没有强烈的抵御战争估计、即使是过度的估计倒是不可理解的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来理解昨天。况且，建设一个战略后方基地是迟早要进行的任务、迟早要付出的代价。至于造成的浪费和损失，经济学家马洪同意这样的见解：三线工业建设即使从经济学观点看的效率与效益损失，也类似于为预防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而设置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是暂时性的，属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支出成本。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国家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一批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和科技文化发展，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条件。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西部的工业、交通和科技基础状况，今天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 至于1964年中央出现的抓”吃穿用“还是抓”三线建设“的分歧，是否可以这样评价：两者都是当时国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孰先孰后的问题。抓”吃穿用“是当时经济的需要，抓三线建设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一个大国，不安排好”吃穿用“，社会就无法稳定；而没有可靠的后方基地，安危就无法保证。因此，毛泽东作出先抓三线建设的决策后，其他中央领导人最终也给予了理解和支持，人民为此也付出了不能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也存在着严重问题。第一，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第四，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问题出自哪里呢？首先应该归咎于决策之始没有预想到的”文革“。本来，经过一年多的三线建设，已经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1966年4月17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汇报提纲说：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攀枝花铁矿、贵州六盘水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成昆铁路等，都可以大大提前完成进度。为此，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补充设想：一个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另一个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扶持社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战略后方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但是，一个月后爆发的”文革“中断了建设形势。本可以提前两年的”三五“计划经过后两年的高投资突击，才勉强完成。 其次，许多问题不能不归咎于决策之初的先天不足。从中应该引以为鉴的是： （一）大规模经济建设必须有稳定的、民主的政治环境。三线建设虽然有其必要，但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决策时却缺乏民主讨论。对不同认识，动辄扣以”革命不革命“、”帮助修正主义生长“的”路线“问题，以解散机构相威胁，甚至不符合事实地斥责为”两个独立王国“。后来更遭到”文革“的冲击破坏，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 （二）必须按经济规律和手段办事。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使这样大的经济建设部署缺乏起码的规划论证。几乎全盘推翻了已经过一年多调查制定的原”三五“计划，从6月提出三线建设设想，到9月已要求施工队伍月底到位，资金、物资等”要什么给什么"。多数三线建设项目都是边勘探、边施工、边投产，片面强调军事化，否定了经济调整时期一些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为以后留下了严重隐患。 这些，都是今天制定西部大开发决策中应该汲取的教训。 2011中国周边地区形势的发展 21世纪,我国又迈入了新的发展历程。然而中国周边地区形势仍然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周边安全环境在地缘方向上亦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今天的中国,正处于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我们唯有“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加强政治经济建设，冷静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努力抓住各种发展机遇，才能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拥有自己的生存之地。 当今社会，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看，主要存在着一些潜在的和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出五大基本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海上问题矛盾激化，美日同盟关系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军备竞赛，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2010年相比较，本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特别是以非传统安全为主要内涵的海上安全问题极为突出。 一、“六方会谈”在韩国现政府任内恐难恢复。 2011年1月以来，朝鲜对朝韩、朝美关系采取新的柔和姿态。朝鲜表示愿意同韩国进行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对话，并提出无条件恢复六方会谈，以缓和美日韩同盟体制对朝的孤立和高压态势。但是，自朝韩六方会谈首席代表在2011年7月东盟论坛会议期间首次接触后，朝韩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缓和。对于重启六方会谈来讲，目前最大的障碍在于美、日、韩三方要求朝鲜采取所谓的“事先措施”。因此，六方会谈在李明博任期内可能难以恢复，僵局难以破解。 二、周边国家“合纵连横”，利用上安全议题制衡中国。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在南海问题上态度强硬，中越、中菲之间的摩擦不断，冲突升级。中国航母的试航进一步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关注。应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地区力量失衡，已经成为美国与周边国家最重要的课题和挑战之一。周边国家“合纵连横”，试图共同制衡中国。美国首次在太平洋地区扩大长期军事存在，矛头也直指中国。美国以海上安全作为其构建“雁型安全模式”的主要“抓手”，得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积极配合，南海争端国际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快。未来，南海争端将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三、震灾揭示日本外交“同心圆”，美日同盟继续强化。2011年3月，东日本大地震发生灾后国际救援行动和日本接受救援的情况，清晰地反映出日本对外关系的亲疏排序，即日美同盟为中核；第二层次为间接的盟友，主要是美国同盟旗下的英、法、韩国、澳大利亚、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第三层次为与日本历史渊源甚深且有共同价值观的东南亚各国；第四层次为能够对中国实力起制衡或牵制作用的俄罗斯、印度、蒙古等。上述四个层次均具有针对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虽然中国在大地震后对灾情深切关注，物质方面予以日本大力援助，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援助时甚为谨慎。日本选择国际援助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 “远交近攻”策略。 四、中国与周边国家相互刺激，地区军备竞赛加剧。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澳大利亚认为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主要的军事力量；东南亚国家加快军备建设，加强与美国军事合作关系，尤其是菲律宾和越南；日本将中国列为主要防卫对象。因此，中国虽然能一再宣称自己的军事现代化是防御性的，但是周边国家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未来这一态势不会改变，这将损害国家间安全互信的建设，使亚太地区陷入军备竞赛的“恶圈”之中。 五、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区化扩展。东日本大地震、以泰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洪灾、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恐怖主义的抬头、中国船员在湄公河被害、中国海外投资在缅甸遭受损失等，都表明本地区深受非传统安全的威胁。由于非传统安全具有突发性、跨部门、多地区等特征，应对传统安全的治理模式遭受极大挑战。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而言，一方面，美国军事力量的局部撤退并没有带来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另一方面，大量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活动也使矛盾激化。未来，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影响将显著上升 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我们应该清楚自己肩上的重任，要想为国之发展添砖加瓦，就应当有为国奉献的决心和坚定的信念，并以此为动力，在大学期间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充实自己，扎根科研，踏实肯干，将扎实的文化基础转化为实践力量，用知识创造财富；培养自主创新意识，开拓视野，关心国家大事和时政要闻，关注国际发展的形势，增长见闻，放宽思维空间，提高开创新领域的能力；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缩小与社会的距离，深入了解民生，从学生时代开始培养关心和服务人民的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锻炼自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高思想道德素质，遵循社会主义新风尚，弘扬正气，充分体现我们新一代接班人应有的社会价值。 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国际形势 导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和挑战。 一、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表现为三个“新”：一是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二是世界政治形势的新态势三是世界思想文化形势的新特点 1．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 ----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面临挑战。希腊债务危机，迪拜债务危机，高盛 “欺诈门” 发达经济体的巨额赤字、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隐忧，以及被视为第二次“雷曼事件”的迪拜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高盛欺“诈风门”等，警示着刺激政策后遗症已逐渐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很不稳固，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不排除出现新的动荡和反复的可能。 2．世界政治形势的新态势 一是国际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势头强劲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美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 欧盟、日本也困难重重。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11月初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欧元区经济2009年全年仍将出现4.1%的负增长。 新兴大国虽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 在本轮世界力量调整过程中，新兴大国崛起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新兴大国凭借后发优势，多年来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驱动力和增长点。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大国大部分都是新兴国家。 随着新兴大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新兴大国不仅会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主力军，并且还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从中长期看，全球投资、贸易格局和经济增长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平衡的格局转变。 近年来，新兴大国联合自强意识增强，合作机制不断发展。有代表性的是“3”、“4”、“5”三个机制。 “3”是中国、俄罗斯、印度。中俄印三国合作起步较早，务实合作成效显著。中俄印三国外长已经形成了定期会晤、轮流举办的机制，2009年10月，三国外长在印度举行了第九次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中俄印三国领导人也不定期举行会晤，商讨三边合作的战略性问题。 “4”是“金砖四国”。“金砖四国”这个名词最早是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最初只是一个概念，目前四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入，“金砖四国”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2009年6月，“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提升了四国合作的机制。奥尼尔认为，“金砖四国”的前景越来越被看好，“绿芽已经长成水仙花”。 “5”是指“展望五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展望五国”则是在西方八国集团召开期间形成的南北对话会，也就是G8+5。由于西方八国形成一个集团，而五国是被邀请参加，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后来五个国家加强了彼此战略协调，在出席八国集团期间 二是各大国纷纷调整对外政策，大国关系频繁互动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同时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加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1 抢抓战略制高点。 先看美国。打着“变革”旗帜上台的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调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所谓“巧实力”，就是把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机结合起来，以发挥最佳效果。 第二，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第三，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第四，推进地区和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 总的看，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有利于大国加强沟通协调。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奥巴马调整战略，主要动因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看清了国际格局大变革的趋势，美国战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防范遏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一超独霸地位。 其他大国也都认识到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都怀有强烈的紧迫感，都在加紧调整各自的发展战略和对外战略，谋求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总体上看，大国纷纷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互动更趋频繁，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 系框架，同时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合作、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3．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 表现在：各种发展理念和模式都在深刻反思调整，发展模式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加强 历史上往往大危机带来大变革，促使思想大创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对各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热议，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 主要表现为四种模式的交锋：（1）美、英新自由主义模式 （2）法国、德国代表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3）俄罗斯继续完善和发展普京主义发展模式（4）中国模式 二、中国的安全环境 1.朝核危机与东北亚安全环境 自2006年10月9日朝鲜首次核武器试验之后，又于2009年5月25日进行了规模更大的二次核试验，再度引起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随后联合国安理会进行磋商，酝酿对朝鲜实施惩罚性制裁。然而朝鲜丝毫不妥协，一方面宣布退出朝鲜停战协定，另一方面又接连几次发射导弹，摆出一副以硬对硬的架势，从而使朝鲜半岛，甚至是东北亚的安全局势顿时恶化，军事冲突迫在眉睫。 （1）朝鲜核危机问题的由来 朝鲜核危机是指因朝鲜自90年代初恢复核试验项目而引发的国际紧张局势。第一次朝核危机： 1950年代末朝鲜在苏联帮助下创建了宁边原子能研究基地，开始了核技术研究工作，并逐渐建立了一批相关的核研究设施。金日成曾明确提出“敌人拥有的核武器，我们都要拥有”的口号。1985年12月，在苏联的压力下，朝鲜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是朝鲜一直拒绝接受检查。美国始终关注朝鲜的核设施进展情况，并多次指控朝鲜寻求发展核武器。1988年下半年，美国正式对国际社会宣称朝鲜在宁边的核反应堆已能生产可制造两至三枚原子弹的钚，此举立刻引起朝鲜的强烈反应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1年12月在美国的斡旋下，朝韩双方草签《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1992年1月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接受安全保障协议，2月正式通过朝韩无核化共同宣言。1993年3月朝鲜因抗议美韩军事演习，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引发第一次朝鲜核危机。 为了解决朝核危机，朝美经过多次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保证不使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保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平与安全，互相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支持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朝鲜也明确宣布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4年10月，朝美在日内瓦签署关于朝核问 2 题的《框架协议》，朝鲜同意冻结其核设施，美国负责为朝鲜建造两座轻水反应堆。在反应堆建成之前，美国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向朝鲜提供重油，作为能源补偿。 《朝美核框架协议》结束了第一次朝核危机。第二次朝核危机： 2001年美国“9·11”事件后，美国总统小布什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对美国最大的威胁，因此对朝核问题采取了“不妥协、不谈判、不补偿”的强硬立场，并将朝鲜与伊朗、伊拉克一起称为“邪恶轴心”，朝鲜对此反应强烈。 2002年10月，美助理国务卿凯利在访问朝鲜后认为，朝鲜没有停止发展核计划。美方随即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要求立即对朝鲜进行相关检查。12月22日，朝鲜宣布已开始启封被冻结的核设施，并拆除监测核冻结的摄象机。于是双方关系再度紧张，形成第二次核危机。 2003年1月，朝鲜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成为美国反对朝鲜的执行机构和政策工具，为此朝鲜再度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使朝核问题和平解决，中国政府积极斡旋，于2003年4月促成有朝鲜、中国、美国参加的朝核问题三方会谈。同年8月，中国又促成有中国、朝鲜、韩国、美国、日本、俄罗斯参加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确立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原则。 在经过长达5轮的艰苦谈判后，2005年11月，朝核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会议最终达成具有指导意义的《主席声明》，各方重申将早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美方甚至乐观地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有望在两年内解决。 第三次朝核危机： 2006年7月5日，朝鲜先后向日本海试射了7枚导弹，其中包括“大浦洞－2”型远程弹道导弹。7月15日，安理会一致通过1695号决议，对朝鲜此举表示严重关切和谴责，要求朝鲜重新作出暂停导弹试验的承诺。其中由于中国的努力，决议中删除了美日议案原有的“经济制裁”，甚至“动武”的内容。而朝鲜态度更为强硬，认为发射导弹是“加强自卫国防力量的军事训练的一部分，”与解决朝核问题无关，朝鲜通过对话和协商半岛无核化的决心至今没有改变。同时明确拒绝该决议，并表示将“使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千方百计地加强自卫的战争遏制力量。” 2006年10月9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第三次朝核危机正式爆发。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718号决议，由于中国等国的努力，决议中删除了动武的条款，该决议是一项经济制裁和政治制裁的决议。目的是促成朝鲜回到六方会谈上来，继续寻求解决朝核问题的方式与方案。 2007年2月13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发表共同声明：60天内(07/04/14)，朝鲜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重返朝鲜监督验证。其他五方合作向朝鲜提供总计达100万吨重油的经济、能源及人道主义援助，首批紧急能源援助5万吨重油将于60天内开始。美国在60天内与朝鲜开始双边谈判，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拿掉，取消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2007年10月3日，六方会谈通过《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规定朝鲜在当年12月31日前完成宁边地区三个核设施的去功能化，并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整、准确的申报。同时，美国应根据朝鲜的行动履行其对朝承诺，有关各方将向朝方提供经济、能源和人道主义援助。 几个思考的问题： 2008年2月17日，访问朝鲜的美国核专家说，朝鲜正以“蜗牛速度”弃核。朝鲜的宁边核设施共有8000根，到目前仅卸除了1440根。而且也没有完全公布其核计划。 朝鲜的理由：国际社会承诺的100万吨重油援助，目前只收到了20万吨。美国也没有将其支持恐怖主义和经济制裁的黑名单上删除。 问题的根结：谁先采取行动？ 2008年6月27日朝鲜炸毁了其宁边地区核设施的冷却塔，标志着“去功能化”进程的开始。美国也宣布，美国将部分解除对朝鲜的贸易制裁，以及着手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删除。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朝美之间的这些良性互动有助于加速解决朝核问题进程。 2008年9月19日朝鲜宣布，由于美国以建立针对朝鲜核申报的验证机制为条件，拒绝把朝鲜从其“支 3 恐”名单中除名，朝鲜已开始恢复宁边核设施的工作。 2008年10月11日，朝美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议后，美国宣布把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除名，朝鲜12日表示将继续宁边核设施去功能化。 问题：朝鲜是否真心真心弃核？ 朝核问题最新进展 中朝建交60周年，2009年10月5日，温家宝总理访问朝鲜，与金正日委员长“就推进半岛无核化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似乎已走进死胡同的朝核危机又出现了转机。 关键在于：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 2009年4月5日，朝鲜宣布成功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之后又为了强力回应安理会的声明，4月14日，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并将重启宁边核设施。5月25日进行二次核试验，并以接连发射导弹来回应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声。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5月25日进行核试验表示“最严厉的谴责”，并要求朝鲜今后不再进行核试验或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任何发射。该决议对限制朝鲜进出口武器、检查进出朝鲜的船只、在公海检查与朝鲜有关的船只及防止外部资金流入朝鲜并被用于研发导弹和核武器等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要求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相关问题上予以合作。（2）朝鲜为何要坚持实施核武器 朝鲜发展核武器的目的或者说是原因，主要有： 一是把核武器视为是一种能够改变其国际困境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工具。二是满足国内政治的需要。三是走捷径，缩小与韩国发展和实力上的差距。四是威慑美国，阻遏美国可能的军事进攻。五是作为同大国交易，谋取实际利益的筹码。 （3）朝鲜核问题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一．直接受到核武威胁（在中国周边有核国家将增加到4个，并且刺激日本、韩国也以国家安全由研发核武器，对我国国家安全环境大为不利） 二．唇亡齿寒门户洞开（一旦因朝核危机问题导致美日军事入侵朝鲜，中国将有可能失去朝鲜这个战略缓冲地带，一旦美日对朝军事行动，中国是否介入陷入两难之地。1961年7月，中朝签定《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规定在朝鲜受到军事进攻需要支援时给予军事援助和直接出动军事力量介入，难道再来一次抗美援朝？） 三．难民涌入包袱沉重（一旦美日对朝动武，约有近300万难民涌入东北，根据《联合国宪章》中的难民条约，要给予吃喝住医疗保障，严重影响东北老工业区的崛起。） 四．南北受敌影响统一（“两岛”之间有联动效应。朝鲜曾是中国的属国。从唐、明、清到现代，中国多次因朝鲜而涉入与日本的战争并影响到台湾的归属。如果“台独”分裂势力和美国等外部干预势力利用我陷入朝鲜半岛危机时，在台湾海峡制造事端或公开搞“台独”，将严重影响中国的统一大业。）(4)应对朝核问题的基本思考： 1.从战略背景角度看：2020年前是中国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战略环境。中国解决朝鲜问题的基本立场：“坚持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支持半岛实现无核化，不赞成朝鲜半岛出现核武器；主张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对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予以解决。” 2.从地缘战略看：朝鲜是中美、中日和中韩在东北亚的战略缓冲区。朝鲜半岛的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但另外一方面，一个带点“无赖”、“邪头”的朝鲜也是中国应对美、日的一张牌。美国曾说不担心讲道理的中国，就担心不讲道理的朝鲜。例子：美国侦察船只入侵朝鲜领海被朝鲜果断地扣下80人作为人质，在谈判时十分被动。 3.要支持、引导朝鲜走渐进性经济改革之路。 4.坚持在六方会谈框架下处理朝核问题，保持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2.南海问题与中国的海洋权益 主要原因：一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为了南海经济专属区、外大陆架的划界，将 4 中国南海诸岛在内的我国大片海域划入他们各自的疆域。二是一些国家在其所占岛礁设立行政区域，建立机构，任命官员。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登岛宣示对所占岛屿的主权。三是3月8日美国海军监察船进入我南海海域收集情报，与我方维权船只险些发生冲撞。之后美军“钟云”驱逐舰前来为其护航。四是4.23我举行海军阅兵，并表露将制造“航母”的意图，于是有关国家和舆论纷纷猜测中国是否会以武力来收复南海诸岛。因此南海主权之争和中国如何维护自己的海洋权益，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国人关注的问题。 （1）南海主权之争问题 （2）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颁布是南海问题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3）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有效途径 中国不仅是个世界大国，也是有海临洋的海洋大国，海洋不仅是中国的生命线，而且也是保障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所在，因此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如同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样，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必须的。要正确有效地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一是必须对我国的海洋权益有正确的认识。根据现代国际海洋法，我国的海洋权益可分为两大层次：第一层次是我国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等海洋国土区域的权益；第二层次是上述海域之外的公海上的权益，即与其他国家共享的权益。 二是依赖于国际法和国内立法。依据国际海洋法赋予的权利来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利用国内立法来切实保护和落实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各项海洋权益。 三是依赖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依赖于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 四是加强海上执法力量的建设（近年来，海上执法队伍和执法力度逐渐增强）。 五是与相关国家合作，建立地区或国际性的各类海上合作机制（包括协商解决争端机制、合作开发机制、打击海盗与维护安全机制等等）。 六是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固然是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有效手段，这也是当前中国将要建造航母的主要原因。但是主张和平发展和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不会轻易运用海军来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因此这也是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最后手段。3.未来十年中国可能将面临的主要挑战 2009年7月《环球时报》召开了以“未来十年，中国与世界交往面临的挑战”为主题的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通过研讨和投票，选出被认为是未来十年中国将面临的五大挑战。 （1）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三股恶势力”将成为中国未来十年最大的挑战。（2）有效地保护我国日益扩展的海外利益和外交目标。（3）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4）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有效提升国家形象。 （5）如何避免中美两个大国陷入结构性战略竞争与冲突。 今年过春节的时候，回了趟老家，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自从呆在新疆后，就一直没有机会去甘肃了。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甘肃的变化竟然这么大啊！ 回到家后，竟然是完全不同的感觉，想起从前，竟觉得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家家户户都住上了二层小洋楼，中间还耸立着几座大厦，唉！从前可还都是小砖瓦房的，有的人家甚至都是土房子来着，进了家门，更感觉不同了。白净净的暖气管滚烫滚烫的，整个屋子暖烘烘的，家具都是焕然一新的，现有的是床，而不是土炕，一家三口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俨然幸福的一家人啊！想起过去，那情景就大不同，那个生活怎么有这么惬意呢。大人们一天到晚的忙作于农活，哪有什么时间闲下来聊天，更别说有电视看了。听听收音机和政府每天早晨放的大喇叭就已经不错了。小孩子那时一大群啊!最少的也有三四个的。大大小小在泥土中玩耍，哪有大人们去调教啊！人们的思想那时更是保守，落后，封闭阿。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变通，一味的继承老祖宗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旧规律。什么多子多福阿，养女如泼出去的水啊，重男轻女阿，神鬼灵魂尚存阿等等。不于外界交流，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生活在哪，长在哪，死在哪，一辈子只能呆在那个小山区，没有翻过一座山，更别说间什么大的世面了，而自从改革开放至今天，一切的一切变得不再是那么的遥远，那么的神秘了。人们的思想先进了，脑子变灵活了，除陋习，造新的事物，男女平等，人们开始外出远门，去做生意，去旅游，去外居，去出国，慢慢的种田的人家少了，但家家户户富强起来了，吃上了山珍海味，海参鱿鱼。告别了缝缝补补，粗茶淡饭的日子，生活不那么忙碌了，懂得了休闲，老人们也开始晨练了。早晨六七点那叫一个壮观哦。只见那一群的老人，这一群的老人，队伍浩大，似乎在进行马拉松比赛似的。我感叹道，唉！真是变了阿！还有些青年人外出留学，带回了几个外国女朋友男朋友的，说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自己都感觉落伍了。原来的那个破学校都不见了，代替的是高楼大厦，面积翻了好几倍呢！看得我都呆了，什么手机阿，电话拉，电脑阿。都成了手上的随带品。跟本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了。弯弯曲曲的小径也成了宽广发达的大公路。车辆疾驰来，疾驰去的。还哪有什么自行车阿，当我在感叹生活的巨大变化时，不得不思考未来的前景了。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不少的弊端，确实的令人担忧啊！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变化都存在着两面性，其实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最大的。令人欣喜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我们从环境方面来说，越来越多的高楼大厦耸立起来了，而那些个花花草草，树木丛林却渐渐消失了。没有了鸟语花香，没有了蝴蝶蜜蜂。有的是整夜不休的噪声和大量的污染物。不但对生态有害，对我们的健康也有害。人们生病的机率越来越大，体质也弱了。最赚钱的成了我们的医院。其次，从我们的交流与合作发面来看，这方面的问题就更大了。因为人与人之间是最需要交流和沟通的。封闭自我，整天呆在屋中，不是上网就是沉迷在虚幻之中，见面交谈的机会没有了。孩子们也不聚在一起玩游戏了，发明创造的思维能力渐渐的下降，整天活在别人的世界之中，幻想不存在的东西，小孩子的思想严重受影响，杀人犯罪的暴力事件发生了，人才都给培养到了黑暗中去了。这个国家还能继续很好的发展吗！还能赶得上其他的国家吗！再次，资源的浪费严重了。随着人们的生活变好，人的寿命渐渐增加了，人口也变多了，花费也大了。我们的资源有限阿，能这么折腾吗？这样下去我们人类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最后就是思想的开放导致了孩子的思想变异。花钱大手大脚，喜欢攀比，喜欢早恋，害怕受苦，享受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感觉。这样的发展是发展吗？真是令人担忧啊。 总之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有利也有弊。但发展是肯定的，而且是利大于弊的，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努力的改善它，让它的作用发挥地淋漓尽致，也让它的缺点渐渐消失！跟上时代的发展，展望未来的明天。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下，我们的祖国会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灿烂辉煌！ 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 中国是一个东方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至古时起，国与国之间的交流就有了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今天，依然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政策来完善我们的外交。于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外交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对于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有着显而易见的帮助。 在历史的舞台上，任何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去进行各方面的活动，在如今以经济金融市场为核心利益的主流经济时代，只有壮大自己的经济，才能树立起国家的地位。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上的成就世界瞩目。但是要成为超级大国除了经济上的实力外，其他方面的实力也很重要。 现如今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国内稳健发展，但是依然要对国外的局势变化密切关注。目前世界政治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安全形势总体稳定，但也有局部地方存在不稳定因素，使得国与国之间存在利益争端。这些安全隐患又给国家的和平外交带来困难。综合国力来看，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军事力量上看美俄出现两极；经济上，美日欧经济三极；政治上看，美中欧日俄是五极。经济的多极化使得政治出现多极化，所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重中之重。世界力量重新组合和利益的再分配是长期的过程，因为美国企图构建单极世界图谋阻碍多极化的发展，国际的旧秩序也阻碍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大国之间依然需要外交合作促进经贸关系发展，继续扩大改革开放战略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平等贸易的地位。而取得平等贸易地位需要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扩大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构建和谐世界。与此同时，妥善处理好多边环境，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与周边国家深入合作。中国的外交政策一贯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走的更本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首先要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与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也体现了我国的内政与外交的统一。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我国的外交战略目标，只有这样中国就能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稳中有进，不断超越。第二篇：2011国际形势变化论文
第三篇：军事理论论文——当前国际形势变化与中国国际形势
第四篇：看新中国变化有感
第五篇：中国外交与国际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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