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吸毒人员除罪化的理论以及葡萄牙的政策实践(P)（精选五篇）

第一篇：对吸毒人员除罪化的理论以及葡萄牙的政策实践(P)

对吸毒人员除罪化的理论以及葡萄牙的政策实践

摘要：毒品除罪化理论认为将吸毒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是不合适的。成本高昂的禁毒法律不仅不能解决毒品问题，反而是毒品问题的成因。葡萄牙的除罪化政策注重用治疗取代对吸毒人员的惩罚，不仅没有出现除罪化理论的反对者担心的毒品泛滥的情况，其毒品问题现状和其他国家比较反而更加乐观。葡萄牙的实践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毒品除罪化的理论。

关键词：毒品 葡萄牙 吸毒人员 除罪化 终身染毒率

世界各国的毒品政策存在很大差别。美国是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的国家，中国对毒品犯罪的量刑相当严厉；但在另一些国家，如荷兰，长期以来就对毒品维持一种较为容忍的态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各国的禁毒法律都有趋向严厉的趋势，其表现就是对吸毒人员也处以刑罚。进入21世纪后，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宽缓的禁毒政策，葡萄牙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对吸毒人员除罪化的政策就是突出的一例。2009年4月，世界著名的自由研究机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关于葡萄牙新的禁毒政策实施效果的研究报告。联系多年来西方一些国家关于毒品“除罪化”的持续争论，葡萄牙提供的实践例证对于把握禁毒法律政策的正确走向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关于“除罪化”的理论 在刑法领域，“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即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受害人的犯罪，如赌博、卖淫等，从刑法宽缓的价值取向出发，都可以考虑予以除罪化处理。吸毒行为也属于无受害人的违法行为之列。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一些国家就开始研究对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采取新的办法。在术语的使用上，早期一些学者常常使用“合法化（legalization)”。为了避免公众的误解和易于接受，近年来学者们试图用“除罪化”来准确地表达他们的政策主张，并力图使之和“合法化”区别开来。毒品合法化是取消针对生产、贩卖、使用毒品的所有的刑事制裁，实际上就是把毒品和香烟、酒精作同等对待。但“除罪化”的意义被限定为：“使用一种给定的毒品不是犯罪”，换句话说就是，“人们不

[1]应当仅仅因为使用毒品遭受刑事惩罚”。

除罪化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吸食毒品的行为没有直接伤害他人，对之施以刑事制裁是不恰当的。和偷盗、伤人这些行为不一样，吸毒只是通过吸入某种物质来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从而实现某种心理满足和愉悦，这种行为虽然对自身有损害，但其社会危害性却是间接的，和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相似。一个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人也不应该受到他人的伤害，更不应当受到政府的惩罚，因此一些学者于是认为，因吸毒惩罚公民不满足刑法所要求的正当性标准。[2](P13)惩罚吸毒人员的政策背后的道德判断是：吸食某种物质并上瘾是不道德的。可是如果把饮酒、抽烟和吸食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毒品”比较，没有人能诚实地找出他们之间的道德差异。例如从危险性来衡量，统计表明近40%的暴力犯罪都和酗酒有关，近40%的机动车伤亡事故和酗酒有关，每1000个吸烟者中每年有6人直接因为吸烟死亡，而每10万个可卡

[3]因吸食者中每年才有4人直接因为吸食可卡因死亡。这种道德标准的相对性还体现在，历史上美国在上个世纪初就把酒精当作毒品对待，香烟在一些州也属于违禁品，而大麻和可卡因、海洛因则是合法的。和“不道德”的吸毒行为相比，如果仅仅因为吸毒者使用了被人为

[4](P24-40)规定属于“非法”的药品，就让他们失去工作、财产和自由，是一种更不道德的行为。

其次，从毒品犯罪的社会机理分析，相当一部分的毒品犯罪以及和毒品有关的社会问题恰恰是禁毒法律的产物，人们习惯于把与毒品相关的各种犯罪行为的根源都归罪于毒品是错

误的。一项研究指出，90%以上的与毒品有关的犯罪都是毒品非法性导致的结果。香烟中的尼古丁和可卡因、海洛因相比同样致人上瘾，人们不必担心尼古丁上瘾会导致犯罪，就是因为香烟足够便宜。禁毒法律限制了毒品的供给，极大地抬高了毒品的价格，例如可卡因和海洛因的黑市价格是其正常价格的50倍至100倍，这意味着那些绝望的上瘾者为了得到毒品只能不顾一切地去犯罪。如果实施毒品去犯罪化政策，毒品价格必然大幅度降低，因上瘾而去抢劫或偷窃的案件也必然会大幅度减少。在另一方面，由于黑市毒品交易能够获得几十倍的利润，巨额暴利不但让一些人无视法律惩戒的继续从事毒品的生产、销售，而且还违法者违抗法律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毒品在被社会视为非法品后变得更为危险。海洛因不会致命，甚至不像酒精伤肝、香烟伤肺那样损害人体器官，即使上瘾也可以有很长的寿命，但是大部分地下生产的毒品都严重搀杂，没有任何生产标准约束，一个以为自己服用的是4%纯度海洛因的吸毒者可能实际上服用的是40%纯度的海洛因，或者他买

[4]到海洛因实际上是合成的强效鸦片，这样导致毒品其对人体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

第三，执行禁毒法律的成本高昂，但严厉的惩罚并没有遏制毒品的蔓延。美国的反毒品法规定持有少量毒品也是犯罪行为，而且联邦法律对持有毒品的累犯设立了最低刑期。在这样一种严厉的政策下，美国将近四分之一的警察资源都被用来对付毒品犯罪，联邦政府为打

[6]击毒品犯罪每年支出150亿美元，各级地方政府支出330亿美元，监狱中近一半的在押犯人和毒品有关，2007年仅因为持有大麻而被监禁的人数就达65万，而关押一个犯人一年的[3]成本高达2.3万美元。除了直接的执法成本，大量监禁人数背后还有巨大的间接成本：一个人的犯罪入狱意味着他将失去现有的工作，将来也难以获得好的就业机会，其生活将被彻底改变，其家庭将被拆散，子女要被送到社会福利机构。这些不利的后果已经远远超过了持有或使用毒品造成的危害本身。尽管成本高昂，但禁毒法律执行的成效却不尽人意。调查研究表明，在美国发动“对毒品的战争”三十多年后，毒品泛滥的趋势并未扭转，大麻、海洛

[7]因等这些毒品却变得更加强效且易于获得，吸毒的人数居高不下。仅以大麻为例，从1990

[6]年到2002年间，因吸食大麻遭到逮捕的人数增加了113%。研究表明，对法律惩罚的恐惧

[8](P82-4)[9](P247)并不是抑制毒品消费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批评说，所谓的“对毒品的战争”，是[10]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

最后，把用在打击毒品犯罪方面的资源转移一部分用于吸毒者的治疗，能够更好地防止毒品危害的蔓延，同时减少毒品犯罪的发生。用法律惩罚吸毒者不会让他们戒除毒瘾，也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还会使他们的问题恶化。但是通过对吸毒者实施有针对性的治疗，可以逐步让他们戒除毒瘾，恢复积极的生活方式。根据美国国家毒品滥用与健康研究所估计，每在吸毒者治疗上投入4美元，就能减少与毒品相关的社会成本4-7美元，一些门诊项目的[11]投入和社会产出比可以达到1：12。美国官方机构对戒毒治疗的成效做过一项系统研究，和接受治疗前的行为模式相比，在接受治疗后12个月，大部分反映接受治疗者吸毒活动的[12](P231)指标都降低了50%以上，有些指标甚至降低了90%，在与毒品有关的犯罪方面，因持有毒品遭受逮捕的比例降低了51%，因其他犯罪被逮捕的比例降低了64%，犯罪行为发生

[12](P240)的比例降低了70%-90%。如果过于依赖刑事法律体系来解决问题，一方面庞大的执法成本占用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就是公共卫生体系缺乏资金为吸毒者提供足够的治疗。“除罪化”的理论就是要把人们对毒品问题关注的焦点从毒品的供给方面转移到了毒品的需求方面，同时把社会资源从惩治吸毒转移到治疗吸毒方面，更多地依赖公共卫生体系而不是刑事司法体系来解决毒品问题。

在所有种类的毒品中，有关大麻的除罪化呼声最高。这是因为和其他毒品相比，大麻的危害要小得多。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研究结论是大麻对人体健康的威胁要低于烟草和酒精。很多人吸食大麻不是为了寻求刺激，而是象饮酒或服用镇静药一样为了缓解压力和焦虑。随着大麻的医疗用途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英国一家杂志甚至提出，大麻会不会成为

21[5]

世纪的阿司匹林。即使那些反对“除罪化”理论的学者也承认，对于大麻而言，从其所造

[14]成的危害而言，不足以对之进行刑事处罚。2000年10月，加拿大参议院的毒品问题委员会举行了广泛的听证后，建议加拿大政府采取除罪化的政策，至少让大麻这类温和的毒品除罪化，让16岁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合法地消费大麻，并赦免所有因持有大麻获罪的人。针对反对者认为大麻的使用可能导致其他更强效毒品的使用的观点，加拿大参议院在报告指出：“没有科学证据证明大麻会导致更强效毒品的使用，大部分出于娱乐目的的使用者只是短时

[5]间和间断性地吸食大麻，只有10%的人长期吸食，只有5-10%的人上瘾”。

但对除罪化政策的一个最主要的担心是，如果除罪化大幅度降低了毒品的价格，并使毒品更容易获得，加上吸毒人员不再担心法律的惩罚，那么现有吸毒者会消费更多的毒品，新增的吸毒人数也会大幅度增加，从而最终抵消除罪化带来的好处（如犯罪减少），甚至会使毒品问题更加恶化。对吸毒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学中的需求曲线（即价格越低，需求

[15]越大）对于毒品消费也同样适用。对吸毒人员除罪化处理还可能给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即使用毒品是可以接受的，这无疑会导致更多的人使用毒品，带来更多的社会危害和毒品犯罪。由于有这些疑虑，尽管除罪化的理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但真正将除罪化理论付诸实施的国家却不多。在没有经验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设想除罪化政策的后果，由于从理论上不能排除发生更大危害的可能性，那么现实政策最好的办法就是沿着既有的道路走下去。

二、葡萄牙对吸毒人员的除罪化政策

上个世纪90年代葡萄牙的毒品问题日趋严重，葡萄牙政府成立了国家反毒品策略委员会研究对策。该委员会1998年提出报告，强调对毒品犯罪进行严厉惩治的做法削弱了本来应该用于戒毒治疗的社会资源，因为监禁比治疗的成本更高；同时那些染上毒瘾者因为害怕受到监禁等刑事处罚、背上“犯罪”的污点而不敢向社会寻求帮助，于是只能继续在地下吸毒。报告建议通过对某些毒品犯罪进行除罪化处理来抑制毒品滥用。2000年葡萄牙政府采

[16](P7)纳了反毒品策略委员会报告中的建议，并正式提出自己的除罪化政策。

2001年7月，葡萄牙通过毒品除罪化法。根据这一法律，以个人消费为目的吸食、持有、获取少量麻醉性和致幻性药品，包括海洛因和可卡因等，都不再被当作犯罪处理。“以个人消费为目的”从数量上被定义为“不超过通常情况下一个人10天的剂量。”个人持有、吸食毒品虽然不构成刑事违法，但仍然属于法律禁止之列并作为行政违法（administrative offence)来处理，这就使得葡萄牙的“除罪化”和“合法化”区别开来。另外持有超过10天剂量的毒品被界定为“贩卖毒品”，依然构成犯罪。葡萄牙不是欧盟唯一进行“除罪化”尝试的国家，但和荷兰事实上只对大麻这一类较为温和的毒品除罪化不同，葡萄牙成了唯一一个法律明文规定对所有类型毒品实行除罪化的国家。

根据2001年的除罪化法，葡萄牙的18个行政区分别成立“毒瘾劝诫委员会”，作为处理个人吸毒这一行政违法行为的机构，一些大的行政区可以成立多个这样的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三名成员组成，其中一名成员由司法部任命，需要具有法律职业背景，另外两名委员由卫生部和政府毒品政策协调员共同任命，且其中至少一人具有医生或社会服务职业背景（医生、心理医生、社会工作者）。

发现属于除罪化法管辖的吸毒或持有毒品行为后，警察应当向违禁者发出传票，但是不能逮捕违禁者。传票同时送到劝诫委员会，行政程序由此启动，被传讯者应当在72小时内到委员会接受调查。法律还规定私人执业医生和公共卫生机构的医生如果发现病人有吸毒的嫌疑也应该向委员会报告，不过这类报告非常少见，因为医生们大多数认为报告违反了医生对病人隐私保密的职业准则。通过调查，委员会需要了解违禁者是否已经吸毒成瘾、吸食毒品的种类、被发现吸毒的场合、违禁者的经济条件等，然后根据这些情况做出案件处理决定。违禁者有权要求他自己选择的治疗专家参与程序，或者进行医学检查来帮助确定有关的事[13]

实。

熟悉劝诫委员会程序的官员强调，避免象刑事程序那样给犯人烙上的污点是委员会程序压倒一切的目标。程序的每个步骤都精心设计以弱化甚至消除使用毒品“有罪”的印象，转而强调的是该程序关注健康和治疗的方面。例如违禁者可以要求进行程序的通知不送到他的家中，以保护他的个人隐私。听证场所的布置和法庭完全不一样，被传讯的违禁者和委员会成员水平就座。委员会的成员刻意避免佩戴类似于法官的外部标志，采取非正式着装。委员会有法律义务对所有程序细节保密，在任何时候都强调尊重违禁者。

从理论上，委员会可以对违禁者处以多种行政处罚，包括处以在25欧元至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数额之间的罚金、在一定期间内禁止从事特定行业、禁止出入高风险场所、禁止和特定个体交往、定期向委员会报告有无吸毒行为、禁止旅行出境、丧失补贴救济金等公共福利以及单纯的口头警告等。在实践中，罚金只是作为最后的手段，在没有成瘾和累犯证据的情况下，罚金通常都被暂停实施。对吸毒人员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处理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劝诫委员会没有权力强制违禁者接受戒毒治疗，但是他们可以以违禁者同意接受治疗作为暂停实施行政处罚的条件。根据除罪化法，对于未成瘾且以前没有违禁记录的违禁者，委员会应当“暂时中止程序”；对于已成瘾但以前没有违禁记录的违禁者，如果其同意接受治疗，也应当“暂时中止程序”；委员会还可以视情况对那些同意接受治疗的有前科的吸毒成瘾人员“暂时中止程序”。即使对那些已宣布实施处罚的有前科的吸毒成瘾人员，只要他们开始接受治疗，委员会也可以立即暂停处罚的实施。在戒毒治疗结束后，如果没有新的违禁行为发生，经过一段时间后，程序就被认为终止。2005年委员会裁定的个案有3192个，其中83%为中止程序，15%予以实际处罚，2.5%宣布赦免。在予以处罚的个案中，大部分仅仅是要求

[16](P6)违禁者定期到指定地点报告。这一比例分布自除罪化政策实施以来基本保持不变。

三、葡萄牙除罪化政策的成效

新的政策实施后，一些批评者预言，葡萄牙的毒品使用会泛滥成灾，整个国家会变成吸毒者的天堂，并且为“毒品旅游”打开大门，从而加剧该国的毒品问题。但是卡托研究所研究报告表明，这些预言基本上都是危言耸听，多方面的证据显示，葡萄牙禁毒政策的实效要优于那些继续坚持将吸毒者“入罪化（criminalization）”的国家。

（一）不同时期指标的纵向比较

为了评估除罪化政策的效果，研究者采用“终生染毒率(lifetime prevalence rate)”——在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吸食过毒品的人数占全部被调查人数的百分比这一指标。在13-15岁年龄组的学生中，终身染毒率从2001年的14.1%下降为10.6%。16-18岁年龄组学生这一指标的测量数值在1995年至2001年间曾经从14.1%上升到27.6%，除罪化法生效后，这一数值2006年降低为21.6%。尽管更高的年龄组（19岁以上）的测量数据有轻微的升高，但是研究者认为，青少年群体的测量数据对评估毒品政策的效果最为重要，因为青少年群体行为趋势的变化意味着未来整个社会趋势的变化。13-18岁被认为是最容易发生行为模仿和行为习得的时期，相当多的人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吸毒的。这一年龄段终身染毒率的下降被葡萄牙的毒品政策官员认为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成果。另外一个积极的数据是，在16-18岁年龄组，虽然吸食大麻的人数有所增加，但是就海洛因这一更具危害的毒品而言，观测到的终身

[16](P11-14)染毒率从1999年的2.5%下降到1.8%。

（二）和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 一些怀疑者认为，因为葡萄牙的除罪化政策的实施期间正值全球毒品使用都在减少，因此终身染毒率的下降趋势并不足以说明除罪化政策的实效。卡托研究所的报告于是将葡萄牙和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从2001年到2005年，就大麻这一欧盟地区最流行的毒品而言，葡萄牙的终生染毒率在所有欧洲国家中最低。葡萄牙大麻终身染毒率2006年为8.2%，而欧洲平均水平为25%。同样，就欧盟地区的第二大类毒品可卡因而言，葡萄牙的终

生染毒率也处在较低的水平。在高中学生这个非常重要的年龄段，葡萄牙针对可卡因观测到的终生染毒率为1.6%，而欧盟地区的平均值为4%，针对包括海洛因和安非他明等其他毒品的调查数据葡萄牙也低于欧洲的平均值。很多欧盟国家的调查数据都高出葡萄牙两三倍，并[16]（P19-22）且整体上呈上升趋势。相比欧盟之外的国家，葡萄牙的毒品使用率更低。尽管美国一直在下大力气和所有的毒品犯罪斗争，以至于美国监狱中近一半的在押犯人都和毒品有关，但美国却是世界上可卡因和大麻的使用率最高的国家，其12岁以上人口就可卡因观测

[17]到的终生染毒率为16.2%，大麻的终身染毒率更是高达42.4%。由此来看，葡萄牙在治理毒品问题方面取得的成效不经是欧盟国家的典范，更是和严厉执行禁毒法律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戒毒治疗的社会成效

实施除罪化政策一个最重要的现实理由就是它能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吸毒者的治疗，从而减轻毒品对吸毒人群的危害，进而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葡萄牙在对吸毒人员除罪化的同时，增加了用于吸毒者治疗项目的资金，戒毒机构的床位、治疗型社区和临时安置房屋的数量都大幅增加。与此同时，由于不再担心刑事处罚或背上“犯罪”的人身污点，吸毒人员开始愿意参加为他们提供的各种戒毒和治疗项目。参加戒毒治疗项目的人数从1999年的6040人增加到14877人，增加了147%，接受其他类型治疗的人数也有大幅度增加。不出意外，这一变化对吸毒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1999年葡萄牙是欧盟国家毒品注射者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但从2001年开始，与吸毒有关的新发生病例每年都有显著的减少，因使用不清洁的注射针头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数从2000年的近1400人减少到2006年的约400人。被观测到的B型和C型肝炎的感染病例也有适当地减少。在吸毒者死亡率方面，从1989年到1999年葡萄牙与毒品使用相关的死亡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其中1999年的死亡人数近400人。自从除罪化政策实施后，这一趋势得到扭转，2006年与毒品相关的死亡人数为290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们一致认为，除罪化政策使得早期介入和更好的治疗成为可

[16](P15-17)能，这才导致了这一趋势的扭转。

四、结论及启示

一个社会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来对待吸毒者：或者把他们看作违法犯罪者，然后通过刑事司法体系惩罚他们，或者把他们看作一类病人，然后通过公共卫生体系治疗他们。几乎没有国家采用单一的方式，大多数国家在惩治毒品犯罪的同时都会采取一些措施让公共卫生体系为吸毒者提供帮助，但是各个国家的政策侧重点是不同的。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不同的侧重点可能会导致迥异的结果。

葡萄牙的除罪化政策选择了依靠公共卫生体系而不是刑事司法体系、依靠治疗而不是惩罚的办法。总体来看，葡萄牙毒品政策制定者的期望基本实现了。自2001年以来，毒品问题在葡萄牙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在一些方面还出现了显著的改善。和其他国家相比，葡萄牙毒品问题的现状也较为乐观。通过打消吸毒人员对刑事惩罚的担心，鼓励吸毒人员寻求社会帮助，与毒品有关的社会病理问题从而也得到改善。葡萄牙经验表明，除罪化不失为应对困扰世界各国的毒品问题的可行途径。一项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了一致的结

[17]论：吸毒水平在那些对非法毒品处罚更严厉的国家并不低于那些采取更温和政策的国家。

尽管我国有一些法学专家认为应该将吸毒行为定为犯罪，但是我国的刑法和禁毒法却没有这样做，持有毒品罪也是以持有数量较大为构成要件，同时禁毒法仍然将吸毒行为列为法律禁止的违法行为，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法律和葡萄牙的除罪化法是基本一致的。但葡萄牙除罪化法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实践操作中打消吸毒人员对处罚和背上人身污点的担忧，包括以吸毒人员自愿接受戒毒治疗为条件免除对他们的行政处罚，从而鼓励他们积极接受戒毒治疗。可以说，葡萄牙的除罪化政策，不仅是除罪，在大多数案件中还免除任何形式的处罚，基本上把吸毒人员作为一个病人对待。我国《禁毒法》强调所有的吸毒成瘾

者都应该接受戒毒治疗，并分别就社区戒毒和强制戒毒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同时规定吸毒人员主动到公安机关登记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不予处罚，这种注重帮助、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的指导思想和葡萄牙的除罪化政策也是一致的，完全值得肯定。不过我国《禁毒法》的执行主要依靠公安机关，同时整个社会对吸毒人员存在偏见、社区和专业戒毒医疗机构缺乏足够资源，禁毒法的实施能否取得良好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参考文献

[1]Douglas Husak.Four Points about Drug Decriminalization[J].Criminal Justice Ethics,2003,(winter/spring):21-29.[2]Douglas Husak.Limitations on Criminalization and the General Part of Criminal Law[A].Stephen Shute, A.Simester.Criminal Law theory: Doctrines of the General Part[C].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3]Kimberly Powell.Decriminalization of Drugs: A Logical Solution[EB/OL].(2005-11-18)[2009-10-11].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二篇：对街道吸毒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

**区**街道办事处，地处**市城区中心，东临氐星路，南接大科办事处，西到螺子坳，北达**桥。辖区总面积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5万人，流动人口2万余人，下辖9个社区居委会，辖区人口稠密，商贾云集,交通便捷，商厦、写字楼、学校、农贸市场、娱乐城、医院等一应俱全。

今年4月份，我对辖区内在册吸毒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调查内容包括吸毒人员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初吸时间（或强戒时间）、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目前吸、戒毒情况等，经过认真调研分析，发现我处吸毒人员主要存在以下5种情况。

1、成功戒毒，要求消“户”者

如扶青社区吸毒人员廖海霞，2006年初吸食毒品追龙，后家庭破裂，已离婚。现经过家人的劝说，特别是在现男友的鼓励下，已完全与毒品断绝，并自觉每月到卫生防疫站尿检一次，都是阴性，现在与男友一起经营旅社，生活稳定，感情稳定。但其本人反映，因为自己曾经吸过毒，被公安机关机关列入黑名单，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去年和男友到云南办事，住宾馆时凌晨2点遭当地公安查房，原因就是用身份证登记住宿时，属公安机关在册的“重点人员名单”，引起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带来出行不便。还有**市公路局的吸毒人员彭国军，目前收入稳定（年收入近4万元），家庭稳定，本人对毒品危害认识深刻，自觉按月尿检，都是阴性。我们到他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及周围邻居调查，都反映他确实已不沾毒品，我们认为他已成功戒毒。

2、家人伤心，拒不配合者

**社区有一名叫唐维的吸毒人员，因吸毒已与家人的关系很僵，他的老父亲帮他解决了工作，看着他吸毒，恨之入骨，同时也迁怒于社会，怪政府和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教育和帮助他的儿子，拒不提供唐维的去向，并辱骂打电话问情况的社工人员，与上门做工作的社区民警吵架，气焰嚣张，态度相当恶劣，新的《禁毒法》只有对吸毒人员的强制措施，对拒不配合、态度恶劣的家人没有强制措施，给工作的深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情况占吸毒人员的大多数，约30人左右。

3、嫁入外地，户口未迁者

洞新社区彭红容去年安家到浙江，今年刚生小孩，只吸食过一次毒品，以后没有吸食过，户口还在洞新社区，本人很少回来，社区不能按新《禁毒法》的要求对其进行管理。我处共有3人嫁到外地，但其管理职责没有及时移交过去，其本人及家人也非常忌讳“吸毒人员”这一特殊身份，千方百计隐瞒情况。

4、李代桃僵，身份弄错者

xiexiebang.com范文网[CHAZIDIAN.COM]

**社区的曹孝军和洞新社区的王利平本人都不吸毒，有单位和邻居、亲人的证明。但当初被人冒用身份证登记，上了黑名单，要求消“户”。建议对确实弄错了的，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消“户”。

5、外地谋生，不知所踪者

吸毒人员的经济都较为困难，因吸毒史在家乡难以就业，为生活所迫，大多都到外地谋生，如耕塘社区吸毒人员蒋郁、洪海滨都在山东开车。关家社区谭凯在邵阳开车，小花社区盛志伟在邵东开快餐店，**社区喻涛在株洲太子龙打工等等，这些信息都是家人提供的，我们能和他们的家人联系上，但没有经费逐一到外地证实，这类情况有19人，另有11人因种种原因我们根本查找不到任何联系方式，如**社区的吸毒人员龙鹤彪，原籍是双峰人，买的户口落在我处，属“三无”人员：在本地无房子无亲人无单位，根本无法查找，还有耕塘社区的潘巍，是区域重新划分时由洞新社区移交过来的，当时是在**大市场买商品房落的户，落在散户组，后房子卖掉了，人也不知所踪，这些“三无”人员给我处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处。

结合我处实际，我个人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提出以下6点建议：

1、每年定期组织对办事处和社区从事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强基层业务水平。

2、按《禁毒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社区戒毒人员既可在户籍地戒毒，也可在常住地戒毒，但目前没有明确的交接人员制度，容易出现户籍地管不着，常住地没有管的失控局面，应尽快出台有关措施和制度，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人员进行有效管理。

3、建立联动和交接制度。办事处、派出所、禁毒大队和禁毒所的工作联系要加强。如08年9月28日，扶青社区吸毒人员曾艳被强戒，事隔1月后管区民警和扶青社区才知道此事，信息出现了脱节，今后要加强联系。

4、明确“消户”制度，对于1年以上确已戒毒，每月尿检均为阴性，单位、邻居或家人证明（或担保）没有吸毒，经办事处、派出所、社区调查属实的人员，应该可以阶段性“消户”，如今后发现再次吸毒，则将“消户”必备的戒毒时间延长至3年，以此类推。

5、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禁毒法》各项要求落实到位。禁毒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在查找、联系、帮助吸毒人员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相当数量的工作经费投入，光靠责任感和讲奉献不可能真正对吸毒人员管理到位，为了真正把这项工作抓好、落实，建议中央、省、市设立专项经费，解决基层禁毒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6、加大禁毒工作宣传力度，使《禁毒法》深入千家万户，特别是引起吸毒人员家人、朋友、单位的理解与支持，主动帮助和配合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禁毒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重视、参与禁毒的大好局面。

第三篇：对街道吸毒人员情况的调查报告

**区**街道办事处，地处**市城区中心，东临氐星路，南接大科办事处，西到螺子坳，北达**桥。辖区总面积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5万人，流动人口2万余人，下辖9个社区居委会，辖区人口稠密，商贾云集,交通便捷，商厦、写字楼、学校、农贸市场、娱乐城、医院等一应俱全。

我处共有在册吸毒人员114人,其中扶青社区3人,**社区12人,关家社区14人,**社区18人,耕塘社区14人,甘子冲社区29人,小花社区16人，洞新社区8人，还有竹山社区目前暂时没有。其中列入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77人，占总人数的67.5%；劳教在所22人,强制戒毒9人,监狱服刑6人。

今年4月份，我对辖区内在册吸毒人员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摸底，调查内容包括吸毒人员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初吸时间（或强戒时间）、家庭住址、联系电话、目前吸、戒毒情况等，经过认真调研分析，发现我处吸毒人员主要存在以下5种情况。

1、成功戒毒，要求消“户”者

如扶青社区吸毒人员廖海霞，2006年初吸食毒品追龙，后家庭破裂，已离婚。现经过家人的劝说，特别是在现男友的鼓励下，已完全与毒品断绝，并自觉每月到卫生防疫站尿检一次，都是阴性，现在与男友一起经营旅社，生活稳定，感情稳定。但其本人反映，因为自己曾经吸过毒，被公安机关机关列入黑名单，给自己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如去年和男友到云南办事，住宾馆时凌晨2点遭当地公安查房，原因就是用身份证登记住宿时，属公安机关在册的“重点人员名单”，引起当地公安机关的注意，带来出行不便。还有**市公路局的吸毒人员彭国军，目前收入稳定（年收入近4万元），家庭稳定，本人对毒品危害认识深刻，自觉按月尿检，都是阴性。我们到他单位领导和同事们及周围邻居调查，都反映他确实已不沾毒品，我们认为他已成功戒毒。

据初步调查掌握，目前成功戒毒1年以上者有12人，占决在册人数的10.5%，他们都因自己的吸毒史，成为公安机关在册的“重点人员名单”，引发了生活中诸多不便，遭受到各种歧视，他们强烈要求消“户”，退出公安机关“重点人员花名册”。我们认为这些要求有合理性，可列入阶段性戒毒成功的人员，应与那些尚未戒断的吸毒人员区别对待，但不知道怎样操作。

2、家人伤心，拒不配合者

**社区有一名叫唐维的吸毒人员，因吸毒已与家人的关系很僵，他的老父亲帮他解决了工作，看着他吸毒，恨之入骨，同时也迁怒于社会，怪政府和公安机关没有及时教育和帮助他的儿子，拒不提供唐维的去向，并辱骂打电话问情况的社工人员，与上门做工作的社区民警吵架，气焰嚣张，态度相当恶劣，新的《禁毒法》只有对吸毒人员的强制措施，对拒不配合、态度恶劣的家人没有强制措施，给工作的深入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这样的情况占吸毒人员的大多数，约30人左右。

3、嫁入外地，户口未迁者

洞新社区彭红容去年安家到浙江，今年刚生小孩，只吸食过一次毒品，以后没有吸食过，户口还在洞新社区，本人很少回来，社区不能按新《禁毒法》的要求对其进行管理。我处共有3人嫁到外地，但其管理职责没有及时移交过去，其本人及家人也非常忌讳“吸毒人员”这一特殊身份，千方百计隐瞒情况。

4、李代桃僵，身份弄错者

**社区的曹孝军和洞新社区的王利平本人都不吸毒，有单位和邻居、亲人的证明。但当初被人冒用身份证登记，上了黑名单，要求消“户”。建议对确实弄错了的，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消“户”。

5、外地谋生，不知所踪者

吸毒人员的经济都较为困难，因吸毒史在家乡难以就业，为生活所迫，大多都到外地谋生，如耕塘社区吸毒人员蒋郁、洪海滨都在山东开车。关家社区谭凯在邵阳开车，小花社区盛志伟在邵东开快餐店，**社区喻涛在株洲太子龙打工等等，这些信息都是家人提供的，我们能和他们的家人联系上，但没有经费逐一到外地证实，这类情况有19人，另有11人因种种原因我们根本查找不到任何联系方式，如**社区的吸毒人员龙鹤彪，原籍是双峰人，买的户口落在我处，属“三无”人员：在本地无房子无亲人无单位，根本无法查找，还有耕塘社区的潘巍，是区域重新划分时由洞新社区移交过来的，当时是在**大市场买商品房落的户，落在散户组，后房子卖掉了，人也不知所踪，这些“三无”人员给我处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处。

结合我处实际，我个人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提出以下6点建议：

1、每年定期组织对办事处和社区从事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增强基层业务水平。

2、按《禁毒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社区戒毒人员既可在户籍地戒毒，也可在常住地戒毒，但目前没有明确的交接人员制度，容易出现户籍地管不着，常住地没有管的失控局面，应尽快出台有关措施和制度，对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

人员进行有效管理。

3、建立联动和交接制度。办事处、派出所、禁毒大队和禁毒所的工作联系要加强。如08年9月28日，扶青社区吸毒人员曾艳被强戒，事隔1月后管区民警和扶青社区才知道此事，信息出现了脱节，今后要加强联系。

4、明确“消户”制度，对于1年以上确已戒毒，每月尿检均为阴性，单位、邻居或家人证明（或担保）

没有吸毒，经办事处、派出所、社区调查属实的人员，应该可以阶段性“消户”，如今后发现再次吸毒，则将“消户”必备的戒毒时间延长至3年，以此类推。

5、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确保《禁毒法》各项要求落实到位。禁毒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工作，在查找、联系、帮助吸毒人员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没有相当数量的工作经费投入，光靠责任感和讲奉献不可能真正对吸毒人员管理到位，为了真正把这项工作抓好、落实，建议中央、省、市设立专项经费，解决基层禁毒工作人员的后顾之忧。

6、加大禁毒工作宣传力度，使《禁毒法》深入千家万户，特别是引起吸毒人员家人、朋友、单位的理解与支持，主动帮助和配合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禁毒活动形成全社会共同重视、参与禁毒的大好局面。

第四篇：社区对吸毒人员管理工作计划

社区对吸毒人员管理工作计划

为巩固我社区禁毒工作成果，继续完善和开展吸毒人员的帮教工作，制定了2010年创建“无毒”社区工作计划：

一、完善“五位一体”的安置帮教网络，宣传相关法律法规，重新采集更新吸毒人员基本情况，走访吸毒人员家庭，开展对吸毒人员的思想教育，在政治上、思想上、品德上加强教育和转化的管理工作。动态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及生活情况。

二、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拓宽帮教方式，结合社区情况，鼓励吸毒人员恢复吸毒人员自信心，重新树立吸毒人员人格，以安排社区公益性工作为主，并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再就业、自主创业自谋职业，逐步实现安置就业市场化、社会化、多元化，同时不放松对他们的思想帮助和教育。社区帮教人员要及时进行帮助、教育、监督和管理，来提高他们思想意识、矫正他们的行为，使他们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不再违法犯罪和危害社会，真正走向遵纪守法、自食其力、安居乐业的社会生活轨道。

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国家、省、市、县、区各级关于禁毒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要求，坚持社会各界主动参与，突出主题、抓住重点，运用多种手段，组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的宣传活动，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大造声势，在我社区努力营造浓厚的禁毒工作氛围，进一步增强全民禁毒意识，不断将禁毒专项整治工

作推向深入。

1、充分利用板报、标语、条幅等通俗直观的形式进行禁毒宣传。不断强化社区禁毒宣传教育工作力度，提高广大居民群众对禁毒、戒毒工作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增强居民提高治安防范意识和禁毒、戒毒、拒毒的意识。

2、社区不定期邀请专业人员到社区进行法律讲座、毒品知识讲座等活动。

3、节假日前夕，组织帮教成员走进家庭，开展禁毒宣传活动或禁毒帮教活动，对社区内的吸毒人员进行看望、回访。

4、在重要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日、重大节日及 “6.26”宣传日期间，组织开展专题法制宣传活动；继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

5、寒暑假期间组织社区内中、小学生观看禁毒影片，进行教育。

6、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展“禁毒宣传教育进社区的六进活动”、“不让毒品进校园”、“青少年远离毒品”、“不让毒品进我家”、“职工拒绝毒品零计划”等系列活动。

社区 2010年2月25日

第五篇：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

1阮惠风 李阳辉 杨光

（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 中国 昆明 650223）

摘 要：昆明市五华区在社区戒毒中积极探索吸毒人员社区矫正方法与途径，切实体现了《禁毒法》“以人为本”戒吸帮教工作理念。本文在分析社区矫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实践探索

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确立了当前戒毒体系中社区戒毒模式的法律地位与期限。

为了进一步明确社区戒毒的主管机关、戒毒方式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关系等，《禁毒法》第三十四条又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工作。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应当对社区戒毒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无职业且缺乏就业能力的戒毒人员，应当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援助。”

因此，《禁毒法》的出台有效促进了我国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新型戒 1 作者简介：阮惠风（1972-）男，湖南邵阳人，社会学博士，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讲师，现在五华禁毒大队锻炼,主要从事毒品预防、西南边疆社会问题研究。李阳辉（1971-），男，云南大理人，五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主要从事禁毒研究。杨光（1963-），男，云南昆明人，五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毒品预防与戒毒研究。毒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戒毒治疗过程中生理脱毒、心理矫治、社会帮教的全面实施，突出了戒毒工作的社会化。但是由于禁吸戒毒工作的复杂性，各地社区发育程度的不一致性及为贯彻《禁毒法》实施而配套的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缺位等因素的影响，社区戒毒仍然存在着诸多疑点与问题，实施起来困难大。因此，对社区戒毒相关措施的具体实践与探索，显得尤为必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对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的社区矫正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

一、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探讨

首先是概念的拓宽。按传统观点，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法，显然，其矫正对象已定性为罪犯。而这明显又与我国对吸毒行为的定性、《禁毒法》规定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的主要目的等不相吻合。如《禁毒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对吸毒行为的定性只是为“违法”，而不是“犯罪”，因此，对吸毒行为不能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显然这一观点与《禁毒法》中明确规定的“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等相关内容相冲突。

其实在国外，社区矫正的英文名称为Community correction，又可译为“社区矫治”，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因此从广义上讲，社区矫正应包括所有在社区环境中预防违法犯罪及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其矫正对象应包括犯罪者或具有犯罪倾向的违法人员。因此，五华区以此概念为依据，结合《禁毒法》的立法精神与相关条款，认为就毒品问题而言，社区矫正应包括毒品滥用的预防、毒品滥用群体的矫正、情节较轻的毒品犯罪群体的矫正等等，从而拓宽了社区矫正的概念。

其次是在社区矫正的功能方面，突出了戒毒工作的社会化。在政府的支持倡导下，五华区将戒毒人员的社区矫正纳入了整体的社区管理与建设活动体系之中，率先在昆明市挂牌建立起了九个社区矫正点，组成了由办事处禁毒专干、社区干部、社区医生、禁毒志愿者、派出所民警等多种力量构成的社区帮教队伍，摸索建立了一套新的社区帮教方法和工作制度，建立禁毒戒吸的社区控制网络，使禁毒戒吸工作由政府行为或公安部门的专项职能，变成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的社区防治体系。因此这种社区矫正具有较大的吸纳功能与矫治功能，是社区发展与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次是在社区矫正的理念方面，切实体现《禁毒法》“以人为本”戒吸帮教工作理念。为进一步加强对戒毒出所人员的社区帮教，深化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发挥社区作用，巩固禁吸戒毒工作成果，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戒吸帮教工 作理念，完善五华区禁毒体系建设，切实帮助戒断吸毒人员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摆脱毒瘾回归社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是在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建立了社区戒毒矫助点工作规章制度，规范了矫助点工作流程。为确保矫助点正常有序地开展工作，五华区依据《禁毒法》相关内容，在总结多年禁吸帮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五华区社区戒毒协议书》、《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工作目标》、《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工作制度》、《社区矫助点工作者、志愿者工作职责》、《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对帮教学员的管理规定》、《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流程》等多项规章制度，在全区统一实行，使五华区禁吸帮教工作规范有序地发展。

二.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

在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实践方面，五华区结合自身实际，以社区矫正理论为指导，不断创新矫正方法，进一步加大了对矫正对象的帮助，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社区矫正成效明显。

（一）基本情况

五华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形成的因素、吸毒人员基数较大，特别是昆明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在册吸毒人员倍增，全区在册吸毒人员4216人，其中已死亡842人，服刑46人，劳教274人，下落不明四年以上的599人，人户迁出894人，戒断三年以上270人，现有吸毒人员1291人，列入社会帮教435人，在所戒毒332人，美沙酮维持治疗199人，下落不明不满四年的325人。五华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两个乡，99个社区居（村）委会，其中，有两个无毒乡、24个无毒社区居（村），九个城区办事处中75个社区居（村）委会不同程度地分布有吸毒人群。2

（二）社区矫正实践的成功探索

1.领导高度重视社区矫助工作

五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把社区矫助工作作为逐步减少和消除毒害，促进社会稳定，实现“打造平安五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作为五华区禁毒人民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专门召开区禁毒委员会领导会议专题研究社区矫助 2 文中相关数据与个案均为昆明市五华分局禁毒大队提供。工作。按照昆明市禁毒委《关于在全市推行社区矫助工作实施意见》，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了《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禁毒工作会上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区各乡、街道办事处、禁毒成员单位认真贯彻省、市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把社区矫助工作做实、做深、使更多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社会。为确保社区矫助工作落到实处，区政府逐年增加了禁毒经费投入，保障了矫助点的建设和矫助活动的开展。

2.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五华区党委、政府积极支持社区矫助点的建设，在上级禁毒部门的指导下，各乡、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矫助点基础建设。

一是设立矫助点、落实活动场地。根据五华实际，以每个乡、办事处为单位，各设立一个矫助点。各乡、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选择办公条件较好社区（村）居委会内建立矫助点。并落实了开展矫助工作专用的活动场所。

二是设立矫助点领导机构。在乡、街道办事处成立由党工委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办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社区主委为成员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社区禁毒专干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层层落实责任。

三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和派出所社区民警组成了社区矫助工作者，在辖区内招募了社区禁毒工作志愿者，组成帮教队伍。目前，全区建立了一支由1184名热心禁毒事业的各届人士组成的禁毒自愿者队伍。

3.加强培训，提高社区帮教工作者业务水平

吸毒人员社区矫助工作是新形势下社区禁吸帮教工作发展的要求，为了确保矫助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提高社区帮教工作者业务技能是关键。为此，五华区加强了社区禁毒工作者的培训活动。一方面，专门组织各乡、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综治专干、社区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学习省、市党委、政府、上级禁毒领导部门关于社区矫助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使各级、各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迅速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思路，切实帮助戒毒人员解决生活、就业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扶难救困，从思想上、生活中给矫助对象最大的帮助，为他们摆脱毒瘾，回归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社区矫助点真正成为吸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完成生理脱毒回到社区后，继续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治的基地。另一方面，区禁毒办专门培训与日常工作指导相结合积极组织业务培训活动，借鉴戴托普等一些专门戒毒机构可行的做法和工作经验，邀请研究药物依赖的专家，举办吸毒人员社区矫助点骨干培训班，对街道办事处的综治主任，社区矫助点专干及工作人员从吸毒人员戒毒期间的心理特征、如何开展社区帮教活动以及开展此项工作的理论基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培训，基本掌握了社区矫助点的运作和管理模式，加强了面对面开展帮教工作的业务水平，为全面开展 4 矫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全面落实吸毒人员无缝隙管控工作机制

为使吸毒人员的发现、送戒、帮教等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确保吸毒人员管控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吸毒人员无缝隙管控机制，确保吸毒人员管控吸毒人员从被发现送强制隔离戒毒到在戒毒所戒毒期满后回到社区纳入帮教的全过程建立了无缝隙管控制度。社区、派出所在帮教中，发现列帮人员重新吸毒或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吸毒人员，由派出所送强制隔离戒毒，解毒期满后，戒毒所通知区禁毒办，由禁毒办统一接回，交辖区派出所和社区进行列管帮教，派出所和社区与戒毒学员家属签订帮教协议和责任书，切实做到了对吸毒人员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底数清，情况明的目标。2007年以来，市戒毒所共释放我区吸毒人员225 名，全部实行无缝隙管控纳入社区帮教。

5.全面落实禁吸帮教工作措施

一是采取普遍列帮与重点帮教相结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矫助活动。各社区矫助点在与戒毒出所人员全部建立联系普遍开展帮教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戒断毒瘾主观意愿强烈、吸毒时间短、积极配合矫助工作的对象进行重点帮教。每年每个社区确立2名重点矫助对象开展工作，尽力帮助其延长巩固期，力争达到彻底戒断的目标，积小为大，不断扩大戒断巩固面，逐步达到大多数吸毒人员都能彻底戒断毒瘾的目标。

二是坚持指导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加强管理。在社区矫助工作中，一方面对吸毒时间较长，毒瘾较深，思想不稳定的矫助对象提供戒毒用药及用药指导，引导参加美沙酮替代治疗。另一方面派出所按照吸毒人员管理规定，按时限不定期地对矫助对象进行尿液检测，发现复吸的，及时送强制隔离戒毒继续进行强制性生理脱毒。

三是坚持以思想教育的方法进行心理矫治。帮教小组按照三个“不”和三个“一”，即对吸毒人员不歧视、不推诿、不揭短、一视同仁、一以贯之、一腔热情的方式坚持每月一次谈话制度，加强与矫助对象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矫助对象思想状况、生活情况，并结合个体情况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禁毒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及社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社区矫助点”工作的积极性，在社区群众中进行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利用亲情、友情感化矫助学员，逐渐消除人们对矫助对象的偏见和歧视，努力创造宽容、关爱、接纳的社会环境，用社区工作者的真心和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心树起矫助学员的自尊心，坚定戒除毒瘾的自信心。

四是以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的方法，丰富矫助形式。社区矫助点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矫助活动，以组织矫助对象学习毒品危害、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等知 5 识、组织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文体活动、禁毒宣传活动、重大节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内容丰富的帮教活动。通过这些有益的、健康的活动，加强矫助对象融入社会正常生活的能力，感受社会的温暖。

五是以“助”促“矫”，帮助矫助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戒断巩固成果。大部份吸毒人员处于无法自食其力、家庭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成为了社会极端弱势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开展技能培训、安置就业，为他们自谋出路提供帮助以解决生活困难，是近年来五华区对吸毒人员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开展禁吸帮教工作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全区为176名戒矫助对象办理了低保，为35人安排了工作，为96人介绍了工作，给124人发放了困难救助金3万余元，为32人解决了子女入学等其它困难问题，受助人数达463人。通过帮助戒吸学员解决实际困难，使矫助对象恢复自立、自救能力，找到生活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为矫助对象巩固戒断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再辅之以思想教育、心理矫治等方法，使戒吸成果得到了较好的巩固。如曾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的护国桥社区矫助人员高益华以前多年吸毒，多次戒毒，2005年8月，高益华第四次戒毒出所后，护国社区矫助点在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戒毒信心的同时，考虑到高益华生活无着落的实际困难，因该人具有服装剪裁、缝纫的手艺，办事处和派出所积极想办法，与有关部和单位协调，在南强街街口为其安排了一临时铺面，让高益华经营使用。时至今日，高益华的缝纫铺生意良好。解决了生活之忧的高益华在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感受着党委、政府和社会的温暖，一直坚定着戒断毒瘾的信心，戒断期已达两年多。

矫助对象蒋某因吸毒受家人痛恨，邻里歧视。戒毒出所后，社区矫正点及时开展接茬帮教工作，除了从思想上做工作外，为其安排临时摊点，维持了基本生活需要。后又根据本人提出想与另外一名矫助同伴开一个小吃食店的想法，社区和办事处又想办法在府东街争取到了一个临时商棚，两名戒吸学员自食其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从2004年至今，两人戒断巩固期已达3年。中央电视台《平安中国》、《法制在线》、昆明电视台的《梅子开讲》等栏目分别专门进行了采访报道

龙翔街道办事处始终把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推动“无毒街道”、“无毒社区”创建活动的工作重点，真正把社区矫助工作落到实处，着力在帮助吸毒人员解决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上下功夫，社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其辖区共有在册吸毒人员322名，实有吸毒人员83名，其中戒断一年的有27人，二年的有20人，三年以上的达到36人，成功创建无毒社区3个。为此，昆明电视台《梅子开讲》栏目专门制作了一期《社区矫助照亮生命》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观众及吸毒人员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相关情况寻求帮助，并反映 6 这期节目为他们指明了生存下来的路子，看到了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希望，有了找到家的感觉。

综述之，五华社区在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丰富了社区矫正的内涵，对社区戒毒模式的实施、完善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矫正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五华区社区矫正模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公共品配置短缺

公共品的概念来自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该论文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与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作为基层社区，五华区严重缺乏相关的必备的公共品资源的配置，社区矫正配套设施建设严重匮乏。

首先是社区矫助医疗、活动配套设施不足。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考察了五华区所属社区的几个矫助点，大都矫助点除了一台电视与影碟机外，几乎没有其他设备，没有专门的医疗室与医护人员。其原因是各街道办事处的经费是由区政府统一核拨，禁毒经费是含在综治经费中，没有按禁毒专项经费核拨，所以各街道办事处用于禁毒的经费十分有限。

其次是社区矫助人员编制难以完全落实，专业人员极度匮乏。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主要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和禁毒自愿者组成，而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都是兼职的，还承担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投入到社区矫正、矫助工作的精力有限。就专业人员而言，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懂得对吸毒矫正相关知识不是很多，更别说恢复戒断者的心理所需的心理医生或专家了。而资料显示吸毒者戒断后复吸是由于其难于再社会化所致，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心理因素起主要作用。因此，社区矫助队伍的结构与专业水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效果。

《禁毒法》对禁毒经费保障已做了相关规定，但过于宏观，缺乏操作性，建议有关部门在其下位阶法及规章中明确经费来源与渠道、购买社工费用、矫正工3 3 Samuelson & 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6(November)，1954，p387-398.作人员编制等问题。

2．新型毒品的社区矫正问题

我国新型毒品滥用问题日趋突出，国家禁毒委《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禁毒人民战争”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加工生产规模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悄然崛起的新型毒品又对我国造成新一轮的冲击。在海洛因仍为我国主流消费毒品的情形下，新型毒品的滥用又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截至2005年底，全国新型毒品滥用人数已占吸毒人员总数的9.50%，达8万余人。

而《禁毒法》对新型毒品滥用的社区戒毒方式、判断成瘾标准、成瘾严重标准等都尚无涉及，因此，五华区对此类人群的社区矫正缺乏认识与适用依据，社会上不少人都认为新型毒品滥用不会成瘾，没有多大危害。

其实，新型毒品滥用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其首要不利后果是导致滥用者心理能力的危害，即通过对大脑的损害使滥用者变成精神病患者，且这种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因此，在对新型毒品滥用者进行社区矫正或进行帮教时，应该考虑到此滥用者心理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等，帮教的重点首先是想法让滥用者心理得到充分的调整与恢复。相对生理治疗而言，滥用者心理的矫正与治疗更为关键，难度也更大。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新型毒品社区戒毒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3.对吸毒者的污名化，戒毒者回归社会困难。污名一词的英译是“stigma”，当时的统治者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做上标记，以表明他们社会身份低下。在现代社会学中，对污名做出深刻分析的社会学家首推戈夫曼。从定义上看，污名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状，该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戈夫曼在对那些遭受污名化经历的人们———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越轨者———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用于描述上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污名化(stigmatization)就是目标对象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后来的研究者则把污名化过程进一步分解为由5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要素所构成，分别是: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吸毒人员就拥有这样一种“受损的身份”，因为吸毒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足以驱使非吸毒者对吸毒者实施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的制裁。在因吸毒而导致的654 45 国家禁毒委，《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

根据2005年国家禁毒委摄制《防范新型毒品的危害》相关内容整理所得。6 阮惠风，新型毒品滥用危害评估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2）。排斥性社会回应中，最主要的一类就是社会歧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家庭很有可能把吸毒者拒之门外，社区可能将其驱赶出其所在的居住区，而雇主则很可能解雇吸毒的员工。7因此，吸毒人员之所以难以摆脱毒瘾，根源在于回归社会后没有谋生技能，既容易被社会拒绝，也容易自暴自弃，最终难免再次选择毒品逃避社会、麻醉人生。

因此，反对歧视和羞辱，对吸毒者以宽容、关怀与帮助，已经成为社区矫助的关键。首先是大力培养吸毒人员的谋生兴趣和谋生技能，使他们都拥有一技之长，才能坚定他们回归社会的信心，使他们找到人生新的起点，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摆脱毒瘾。

其次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继续帮教工作。各将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有机结合起来，普遍建立了社会帮教制度，对戒毒人员全面落实帮教措施。

最后是采取有效措施（如提供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鼓励企业等招聘戒毒回归人员，真正落实《禁毒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1】 钱宁.社区戒毒的控制与支持网络—昆明市“创建无毒社区活动”研究［Ｊ］.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1）.【2】刘能．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Ｊ］．社会学研究，2005（6）.【3】阮惠风.新型毒品滥用危害评估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2）.【4】于燕京等.禁毒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5】陈雷.控制下交付初步手段[EB/OL].http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6】赵秉志，于志刚.毒品犯罪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5】赵秉志，于志刚.毒品犯罪 [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7 参见刘能．艾滋病、污名和社会歧视:中国乡村社区中两类人群的一个定量分析［Ｊ］．社会学研究 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