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第一篇：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

1经济增长和制度变迁

研究制度的重要性：

 技术潜力的发挥决定于制度，经济基础决定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 例子：交易制度的变化—原始人躲在树后(为何躲在树后？)，庙会，墟集，日中为市，市

 变化的原因：经济剩余和交易的频率的增加。 什么是制度：

一套由人制定出来的，规范人们互动行为的规则。如市场制度：交换的地点，交换的原则（双方同意，等价交换），交换的中介。 制度的俩个层次：

 组织：三权分立、市场、学校  价值、精神  制度的两种形式：

 正式制度：经政府制定的，如法律；

 非正式制度：社会上自发产生，并为大家共同遵守的，如乡规民俗

 制度一词的两个内涵：

 制度安排：婚姻制度（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一夫一妻）

 制度结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 为什么需要制度：(人为何要制定出制度来规范人类自己的行为？) 人生活在一起才需要制度，鲁滨逊不需要制度

 荀子在谈到“礼”的起源时，提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 • 礼论第十九》）。

 直接原因：人们在一起有好处，可以使每个人的效用增加  每人一生中生产和消费的不一致性  生产和生活中风险的存在

 规模经济：部落有利于抵御野兽和其他部落的侵袭  专业分工：每人效率的提高  上述功能主要经由组织来达到

 间接原因：人在一起会产生问题：协调、防止搭便车、减低交易费用

 不同人与不同人，不同人群与不同人群间相互协调的必要，集市的时间，交通规则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 



   防止搭便车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禁忌、鬼神  减低交易费用的必要，如原始社会中的报复行为（为何要报复？）现代社会中信用

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减少交易费用防止搭便车的制度安排 定义：

 反映社会需要和个人、组织、阶级或文化的愿望的思想总和（The body of ideas reflecting the social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an individual, a group, a class, or a culture.） 意识形态是政治、经济或其它制度基础的一系列主义或信仰（A set of doctrines or beliefs that form the basis of a political, economic, or other system.）意识形态经济学：

 意识形态的三个特性（North）：

 意识形态是一种世界观（理想的社会）

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判断（判断好坏行为的信息节约的工具） 意识形态和经验不一致时，意识形态会改变

 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减低搭便车，但是意识形态为何能达到这个功能？诺斯认为是非理性行为。（例如投票的行为） 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像欣赏古典音乐的能力）

 人有成为好人的愿望

 意识形态需要发资源去获得是一种投资  意识形态相对稳定，资本的特性

 意识形态的强度影响选择性激励的强度（内心自我的惩罚和奖励）。选举的行为。

 意识形态是人力之本理论的一个检验

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为何年轻人较易改变意识形态  意识形态具有外部性，政府投资于意识形态教育

道德、价值观念等也可以从同样的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教育的重要性，稳定的社会和流动性大的社会的不同 什么是最优的制度安排

 制度集合：每种制度服务都有许多制度安排可以提供

 如养老：原始共产社会、农业社会中的养子防老、现代社会中的保险

 如市场交易的几种方式：原始人躲在树后、庙会、集市、现代市场。

 如交易中介的几种方式：以物易物、贝壳、黄金、纸币、信用  产权安排：共有、私有  制裁：报复，法律

 制度的存在和维护有成本，最低成本达到同一服务的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最优的制度安排取决于需求密度、制度安排的效益、交易费用、意识形态和制度结构中的其他制度安排

 需求密度：以货易货和货币的比较，市场的几种形态，躲在树后  制度安排的效益：圈地运动，新大陆发现后，印第安人的故事  交易技术：美国西部开发中，牧地产权的变化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



 





 

  政治体系和意识形态：奴隶制、封建制、民主  其他制度安排：报复行为和诉之于法

 可选择的制度集合受到知识和政府政策的制约，例如产权制度。怎样对待外国的制度：  扩大制度集合

 外国的月亮不见得比较圆（不同的发展阶段、交易技术、和制度结构中的其它制度安排）（英美和法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日本－king maker，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什么导致制度不均衡：  制度需求移动

 人口增长：要素相对稀缺性变化，人的所有变为地的所有  经济增长：承担风险的能力变化,如原始游猎社会到农耕社会的变化、养老制度的改变（养子防老到不生育主义），时间价值的变化导致繁文缛节的减少。 经济活动增加：集和市  交易费用的外生变动

 美国西部的故事，顾炎武日知录里的故事

 火药和西欧民族国家的出现及封建制度的崩溃  制度集合的变动

 政府政策  外界接触 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  自发和强制 自发的制度变迁

 制度不均衡带来制度变动的效益，亚洲割稻的故事，非洲的白领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

为什么自发性的制度变迁不足以完全消除制度不均衡

 制度是规范人们互动的行为规范、公共选择、搭便车， 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集团的冲突，亚洲割稻的故事，“人心不古日风日下”，非洲的故事，安徽小岗的故事  制度创新领袖—得到其他补偿 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重要性

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自发性的变迁经常无法达到最优，市场失灵  政府是一个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组织，有强制力量，可以提供公共产品

 但政府是否会做出最优选择

如何研究政府的行为：主体论，权力均衡论，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领袖和委托代理人论

 最高领导人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 政府是一个多层的委托-代理结构

 政府的行为是其统治者及其官僚互动的结果

政策失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何会失败－信息不完全和激励不相容

 统治者个人偏好和效用不同于全社会的偏好和效用—生存、富国、强兵

中国经济专题讲义－2003年春季

 意识形态的僵化—未能与时俱进，苏联东欧的例子  官僚体制-委托代理人的冲突，粮食收购部门

 利益集团的冲突—统治者的生存靠社会中的某一集团的支持，美国的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

 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 制度的两个层次

 组织

 价值、精神

 组织的作用必须有相应的价值和精神的配套才能发挥预期的作用

 政府可以改变组织、政府和社会精英可以倡导某种价值和精神，但无法规定价值和精神，例如，拉丁美洲和美国的宪法相同，但民主法制的精神不同

强制性的变迁最好有自发性的基础。

第二篇：新中国休假制度之变迁

新中国休假制度之变迁

劳动时间的缩短和休假时间的延长是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在这方面，美国走在世界前列。企业家亨利·福特早在1926年，就在其汽车公司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他认为，工人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就可以花费更多的钱，对经济发展大有好处。一些企业仿效，使五天工作制迅速在美国传开。193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通过一周工作40小时的新劳动法规，将五天工作制固定下来。1940年代，世界上一批发达国家也相继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将干部职工的工作时间限定在每天8小时至10小时，没涉及每周工作多少天，实际上每周只休息一天。在50、60年代，加班加点是常事。

1979年，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胡平参加联合国组织的科技方面的国际会议，发现很多欧美国家，乃至一些并不发达的国家，每周工作五天，联合国仅工作四天半。1982年，国家科委成立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胡平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他提出了实行五天工作制。于是1986年5月成立了缩短工时课题组，组长杨果，成员有吴志纯等。课题组先后对全国上千个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并对299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和223个商业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还对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几个城市进行典型调查和案例分析，开展了社会意向调查。他们研究了发达国家短工时的效率、能效比，带来的冲击和已有的经验，我国工作时间的利用程度，人们对缩短工时的心理接受度，学校、医院等公共事业该如何应对，各地的不同情况，第三产业市场承接力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属于世界上少数几个工时较长的国家。美、英每人年平均工时1850小时，法国1650小时，等等。中国为2448小时，还是世界上没有带薪休假制的4个国家之一。即使实行五天工作制，每年带薪休假20天，中国年工时量仍超过发达国家一个半月以上。国外推行五天工作制需要一定的过渡时间。美国和苏联用了20多年。东欧各国用了十几年时间。我国着手缩短劳动工时，在2000年以前可在全国实现。

当时，在北京密云机床研究所、阿城继电器厂等实施五天工作制试点，这些企业在缩短工时之后，企业内部进行了调整，一、二、三线职工的比例趋向合理，职工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均有很大提高，产值、利税等经济指标也有很大提高。

国家科委1988年提出的建议，引起了中央的关注。国家科委只有建议权，具体主管劳动工时问题的是劳动部。90年代，国务院要求劳动部把研究缩短工时的方案提上议事日程。1992年，劳动部也通过外交部收集到136个国家的工时情况，了解到世界主要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周40小时工时制。于是，他们提出了“缩减一天工时”和“缩减半天工时”两种方案。他们最初认为，从每周工作48小时减为40小时，步子迈得太大，主张先减到44小时。对于一些特殊行业来说，半天的工时难以安排，于是向国务院报了一个变通方案。1994年2月3日，国务院发布第146号令，实施每周工作44小时的工时制度，自3月1日起，当月第一周星期六和星期日休息，第二周星期日休息日，依次循环。当时，劳动部进行跟踪调查。结果机关、事业单位落实得最好，最苦最累的一线生产岗位落实最差。

这时，国内出现了企业工人大批下岗的现象。为了增加就业岗位，缓解部分工人下岗问题，国务院领导提出继续改革，将每周工作44小时进一步缩短到40小时。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令再次宣布，自当年5月1日起，全国实行5天工作制。从此双休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当然，许多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没有享受到这一权利。（丁东 作者为山西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休假制度小史

在古代，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是传统节假日。

汉朝到隋朝，官定假日为5天休假一次，称“休沐”（休息和洗头的日子）。唐宋时期，继承南北朝时南方地区的“旬假”、“旬休”制度，即每月第10天、第20天和最后一天各休假一天。此外，政府还规定官员在一些传统节日、宗教节日、孔子生日等享受休闲的福利。明清时期，取消旬休（但有长假可休），只有3个官方认定的主要节庆假日，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但春节的假期可长达一个月。

1902年8月15日，朝廷颁布章程其中规定全国的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逢星期天休息。民国时期，引进西方休假制度，把星期天定为官定假日。

第三篇：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

唐宋制度变迁的视角之一：土地产权

郑学檬

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一书中，我着重讲了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对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意义。在论述中，我把“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这一点也列入江南农业的发展原因之一，应该说是有根据的。但在读了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一书之后，有所启发，现侧重唐宋一些制度变迁对江南经济发展和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作一试探。当代史学研究中，对历史上经济结构和制度含义的理解是不尽一致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史学研究向来有自己的传统，并不刻意企求某种理论与方法。只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创立、发展或解释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才对历史学的研究产生极大的影响，出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主流学派。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门打开，西方哲学、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理论的渐次传人，中国的史学研究已非昔比。半生不熟或比较成熟的“洋为中用”史学理论开始流传，在中青年学人中，被引为时尚，与时俱进，令人刮目相看。无论五六十年代学术界钻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相关理论或是80年代初以来的西学涌人，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都要加以总结。其中90年代介绍到中国的一些西方重要经济理论著作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尤堪注意。本章即以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提出的几个观点作为论述的出发点，讨论唐宋经济史中的制度变迁对社会经济影响问题。

诺思把结构的变迁看成是一种经济长期变化的主要根源；并指出：“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变迁及其相应的激励效应是将结构变迁的所有来源理论化的基础，而且还包含着有目的人类活动的制度改变。”【2】按中国学者通常的思维方式理解，这一段话可作如下表述：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结构变迁的参数包括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这样，我们可以发现，诺思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有一致或相似的地方。后者在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肯定作为政治层面的上层建筑和作为经济层面的基础有着逻辑联系。所不同的是：诺思主张政治一经济组织变迁（包括制度的改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似乎有上层建筑反而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的意思。至于把技术、人口、产权和政府对资源的控制作为社会结构可变的因素，那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相似，看不出有本质的分歧。至少我们对诺思的这种观点并不陌生。

我想可否以自己的理解，不管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还是诺思的论述，凡是有助于分析问题的，都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就唐宋社会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作一番考察。

一、关于国家界定产权问题

我们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在五六十年代是我们的必读的经典之作。国家是阶级统治机器、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具有暴力性质等等，是人所周知的论点。诺思关于国家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内容。诺思所述的关于国家存在的两种解释即契约论与掠夺或剥削理论暂且不说，因为本节不讨论关于国家的定义问题。我所注意到的只是与本题研究有关的国家界定产权问题。现结合中唐以后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加以阐述。

诺思指出：国家提供基本服务的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这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他接着说，“而第一个目的是企图确立一套基本规则以保证统治者自己收入的最大化（或者，如果我们愿意放宽单一统治者的假设，那么就是使统治者所代表的集团或阶级的垄断租金最大化）。从再分配社会古埃及王朝到希腊与罗马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

我们不能套用诺思上述观点去论证：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国家也曾经有过这类国家“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但可从诺思的论述中悟出一个道理：即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制定若干基本规则，影响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来看，所谓产权问题，主要集中表现在土地所有权上。50年代开始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产权”的看法，其中许多观点至今仍为人们沿用。概括地说，当时的观点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包括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两大形式，土地私有制又可分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因为地主阶级可划分为身份性地主（皇室地主、贵族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庶族地主、商人地主），所以，土地所有权的政治属性（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属性）也有不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形式，地主的地租收人体现了一个土地所有者的权利；而国家征收的租或税是国家主权和土地所有权合一的体现。农民土地所有制，主要表现为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

在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中国古代土地的“产权”问题远比以上概括要复杂。一是产权的立法既不同于希腊又不同于罗马；二是产权的层次远较上述说法复杂；三是产权效率问题从无人问津；四是产权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关系究竟如何？四是产权与统治者租金扩大化问题究竟如何理解？现在结合唐宋的一些史实加以分析，提出个人的探索性看法，以就正于同

（一）关于土地产权的立法问题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有比较严密之刑法，但无严密之民法。但并非绝对如此，关于土地的立法就是例外。西周有“井田制”，春秋时有各国变法所包含的土地法，秦简中的“田令”和“田律”，汉有“田令”，新莽田制，北魏地令，北齐、北周的田令，隋唐田令和宋田令等。虽然以上的土地法令已无法窥其全貌，甚至只知有其令而不知其具体内容，但我们还是可以肯定：土地立法表明国家十分重视关及自身利害的土地产权问题。诺思指出：“雅典的产权结构是以法律为基础的，而罗马人的贡献是精心设计出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它强化了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3】中国古代的土地立法内容具有严格的法律精神。有类于希腊；而又愈来愈详尽（如《唐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有类于罗马人的精心设计。中国古代土地立法侧重土地还授、申请、限田等方面，反映出国家政策的重点在控制产权，而不是为了适应交换经济的发展，使产权契约化。中国古代较早有土地契约，但限于民间土地买卖时立约，而不改变国家的土地法。这一点使它区别于罗马土地法。罗马法“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4】。而中国的土地法是建立在国家控制农户（编户）、土地、租人的基础上。

无论先秦时期抑或秦汉至唐宋，土地是联结国家一民户（可分为贵族、官僚、农民、工商业者等不同阶层）的纽带，国家首先是土地管理者，各阶层取得土地的途径有：（1）赏赐；（2）请射；（3）职禄；（4）买卖；（5）掠夺；（6）继承。在六种途径中，除买卖、继承两种途径相对独立以外，其余四种均与国家权力有关，其产权是政治权力的延伸。

赏赐给一个人土地，是为了褒奖这个人对国家（王朝）的贡献；给予一个官吏职田、禄田，是因为他为国家尽职尽责。至于请射土地，过去或解释为兼并，或解释为借耕，其实都是误解。请田之事很早就有，汉代以来就有“土业无主，皆为公田”【5】的传统，所以国家总是把解决无主荒地的开垦问题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来实施。一般人往往误以为是国家把这些荒地分配给贫民的，而事实上是由需要土地的贫民申请的，申请者须经地方政府的批准才能获得某一块土地。《史记》曾记载一则故事说：武帝少时，由东武侯母养育，当了皇帝后这个“大乳母”上书武帝：“某所有公田，原得假倩之。”武帝就把这块地赐给了她【6】。北魏开始实施“均田制”，此制也是以无主荒地分给贫民耕种为内容，贫民需要土地，也要经过申请手续。对这类请田手续如何理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1988年《敦煌学刊》

一、二期合刊发表杨际平同志的文章《唐末宋初敦煌土地制度初探》，就“请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均田制”下的“授田”（如果是实授土地的话）与“请田”实际上是一回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里正所造的“请地簿”（“请田簿”）残卷和“欠地丁簿”残卷即可资证明。“均田制”破坏后，百姓请射官荒地的做法，仍然继续存在，历唐宋而不改。由此可见，请田制度是历代处理官荒地的一种办法，而不是兴于唐宋的一种重要的土地管理制度。从产权的角度说，请田规定证实土地产权转移的规则，除了土地买卖契约规定以外，还有由政府《田令》所载的规定。所以历代“田令”也可看成是与产权有关的法令。

掠夺的定义是比较清楚的，指以某种暴力或非法手段获得土地的行为。此种方式不具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但有一点却很重要。这就是凡是具有掠夺能力者，多属现任官吏或贵族、世族，他们代表某种政治势力，所以他们通过掠夺取得的土地产权，本质上属于政治权力的延伸。很难把掠夺列为土地产权转移的一种规则，也不符合《田令》规定，即与土地产权立法精神相抵触，但从兼并行为的结果看，土地兼并又是政治势力重组的反映，把它看作一种特殊的竞争原则也可能说得过去。

总之，从产权立法角度看，中国古代是比较完备的，但立法的精神是确立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而不是像诺思所云“罗马法”那样，“这种法律是确立在要素和产品市场的排他性个人产权基础上的”【7】。

唐宋之间土地产权立法的变化莫过于《田令》的修改。戴建国先生在宁波天一阁发现的宋《天圣令》及其附录的唐《田令》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变化的证据【8】。如宋《天圣令》就没有还授田的规定，更无永业、口分之别。表明国家对土地产权的控制力度在削弱，私人的土地产权更为充分。宋《天圣令》有一条内容是：“诸官人、百姓，并不得将田宅舍施及卖易与寺观。违者，钱物及田宅并没官。”（转引自戴文）那么，如果是卖易给其他人当然是合法的了，土地买卖比唐《田令》的规定显得灵活得多了，也就是说，官人、百姓的产权更完整了。一个社会对土地占有数额进行限制，如汉唐之限田，从保障生产者（主要的纳税人）土地产权这一点来说是合理的制度；但从生产要素（如土地）上界定产权角度说。限田妨碍了土地要素可能合理的配置，因为土地兼并者中有的（如商人）是有实力的投资者，故限田在一定条件下又是不合理的制度。有一些证据表明：从唐至宋个人土地产权的扩大，如王仲舒为江西观察使，实行某些政治经济改革，“三年法大成，钱余于库，粟余于凛，人享于田庐，讴谣于道路。”【9】所谓“人享于田庐”，可以理解为当时江西农户（地主与农民）有充分的土地产权，乐于耕作，安于农亩。王仲舒是在穆宗即位后出任江西的，他的改革反映了江南地区发生的制度变迁的潜在意义。为什么唐以后整个社会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的水平有很大提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土地这个与市场关系密切的生产要素的个人产权扩大了，改善了市场发育所需的商品生产环境。这一点如果没有从经济学理论去观察是很难弄明白的。

（二）关于产权层次的复杂性问题

唐宋产权复杂性问题也是很少有人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不成熟的理解是：产权层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产权所有者的多种阶级成分及他们多数和土地相分离。在五六十年代，把土地所有者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身份性地主）；商人地主、一般地主（非身份性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部分佃农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就实际情况而言，是准确的。他们之中，除自耕农、半自耕农以外，都与土地相脱离。他们（主要是地主阶级各阶层、集团）的土地产权有不稳定的一面，许多事实说明因犯罪，或政治上失败、失宠而被籍没的土地不计其数；因战乱而逃亡而失去土地的情况也所在多有；因子孙败落而出卖、典押土地的情况亦不在少数等等。以政治权力为依托的产权必然与政治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类地主依靠收取地租来实现其产权，如果出现佃农不交租的情况或者因灾害而收不到租的情况，其产权将随之缺损。与以上产权缺损同时发生的是产权的转移，“千年田，八百主”，即言土地产权变动之速也。所以，实际上土地产权是在缓慢而不停地流动着，最终构成土地产权既有层次又有不断变换的有如层云移动的状态，此即所谓复杂性原因之一也。

二是国家的干预下，使私人土地产权发生转移。我们知道，租税的收入是国家安危所系。为了确保税人，国家必然会尽量防止民户以逃亡形式逃税。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天圣令》附录）规定：借佃荒田者，“私田三年还主”，而三年以上则另一回事了。这一法律规定，迫使逃户必在规定的期限内返回耕种纳税，否则他的土地将作为荒田被人请射，土地产权亦归他人所有。南宋经界法也规定：经界中“稍有欺隐不实”者，“仍将所隐田没人官，有人告者赏钱并田，并给告人”【10】。唐宋乃至其他各朝代的这类属于重新界定产权的干预措施，实可视之为“重新界定产权”行为。诺思说：“国家的统治者之所以鼓励这样重新界定产权，是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产出和税收收入。”【11】尽管诺思是从国家的统治者“使财富的再分配有利于大地主”这个角度说的。隐田者的这部分土地产权遂转入他人手中。国家干预下的产权转移有许多情形，此处所举仅为一种而已。此亦为土地产权层次复杂性之一。

三是民户在财产继承中出现的土地财产关系的变动。这种变动情况比较复杂，亦影响土地财产权的复杂化。举个例子说，一个家庭如无直系男性继承人，怎样选择继承人便是个问题。有了符合法令与习俗的继承人不等于土地财产权的继承问题就解决了。如寡妇守节，原则上有权继承丈夫的土地财产，直至找到继嗣。在唐宋土地财产继承法的研究论著中有关于上述问题的论述。

（三）关于产权效率问题

诺思说到国家界定产权时说：“最终是国家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因而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一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而且要说明历史中国家的不稳定性。”又认为：如果假定一个“中立”的国家存在，那么在给定现行技术、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约束条件下，“在稀缺与竞争世界中以最小成本解决方案而存在产权形式将是有效率的”【12】。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诺思的意思是：从成本方面考虑，哪一种产权形式带来的成本最小，该产权即是最有效率的；而有效率的产权能造成经济发展，国家界定的产权若是促进了经济发展，则这个产权形式就是有效率的产权，若是造成经济停滞和衰退，那么可以认为它是无效率的产权；具体造成产权有效率或无效率的直接责任是某个政治一经济组织，国家的理论要对这类组织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以上观点有两点不是很清楚的，一点是造成无效率的政治一经济组织的“内在倾向”指的是什么？一点是“最小成本”在历史上（如中国古代）如何认定？

关于第一点，在地中海应指希腊的城邦之类；在西欧应指采邑、庄园之类。所谓这些组织的“内在倾向”应指其对产权形成有非常重要影响的政策规定。关于最小成本问题。是诺思作为一个运用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所必然会提出的观点。然而在中国历史上要找到相应的例证是很难的，原因是成本或边际成本的取样与计算十分困难。因此至少在我来说是无法做这件事。那么如何找到一种方法来说明产权效率就成为我们的探索任务了。

我想试一试用分析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者的经营积极性的方法来评估唐宋的土地产权效率。唐代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政局安定时期应当说还是比较高的，而在乱世则较低，可证无论是《田令》实施时期或是废除了土地还授之后的《田令》实施时期，农民的产权效率是比较高的，因为农民有了土地可耕作，不管有无土地所有权，都会有生产积极性。至于产出之多少还要看土地肥瘠、耕作技术和是否风调雨顺以及租税负担是否过重等等因素。以我们了解的中国古代农民经济状况为例，土地产权只是一个重要的前提，要使土地产权效率体现为较高的产出，还需要上述土质、耕作技术、天时、租负等条件，即需要一个制度系统来保证其产出一一产权效率由以实现的标志。唐宋的情况均如此。凡是有效率的产权的存在，无不和当政者努力改善实现农民产权效率诸条件有关。由此可以推论，不能孤立地去求证土地产权效率，必须从制度系统去分析土地产权效率。

产权效率不仅限于土地产权效率，还有其他房屋、碾硙、油坊、商铺、邸店、作坊等不动产的产权效率。这类产权效率如何评估是一个新问题，没有成说可借鉴，故试作简要分析。首先是这类产权不同于土地产权，与国家的产权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依托政治权力而存在；这类产权和上述因素的关联度不等，但不是没有关系。其次，这类产权的处置自由度远大于土地产权。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的一条敕令称：“应赐王公、公主、百姓等庄宅、碾皑、店铺、车坊、园林，一任贴典货卖，其所缘税役，便令府院收管。”【13】既然允许庄宅、店铺等产权的自由出让，那么它的产权是充分的。有一些资料表明，江南地区这类产权的效率是比较高的，从而带来了江南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经济质量、规模的提升。

二、关于租金最大化问题

诺思承认：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社会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采邑制，在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14】。这一论述所具有的深刻性可能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从唐宋两代的实际情况看，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下是我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初步意见。

（一）租金最大化的确切含义

诺思没有详细解释租金最大化的含义。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统治者的租金是指国税意义上的租税。唐宋时分为唐前期的租（租庸调之租）和唐后期与宋的税（两税之税），还有其他的征税，是为统治者的“租金”。另外还有地主所收的地租，也是“租金”，因为地主之中，相当多是官僚，所以地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统治者的“租金”，但不是我们这里讨论的租金，我们讨论的是诺思所说的具有国税意义上的租金。以唐后期至宋的情况而言，只有租金合理化而无租金最大化问题，此即与诺思所论不合者。请看下列事实：

唐德宗时的翰林学士陆贽有著名的《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翰苑集》卷二十二）之奏议，这篇宏文反映了时人对具有国税意义的丁租和两税性质的看法。他指出：“丁男一人，授田百亩，但岁纳租税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人，故谓之租。”（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就是说，时人以为土地产权属于国家时，国家向土地耕种者收取的生产物叫“租”。而事实上当时除部分荒地准于农户请受外，农户的土地一般是祖业。所以，国家产权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象征意义。国家征收的租（也就是诺思所说的“租金”）的特点：一是统一，如陆贽所云：“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二是租税负担率（税率）较低，以丁租来说，一丁百亩之田不过“岁纳租税二石而已”，平均亩纳二升。这个税率肇自汉文帝三十税一制度，以后曹操的《租调令》“其收田租亩四升”【15】，把税率提高一倍。唐代丁租税率比汉魏均低。所以陆贽竭力反对两税法的高税率原则。他说：德宗建中之初“创两税之新制”，“每州各取大历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此乃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厘革》）从租金最大化原则来说，两税法是做到了，但受到政治家的质疑。所以往后的论争，都围绕着税额问题。而唐后期北方处在方镇割据局面，难有减税之可能；南方则因许多新进士人（多数是进士科出身）主持州县政务，实行某些改革，把两税税额稳定在一个合理负担的基础上，以保证财政收入；但就两税本身来说。是在控制税额最大化，从而推进南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得以保持下去。

（二）租金合理负担的制度化

唐德宗贞元以后由于折纳等因素，两税的实际负担明显增加，所以有陆贽等政治家的激烈批评，围绕两税税额、折纳、减免灾后税额和反对摊逃等问题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因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明确而合理的政策是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两税额的合理水平。试以元和四年（809年）的政策为例加以条析。该支奏：“诸州府应上供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每年匹段估价稍贵，其留使留州钱即闻多是征纳现钱，及贱价折纳匹段，既非齐一，有损疲人。伏望起元和四年已后，据州县官正料钱数内一半依京官例征纳现钱支给，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即于当州两税内据贯均配支给。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请随夏税旨限收送上都，度支收人次年旨符，便为定制。”【16】

以上记载说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匹段折估，凡诸州府上供的两税匹段及留使、留州钱物等出现“每年匹段估价稍贵”的情形；留州留使钱物中，也有“贱价折纳匹段”问题，这类折纳，“有损疲人”，应予制止，所以有“其余留使州杂给用钱，即请各委州府并依送省轻货中估折纳匹段充”的政策。第二个问题是州县官正料钱的支给。规定正料钱的一半依京官例支给现钱，“仍先以郭下两税户合给现钱充”。如不足于“当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支给”，避免趁机滥征。这样一来，可以制止名义上税额不变，经折纳、加征后而实际上增加税额的行径。第三个问题是改变两税钱的解送。原规定使府解送上都，诸州解送使府；改为使府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诸州把供使钱直送上都。这三项政策，虽非重大改革措施，亦有利于控制税负、降低运输费用。由此可见，国家界定产权的目的不是求得租金的最大化，而是在求得租金的合理化，确保统治者的长远利益。

同样，在宋代税额的控制也是统治者们争议的焦点。宋代的两税已经不再是一州、一县之总额控制；由于按地起税，逃税者首先从瞒产上作文章，所谓隐田漏税是也。政府的对策是继承唐元稹同州“均田”（均税）、后周柴荣颁发“均田图”办法，加强田产清查，明确纳税人的产权，也明确纳税人的义务，产税挂钩，以行政手段，迫使有产户依法纳税。这一思路发展为方田均税法与南宋的经界法。国家在实施方田均税法与经界法中，充分发挥了界定产权的作用，保证了税人（国税意义上的租金收入），但只是保证国家合法的税人而不是最大的税人。我们知道，南宋代替北宋，南北经济总量南重北轻的格局已无法改变，李椿年的经界法之实施，从制度上保证了南方经济的持续增长。究其原因是经界法强化了产税挂钩，从法律上确认土地产权的标志之一是纳税（另一标志是收租），唐代就提出的“据地出税”原则真正得以实现。

过去在分析重税之弊或两税不均时，多从批判政府官员之苛政人手，自有其理由。倘若照上面的思路去分析，主要问题在制度而不在人。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北宋以来两税之征收必有文簿为据。这是一项具体的制度。但一开始就有漏洞。宋太祖建隆时，已发现“向来州县催科都无帐历”，所以太祖命逐县造户帖、户抄。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六月诏令检复“招携及归业承佃户税物文帐”，并令三司“将复检文帐上历系管，于判使厅置库架阁，准备取索”。加强文簿的管理。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为了防止下级官员偷卖文簿，诏令“州县案帐抄旁等委当职官吏上历收锁，无得货鬻弃毁。仍令转运使察举。犯者官员重置其罪，吏人决仗配隶。”卫州判官王象就因卖掉“案籍文抄”，除名为吏。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京西路劝农使报告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报告还说，兖、郓、齐、潍、濮诸州已查出“失陷税赋”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四贯匹石。针对这类“走移税赋”情况，要求详细规定“夏秋税簿”的写造、勘验、归档程序【17】。这些措施加强了夏秋两税征收的制度建设。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明确的制度性政策，最能干、最廉洁的官吏也难以成事。下面还要再说一下南宋经界法在这一制度建设中的作用。

高宗绍兴年间，李椿年提出经界主张就是为了重建夏秋两说的征收制度。他指出经界不正有十大害处。“经界既正则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虽欲走弄不可得矣。”【18】然后他提出了非常详细的土地产权登记、转移规定，从制度上确保税人，实现具有国税意义的租金收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之所以不会因辽、金南下而中止，和经界法这类制度的保证有极大关系。为了使大家了解李椿年对制度建设的作用，特再引用其报告部分内容如下：

“今欲乞令官民户各据画图了当，以本户诸乡管田产数目，从实自行置造砧基簿一面，画田形址段，声说亩步四至，元典卖或系祖产，赴本县投纳，点检印押类聚，限一月数足，缴付措置。经界所以凭照对画到图子，审实发下，给付人户，水为照。应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井拘入官。今后遇有将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19】

从完善赋税征管制度角度看，其具体化、规范化是前所未有的，无疑有利于保证国家的税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制度所起的作用。上举唐宪宗元和四年关于折纳等政策，直接受惠的恰恰是江淮地区，“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珀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20】最后一句话是《册府元龟》编者的看法，时间在北宋前期[《册府元龟》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可见此次制度性的政策规定，对江淮经济发展的影响直至北宋前期。证明制度变迁对经济的影响有长期作用。至于李椿年经界法实施时的制度性规定，当然首先在江南推行。因此可以认为唐宋时期经济重心的南移与有关制度性建设相联系，没有必要的制度变革，要形成比较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三）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所有权结构、交易成本与有效率体制之间的关系？诺思的理论可能不完全符合唐宋时期的实际情况。诺思在他的书中强调：“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21】因为经济学的素养不同，对这段话的理解也会不同，就个人水平来说，要逻辑地解释诺思的观点还有困难。

首先，如果国家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那么这个所有权结构就不应该是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妨害有效率体制的建立。问题可能出在租金最大化的假设上，既然这个所有权结构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当然会出现妨害降低交易费用和有效率体制的建立。正如上面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至少在唐宋赋税史上是不易证明的，它和国家这个高居于所有阶级之上的政治结构的固有特性有关，就是说国家尽管不能不有其阶级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必然会代表“全民”的利益。所以租金最大化的假设违背国家性质和职能。但不能否认，历史上某个时期有竭泽而渔的搜刮，也可以说短暂的、局部的租金最大化现象是出现过，但这是一种非正常的行为或政策，不可引以为通例。诺思有一句话说得很精辟：“由于现存产权结构引导着人类的经济行为，个人就会发现，从其利益出发，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不同于另一种产权制度下的行为。”【22】中国历史的共同体特性相当大地影响国家的作用，它不能任意把大多数纳税人即编户齐民置于自己的对立面。所以租金最大化和另外两个因素的持久冲突是否属实是个疑问。

其次，关于交易费用。上面引《宋会要辑稿》关于“今后遇有将田产典卖，两家各赍砧基簿及契书赴县对行批凿，如不将两家簿对行批凿，虽有契砧干照，并不理为交易”的记载，表明李椿年所建立起来的“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是有利土地交易，因为它有助于防止土地交易中的欺诈行为。至于农产品的交易，和租金最大化有关。唐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农户（地主和农民）虽然不能说两税负担普遍减轻，但也不是普遍加重。因为在江南存在着税负的平衡机制，具体表现为地方州县采取落实“据地出税”的若干政策，与此同时，江南的生产力有较快的提高。因此，产出和税负之比，维持在一个合理水平上。就在这种环境下，江南农户（地主和农民）出售粮食、购买生产生活资料的情况比较普遍，农户和农副产品市场的联系已司空见惯，这种情况恰好证明农户土地产权的稳定性是有利于他们在产品或商品市场上的交易。我无法解释这个时期农户的交易成本究竟是低了还是高了，但从农户卷入交易的范围不断扩大这一现象推测，他们的交易费用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再者，交易成本会因为交易环境的改善、利润率的上升而得到补偿。诺思的论断似乎脱离这些应当考虑的因素。在中唐以后，江南地区交易环境的改善在本文下半部分将有举证。

复次，关于有效率体制问题。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的关系应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能想到的难点就有多个，试析如下以就正于时贤。一是关于有效率体制的含义。所谓有效率体制应指政治经济组织体制，亦即国家体制，而不是诺思在书中提到的其他一些概念如有效率产权或有效率市场等方面。例如被诺思誉为“西方古代世界经济史就是一部罗马史”的罗马，由于罗马法的创立，有了一套完整的民法体系，因而强化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中的契约关系。商法、财产法等法律的问世不能不说是造就了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和有效率的经济体制。到了“奧古斯都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发展了更加精巧的管理体制，这些管理体制与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君主制度有很多共同之处，即进行检查，建立文官制度，任命有经验的属于元老院的总督管辖各省，设立按职业支付薪金的常备军。税收结构改变了，对承包商的依赖减少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了在意大利定居的罗马公民（在此之前，奴隶解放只征收5％的税）以及外省居民。”【23】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的情况说明它们应是那种有效率的国家。诺思在分析所谓“探险和商业扩张时代”的国家统治危机时，说：“国家统治上的冲突导致了带来具有两种不同的结果的国家：一种是产生相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的国家，另一种是相对或完全处于衰落期的国家。”【24】总之，所谓有效率的体制即指有效率的政治与经济组织而言。

就唐宋时期而言，比较公认的唐之宪宗、穆宗，北宋之仁宗、神宗，南宋之高宗诸朝，大体上税人有所控制，不应列入所谓租金最大化时期；经过若干改革，产权结构，特别是土地产权结构也有合理性；法制尚称健全，政治有所刷新，当时的政府可以视为有效率的体制。因此之故，也很难断定唐宋两朝的所有权结构与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但是话得说回来，使租金最大化往往是许多官吏的从政目的，竭泽而渔往往是一些官吏的不可抑止的行为。因此在这些官吏当权期间，极易出现短期的无效率体制。这类局部腔梗式的无效率状态会导致政治、经济体制和已有的所有权结构发生冲突。注释：

【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人民、三联上海书店，1994年版，2002年重印。【2】同上书，第63页。

【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4】同上书，第123页。

【5】《三国志》卷15《司马朗传》。

【6】《史记》卷126《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

【7】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8】戴文刊于《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

【9】《韩昌黎文集校注》卷7，唐故江南西道观察使“太原王公神道碑铭”。【10】《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

【1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31页。【12】同上书，第17页。【13】《旧唐书》卷15《宪宗纪》。

【14】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15】《三国志》卷一《武帝纪》。【16】《册府元龟》卷488《邦计部·赋税》。

【17】以上均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之十至十二。【18】《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十六《经界》。【19】《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之三九。【20】《册府元龟》卷488《邦计。赋税》。

【21】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25页。【22】同上书，第89页。

【23】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23页。【24】同上书，第73页。

第四篇：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

日本金融制度的变迁

日本的近代金融制度始建于明治时期，从初期效仿英国到二战后美国主导，日本金融制度的政府管制色彩较为浓厚。经过不断发展，日本形成了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模式，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随着金融革新的深入，泡沫经济的破裂，金融大爆炸式推进资本市场变革，才能适应近来金融形式日新月异的变化。

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1872-20世纪40年代）

明治维新后1872年日本公布《国立银行条例》，受英国商人银行主义的影响，日本的现代银行制度按照资金需要的不同性质进行设置，由普通银行、储蓄银行以及特殊银行构成，分别履行作为商业银行、大众储蓄机构以及长期金融银行的职能。银行业之初企业与银行关系紧密，银行家通常由企业家兼任，成为“机构银行”。银行业早期监管较少，银行数量发展较快，一战后的1927年发生大规模挤兑事件，称为“昭和金融恐慌”。此后，首个银行法开始实施，对银行业有了最低资本金制度等监管要求，行业整合使得银行数目大幅度减少，至1945年战败时，普通银行数目由战前1283家缩减为61家。二战结束后，金融制度重建受到美国金融主导，但基本沿袭战前以及战时的框架，形成了分业经营、政府管制、间接融资为特点的金融制度框架。

经济增长期的金融制度（50年代-70年代中期）

二战结束后，金融业也成为日本管制最严的领域之一，分业经营是金融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分业经营包括：

1、长短期融资业务分离，2、银行业与信托业分离，3、银行业与证券业分离，4、对中小企业金融的分离。从二战时期延续至70年代中期，日本一直维持着以低存款利率为中心的管制利率体系。其中国债利率成为决定其他金融产品利率的基础，而存款利率则存在着由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决定的最高限度。通过设立外汇专业银行与外汇指定银行制，日本通过外汇管理隔断和防范外部经济变化对日本国内经济的影响。以上利率管理需要分业经营，有可巩固分业经营，而内外分离的制度又对此起了一定保障作用，因此三种特征相辅相成。

间接融资成为日本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通过分业管理，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界限划分较为清晰，但即使在直接融资领域，如债券市场，其发行金额与利率等也受银行影响。造成间接融资压倒直接融资的原因之一在于允许银行持有股票，从而通过持股对企业形成控制系统。

金融自由化与国际化（70年代中期-90年代末初）

背景：1971年与1973年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时期，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扩大造成国债发行增加，对流动性要求越来越高。银行长期融资与短期融资分离出现松动，长期信用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份额下降至30%以下，利率管制使得资金向不受利率管制的短期金融市场流动。1973年日元实行浮动汇率制后，内外分离的管制受到冲击，国际化压力日益强烈。1981年银行法的修改使得银行获准国债的窗口销售、交易并推出存款与国债的组合金融商品。银行业进入国债市场的发行与流通，进一步使日本传统银行、证券分离出现裂痕。1984年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成立，以此为契机金融自由化逐步推进。

利率自由化：利率自由化是金融改革中另一重要因素。1979年为了完善短期金融市场，允许发行可转让存款（CD），其利率不受限制，成为利率自由化第一步。日本的利率自由化采用先定期后活期，先法人后个人，先大额后小额的原则进行。《临时利率调整法》中的利率管制对象不断减少，还采用了市场利率联动性定期存款等过渡性金融商品。至1993年6月，定期存款利率实现完全自由化，1994年10月，除支票账户以外的活期存款也实现了自由化。

日本利率市场化的特点在于

1、日本利率市场化受到国际社会的推动与干预：银行资金供给长期占全社会融资主流，当局缺乏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医院，而正是美国的直接干预，使得市场化进程尤为迅速果断。；

2、日本利率市场化伴随着市场化性质的存款与贷款新品种，比如大额CD，MMC，以平均融资利率决定短期优惠贷款利率，通过不断降低限额、放宽期限、增加品种等方式扩大新金融产品的份额，从而达到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目标。

3、日本利率市场化推进分层循序渐进，先国债利率后存贷利率，先长期资金市场利率后短期资金市场利率，先大额存款利率后小额存款利率，从1979年至1994年共用了16年，具体推进中较为审慎与保守，可保持经济金融的稳定与持续发展。而这种循序渐进，也是的日本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大部分都存活下来，其正常经营没有收到较大影响。

4、日本的利率市场化并不完全。事实上利率市场化后，存款利率并不由各金融机构通过市场资金供求决定，而是受到货币管理当局的限制。不同产品的利率需与国债或大额CD的利率挂钩，各个金融机构必须支付统一的“市场利率”。

放宽并废除外汇管制：1949年制定的《外汇及外贸管理法》原则上禁止所有对外资本交易，仅允许破格引进个别交易品种。1979年《外汇法》得到全面修改，居民外汇存款实现了自由化。1984年《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发布后，撤销了对日元汇兑业务的管制，此后逐渐放松对欧洲日元的管制，允许外资银行参与日本信托业务等。

资本市场的自由化：70年代后，日本公司债市场上存在许多制度方面的限制及约束，使得大企业倾向于在海外市场发债，国内公司债市场空洞化较为严重。1987年废除了对公司债发行业务的管制，采用国内公司债评级制度；1988年4月引进申请制，取消发债协会。1993年取消了受托制度，撤销公司债发行额度管制措施，1996年公司债发行市场完全自由化。自由化后的公司债市场降低了国内公司债市场发行的成本，发行量大幅攀升。

泡沫经济时代（90年代初）

80年代也是日本金融业发展最为快速的时期，1990年日本利润前10名的企业中有8家金融机构，而1980年尚无一家公司排至前10。金融业发展超出实体经济，1979年至1989年日本的金融资余额增长了3.2倍，而同期的GDP只增长了1.8倍，金融交易日趋活跃，金融机构开始设置大量的海外分支机构。尽管利差不断缩小，银行收益仍不断扩大，其主要收益偏向纯金融资产，股票资本收益对金融行业影响明显。对于银行业来说，城市银行扩张迅速，其资产规模，业务范围均与地方银行拉开较大差距。

由于消费品物价在80年代与90年代均保持均衡，日本央行为了应对日元升值保持了低利率的宽松货币政策，并放松了对资产价格的管制。而80年代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又意味着国内间接贷款与直接贷款相转化，分业经营的存在使得银行通过设立住宅金融专门公司拓宽银行的贷出渠道，导致这些非银行机构承担了大量风险。1991年资产泡沫破裂以后，非银行机构纷纷倒闭，其持股银行也产生了大量不良债权，从而日本经济步入失去的二十年。

金融大爆炸（90年代中期）

泡沫经济的破灭使得银行业进入兼并重组大潮，对分业经营的讨论最终促使1993年《关于为了金融制度以及证券交易制度的改革完善有关法律的法律》的实施，银行业与证券业关于分业之争实际上成为90年代金融变革的核心。1993年通过的《关于为了金融制度以及证券交易制度的改革完善有关法律的法律》规定不同行业间以行业子公司的方式实现向对方领域的渗透，银行可以拥有证券公司或经营信托业银行所发行的半数以上股票。但当时不同行业渗透设立的子公司还有一定业务范围的限制。1996年，日本提出“金融大爆炸”，加快之前循序渐进的放松管制步伐，全面实现国内外资本账户的自由化，改革证券市场，放松对银行业的管制。1999年又进一步废除对银行子公司业务范围的限制，从而取消了银行业，证券业与信托业的界限。2001年又进一步放开银行兼营信托业的管制。

金融大爆炸时期，多数政策与证券市场有关，如在证券市场实行登记注册制，放开委托交易手续费，废止股票交易必须集中于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使得证券公司相互竞争，优胜劣汰。场外市场发展迅速，交易量与交易品种增多。1997年解除了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禁令，增加了行政管理的透明度，停止使用效率低下的通告及事务联络体系，实行国际化的会计制度。

进入二十一世纪，日本的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对各行业的管制几乎消失，金融大爆炸式的改革颇有成效。

参考文献：

日本的金融制度，鹿野嘉绍，中国金融出版社

日本利率市场化的背景、方式及特点，孟建华，上海金融2004年第1期

第五篇：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以胶东张村为例

作者：孙颖,周如美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2007年第7期发布时间：2010年11月2日 摘要:个体私营经济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它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开辟新的农业投资来源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是,农村个体经济尚存在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技术改进慢等缺点,因此,有必要从农村个体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探寻改进的方法。农村个体经济既然是从过去的集体经济逐渐分化出来的,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必然也会向集体规模经济回归。加强农民的合作意识有利于打破目前个体经济过于分散的均衡状态,从而向更有效率的规模经济发展,达到加速农村工业化进程的目的。

关键词:个体经济;农村;制度变迁

一、案例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张村是位于胶东半岛的一个村庄,现有243户农户,一直以粮食生产和果树种植为主。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时,张村也受改革的影响,开始尝试新的发展思路,兴办村企业———织袜厂。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适应市场新的需求,织袜厂又引入了新的设备,成立三十余人的针织小组,生产针织衣物。这三十余人后来成为村里个体户的发起者。1983年,村里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办针织厂也开始有人退出单干。他们利用自己的技术,采用作坊式的经营办法,自产自销针织衣物,其中,有的不断扩大规模,开始雇佣本村或周边的农民。在市场需求的冲击下,村织袜厂宣布破产,针织小组也因成员的退出而解散。此时,村中的个体户却发展得如火如荼。但随后村委又决定适应个体户生产的需要,集资建立了织布厂和印染厂,为个体户的织衣提供原料和印染服务。两家村办企业起初还是有些许赢利,也解决了本村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1994年,村大队将所有果园进行承包,农民有了更可靠的经济来源,再次对村集体企业产生冲击,最终织布厂和印染厂也不得不以承包的方式转给个体户经营。从此,张村再也没有兴办过村集体企业。而今,村里个体户已经发展到近五十户,规模较大的雇佣人数达三四十人,每年的就业人数总和近千人,流动运转资金近千万元,年赢利总和四百余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针织大村。纵观张村发展过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村办企业屡办屡败,而个体经济却日益壮大,是什么因素促使个体经济取代集体经济?现在的个体经营总规模已经达到了一个中小企业的规模,那么它们有没有可能重新组合建立企业呢?本文将针对这几个问题展开分析。

二、农村个体经济的制度变迁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就是与人的经济活动相关的规则,既包括直接的市场制度,也包括与市场制度有关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制度可以分为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制度安排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组行为规则,而制度结构是指经济社会中所有制度安排的总和,它包括组织、法律、习俗和意识形态。制度变迁通常指的是某一制度安排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下,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实际上也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张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

新制度经济学派将制度变迁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及法律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1]。具体到张村的个体经济发展,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是指中央推行的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内的一系列农村改革。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个体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首先,它为个体经济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民从集体经济中彻底解放出来,可以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也可以自主地制定自己的生产计划,因此,个体经济就成为农民的可能的选择。其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农民私有财产的承认,为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包产到户之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都归农民自己所有,农民有了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当生产收入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就会选择扩大投资途径,个体经济自然成为较优的选择。再者,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入,农村的商品市场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释放,这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而这些影响均在张村的个体经济的发展事实中得到印证。张村个体经济发展的契机恰好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随着果园的进一步承包,许多农户有了一定的积蓄,从而扩大了个体户的队伍。而正是由于棉纱、机械等生产原料市场和针织衣物的需求市场的扩张和完善使得张村个体经济得以持续的发展壮大。

(二)技术进步是支持张村个体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历来受到制度经济学家的重视。马克思认为,社会制度结构基本上以技术为条件。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又反过来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对制度变迁需求的转变是由要素与产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以及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的技术变迁所引致的;对制度变迁供给的转变是由社会科学知识及法律、商业、社会服务和计划领域的进步所引致的[2]。技术对农村个体经济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从生产角度来看,个体经济的生产具有灵活性和可复制性。现代的新型技术和设备的产生为农村个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另外,一些电信、交通、销售网络等一系列配套技术的发展也为个体经济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交易方面,个体经济采用了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模式,雇用人员少,管理灵活,便于监督,监督成本很小甚至为零。而且,在交易方面,与买方通常进行的是点对点的谈判,节约谈判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

(三)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舒尔茨曾经说过:“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和风险打交道,他们都是时刻算计个人收益的经济人。在自己那个小小的个人的分派领域里,这些农民都是企业家。”

[3]在面对村集体企业、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的个体经济的多重选择时,农民的理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会充分地衡量自己的成本和收益,像一个“企业家”一样去思考。当集体经济与土地承包时,他们会看到集体的弊端,选择给自己带来直接收益的土地承包,做自己生产的主人。而当农产品价格下降,土地边际收益递减时、他们自然会选择另

谋出路,发展个体经济,自己做老板。因此,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发选择,是被农民认可的可以增收的重要途径。

三、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及再次建立企业的可能性

个体经济虽然生产经营方式比较灵活,是农民致富创收的好途径,但它自身也存在很多的弊端,制约着其进一步的壮大。在生产经营上,农村个体经济仍然承袭着小农生产的一些习惯。个体经济大都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规模比较小,没有统一的生产质量标准;投资保守,对生产资料价格比较敏感,在价格谈判上处于弱势地位;在需求市场上,面对的也是小批量的散户,对市场需求没有准确的把握,抗风险能力差;技术改进缓慢,无法获得品牌效应,只能从事技术较低的重复生产。同时,由于农村个体经济的各自为政,存在很多重复劳动,不能对劳动力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既然个体经济存在这么多的弊端,那为什么在张村村办企业却屡办屡败呢?在现有的规模基础上有没有可能重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呢?

(一)村办企业失败的原因

张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存在很多问题。

(1)管理行政化。张村是在集体经济时就兴办工厂的,因而在生产经营上不免会产生路径依赖,沿袭了集体经济中的指令经济,依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场手段来管理企业,调整生产计划。当市场开放时,却没有及时地调整生产结构,引进新的管理模式。因而村集体企业在生产经营上比较死板,这也是大多农村村办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

(2)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在一个强迫的集体组织中,劳动激励取决于监督的有效性。”[4]一是对员工的激励。在村办集体企业中,对员工实行固定工资制,搞“平均主义”,虽然这样实行起来比较方便,但是,对于一些员工的偷懒投机行为做不到有效的监督。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村民参加村办企业的积极性。因而,一旦有了自主经营的选择,农民就会马上退出集体企业,自谋发展。二是对管理者激励监督不足。村办企业属于村集体财产,管理者大都由村干部担任,给予他们的报酬也是采取固定工资制。而且村办企业不同于乡镇企业,虽然乡镇企业也很多是由乡镇干部担任,但是,乡一级干部除了企业报酬之外还有升迁的激励,而村干部是不在国家的官员编制里的,他们就没有升迁的动力,一旦企业报酬低于他们的期望时,他们就不会好好地管理和经营。在张村就是如此,一旦村干部发现承包果园或干个体经济收益更大,他们就会将主要精力转向自家生产,这就使得村办企业最终被个体承包成为必然了。

(3)产权不明晰。作为农村集体经济很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村集体企业与乡镇集体企业相比更具有社区性,不但要注重发展本企业,更要注意改善和提高村集体的公共事业水平。村集体企业是全体村民共同所有的,村民能更直接地要求集体财产给自己带来效益。但是,如果在日常经营的过程中一般都是由村干部说了算,而且村民也没有直接地感受到村企业给自己带来的收益。于是村民就会质疑村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而现在发展得很好的一些村集体企业大都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村民福利的提高,将村企业的发展与本村的公共事业和福利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张村有可能再次建立企业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目前张村的个体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要想对其进行重组,建立企业还是困难重重的。除了上面所说的村集体经济的弊端以外,主要还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目前尚未形成对集体经济的制度需求。制度服务需求的改变是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农民自身的谨慎和保守,张村的个体经济一直是在低技术小规模的重复生产,因此,他们目前尚未遇到大的市场风险。而农民规避风险是村庄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5]。也就是说,只有在需要集体经济来抵御风险时,他们才会有组织企业的冲动。而目前来看,无论是拥有几十人的大户还是只有几人的小户,他们都很满足于现有的状态,大户的风险抵御力较强,认为他们不需要和小户联合,而小户一般只是把个体经济作为副业,并没有放弃土地的使用权,一旦遇到市场风险,他们会选择退出市场,回归农业生产。因此,张村短时间内不会有建立企业的要求。

(2)政治冷漠导致领导弱势。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建立一个好的企业,必须要有一个强势的企业家。这在需要精神领袖的农村更是如此。张村要建立企业,企业家要么是由村干部担任,要么是从精明强干的大户中推选。但是,张村经过二十多年的个体经济的发展,村民对村集体事业已经失去了热情,无论是选举还是村务决议都表现出了漠不关心的态度,这极不利于一个强势领导的出现。大凡村集体企业发展比较好的,都少不了一个核心人物的存在,如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等。但是,这样的领导在张村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的核心人物,要建立企业显然是很困难的。

(3)农民的小农意识尚存。历史上的农民就是分散多于合作,他们更注重谋求自身的利益。张村个体经济中的大户和小户之间明显的存在着智猪博弈,大户认为,合作会让小户搭便车,并不会给自己带来明显的收益;小户的实力不够,也不会想联合起来扩大规模。大户与大户之间存在的更多的是竞争,各自拥有自己的品牌,满足于现在的利润。对于理性的农民来说,只有让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好处,才会真正地参与合作,但是却没有人会主动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

(4)市场需求的散户状态也是制约联合企业产生的原因。市场需求是影响生产的重要因素。而张村的个体经济目前所面临的需求市场却是分散的,大多是小量的批发,没有形成规模。没有需求的压力,个体经济就没有改进技术、建立品牌的压力,自然就更没有联合起来建立企业,进行统一生产的要求。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四、结语

张村的个体经济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是,仍然可以作为众多类似的农村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张村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个体经济是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可行之路。当然,对于农村整体的工业化而言,个体经济只能是初级阶段,它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但对于张村这样的众多农村来说,个体经济虽不是好制度,却不是最坏的制度。合理的发展个体经济对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以后的发展中,要对农村个体经济给以正确引导,培养他们的凝聚力,使其更早地打破目前的均衡状态,以取得更大的规模效应,这也是进行新农村建设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当然,如何整合农村分散的生产力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