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及其应用中的问题

第一篇：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及其应用中的问题

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及其应用中的问题

张春霖

(国家经贸委企业司)

近年来,不少学者力图运用代理理论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我国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改革(例如:郁光华等,1994;翟林瑜,1995;张维迎,1995),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进展,引起了对许多重要问题的深入讨论｡本文受这些研究的启发,打算从两方面的内容来参与有关的讨论:其一,提出“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并分析问题的性质及解决途径;其二,探讨两个在运用代理理论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即初始委托人的界定和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

一､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①

简单说来,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契约关系｡契约的基本内容是规定代理人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应采取何种行动,委托人应相应地向代理人支付何种报酬｡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当然首先是因为代理人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和委托人相一致｡所谓代理问题(agencyproblem)的要点就在于,委托人如何通过一套激励机制(incentivescheme)促使代理人采取适当的行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委托人的利益｡

从信息非对称性的角度,代理问题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逆向选择问题,在这种场合,契约的一方在订立契约时就已经掌握私人信息,即只有他自己知道对方不知道的信息｡例如,在买卖二手车的场合,卖主掌握着许多有关车的实际质量的私人信息｡另一类是所谓道德风险问题,其特点是,立约一方是在订立契约之后才掌握私人信息的｡例如,股东与经理签定了报酬合同后,经理才去工作,经理在工作中的实际努力程度成为他的私人信息｡

早在1945年,哈耶克在一篇后来成为信息经济学基石的著名论文中就指出:“在实践中,每一个个人都对其他人有着信息上的优势,因为他掌握着某种独有的信息,要利用这种信息,就必须二者择一,或者将依据这种信息作出的决策留给掌握信息的人来作,或者得到他的积极合作｡”(哈耶克,1989,第74—86页)在存在逆向选择问题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设计一套激励机制,来获得掌握私人信息的代理人的积极合作｡(参见Baron,1989)研究表明,为达到这一目的,委托人一般需要向代理人支付一种“信息租金”｡

股东和经理的关系通常被认为属于典型的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对这种关系引起的代理问题的认识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在《国富论》中对支薪经理人员能否以股东利益为决策的出发点深表怀疑:“在钱财的处理上,合股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的合伙人,则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合股公司的董事们监视钱财的用途,象私人合伙的合伙人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疏忽和浪费,常为合股公司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窦｡”(斯密,1974,第303页)本世纪30年代,伯利和米恩斯出版了他们的名著《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此后,经济学家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引起的问题作了大量研究,包括进行经验调查和计量经济学分析｡70年代以来,随着微观经济学的革命,经济学家更多地回到了理论模型,不确定性和信息非对称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信息非对称性是存在道德风险的代理问题的根源之一｡假如不存在信息非对称性,假如股东可以像经理本人一样了解经理所选择的努力水平,并且有使经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经理选择了某一努力水平,则经理是否追求利润最大化便不成为问题,股东可以选择好自己认为能使利润最大化的努力水平,然后向经理提出一个“接受就干,不接受就走”的契约:“你若达到我确定的努力水平,我付你报酬若干(这一数目应刚刚高于经理在不接受契约时可以在市场上得到的报酬水平),你若达不到这一努力水平,我付你的报酬就减少若干”｡由于努力水平的选择完全在经理自己的控制之中,而付出努力后的报酬又不低于他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报酬水平,经理会接受这个契约;只要当努力水平达不到时经理的报酬被减低到一定程度,他就会选择股东确定的努力水平｡所以,当信息对称时,尽管经理与股东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但股东实质上仍可以完全控制企业的经营｡这种理想状态中股东选定的努力水平被称为最优水平,因为这是当股东自己经营企业时也无法超越的水平｡

存在道德风险的代理问题的另一根源是不确定性｡假如经理是在一个没有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经营企业,也就是说,他可以通过选择自己的努力水平来完全控制利润的水平,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干扰,则即使信息不对称也没有关系,所实现的利润水平会准确无误地向股东指出经理所选择的努力水平,股东也可以以利润水平为充分证据证明经理的努力水平｡因此,问题的性质与信息对称时的情况完全相同,最优状态仍是可以达到的｡

当不确定性和信息非对称性同时存在时,问题就出现了｡首先,利润受到多种经理不能控制的因素的影响,不能指明经理实际选择的努力水平｡其次,股东不能直接观察到并证明经理实际选择的努力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给经理的报酬是否应当与企业的利润挂钩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刺激问题,而且还是一个股东与经理之间如何分担风险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先来讨论一下风险分担的最优模式｡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人们对风险的不同态度｡假设有甲乙二人都面临一项选择:或者做出一项决策,或者不做这项决策｡这项决策“正确”和“错误”的概率各为二分之一｡“正确”时,决策者可得收入100,“错误”时,只得20｡如果谁选择不做这项决策,则可以得到一笔确定的收入｡为描述这项决策的风险,我们把60(=1/2×100+l/2×20)称为这一风险的“期望收入”｡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定,甲的态度是,如果这笔确定性收入等于或大于40,他就要这笔确定性收入;如果小于40,他就去做决策,承担决策风险｡这个40被称为上述风险(或期望收入)的“确定性等价”(certaintyequivalent)｡也就是说,在甲看来,这一风险对他来说“值”40的确定性收入｡假设对乙来说这一风险的确定性等价是60,我们便知道甲比乙更厌恶风险｡象乙这样的人对风险的态度被称为“风险中性(risk—neutral)”｡对持风险中性态度的人来说,一项风险的确定性等价等于其期望收入｡甲对风险的态度与乙不同｡对甲这样的人来说,一项风险的确定性等价低于其期望收入｡这种对风险的态度被称为“风险厌恶(risk—averse)”｡

从微观经济学关于风险分担的原理可以引出的一个结论是:如果一项风险由一个风险中性的人和一个风险厌恶的人来分担,那么,由风险中性的人全部承担该项风险是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所谓均衡状态就是说,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易必定会达到这一结果,此后有关个人都不想再交易｡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假设甲由于某种原因拥有决策权,而乙则拥有足够多的资本｡这时乙就会向甲建议做一笔交易:“我付你一个确定的价格,你把决策权给我,我去冒险”｡这个交易是可行的,因为甲只需40以上的价格就宁愿放弃冒险,而乙宁愿付60以下的价格去冒险｡这里存在着20的“得自交易的利益”,任何大于40小于60的价格都可能成交｡假定双方的确定性等价是一项公开信息,双方以50的价格成交,则各自获得了10的净利益,交易完成后,谁也不愿意再做交易来改变这种状态了｡而且,由于双方都无法在一方境况不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得再好一些,所以交易的结果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状态或有效率的状态｡

现在回到股东和经理的关系问题｡如果经理是风险中性的,无论股东对风险的态度如何,都存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解决办法:包干｡股东可以和经理签一个合同,规定一年中经理向股东上交利润若干,超过的全归经理,不足的经理补齐｡换句话说,经理取得了剩余索取权,承担了全部风险｡这种解决办法实际上使经理自己成了委托人,①对他的刺激问题不存在了,而风险分担的模式也是最优的｡但是,假如经理是风险厌恶型的,而股东是风险中性的,问题就出现了｡最优的风险分担要求股东承担全部风险,就是说,经理的报酬不与利润挂钩｡但这会引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刺激问题,使经理选择的努力水平低于最优水平｡为了解决刺激问题,就必须使经理的报酬与利润挂钩,而这又会偏离最优的风险分担模式｡这种两难困境被称为“保险与刺激的冲突”,是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基本问题(Tirole,1988,P.35)｡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害在于一种权衡利弊后的替换:让经理承担风险,一方面可以强化刺激,增加委托人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偏离了风险分担的最优模式,会增加委托人的成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找到经理收入与利润挂钩的最佳程度｡不过,从经理选择的努力水平看,这种状态已不是最优而只是次优状态了｡

二､运用代理理论研究国有企业改革

到目前为止,运用代理理论对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进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道德风险问题,逆向选择问题还没有受到相同程度的重视｡而就对道德风险问题的研究而言,以下两点我以为是值得讨论的｡

1.初始委托人的界定 在研究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时,一种广泛同意的看法是,②国有企业的经理是最终代理人,在他之上有一个委托代理链,链的另一端是初始委托人,即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公民,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是可以运用代理理论来进行分析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代理理论中委托人的概念,就会发现上述看法大有问题｡

首先,如前所述,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有一个明确的或暗含的契约,该契约规定代理人的报酬与某一可立约(contractible)指标(例如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从技术上说,代理理论所研究的就是在均衡状态下这一契约的内容､效率性质及其意义｡因此,委托人必须具备的第一个条件是可以作为契约的一方来谈判､签约,行使契约规定的权利,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

其次,委托人在与代理人谈判契约之前,必须先进行一系列的权衡､计算,搞清楚什么样的契约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利益,然后再对选择变量作出选择｡在正式的分析中,委托人面临的是一个通过选择某一个或一组变量而使自己的目标函数最大化,同时满足代理人的参与约束和刺激兼容约束的问题｡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一般地说总是他从代理人的行为中获得的收益与他因此必须支付给代理人的报酬的差额｡显然,没有这种权衡和计算,我们根本无法说明为什么委托人选择了这种契约而不选择另一种契约｡为使这种权衡和计算成为可能,一个起码的条件是,委托人必须清楚地知道,从代理人的行为中自己获得了什么利益,为引致这一行为自己付出了什么成本｡这个道理用博弈论的概念说就更清楚｡博弈最基本的六个要素是参与者(payer)､行动(move)､信息､战略､支付函数(pay—offfunction)和均衡｡其中的支付函数指的就是,参与者若采取某一行动,会有多少所得和所失｡假如参与者没有定义良好(welldefined)的支付函数,便不可能有博弈,当然也不会有博弈的均衡｡在代理理论中,对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所采用的就是博弈论的方法,委托人和代理人就是作为一场博弈的两个参与者来研究的｡因此,委托人必须有自己定义良好的支付函数｡

现在再来看国有经济中的初始委托人,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公民尽管是企业国有资产的法律上的最终所有者,却不能被当作初始委托人,因为它并不具有谈判､订立契约的行为能力｡当然,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公民可以让自己的代表去和别人谈判､立约,但在它和它的代表之间,却不可能有真正的契约关系｡因此,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公民不可能成为代理理论分析的那种委托人｡如果我们假定,作为整体的全体公民只是个人的加总,全体公民的权利､收益､成本都可以定义为各个个人的权利､收益､成本的加总,只是个人不能转让他们的份额,那么,这里的个人与股份公司的股东的差别就只剩下权益的不可转让性这一条｡显然,这样的个人即可以作为立约一方,也有自己的支付函数,是可以作为初始委托人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样的公有经济在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它与现实中存在的公有经济有着重大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可能对许多结论的有效性发生影响｡

纯粹从概念上讲,公有制的要害就在于取消“所有制”本身｡“所有制”使人们可以享有对财产的排他性的权利,明确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公有制则在某一共同体范围内消除了这种划分,使人们无法分清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只要分不清“你的”和“我的”,就不会有“你比我多”和“我比你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实现个人之间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的彻底平等,不是要使每个个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而是取消“个人的权利”本身｡应当说,这是古往今来的社会主义思想家们钟情于公有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中,这样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贯彻｡就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而言,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是全体公民,但没有一个个人能清楚地定义出自己的份额｡从剩余索取权来看,一家公司的股东在公司利润中的份额是定义清楚的,相对来说,一个个人在国有资产收益中的份额却是无法定义的｡因为法律并不承认个人对任何份额的国有资产收益有索取权,一个个人实际上能享有多大份额的国有资产收益,也完全与他对这些收益的权利无关｡因此,就现实中的公有制而言,如果我们把个人作为初始委托人,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作为初始委托人并没有定义良好的支付函数｡这不是因为个人对国有资产收益没有任何权利,而是因为个人只有通过共同体才能实现这种权利｡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每个个人对每一分钱的国有资产都有一定的权利,但是,没有哪一分钱的国有资产可以被合法地认为属于某一个个人｡由于个人对国有资产的权利没有定义,个人作为初始委托人的支付函数也就没有定义｡

因此,我的看法是,当我们用代理理论来研究现实中的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时,无论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公民,还是其中的个人,都不具备代理理论中的委托人所必备的行为能力｡由于法律上的所有者不具备作为委托人的行为能力,它和直接代表它行使所有权的主体之间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委托代理关系｡当进一步的委托代理关系在经济上成为必要时,它的直接代表就只能执行初始委托人的职能｡假如法律上的所有者有能力与其直接代表形成一种信托托管关系,其结果也会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法律上的所有者与事实上的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信托托管关系,可能会有利于进一步的分析｡代理理论的适用范围,应当是事实上的所有者或初始委托人与其代理人的关系｡

2.代理人的风险态度

在用代理理论分析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代理问题时,代理人的风险态度是否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多数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或很少考虑代理人的风险态度的意义｡我的看法是,代理理论不仅提供了一套概念,而且提供了一套分析方法｡诸如委托人､代理人､代理成本这样的概念不仅是理解问题的工具,而且更重要的是分析问题的工具,只有在用代理理论的分析方法去研究问题时才有充分的意义｡不考虑代理人的风险态度,代理理论的概念就只能被用来理解问题,而不能分析问题｡由此得出的理论和政策结论很容易过多地依赖常识,而缺乏分析基础｡

在这方面,一个值得重视的例子是代理人的报酬如何与其行为后果挂钩的问题｡一般说来,在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为了降低代理成本,主要的办法之一就是让代理人的报酬与其行为后果挂钩｡但是,这种挂钩到什么程度最好?是不是挂得越紧越好?要回答这些问题,关键就在于代理人的风险态度｡如前所述,若代理人属风险中性,那么,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是风险分担的最优模式,也是解决刺激问题的最优解法｡因为当代理人承担全部风险时,他自己变成了剩余索取者,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委托人｡保险和刺激之间的冲突不复存在｡但是,若代理人属风险厌恶而委托人属风险中性,事情就大不相同了｡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向代理人转移风险,固然可以刺激代理人的积极性,但同时也要付出成本,所得和所失相抵,可能并不合算｡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假定有一个风险中性的股东和风险厌恶的经理,经理对风险的态度与上一部分例子中的乙完全相同,即60的期望收入对他的确定性等价为40｡经理有一个最低收入要求,称为保留价格(reservationprice)｡经理的报酬若低于这一价格,他就会拒绝与股东签订契约｡因此,要形成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保证经理的报酬不低于其保留价格｡股东面临的这个约束条件被称为“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假设经理的保留价格是600元的确定性收入,股东本来也是照此支付的｡现在,股东为了调动经理的积极性,决定将10%的经理报酬与利润挂钩｡股东付经理540元的固定收入,另外60元则代之以一项风险收入｡股东将利润分为“高”､“低”两档｡利润为“高”时,付经理100,利润为“低”时则付20｡为简单起见,再假定双方都认为利润为“高”的概率是1/2,“低”的概率因此也是l/2｡对股东来说,这项改变没有增加成本,原来他支付60的确定性成本,现在则是60的期望成本,这两者对他来说是完全相等的｡对经理就不同了｡因为经理是风险厌恶的,现在这个与利润挂钩的风险收入对他来说只值40的确定性收入｡让他放弃60的确定性收入而承担这项风险,他认为自己亏了20｡于是,股东必须增加经理的报酬,使经理的期望收入达到如此水平,以致于这项风险对他的确定性等价达到60或更高｡假设股东必须把利润“高”时的报酬提高到150,从而使期望收入达到85,才能使这一风险收入对经理的确定性等价达到60｡那么,如果这项措施由于调动经理积极性而使股东增加的收入小于25元,对股东来说,这样做就是不合算的｡

这个例子说明,对一个风险中性的股东来说,让风险厌恶的经理承担风险是有成本的｡让经理承担风险,其刺激作用凭常识和经验就可以看到,而这样做的成本却不是如此一目了然｡如果不考虑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就很容易被常识和经验引入歧途,只见收益而不见成本｡随之而来的政策结论自然也就不可靠了｡因此,运用代理理论研究国有企业中的代理关系时,代理人对风险的态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宏亮)(校对:宇红)

第二篇：浅析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在我国国有企业改制进程中，如何解决好国有企业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并确保委托人目标的实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结合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实际情况，在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全面的挖掘出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关键字：国有企业；委托代理；激励机制；约束机制

1委托代理问题的提出

按照詹森和威廉·麦克林的定义，委托代理关系是指这样鲜明或隐含的契约，根据这个契约，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委托人）指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提供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委托代理关系作为一种契约关系，反映的是委托人授权代理人为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而从事某种活动，委托人相应地向代理人支付某种报酬的经济关系。委托代理关系的核心思想是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条件下对代理人的激励和约束问题，以减少所有者的经营风险。

我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全体人民，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力，由国家委托地方政府管理，政府委托职能部门，再委托给企业经营者。这种层层委托、层层代理的关系，就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在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又涉及到多个“中间人”，每个中间人既是上级委托人的代理人，又是下级代理人的委托人，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不一致，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代理人则追求个人尽可能多的货币与非货币收益，国有企业这种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毫无疑问会带来一系列的委托代理问题。

2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所有者缺位长期以来，我国理论上和法律上都明确认定企业中的国有资产归全体劳动人民，国家作为代表行使所有权，产权的最终主体是全体劳动人民。但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特殊的产权关系和政企不分的现状，实际情况与理论

设想和法律规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人人是所有者，人人不负责任；个个是主人，个个对所有物漠不关心。国家作为产权主体代表行使所有者权利，然而各级各部门乃至于各个企业，由于职责权限不清，都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层次上拥有一定权力和履行一定职责。在这种联系和冲突与权力相互错位的情况下，谁都想拥有更大更多的所有者权利，谁都争当产权主体，但谁都当不了也当不好主体，实际上形成了产权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虚置状态，产权主体虚置必然导致所有者不到位。

（2）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导致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必然会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发生在契约合同生效后，是代理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信息上的优势采取不被委托人察觉的“隐藏行动”而使委托人利益受损并为自己逃脱责任的行为。在合同实施过程中，对代理人的任何一个决策都进行完全监督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人更多的是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当委托人的利益取决于代理人的行动时，代理人在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产生损害委托人利益的“隐藏行动”，这就是道德风险，它的存在将导致契约履行的低效率；逆向选择又叫不利选择，它是指在建立委托代理关系之前，代理人已经掌握某些委托人不了解的信息，代理人有可能利用这些对委托人不利的信息签订对自己有利的合同，而委托人由于信息劣势处于对己不利的选择位置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大大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3）“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我国由于相关制度的不当与缺失，国有企业改造过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内部人控制，指的是经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并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实现其利益，经理人员与员工的合谋，并对公司进行控制。比如，内部人通过与雇员合谋，尽量减少积累而增加消费，以致出现企业亏损而员工收益却反而递增的现象；内部人通过和相关政府部门合谋，尽量减少上交份额，这看似为雇员谋福利，实则严重损害国家和股东的利益；有些内部人还利用手中职权，随意在职消费，进行权钱交易等隐性寻租活动。

（4）委托代理链过长全国人民作为最终所有者，不可能对众多的国有企业直接行使监督权，只有借助多层代理关系间接加以管理。由于我国国有企业实行“国家统一所有，地方分级管理”的模式，国有企业在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

间存在多层委托代理链，如此冗长的委托代理链无疑是造成代理成本过高与代理效率低下的主要因素。

首先，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拉长了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距离，形成一个多层级的监督关系。在初始委托人和最终代理人之间的每一层，即是上一层级的代理人，又是下一层级的委托人，它既要接受上一层级的监督，又要履行对下一层级的监督职责，而这种监督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其次，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增加了利益分享的主体，在每一个委托代理层次委托人为激励代理人努力工作而不断地付出工资、奖金、职位消费等费用，代理链越长，委托人所支付的代价越大。再次，委托代理链条过长，拉长了信息传递过程，使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的双向信息传递速度缓慢，信息失真经常发生，使委托代理关系复杂化，稀释了代理人的权力与义务，从而导致效率低下。同时，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导致日常运作烦琐，工作效率低下，代理成本增加。

（5）代理人竞争市场尚不完善代理人市场机制的引入总体上促进了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同时也一定程度地缓解了“代理问题”。但实践表明，代理人市场竞争机制的导入却也导致并强化了改革进程中部分代理人行为的短期化。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市场尚不完善，具体表现在：

① 相关制度尚不配套一方面，政府放权让法律制度不完善利使代理人权利兼得，然而相应的制度约束却明显不足，体现尤其明显的是，企业财务活动有时甚至直接随意受制于代理人，监督部门实际上也没有很好地负起监督责任；另一方面，代理人市场信息网络也没形成，从而使市场对代理人应有的监督机制形同虚设；再是国有企业用人机制也使代理人的未来具有不确性，进而容易导致其行为短期化。

② 相关市场发育尚不成熟本来代理人的业绩可通过成熟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得以体现的。由于与代理人竞争市场相关的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发育尚未成熟，它没能将企业状态及时反映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代理人的积极性，也容易促使代理人操纵企业财务活动，使会计信息失真，进而导致代理人的行为转向短期化。

3完善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的对策和建议

改善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难点。根据上述对我国国有企业委托代理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笔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1）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现代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是科学管理的一种模式，以经济效益和股东权益最优化和持续化为目标，对企业的法人财产进行有效使用和管理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为解决所有者缺位问题，政府应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根据权利分工和效率优先的原则，在企业内部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执行机构相制衡的格局。在目前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被扭曲的状况下，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三者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的机制不失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之路提供一剂良方。

（2）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针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以及内部人控制问题，可以采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的办法来解决。

①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企业价值最大化是委托人的最终目标，而代理人也要从企业经营中获取报酬，这就为双方的目标协调提供了契机。所以，委托人适当的让渡一部分增量价值于代理人，使代理人能够分享增量价值，这就在很大程度上确立起委托代理双方的共同目标，产生双赢效果。现实中，在委托代理双方之间建立柔性契约是比较可行的，如股票期权计划、管理层收购计划等，同时，将员工持股计划与国有股减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一部分国有股出售或奖励给企业的员工，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不合理股权结构，降低外部股权的代理成本，还能够提高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除了物质激励外，精神激励作为辅助手段，也是不可或缺的。国有企业的日常经营权，应放手给代理人，保证代理人应有的权力得到尊重和行使。可以用多种方式提高国有企业经营者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得到社会的尊重。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同样也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② 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监督约束是一种反向激励，为了使激励机制达到目的，必须建立起相应的约束机制，以规范和制约委托人行为，在激励和约束之间促进良性循环。在约束机制方面，一个有效率的监督约束机制应是内部制度约束和外部市场监控的有机结合。内部的制度约束主要是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董事会对经理层监督，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监督。董事会应通过审核和批准企

业的主要战略和财务目标，并对其结果进行追踪，来实施对代理人的监督。监事会应加强监督职能，不仅要使监事会成员的构成多元化，而且要强化其职权，扩大其监督的权利，最好在监事会下设立内部审计职能部门，既能弥补内审的独立性不足缺陷，又添加了监事会的监督手段。在加强企业内部制度约束的同时，还应强化经营者人才市场、股票市场和商品市场对经营者的外部市场监控约束。发达的、充分竞争的经营者市场可以为企业提供较大的经营者选择空间，对在位经营者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压力。股票市场可以及时反映企业经营的市场评价结果，若股票价格下跌，一些股票持有者就会转让手中的股票，有可能导致其他企业的接管，对经营者形成压力。

（3）减少委托代理层次针对国有企业委托代理中的委托代理链过长、代理成本高、效率低这一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减少企业内管理层次，增大管理幅度，这不仅可减少信息失真，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而且符合组织结构变革新趋势的需要；另一种是减少企业外部的委托层次，例如，有些特大型企业，政府可委托大型企业管理委员会直接作为委托人，而其它大型或中型的企业再往下委托，这样可以减少因层次多而造成信息失真、管理失控带来的损失。

（4）建立公平竟争的代理人市场加快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尤其是有效的代理人市场的建立，无疑会弥补国有企业代理阶层市场方面的“激励空位”。建立有效的代理人市场，在代理人之间引人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由众多代理人竞争构成的代理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市场激励机制；代理市场建立的另一方面意义还在于通过代理人之间的横向比较，降低企业内部对代理人进行监督和绩效考核的费用；此外，代理人市场的完善还可从市场角度激励、约束代理人的行为。

第三篇：产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的关系

如果一定要说关系，那么产权理论是委托代理理论的基础和前提。产权理论认为，私有企业的产权人享有剩余利润占有权，产权人有较强的激励动机去不断提高企业的效益。所以在利润激励上，私有企业比传统的国营企业强。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主要研究的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定、雇佣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利，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也就是，产权理论明确了企业主对企业的所有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随着专业分工化，企业主保留对企业的所有权，而将管理权和使用权等委托给有相应能力的人进行代理，更加高效地为企业谋利润。简单来说，企业的股东就是企业的所有权人，产权理论就是确认了他们对企业享有所有权。而这些股东可能没有相应的能力或时间来管理企业，他们就招聘了总经理，相当于他们把企业委托给总经理管理，但他们仍享有所有权，总经理通过代理享有对企业的管理权和使用权等，并可以要求股东支付其报酬。这就是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代理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了；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代理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代理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代理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代理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代理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世界——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代理关系。

产权理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这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他的产权理论发端于对制度涵义的界定,通过对产权的定义,对由此产生的成本及收益的论述,从法律和经济的双重角度阐明了产权理论的基本内涵.以马克思对产权的定义为指导,全面深刻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研究科斯产权理论(主要是“科斯第二定理”)的实质和特点。

可以说产权理论经过逐步的发展衍生出了委托代理理论，而委托代理理论也在逐步的完善这产权理论的不足，二者相辅相成吧。

第四篇：信息技术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信息技术在教学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当前，信息技术推动了教学改革的步伐，学校把信息技术运用到各个学科的教学中，但是，笔者在教学教研过程中发现，信息技术在课程教学应用实践过程中，很多学校普遍存在着对信息技术在课程教学应用中的理解及操作层面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教学改革的发展进程，使信息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偏离正确的方向。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教学过程中更多依赖信息技术支持，忽略其它教学技术手段

在实施课程教学过程中有部分领导和老师认为，新课改每一节课如果没有用到多媒体网络，或者只用了几分钟的计算机，那肯定不是一堂好课，甚至形成“无多媒体不成好课”的局面。而其所谓的多媒体课件，只是简简单单文字加图片，完全可以用投影片来实现。事实上，多媒体网络也是信息技术一部分，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是目的，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并不是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而是通过信息化达到更好的教学和学习效果，技术应用得好坏主要看其是否用得恰当，在于质而不在于量。

有另一些人对技术持—种依赖状态，认为技术越先进越好。原本在课堂教学中可以人面对面实现的交流和讨论，非要利用网络论坛、发帖子或视频系统来实砚，结果不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反而造成人力物力和时间浪费。

还有一些学科老师对信息技术老师有更多的依赖，认为信息技术老师理所当然要包办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一切工作，上一节公开课需要几个信息技术老师陪同，机器出了故障由信息技术老师解决，有的甚至完全有信息技术老师操作这节课电脑设备。这样的教学是不可持续发展的，也是不理想和不现实的。学科老师首先应该具备基本的信息技术操作能力。2．在教学中过度追求精品课件，忽略简单实用型课件

计算机辅助教学课件是教师都很热悉的词汇了．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这些课件也都在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随着对教学剑客重视程度的提高及各级各类教学课件评选活动的增多，我们发现很多学校出现了重评选精品课件，忽视教学实用型课件的倾向。于是出现了在参选课件活动时．学校集中几个教师用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制作开发精品课件参评，评选结束这些课件几乎就完成丁它的使命。我们认为只有能在日常教学中运用实用性强的课件才是真正有效的。对于这种课件要求不必特别美观，也不必有很高的技术含量，信息也不必特别丰富，涵盖的知识点也不必很多，只要能够成为学生的认知工具或情感激励工具，教学中发挥到实用、管用、好用的作用即可。

还有一些教师制作课件一味追求趣味性，而缺乏针对性，造成哗众取宠的负面效果。在一些公开课中，常会发现一些课件，插入过多的动画、声效，花哨得好像一些娱乐课件。当然．设计者的本意是想使课件增加趣味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但事与愿违，一些幼稚的画面成声音常引起学生的哄笑，反而扰乱丁课堂秩序。强调艺术性，忽略学科科学性，影响了教学效果。

目前国内面向课堂教学的课件逐渐增多，学校可适当购买一些课件，这样使用起来就会比较方便。当然现成的课件不一定适合教者的教学意图，这时可利用抓图、抓动画等软件截取其中的所需部分，重新进行组织、整理、加工。在设计和选择课件时应把精力集中在每堂课的重点、难点的突破上，每一堂课突破—、二个难点足矣，不要面面俱到，只要真正能把教师感到难以讲清楚的问题用多媒体特有的优势讲清楚就可以了，一定要给课件“减肥”。

3．在教学过程中更多关注课件，忽视整体教学过程

很多教师认为要把信息技术整合到自己的学科教学中，首先就要有非常完美的课件，花大量的时间在课件制作上，把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以课件的形式固化起来，并且几乎包括教师所能想到的和所能表达的所有内容，就像一篇电子救案，以至在教学过程中形成了“教师—课件—学生”的教学方式，因而割裂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直接联系。教师在课堂上，注意力和教学过程全部局限在课件上，鼠标、键盘不断按动，眼睛蹬着屏幕，口中念着课件上的内容。而学生则盯着不断变化的屏幕，把它当成传授知识的老师。这种夸大课件作用，降低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的教学方式，势必让教师和学生沦为计算机和多媒体的奴隶，制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深层次发展。教师应该摆脱以课件为中心的这种思路，从关注课件设计到更要关注教学过程的设计。技术只是工具，归根结底技术是为课程教学服务的。

4．教学中使用过多的多媒体展示，教学中心发生偏移

在教学中，有部分教师认为在在新课改教学中多媒体技术是教学中万能的技术，在课上从头至尾都使用多媒体，而对其他常规媒体不屑一顾。在某些公开课上，我们甚至看到一些教师纯粹以多媒体代替黑板与挂图和实验，其追现代化的意思固然不错，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所长，亦有其所短。总的来讲，借助多媒体教学能将抽象物体具体化，微观物体宏观化，对教师讲授重点和难点是有一定帮助的，但过多的多媒体展示会造成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实验课中以多媒体课件实验为主，忽略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在语文教学中过分的意境表达，会剥夺学生的想像力和对优美文字的整体感情能力；数理教学过分形象化，将影响学生抽象思维的培养。教学过程以多媒体为中心，教师成了多媒体的放映者，无法发挥主导作用，也无法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师生都被禁锢于课件、多媒体、设备操作中，这种做法未免本末倒置。

5．在教学过程中技术的使用与课程教学容量的处理不当

很多教师在制作课件时无原则地增大教学密度，令学生应接不暇。虽然多媒体在教学、中可将声音、图像、动画集成一体，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来获取相关信息，并在设计者的优化组织设计下，增大信息传播速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课堂效率。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一堂课如果内容太多，进度太快，学生就很难集中注意力，呈现的信息切换过于频繁，学生的注意力很难及时地转移。忽视学生的认知规律，而一味加大教学密度，即使图文声情并茂，学生也经常会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所以，教师一定要科学地处理技术的使用与学生认知规律的关系，重视启发性原则，给学生留出时间去思考，安排适量的活动去发现。

与此同时，由于课堂时间的限制，只能使一些教学环节流于形式、忽视实质。例如40—45分钟一堂课，学生既要上网查资料，又要小组讨论，还要自己作报告。有的教师规定三分钟上网查资料．三分钟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只能做一些拷贝、粘贴。根本无法对信息进行深层次加工处理。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以单元为主进行活动安排，必要时可以将两到三节课合在一起上，这样才有可能将设计的各个教学环节落实下去，而不流于形式，学生也有时间从容地思考，把收集外界信息内化到自己的认知结构中。

6．在教学中采用多种教育技术手段，技术组合应用中使用不当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各样教学软件的推陈出新，很多新技术进入了课堂。如多媒网络教室管理平台、网络教学支撑平台、资源平台、VOD校园点播系统等等。这些软件加上许多多媒体如：视频投影仪、实物投影、液晶投影、无线传声器等等，再算上原有的录音机、电视等常规媒体，一时之间多媒体电脑教室几乎被多种技术进行全副武装。但当实际用这些技术的时候，有的教师并没有真正掌握这些技术。他们对其一知半解，不了解某种设备技术的长处和短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在教学中有什么特长等，因此无法把这些设备媒体或技术很好的组合起来以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导致多种技术特色组合不当，教学应用程度较低，无法发挥现代教育技术最大效用。

总之。信息技术在学科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应该从有机的教学系统来考虑，不能任意夸大其中某一因素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其中某一方面，否则将会对教学效果带来不利影响。我们只有从思想观念上产生根本的改变，才能使信息技术更好的服务于教育教学之中，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目的，使的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第五篇：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村级财务会计委托代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

对策

村级财务推行会计委托代理制，建立“农村财务管理服务中心”，是规范农村财务收支行为，强化农村财务管理和会计监督,管好用好农村集体资金,维护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是促进农村发展，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推行财务公开工作成果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强化源头治理，建立防腐机制的重要环节。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这项制度在加强农村财务资产管理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为不断推进农村财务管理规范化,对会计委托代理制后出现的问题应当予以重视。

一、存在的问题

（一）会计委托代理机构不适应

村级财务委托代理会计人员工作性质和职能不相适应。乡镇会计代理村级记账，又审计自己做的账，这种组织机构的不适应，不可能使审计结果取信于民，从法律的角度上说也是行不通的。

（二）代理工作条件不适应

代理工作时间和工作精力得不到保证。乡镇会计同时大多数还兼职乡镇其他职务，无法保证代理工作时间，影响了代理工作的完成进度和代理工作质量。

（三）代理手段缺乏科学化

目前，我村级财务大多数村实行了会计电算化管理，但是部分乡镇干部由于年龄老化、业务素质低等因素，会计电算化管理未能得到顺利实施。随着财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建立村级财务计算机管理网络已经是顺应形势的需要。但我县因受多方面原因，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村级财务计算机管理网络，影响了村级财务的透明度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推进。

（四）财会人员自身素质和业务水平有待提高

村级报账员票据取得、审核不严格，报帐不及时。近几年由于代理会计岗位调动频繁，部分代理会计未能及时更新知识，跟不上形势发展的工作需要，存在代理会计不会记账、不会操作电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代理工作的开展。

二、对策和建议

（一）要改革会计委托代理体制。

改变乡镇农经员担任村级代理会计的做法。村级财务代理会计要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农业局在全县范围内向社会公开招聘，择优录取。代理会计的人数以5～8个村配备1名为宜，代理会计的工资由县、乡、村各级统筹安排，乡镇负责乡镇财务管理服务中心的管理、考核和监督。

（二）加快行政村的并村步伐。目前，行政村划分得过多，造成了村级组织机构臃肿，“村官”队伍庞大，农村基层工作事务繁琐。把没有必要单独设立为行政村的村撤销，然后合并到其他行政村，减少村级组织机构，既可以精减“村官”队伍，降低行政费用，减轻农民负担，又可以解决聘用村级代理会计经费问

题。这样一来，乡镇农经干部就可以从当前繁忙于村级会计代理工作中解脱出来，使他们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

（三）加快建立村级财务计算机管理网络。有关部门要将村级财务计算机管理网络建设列入议事日程，把村级财务计算机管理网络建设作为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内容。村级财务计算机管理网络建设可以先在县乡两级推行，然后逐步推行到村一级。

（四）要加强提高代理会计人员的素质

提高代理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首先应从加强基层业务培训着手，有计划地组织代理会计进行中短期业务培训，提高代理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突出加强对代理会计人员的政治理论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财务专业知识及技能教育，培养造就一支政治强、素质高、业务精、作风硬的代理会计队伍，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