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第一篇：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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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论当下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

【摘 要】当下，除较大规模的企业或较为成熟的大企业外，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同样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重大意义。但是，受我国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下，现有的许多法律法规已经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本文将主要围绕现有的法律制度的缺失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以及衍生出的企业信用缺失现象展开讨论。

【关键词】法律制度；信用缺失；有效措施

许多国内外的经济法律制度学家普遍认为，经济法律制度变迁发生的实质上是打破旧的经济法律制度，从而建立新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经济法律制的过程。进一步顺应经济法律制度环境的变化引起的新制度需求的产生。受我国特有的国情和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限制，我国部分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输在了起跑线上，发展培育起步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晚，很多与中小企业发展有关的政策还没有完全建立，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分散，并且缺乏较强的操作性，发展非常不完善。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由此也导致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现象极为普遍。这就需要在法律制度的建设过程中不断推出行之有效的系列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快立法，加快建立健全适合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制度的步伐，积极引导和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在经济轨道上的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通过完善法律制度的手段推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目前较为普遍、也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加快经济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我国中小企业现有的法律制度的现状

我国中小型企业的区分是相对大型企业而言的。开始于2003年，我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中所称的中小企业，我国正式出台的与之有关的企业立法是在十―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调整企业关系的立法工作取得重大成就，从2000年到2009年间，我国政府先后共颁布了400多个单行法律法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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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于2000年颁布了《供于鼓励和促进中小型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主要为了激励社会和民间进行投资，充分发挥政府对风脸投资的导向作用；2004年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主要是为推动中国的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证；2005年颁布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是为风险投资企业政策提供扶持的方式；2009年颁布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针对发行条件、发行程序、信息披露、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拟创业板上市业的作出了相关的规定。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表面上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调整的对象，但同时均适用于中小企业。伴随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现有的企业制度已经无法与企业发展的进程相互适应，随之出现了许多不适应之处，此时，也就需要把一些不合适、不利于发展的的法律法规及时的进行淘汰更换，及时作出整改，完善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法律法规。从根本上来说，制约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是法律制度大环境，主要包括社会宏观制度大环境和企业内部的微观制度环境。21世纪的竞争既不再是技术上的竞争，也不再是人才的竞争，准确的说应该是各国法律制度之间的有利竞争。因为法律制度环境的短缺对我国企业来说将是一块无法回避的短板，同时是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也无法像其他问题那样，通过其他方式作出弥补。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

伴随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向前迈进，我国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在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遇到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中，表现最明显，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为此，本文除重点分析造成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的原因外，还将阐述信用缺失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危害，在此基础上，从而进一步提出加强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现象较突出

“诚信”一词既起源于古文，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新的话题出现。从古至今，我国商界就一直将“诚信”视作为人与人之间经济交流的首要基本条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当下，对于重新强调诚信尤其是企业的诚信，主要是由于“诚信”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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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素。因我国市场经济尚处在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阶段，依然存在很多法律经济制度不完善的部分，之所以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成为目前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主要和中小企业自身缺少一种强有力的抵抗风险的能力。分析我国中小企业造成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着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小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表现。目前，在中国现存的经济活动中，中小企业的信用缺失现象极其普遍且非常严重。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逐一表现在商业、生产、营销、金融和财务等其他的方面。导致企业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分为内外两方面，外因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和政府法律制度规定上的因素导致；内因则是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造成。纵观全局，若要针对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进行治理，则应该从整体和部分两方面开始进行整改。需要着重强调的是，我国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特别是融资信用的缺失和会计信息的信用缺失已经给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也进一步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蕴藏了潜在的危机。

2.中小企业信用的缺失所引发的诚信危机。我国中小企业日益对商业往来中的诚信原则加以重视，目前，市场经济主要分为分部分：法制、诚信和信用经济，健全的的诚信制度是市场经济保持稳步运行的保障，是企业间达成商业交往的首要因素。在现实的企业经营活动中，因为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尚未设置一系列完备的诚信机制，尤其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面上，存在严重的诚信缺失的现象，由于企业间信用的缺失的已经突显为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各中小企业的经营已造成了一定的困扰，同时也扰乱了市场正常运转的经济秩序，中小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面对这个严峻的挑战。究其诚信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有关诚信制度的立法和有关的法律制度关于信用缺失行为方面的监管，尚存在很多法律制度的漏洞，而且我国的法律制度一向对惩治方面不强调严厉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旧体制并未对中小企业的产权做出清晰而明确的定义，同时，各中小企业在企业产权制度的建设方面也较为滞后。正因如此，一些不公正、不平等的不良竞争的行为层出不穷，严重违反了我国一向推崇的企业的诚信原则。此外，由于我国当前的企业法律制度缺少一套统一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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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此类现象发生的最终结果，则会直接加剧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诚信危机。在此基础上，由于大部分的中小企业并没有对诚信原则形成一份正确、充分的认识，若要规范市场经营行为和竞争行为，仅仅只能依靠中小企业自身的自律意识来规范。诚信危机已经在我国当下的市场经济建设中蔓延开来，并像病毒一样已经开始暴露出来，若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诚信缺失问题，需认识到解决信用缺失的首要前提和关键点在于建立一套完整的、可操作性较强的法律机制。最后，若想建立一种和谐和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氛围，必须依赖已经成文的法律诚信制度，加大监管我国各中小企业的经营行为，才能更好的壮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诚信的建设对于化解诚信危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法律制度的缺失导致公司内外部的关系处于不确定

的状态

由于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对公司瑕疵设立的规定非常的简单，一旦公司设立了瑕疵则会致使公司内外部的关系均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将直接侵害交易相对人与善意股东的的合法权益，严重危害到正常的市场经济的秩序。同时，从法理上来看，我国的《公司法》的总目标旨在追求社会的整体效益，并赋予了利益相关人启动消灭公司人格程序的权利，并剔除瑕疵设立的公司或尽早补正公司设立的瑕疵，以维护交易的公平、安全和经济秩序；但是，从制度经济学上来看，公司瑕疵的设立却片面的肯定了主义与否定主义的制度成本。将我国现有的市场经济和制度环境结合起来看，我认为肯定瑕疵设立公司的法人格，这样企业的法律效益则会更好，而对于一般的设立瑕疵，则应给予公司设立人瑕疵补正的机会，以维持公司法人格的延续。从而才会进一步使得公司瑕疵在实践中得以正确的使用，以维护公司相对人与善意股东的的合法权益。

三、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通过国内外法律制度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国外，大部分的已制定的法律制度，更关注的是制度是否符合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否具有针对性，以及是否具有灵活的可操作性；而反观我国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则缺少明确性、不够灵活，且可操作性也不够强，最重要的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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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适应我国现有经济发展的现状。此外，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制度属于政府引进性制度的一种。我国政府曾希望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来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进行贷款。但是，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的整合，像城市信用社和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农村信用社等的关闭和合并，使得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机会进一步减少。因此，通过健全的法律制度可以进一步中完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调节功能，完善信用担保的法律制度。此外，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信用缺失，也可以通过建立健全一套完备的相关法律制度，将整个社会的信用信息加入到信用制度体系当中。因此，建立健全我国的法律制度，可以更好的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更积极的作用和意义。当下，我国的企业法律制度缺失情况较为严重，急需建设健全一套完备的企业法律制度体系。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我国的各类中小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与其他大企业一样，对振兴中国经济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具有其他大企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而很多中小企业的发展和盈利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的代言人，我国中小企业的存在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我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行政权力和法律制度等多重支持进行的一系列调控的对象。而推动和扶持中小企业的法律制度的形成需要很多因素的构成，在最初这些法律制度是以基本的政策而出现加以实施的，只有在条件成熟后，应当将这些基本的政策上升为国家出台的法律制度。同时，这些支持一方面将我国政府提供的政策进行制度化和法律化，另一方面还大力推动和完善了许多立法部门的法律服务意识。

综合分析我国经济法律体制改革的制度，企业法律制度的缺失并不是个例，在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关键时期的很多制度都是逐步进行完善整改的。但我国中小企业需要迅速建立健全一系列商业诚信体制，以此来更好更快的适应当今社会的经济生活，将我国中小企业的经济价值取向和诚实守信的道德价值取向合二为一，这是企业面对国内外激烈竞争态势的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企业经济最大化的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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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绘.企业诚信与和谐社会[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4）

[2]刘珊珊.论企业的社会责任[J].商业文化（上半月）.2011（6）

[3]李志清.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之价值分析[J].宜春学院学报.2011（7）

[4]段凡.和谐社会建构的法权逻辑研究[D].华东理工大学.2011

[5]郭磊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成本研究[D].西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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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企业法律制度

第二章 企业法律制度

一、企业

企业是一个独立核算的营利组织。

企业法：凡是把企业的设立、变更、终止，用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就构成企业法。包括：企业的设立、企业的登记、注册资本、组织机构

1、必须要有确定的名称

2、固定的场所

3、注册资本

国有企业：采用厂长（经理）负责制

破产：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偿还债务人的债务

组织结构：

股东会

董事会

监事会

第三篇：论当下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论当下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童江霞

摘要：当代中国，经济与政治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在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项必须长期执行的任务。近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在党十七大上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被提上议程。

关键词：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30年，从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是1978年到1986年。这期间主要是改革过分集中的干部人事管理体制，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建立四个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一些具体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对干部人事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开始进入全面深化改革。

一、必要性

1、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迫切需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只有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形成干部选拔任用科学机制，才能更好地为科学发展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才。

2、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迫切需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日益迫切。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

3、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增强我国政治制度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干部制度竞争力是国家政治制度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在激烈的国际政治竞争中赢得主动，就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为培养造就高素质领导人才提供制度保证。

4、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解决干部工作中突出问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迫切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未得到根本解决。而解决当前干部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实现吏治清明，关键在改革，希望在改革，根本出路在改革。

二、指导原则

1、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改革成败与得失的根本标准。

2、必须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同时，适应新的情况积极改进党管干部的方法。坚持群众公认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扩大群众对干部工作的参与和监督。

3、必须坚持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以素质论人才，重实绩用干部。促进年轻干部健康成长，实现领导班子成员新老交替制度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强调，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4、必须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通过加强立法和健全制度不断巩固改革成果，引导和推动改革逐步深入。

三、基本目标

要建立起一套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干部人事制度。

1、建立起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有效激励、严格监督、竞争择优、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2、完善干部人事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有效调控的宏观管理体系；

3、形成符合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建立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

4、健全干部人事管理法规体系，努力实现干部人事工作的依法管理，有效遏制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5、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人才资源的整体开发与合理配置。

四、重要举措

1、建立健全主体清晰、程序科学、责任明确的干部选拔任用提名制度。

（1）要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

（2）要全面分析民主推荐结果。，（3）要鼓励多种渠道推荐干部。

（4）要规范干部任用提名方式，重点规范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的提名行为。

（5）要严肃查处拉票等违纪行为。

2、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1）完善考察标准。

（2）优化考察办法。

（3）强化考察结果运用。

3、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

（1）加大竞争性选拔干部的力度。

（2）完善差额选拔干部办法。

（3）提高竞争性选拔干部的质量。

4、积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的改革创新，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

（1）要加强理论培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头脑，加强党性教育，坚定理想信念。

（2）要加强能力培训，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

（3）要牢固树立按需培训的理念。

（4）要坚持开放竞争，统筹优化干部培训资源。

（5）要改进学风。要坚持从严治校、从严治学，整治不良学风，强化学员管理、教学管理，严格校规校纪，营造良好学习秩序和氛围。

5、完善年轻干部、后备干部培养选拔制度，建立来自基层一线党政领导干部培养选拔链。

（1）坚持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实践锻炼的培养方针。

（2）扎实抓好后备干部队伍建设。

（3）探索建立上级党政机关从基层一线遴选干部制度。

（4）推进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

6、坚持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相结合，健全干部管理机制。

（1）加强对关键岗位干部的重点管理。

（2）严格干部日常管理监督。

（3）切实解决干部调整难处理难的问题。

（4）完善干部激励保障制度。

7、加大干部交流力度，完善干部交流制度。

（1）围绕促进科学发展，大力推进地区之间、中央机关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

（2）加大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交流力度。

（3）积极推进机关中层干部的交流轮岗。

（4）疏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渠道，研究制定党政机关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之间干部交流实施办法。

8、匡正选人用人风气，不断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

（1）要加大从源头上防治用人上不正之风的力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立项督促检查制度，健全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制度。

（2）要强化公开监督，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把选拔任用干部满意度民意调查作为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的有力杠杆。

（3）要严肃查处违规违纪用人行为，用铁的纪律保证选人用人风清气正。

总结：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而现在有些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有些低能低效，也有些以权谋私，群众意见很大。这些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党脱离群众、丧失先进性和执政地位。同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始终保持改革的锐气和勇气；要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支持改革、鼓励创新；要加强舆论引导，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要让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做改革的引导者、推进者、驾驭者。从而保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能够稳妥的进行，保证我国经济建设能够快速健康的发展。

但我们亦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其顺利的进行有赖于我们全社会的努力。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本着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支持有关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些措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第四篇：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缺失

论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缺失

摘要：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毋庸置疑，记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传递公平与正义，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被人们称为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然而近年来，却发生了不少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事情，比如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事件中11名记者受贿事件、2004年中央电视台4套《今日关注》栏目俄罗斯人质危机有奖竞猜事件、2006年广州“注水西瓜”事件、2007年“纸馅包子”事件、2008年山西临汾矿难中40余名记者排队领封口费事件……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本文首先将简述新闻记者应遵守的职业道德，然后结合具体案例来分析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现象，最后也将对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新闻记者职业道德法制公众利益监督

一、当代社会下新闻记者应遵守的职业道德

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准则中关于新闻工作者的道德行为有以下几项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纪守法”，“维护新闻真实性”，“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具体内容如下【1】：

（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者要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挥其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密切联系群众，热爱祖国和人民，珍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服务。

（二）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所谓新闻舆论导向就是借助于社会舆论，引导或指导社会行动朝着某个方向或方面发展。从实际出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及时传达党的主张，反映人民呼声，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环境。

（三）遵纪守法。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做合格、合法的新闻工作者。

（四）维护新闻真实性。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记者要坚持报道的客观真实性，不虚假报道。

（五）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新闻工作者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和发扬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

（六）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二、当前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现象分析

新闻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及时性和真实性，其中真实性更是新闻的生命，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记者受到各种利益的驱使以及新闻监管力度的不够，虚假新闻层出不穷，其中有些为了

夺人眼球的不实报道甚至一度造成了社会的惶恐，比如北京电视台的“纸馅包子”事件等等，这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事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议论，也让新闻记者这个职业一度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下面我们就结合事例来分析一下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缺失的现象。

（一）有偿新闻。【2】所谓有偿新闻，就是新闻采编者将具有或不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按照出资人某些宣传意图撰写的新闻，是新闻工作者采取不正当手段向被采访报道对象索取物质报酬的活动。

2008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一名矿工在矿内作业时丧生，而一场矿难发生之后，真假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多则上万元，少则几千元。而在山西，煤老板送给记者两个称号：“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和“吃新闻饭的乞丐”。

仅仅从这两个称号我们就可以看出煤老板对这些拿着昧心钱的记者的讽刺之意，而这些蜂拥而上地争抢封口费的真假记者也无异于在出卖自己的道德和良知，他们在个人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下，丢弃了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和恪守，从而使新闻变成了一种交易的商品，变成了一部分记者的牟利工具，从而也使他们从公众利益的诉求者变成了公众利益的对立面，同那些黑心的煤矿主从本质上来讲也并无两异了。

有偿新闻，还有很多其他表现类型，比如“车马费”，各种礼金红包，以新闻换取经济利益（广告、发行）或赞助等等，虽然名头各异，它们却都是有偿新闻。从本质上来讲，有偿新闻就是一种权钱交易，是新闻和金钱之间的置换，而新闻的有偿性，无异于一种受贿行为，不仅违背了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而且损害了公众利益，也违背了法制社会的要求。

（二）新闻失实。所谓新闻失实就是新闻报道中的事实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的现象。随着现今社会媒体竞争压力的加剧，一些新闻记者为了博得众人眼球不惜捏造、编造各种虚假新闻，夸大歪曲新闻事实，哗众取宠，其产生的负面的社会影响力，仅从《新闻记者》每年评出的十大虚假新闻就可见一斑，以2010年为例，“中国作协作家团入住总统套房”、“西安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一女生世博排队被强奸怀孕”以及“金庸去世”等虚假新闻出现时都曾经成为街头巷议的话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些虚假新闻有的涉及国家规划，有的涉及社会治安、伦理道德，有的涉及到名人明星的名誉。可见，一部分新闻记者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沦丧，编造出一个又一个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严重的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恐慌和混乱。比如末日谣言造成各地的抢蜡烛、购“船票”**，还有河南光山县23名小学生被砍事件等等都是虚假新闻带来的危害。

2010年12月6日《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发表了金庸因中脑炎合并胼胝体积水，于2010年12月6日19点07分，在香港尖沙咀圣玛利亚医院去世。报道一经发出，有关人士便指出该传闻为假消息。当天深夜，《中国新闻周刊》副总编、新媒体总编辑刘新宇便在新浪微博上承认编辑未做任何审核而草率转发，并真诚接受大家的批评，其本人也提出辞职申请并获准。名人明星一直是虚假新闻的长久不衰的选题，有不少名人都经历过“被自杀”“被结婚”“被离婚”的事件，虽然其中有些虚假新闻是经纪公司暗箱造作，为了炒作，提高艺人名气的，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虚假新闻的报道则损害了被报道人的名誉权，纯粹是为了夺人眼球的。

再如2010年7月7日《甘肃日报》在新闻报道中向受众传达了“西安市已经被确定为国家第五个直辖市”的相关消息，社会舆论哗然而起。两日之后，《甘肃日报》果断发表《重要更正》，对该则新闻报道进行了更正，并向读者致歉。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也对其下达了《警示通知书》。这类涉及到国家规划的重大新闻，在没有任何可靠真实的政府文件下，仅凭道听途说就擅自刊出，造成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不得不说这不仅仅是记者职业道德的不完善，而是连基本的从业常识都没有。

我认为，新闻失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新闻记者职业道德的沦丧，对利益的盲目追求，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受众猎奇心理的一味迎合，而受众的甄别能力又没有很大提高。然而社会监管处罚力度的不够也使这些虚假新闻有了可乘之机。

三、如何解决当前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

（一）新闻工作者要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造成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缺失的原因有很多，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新闻工作者自身的修养和自我约束力的薄弱，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面对不正当利益的诱惑和驱使，要坚决抵制。要恪守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盲目跟风，不捏造编造歪曲新闻事实，不哗众取宠等等。

（二）要建立健全新闻法律法规制度。我国是法治社会，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从根本上规范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其次还要提高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三）要加强社会的舆论监督。受众要提高甄别真假信息的能力，敢于质疑，还要敢于揭露举报各种虚假报道。

（四）新闻出版社内部也要加强对新闻真实性的审查力度，以及对虚假失实新闻的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梁一高《现代新闻采访学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陆平煌《记者的修养与写作》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五篇：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修改以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本文就此进行探究，提出拙见。笔者以为：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对现行法的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一）出台之前，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质疑和修改意见。

第一．有权提起损害赔偿的主体。婚姻法第46条第2款

（三），（四）项中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包括子女、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离婚时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夫或妻，还应当允许其他受害人提起，否则，将有悖于民诉法的诉讼主体规则。

第二．请求赔偿的过错情形。现行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原则，且限定为四种过错情形，这些不足以涵盖所有对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因夫妻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形是复杂的，建议扩大法定情形范围。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范围。婚姻法第46条没有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是我国法律确立的两种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无论夫妻选择哪种方式离婚都会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离婚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应受到婚

姻关系解除方式的影响。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离第四．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要实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损害、遏制违法的功效，确定赔偿范围相当重要，而婚姻法修正案未予明确。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当赔偿。赔偿方式上也不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还可以同时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等。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解释，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第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配偶中有过错的一方；第三，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原则上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相隔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主要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登记离婚的，除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表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的外，可在登记离婚一年内提起该项请求。这两个司法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学者们对婚姻法第46条的上述疑问和建议，但还有空缺。

由上可见，我国法上的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它是发生在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即夫妻之间）的，基于法定事由，只在提起离婚时或者离婚一年之内才能请求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法律设置离婚损害赔偿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害以物质的形式对受害一方予以补

偿，让受害一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救济，因此，不过于强调其对过错方“不忠“行为的道德评判和经济惩罚。夫妻相互忠诚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作为心理感受，无疑属于道德管辖的范畴，“婚外情“涉及有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感情因素等问题，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为道德的讨论留有巨大的空间，这些尚无法弥补受害方的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公众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道德与法律的讨论，而是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包二奶“等问题，在不扩大重婚罪的前提下，以赔偿的方式予以处理，相对来讲，这种对临界状态的处理较为公平和合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婚姻当事人已厌倦了在法庭上对其生活隐私的讨论，而作为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同样把注意力转向对死亡婚姻的确认上，不愿过多地去探讨当事人过往婚姻生活中的对与错，因此，部分婚姻当事人倾向于用物质方式弥补相对方的身体、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早日从已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婚姻法》第46条，这标志性的突破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人们追求和向往的自由、平等、尊重、保障人权的态度和观念已普遍为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过去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淡化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否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数千年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也得到了扭转和改善。这个制度既补偿了相对方的损失，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项当事人可供选择的权利救济措施与其他救济措施一起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在这种种的缘由中，孰对？孰错？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在首肯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作为从过错责任原则发展而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能否同样适用之？

推定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推出未知的事实的一种判断方法或者判断过程。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此时的权

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的责任。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例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就存在着该现象。“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能出庭作证的寥寥无几。而有些权利主张者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程序不合法及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有些权利主张者甚至于借助公安部门取得证据。通过向110举报，用110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向法庭出示。而这一做法，使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当然，其间也不乏“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或取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不予采用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

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

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

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

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2001年，当《婚姻法》修改处于讨论阶段之时，有学者提出了“离因补偿”的概念，并建议用“离因补偿”制度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所谓“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一方支付费用的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为参照。这一制度的好处“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

根据台湾学者的解释，离婚之损害有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即夫妻之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犯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之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它不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离婚本身就是“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它是离婚本身所生之损害，不限于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

按照台湾学者的理解，“离因损害”概念中的“因”，就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即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它不仅侵害到一方的权利，而且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因此，用“离因损害”概括导致夫妻离婚的侵权行为是恰当的，这恰恰与大陆《婚姻法》中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相吻合。而大陆学者所说的“离因补偿”又与台湾学者所言“离婚损害”的内涵相同。不过，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非因一方过错行为所致。既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也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人，当然无所谓“赔偿”，只是“补偿”的问题。所以，在法律上“离因损害”的后果是赔偿，“离婚损害”的后果是“补偿”。为此，建议吸收两岸学者观点的长处，避其短处，将大陆学者倡导的“离因补偿”改称“离婚补偿”,以便与台湾学者所论述的“离婚损害”相一致，避免不在同一语境下的讨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学者对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未来民法典亲属编中是否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抑或用“离婚补偿”制度取代它，均需理论的比较与探究作为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基础。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民法典亲属编在对离婚救济制度设计时，需把因离婚带来的损害和家庭成员间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前者当属离婚救济制度的内容，这表明离婚虽然不是侵权行为，但它就像吸烟一样，对离婚双方乃至子女都是有害的。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必要的救济手段，避免或减少破绽主义离婚带来的“贫困女性化”等与离婚公平原则相悖现象的发生。至于后者，即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或者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来获得的权利救济。因为，如果对婚姻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需以离婚为代价，那么，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强化了婚姻是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豁免地”，从而陷入传统的“法不入家门”的“公”、“私”领域有别的巢穴。

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1，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3，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难免有疏漏，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还需在具体情形之

后设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

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例如，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总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但仍存在着缺失。目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需要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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