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我国城中村现象研究之简要述评
当前我国城中村现象研究之简要述评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腾飞。不过，经济的过快发展，却由于和落后的管理体制的重重矛盾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城中村就是我国其中一个特有的管理跟不上发展的现象。本文以国内众多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对其进行归纳评述，着重于寻找我国城中村产生的根源，探究其成因，研究当前城中村陷入的种种困境，并试图分析其出路，提出解决对策。希望能给今后我国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提供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城中村；根源；作用与问题；改造
一． 城中村的内涵与根源
城中村是中国大陆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诸如长三角、珠三角、沿海或省会城市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面积迅速扩张，城市周边的农村逐渐都被纳入城市的版图中，平矮旧房被高楼大厦所包围，形成了“都市里的村庄”。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居住于原村落，但形成的居民区都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甚至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区域上虽说为城市的一部分，各种体制管理却保留着农村模式，由此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城中村。
城中村是多方多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成因包括制度、经济、文化、政策等等。本文概括众多学者的研究内容，将从制度政策和经济利益两方面分析其产生根源。
（一）制度政策根源
多数学者持这一观点，即认为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形成和延续的制度根源。
刘梦琴认为城中村是制度意义的农村，城乡二元制度是城中村产生和延续最根本的原因。城中村是村庄因政府征地而“划入”了城市，但是依然实行农村体制，实质是在同一城市地域内城乡二元体制并存。并且她认为地方政府在过度追求城市扩张和土地财政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城中村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制度供给，而制度供给上的失衡加速了城中村的蔓延。
学者陈建军则从“村籍分配体制”入手，认为土地制度和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相联系的“村籍”分配制度，使得村民保持村籍成为了其最直接的选择，因为“农改非”所带来的福利保障并没给村民带来太大诱惑，这使得城中村“形散神聚”，难以解构。此外，从我国现行土地管理制度来看，城市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城中村土地的使用权归村落集体所有，土地产权差异化无形地增加了城市建设统一开发管理的难度。不得不说，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源自于“城”和“村”协商机制的缺失，对城中村居民缺乏必要的尊重和交流体制。
（二）经济利益根源
相关主体利益的博弈和其中隐藏的巨大利益的驱动也是造成城中村这一产物难以简单改造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要产生城中村问题社会基础存在，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城中村也将长期存在。
关于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学界的主流观点便认为是村民基于经济利益在有限的宅基地上无限加盖贴面楼、握手楼所致。学者崔艺红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化背景下政府城市廉租房供应职能缺失的反映，由于我国人地矛盾本就突出，加上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急功近利，征地无度，导致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而地方政府多年来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方面进展缓慢，无法提供满足城市新移民需求的廉租房。另一方面，城中村不含地价与房地产商业利润的廉租出租屋却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其低廉的房租使大量底层民众聚居于此，同时又为城中村原居民带来了巨大的租金收益，如此一种“双赢”的结果，也导致城中村问题积重难返。
而在利益博弈方面，崔艺红认为城中村形成和发展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村民、村集体和外来承租人。首先，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基于对改造城中村所需的巨大财政消耗和改造后村民出路的担忧，致使其对城中村缺乏治理意识；其次，对于村集体经济组织而言，追求村民福利的最大化和政绩最大化是其利益所在，而城中村宅基地所带来的不菲收益使其无意于管制村民乱建房屋，对城中村中基础设施建设也缺乏投资意愿；至于村民和外来承租人的想法，前文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应该说，国内学者对于城中村的成因基本达成了共识，也较为客观地揭示了城中村产生的制度、经济根源。笔者认为除了从制度、经济方面研究形成城中村的根源外，还可从文化心理、历史因素等方面进行研究，另外，不仅要把握各种根源成因，还应注重它们之间的影响联系，更加综合地看待城中村现象的存在。
二． 城中村的作用与出现的问题表现
当前众多专家学者从各个学科领域出发，提出了城中村凸显的诸多问题和种种不和谐之处，更有甚者，已然将城中村看做是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对于这些观点，本文并非持反对态度，也非举双手赞成，只想在此处说明：任何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合理之处和其价值。城中村能发展至如今地步，必有其原因，如若我们妄图简单消灭之，却忽略了更深层次促使其“成长”的因素，就将违背唯物主义中以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观点。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充分认识到城中村的两面性，在看到其问题的同时也关注其功能作用。
（一）功能作用
刘梦琴认为城中村具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功能，其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张京祥等人也认为城中村在支撑我国快速而粗放的城市化过程中承担了重要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孙林学者则对城中村的性质与作用进行了再思考，认识到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需要用时间来进行愈合。概括起来，各位研究者对于城中村的作用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可为村民提供收入 这点显而易见，城中村可从两方面为村民提供收入，一是村集体经济的分红，二就是房屋租金的收益。城中村的居民技能水平低、文化素质不高、社会竞争力小，在“农转非”过程中根本无法适应失去土地后的生活，但城中村却给他们带来了一条不错的生活出路，解决了他们的吃饭生存问题，减少了贫困人口的数量，这是其一大功劳。
2.可为外来人口提供廉租出租屋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务工人员从农村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对这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居住安排，地方政府总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漠视。政府在这一块区域的职能缺失却被城中村中低廉的出租屋所弥补了，是它们替政府安置了庞大的外来人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作用不可谓不大。
3.可为农民社会转型提供过渡平台
城中村作为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充当了乡村和城市之间沟通桥梁的作用，作为城乡之间的缓冲地带，可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一个接近于原本生活场所的地域，为农民工逐渐转型为城市人、在城市中寻找心灵慰藉提供一个绝佳的精神家园。
4.可以更加丰富城市的生活方式
陈建军学者研究了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历程和现状，觉得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仍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而城中村那种城乡交融的生活方式使城市更加多元化的同时，恰好可以为其实现有益的补充，起到了一种“阴阳互补”的作用。
5.可以促进非正规就业环境的形成
非正规经济大量发展是城中村经济产业的重要特征，而其由于门槛层次较低、对技能水平要求不高成为外来打工人员的首选行业，对于解决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近三十年来，非正规就业在我国城市就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政府应该充分重视其中蕴含的战略意义。
6.可以传承大量传统文化元素和历史遗迹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放弃传统，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虽然政府与不少有识之士都已意识到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继续保持传统文化，但在拆迁整改、把农村变为城市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许多珍贵的文化元素遭到破坏。孙林学者就认为城中村将成为保留传统文化、城市特色的最后一块自留地，保存反映当地传统文化特色的元素，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仍将是城中村的重要功能与作用。
（二）问题表现
城中村虽然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不过必须承认，城中村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广大的学者和研究者们要改造城中村，都是源于其呈现的各种不利于社会发展的问题。
1.规划设计不合理，建筑杂乱无章 马晓茗认为城中村开发强度普遍过大，建筑密度过高，间距过小，形成了“贴面楼”、“握手楼”等景观，与城市布局格格不入，且楼房大多由居民自己请施工队建造，建筑质量不高，存在安全隐患。规划设计的不合理，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也妨碍了房地产市场的正常运行。
2.人口构成复杂，社会治安混乱 城中村里有着大量流动、分散的外来人口，而城中村内不健全的社区管理与特殊的人口结构，使其成为整个城市治安管理的薄弱环节。出租屋内往往藏污纳垢，恶性治安事件甚至违法活动不断，已成为各类刑事案件的重灾区。
3.基础公共设施相当缺乏
在刘梦琴看来，城中村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主要表现为：道路狭窄拥挤，电力、电讯、供水、煤气管道线路混乱，采光、通风、排水困难，公共活动场地和设施缺乏，环境卫生脏乱差，卫生状况极其堪忧，消防隐患极大。基础设施的缺失和不足无疑与政府的不作为有着很大的关系。
4.食利寄生现象 刘梦琴还认为城中村村民的租金收入和不菲的集体经济分红，滋生了一大批“食利阶层”,有数量的青年人因此固守现状，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成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二世祖”和自愿选择不就业的“主观剩余劳动力”。
5.社会边缘人群
城中村虽经受着城市文化的洗礼，却又保留着浓厚的农村文化氛围，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低微，虽说脱离了农业，但未被城市完全接纳，无归属感，就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性心理和边缘性人群。
综上所述，城中村具有实际意义的经济社会功能，有其存在的价值所在。然而，在众多研究人员中，却只有少量注意到了城中村的功能作用，固然，城中村的问题不少，但笔者认为凡事都需从正反两方面辩证统一地看待，在斥责城中村为“城市的毒瘤”之时，切不可忘却其做出的贡献，其历史合理性应该受到更多关注和论证，任何企图简单消灭、去除城中村的改造之路只能走近死胡同。
三． 城中村改造的难点分析和对策建议
研究问题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城中村需要治理和改造，这点毋庸置疑。合理改造城中村，对于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社会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不可轻视的意义。然而，显然城中村的改造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各专家学者也普遍认为这其中所遇的阻力不能小觑，蕴含的难点之多、之大需仔细思量斟酌。(一)难点分析
1.改造成本高，投资回报小
首先，乐建明、颜哲等人便认为改造城中村需要高昂的拆迁安置成本、广大的回迁安置面积，与之对应的却是其中可用于销售的面积小，投资回报小，导致房地产投资开发商鲜有涉足者。因而，他们把如何降低城中村改造成本，保证合理的投资回报率看做是城中村改造能否顺利推进的最大制约因素。
2.利益的协调
其次，张侠、赵德义等学者认为改造城中村牵涉到旧村居民、开发商与政府三方，这三方面是相辅相成，又是相互牵制的，因此就涉及到了一个利益的协调问题。他们认为，在改造过程中两方面的利益协调最为关键：一是资金来源，即如何合理确定开发商利润分成的问题；二是拆迁补偿，即如何合理补偿旧村居民、确保其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的问题。张侠等人将此作为城中村改造工作的主要难点，笔者表示赞同。
3.土地安置难以管制
陈建军研究发现，在利益驱动下，部分城中村村干部联合开发商，私下圈地卖地，违法占用集体土地甚至农用地进行开发建设，违规面向社会销售，而部分城市居民置政府的消费警示不顾，贪图便宜，购买了上述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房屋，使此现象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中村改造工作的推进。
4.村民的阻力问题
还有不少的研究者认为来自于城中村原村民的阻力也是阻碍城中村改造的重要因素。目前，城中村村民收入主要靠集体经济和出租屋租金，而在许多城市，改造后村民依旧要过着以出租收入为主的生活，没有实现其生存方式的转变，潜意识他们便会抵触改造。另外，村民的社会保障体制存在着很大缺陷，改造后大部分村民仍无法参保和享受城市居民待遇。这问题不解决，誓必将影响到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给改造工作带来不小的阻力。
（二）改造对策
针对城中村出现的问题和所呈现的各种改造难点，各位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的建议对策，笔者在此将其简单归纳为观念转变、政策制定、模式选择三方面。
1．观念转变
这里的转变观念包括两方，一方是以当地政府为代表的改造者，他们必须站在历史角度尊重城中村的客观存在及其价值，不能简单将城中村视为“贫民窟”，绝不可以抱着从物质空间上“消灭”、“清理”城中村的想法，一蹴而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应该充分认识城中村产生的根源和其延续的可取性。另一方就是原城中村居民这些接受改造者，在改造过程中，不能单一地使用强制命令手段，还要注重村民思想观念的更新，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给村民灌输先进的城市文化，致力于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水平和技能水平，切实帮助他们彻底摆脱对土地和出租屋的依赖感，得到了村民的支持，改造工作将事半功倍，否则，不顾村民意愿，一切只会举步维艰。
2.政策制定
城中村问题的产生与体制上的缺漏有莫大关系，因此城中村的改造更需要政策的推动、扶持和保障。学者们提出了不少改造措施，有的基于如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的差异和社会边缘性及阶层分异问题，强调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有的较关注土地利用、规划管理及建设景观等问题，还有的则强调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试图建立完善的城市管理体制和政策框架，从而加强城市整体管理。总而言之，政府或改造单位必须因地制宜，制定出各村改造的优惠政策，出台包括土地处置、村集体经济改制、社会保障体制一系列完备的配套政策规范，为改造城中村创造良好的、系统化的政策环境。
3.模式选择
在城中村改造模式选择上，学者们经过长久的研究，提出了三种模式：①以村民或村集体为改造主体的非市场化模式；②以政府为主导的半市场化模式；③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市场化模式。三种模式各有特点，有利有弊，如何抉择应取决于当地城中村实际情况而行。
① 政府主导型
即政府在整个城中村改造中从立项、拆迁、安置、建设、监督、管理、协调等各个环节都发挥主导作用。但采用此模式时政府却难以做到保持资金平衡，还容易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干涉，往往会损害村民利益，因此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
② 村集体主导型
村民在政府指导与支持下，自筹资金，自行完成改造。该模式优点在于村民起主导作用，可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并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其意愿，且政府也能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上更好地给予优惠和协助；缺陷是村民缺少开发建设经验，极易会因降低物质空间的改造品质而导致中途失败。该模式也只适用于村集体及村民筹资能力强，村规模较小的情况，并不普遍。
③ 开发商主导型
政府通过市场，引入竞争招标机制，吸引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城中村改造。此模式的优势是开发商资金雄厚，开发经验丰富，既缓解了政府资金的局限性，又可避免行政力量的过多介入，减少官民冲突；不足的是，开发商利字当头，容易在改造过程中为追求经济利益而做出损害村民和城市利益的举动。因此，如若采用该模式，政府必须在其中扮演合理引导和严格控制的角色。
四． 结语
通过对众多专家学者观点的研究，笔者对城中村现象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写下这篇述评后，仍有些许启示想法不吐不快。
1.城中村的诞生有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当我们从各个角度揭示城中村的成因时，应注意将各个根源相互联系论证，因为它们之间本就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只有用更综合地眼光看待这种种因素，才更能从本质上剖析城中村的成因。
2.在批判城中村所带来的各种各样社会问题的同时，不应忘记它的存在具有历史合理性。城中村的治安问题层出不穷，可同样，它的贡献作用不可缺少。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每件事物，城中村也不例外，它具有两面性，在面对城中村时，应该关注到其背后的成因，真正理解广大村民的需求和制度的缺陷。只有做到这样，方可谈如何改造城中村，而非如何消灭城中村。
3．城中村的改造方法多种多样，出路也并非只有一条，前文只是给出了几种最主要的模式选择。如何取舍，取决于当地实际情况，做到因地制宜即可，不能死守形式。另外，在改造之前、之后，还要做到有效管理城中村，一定要以人为本，将城中村村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切实保障其应有的合法权益，还应注意协调好政府、开发商、村民的关系，力求在共同努力下建设一个更美好的城市。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统筹考虑、综合发展，让我国的城中村改造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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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研究述评（精选）
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研究述评
摘 要：体育明星崇拜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具有心理学、社会学的双重属性。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发法回顾了国内体育明星崇拜内涵、成因、影响等方面研究，对研究现状进行分析。认为研究多为思辨性研究，缺乏实证性研究；缺少专业的体育明星崇拜测量量表；研究方法多文献法、思辨法，难以满足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要求，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恰当导致了研究结果之间的较大差异；研究尚处于描述阶段，缺乏挖掘体育明星崇拜社会价值的研究。建议今后研究应多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对体育明星崇拜从心理学角度深入分析，探索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干预机制；研究重点应定性体育崇拜与体育明星崇拜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研究指明方向；加强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引导价值的挖掘，结合目前的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偶像——榜样教育”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工作，培养学生足球兴趣；制定专门体育明星崇拜量表。
关键词：体育明星；体育明星崇拜；述评
Review on Domestic Researches of Phenomena of Sports Star Worship Abstract: A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sports star worship has dual properties of psychology, sociology.By reviewing domestic sports star worship researches on connotation、causes、impacts and so on 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researches.Thinking that studies have more speculative research than empirical research;Lacking of professional sports star worship measurement scale;Research methods with more literature、speculative research which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 research study of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not suitable research methods and tools resulted in a larg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ies;Research is still in its stage of description, lacking of researches on founding Social value of sports stars worship.Recommen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be more empirical research on sports star worship, analysis the phenomenon of sports stars worship from a psychological point of view depth, explore intervention mechanism of youth sports star worship;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star worship and sports worship and their nature to indicate the direction of theoretical studies;Strengthen research on founding value of sports star worship to youth,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campus football activities, carry out work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dol——Model Education”, to train students’ interest to football;Development specialized sports star worshiped table.Keywords: sports stars;sports star worship;Review
经济水平的提高、体育文化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体育，全民健身计划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终身体育观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成分，人们参与体育、欣赏竞技，为喜爱的体育明星加油助威，分享偶像胜利的喜悦。体育明星崇拜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一现象引起了我国体育工作者的关注，一些学者对体育明星崇的内涵、成因、现状以及影响等作了深入研究。本文拟运用文献法回顾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研究成果，发现诸体育明星崇拜研究的不足之处，便于研究者参考。什么是体育明星崇拜
谈起体育明星崇拜就不免涉及另一问题：崇拜是什么？崇拜源于远古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恐惧。《现代汉语词典》中将崇拜解释为“尊崇敬拜”。英文“worship”意思与之类似，但是包含礼拜、礼拜仪式的解释，意味着对神明的礼敬。古人崇拜的对象是自然力量的化身——神明，这种崇拜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力量的敬畏。人们通过各种仪式向神明表达崇拜之意，祈求远离痛苦与伤病。体育崇拜将人们崇拜的对象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张本俊等人通过对古代奥运会祭祀诸神的内容和形式的考察发现体育明星崇拜现象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奥运会，古代奥运会作为祭祀宙斯的庆典活动，竞技胜利者被认为是“神灵附体”，代表了神的超自然力。冠军是神明的化身，人们对虚幻的神明的敬意借由对体育竞技获胜者的崇拜表达出来。
时代发展，思想枷锁被打破。人们认识到自然现象仅是自然现象，不再将运动竞技冠军看作是神灵的化身。但体育明星崇拜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概念是反映事物自身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与逻辑源点，概念的模糊易造成理论研究的困惑，有必要对体育明星、体育明星崇拜概念界定。什么是体育明星？有学者提出体育明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维度建构的产物，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同构的客体化和工具化的对象。此观点基于社会学角度对体育明星的形成进行构建，对了解体育明星形成过程中国家、市场和社会因素的地位作用有重要意义，但是这种构建方式忽略了体育明星作为个体本身的人格特征魅力。马瑞、俞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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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为体育明星作为运动领域最耀眼的人，特指具有高超运动技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一定知名度或号召力的运动员。王家新持不同态度，认为体育明星不仅仅是运动员。他将体育明星定义为在体育界表现突出，成就卓著，为大众瞩目的杰出人士，主要指运动员、教练员。诚然，教练员在竞技运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力突出的教练员的光辉甚至要胜过运动员，如郎平等。
目前，体育明星崇拜概念尚未界定。作为一种社会事实，青少年心理发展必将经历的心理事物，认可度较高的观点是体育明星崇拜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值得注意，除体育明星崇拜，有学者还提出体育崇拜，但是也未进行界定，而是将其与体育明星崇拜混用。笔者认为“体育”与“体育明星”的内涵、外延均不相同，分属两种不同事物，作为崇拜对象，两者概念不能混淆。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的研究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体育明星崇拜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双重属性。国内学者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的分析主要从两个维度：社会维度和个体心理维度。较早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探讨的是邹克宁等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了体育明星崇拜形成的原因。认为：大众传播的飞速发展、体育明星代表某个俱乐部或者国家所带来的认同感和强大的集体凝聚力、体育明星创造的运动美、精神美以及观众与体育明星的情感共鸣是体育明星崇拜形成的主要原因[6]。较之过去，信息化的时代为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急需重新树立国际形象而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事业，造就一大批为国家争得荣誉的世界级优秀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拥有精湛的技术，超高的竞技水平，代表着国家形象，他们在世界体坛的优异表现一改以往我国积弱的国际形象，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体育明星成为人们的崇拜对象。但是单从社会学角度不能完全解读体育明星崇拜的成因。作为一种心理现象，体育明星崇拜的产生有其个体心理因素。王灿等人对我国城市中学生体育明星崇拜的研究中发现中学生对体育明星的崇拜有其社会和文化背景，更有自身心理的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逐渐从父母的养育式依恋中转移出来，转向对生命中重要人物的认同式依恋。在心理发展的过渡期，需要一种精神寄托来摆脱因迷茫而产生的信仰危机，崇拜心理为青少年找到寄托对象，对体育明星的认同式依恋就体现在其崇拜心理中。该研究仅对体育明星崇拜的心理因素进行思辨分析，并无实际数据和理论支撑。青少年自我确认、情感归属、团体接纳三
[7]方面的心理需要是体育明星崇拜的心理原因，体育明星崇拜的理想化过程应该是由表及里、由欣赏到认同的过程。根据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人的自下而上的金字塔式需要层次结构模型。青少年对体育明星的崇拜正是基于其对团队归属感和自尊的需要形成。需要使青少年对体育明星加以崇拜，体育明星拼搏精神、所获得的成就等引起青少年自尊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对体育明星产生崇拜心理，作为学习榜样加以模仿崇拜——虽然这种榜样学习有时有些盲目——直到崇拜者满足自身自尊的需要或者找到自尊的替代事物。
我国对体育明星崇拜的研究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集中于社会学领域。总体看，我国体育明星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因素和个体心理因素两种。社会因素包括大众传媒的媒介作用、国家的制度导向作用、体育明星本身的特征与社会价值等方面，心理因素则由青少年自身心理需要等因素构成。在社会学角度的研究中，研究方法与工具的使用限制了作为心理现象的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研究的深度与准确性。在现有对体育明星崇拜成因的心理学角度探索中，大都是运用现有心理学理论对崇拜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辨法、文献法，并无实证方面的研究，缺乏较为可靠的数据支撑。[8]3 对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情况的研究
体育明星崇拜具有突出的年龄性和过渡性特征。体育明星崇拜的队伍绝大多数是青、少年群体。青少年时期正是心理发展过渡期，这一时期个体有对自我进行确认的需要，体育明星的无疑成为青少年自我确认的重要投射对象。
众多研究中，潘一禾（2003）调查“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后发现有偶像的被调查者中崇拜体育明星的人数（23.3%）仅次于崇拜影视明星的人数（37.2%），两者都崇拜的人占39.5%。然而，李强、韩丁（2004）的“中学生偶像崇拜”研究中发现崇拜体育明星的中学生只占有偶像学生的16.3%，在姚计海、申继亮（2004）的研究中这一数字则更小，只有7.7%。通过对文章的考察，发现出现这一情况主要原因可能是抽样样本、研究范畴、多偶像类型的选择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造成。王灿（2006）等人将体育明星崇拜分为适度、中度和极度三个水平对我国城市中学生开展调查研究，发现有97%的中学生有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绝大部分（91.7%）对偶像的崇拜处于适度和中度的有益范围；崇拜对象主要集中在篮球（20%）、足球（19%）和乒、羽项目（21%）；运动员的技术、个性和精神（53%）是中学生选择崇拜对象的主要价值取向，但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学生（31%）崇拜体育明星是受同辈影响，因为从众而崇拜。在该研究中，抽样样本为北上广等国内一线城市中学生，是否能代表研究总体值得质疑，且在崇拜程度的划分上有待商榷。马瑞、俞继英（2010）对1152位青少年的调查发现有822人有崇拜的体育明星（71.4%），调查认为目前我国青少年对体育明星的崇拜以实质崇拜为主。这一观点主要是从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的价值取向出发，以特质为核心的社会认知取向为主，有利于青少年将偶像向榜样转化。
吕先波（2006）在对南昌市大学生的体育偶像崇拜现状研究得出大学生崇拜体育明星对媒体的选择依次为电视、网络、报纸和杂志；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男生（35.8%）多于女生（15%）（U=21>U0.05=1.96，P﹤0.05）；个人价值、个人品质、相貌、项目价值、社会价值是大学生崇拜体育明星最主要的原因；312份城市生源样本个体中崇拜体育明星的有113人（36.2%），250份乡村生源样本个体中崇拜体育明星的有27人（10.8%），具有极显著性差异。
[9]4 对体育明星崇拜影响研究 4.1 球场观众暴力现象
体育明星崇拜的影响最直观的表现莫过于“球场观众暴力”。球场观众暴力是指由观众在赛场内、外，以殴打、侮辱、破坏或者其他手段对他人造成身体、精神或财产上的损害，妨碍赛事的正常进行与组织管理，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行为。石岩
[10]
等人研究发现，我国球场观众暴力有由场内向场外蔓延趋势，暴力主体趋于低龄化，暴力表现形式由最初向场内扔杂物、辱骂等转化为真实暴力对抗行为。对于球迷骚乱现象的成因，有研究认为球迷对崇拜球队的极度感情倾向是球迷骚乱发生的重要基础4.2 对体育文化的影响
体育明星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源于大众对体育明星的崇拜文化的发展有一定推动作用。于永慧
[13]
[12]
[11]。
。体育明星的价值对体育
等人以体育英雄崇拜为起点，阐述了体育英雄崇拜对体育文化的影响，认为体育英雄崇拜现象在对体育精神文化影响过程中无论是对体育英雄还是崇拜者都产生了积极和消极影响，对体育智能文化、物质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对未来体育事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体育明星某种意义上是国家的英雄，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英雄。体育英雄的塑造过程是体育文化的重要部分。体育明星崇拜对我国体育文化的繁荣有着重要影响。4.3 对青少年的影响
作为青少年心理发展所特有的心理“附属品”，体育明星崇拜普遍存在于青少年心理发展的过程，对青少年身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马瑞、俞继英在以中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中，通过对体育明星崇拜与非体育明星崇拜的学生的多方面对比，发现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体育精神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认知有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研究并未对体育明星崇拜与青少年体育行为关系进行探讨。根据埃利斯的ABC理论，激发事件A（Activating event）是诱发情绪和行为后果C(Consequence)的间接原因，直接原因其实是个体对激发事件A的认知和评价而产生的观念、信念B(Belief)，观念B是造成事件A的直接原因。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体育精神、观念有一定积极作用，体育观念的正向发展对其体育行为、体育参与也必然有积极影响，这为促进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培养运动兴趣提供了一定参考，亦引发对学校“偶像——榜样教育”的思考。“偶像——榜样教育”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学校通过利用学生对偶像的崇拜对学生进行诱导式教育，但是狂热崇拜的消极方面不得不使我们权衡利弊。有研究认为体育明星崇拜能促进心理发展，具有一定的发展性功能，如有助于情感波动期维持它的相对稳定、在群体中得到相互认同等，但消极作用同样突出，表现在不良的崇拜心理易使青少年产生光环效应，对崇拜对象加以神话，从而导致青少年对其崇拜对象产生偶像迷恋，背离现实生活，阻碍个性和道德发展。
体育明星崇拜与中学生体育参与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体育明星崇拜与青少年体育活动参与的研究中，马瑞与沈建华
[14]
[4]
发现体育明星对青少年体育运动开始、运动坚持、运动技能学习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青少年对崇拜对象的崇拜会投射到其所从事的运动项目，影响对锻炼项目的选择。对青少年体育参与的持续性也有一定作用，更能激发青少年运动技能学习的欲望。但值得注意一点，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与体育参与行为相互影响，到底是因为青少年因运动项目而喜爱体育明星，还是因崇拜体育明星从而促进了青少年体育参与动机，马瑞与沈建华未给出答案。高泳
[15]
对河南省新乡市和驻马店市的中学生进行研究后认为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模仿行为可以很大程度上促进其体育参与活动。而在王灿等人对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四座城市中学生的研究中发现城市中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所从事的运动项目之间相关不大，该研究还发现体育明星对中学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激发有一定作用。上述两种研究结果的差异从样本选择上可以体现出部分原因。由此也可以看出不同生活水平、环境等因素对青少年体育参与都有影响。4.4 对体育明星自身影响
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主体是社会大众和体育明星，崇拜者对体育明星的信任和追随会激发他们继续攀登竞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同时也会使他们为求胜利不择手段向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
[13]
。对偶像的过度崇拜会导致社会距离的产生，这种人与人之间内在的屏障对体育明星的生活作风、价值取5 对体育明星崇拜与学校教育关系研究
综合上述研究，体育明星崇拜主要存在于青少年时期，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重要影响，对青少年体育意识的提高、锻炼兴趣的培养等有积极作用。那么是否能将体育明星崇拜融入学校体育乃至德育、智育中，以更好挖掘体育明星崇拜现象的潜在价值，更好地全面发展学生？陈相光[16]对此进行研究，认为偶像是人内心世界的最宝贵的情感寄托，大学教育者应认真考虑如何利用体育明星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精神引擎，充分发挥体育明星的人文教育价值。体育明星不同于影视明星，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靠经年累月的苦训获得，在非常人所能企及的高强度训练水平长期坚持。体育明星具有顽强拼搏、不怕失败、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这些品质正是中华民族在过去所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对培养学生良好意志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作用。有研究提出“学校体育明星”概念，“学校体育明星”是指将在校高水平运动员包装成“明星”以发挥其巨大的教育、引导作用
[17]
。该研究认为打造学校体育明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与价值，并给出了打造学校体育明星的具体流程，对如何将体育明星崇拜与学校体育结合，挖掘体育明星的学校教育价值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上述研究虽然对将体育明星崇拜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大力追捧，但都未给出避免体育明星崇拜带来的不良影响的方法和措施。从研究与实践现状来看，将体育明星崇拜结合到学校教育情景的设想尚处于理论阶段，具体是否可行，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仍需深入探讨。
6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对体育明星崇拜内涵、成因、影响等方面研究进行总结。体育明星崇拜最初源于宗教崇拜，人们将对神灵的敬畏投射到竞技冠军身上加以崇拜，崇拜现象的产生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双重因素，体育明星崇拜具有过渡性和年龄性特征，崇拜主体为广大青少年，对青少年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对体育文化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明星亦有影响。认为目前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体育崇拜与体育明星崇拜混用是概念界定问题的症结，有必要在区分内涵的基础上分清两者概念；研究多为思辨性研究，缺乏实证性研究；缺少专业的体育明星崇拜测量量表；研究方法多文献法、思辨法，难以满足作为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对象的研究要求，研究方法和工具的不恰当导致了研究结果之间的较大差异；研究尚处于描述阶段，缺乏挖掘体育明星崇拜社会价值的研究。针对矛盾，建议今后研究应多以实证性研究为主，对体育明星崇拜从心理学角度深入分析，探索青少年体育明星崇拜干预机制；研究重点应定性体育崇拜与体育明星崇拜及其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研究指明方向；加强体育明星崇拜对青少年引导价值的挖掘，结合目前的校园足球活动，开展“偶像——榜样教育”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工作；制定专门体育明星崇拜量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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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我国城中村现象及其改造
我国城中村现象及其改造
【内容提要】“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政策背景下形成的非完全城市化的产物。“城中村”在改造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与政策不配套的问题，严重制约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要提高城市化质量，提升城市素质，必须进行“城中村”改造。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城中村”的城市化。
【关 键 词】城中村、研究分析、改造、治理思路、优化配置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4年的41.8％，1978～1998年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为0.77，1999～2004年年均增长速度提高到1.40。在城市规划方面表现为人口增长与面积的扩张，由于城市扩张速度快，大量地区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农村社区被城市建设用地所包围，形成城乡并存的二元结构，成为“城中村”。“城中村”是指被现代化城市建筑所包围的破旧城区，它被形象地称为“城市包围农村的运动”。“城中村”已成为掣肘城市可持续发展、集约使用城市有限土地资源的矛盾焦点。“城中村”成为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城中村”现象及形成原因
“城中村”是快速城市化发展中出现的特殊现象，所谓“城中村”，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全部被征用，农村集体成员由农民身份转变为居民身份后，仍居住在由原村改造而演变成的居民区；或是指在农村村落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土地大部分被征用，失地农民保障措施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的失地农民仍在原村居住而形成的村落，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通常所说的“城中村”，仅指在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位于城区边缘农村被划入城市规划区内，在区域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村落。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建设急剧扩张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迟发展效应”，是所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长期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的一个微观体现，是在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状态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按照经典的城市化理论，农村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人口和生产力向原有的城市集中，导致城市用地规模不断扩大，使原有的城市扩大；或者人口和生产力在原来的农村集聚，在“空地”上形成新的城市。在国外，由于实行单一市场经济体制，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庄“瞬间”就成了城市。如果城市化进程过快，大量新涌入城市的人口成为城市贫民，他们聚集在城市的落后社区，或者形成新的落后社区，产生城市贫民窟现象。不过，城市落后社区和城市贫民窟也是城市社区，只是居住人口和基础设施存在差异。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重工轻农、城乡分治”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乡二元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一些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村庄依然保留农村管理体制，这些村庄已经跨入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却不能迅速进入城市的“大门”成为真正的城市社区，而是成为“都市里的村庄”，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现象。
“城中村”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生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是“城中村”产生的直接原因。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化开始由非市场化道路渐渐向市场化道路转向，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出现了“补课性”的“跨越式突进”。这种现象在我国一些沿海城市更为明显。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空间迅速向周围城郊农村扩张。这些条件启动了城郊农村的“外生型”城市化进程，即由外部经济力量推进村庄自身的城市化。这种“外生型”城市化促使这些村落的社会经济结构朝着今天典型的“城中村”演变。从制度角度讲，土地集体所有制、宅基地政策是形成城中村的重要制度条件，土地集体所有和宅基地政策，把村民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基于土地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分化瓦解，这与土地私有国家形成了显著区别。从社会角度讲，中国农村宗族和地缘观念很强，安土重迁这种居住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社会心理条件；同时，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增殖，外来人口急增，使得私房出租成为一个利益丰厚的产业，这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从政府方面讲，主要是：第一，认识不足，缺乏及时的规划和调控。政府对城中村现象的发生、发展后果估计不足，没有及时拿出有效的规划、改造措施，最后积重难返。第二，重新安置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巨大。迅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原农村居民主动迎接城市化，并最大限度利用城市化形成的级差地租，使得安置的成本十分高昂，政府一时无力负担，于是采取回避态度，任其发展。第三，无法解决农民城市化的善后问题，如重新安排就业，解决其社会保障和生活来源等。
但是，城中村也并不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如果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采取了及时和适当的政策措施，城中村现象也是可以避免的。
二、“城中村”社区建设的特殊性
1、文化冲突剧烈。“城中村”的文化植根于当地农村，原住居民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一套适应农村社区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社区成员在情感上和心理上对原社区具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与此同时，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也带来了现代都市文化与外来文化，它与原住民文化不断发生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冲突中有融合，碰撞中产生交流。首先，表现在小农经济思想与商品经济意识的冲突与融合，“城中村”里的原住民一般来说求稳怕乱，小富即安；而外来人口求新、求变。在农村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冲突和融合过程中，现代都市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它对农村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其次，表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本土文化是“城中村”原有文化，而外来文化则指外来人口从其原所属地域带入的文化。户口本与暂住证将“城中村”内的居住人口分为常住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两个不同的群体。一方面，原住居民强烈的乡土认同感和排外意识，给外地人融入当地文化造成了一定障碍，也不利于城市管理和城市化进程；而外来人口由于在外漂泊和生活艰辛，大多和自己原属同一地域的人（即老乡）往来，也很难完全融入本地社会。
2、居民成分复杂。首先表现在“城中村”外来人口比例很高，社会分层、社会群体细分现象也是转制后的“城中村”社区人口构成的基本特征。“城中村”的人口由村民、市民和暂住人口构成，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地位使其出现了社会分层现象。一般来说，原住民收入非常高。空房出租是他们的一大笔收入，加上集体分红以及个体的其它劳动，收入非常可观。如天河区杨箕村人均年收入可达1.8万元，海珠区新窖镇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1.5万元。同时，高度集中的流动人口因为地缘、血缘、职业等原因，形成了社会群体细分现象，出现了不同的“亚群体”，另外，随着住宅小区的开发，城中村社区白领阶层的人数也大量增加。
3、公共基础设施奇缺。“城中村”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幼儿园、中小学、邮电局、公厕、垃圾站、社区活动服务中心等严重不足，城中村的城市功能丧失，道路不通畅，缺乏公共交通，商业网点和文教卫基础不配套，从而影响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
4、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城中村”的违法犯罪问题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5、建设资金缺乏。资金来源是“城中村”“社区”建设的瓶颈，改制后的城中村原公共开支（如道路维修、排水、供水、环卫、治安、教育）费用，加上改造和拆迁、新建房屋，改造一个村需要资金动辄上千万乃至上亿。
三、“城中村”对我国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城中村”问题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第一是建设混乱。其“自留用地”的性质使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往往管不到，而村、镇的管理又不力，农民乱搭乱建成风；第二是管理混乱。人员混杂，政出多门往往使这里成为城市问题成堆的地带；第三是村民的发展。无疑，村民从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大乱”中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许多村民由此过上了终日无所事事的“二世祖”式生活，这种生存方式及生活环境对村民及其后代的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城中村”在我国一直被认为是“问题村”，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城中村”具有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特征，它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这些“都市村庄”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而逐渐凸显出许多社会问题。原先散布在我国各大、中、小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的数量众多的“城中村”，现在绝大部分已处于繁华的闹市之中了，其人口数量、村落规模、土地面积、坐落范围和经济条件等虽不尽相同，但普遍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的共性问题。“城中村”严重影响了城市化的质量，给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混淆和散乱。“城中村”是在繁华的都市内部，仍实行农村管理体制的行政村，这不免使村民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住房建设景观、管理模式和居住习惯等方面仍然保留着浓厚的传统农村色彩，使“城中村”成为农村管理体制下的都市“小社会”。第二，规划滞后、管理落伍、建设混乱、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严重缺乏。“城中村”的地区规划、建设和社会管理等问题长期处于混乱和低水平状态，不仅造成房屋布局杂乱无章、建筑密度较高、土地利用率和绿化率低下、环境卫生较差、生活和基础设施配套严重不足、各类管线杂乱不堪、道路狭窄、消防和救护通道堵塞等问题，而且还导致违法用地和违章建筑屡禁不止，出现了大量的“接吻楼”、“握手楼”和“贴面楼”。这既破坏了城市景观，影响城市品质，也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提升，甚至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第三，产业畸形，没有整体竞争力。城中村的经济一般以房屋出租为主，各种发廊、餐馆、药铺、杂货铺等充满了城中村的主要街道。村民单纯地依靠租金收入生活，故惰性不断滋生。如此下去，无论是村集体还是村民个体，其发展都很有局限性。“城中村”集体经济和村民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后劲不足，城市化的经济和规模效益受冲击。第四，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体制下，土地是国家赋予农民社会保障的载体，然而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征地权的滥用(主要是没有严格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以及没有妥善处理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等，导致失地农民既丧失了拥有土地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第五，精神文明建设疲软，村民思想道德观念陈旧落后，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由于“城中村”村民和外来人口素质普遍不高，加上出租等手段获取收益比较容易，“城中村”村民普遍表现出游手好闲、不思进取的状态，并缺乏在文化和专业知识技能上进一步提高的能力。“城中村”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居住和频繁的经济交往，加上城乡管理的混治，形成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黄、赌、毒”现象比较严重，偷盗、打架甚至凶杀等刑事案件时有发生，经济纠纷接连不断，火灾等事故频发，这给“城中村”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压力。“城中村”作为从事非正式经济、不稳定的低收入流动人口聚居区，与那些在正式经济中就业、享受各种福利的人群聚居的其他城市社区相比，犯罪率高在所难免。低收入使流动人口无力定居，“无恒产者无恒心”，低廉的犯罪成本等使其具有较高的犯罪倾向。
“城中村”对城市的危害很大，“城中村”里环境脏乱、市政设施不配套、治安混乱，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城中村”还导致土地利用不经济、土地本身的价格大打折扣。而且在公众观念中，“城中村”也似乎成为城市问题的“万恶之源”，对它都是充满厌恶的情绪。由于出租房屋获得收入较为便捷，村民亦呈现出“寄生型”的精神状态，自甘堕落、不思进取，甚至出现“二世祖”现象，有边缘化、畸形化的双重人格倾向。有人说它是“毒瘤”，有人形容它是定时炸弹，也有人认为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最后的港湾和堡垒。“城中村”便因此成了城市化进程中解不开的结。“城中村”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中村”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城市角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城中村”问题已成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因此，改造“城中村”是实现城市物质形态现代化的需要，是实现城市社会结构和社会管理现代化的需要，是改善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的需要，也是盘活城市资产，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使城市资产升值的需要。同时，从时机的角度讲，早改比晚改好，早改可以尽快地发挥改造的综合效益。若不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城中村”的恶性循环还将持续下去，今后“城中村”改造任务将越来越重，成本将越来越高。
改造城中村的措施一直是各地政府头痛的问题。主要因为：一是城中村一般占地面积较大，如果按照城市商业开发用地的价格购买，政府必须支付农民巨额资金，政府一般承受不起；二是占据城中村土地的农民利用城中村土地和住所，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如果不能弥补这些好处，他们一般不会出让城中村土地。总之，收购城中村土地所需巨额的资金以及来自城中村农民巨大的压力是城中村问题之所以较难解决的两个主要方面。农民之所以迟迟不肯出让土地的原因在于：一是等待土地升值，以期卖个好价钱；二是利用城中村的地理优势，靠出租房屋能够得到不错的租金；三是由于城中村农民已无耕地，因此他们希望出售土地后能够得到政府的各项保障，尤其是工作方面的保障。
总之，“城中村”虽然在区域上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仍然保留着农村的模式，“城中村”已成为严重制约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难点问题。
四、“城中村”改造
“城中村”的存在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要提高城市化质量，提升城市素质，必须进行“城中村”改造，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实现“城中村”的城市化。如果“城中村”的城市化问题无法解决，更大范围的城市化便无从说起。改造“城中村”是实现农村城市化、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需要。当前，“城中村”已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的重要问题，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就必须实行“城中村”改造，通过土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调整，采取有力措施综合治理，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城中村”的改造能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改善居住环境、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更好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型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会遭遇到阻力和困难。
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政府应起到主导作用。具体表现在：
1、政府应该成为城中村社区建设制度的设计者。中国长期实行国家高度统合社会的治理模式，居民缺乏自治能力和经验，“城中村”居民也缺乏城市建设的理念，流动人口社区几乎都是临时组合，居民之间缺乏历史联系和利益纽带，因此，政府对社区建设的指导任务比其他地方更加繁重和艰巨。首先，政府必须提出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和发展规划。城中村布局混乱，建筑物凌乱，基础设施不配套，违章建筑多，要使“城中村”真正和城市融为一体，形成建设总体思路和制定发展规划非常重要。规划工作应与社区建设的发展与行政区划、行政体制、社会发展目标等紧密结合起来，使社区建设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在中心城市总体规划和市域城镇体系规划中要重视城乡一体化规划和建设管理工作，促使城乡职能一体化与空间一体化的结合，要改变过去城乡分割的规划建设思想和重城轻乡的倾向，按城乡协调、城乡结合的原则，把城中村纳入统一的社会经济发展大系统，做到城乡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其次，政府是社区法制建设的倡导者和实施者。政府
应该尽快撤消或修订计划体制下影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关制度、法规、条例和政策，制定统一协调、互相配合的规范性文件，形成能够制约和促进社区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把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制轨道，将社区建设规划纳入制度体系，化解制约社区建设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从而将政府对社区建设的规划、组织、协调等宏观管理内容和监督、约束、规范等微观管理法律化和制度化。
2、政府是“城中村”社区建设的引导者。城中村社区建设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了社会各种行为；既有市场行为，也有非市场行为；既有政府行为，也有民间行为；既有组织行为，也有个人行为；既有精神建设行为，也有物质建设行为。政府的责任就是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积极引导社区居民和各种经济主体投身于社区建设的事业，真正成为社区建设的生力军。首先，引导各种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城中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制后的“城中村”社区公共设施非常缺乏，政府应该巧用市场之手，制定切合本地实际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引入竞争机制，有效调动所有经济主体参与公共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如珠海市在城中村改造中对房地产开发商实行“拆一免二至三”的优惠政策，即根据旧村的区位、拆迁量，每拆迁一平方米房屋，可以免交2—3平方米建筑面积地价，并减免相应的报建费用，确保开发商25％的利润，用政府让利的方式调控市场，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政府必须及时披露基础设施建设的市场信息和投资信息，采取市场招标方法，以开发商的资金实力、规划方案、资信、对农民拆迁补偿四个因素来确定开发施工单位。总之，在城中村社区建设中，政府的角色是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优惠政策激发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其次，政府是“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的导航员。“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有效克服传统的家族本位文化心理和小市民文化心理阻碍。传统的家族本位文化心理深深植根于原住民的骨髓之中，因为一个人从经济、生活、情感、道德诸方面都离不开家族的支持。这种传统的家族本位文化心理使原住民形成的强烈的家族意识和乡土认同感，自然对外来文化和外来人口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排拒心理，是社区认同意识的障碍。因为，社区文化是一种公共生活领域的文化，它的文化基础是社会公德，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与平等、权利、义务和正义等理念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传统的家族本位文化是私人领域的文化，它以血缘为纽带，与狭隘的私利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两种道德的基础和形成机制完全不同，因此两者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无法沟通与对话；小市民文化心理表现为心胸狭窄，急功近利，容易满足，缺乏平等观念、权利意识，它与平等、参与、友爱、协作的社区文化价值理念格格不入，“城中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超越小市民文化心理，政府必须坚持“塑造人”这一城市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营造健康向上的“城中村”社区文化氛围，培育平等、参与、友爱、协作的社区文化价值理念，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社区认同意识是凝聚社区居民人心的基础性前提，因而必须高度重视培养居民的社区认同意识，通过风俗礼仪、节日民俗等集体活动形式，创造社区成员在心理上彼此接近的机会，增强其认同感；另外，“城中村”居住着许多弱势群体，他们更需要关爱，他们比常人承受着更多的经济和精神压抑，政府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持和心理抚慰。
3、政府是“城中村”社区建设的协调者。“城中村”居住着城市流动人口的一大半，居民成分非常复杂性，各种文化在这里激烈冲突。由于我国社会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陷，他们在社会生活中受到种种不公正的待遇，面临着城市其他社会阶层无法比拟的生存压力，极易产生挫折感，特别容易产生攻击性和报复心理以及反社会心理，与此同时，因征地和拆迁问题以及劳资纠纷等引起的群体闹事事件也比其他社区都要多，加上城中村管理者管理方式的粗暴简单，很容易和被管理者发生冲突和对抗，另外，本地文化和外地文化的剧烈冲突在“城中村”表现尤为剧烈，以出生地、成长背景、语言、生活习俗相同形成的小群体，很容易与本地人发生矛盾和摩擦。当双方发生矛盾时，拥有一定群体支持的人相互不难沟通，往往容易采取非法手段，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可见，城中村是城市社会多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聚焦点，总之，化解各种矛盾和调节各方利益冲突是城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在城中村社区建设中，单纯依靠行政推力或排斥行政推力以及过分推崇居民自治，都不利于社区建设的健康发展，要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把“城中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城中村”由于没有真正纳入城市的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且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严重阻碍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为杜绝“城中村”的再度形成，规划应充分考虑城市用地功能、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及城市容量的适度控制标准，确定城市基础设施布局和建设开发时序，在宏观层次上发挥对城市未来整体地价的引领作用。习惯于摊大饼式扩张的城市，对改造成本高的“城中村”采取搁置政策，向城市外围“蛙跳”，结果是旧的“城中村”问题没解决，新的“城中村”又梯次出现。必须把“城中村”统一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作为城市有机空间，而不是游离于城市规划之外的孤岛，统一开发，推行户籍、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使“城中村”农民转为市民，村委会变为居委会，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把城中旧村变为公共配套完善、环境优美的城市新社区。在新社区建设中，要打破传统的村庄安置观念，把分
散居住的农户集中搬迁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新社区。通过“一次规划、一次建设、一次安置”，把“城中村”改造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结合起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要求配套、高效能管理，使新社区成为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防止可能出现的逆城市化。
其次，明确“城中村”改造的目标，创新改造模式。“城中村”的根本发展取向是走向真正的城市化，即从农村向城市转变、从村民向市民转变、从农村管理向城市管理转变，这种转变包括物质形态、经济结构与组织、社区结构与管理、生活方式、人口素质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综合的社会转变过程，需要相应的综合与全方位的物质建设、制度建设与社会文化建设。“城中村”与城市危旧房存在本质的区别，理应有自己的针对性改造目标，“城中村”改造的整体目标应该为：通过改造实现村民市民化、组织城市化、管理现代化、经济市场化、环境都市化。为此，需要实施物质形态改造与社会形态改造互促共进的“五化一体”的改造新模式，具体内容如下：一是村民市民化。使被改造的“城中村”村民真正享受市民待遇，共享城市公共服务，不再单设区别转非人员群体的政策，使村民从内心感到被城市接受。二是组织城市化。以村委会改造为居委会作为切入点，加快组织建设、议事程序、管理范畴等方面城市化基层行政组织改造，推进村民自治向社区自治的全面转型。三是治理现代化。加强房屋租赁规范管理的引导，逐步形成契约式的社区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推行规范化、市场化、统一化的社区物业和社会管理方式。四是经济市场化。加强“城中村”原有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造，推进产权关系、经济组织性质、治理结构等改革，使之成为能全面参与城市经济分工与市场竞争的社会法人，成为村民参与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保障。五是设施都市化。按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的统一标准，规范城中村改造的容积率、绿化率，由政府统一进行公共设施配置。总之，改造“城中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规律，稳步推进“农业向工业转、农民向市民转、村庄向社区转”。
再次，做好“城中村”的统筹发展。科学发展观指出，必须要坚持统筹兼顾的工作方法和思路。当前政府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之所以遇到种种困境和阻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真正做好统筹工作。因此，一是要统筹城市与“城中村”的发展，即要处理好大局与局部的关系。要在城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高起点、高标准建设“城中村”基础设施，进行社会环境规划和空间形态设计，充分兼顾经济功能和其他社会服务功能，营造高水平的人居环境。把“城中村”改造作为推进“绿色社区”建设的有效载体，树立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思想，既不浪费土地资源，又要留有一定的建设空间，确保城市未来发展的可塑性，避免低水平的简单重复。特别是在“城中村”改造模式的选择上，要立足当地实际和政府财政状况，谋求长远可持续的发展。二是要统筹“城中村”村民与外来人口的文化融合问题，即要处理好内部和外部的关系。要实现“城中村”有效治理，其村民迅速向城市市民的转变和发展，必须要推动城中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区环境，推动整个“城中村”的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城市化进程的助推力。三是要统筹好“城中村”改造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即要处理好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有政府、开发商、村民三方主体参与，由于各自利益立足点、发展理念以及受文化素质影响的战略选择不同，最终也导致存在各种利益博弈。因此，在目前“城中村”的改造中，如何实现各改造主体(政府、农民、开发商、低收入租房者)的利益共赢，实现城市主人的共生共荣是摆在城市决策管理者面前的现实课题。在这种背景下，应该研究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对各改造主体利益博弈的调节作用，提出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改造对策，指导我国现有城中村问题科学合理解决。改造的核心是政府在兼顾村民和开发商利益的基础上，明确各方职责，由政府、村民、开发商参与协商并制定“城中村”改造规划，由政府职能部门监督执行，并规范和监管村民及开发商的行为。
最后，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整合土地资源，盘活土地资产。土地问题既是“城中村”改造中的难点，也是搞好“城中村”改造的最佳切入点。城市是一个三维空间，土地利用既要平面布局合理，也要考虑各类建筑垂直用地的要求，充分发挥单位面积效能，合理确定不同地段的建筑高度和容积率，努力提高城市建设用地的相对数量，给“城中村”农民带来高额收益和就业机会。由于长期建设的盲目性和无序性，各种类型的用地混杂交错，相互包围，土地利用和建筑规划水平参差不齐，缺乏明显有序的功能分区，导致土地开发的整体效益和环境质量下降。应根据各“城中村”不同的区位条件和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改造，以期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整合土地资源，并对土地进行资产运营，提高土地的综合使用效率是解决“城中村”土地问题的重要途径。运营好“城中村”的土地资源可以化解“城中村”改造中的许多障碍，诸如资金匮乏、村民安置与社会保障等。在“城中村”改造中盘活和整合土地资产，将“城中村”土地转化为资本进行增值运作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来实施：一是量化土地资产，显化土地的真实价值，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土地资源；二是实现土地资产的收益，通过资产经营实现其良性循环；三是统筹兼顾，在土地市场化运作的过程中实现土地收益的分配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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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教师人格研究述评
我国教师人格研究述评
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 阴山燕 马娟
一、研究概况
笔者以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教师人格的研究文献为分析文本，从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内容及观点方面对国内已有教师人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回顾，以期为今后教师人格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起点。
（一）研究方法
在教师人格研究中，我国学者比较侧重于理论层次，实证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实证研究中，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测量工具主要是美国Ｒ．Ｂ．卡特尔编制的１６ＰＦ问卷的修订本。例如，《福州高校青年教师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谢作栩，１９９４）①《对中小学教师个性状况的测试与分析》（耿向红，１９９８）②等。只有一篇《民办教师的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报告》（张军，１９９７）③是采用埃森克人格调查问卷，而吴安春（１９９６，１９９８）④⑤傅伟忠、瞿正方（２０００）⑥的研究则是采用自编教师人格问卷。很少有研究使用了除问卷以外的其它研究方法，在检索到的资料中，仅有陆异、张逸民（１９９７）⑦的《中学教师个性心理特质现状分析》，采用了测量法、观察法和调查法。杨敏等（２００１）⑧对优秀幼儿教师的人格特征研究，结合使用了访谈法。陈益、李伟（２０００）⑨对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运用了问卷法和教育生态学以及文献法。从总体上看，问卷调查使用频繁，质化研究相对较少。
（二）研究重点
当前教师人格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小学教师，而对幼儿教师和高校教师以及农村教师的研究较少。例如，耿向红是对北京市景山区１１５名小学教师的调查，傅伟忠、瞿正方是对上海浦东地区８３名教师的调查，徐速、陈素平（２０００）⑩是对温州市９２名小学青年教师的研究，李伟（２００１）⑾是对南京市小学教师的人格研究。只有谢作栩的《福州高校青年教师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和周咏梅（１９９８）⑿的《高校女教师人格塑造初探》，是关于高校教师人格研究的。关于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研究也只有：邢少颖、贾宏燕（２００２）⒀的《关于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的研究》、左吉玉（１９９８）⒁的《青岛市幼儿教师人格特征初探》，杨敏等的《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研究》三篇，而专门的农村教师人格研究有张军所写的《民办教师的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报告》。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与观点
我国学者关于教师人格的研究，主要关注六个方面的问题：教师人格的特点、教师人格的影响因素、教师人格问题、教师人格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优秀教师的人格特征以及教师人格的培养。
（一）教师人格的特点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教师人格具有职业特殊性，且优于一般人员。左吉玉调查
了青岛市８２名幼儿教师，并与华东师大心理系１９８９年修订的全国常模相比较，发现幼儿教师确实存在异于一般女性的人格特征。他们比一般女性较为热情、乐群外向；轻松兴奋、活泼健谈；冒险敢为；较女性化。吴素梅（２００２）⒂对桂林、横县等地５５８名小学教师人格调查并与专业技术人员常模１６ＰＦ比较发现，小学教师人格品质较优，多数人格因素品质优于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并具有教师职业角色的特点。谢作栩的研究也发现，高校青年教师人格品质高于一般水平。
教师的人格特点主要是由教师特殊的职业素质要求和职业活动决定的。一方面体现了社会对师范教育及师范生培养模式定型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对教师职业角色具有较高的期望，认为教师应该具有为人师表、充满热情等优秀人格品质，正是这种传统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教师人格特征的形成。
（二）教师人格的影响因素
１．年龄因素的影响
耿向红的调查发现：年龄越大的教师情绪越稳定，能理智面对现实、做事尽职、当机立断、自律严谨。吴安春的调查也显示：教师的自信型人格特质和思考型人格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呈上升趋势，教师的自我型人格特质也有随年龄增长而加强的趋势。李伟的调查认为，中年教师和老年教师的人格特征差异不大，青年教师和中、老年教师差异较大。这也与吴安春对“中小学教师人格发展在成年期基本趋于稳定”的结论一致。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年龄是影响我国教师人格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在人格特征因素上存在较大差异，而中年以后教师人格则基本趋于稳定。
２．教龄因素的影响
谢作栩的研究表明，青年教师不同教龄组间的人格因素差异的项目较多，差异的程度也较大。其中，４～６年教龄组青年教师的敢为性和幻想性相对较弱，忧虑性较高。青年教师随着教龄的增长，逐步从敏感、感情用事偏向理智、重实际；从自由、激进偏向保守；从自立自强偏向随群附众。吴安春对小学教师的调查认为：不同教龄的教师，在自信型纬度和思考型纬度上差异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教龄较短的青年教师，经验积累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问题常常使他们感到缺乏自信心。吴安春对中学教师的人格研究表明，教龄是影响中学教师自信型、活泼型、自我型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随着从教年限的增加，中学教师的自信型、活泼型人格特质表现出“强－－弱－－强”的曲线型发展趋势。
从以上研究看出，教龄也是影响教师人格特征的重要因素。教龄较短的教师比较激进、自由，随着教龄的增加，变得逐渐理智、重实际。所以在教师人格培养时，要注意教龄这一因素的差异，对不同教龄教师的人格培养的侧重点不同。３．性别因素的影响
对于性别对教师人格的影响，众多研究说法不一。陆异、张逸民对中学教师个性心理特质的分析表明，教师的个性特征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李伟（２００１）、张军（１９９７）、耿向红（１９９８）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在情绪方面，张军的调查认为，女性民办教师中情绪不稳定的人数相对较高，谢作栩、耿向红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谢作栩对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还显示，高校青年男教师比女教师在有恒心、重实际、精明能干、有成就希望的人数较多。而耿向红对小学教师的调查结果则相反：女教师比男教师有恒负责，男教师比女教师权宜敷衍；女教师比男教师精明能干、世故；女教师比男教师自立自强，当机
立断，男教师比女教师依赖、随群。这说明性别因素对高校教师和小学教师人格的影响不同。另外，耿向红的研究显示，在思维方面小学男教师比女教师思维敏捷，特别是抽象思维能力强。但是吴安春对中小学教师人格的研究却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反：性别因素对教师的人格特质不存在显著影响。
４．职称与学历因素的影响
国内学者对学历因素对教师人格的影响也存在异议。谢作栩的研究认为，高校青年教师不同学历组间的大多数人格因素无明显差异。吴安春的研究也表明，学历因素对中小学教师的人格特质没有显著影响。而李伟的调查却认为，不同学历的小学教师的人格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具有大专、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更富创造力，也更果敢，同时幻想性得分也高；而具有高中、中师学历的小学教师的有恒性显著高于具有大专、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此外，具有本科学历的小学教师的敏感性得分最高。
职称因素对小学教师的自信型人格特质和思考型特质影响显著（Ｐ均小于０．００５），而且也是影响中学教师安静型人格特质的重要因素（吴安春，１９９６）。社会地位高的教师更多地表现出内向、古板、喜欢安静与独处，精力不济，兴趣贫乏等特点。这可能是因为高职称的教师一般都是中年教师，他们的人格特征与中年人的心理特点有关。这也提示我们，关心、解决好教师的职称问题是对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培养教师优秀人格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三）教师人格存在的问题
１．人格缺陷
李伟的调查表明，少数教师在一些个性因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心理健康水平不高。其中情绪激动、急躁不安者占２３．５％，孤独、冷漠者占１７．４％，敷衍、缺乏责任感者占１４．８％，思维迟钝、理解能力弱者占１０．４％。陆异、张逸民在心理健康指数的诊断中发现，心理健康指数过低的人数占总数的４．５％。谢作栩的研究显示，高校青年教师的环境适应能力低于一般水平。这些实证调查也提示我们，应该加强对教师人格问题的预防与矫正，重视教师人格问题研究。
２．创造力水平不高
创新已成为一个国家的灵魂，创新人才必须由具有创新才能的教师来培养，教师创造性高低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但是我国目前教师的创造能力却令人担忧，耿向红的研究表明，教师在创造力个性因素方面普遍不高，均处于中等水平。李伟的研究认为，有２７．４％的教师的创造力得分较低。而吴素梅也认为，小学教师知识面窄、抽象思考力弱，独立性差，创造性水平较低。因此，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已成为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四）教师人格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与早期研究得到相同的结论，即教师人格
⒃对学生发展有很大影响。例如陈益、李伟的研究表明。小学教师的某些人格特
征与学生成绩有着较高相关，而且它们之间的相关要高于小学教师的年龄、学历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他还指出，兴奋性与学生的语文成绩呈显著相关，聪慧性、稳定性、实验性与学生数学成绩的相关达到显著水平。满其民⒄在《略论教师人格影响的教育价值》中谈到教师人格的教育价值包括：评价－激励价值，身价－陶冶价值，机智－启迪价值，威信－感染价值，态度－期望价值。
（五）优秀教师的人格研究
邢少颖、贾宏燕对山西省某市１４所幼儿园教师的研究表明，优秀幼儿教师
与普通幼儿教师的聪慧性和有恒性在Ｐ＜０．１水平上差异非常显著：独立性在Ｐ＜０．５水平上差异显著。同时她们在专业成就能力、创造能力和在新环境中成长的能力均高于普通幼儿教师。杨敏等的调查也显示，优秀幼儿教师在有恒性、恃强性、稳定性、世故性、自律性上得分均高于一般幼儿教师。雷晓宁等（１９９９）⒅对三明地区中学优秀教师人格特征的调查认为，优秀教师和一般教师在有恒性、聪慧性、幻想性和紧张性四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优秀教师有更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对学生更关心、负责；善于保持稳定的情绪；学习能力更强，富有才识；对人、对事总是心平气和，充满信心等。这些研究与韩进之（１９８９）⒆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优秀教师应具备的优良个性品质相一致。
（六）教师人格培养
近年来，我国关于教师人格培养的理论探讨很多。例如，周咏梅（１９９８）
⒇关于《高校女教师人格塑造初探》、周丽华《论教师人格及其养成－－人文教
育和情感教育在教师人格养成中的作用》等一系列文章。尤其是青年教师刚刚踏入工作岗位，很多方面还不适应，容易出现人格问题，更应该加强青年教师的人格培养。正如徐速、陈素平（２０００）在《小学青年教师人格特征初探》中指出的“小学青年教师还处于人格可塑性很强的时期，因此在青年教师的培训工作中，要引导青年教师在充分了解自己人格特征上进行自我教育，发展适合教师职业的良好的人格特征。”
虽然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关于教师人格培养的研究出现了较为繁荣的局面，但从总体上看还处于起步阶段。大量的研究局限在现状调查、理论探讨的层次。实践操作层面上的研究较少，专门针对教师人格问题而展开人格培养的实验干预研究并不多见。
注释：
①谢作栩：《福州高校青年教师人格特征的初步研究》，《心理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②耿向红：《对中小学教师个性状况的测试与分析》，《中小学教师培训（小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③张军：《民办教师的艾森克人格问卷测查报告》，《青海师专学报（社科版）》，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④吴安春：《教师人格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徐州师院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１期。
⑤吴安春、曹树：《中学教师的人格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２期。
⑥傅伟忠、瞿正方：《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及其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⑦陆异、张逸民：《中学教师个性心理特征现状分析》，《教育科学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⑧杨敏等：《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研究》，《宁波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⑨陈益、李伟：《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南京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⑩徐速、陈素平：《小学青年教师人格特征初探》，《温州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５期。
⑾李伟：《南京市七所小学教师人格特征的测试与分析》，《南京晓庄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⑿周咏梅：《高校女教师人格塑造初探》，《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⒀邢少颖、贾宏燕：《关于优秀幼儿教师人格特征的研究》，《学前教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⒁左吉玉：《青岛市幼儿教师人格特征初探》，《心理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５期。
⒂吴素梅：《小学教师人格特征现状研究》，《健康心理学杂志》，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⒃陈益、李伟：《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和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研究》，《南京师大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⒄满其民：《略论教师人格影响的教育价值》，《济宁师专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⒅雷晓宁等：《三明地区中学优秀教师人格特征的调查研究》，《三明师专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⒆韩进之：《教育心理学纲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６５～５７０页。
⒇周丽华：《论教师人格及其养成》，《高等师范教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上海教育科研2004年第4期
第五篇：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 作者：任志锋 郑永廷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15年第20151期
摘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失衡、功能性失衡、传播性失衡等现象。这些现象既根源于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普遍精神危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矛盾，又根源于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与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错误倾向。克服这些现象应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努力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
意识形态领域是社会结构中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竖立其上的“观念上层建筑”，是由主流意识形态与异质、残余、新型意识形态因素构成的观念系统。这一系统有平衡与失衡两种状态，平衡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意识形态领域主辅有别、层次分明、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状态，失衡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遭到冲击、解构或颠覆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的剧烈变动和增熵趋势。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保持平衡，管控失衡，是国家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经济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并整体保持和谐稳定的平衡状态，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正确认识这些现象的危害和实质，深入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认真思考应对策略，对于主动做好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1.结构性失衡。整体来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居于指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但在开放环境、阶层分化的背景下，意识形态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意识形态残余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问题是，一些人重西方意识形态引入、轻本土意识形态创新，重封建意识形态继承、轻现代意识形态发展，强调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包容，忽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坚守，使我国意识形态在理论研究、社会声誉和认同践行上产生了一定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从理论研究来看，一些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性与学术性、党性和人民性的内在联系，拒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盲目引入或运用西方理论学说，使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成为西方意识形态概念、范畴、表述的“跑马场”，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空间。从社会声誉来看，一些人以“传统文化”、“普世价值”为名传播美化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却加以贬低。如通过歪曲否定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夸大革命建设的历史失误，为已有定论的历史人物事件翻案，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声誉；通过夸大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提倡指导思想多元化、“文化选择论”、“宪政民主论”，贬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实声誉。上述两种失衡给人们认同践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带来了挑战，使一些人产生了厌倦政治、虚无主流的情绪，模糊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甚至在“国外思潮与党中央宣传相矛盾时”，倾向于以国外思潮为准，质疑主流宣传的真实性。[1](P16)2.功能性失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政治、道德、哲学、文艺作品等各种意识形式所构成，这些意识形式是个人精神生活建设与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托，为公共权力及其产品提供合法性辩护，为社会成员提供社会化的规范依据和超越性的精神家园，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导向功能。功能性失衡是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各种构成形式在作用对象、功能内容与价值取向等问题上的不协调、不一致。首先，从个人与社会两个作用对象来看，一些人过于强调各种意识形式对于社会发展的导向功能、社会整合的凝聚功能和社会治理的调节功能，忽视其坚定个人理想信念、引导个人价值规范、培育个人精神家园以及促进个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等功能，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外在于个人生命发展而无法融入个人日常生活，从而淡化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弱化了个人的精神追求、动摇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基础，使一些人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纷争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围观者”，成为没有精神根底只有普遍焦虑的“漂泊者”，以致“怀旧情绪”、“恶搞调侃”、“拒斥主流”、“躲避崇高”之风在一定范围内弥漫。其次，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是意识形式的两个基本功能，分别满足
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兼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习近平在谈到“好文艺”的标准时就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2]问题是，近些年一些人过于彰显物质功能之于精神功能的优先性，过于强调文艺作品作为经济利益表达、物质享受延伸和商业目的达成的途径载体，忽视其精神价值和政治立场，制约和冲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功能彰显。再次，批判和建构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价值取向，而一些人过于突出批判取向，机械地将马克思对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转嫁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质疑，片面地将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个别性现象、倾向性问题和阶段性矛盾视为因社会主义制度体制所产生的根本性问题，从而出现了一些只解构不建构的“愤青”和只见制度不见人的“泛制度化倾向”。
3.传播性失衡。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制度安排和经费投入等方面为其提供了有效支持，使之具有了其他意识形态传播无法比拟的巨大规模和强大阵容。但是，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形势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传播样态和传播效果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失衡现象。从传播途径来看，原来通过企事业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单位传播逐渐让位于以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和手机为载体的社会传播。[3](P246-253)社会传播作为一种公共平台和途径，既可以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可以为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所用，甚至一些社会传播平台为了追求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通过将自我标榜为“公共媒体”、“社会良心”或发表非主流意识形态言论吸引眼球。单位传播与社会传播的失衡使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呈现出选择性、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伴随单位传播向社会传播的转变，意识形态传播进入了“视觉文化时代”，其样态逐渐由以文字词语为形式的理性传播变成了以声光画电为形式的感性传播。特别是当人们将互联网、智能手机作为获取信息、消费文化的主要工具时，蕴含异质、残余意识形态因素的海量信息和象征形式不断涌入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精神世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传播途径和样态的失衡使人们在获得生活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知识结构碎片化、精神世界娱乐化和理性思维表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上集中表现为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的失衡，即重情感刺激轻理论教育、重娱乐消遣轻理性自省、重即时体验轻理想信念。
二、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根源
1.现代人类文明形态的精神危机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普遍性根源。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P203)意识形态领域作为当代中国人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精神反映，它所面临和存在的失衡现象只有从这一时代人类生产交往的文明形态出发才能得到全面而整体的了解。按照马克思主义将生产资料视为区别不同时代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的原则，人们一般将20世纪中叶以来由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文明形态变革称为“新媒体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或“后工业文明”。在这一文明形态中科学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力量将各国紧密连接在一起，使人类获得了共享发展成果的可能。但技术理性的极度张扬和商品需求的无限刺激不断强化着人们对“物的绝对依赖性”，消解着富有崇高神圣意味的思想根据、价值尺度和行为标准，产生了以反传统、反崇高、反主流为主要旨趣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潮，从而使人类陷入了普遍的精神危机，即世界符号化与快速流动性带来的“无根性焦虑”，价值多元化与标准相对性带来的“选择性困惑”，理想拟物化与思想易变性带来的“信仰性缺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这种普遍的精神危机同经济危机一样使各国都难以独善其身。我国作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在享有由之所带来的资本、技术、人才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精神危机的“受害者”，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正是这种危机的具体表现。
2.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特殊性根源。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矛盾的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指出当前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5](p4)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的“紧张关系”：
一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各自内部要素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领域来看，以物质利益和普遍竞争为基本规则的市场经济赋予了个人追求物质享受的合法性，推动经济发展目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满足温饱以减少痛苦”转变为现如今的“满足欲望以增加享受”。经济运行规则和目标的转变催生了一些人的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冲击着他们对崇高理想和社会主义道德的坚守。从政治领域来看，一定范围内出现的公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以及服务特定集团或个人利益的特权现象，削弱了政治公信力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部分国家治理机制同群众利益诉求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以及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的不适应、不协调，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破坏了意识形态认同的关系基础。从社会领域来看，随着社会结构由高度同质化、一体化转变成各种异质性要素复合体，新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就业方式不断涌现，各种代表特定群体的声音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众声喧哗，加大了保持意识形态领域平衡稳定的压力。
二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相互之间的紧张关系。从经济与政治关系来看，经济领域以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为着眼点，奉行增长供给原则，政治领域则以实现公平正义为旨归，坚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造成了“增长优先”与“权利优先”的紧张，使一些人形成了“GDP崇拜”、“淡化政治”、“拒斥意识形态”的错误认识。从经济与社会关系来看，基于市场运行的趋利冲动，人们总是以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建立社会联系，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不仅在于物质利益连接，更在于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价值共享和伦理承诺，于是经济领域的“功利逻辑”与社会领域的“伦理精神”便发生了碰撞，产生了假冒伪劣、诚信缺失、道德失范等问题。从政治与社会关系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不断发展，使政治运行的集中性、统一性与社会管理的多元性、自主性产生了矛盾，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又导致一些地方发生了因政治权力过多介入社会领域与社会诉求难以上达政治决策的“治理悖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治设计”与“社会需求”的脱节。总之，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领域在运行规则、发展目标、价值规范上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观念上层建筑失衡的现实基础，造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3.和平发展时代主题下的文化价值观渗透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外源性根源。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瓦解使“和平发展”取代“战争革命”成为时代主题，但时代主题的转换并没有消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两种制度、两大价值观体系之间的纷争，也没有消除不同民族国家和文明共同体之间的政治文化藩篱。各国为抓住发展机遇、规避发展风险都格外重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资源占有上的显著差距，为发达国家谋求文化霸权提供了优势支撑。以美国为例，近年来它通过“教义制造、媒体制造、产业制造、敌人制造”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价值观渗透和控制，以期催生和培育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消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土壤，消解和排异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达到“领导世界、实现美国世纪”的战略目的。[6]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文化价值观渗透的重要目标。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低潮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社会主义失败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亚洲自由之弧”等言论，以期“唱衰中国”、“妖魔中国”和“孤立中国”，并通过媒体宣传、文化商品贸易和学术交流等方式，向我国思想界兜售“非意识形态化”、“人权高于主权论”、“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等主张，以期争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这些都从外部催生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
4.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某些错误倾向是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产生的内生性根源。近年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开辟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化和推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产生了大批优秀文化产品和现代文化产业。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仍存在经验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值得注意的错误倾向。经验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轻视与疏离，表现为重视业务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而忽视理论学习和思想建设，重视过去意识形态建设经验而忽视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发展变化，使意识形态工作处于“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境地，使意识形态建设体制机制、方式方法难以适应开放环境、市场经济、社会分化和思想多元的现实要求。形式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悬置和架空，表现为自我理论武装上的“观念伪饰”和社会宣传教育上的“话语空洞”。一些领导干部将马克思主义仅仅变成会议、讲话、文件中的口号缀语，而不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迅速认同接纳并透彻深刻地予以表述，但却在实际行动中远离理论路线、悖逆原则要求。这种自我理论上的“伪饰”使他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对异质、残余意识形态批判抵制时，往往空话套话连篇而不得要旨、难及要害，从而使一些地区或部门意识形态建设虽表面繁荣实则“空无一物”，损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形象。官僚主义是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懈怠和独占，表现为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7](P550)迷信政治权力对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决定作用，认为只要掌握政治权力就无须担心会丧失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冲击挑战缺乏忧患意识。此外，官僚主义还表现为割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意识形态的批判权、解释权和发展权据为己有，而罔顾群众实际需要和主体地位。
三、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应对策略
1.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正确评判和把握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实质。意识形态观与一定阶级或集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相关，是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集中体现；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而持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就会产生什么样关于意识形态精神实质、功能作用和现状趋势的判断。历史证明，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在我国经历了以夺取和巩固人民政权为主要指向的“革命型意识形态观”到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指向的“建设型意识形态观”，再到以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为主要指向的“和谐型意识形态观”的历史演进。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就是要树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和谐型意识形态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将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第一要务，统筹兼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中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从这种意识形态观出发，一方面，要看到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严重危害性，这些失衡绝非是局部的、表面的理论观念之争，而是道路之争、命运之争，是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向、理论基础和制度体系的重大问题，必须加以重视和解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这些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变化的可控性。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各种矛盾不断突发，意识形态失衡现象进入了多发期，企图通过严格的思想控制将意识形态领域变成纯而又纯的一元话语，既无可能也不利于激发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更不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正确的态度是要首先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勇敢面对各种异质、残余意识形态的冲击挑战。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8](P232)其次要分清主流与支流，要看到平衡稳定是我国意识形
态领域的主流，不能因为局部的失衡现象就搞得“草木皆兵”，更不能以这些失衡现象为由冲击或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后还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关系，既要看到大多意识形态失衡现象整体上仍属于阶段性产生的、停留在思想认识层面的人民内部矛盾，善于运用说服教育、持续发展的办法加以解决，又要旗帜鲜明地批判、抵制那些企图冲击或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警惕和防止出现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之名放弃意识形态底线的错误倾向。
2.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针对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及其产生根源，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应围绕筑牢和构建全球安全屏障和内部和谐机制，着力开展如下工作：
一是加强主体建设。党员领导干部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是决定这一建设顺利开展及实效取得的关键。加强主体建设，根本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真正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转化为自己学习工作的精神支柱；核心在提高理论学习的自觉性，避免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分析解决意识形态失衡现象的水平；关键在增强驾驭和管理复杂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能力，特别是对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建设的目标管理、过程管理、预警管理和协同管理等能力。
二是加强内涵建设。内涵建设是意识形态吸引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依据，理论研究是内涵建设的主要方式。加强内涵建设，首先要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性研究，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观点、新论断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间的发展自洽性，以及这些观点论断之间的逻辑自洽性，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其次要加强运用性研究，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回应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再次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探索构建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将之及时转化成学术话语和生活话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
三是要加强渠道途径建设。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对内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的规律、机制和途径，按照因势施教、因群施教、因业施教、因人施教的原则，将社会传播与单位传播相结合、感性传播与理性传播相结合、新兴媒体与传统途径相结合，不断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和理性认知。对外要注意摆脱两种“逆差”，即因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传播资源占有上的差距所导致的“话语逆差”和侧重输出古代中国传统文化而较少传递现代中国文化产品的“历史逆差”，积极拓展文化走出去的传播平台，努力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表达“中国声音”。3.重视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夯实克服意识形态领域失衡现象的现实基础。经济社会发展是保持意识形态平衡稳定的根本出路。但发展成就的取得并不能直接转化为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近年来人们常说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明证。解决这一问题，一是要妥善处理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如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医疗保障、教育住房等等，不断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向群众提供丰富优质的民生资源，努力创建公正合理的民生环境，使人们现实而公平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民生改善，从而实现广泛的社会正义，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向意识形态建设优势转化奠定坚实的利益基础。二是引导人们将个人生活幸福同社会主义优越性连接起来，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在社会主义框架下才能获得普遍的个人尊严和真实的社会权利，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要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自我与社会发展中的阶段性、局部性问题，将之与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区分开来，坚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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