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面子管理的利与弊

第一篇：论中国人面子管理的利与弊

中国人“面子管理”的利与弊

中国人有一个外国人很难理解的管理问题，那就是“面子管理”的问题。而之所以难以理解，主要是因为中外的文化差异造成的。这里所讲的“面子”不是生理上的，它是非常抽象的，非常微妙奇异而令西方人难以理解。然而就是这种很抽象的管理模式在中国从古自今就非常活跃的存在于管理中。然而，由于“面子管理”的本身机制及运用者的不同管理理念，它不可避免的有利也有弊。虽然它有利也有弊，但是，站的角度不同，利弊就会有所不一。

中国社会是一个讲“面子”的社会，“面子”是中国人典型的心理行为和文化现象。通过观察中国社会和管理组织中形形色色“面子”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个人价值、个人目标之所在，以及人情、“面子”对组织发展和管理实践的意义，也可以得到具有文化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管理哲学。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其他东西可以不要，面子不可以不要。因此，无形中就形成了国人走不出去的怪圈：为了面子，为了人情世故，而不讲原则，甚至摒弃原则，从而为做好事情制造了重重障碍。面子是一把双刃剑，管理者运用好了，便可为己所用，否则就会伤了自己。建立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摒弃人治做法，就能规避“面子易顾做事难”的怪圈。由此也可见，“面子”管理是一个有利也有弊的东西。运用的好就会有利，而运用不当就会导致不利，以下我们就“面子”管理的利与弊谈一谈。

中国人的“面子”中蕴含了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其中，外部控制占主导地位。就是说：第一，“面子”的规范作用是有外至内的，且主要约束到人的行为层面；第二，“面子”的规范作用比较广泛。在中国大致而言，道德只能对有道德的人才起作用，法律是约束极少数的真小人，而“面子”则约束了绝大多数伪君子；第三，由于中国人格外重视他人的看法和评价，具有较重的社群取向和从众倾向，这就给“面子”赋予了团体意识（如家耻，国耻），并衍生出了“发展”与“整合”的功能；第四，“面子”的规范效果具有双重性。一些学者认为“面子”与“耻感”是中国人力争上游、发挥成就感的心理动力；但是，适用过广、过甚，就会产生反作用，异化为形式主义和虚伪的“面子功夫”，破坏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权威，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从“面子”规范的有利方向上看，管理者可以适度地运用“面子”的规范作用，维护人与组织的和谐稳定，形成人与组织内在的发展动力。这其中主要有两个渠道：第一，发挥“非正式组织”中“面子规范”的积极作用：即信息交流、通过对协作意愿的调节维持正式组织内部的团结、以及维护个人品格和自尊心等。第二，适度地把“面子规范”运用到“正式组织”的激励、培训等环节中，激发员工的“面子”和“耻辱感”，促使员工实现自我约束；并通过“面子”的对比和争取，形成竞争的内在机制，构成产业发展和组织进步的源动力。

从“面子”规范的可能会产生的弊处看，虚妄的“面子功夫”通常有两种形态：一种体现为拍马奉迎、见风使舵、阳奉阴违等厚黑学，与“马基雅维利主义”颇为相似；另一种则体现为形式主义、过度的“争面子”、“撑面子”等，鲁迅称之为“面子主义”。在组织中，员工如果施展虚妄的“面子功夫”，必然会给组织造成危害：削弱组织的效率逻辑和制度逻辑；造成人才压制、人浮于事、权术游戏、风气不正等现象；降低人际信任度，恶性竞争和面子争斗增多，内耗严重；互相掩盖和推卸责任，造成错误失察和时机延误；形成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部门壁垒；影响组织形象和对外交往。

对于由于“面子”管理带来的利处，我们可以继续保持并加以发扬。而在这里则把如何解决和制约由于“面子”管理带来的弊处置于主要的讨论地位，现在有人提出了制约“”面子功夫”组织的危害，首要的就是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现将它们引录于下：

一是坚持制度管理与人本管理相结合。人本管理中，同样要建立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完善公正的考核晋升机制、权力制约监督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试想：如果制度严谨、执行到位，“面子功夫”是没有舞台展现的。但是，制度和权力要得到认同和支持，才能真正具有权威，因此，人际关系法又是必要的。管理者要做到这一结合，要坚持“区隔策略”：即坚持用制度规范来处理自己只拥有支配权的资源；对于自己有所有权的资源则用“人情法则”处理。例如：公务员在处理公务时，诉诸法律权威，在私人事务则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关系，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二是坚持激励与减压相结合。应该说，激励与减压，都是为了维护组织效率和实现个人价值。前面讲到，“面子规范”是一把双刃剑，适用得当，能够起到有效的激励效果；如果越位和滥用，则会产生虚妄的“面子功夫”，不仅影响了组织效率，还会给员工的身心带来巨大的压力，即“面子压力”。组织行为学告诉我们，组织压力的强度（横坐标）与组织效率（纵坐标）的关系呈现“倒U型”的发展趋势：适度的压力与效率成正比；过度的压力与组织效率成反比。因此，管理者要做到激励与减压相结合。

现在由于一些面子管理的弊处是由于过度的“面子压力”引起的，为了预防过度的“面子压力”，可以采取以下策略：适度的工作要求和道德期待。过分苛刻，反而会产生反向效果；通过观察和计量组织行为和组织效率的变化，在日常管理中找到“面子压力”的最佳值；运用前面讲到的“区隔策略”规避“面子压力”；建立合理的激励体系，多正面鼓励，慎用可能导致过度“面子压力”的负面激励，如当众对员工的批评、对员工的责骂和威胁等；倡导团队精神，鼓励协作，制止恶性竞争；通过与非正式组织的合作及时掌握“面子压力”的相关信息。此外，管理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化解过度的“面子压力”：人际关系法，如管理者与员工进行谈心和帮助；专门的心理咨询、心理辅导和心理治疗；在非正式组织中寻找归属和慰藉；发挥组织文化的教化功能。

现在的方法都是围绕着让制度起到作用，另外一方面也尽量做到以人为本，这是一个正确的管理思路，也是我们以后要继续保持和发扬的一种管理思路，但是让我们回归到产生面子的本源，即由于文化的原因，导致了我们对面子的重视，那么我们何不回到这个文化源头上去做文章呢？基于我们的“面子”文化的本源，我们去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

关于中国人的“面子”文化本源，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如高猛，赵平安认为，儒家传统是中国人的“面子”之文化本源：其一，儒家基于“礼”构画的人伦社会是尊卑有别、各尽本分，从而使“面子”大小有别，“面子行为”的双方经常出现地位、义务、态度等方面的不对称；“官本位”的思想又使“面子”更容易成为一种权力游戏；其二，儒家注重通过“礼治”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故人们更倾向于通过“面子”整合社会关系，而人伦社会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家庭本位，因此，个体的“面子”依附于团体；其三，儒家要求人人成为“君子像”的道德主张过于理想化，人们通常只能通过表面无违地恪守礼节来获取“面子”，这就造成了形式主义和虚伪的“面子功夫”。

而本尼迪克特则认为中国人的“面子”与“耻”的文化关系密切。他说：“正的„耻感‟文化者是依赖外部的制裁以达到好的行为，不像„罪感‟文化者，好的行为是„罪‟的一种内化的信念。”儒家传统中缺少民主、平等、法治、个体意识等现代精神，而这些现代精神正是组织发展和人类进步不可缺少的。

然而无论“面子”的确切文化本源是什么，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看出来的，那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积极引导和建设具有现代精神的组织文化，通过文化管理促进人与组织的和谐发展。我们可以在公司内部形成文化管理，通过采取最先进的面子文化管理模式，是员工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如通过耻辱感教育，励志教育、感恩教育、推崇商界精英的品格、打造企业精神和企业格言等方法来促进员工崇尚拼搏奋斗和团队精神，让员工真正感受到工作的乐趣和得到积极进取的心态。而这些与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关系密切，因此一定要非常注意这种文化管理。管理者运用好“面子”管理就能推动管理的科学化、艺术化，以人为本化，真正的实现人与公司的和谐发展，公司才能做大做强，公司才能获得更多的利处，才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第二篇：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

论中国人的面子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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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 脸 面子 脸面

摘要 :“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所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其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面子”对我们认识中国人的确很重要，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时常感觉到，提起“面子”大家都懂，也很在乎它。那么，中国人的脸面观究竟如何呢？

一．引言：

在中国社会，由于个人是家族链条上一个摆脱不掉的分子，因此个人的言行举止、为人处事、事业功名、做官掌权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族的期待并由此可以沾光的问题。因此，从小我们就受到这样的教导：你要好好读书，为家人争光；你要好好做人，不要给家里人丢脸。如果一个人做的事符合家族众人的期待，那么他不但自己感到非常荣耀，他的家人也会为他感到骄傲，并因此使其家人同他分享他的荣誉和资源，也会有众星捧月的感觉；反之，如果他做的事情或选择违背了家人对他的期待或以失败告终，他就感到羞耻、丢脸，不愿回到家人群体中，以免被家人羞辱或让其家人在当地感到无地自容。这就是“有脸见人”和“无脸见人”的最初含义。项羽兵败退到乌江边，临终前的一句：“我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不知震撼了多少中国人的心。可当他胜利时却也说过：“富贵不归故里，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这与我们从小就受到此一类的文化熏陶是分不开的，有一首非常流行的儿歌也表明了小孩从小就知道用功读书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其父母读的。歌词写道：“小呀嘛小二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呀，没有学问，我无颜见爹娘。”在中国社会，许多事情不是个人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家里人想不想他做和他做了为家里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的问题。二． 面子的内涵与表现

面子是一个动态的、模糊的概念,不同的阶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点的人的面子有不同的内容。最初面子就是脸面的意思,是指头的前部,从额到下巴,即人的面孔;当中国人用它们来解释和调节社会心理和行为时,其含义就引申为一种既有形又无形的社会心理存在。Lim 认为面子指的是一个人向他/ 她人所声讨的积极的公共意象。分为三种基本类型:自主的、交情的和能力的面子。Spencer将面子分为质的面子和社会身份的面子。总体而言面子是一个随时间、地点、文化不断演变的概念,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而言,面子是不同文化与阶层的人依据自身所处的文化、政治、历史、社会阶层等背景因素,所形成的关于自身与他人获取社会正向价值的公共意象,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适应机制。

面子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有以下的具体的含义与表现形式:1)面子含有自尊与尊重的意思,给别人面子实际上是一种对对方的尊重与认可,为了面子不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尊重的表现;2)面子含有虚荣的意思,说某人死要面子活受罪,实际上是说某人虚荣与讲究;3)面子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讲排场,在中国城市与农村,结婚仪式往往非常隆重,花费很大,据说是为了讲面子,实际上是讲排场;4)面子表现为好大喜功,历史上的帝王封禅泰山以及众多的政绩工程,不无与面子有关;5)表现为处理人际交往的一种规则,在中国人的日常交往中,维护自己与别人的面子成为一种潜在的规则,打破这一潜规则就会将自身置于团体之外,很多历史的爱情悲剧就在于主人公打破了不丢家族脸面的潜规则而被沉江或是以其他方式被处置;6)面子表现为谦让与礼仪,有面子、爱面子的心理又潜在影响人们的社交与礼仪,为了面子中国人表现的非常谦让与彬彬有礼。总体而言,面子是一柄双刃剑,面子为社会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面子带来了管理不善,社会治理以人治而不是法治等不良的影响。三． 面子的进化心理分析

中国的面子问题既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是中国人在处理人际社会交往过程中不断演化而成。对面子进行进化心理分析可以从生物进化层面、历史进化层面、区域进化层面、心理进化层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1．生物进化层面。Hamilton在1964年指出物种的社会行为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化而来的:在每一个能够激发不同行为的情景中,个体都会根据适合于该情景的关系系数来评估周围的人以及他自己的适应性问题。面子这种社会行为显然是中国人在长期的进化适应过程中依据环境情景而采取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心理行为是以生理行为为基础的,面子这一适应性机制是以人的生理性进化为基础。在物种的繁殖与适应进化过程中,男性与女性在择偶方面存在偏好,在择偶竞争中获胜的个体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特别的信号来显示自身的优势;在互助与合作机制的形成过程中也一样,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个体偏好于具有优势资源的个体交往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为得到群体的认可,个体需要在竞争中显示自身的优势,通过这些优势信号来获得群体的认可,狼王为显示自身的地位与优势竖起尾巴,而其他的狼则只能夹起尾巴,否则会收到狼王的攻击与挑战。每一个物种都有显示自身地位与优势的特殊信号。这种向群体的其他个体显示自身优势的适应器是物种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是心理进化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说某人有面子是说某个人有地位,在人际关系方面有较强的优势;而给不给某人面子也是依据对方的地位、身份等因素而进行的。因而面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依据自身的文化与性格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显示自身优势与建立人际关系的一种适应器。这一适应器是以人类的生存和繁殖的生理进化机制为基础的,差异化繁殖成功率是导致物种进化的关键,也是面

子适应器形成的生理基础。

2．历史进化层面。面子心理的形成与出现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相关,历史的进化影响与促进了面子机制的进化。中国文化历来强调实践感知的认知模式,先认知事物的现象,由现象推导机理,再探讨背后的术数。易经分析讲求的是理、象、数的分析模式,后来的儒家、道家都合理承袭了这一认知模式,感性认知模式容易记忆与收到一些重大表象事件的影响,进而直接影响中国人的心理进化。中国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朱熹都是早年丧父,父亲的角色与形象是想象的完美状态,直接导致了对代表父亲角色的君王的完美想象,对他们的权利不加以约束,儒家理论缺乏对君王权利的约束补偿机制。为了维护君父的完美形象就需要进行心理的补偿,这一补偿主要通过想象的美化与对不好形象的删减,因而孔子在写春秋时删掉了那一时期君王的不好的行为的描述。儒家代表人物的心理疾病与欠缺在学说流传中进行传递,导致儒家士子带有类似的心理疾病,在心理补偿过程中形成了维护君王、父亲、当权者形象的面子机制。为了面子需要抑恶扬善,因而在宣传时都只宣传好的方面,对坏方面宣传进行抑制,维护君父的完美形象,再通过推己及人的思维模式的强化,形成了中国人在进行社会交往时相互维护对方长辈以及对方家族的形象心理机制,这一适应性的心理机制促进了面子机制的心理进化。同时,中国皇帝的代表人物秦始皇因父亲的早逝、母亲的不良行为而犯有严重的自卑心理疾病,因而在行为方面表现出很多过度的自卑补偿行为,封禅泰山、修筑长城等。在感性认知模式下,他的行为直接为后代君王与臣下仿效,进而出现了后代君王的好功、喜大、讲排场比富等行为,君王贵族的行为对国家国民的行为具有示范效应与放大效应,直接导致了整个民族文化中带有好大、喜功讲排场等不良的行为。自卑补偿与想象补偿等心理适应机制的多重混合作用使得中国人的面子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因而历史层面的进化促进了面子心理机制的进化。

3．区域进化层面。人的心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直接受人对外界事物感知的影响。地理区域的地理特征、气候特征等外在环境构成了人认知外部的重要因素,区域的外在环境对区域人的性格与心理进化有重要的作用。中国东部南部靠海,西部有沙漠、高山阻隔、背部酷寒与山险,这一地貌特征在冷兵器时代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区域,封闭的地貌特征为我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与外界相对隔绝的环境使得中国人形成了安于现状的心理机制,对外界环境没有太高要求,使得人们相互之间表现得有节制、谦让,这种性格与心理特征也被内涵在面子的心理机制中。与此同时,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海洋、丘陵、沙漠的的国家,可供耕种的面积相对人口而言过少,为了生存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人们进行竞争与内耗,这导致了中国人的性格中有好内斗的特点。这种内斗的心理机制在日常生活行为中就表现为比排场、比财富、比势力。在不同的地区,气候特点不同、资源分布状况不同,所形成的人的性格与心理适应机制也不一样,不同的地区的面子的含义与表现形式也不一样。地域特征的多样化导致了面子内涵与行为的多样化。

4．心理进化层面。面子是群体维持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的纽带,也是一种群体的社会心理适应

器。影响群体适应器形成的相关心理机制对面子的进化起到直接的促进作用。在群体进化中,群体的合作心理机制与亲代繁殖的进化机制是面子机制的重要内容,是长期心理进化而形成的。在配偶争夺中失败被人认为是最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超过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因而在社会中出现了众多的情杀案与自杀案。在亲代繁衍过程中,繁殖子女的数量与子女的社会地位等都对整个家庭与家族的面子造成影响,在中国农村一些地区,子女特别是男性子女越多的家庭,在这个乡村中的势力越大,家长在村民面前的话语权越大;另一方面,家族中有一位成员当官或是在某些领域取得重大成功,整个家族的人都觉得有面子。因而家庭或家族在繁衍过程中愿意向子代投资,有意识地向子代中的优秀成员倾斜,以加强家庭或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与支配权,或是说为家庭与家族的面子进行投资。在长期的社会适应与进化过程中,种群、家庭之间也会进行合作,互惠性合作与利他机制不断演化与发展,促进了面子的心理机制的形成与发展,通过互惠性合作家庭与组织间进行了资源的交换与合作,这种合作带来了更高的社会地位与支配权,从而使得家族与家庭更有面子。汉语中有“门当户对”这一成语,它体现了面子的对等性与互惠性机制,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被富家认为是没有面子的事情。四．结论与启示

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心理问题,面子心理机制的形成是长期的社会适应进化形成的,是一种内在的适应器。这一内在的适应器是一柄双刃剑,既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制约国人人性完善与发展。面子对国人人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面子心理机制中内涵的不好外争、好内斗的心理动机制约了中国人开放、合作性格的发展;面子心理机制中的自利性利他机制促进了中国人本位主义性格的发展;面子心理机制中的感性认知机制不利于务实性格的发展;面子促进了保守性格的形成与发展;面子促进了对权力的追求,不利于民主精神的发展;面子促进了中国人习惯于表扬、不习惯于批评性格的形成。面子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体现在:面子的群体适应性机制有利于维持中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感性认知模式促进了系统思维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政策与制度的执行。

面子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化的概念,面子的心理机制也会发生变化。中国的家庭结构逐渐在小型化,这直接导致家族繁衍机制与互惠机制的变化,从而使面子的心理机制也发生变化,因而要动态地、辩证地看待面子问题,要发挥面子积极的、正面的效应的同时,也要注意制止面子对人性完善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1.《社会心理学》 周晓虹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2 2.《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翟学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6 3.《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 何友晖 彭泗清 赵志裕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1 4.《社会学家的沉思—中国社会文化心理》 沙莲香 刘应杰 张其仔 中国社会学出版社 1998.9

第三篇：中国人面子问题探究

中国人面子问题探究：人情可以实现权力再生产

2014年05月21日10:11 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说(1,178人参与)收藏本文

翟学伟著作《中国人的脸面观：形式主义的心理动因与社会表征》封面

江南贡院

翟学伟在自己收藏的清代红木太师椅前。他认为，太师椅作为中国古代唯一用官职命名的坐具，象征权力、地位和尊严，有“面子”的意味。

中国人的脸面四分图

冰点特稿第923期

面子问题

南京大学一间教室里，某金融机构办的“中高层干部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正在上课。初夏午后，社会学教授翟学伟站在讲台前，台下学员有的趴在桌上，有的低头看手机。

“我先提醒你们，我要讲的内容，你们平时上课听不到，但天天都得打交道。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在中国过得好，你必须会搞关系，而我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中国人的关系。”只这一句话，所有人齐刷刷抬起头。穿着白衬衣、戴浅色边眼镜的翟学伟，用掺杂着地方口音的普通话继续慢条斯理地说：“我今天这堂课，主要讲讲关系里的面子问题。”

专业地说，翟学伟进行的是“中国本土化社会科学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关系”——一个被他称为“中国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的术语——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人情、面子和权力运作。

在这个领域，54岁的翟学伟已经研究了20多年。他写论文探讨“中国官僚作风背后的面子运作问题”，带着博士生做“关系运作模式”的课题，还参加学术研讨会，跟来自台湾、香港乃至美国、日本的学者一起讨论“中国人的面子问题”。作为南京大学教授，他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社会信用制度研究”的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关系不是哪个社会科学家的重大发现，而是每一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行事规则。在这片土地上，每个人都常识般地知道，很多事可以让位给关系来运作。如何将这种现象理论性地建构与叙述，以便有效地解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至关重要。”翟学伟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不过，在中国，关系研究得好不好，不是由几个相关领域的社会学家来判断的，而该由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来评说。”

“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

在翟学伟的研究里，他访问跟着亲戚出门打工的农民工，研究想找老师说情修改成绩的学生，就连陪家人住院做手术，都成了他收集素材的好机会。

他把相关的人按社会学研究的方法编号，医生、护士、病人形成关系网，连来看望病人的访客都一一编码成ABCDE，画出关系图，分析相互之间的人情关系，以推导出为什么A要给B送红包，C要来看望D。

他甚至还在手术之后，对病人进行郑重其事的访谈，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向其提问：“你当时已经开过刀了，为什么还想补送红包？”

在研究大量关系案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人的人际交换往往具有等值倾向，以清算、等价、不欠和公平为原则，具有理性的特点；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与之相反，安土重迁和血缘关系导致了人际交往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因此算账、清账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人情应该是算不清、欠不完的，这样才能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所以，中国人的人情策略是在关系网络中维持动态平衡，否则就要“丢了脸”，或者“没给面子”。

求学期间，翟学伟并不像现在这么热衷本土化研究。那时候，像许多人一样，他热衷使用西方社会学范式，读西方社会学经典论述，“如果说话的时候不提到西方理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研究生”。

临近研究生毕业时，他偶然读到了一份台湾学者杨国枢的演讲稿，印在类似超市导购小册子的油墨纸上。那是上世纪80年代，这位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可是我们所采用的理论与方法却几乎全是西方的或是西方式的。这导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而在从事研究工作中，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

“这样一来，从书本里得到的研究成果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搞得学者对明摆着的事情说不清楚，说清楚的事情又很少与中国现象沾边。”翟学伟说，看完那篇演讲稿，他就下定决心，找一个最本土的中国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最合适的主题，莫过于“关系”。

那时候，台湾学者黄光国已经就这一话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一本叫做《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的书。但由于这本书是台湾人写的，标题里又有“权力游戏”这样的字眼，翟学伟一直跑到出版社仅对内部人员开放的“港台禁书”书架才找到它。托了朋友的朋友的关系，他才买到了这本研究“中国人的关系”的书。

有了本土化这个崭新的研究视角，翟学伟发现，中国何止是“世事洞明皆学问”，简直举手投足间都是能拿来做社会学分析的案例。他站在马路上听人吵架，坐在公交车上听人聊天，就连坐在书房看武侠小说，读出来的都是面子问题——但凡江湖有危难，面子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比如金庸笔下的大侠，总会败给小混混说的一句“你杀了我如何在江湖上立足”，因为大侠们似乎都很顾忌面子。

翟学伟的办公室里塞满了被他拿来做案例的书，从钱钟书的《围城》到官场小说《二号首长》，还有《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韩国人》以及《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每一本书都让他读出了“关系”。

比如他读项羽败北临江自刎，临死之前留下传世名言“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句话启发了这位研究面子的教授：原来项羽是因为觉得没面子才自杀的，不成功就不能回家。

在“领导力特训班”的课堂上讲到这些“读书心得”，翟学伟半开玩笑地总结道：“所以啊，中国从古至今死了那么多仁人志士，十有八九都是没有搞好面子问题。”

“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虽然一天到晚研究中国人的关系，可翟学伟却评价自己是个“搞关系的失败者”。在讲台上的他谈笑风生，但走下讲台却显得沉默，不爱主动跟人热络。考研究生那会儿，家里来了客人，想邀请他出去玩，他还满心地不情愿：“我不想玩，我想看书。”

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跟着家人陪客人游玩，“这件事情充分说明，关系比个人意志更重要，我们长久地处在无选择的关系里面”。

这种“关系研究”对他自己是个新鲜领域，对于他的学生更是稀罕。南京大学有个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办学的中美中心，翟学伟在那里授过5年课，教学生观察中国人的关系。有次，一个美国学生问他：“中国人为什么要搞捐款晚会，弄得跟春晚似的？”

翟学伟纳闷了：“没有晚会，怎么公布哪个机构捐了多少钱啊？难道你们不搞吗？”

美国学生听了更纳闷了：“当然不啊！捐款不是自愿的吗，捐就捐了，干吗还要宣布一下？”

听了美国学生的反驳，翟学伟发现，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不搞晚会鬼知道你捐了钱啊，做了事还没买到面子！”

按照这个思路，翟学伟将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分成四类，叫做“脸面四分图”：

第一类人，叫“有脸有面子”。这类人是中国古代最受推崇的“君子”，个人自身形象好，即“有脸”，在社会互动上也受到认可，即“有面子”。

第二类人，叫“有脸没面子”。这类人讲骨气，笃信好学，可是太正经，自己“有脸”，可别人不给他“面子”，“不会做人”。

第三类人，叫“没脸没面子”。这类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无所顾忌，既不给自己争脸，也不在乎别人给不给面子，撒泼打滚无所不作，大抵可以称为“小人”。

第四类人，叫“没脸有面子”。这类人不讲究道德修养和社会规范，但是懂得面子的金贵，为人圆滑，见风使舵，尽管没什么突出的个人品格来“争脸”，可是善奉承会巴结，在社会上颇有“面子”，即“伪君子”。

翟学伟管这套理论叫做“中国人的脸面观”。他认为，儒家希望把人塑造成第一类，可这更大程度上只能成为一种人格理想，在现实中，他们可能会变成第二类人，并强烈排斥第三、四类人。但是，在人情社会里，没人想做第一类人，因为“太难了”，也没有人想做第二类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太吃亏”。越来越多人会在行为上向第四类集中，以获得更多社会资源。

让这位社会学教授担忧的是，第四类人占主流的社会将出现令人堪忧的发展停滞，因为在那类人的世界里，只要打点好关系，你做不做事，人们不在乎，即便毫无建树，大家也会“给面子”，一片赞许，没人戳穿。可是，“这样的社会怎么进步呢？”

翟学伟把他的这些研究写成了论文。但这样的研究最初却并不能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刚开始给学术期刊投稿时，他的“面子问题”论文常常很快就被毫不留情面地退回来：“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你这研究的是什么东西？！”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

翟学伟的研究遭到一些人反对，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女儿是个90后，做事干脆，不爱谈关系，走大街上迷了路宁可查地图，也不喜欢问人。有时候跟同学聚餐回家，她会得意地跟爸爸强调，现在的年轻人出去都不搞请客吃饭那一套了，我们今天聚会就是AA制。

在网络上，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认为人情关系主要集中在二三线城市，而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由于流动性大，外企多，大家都是背井离乡来打拼，所以评价标准主要是能力，而非关系。在“知乎”网站的一则热门答案里，有人甚至直接写道：“上海是个神奇的城市，她不问你的出身、学历，不鄙视你的家庭条件，她只看你是否努力，真的。”

除此之外，探讨的声音也来自学界。翟学伟将论文投给台湾学术期刊《本土心理学研究》，作为“靶子论文”供大家探讨。来自台湾的5位教授各抒己见，翟学伟也被邀请参与回应，进行学术争锋。

学界的争论之一，是翟学伟的研究方法是否科学。比如，他的研究总是从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发，要么是送红包啦，要么是请客摆酒啦，都是对微妙的生活细节进行平铺直叙的记录，只是“现象描述”，而没有更进一步，进行“哲学分析”，以及“方法论建设”。

“翟教授的研究路线是实证主义的研究，着重于生活现象的描述。以大陆社会科学界目前的水平看，已经相当不错，但是要进入国际学术社群，还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台湾大学心理学教授黄光国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次，将无法解决“中国与西方”两种研究传统分裂的难题，唯有在“哲学反思”和“理论建设”上加大力度，才可能有所突破。

对于这些五花八门的反问，翟学伟最常回应的是学术批评。“我常想，既然经济学可以讲寓言，社会学为什么不能讲故事？为什么不能从故事中挖掘出社会机制运行的特征？”他甚至直接在论文里写道，“如果有学者对我采取的研究方法持有异议，完全可以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从事研究，用不着指责我的不是。”

而对于像女儿一样的年轻人对于当下社会的乐观态度，他却并不直接作出回应。他只是默默在他们所说的这个“只看你是否努力”的社会中继续收集“关系研究”的素材——跨国公司为官员子女留出岗位，这是他们的“本土化策略”；而应聘者填写的个人信息表里还有一个空，需要填写“是否有公司领导介绍，请写下领导姓名和职位”„„

在翟学伟看来，“今天的中国，人情和关系要比任何一个年代更厉害”，因为在古代中国，还有不看人情的案例，比如人们会纯粹基于地缘关系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是老乡”，而现在，只有“对我有用的老乡”才能得到帮助。

“你在学校，你很年轻，你想说什么都行。等你进了社会，工作了些日子，再来告诉我，今天的中国人讲不讲关系。”他说。

在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尽管翟学伟说自己的关系研究“不提供方法论”，但事实上，他还是在研究应对关系的对策。他最近正准备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人情与制度：平衡还是制衡》，里面的核心问题是：在中国这个“人情超级大国”，制度管得住人情吗？

“按照制度规定，博士生毕业需要达到一定的学术标准。可就算他真的没达标，你能毙掉他的论文吗？他毕不了业怎么办？找不到工作怎么办？毕不了业、找不到工作，哭了怎么办？”在博士生的讨论课上，翟学伟跟围坐在会议室的学生们严肃地讨论着，“这时候，中国人就会把门关起来商量对策了——制度是制度，制度说得一点儿也没错，可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他哭了，这怎么解决？”

于是，他推论出“人情与制度”在社会运行中的基本法则：

前提一：人情是每个人做事的最终依据。

推论：没有什么事不能商量，对人的判定可视人情亲密程度变通。

前提二：制度对人情的约束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它的作用是局部的、具体的；而人情是整体的、全局的，人们总要顾全大局，照顾整体。

推论：是非、真伪、诚实与否不是唯一重要的，合适、恰当、识相很重要。

前提三：制度与人情不是矛盾体，而是一种融合。

推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没有统一不变的规则。感情用事或者一味坚持原则都是对平衡与和谐的破坏。任何固守制度办事的人被看成是没有人情味的人。

„„

在历数了6条前提和由此得到的23条推论后，他得出结论：在中国，人情和制度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可以彼此相安无事的动态平衡。

“原本传统中国社会运行就有很明显的情、理、法三位一体的倾向。人情是中国社会的底色，说中国社会因为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所以不讲人情了，那显然不符合事实，是乐观主义者的自娱自乐；说中国人因为讲人情，所以恣意妄为、无法无天，那也不真实，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在不懈地建立各式各样的规章制度。”翟学伟说，“就真实层面来讲，如何平衡人情和制度，对中国人是一场智力挑战。人们每天忙忙碌碌都在力图从中寻求一条出路，既不伤面子，又不毁制度，进入一种高超境界。”

更有趣的是，翟学伟发现，在“人情超级大国”，人情可以实现“权力的再生产”——利用人情攀上权威就可能借助他们的力量，获得权力的转让，成为“日常权威”，享有等同于“权威”的权力。

他听说过一个案例：有学生急着毕业发论文，托了一圈儿关系，找了主编找总编辑，可谁也没能说服期刊编辑给他发稿，最后有人指点，去找那栋大楼里的一个后勤人员，果然立马发了稿。“最有面子的人，未见得是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不管他多普通，大家都要给他面子，他的心理地位高，这就是日常权威。”翟学伟说。

不过，当人情泛滥到制度无法抵制时，制衡人情的活动就会登场。讲理性的人们会执行检查、整顿活动，力图让人情和制度回到平衡点上。不过，翟学伟也发现，这种活动有时会呈现出“轰轰烈烈走过场”的特点，“轰轰烈烈”是对制度的期待，而“走过场”则是人情使然。

“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和“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

每到学期结束，翟学伟的课程都会收到学生写来的“课堂反馈”。帮着批改作业的助教跑来找他，哭笑不得地报告：大家明明上的是同一堂课，感受却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完全相反，这要怎么批改打分呢？

比如，有的学生是这么写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就得讲关系！前几天我家管道坏了，我本想按流程找相关部门解决，结果拖拖拉拉好久都没人来，还说通一次管道至少得要2000块。我一生气，直接找了认识的主管领导，结果不但立马来修好了，还客气地跟我寒暄了半天，临走也没要钱。所以想办事，走程序是没用的，还得靠关系！”

但是，也有学生的体会是这样的：“老师你说的太对了！在中国老讲关系怎么行！这个问题太严重了，现在处处看人情、看关系，这样的不正之风盛行，怎么能继续推进社会建设呢？我们必须大力打击这种讲人情、走关系的社会弊病，根除这个社会毒瘤！”

面对学生们截然相反的体会，翟学伟倒是很平静。尽管在这堂研究“关系和面子”的课上，有不少学生连他的名字都写错，一会儿“霍老师”，一会儿“瞿老师”，但他的评分标准很统一——60分到95分之间，最低至少及格，最高也不能太完美。他说，就算写得很烂，也最少给个及格，“人情社会嘛，总得给学生留条后路，不能一棍子打死”。

“上完我的课，你可以觉得关系特重要，事事走关系；也可以觉得关系很可恶，想办法与其抗争。这都是你自己的价值选择。我的目标是，我只对中国人的人情关系作出客观描述，不做价值判断，不提供应对关系的方法论。”翟学伟说，“事实上，即便我不提供方法，中国人每天忙忙碌碌，每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做。”

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幕其实就发生在他身边。在他没进教室前，一个学生指着坐在窗边的同学说：“你看看你，老师马上就要来了，屋里这么闷，你连个窗户都不开吗？你们啊，都只听上课的知识，可像我啊，就喜欢关注这些边边角角。”

接着，该生得意地跟屋子里的同学畅谈起自己下周安排如何紧凑，要出差参加一场青年干部论坛，“给领导讲课去”。说着说着他突然停下来，环顾四周：“不要用那么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嘛！别看我这样，我也是能上大场面的！”

“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在上世纪90年代初，翟学伟写的论文连个发表的地方都找不着，但现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已经成为颇受欢迎的课题。从北京的EMBA培训班到上海的高级媒体从业者训练营，许多地方都邀请翟学伟去讲课，谈“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尽管不再愁发论文，他却有了别的苦恼。比如，他从女儿小时候就天天跟她唠叨自己的研究，跟她大讲“中国人情关系模式”，但女儿却一直对“搞好人情关系”不感兴趣。即将读人类学博士的女儿喜欢看百科全书，胜过跟陌生人寒暄唠嗑，她甚至想要通过研究影视剧来做田野调查，“这样就不用跟人打交道了”。

“这就是一个研究‘关系’的学者养女儿，和一个研究‘关系’的人养女儿的区别。”说起这个，翟学伟的女儿无奈地摊了摊手，“我只听到了‘关系’是个什么概念。”

他还要愁学生。这位博士生导师发现，学生里真在安心研究“关系”这门学问的越来越少。相比于如何做好学术课题，他们每天心心念念的是另外一件事——如何尽快到学校规定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两篇论文。

出于好奇，翟学伟还把这个学术困境推导了一下：

为什么学生不能好好做学问呢？因为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发论文，学校规定，只有发了论文才能毕业。

为什么他们发不了论文呢？因为许多社会学类的学术期刊规定，不刊发博士生的论文，所以写得好不好还是其次，光是“博士生”这个身份就卡掉了发表机会。

那么，为什么学术期刊不接受学生的论文呢？原来，学术期刊都有排名，如果刊登太多学生而非教授的论文，会拉低这份期刊的影响力排名，显得不够上档次，没面子。

好吧，那为什么学生一定要发论文呢？因为大学也有排行榜，衡量一个大学学术能力高低的量化因素可不就是核心期刊论文发表量么？学生发的论文多，学校的排名就靠前，家长报考院校的时候就会说，你看这学校排第一，上这个大学有面子。

推理结束，答案再一次命中这位教授的研究核心——说到底，一切又都是个面子问题。

可是身为“面子问题”研究专家，翟学伟却对此无能为力。在和学生聚餐的时候，他默默坐在一旁，听着学生们热烈地讨论哪些刊物的版面费贵，看着学生相互出主意，“其实可以跟编辑哭穷，让他看在学生的份上，给个折扣价”„„

这种沉默在他的生活里时常出现：EMBA班的学生请他参加业界大佬的聚会，他去了坐一旁一言不发，默默观察着觥筹交错的生意人；多年不见的学生情侣突然说要请他吃饭，他到了现场才恍然大悟，这是人家的婚礼，他又只能默默坐着，因为忘了给人家包红包。

不过这些沉默的观察，扭头都会被他写进自己的论文里，成为他的研究案例。“别人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遇到没面子的事情，还得记录下来，回来反复想，留着做研究。”他说。

其实即使不去刻意收集，想在中国研究面子，真是满大街都是案例，每个人都是行家。听完翟学伟的“面子课”，“卓越领导力提升特训班”的学员们下一站是去夜游秦淮河。在那里，人们纷纷买票参观江南贡院，其中一大原因是门匾上用烫金字写着“中国古代官员的摇篮”。

人们凑在“清代各省夺魁人数表”前叽叽喳喳。在这份各省状元排行榜上，江苏出了49个，比第二名浙江多两倍，是第三名的5倍。一个游客指着成倍数递减的数字，问同伴：“怎么江苏的状元比其他省多那么多啊？”

“出了这么多状元都当官了，这以后批卷子的人还不得给他们的老乡一点面子吗？”同伴毫不迟疑地答道。

第四篇：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生 心 理 健

中国人的“面子”

论文作者： 邢华来

学生学号: 021120427

专业班级：12级工商管理四班

系别年级：管理科学与工程系

大 学康

中国人的“面子”

摘要：“面子”是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最不可或缺的人情媒介，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爱面子”。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往往以对方给不给自己‘面子’,给自己‘面子’的多少来判断对方对自己接纳程度,并对彼此关系进行认知和评价;同时,面子也是中国人的内在心理特征，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观’。

“讲面子”的心理既有利于维护中国人人际互动的和谐进行,是中国人自尊和自我意识得以实现和满足及荣誉感获得的较佳途径,是维系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重要工具;同时,‘面子’心理也影响着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理性’发展,有时会成为中国人人际交往中沉重的心理负担。

关键词：面子 中国式人文主义 维护 正文：

“面子”是中国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调节器’。爱面子是中国人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我们心理需求。人际互动双方爱‘面子’的程度,给不给‘面子’或‘面子’是否给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它直接关系到人际关系的方向和程度。从“给面子”、“留面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到“打狗还看主人面”，“不看僧面看佛面”，有关面子的种种说法在人们的言语对话里更是随处可闻。

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曾在书中写到“中国人的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却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举个例子很容易，给它下定义却很难。”

那么，中国人看重“面子”的心理问题到底是什么概念，为什么我们中国人如此看重 “面子”的心理,我们又如何对待这一心理呢？

一．面子的既有定义剖析

面子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概念。最早对“面子”进行论述的著作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著的《中国人的素质》。明恩溥虽然发现了面子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他无法给出面子的定义。以研究中国国民性著称的鲁迅对面子论述颇多,但他也规避了面子的定义问题。由此,给“面子”下定义的困难性可见一斑。

第一个给面子下定义的人是胡先缙。她用语义分析的方法对“脸”和“面子”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她搜集并分析了25条有关脸和面子的短语后,把脸定义为“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把面子定义为“人从社会成就而拥有的声望,是社会对人看得见的成就的承认”。

胡氏定义为了体现“脸”和“面子”的区别,突显“脸”的道德性而片面强调了“面子”中的成就因素。这个定义忽视了面子的其它方面,显得过于狭窄。“面子”中有道德的成分,长时间恪守礼俗或者在特定情况下仍能秉承礼的精神是能给个人带来面子的。(比如:封建时代朝廷对长期守寡妇女的表彰。)面子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获得。(如:某人的亲属取得了成就,占据了高位,此人也跟着有面子；又如:通过与有面子的人建立社会关系,个体也能获得面子。)从胡先缙的著作可以看出,她对这些问题隐约有了些认识,但是并未给予足够重视。

作为在大陆为数不多的研究心理的学者之一,翟学伟对面子下的定义可谓匠心独运。他效法胡先缙的研究方法,从语义分析入手,对“脸”和“面子”的内涵进行了区分,并逐一下了定义:“脸是个体为了迎合某一社会圈认同的形象,经过印象整饰后表现出的认同性的心理与行为。而面子是这一业已形成的心理及行为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脸集中体现人的自身形象或表现”；“面子偏向互动双方所处关系状况”,是一种“心理地位”。由此,翟学伟结合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指出:西方人在社会互动中,自身形象的塑造(脸)和在他人心目中产生的心理地位(面子)是一体的。而中国社会在重情轻理、等差主义、形式主义的文化因素影响下,导致了“脸”和“面子”的分裂,从一个统一连续体变成两个维度。即:面子的建立不一定要以脸为起点,而脸的获得也并不一定导致面子的拥有。

二．面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重要意义

脸面涉及的是个人的资源要让他人来分享,如争脸和争面子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获得了受人羡慕的学识、人品、才华、德性、情操、职务之类,或有了当地人认同的行为和事迹,结果那些没有这些个人特征的人通过特定的关系可以分享到这些特征,比如给面子就含有可以让那些相关的他人分享自己的荣誉、名声以及由此而来的物品、财富、地位、权势等意义。脸面作为一种资源扩散方式,是以他人的正面评价作为回报的,比如他人对施予资源者的接受、感谢、感激、颂扬等会让有脸者感到自己有了面子。可见,有脸者愿意与谁共享脸产生的资源,就是在赏脸给他,而他所要的最好的回报,不是物质帮助,而是多多的恭维、抬举和捧场。给他人面子就是对他人重要性的承认,也就是对他人成功、德性或善举的肯定、羡慕、欣赏、尊重、敬佩等。

面子是由脸出现后而获得的他人的评价,它从理想上讲承担着人们对一个人的脸是否被某一群体或社会圈承认的检验和考验的作用。由此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当然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这样,翟学伟给面子下的定义是:面子是个体对做出的脸的行为后的自我评价判定及其在他人心目中的序列地位,也就是心理地位。因此面子在根本上是一种由于个人表现出来的形象类型而导致的能不能被他人看得起的心理和行为。费正清对此有相当的认识。他说: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包括关心个人尊严的问题,但那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关心的。“面子”是个社会性的问题。个人的尊严来自行为端正,以及他所获得的社会赞许。“丢面子”来自行为失检,使别人瞧不起自己。人的价值,并不像西方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固有的品质,而是需要从外界获得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也影响了中国人的面子观,如地理特征、小农文化、乡土情结、血缘地缘关系的复杂性在社会中支配地位,高度重视伦理道德等等。如孔子以“仁”为至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五常,韩非的“三纲”,中庸文化反映在社会中的趋同从众心理。这都对面子观的形成和根植大众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的家族制度也是“脸面”形成的重要动力。我国有着深厚的“崇祖”观念,顺着家族延续的脉络向上追溯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家庭都是由祖先向下延伸的链条上的一个单位,个体也是每个单位中的一个分子。因此个人的行为及成就就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是包含了家族中其他成员的期待和脸面,包含了荣耀祖先的责任。这使得个人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而努力,争取至少是维护面子,最好能够取得成就,以光宗耀祖。

三．面子也有他的负作用 面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都极其的看重自己的面子。正是因为这些，有些人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走上错误的，甚至犯罪的道路。

大学生生因为面子打死人的事不时的发生在我们身边。尚某在学校操场和几名男女同学一起打篮球。同学苏某嫌尚某有犯规动作，几次说他不会打球，尚某感觉在女同学面前丢了脸，心中很不舒服。当苏某又一次说尚某打手犯规时，二人发生了争吵，尚某挥手打了苏某一个耳光，猝不及防的苏某倒在地上死亡。

一妇女一天上午忙完了家务活，便到邻居家与人搓起了麻将，可打了两圈不到，其丈夫就怒气冲冲地找了过来，进屋后，二话没说，上前就将牌桌掀了个“底朝天”，并当着众邻的面不停地训斥。该妇女回家后，感到丈夫不给自己面子，越想越生气，竟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乘家中无人之机，从床下找出一瓶农药，偷偷喝了下去，等邻居和其家人发现时已气绝身亡。

四．培养正确的面子观

面子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或许代表着尊严道德，或许是个人的能力价值体现，或许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面子一方面对于中国人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同时由于我们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不合理的面子观，直接危害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正确的面子观，是外在美与内在美的和谐统一，因此我们中国人应该树立正确的面子观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1.完善人格，修炼内功。讲究自尊不能仅仅依赖于面子，而应该依赖于自身人格的修养，只有塑造高尚的人格，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2.加强自我意识的培养。中国人过分爱面子有一定的原因是因为没能形成正确的自我意识。通过自省的方式正视自己，反思自己，认识自我。

3.以知识来装扮面子。正确的面子观是需要广博的知识来维护的。当你能继承前人的知识遗产，创新前人的知识成果，发明创造出新的事物那将会是很有面子的事。

总之，中国人的面子问题是和几千年来中国的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面子问题，每个人心理又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面子观，让中国的这一特色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

2.《中国人的脸面观》,翟学伟,1995,桂冠图书公司。

3.《人际交往中的名 与实———论“面子工夫”中的断裂》 沈 毅 4.《中国人的性格》,李亦园、杨国枢 5.《“面子”定义探新》 刘继富

第五篇：中国人的面子情感散文

中国人是最爱面子的，无论是达官富贾，还是市井凡俗，都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谓“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宁舍千金，不丢面子”就是最好的例证。

流传最早爱面子的当属那个齐国人，本来家里一无所有，穷得上顿不接下顿，却整天油光满面地四处炫耀，说与某某达官贵人同车共餐，好不荣光。久而久之，妻子不相信，便在他夜间外出时尾随。终于在富人家的坟地里发现了秘密，原来丈夫夜里偷食富人家剩下的祭品。回到家里，妻子嫌丢人，非要回娘家不可。爱面子爱到老婆跑了，真是得不偿失。

中国人爱面子，说白了，就是要赢得别人的尊重。这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要有底线，量力而为，硬是打胖脸充胖子，不但不会赢得尊重，反而落人笑柄。上世纪八十年代，某地一乡村民办教师，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店，让妻子平时卖些生活日用品及铅笔作业本之类，本小利薄，聊以贴补生活。为了显示有钱，七拼八凑买了瓶茅台酒，摆在贷架上，招徕生意。有天晚上，他约学校领导及同事吃饭。席间，有同事提出尝尝茅台什么味。一时酒劲上头，不顾老婆阻挡，硬是从柜台上拿下来，一气喝掉。酒喝得酣畅，场面也热闹。但客人走后，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瓶酒花了近半年的工资，能不心疼？都是爱面子闹的。

中国文人更爱面子，且不说那位科举落魄却始终不脱长衫的孔已己，就是如李白、杜甫之类的大诗人一样把面子看得格外重要。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爱面子到了不把皇帝放在眼里的地步，却也令人敬仰。杜甫爱面子也不逊色。有一年秋天，杜甫家里来了朋友，但家里只有两个鸡蛋和一点青菜，无钱招待。于是，睿智的诗人就做了几道特色菜。先是一道青菜叶加两个蛋黄，取名为“两个黄鹂鸣翠柳”；后是一碗清汤洒了点蛋清，取名为“一行白鹭上青天”。随后，就是“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船。”饭菜简单得近乎寒酸，但富有诗情画意而不失文人雅兴，在文坛上传为佳话，谁能说文人的面子不重要？

同样的唐代大诗人宋之问爱面子就相反，爱面子没有底线，到了令人不齿的地步。宋之问的外甥刘希夷也是唐代的大诗人，他写了两句脍炙人口的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宋之问看到后，便想窃为己有，央求外甥刘希夷把这两句诗送给他，就说是他写的。刘希夷不答应，身为舅舅的宋之问就把自己的亲外甥害死了。这个传说可能不真实，但也反映了爱面子害人不浅。时下，学术界广为诟病的论文剽窃问题，以及有些教授专家让人代笔自己署名现象，再次证明，爱面子而没有底线，必然会身败名裂，令人不齿。《诗经》有云：“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让别人瞧不起而不以为耻，这样的面子还是不要为佳。

历史上，爱面子而心狠手辣的，当属那位垂帘听政的晚清西太后。据说，西太后与一个宠爱的太监下棋。下棋中，宠爱的太监一时得意忘形，随口说了句：“我吃掉老佛爷的马。”西太后老佛爷立时恼羞大怒：“你吃我的一只马，我杀你全家。”果然，就把太监全家杀了。为了不丢面子而杀人全家，这样的人也太歹毒了吧？

有些官员好面子，有权而任性妄为。民间曾流传这样一则笑闻，说是开会期间，有位官员不慎放了一个响屁。为了掩饰尴尬，官员故意提醒新来的秘书公共场合要注意文明。不曾想，新来的秘书委曲地解释：自己没有放屁。会后，官员对秘书大发雷霆：一个屁你都不能承担，你还能承担什么事？笑话归笑话，现实中，有些官员的面子工程确实劳民伤财，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官员好面子有百害而无一益，因而，谋实绩、干实事、求实效一经提出，便成为关乎民心向背的重要砝码。

面子到底要不要？如果涉及民族尊严和个人荣辱，如朱自清先生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的救济粮等，这样彰显骨气的面子就必须有。而那些有损人格尊严或者于人于已有害无益的面子，还是不要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