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人均输液8瓶背后[范文模版]
中国人均输液8瓶背后:利益驱动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各方利益驱动下,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拉动了相关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都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怎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
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当护士将输液针刺入头皮,1岁大的儿子开始哇哇大哭,北京市民李文娟(化名)心里隐隐作痛,不过她安慰自己:孩子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
这是1月13日的北京市儿童医院,李文娟的儿子是这所医院每天输液的3000名病人之一。和很多(可能是大部分)患儿一样,他因为感冒来此求医。
李文娟并不知道,输液将让她的孩子面临诸多风险。中国医院协会全国合理用药监测办公室专家孙忠实说,美国国家药监局早在2007年就曾发出警示,两岁以下的小孩,原则上不使用抗感冒药。至于通过输液治疗感冒,在美国更是难以想象。
输液在中国并非是新出现的问题。事实上,“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现实中早已被颠覆。短短十几年间,伴随着医改的进行,中国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输液大国”。
输液问题此次引起国人强烈关注,是因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年前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透露出来的几个数字: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液,远远高于国际上2.5至3.3瓶的水平……
中国在关乎民生的统计中,人均指标大都落后于国际平均水平。然而,在医药卫生领域却出现罕见的反例。在“人均输液8瓶”之前,另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人均抗生素的使用量,是美国的10倍。
1月11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称,将通过公立医院改革改善“输液过度”问题,被认为实际认可了“人均输液8瓶”的说法。不过,在医疗卫生系统,“人均8瓶”说法却引起了反弹。卫生部合理用药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对数字的真实性深表怀疑。
“不知道这个数字是哪里出来的,我认为不准。”吴永佩说。
吴永佩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得知朱之鑫的说法后,他曾亲自打电话给国内某大型输液企业核实,对方告诉他,这家企业2009年共生产22.1亿袋输液产品,其产量占全国产量的27.9%。吴永佩经过计算,认为当年输液产品的产量是79.2亿袋,远低于朱之鑫说的数字。
吴永佩没有说明上述市场占有率数字的出处,且要求本报记者不透露该生产企业的名字。
吴永佩说,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发改委主管医改工作的领导,朱之鑫讲这种话“不应该”。
“怎么能随便给人大报告这个?有没有科学依据?”吴永佩说,“你可以告诉他,如果他同意,我愿和他辩论。”
南方周末记者曾致电国家发改委秘书处,希望就输液问题联系朱之鑫本人采访,结果被对方婉拒。
作为研究输液产业多年的业内专家,中国医药设备工程协会秘书长顾维军对于104亿袋的数字基本认可。由于朱之鑫兼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顾维军推测,104亿的数字来自于医院的可能性大,而通常医院的数字要比企业的准。
尽管质疑数字的准确性,但吴永佩也承认,中国确实存在“输液过度”问题,单就病人群体而言,人均输液量比发达国家高两倍以上。
年产量:11年增长四倍
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据顾维军介绍,1998年中国化学药品工业协会统计的输液生产数量是19亿瓶,加上医院自制输液四五亿瓶,总共不过24亿瓶,平均到每个人身上不到两瓶。当时企业的目标是通过扩大生产和降低价格,以求赶上国外平均水平(2到3瓶),满足国内患者需要。
结果自那之后,中国输液用量突飞猛进,年均增长率近20%,输液成为与抗生素、针剂、片剂等并列的医药行业五大制剂之一。南方周末记者从一份关于大输液市场分析报告中读到这样了字句:……2001年,一股改建、新建、扩建输液生产线的热潮席卷全国……当年产量即达到31亿瓶,比上年增长30%。自1998年到2009年,短短11年间,中国输液产量增长了4倍多,人均水平超出国外两倍以上。
中国的医药企业一向以“做不大”饱受诟病,然而,输液产业却是例外,近十几年来,中国已经崛起了若干输液企业巨头。其中成立于1996年的四川科伦集团在短短十年间,就以年产20亿袋(瓶)成为全球最大的输液生产商。不过,据顾维军介绍,中国的输液产品虽然量大,但出口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用在国内患者身上。
除了输液产品本身,输液还拉动了若干相关产业。据顾维军介绍,中国除了有407家输液生产企业,还有几十家输液包装材料生产企业,几十家装备生产企业,上百家输液器生产企业,上百家与输液配合使用的粉针剂生产企业。而输液产品的任何“技术改进”——哪怕换一个瓶塞——均意味着几亿甚至几十亿的市场。
北京市儿童医院前副院长胡仪吉见证了医院输液几十年的变化:他当年从医时,儿童医院每天病人2000人,输液的不过100人,通常是重病人。现在输液从治疗方式变成给药手段,儿童医院内科系统每天有6000病人,其中一半要输液。
充满风险的给药方式
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
2010年11月28日晚,“人均8瓶”新闻曝出之前不到一个月,5岁患儿夏臣森在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时出现异常,后在抢救过程中死亡。
经专家调查,夏臣森的输液异常很可能因药物配伍禁忌引起——有两种药本不可同时加入到盐水中。
夏臣森是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10天内第二起患者输液后死亡事件,11月19日,一位53岁的患者在该医院输液后,刚走出医院即突然倒地死亡。
由于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均无相关统计,没有人知道全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因输液引发的药物不良反应。不过,来自郑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相关数字或可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2009年这个中心接到的一万多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中,静脉给药(即输液)占到84.8%。
在孙忠实看来,通过药品不良反应渠道统计的数据,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因为担心医疗纠纷和声誉受损,医院往往并不愿意将真实情况上报。
事实上,医药界并无分歧:药物直接进入静脉血管,输液这种给药方式充满风险。“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用药共识。上海医生陈晓兰说,风险几乎存在于输液过程的所有环节,除了可能带来诸多药品不良反应和配伍禁忌之外,对于病人而言,医务人员的操作(穿刺过程、滴速和用量),盐水(糖水)的质量,输液器及注射器的质量,均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一旦出现问题,又很少对同批次的输液器和液体进行检测。
与单纯的盐水或糖水相比,一些治疗性输液产品可能蕴含着更大风险。2006年发生的欣弗(克林霉素磷酸酯葡萄糖注射液)事件是其中的典型,这种治疗性输液制品造成了11名患者死亡,后经国家药监局认定,该药没有按当初批准工艺生产。不过,有业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称,事实上该药根本就不应该批准为输液制品。
此外,向以“安全”为特点的中药,在制作成输液产品之后,也经常成为致命杀手,如双黄连、鱼腥草、莪术油等中药注射剂近年来问题频发。因为存在安全问题,国家药监局审评中心不得不于2009年底开始重新审评中药注射剂输液型药品。
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患者而言,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并不难懂的风险,正如李文娟的情况一样,人们的观念中只有——输液好得快。
医生个个成“一瓶”? 输液“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
为什么中国人头脑中会有如此奇怪的观念?它们是何时,通过何种途径被置入患者的头脑的?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多名医药界人士称输液过度是医患双方的原因。孙忠实说,在输液问题上,医生和患者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顾维军则将输液视为“社会问题”,是当前社会普遍的浮躁心理造成了“输液好得快”的认识误区。此外,还有说法称,医务人员给病人输液多是无奈之举,“我不给他打(点滴),他就要打我”。
不过,法律界和医学伦理学界部分人士却对此持不同看法。卫生法学者卓小勤认为,将输液问题归咎于患者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医患关系中,患方总体而言是被动的,没有医务人员的误导,患者不会形成对输液的认识误区,而即使是有少数病人坚持不必要的输液,也只能说明医务人员没有尽到职责,未就输液的风险作出说明。”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医学伦理专家邱仁宗认为,输液过度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部分原因是患者的认识问题,但主要原因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追逐利益造成。
公立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被普遍认为是造成输液过度的制度性因素。孙忠实认为,作为医院,给病人输液的目的并不在于输液本身,而是在于联合用药。孙忠实估计,与若干年前不同,当前输液中已经极少有单纯的盐水、糖水,90%以上是联合用药,其中抗菌素占到相当比例。陈晓兰则将输液形容为“搭起了一个收费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加药收取药费,还可收观察费(尽管未必有真正的观察)、注射费、输液费等。
上海某中医院主任医师马华(化名)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其所在医院的输液与药品回扣和奖金提成直接相关。对医生而言,输液很少是单纯输盐水和糖水,大都跟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可以大剂量地使用抗菌素,后者的回扣往往很高;对于护士而言,其奖金与输液人次直接挂钩,因此护士也希望医生多开输液,有的为了让医生多开输液背后给医生好处。
陈晓兰对此深有体会,据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某医院进修时,发现该院一名医生因为常给病人输液,被同事们讥笑为“一瓶”。然而10年后,陈晓兰发现,大部分医生都成了“一瓶”。陈晓兰担心,在现在环境下,如果限制输液,一些医生已经不会用药了。
输不输液谁说了算?
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2006年,陈晓兰成为上海市医保局聘请的数名“社会监督员”之一,有一次医保局开会时,陈晓兰就输液问题提出意见,认为医保不该报销那些本不必要的输液治疗。结果医保局一位负责人说:病人是否输液应该由医生决定。陈晓兰则认为:应该由病情决定。
陈晓兰认为,输液滥用本身就是医务人员违反用药原则的结果,而医院管理层和卫生、药监、医保等部门的不作为又纵容了此种现象的蔓延。
在孙忠实看来,输液泛滥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因素——临床药师岗位的缺失。在美国,上世纪60年代建立了临床药师制度,以监督医生合理用药。而我国这一制度仍在探索中,在孙忠实看来,如果该制度能成功建立,将会有效控制输液的滥用。
而在陈晓兰看来,中国以前的医疗体制中,原本有“药剂师”这一重要岗位,其主要职责是对用药安全进行把关。如果医生开出不安全、不科学的输液方,那么“药剂师”审核时就可以退还处方,实际起的就是临床药师的把关作用。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医院的“药剂师”变成“执业药师”,其原来的职能不复存在。于是,中国医院极少再看到药房因用药安全问题退处方现象。
按顾维军的说法,当前医院的药师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搬运工”,主要是保证医院的药品供应,离国外临床药师的职业定位差得很远。
近年来,抗生素滥用问题已引起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诸多措施,然而,对于同样滥用的输液问题,却几乎未加任何控制。在孙忠实印象中,无论是卫生部还是国家药监局,从未单就输液过度问题发过文件。随着输液量急剧加大和输液安全问题频发,以上海为主的部分医院纷纷成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主要内容是在医院内部成立独立机构,在药师参与下集中配药,以保证医务人员和患者的用药安全。
然而,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却褒贬不一。反对者认为,由于临床药师制度未能建立,该做法的实质其实就是多收一项“药事服务费”。而此项收费一旦批准,很可能在医院内部建立起一个新的鼓励输液的机制。
并且,推行此项做法的医院,多是由企业出资建立“静脉用药调配中心”,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新疆的几所医院在实施这项改革中,出现了这种现象:医院曾与企业签订合同,后者资助前者建立配药中心,前者则必须使用该企业生产的输液产品,而且要达到一定数量。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业人士认为,这一做法,暗合了医药市场的一种特有现象:不是需求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和监管,企业生产多少瓶(输液),医务人员就得用多少瓶,老百姓就得输多少瓶。”该人士说。
这种做法被部分业内专家视为企业和医院的“双赢”,但批评者担心,输家将是患者和国家。
第二篇:一次性输液瓶回收协议
一次性输液瓶回收协议
甲方:
(以下简称甲方)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一、根据吉林省卫计委《关于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医疗污水管理通知》中对“使用后输液瓶的管理要求”有关规定,甲方为依法、安全处理使用后的一次性输液瓶,与乙方签订了本协议。
二、甲方向乙方出售、乙方有偿回收处置的甲方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不属医疗废物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甲方不向乙方出售或转让任何属于医疗废物的物品(包括被污染的应做医疗废物处理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乙方不得接受任何属于医疗废物的物品,发现有应按医疗废物处理的物品混入的应及时退还甲方,由甲方按照医疗废物处理程序处理。
三、乙方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卫生部、吉林省卫计委有关规定做好回收物品的回收处置工作,保证回收处置合法依规安全;回收物品的处置利用不用于原用途,用于其他用途时应符合不危害人体健康原则。
四、甲方科室将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用塑料输液瓶(袋)装入箱中,由乙方到固定地点收取。双方做好交接登记,写明时间、重量、双方经办人签字,登记资料至少保存3年。
五、乙方自行负责回收物品的运输工具及运输安全,乙方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
六、甲乙双方约定,存在下列情况之一的,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解除本合同:
1、乙方不再具有回收物品回收处置合法资质的;
2、乙方因违法、违规处理回收物品受到行政或司法处理的;
3、乙方因回收处置回收物品不当,致使甲方权益受到影响的;
4、乙方未按照约定及时上门收取回收物品影响甲方正常工作秩序,情节严重的;
5、根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行政部门政策规定和通知要求,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
十、本合同经双方盖章或签字即成立,合同履行期限为三年,自2017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10日止,到期后经双方同意可以续期;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
十一、本合同书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2017年6月10日
第1页,共1页
第三篇:输液瓶回收联营合同
联营合作协议书(输液瓶回收)
甲方:龙岩市永新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一、联营背景:甲乙方系已按照有关规定取得不属于医疗废物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以下简称回收物品)回收处置的合法企业。因甲乙双方所处地的处理量均不大,为了更好地资源整合提高利用率及更好持续地为医疗机构服务,甲乙双方决定在甲方所在地统一合法处置。
二、联合方式:根据《合同法》及国家卫计委、中宣部、环保部等八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医疗机构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30号)文件要求,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本协议。(1)联营合作项目:乙方在所在地所收集的未被污染的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
(2)联营合作条件:甲方提供生产场地及生产设备,负责安全生产,并取得合法经营手续;乙方负责合法收集及运输到工厂统一处置。(3)联营合作的组织机构:联营合作期间,甲方法定代表人全权负责的安工厂全生产,质检及内部的行政管理,乙方可派专业人员协助监督(4)联营合作的盈亏分配:扣除人员工资,水电,税收等一切工厂费用,甲乙双方按5:5进行分配。
(5)联营合作时间:从2018年4月8日至2020年4月8日,共计叁年。合同期满另行签署合同,甲方在同等条件享有优先权。(6)联营合作期间及终止甲方拥有工厂的所有权。
三、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擅自终止合同,都要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2)甲方拒绝生产乙方提供的业务,视为违约;乙方的业务不提供给甲方生产,视为违约。
(3)因不可抗拒的因数,双方均免除违约责任。
四、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协议发生争议时,由双方友好协商,协商不成可在工厂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五、其他:甲方承诺在合作期间无任何债务纠纷,若存在甲方自行承担。
六、本协议一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本协议的附件是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样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甲方:(盖章)乙方:(盖章)法定代表人:董天剑 法定代表人: 委托人:郑晓镭 委托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地址:福建省龙岩市龙州工业园区 地址:
2018年4月8日
第四篇:关于输液瓶回收协议
关于输液瓶(袋)回收协议
甲方:常熟市虞山镇藕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以下简称甲方)乙方:倪继毫
(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乙方愿意有偿收购处理甲方的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物品;甲方系已取得执业许可证书的医疗机构,愿意有偿向乙方出售可回收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为了依法、合规、安全处理回收物品,根据卫生部、环保总局《关于明确医疗废弃分类有关问题的通知》(卫办医发[2005]292号)规定,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协议:
一、甲方向乙方出售、乙方有偿回收处置的甲方医疗活动中产生的不属于医疗废弃物的各种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甲方不向乙方出售或转让任何属于医疗废物的物品(包括被污染的应做为医疗废物处理的玻璃(一次性塑料)输液瓶(袋)),乙方不得接受任何属于医疗废物的物品,发现有应按医疗废物处理的物品混入的应及时退还甲方,由甲方按照医疗废物处理程序处理。
二、乙方承诺将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卫生部、江苏省卫生厅有关规定做好回收物品的回收处置工作,保证回收处置合法依规安全;回收物品的处置利用不能用于原用途,也不将回收物用于生产食品、药品、化妆品、洗涤用品等包装容器及服装、被褥、日用品等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产品生产中。
三、经双方商定,回收物品收购价格为:
,乙方在收取回收物品时与甲方现时结清。
四、乙方自行负责回收物品的运输工作及运输安全,乙方必须按照相关卫生法规、程序、标准对回收物品进行运输,严禁丢失、污染环境、违法转卖等。
五、乙方在收购甲方物品后,造成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六、本协议经双方盖章或签字即成立,协议履行期限为
年,自
****年**月**日至
****年**月**日止,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
七、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常熟市虞山镇藕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乙方:
法定(委托)代表人:
法定(委托)代表人: 日期:
日期: 地址:
地址: 手机:
手机:
第五篇:文风背后的“中国梦”
文风背后的“中国梦”
——中国媒体“改文风”的历史与价值理想
黄卫星 李 彬
2013-3-1 10:10:55来源:中国记者
对现代国家而言,对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新中国来说,文风已经远远不是语言本身及其风格问题,在清晰的话语、鲜活的表达、生动的思想文化背后,还折射着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及其价值,一种追求复兴的宏图远虑。
党风影响文风,文风反映党风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邪气,勇于恢复共产党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这一系列新规中,诸多外媒读出的远不止中共高层“对红地毯和豪华宴会的拒绝”,更有“打击官僚作风”“争取民心”的努力。韩国《东亚日报》在题为“中国新领导集体正掀起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的新风”的报道中称,针对中共领导层的上述变化,很多中国人发出“务实”“感到很温暖”“新奇”“感觉领导人接地气”的感慨。观察家们大都认为“八项规定”的变化清楚表明了中共新领导人的“新风貌”——树立新党风以“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令民心振奋的八项规定中有三项规定跟文风问题有关:讲话要简短,力戒空话、套话;文件简报要精简,有实质内容、富有实际作用和意义;新闻报道要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且报道要简短精悍凝练。这三项规定分别从开会讲话、文件简报和新闻报道三方面对语言作风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其它五项规定共同反映出的实事求是、实干高效、亲民为民的执政理念,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端正党风政风。这既是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对执政党自身的一次自我洗礼。
党风影响文风,文风反映党风,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整顿党的作风开始,继而整顿和改造文风和学风,“三风”的综合整顿净化了党的肌体,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为党的领导注入了活泼的生命源泉。为整顿文风,尤其整顿洋八股、洋教条反映到共产党内的文风,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反对党八股》讲话,列数了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所列举的这些“罪状”,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也不难发现其继承者。比如,有的领导干部无论大事小事、有事无事动辄开会,空话大话千人一面;有的领导机关发文件、领导干部写文章,洋洋洒洒几千言尚未进入正题,搬用术语,言之无物。群众讥之为“不紧不慢的会议,不急不躁的报告,不咸不淡的讲话,不痛不痒的文章”“干部听了理不清,群众听了耳旁风,基层看了搞不通”。新闻报道应景文章颇多,缺乏新闻价值,真是“写谁谁看,谁写谁看”。此等文风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作风、不学无术的浮夸作风、脱离实践的主观作风一起,长此以往不得不令广大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避而远之。
文风问题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问题
文风问题不只是语言文字表达方式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问题。讲话、写文章都应从实际出发,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书本、文件、概念出发,真正做到有的放矢。下决心改进文风、转变作风,倡导务实精神,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党精神。对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党的十八大有明确部署,要求“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强调“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
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
“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2012年11月15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亮相,总书记习近平的一番“就职演说”,让等候有时的现场记者与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到朴实、亲切、耳目一新,也展现了一种自然清新的文风。
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中共领导人有新气象,朴实有人情味,与民众更接近,这是良好的开头,令人充满期待。中宣部近日发出《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短、实、新,反对假、长、空的文风;强调说真话、写实情,杜绝脱离实际、内容空洞和“应景”文章;要力求报道简短精炼,直截了当,要言不烦、意尽言止。
眼下,新闻界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已是春草绿色,春水绿波,富有人间烟火气的报道好似春风扑面而来。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中,154件获奖作品不单内容实在,文风也颇有改观。就在草拟这篇小文时,还看到《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信仰的味道》(2012年11月27日),读来如饮醇酪,回味悠长。
文风折射追求复兴的宏图远虑
表面看,文风属于语言问题。在《反对党八股》(1942)里,毛泽东妙语联翩地谈了一系列这方面问题,提醒语言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倡导向人民学习、向外国学习、向古典学习。几乎同时,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政治与英语》(1946)里,也批评了英语中令人生厌的洋八股,包括空疏乏味的陈词滥调:iron heel(铁幕)、melting pot(熔炉)、free peoples of the world(自由世界的人民)、Achilles' heel(阿喀琉斯之踵)、stand shoulder to shoulder(并肩作战)等。面对此类缺乏生气与想象力的修辞,他说有一种奇怪感觉,就像看到傀儡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内里看,语言是精神世界的食量,文风问题直接关乎思想的活力以及社会生活的生命力与创造力。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历程上,生机勃勃的时代常常伴有生意盎然的文风,就像先秦的诸子百家、诗经楚辞,就像汉唐气象的《大风歌》《史记》以及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诗赋。相反,羸弱萎靡的时代病象也往往体现于苍白无力的文风之中,如齐梁文人、明代小品、桐城古文以及鲁迅批评徐志摩的“论绝妙的音乐”:
„„慈悲而残忍的金苍蝇,展开馥郁的安琪儿的黄翅,颉利,弥缚谛弥谛,从荆芥萝卜玎琤oe洋的彤海里起来。Br-rrr tatata tahi无终始的金刚石天堂的娇袅鬼茱萸,蘸着半分之一的北斗的蓝血,将翠绿的忏悔写在腐烂的鹦哥伯伯的狗肺上!你不懂么?咄!吁,我将死矣„„
距今整整70年前,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面临着抗战以来最艰难困苦的险恶局面,外有日寇疯狂扫荡,内有国军不断摩擦,皖南事变更是举国震惊。而在如此戎马倥偬之际,共产党闲庭信步似的开展了一场整顿“三风”运动。整顿教条学风以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传统,整顿宗派山头以形成众志成城的革命力量,无不针对着党、军队和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意义自不待言。而让一般人多少有点不解的是,与此并列貌似“舞文弄墨”的文风问题。而这恰恰表明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不同寻常的高瞻远瞩。对现代国家而言,对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新中国来说,文风已经远远不是语言本身及其风
格问题,在清晰的话语、鲜活的表达、生动的思想文化背后,还折射着一种鲜明的社会政治及其价值,一种追求复兴的宏图远虑。中央党校李书磊教授说得好:
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
新鲜、深刻、真实的话语代表了执政党的正心诚意,代表了执政党理解世界、领导国家的能力,也是它团结社会、动员人民的力量源泉。(《再造语言》)
所以,反对党八股、洋八股,整顿空洞无物、晦涩苍白的文风,绝非共产党人和文人毛泽东的“闲笔”,其中不仅蕴含着一个肩负使命的现代政党对于文化政治与文化领导权的深刻把握,而且更彰显着“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想。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契机,解放区新闻界也曾如火如荼“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战地记者“客里空”更成为假大空的代名词。在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热潮中,一批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新闻作品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这样一种清新动人的朴实文风,不仅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鱼水深情,而且形成了天下归心的崭新局面。
从此,文风问题始终与党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真切、朴实、自然、新鲜的文风也逐渐融入新中国新闻界的血脉,并形成既有别于民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体与新闻文风。
毋庸讳言,作为世纪顽症,党八股、洋八股时隐时现,不绝如缕,假大空的文风在新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一长串教训,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陈陈相因的表
达、极尽夸张的风格、自命不凡的措辞、矫揉造作的用语、没有生气的官话套话空话——这种语言具有本雅明所谓“大话崇拜”的特征,仅仅追求震惊效果,众声喧哗而不过大脑,实际上充当了社会生活的麻醉剂。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写的一段追悼会讲话,捧腹之余值得警醒: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在全县人民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中,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在上级党组织的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在我们大队全面落实公社党代会一系列战略部署的热潮中,我们的罗玉兴同志被疯狗咬了„„
此类空疏的废话总是迅速繁殖,极度膨胀,形同污染湖面的大片蓝藻,“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莎士比亚)。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如今,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已在两个百年的蓝图里具体呈现。此时重申文风问题,明确“贵在走,难在转,重在改”,既进一步彰显了执政党为人民服务的正心诚意,更体现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文化自觉。
(作者分别是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