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扶贫模式选择研究

第一篇：甘肃省扶贫模式选择研究

甘肃省扶贫模式选择研究

摘 要：甘肃作为全国的贫困省份，贫困的原因十分复杂。二十几年扶贫开发的实践，成功探索了区域性开发扶贫、解决温饱的反贫困道路模式。新形势下扶贫模式的选择非常重要，实行以“教育反贫困”战略，用知识创造财富等措施是当下最实际而有效的办法。

关键词：贫困成因 扶贫模式选择 教育反贫困

一、关于甘肃贫困成因的分析

关于甘肃农村贫困的原因，省内外专家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此已有比较多的分析和总结，普遍一致的结论认为，甘肃农村贫困最直接的原因在于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生存环境严酷。此外，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投入不足，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素质低下，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从自然条件看，以定西为代表的中部干旱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气候类型，突出特征是严重干旱缺水，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流域乃至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干旱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以陇南、临夏、甘南等地州为主的南部高寒阴湿及少数民族地区，是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西秦岭山地的交汇地带，山大沟深坡陡，土地贫瘠，气候寒冷阴湿，冻、旱、涝、雹和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地形条件恶劣，交通极为不便，是全省贫困程度最深、剩余贫困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地域分布上，甘肃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于中部干旱地区和南部高寒阴湿及少数民族地区，这两大区域集中了40个国定贫困县和95%左右的剩余贫困

人口。由此可以看出，甘肃农村贫困最直接的原因莫过于自然条件的严酷。

从社会经济和人口因素看，甘肃贫困地区带有共性的特征就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下，非农产业发展落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经济发展的启动力严重不足。教育落后，卫生条件差，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素质低下，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人口素质上，由于经济落后，贫困地区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制约，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普遍偏低，文化素质不高，思想观念落后，成为脱贫致富的严重障碍。据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南部高寒阴湿及少数民族地区18个贫困县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左右，而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40%以上。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省最贫困的临夏、甘南和陇南地区，农村文盲率仍然分别高达34.94%、30.36%和26.73%，大大高于全省平均17.09%的水平，其中东乡、合作两县（市）高达48.62%和50.31%。

根据舒尔茨等发展经济学家的分析，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技术长期保持不变，依靠世代传授的经验，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农业。由于生产技术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生产水平低下，这就决定了传统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经济。在贫困地区，贫困农户更为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导致全部生产成果还不能满足自身和家庭的最低生活需要，自给不能自足，陷入绝对贫困。贫困地区传统农业的封闭性和自给性，决定了贫困农户在农业生产决策时必然要以解决温饱为首要和最重要的目标，从事其他生产也是完全出于满足自给的

需要，从而在贫困地区形成了以自给性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以粮食生产为首选的生产决策，恰恰又与贫困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相矛盾，粮食生产时常遭受自然灾害的打击，产量水平低且极不稳定，结果导致一些贫困地区长期搞粮食生产却长期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的尴尬局面。就甘肃而言，除河西走廊、沿黄灌区等水土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外，大多数贫困地区自然条件不利于粮食生产，粮食生产水平很低。在全国有名的定西地区，贫困的最大原因是干旱缺水，长期不得温饱的农民，多少年来把粮食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种粮食、解决温饱上，然而“老天爷”似乎有意与农民的种植习惯作对：在定西干旱山区，农民靠天吃饭，正值小麦最需水的春夏之交，却几乎年年都出现旱情。多少年来，为了生存，为了抗旱，人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导致农村贫困的其他一些因素，诸如生态环境恶化、人口增长过快、人口素质低下，等等，从根本上看，也都与长期封闭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关。与现代农业相比，土地和劳动在传统农业中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投入很少。由于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生产工具落后，土地产出率低，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耕地面积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满足农户家庭最低的生活需要，因而，在缺乏新的生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传统农业增长只能更多地依靠扩大土地耕种面积。随着人口的增长，人地矛盾在贫困地区日益突出，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使得粮食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时，开垦新的耕地就成了解决粮食问题的主要途径。而耕地面积扩大后，劳动

强度相应增大，于是便产生了增加劳动力特别是男劳动力的需求，结果进一步推动了人口生育的过快增长，导致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陷入“越穷越垦，越肯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

二、甘肃扶贫开发模式及主要措施回顾

甘肃的扶贫开发工作，从管理模式上讲，有三种模式：1982至1992年主要是项目管理：1993至2000年主要是到村到户；2001年至今主要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在世纪之交的1998年就开始积极探索新的扶贫模式，把项目管理和到村到户结合起来，实行整村推进，既是在对过去十多年的扶贫措施进行总结，又是在探索扶贫工作的最佳方式。通过试点，成功地摸索了21世纪扶贫开发的可行模式之一，即项目管理与到村到户的最佳结合—整村推进。20多年来，甘肃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

1、加大扶贫资金的投入及合理利用。全省2009年扶贫资金完成情况如下所示：

（一）财政扶贫资金。2009年，省上共下达市（州）及县（区）各类财政扶贫资金109539万元。其中，“三西”专项资金20000万元、中央财政扶贫资金79437万元、省财政配套扶贫资金4602万元、“两州一地”扶贫资金5500万元。

截止2009年底，拨付到项目资金113635.28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03.74%。其中，“三西”专项资金20753.59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03.77%；中央财政扶贫资金80810.81万元、占计划下达资

金的101.73%；省配套财政扶贫资金5757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25.1%;“两州一地”扶贫资金6313.88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14.8%。

财政报帐资金100949.45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92.16%。其中，“三西”专项资金报帐20637.84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03.19%;中央财政扶贫资金报帐70396.73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88.62%；省配套财政扶贫资金报帐4179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90.81%；“两州一地”扶贫资金报帐5735.88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04.29%。

结转下年资金20671.07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18.87%；其中，“三西”专项资金结转614.37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3.07%；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结转18573.7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23.38%；省配套财政扶贫资金结转1021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22.19%；“两州一地”扶贫资金结转462万元、占计划下达资金的8.4%。

（二）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资金。2009年全省下达扶贫贷款贴息资金5114万元，实际完成资金4691万元、占下达贴息资金的 91.73%，吸引贷款97343.14万元。其中，项目贷款贴息下达资金2164万元，实际完成资金1922万元、占下达贴息资金的88.82%，吸引贷款58371万元；到户贷款贴息下达资金2950万元，实际完成资金2769万元、占下达贴息资金的93.86%，吸引贷款38972.14万元。

从上可以看出，不管是财政扶贫资金还是扶贫贷款财政贴息资金，都占有很大的比例，政策扶贫加上资金的合理利用，才能真正达到脱贫致富的效果。

2.以改土兴水为重点，坚持不懈地改变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 甘肃的特点之一是农村人口多，人均耕地少，主要靠农业解决生存问题。因此，农业生产条件的好坏，成为农民能否解决温饱的重要保证。为此，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始终坚持了建设基本农田不动摇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坚持不懈地大搞梯田建设，采取集中修与分散修、突击修与常年修、人工修与机械修相结合，山水田林路统一规划，以贫困村为重点整体推进。其次是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针对甘肃干早缺水的实际，先后建成了引大入秦、景电二期等大型水利工程。与此同时，还因地制宜的兴建了一大批小提灌、小塘坝、小水库，新打了一批机电井。全省有效灌溉面积由1982年的1270万亩，增加到2003年的1946万亩，农民人均水浇地达到0.79亩。三是针对1995年甘肃出现的历史上少有的特大干早，实施了大规模、大范围的以“121”为主要形式的雨水利用工程，解决了250多万人、28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补灌农作物面积达354.6万亩。

3.坚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支柱产业

甘肃春季干早，有限的降雨集中在三季度，但土地面积广，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各地（市）在发展有市场、有效益的产品和产业上都有各自一定的优势。为此，在扶贫开发中注重坚持调整农副业结构，以种养业为重点，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面向市场，发展了一批支柱产业。目前，以林果、畜牧、马铃薯、中药材等为主的支柱产业取得了较快发展，已成为农民和县级财政的重要来源。大力发

展以种草养畜为主的家庭养殖业，发展了一批养殖专业户和专业村，兴建了一批养殖和加工业，全省人工种植优质首蓓草46.7万公顷，草产品加工能力超过30万吨，已列全国首位，种草养畜已成为贫困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定西市作为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农业结构调整种避开春季干早少雨，利用春秋雨季，大力发展马铃薯和中药材，马铃薯种植面积已达290万亩。定西市农民人均从马铃薯生产中得到的收入达到339元，占人均纯收入的22.7%。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06万亩，其中在全国有名的当归种植面积占到全国的70%，全省的80%。目前以定西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中部干早区，形成了马铃薯、药材、蔬菜、草畜、花卉五大主导产业，种植面积已占总播种面积的42%，成功解决了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

4.实施科技扶贫，不断提升扶贫效果

贫困地区地处偏远，信息不灵，交通不便，文化科技落后。甘肃把贫困地区科技推广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措施，重点抓好建立健全县、乡、村、社四级科技扶贫推广网络和农业科技适用技术的推广。到2003年，已累计推广各种农业科技成果200多项。每年新品种种植面积1100万亩，培训乡村干部I万多人次，培训农民技术员40多万人次。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花钱问题，甘肃大力推广了地膜粮食温饱工程、膜侧小种植技术、节水灌溉、苹果套袋、暖栩养畜等实用技术，使大多数在干早缺水贫困地区的农民普遍掌握了一至两项农业实用技术。全省地膜粮食已达到1400多万亩，地膜小麦、地膜穴播

利用技术和科技相结合，用0.047公顷的日光温室的塑料棚面收集雨水，修建两眼水窖储水，浇灌一座日光温室种植的蔬菜，年收入可达4000元。

三、新形势下甘肃扶贫模式选择

进入新世纪，甘肃扶贫开发及整个农村经济工作的政策环境和宏观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经过20年的扶贫开发，大面积集中连片的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在甘肃已基本解决，农村贫困呈现出两个新特点：一是剩余的绝对贫困人口表现为“大分散、小集中”的特征，主要集中分布于少数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高寒阴湿地区和资源极度贫乏的干旱山区；二是大部分贫困地区虽已基本解决了温饱，但要实现稳定脱贫和致富奔小康还任重道远，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普遍突出。这两种新特点，对扶贫开发提出了新的难题。对前者而言，再靠过去那些诸如改善基本条件、地膜温饱工程等措施，不仅工程难度大、投资巨额，而且经济效果也太差。对后者而言，要实现稳定脱贫，解决大面积相对贫困问题，仅靠扶贫部门的工作和扶贫资金的投入是难以奏效的。第二，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我国加入WTO的形势变化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给甘肃扶贫开发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贫困地区如何抓住机遇，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持续增收，逐步由温饱向小康迈进，这是新形势下甘肃扶贫开发面临的重大任务。显然，以往的以温饱工程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模式与这些形势变化已不太适应，需要进行调整和创新，应该在继续坚持过去成功、将来

仍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的同时，积极探索适应新形势的反贫困模式。本文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

1、实行“教育反贫困”战略，用知识创造财富。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总的决定》，明确农村教育在反贫困中的重要意义，针对甘肃农村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公共教育财政体制，扩大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投入，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积极发展甘肃远程教育体系，加强对甘肃教育的对口支援。

建立起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责任的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政府间义务教育转移财政支付制度是解决一国义务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和地区间不平衡的有效措施。这一制度有三种形式：一是通过一般性转移支付来平衡地方财力，间接地保证地方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如德国；二是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占义务教育经费最大比例的教师工资，如法国：三是建立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直接规定下级政府必须将该项资金用于义务教育。如英国和美国。

2、对剩余绝对贫困人口，就地扶贫难度大，应拓宽移民脱贫的渠道。一些剩余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生存环境十分严酷，继续大规模增加投资扶贫没有多大效果，搞小额信贷扶贫也难以从根本上脱贫，可能只有移民才能解决问题。“两西”建设20年过程中探索的“异地开发、移民搬迁”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后仍然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除此之外，还应积极探寻劳务输出移民的路子。

劳务输出移民主要是由政府出面为特困地区农民寻求较为长期和相对稳定的外出打工就业机会，这些劳动力长期在外打工，思想观念和劳动技能将发生转变和提高，一般不会愿意再回乡生活。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和生态工程建设工作中，也应该更多地安排从特困乡村吸收特困农户劳动力参加工程建设，用这种办法取代“以工代赈”，既能使那些真正贫困的农民获得一定收入，也能达到让他们走出来的目的。

3、对已基本解决温饱的贫困地区，应积极探索市场化反贫困模式，走产业化扶贫开发的道路。甘肃20年的扶贫开发模式，其基本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以解决温饱为中心”，取得了巨大成就，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在新形势下，扶贫开发的指导思想应逐步转到“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上来。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调整农业结构的关键环节不在于要求农民种什么、养什么，而在于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如何尽快实现销售，销售问题解决不好，农民发展商品性生产的积极性就会受挫，就会重新回到以解决温饱为主要目的的自给性生产。在甘肃贫困地区，农民刚从温饱线下挣扎出来，没有能力靠自己去闯市场，如果没有外界力量组织带动，农民的商品性生产只能停留在小商品生产状态，无法扩大规模，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但是，在贫困地区，由政府主导的结构调整也存在很大局限，一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职能决定了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市场，二是基层干部长期习惯于按上级指令工作，习

惯于抓生产、抓工程，而不习惯抓市场、搞营销，况且基层干部的素质和所处地位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们很难准确了解和把握国内外大市场的变化。这种情况下，单纯由政府号召甚至强制推行的结构调整，其风险是很大的。

按照产业化思路推动扶贫开发，则是主要通过农产品加工、运销龙头企业和中介组织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商品性生产，由此推动农业结构的调整。相对于农户和政府来讲，这些龙头中介组织专门从事市场研究和营销工作，更有精力和能力去把握市场，他们根据市场的需要从农户那里收购农产品，解决农户的产品销售问题，就可以引导贫困农户自觉地开展较大规模商品生产，从而实现收入增长。

参考文献：

[1] 李锐、赵茂林等.中国西部农村“教育反贫困”战略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6月.106-107页.[2] 师宗华.甘肃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与对策浅议[J].甘肃农业,1999,(1).[3] 刘泽云.西方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比较教育研究》[M].2003年第1期.[4] 李兴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伟大实践与创新[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4月.[5] 甘肃省扶贫信息网 日期：2010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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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音乐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音乐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摘要:传统音乐在多年的蛰伏中其基础的传统形式已然跟不上 21世纪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加入是必然趋势。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受到阻碍。音乐教育在素质教育中占有很高的比重，也是广受大众喜爱且易于接受的艺术。我们在传播传统音乐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也应通过全面、合理、有效的方式为精准扶贫做出贡献。

关键词:“互联网+”;传统音乐;贫困地区;扶贫教育

一、引言

陕西地处中国中心，是十三朝古都，传统音乐曾经在此广为流传。随着时代发展，由于传统音乐无法适应，所以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而，其中的艺术价值是不可忽视的，更是不可丢失的，发展也因此变得刻不容缓。信息时代来临后，网络惊人的效率和平台是与以往不同的。“互联网+”的出现，在给传统音乐的宣传强大助力的同时，也给了其发展的新机会。我国的众多学者也在发扬和传承并提出了许多新的举措，传统音乐的魅力由此得到发掘，吸引了新生力量进行二次创作。即便如此，在网络的庞杂信息内，人们依然倾向于快速的娱乐文化，它对传统音乐的网络资源大量侵占，一定程度上成了其发展的阻碍。

二、新背景下艺术与传统形式的矛盾及创新发展

(一)传统形式下的音乐发展

中华民族纵贯数千年的历史，造就了它无与伦比的文化。在保护

传统音乐这一道路中，受众范围较窄是保护和发扬它的最大障碍。保护传统音乐不仅有利于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而文化本身是人们发现美之后的一种记录，一种精神寄托，每种文化都是非常美好的有意义的存在，是需要去发扬去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的东西。古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之时，这样的文化盛世反映出的是人们丰富的精神世界以及对未知事物的一种探究心情。师父徒弟之间言传身教，弟子间的差异，不同流派之间更是碰撞出不一样的理念。大家求同存异，促进着文化发展。有非常多优秀的民间艺人，技艺高超手艺纯熟。传承文化技艺的同时，不断地探索和进一步发展。根据当下的文化意识，每个时期都秉持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

(二)信息时代的新发展

互联网出现的最大价值无疑是给了人类一个前所未有甚至不可思议的交流平台，也在无形中给每一个网民赋予了思考和发声的权利，文艺评价也不再单一、权威，每一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别样人生来抒发自己异于他人的看法。审美的差异、思想的不同，自然会将人类分类成各类的群体，每个群体都有其独到的艺术见解、艺术需求，在给艺术家创造无数的机会的同时，也赋予了他们更大的责任，满足群众的需求，提升群体的审美，对传统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传统音乐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包含了中国几千年来的诸多审美品格，富含深厚的魅力。陕西地区地处中国的中心，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是炎黄历史的传承者，是盛唐文化的见证者。自古以来两河流域的经济来往汇

聚于此，丝绸之路的经贸传输自此开始。这是政治文化汇集的中心。这里有历朝历代的史料记载，俗乐与雅乐并行，能更加直观的呈现给研究者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社会进步、时代发展的同时，互联网产生了。这一新兴产业的出现，促使网友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头脑风暴，给予了大众新的发展思路和参与途径。“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脱离传统形式后，伴随着讨论群体的扩大，获取和传递信息的速度加快。涌现出更多十分新奇的想法，同时也得到了比以往更多更杂乱的信息。参考信息增多，思考与反复推敲信息的正确性，斟酌更恰当的用词表达显得尤为重要。从前仅有本行业本专业的人关注，十分局限。加入新鲜血液后，创新形式多变，专业角度与非专业角度融合，文化迅速发展。在如此快速有效的互联网背景下，拆除了传统的教室的墙壁，改变了只有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才能进行教育的状况，学校的大门不再是障碍，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在任何地点进行音乐学习。在言传身教的时代，消息人脉的不灵通，是阻碍求学于名师的最大阻碍，但在互联网背景下，名师教学的录播可以随时观看学习，教育资源不再集中化，师资价值可以被充分开发。但是传统方式与新时代的方式，仍然存在有对立的情况，传统名师的教育，不仅是对技巧的传授，更是将自己的美学理念、艺术思想乃至哲学思维对学生的指引，进而创造更新形式、更高水平的价值。但在互联网时代的娱乐至死精神的引导下，快餐式的娱乐和文艺偏向让人们不能细心体味每一个作品的艺术性，民众长期暴露于低阈值的文艺作品中，审美水平大大降低，极易满足于艺术价值不高甚至庸俗的作品，对高艺术性的作品不理解、不认同，给在快餐文化时代发展的艺术以最大的挫败。名师的百个弟子，再次成为名师的数量寥寥无几，艺术家并非是可以“量产”的人才，传统的师徒式的教育形式，是对人才发掘的不可复制的方法。很多传统音乐都来自民间，常被冠上土气的标签，艺术的精华部分难以被接受。随着网络进入了农村，随着国家政策的实施，农村与城市距离拉近，传统音乐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也有很多音乐创作者，在接触到了来自网络新的信息之后，将传统的艺术不断地发展创新，通过互联网，也逐渐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可，如同美国的 countrymusic 在无线电时代得以广泛的发展传播，并在今后的百年里还仍然不断和 rock、Bules等融合发展一样，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应如同countrymusic一般，不断在新时代，富集特定时代具有的独特魅力与能量。

三、将“互联网+”的新影响与音乐教育发展的平衡与结合

(一)中华民族的革命历程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革命史，革命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和源头，它激发着一代代人前进的动力，鼓舞人们直面高山，将人民凝聚一心。在依此文化进行的艺术创作中，音乐作为对情感直观表达的艺术形式，根据时代的文化特征，产生了独特的革命音乐，给予革命战士们以及全体人民以力量。由于音乐可以对情感直接表达的特征，音乐在受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同时，还具有独特的教育意义、宣传意义，一段带有动听旋律的歌词会比一段通知报告更容易产生深刻印象，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人民团结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的宣传。所以音乐教育，对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有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

(二)新背景下的融合与矛盾

“互联网+”形式的提出是对整个社会产业的巨大影响，无论是信息、交通、服务等任何行业都在互联网的加持下快速高效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地位也在一次次的冲击实业，教育也自然在新时代的冲击下，不断地在改变。在音乐教育这部分，随着网络教育的不断渗透，发现了以往面对面教学方式中的弊端，教育形式的自由，信息的及时反馈，教室的线上管理，都是互联网时代所赋予的独特优势。这种新形式的教育，庞大的教育信息、教育资源随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供人选择，满足自己独特的对知识的需求，各种艺术形式的受众也更加准确而庞大。“网络是一把双刃剑。”这句已经人尽皆知的话，同样在网络教育中适用，正是由于信息的极度庞杂，对资源的选择与利用成为了能否对自我优质教育的考题。人人可以为师，这种自由的形式，会出现很多无用甚至起反作用的信息，没有学习基础的大众，在无判断力的情况下，很容易跟随着错误的教学影响今后的学习。所有的文化创新背后，也终究逃不脱美学思维、哲学思想、时代特征的指引，但是时代的变迁，基本矛盾的不断变化，人民所希望实现的目标也在不断变化，每个音乐形式都应在每个所处的时代，都应该结合时代展现它的魅力，再通过高速的互联网渠道，应更加可以发挥出它充满力量的能力，它激昂的价值观和质朴的美学。

四、对周边贫困地区进行音乐教育、思想教育的试验

(一)贫困地区的文化现状

贫困地区经济模式相较于城市十分单一，侧重于农业且老龄化严重。一家人中通常以祖孙互相依存，青壮年外出打工居多数，人均收入不高。入学率低，存在重男轻女倾向的地区更是重灾区，女孩读不完义务教育早早辍学，男孩不满法定工作年龄打工的情况比比皆是。对现状不改观，教育的忽视，环环相扣导致教育的彻底断层。即便是如此不容乐观的教育现状下，文化发展却没有遭遇太多的阻碍。音乐是信息的载体，更是情感的艺术，音乐就是对人内心的最主观的一种表达方式，无论在何种条件，只要人们还对生命充满热爱，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美好充满了渴望，那么音乐的传承绝对不会停止。研究者发现当地一首《陕西民谣》被大众广泛接受，一代又一代人传唱至今。传统音乐作为一种饱含着特殊民族情感的音乐，唤醒了人们的意识，武装人们的头脑。

(二)贫困地区的音乐教育试验

1．贫困地区的传统文化传承现状

在针对一些地区的学校进行音乐教育时，教学用具不全，基础设施老旧损坏的概率非常高。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因地制宜，通过广播播放一些音乐知识，定期组织演出并邀请传统艺人加入。开发新鲜的，老少皆宜的形式，提高参与感和民族荣誉感。听觉刺激着大脑，而优秀的艺术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虽然这些地区住房条件差，食物单一，娱乐也很少，但是也因此，人们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人们对于仅有的传承下来的娱乐，在不间断地传递，苦中作乐的乐观主义也让人们的创作欲望似布朗运动一样从不停歇，同一首音乐，在不同时代的人

们口中，也具有了那个时代独特的特色。

2．试验形式与感悟

通过感情的流露去感悟每一首音乐中内核的情感与思想，体会每一首音乐中的艺术性，再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解作品的意义、作者的价值观，进而是对个体自我的艺术理解能力，审美水平乃至对事物理解能力甚至哲学思想的促进和提高。音乐的教育在科学的教育体系中应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一种接触文明，接触文化的直观的形式，在贫困的地区，经济条件的确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限制了思维的发散范围，但是音乐的宣传教育，势必会对这些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在人们长年对贫困地区的负面看法中，我们应该去找到一个办法去缓解这一切，经济的弊端，物质的匮乏，是最重要的关注点，同时在发展经济的时刻，辅以代表美学的音乐教育，给人以激励，也应当是慎重考虑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马舒．欠发达地区基础音乐改革现状分析和对策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9．

［2］杨艳丽．社会音乐教育活动现状及对策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3］袁橙．从支教农村音乐教育现状与教学实验探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6．

［4］吴月欣．新课程背景下的农村音乐教育［J］．星海新月学院学报，2005(1)．

［5］陈春华．农村音乐教育的弊端和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1．

［6］吴佳欣．在传统音乐教育中渗透民族情感教育研究［J］．当代教研论丛，2018(12)．

［7］罗旭．陇州小调保护与传承现状论析［J］．艺术百家，2018(1).作者:许琳 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第三篇：国内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及建议

国内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研究及建议

摘 要：本文分析了国内外主要金融扶贫模式，包括日本农协金融扶贫模式、印尼小额贷款银行扶贫模式和我国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产业金融扶贫模式、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等，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金融精准扶贫的主要做法，研究了我国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思想、金融产品创新、配套服务、金融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做好金融精准扶?工作的建议。

关键词：精准扶贫；金融供给；农村金融；农村信用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11）-0073-03

一、国内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比较及借鉴

（一）国外金融扶贫模式

1、日本农协金融扶贫模式。日本农协是一种合作性金融组织是促进“三农”发展比较成功的典型代表，承担向农村地区提供资金的职能。日本合作性金融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基层的是农业的金融组织、中层的是农业信用联合会（简称“信农联”）、最高位的是农林中央金库和全国信联协会。在日本农协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体系中，政府补助是推动农协体系高效运作的重要保障，政府通过财政资金补贴和农业信用基金对农协进行支持，有效解决了农村地区资金短缺问题，并有效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不断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农民生活水平。

2、印尼小额贷款银行扶贫模式。

印尼人民银行（BRI）是印尼主要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向印尼数百万农村居民提供了大量且可持续性的金融服务，同时在商业运作上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印尼小额贷款银行模式主要特点：一是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是印尼BRI可持续运营的基础。资金来源包括资本金、财政资金和中央银行贷款、储蓄资金及银行间信贷等资金。二是建立了较完善的组织管理架构。从上到下包括小额信贷部、地区分行、地区支行、农村网点，印尼BRI共有4046个农村银行。三是建立了可持续运营能力较强的小额信贷模式。BRI小额信贷遵循利率市场化原则，但和非正规金融利率相比，小额信贷利率仍处于较低水平，实际上在降低贫困农民贷款获得门槛基础上，也降低了其融资成本，同时也实现了BRI的盈亏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二）国内主要金融扶贫模式

国内金融扶贫方式较多，包括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产业金融扶贫模式、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等。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主要由政府部门或者金融管理部门主导，通过综合运用财政工具、货币政策工具等手段，撬动金融资源流向扶贫领域，包括风险补偿、扶贫贷款贴息、民生金融扶贫、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扶贫等。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主要是金融机构结合贫困户资金需求特征，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满足贫困户金融需求，达到金融机构和贫困户双赢效果，如农村产权抵押贷款、链式扶贫贷款等。产业金融扶贫模式是根据贫困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发展贫困地区产业经济，以产业经济，带动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金融机构通过对产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链条企业加大支持力度，实现金融精准扶贫效果。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是金融机构依托互联网平台，发挥其“线上”和“线下”联动优势，推动贫困户生产和扶贫产业发展。一方面，金融机构与农业产业化企业、贫困户合作，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将农业企业、农户与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另一方面，依托互联网融资平台、互联网众筹融资平台等，结合信用信息数据库，对精准扶贫融资需求进行线上撮合。如郁南县建立了全国首个县级“互联网+金融+农业+旅游”合作平台，创新了“互联网+金融+电商平台众筹”等融资产品。

总体上看，不同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各有优劣。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较好解决了精准扶贫的外部性问题，通过财政手段和货币政策手段引导市场资源流向扶贫领域，总体调用的金融资源较多，扶贫效果较好；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和产业金融扶贫模式是以市场运作为基础，可持续性较好，但由于金融扶贫的公益性特征，项目收益率较低，部分金融机构积极性不强；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一般，调用的金融资源一般，互联网融资模式往往成本较高，影响扶贫效果。

二、当前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制约因素

（一）贫困地区信用环境堪忧，抑制了扶贫金融供给

一是贫困地区及贫困人员信用数据不足或缺失增加扶贫贷款违约风险，贫困地区部分贫困户信用意识不足，或是没有历史信贷等数据记录，农村尤其贫困地区信用机制不完善，拖欠银行贷款本息现象时有发生，导致银行信贷风险加大，违约风险较高，银行机构多以“惜贷”来防范违约风险。据调查，大部分不良贷款借款户将诚信观念抛于脑后，成为典型的“老赖”，这种赖债思想会潜移默化影响其家庭成员甚至身边的人群。二是部分贫困户有依赖政府“输血”的心理，政策理解不到位，把扶贫资金理解为救济金，对贷前调查反感，逾期还款导致不能享受贴息政策，甚至认为“金融扶贫就是国家救济，借钱可以不还”。三是对金融扶贫工作的认知不足，在建档立卡和评级授信中不积极配合，贫困人员信用问题精准识别较难。

（二）特色产业发展不明显，金融产业扶贫切入难

一是大部分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不够，当地有特色、有市场前景、产品需求稳的产业不多，特色产业发展上不去，无法切实有效形成示范带动效应，不利于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无法实现金融支持产业精准扶贫的预期效果。二是贫困地区现有的规模企业，扶贫产业规模小，承贷能力有限，扩大再生产意愿不足，信贷需求不旺，信用环境欠佳，导致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意愿不够。三是一些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规模小、有效抵押物缺乏、发展生产动力不足，自然灾害、市场等风险大，盈利能力不佳，吸纳金融资源的能力也不足。

（三）金融扶贫风险分担与补偿机制不健全

一是当前辖内开办的主要普惠金融产品中，除妇女创业贷款、金融扶贫贷款等少数产品有财政基金作为担保或者贴息以外，其他大多数均需要借款人自行提供满足信贷条件的担保条件。由于民生贷款的申请人本身能够提供的抵押担保较少，很难达到金融机构关于抵押物的基本要求。二是扶贫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于水利、交通、教育、卫生等多个部门，缺乏规范和统一管理，而且资金投入多以分指标、定规模的方式，到村到户到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财政扶贫资源与金融信贷资源未能有效整合。三是产业扶贫类贷款风险分散机制不健全，地方政府普遍未建立起专门的由财政主导的扶贫担保公司或者扶贫专项基金，即使已建立风险补偿基金，规模也较小，后续投入跟不上。

三、?M一步改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建议

（一）思想上高度重视，进一步推进金融精准扶贫工作

金融机构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发扬“雪中送炭”精神，对精准扶贫工作加大投入，给予更大支持。同时金融机构也要根据政府精准扶贫工作部署，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共同推进精准扶贫任务按时按质完成。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协作金融系统工作，在扶贫信息共享、金融扶贫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协助。此外，也要对贫困户加强政策引导，树立正确思想观念，摒弃依赖政府“输血”的心理。

（二）金融产品创新上切合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全面构建精准扶贫金融产品体系

1、推进各类扶贫救助、创业助业金融产品。金融机构要大力发展各类特色优势金融扶贫产品，继续推广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小额创业担保贷款、扶贫小额贷款等金融产品，扩大覆盖面。同时也要结合精准扶贫需求，进一步创新助学贷款、扶贫消费贷款、红色创业贷款等新的产品。

2、创新特色扶贫产业金融产品，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一是以地方培育发展六大主导产业为契机，在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上给予政策倾斜，为构建金融扶贫长效机制奠定基础。二是在贫困地区通过组建生产园区，直接建立种植生产基地，通过统一生产管理和物流销售，保证产品的产量和质量，扶持发展一批相对规模大、带动力强、成长潜力大的特色优质企业，增强其吸引带动作用。三是针对扶贫对象和特色产业，实行差异化帮扶模式，在项目选择、制定政策、安排资金时，都要始终瞄准建档立卡贫困户以及确实能够带动贫困户就业的龙头企业和特色产业，制定个性化、针对性的金融精准扶贫方案，调动贫困户参与产业金融扶贫模式的积极性。

3、创新发展精准扶贫保险产品和服务。支持保险机构建立健全乡、村两级保险服务体系，促进保险机构在贫困地区开展特色农产品价格保险，有条件的地方可给予一定保费补贴。改进和推广小额贷款保证保险，为贫困户融资提供增信支持。推动保险机构建立健全针对贫困农户的保险保障体系，全面推进贫困地区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险业务，缓解贫困群众因病致贫、因灾返贫问题。

（三）配套服务上要整合资源，健全金融精准扶贫供给正向激励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金融扶贫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府主导、各部门协同合作，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的金融扶贫工作机制，有效整合各部门力量和资源。二是加强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同配合，为金融扶贫创造良好环境。综合运用货币信贷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三农”信贷投放。扶持、引导农村金融市场发展，探索支持金融机构利用金融市场发行专项用于农户、涉农企业、扶贫开发等领域的债务融资工具。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推动设立金融精准扶贫贷款风险补偿基金，进一步加大精准扶贫贷款增量奖励、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扶持力度。同时探索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担机制，提高保险机构涉农保险能力。三是探索建立面向精准扶贫领域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政策性融资担保机构将解决贫困户和扶贫产业贷款抵质押物不足难题，大大提升融资能力，同时通过财政补贴等途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有效化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四）金融生态环境上要重点加强贫困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构建良好金融精准扶贫生态环境

一是依托农户信用信息系统，扩大非银信用信息采集，完善农户信用评价体系和运用，健全“守信受益、失信惩戒”约束机制，进一步深化贫困地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二是深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以及“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等创建活动，严厉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各类经济主体的信用意识，营造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三是培育贫困户珍惜个人信用的意识。通过警示教育，提醒贫困户树立“珍惜信用”的意识，增强个人信用保护意识，当诚信客户。

参考文献

[1]陈芳.贫困地区农户融资需求与融资能力――基于有序选择模型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16，（7）：57-66。

[2]胡明琦.贵州省农村金融扶贫模式创新分析[J].时代金融旬刊，2014，（7）：224-224。

[3]田莹莹，王宁.河北省金融扶贫模式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4，（19）：60-62。

[4]鄢红兵.创新“金融+”实施精准扶贫――当前我国金融扶贫的难点及对策[J].武汉金融，2015，（9）：56-59。

[5]杨伟坤，赵惠娟，刘彬.国内外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发展实践及启示――基于河北省易县扶贫社小额信贷扶贫创新案例分

析[J].世界农业，2013，（1）：112-11。

[6]杨云龙，王浩，何文虎.我国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四元结构”理论假说[J].南方金融，2016，（11）：73-79。

[7]郑屹.国内外金融精准扶贫模式比较研究[J].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7，（1）：26-30。

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on Accurate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u Xiufeng

（Xiny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Xinyi Guangdong 525300）

Abstract：Giving full play to the financial role is the key link to promote the precis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main focuses and ideas of the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analyzes the main mode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t home and abroad，including the mode of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Japan'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NAFTA），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of Indonesia's microfinance lenders and China's government-led mode of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financial-led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industrial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 and Internet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based on this，the main practices of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are summarized，studied the main problems in China's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from the ideology，financial product innovation，ancillary services，financi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put forward the financial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Keywords：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Financial supply；Rural Finance；Rural credit system

第四篇：运用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项目研究

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专题研究

——贵州罗甸县案例分析

一、精准扶贫概述

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提出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近期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强调了：“扶贫脱贫是硬任务，各级政府已经立下军令状，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这是中国政府对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由此可见，十三五时期是中国整体摆脱贫困的重要阶段，针对此阶段的工作方针，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11月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重要理念。随后，各级政府也就这个方针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试验，促进扶贫工作从“大水漫灌”模式向“精准滴灌”模式转型。

从《决定》文件来看，精准扶贫主要包含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提供低保、关爱服务、加强基建等措施。从扶贫的路线来看，易地搬迁、教育支持、医疗救助、提供低保、关爱服务属于直接投入式的扶贫，即由政府或慈善机构直接投入资金帮助贫困地区提升生活品质的扶贫措施；而产业扶持、转移就业、加强基建等措施属于内生式的扶贫措施，即通过对贫困地区本身自然资源、土地资源以及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让贫困地区自身的资源利用率提高，进而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直接投入的扶贫方式是我国政府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扶贫方式，虽然近期有了“精准扶贫”的要求，投入的方式和计划有所改变，但是大致形式仍旧大同小异。而内生式的扶贫措施因为基于开放的经济政策、全面的资源评价能力、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所以仅在近年才被慢慢提及，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此种扶贫方式更能够帮助贫困地区得到持久的改善。但是考虑到资金、市场运作经验等因素，要进行内生式的扶贫，势必需要社会资本方的参与，正如中央在《决定》中所述：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而社会资本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扶贫项目及自身的获利，所以内生式扶贫最合适的立足点是针对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PPP模式在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压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等方面体现出正面效应。尤其是欠发达地区需要通过加大投资补上基础设施的短板，而PPP模式为精准扶贫提供了更多的选择。PPP带来的最直接改革是融资机制的升级，最终将实现经济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升级。与PPP的机制创新相对应，社会公众可以得到收益和实惠，从而实现政府、资本与社会公众1＋1＋1>3的综合效能。

二、罗甸县概况及双方项目合作意向

（一）罗甸县概况

1、基本情况 罗甸县是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管辖下的一个县，东西宽63公里，南北长72公里，总面积3013平方公里，是一个以布依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有汉、布依、苗、瑶、壮、侗等民族。近年来，罗甸县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构建贵州南部交通枢纽。永兴快速铁路、罗甸机场的前期工作已完成，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设项目。龙滩电站过船设施即将建设，是贵州省最近的一条水运出海通道、西南出海的“黄金航道”，全线通航后，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届时，罗甸将形成“两高一铁一港一机场一航道”纵横境内的交通格局，具备“海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交通优势。罗甸将将成为贵州乃至大西南出海和直达东盟的新通道，成为黔中经济区和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的结点区域，成为贵州融入“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头堡。

2、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罗甸县总人口293995人。罗甸县公路通车里程实现2300公里。2015年，罗甸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7.01亿元，年均增长15.81%；固定资产投资81.4亿元，年均增长33.92%；规模工业增加值9.22亿元，年均增长24.12%；财政总收入6.98亿元，年均增长16.5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933元，年均增长16.56%；同步小康实现程度达91.3%，综合实力跃升至全省中游位次，税收收入增速排位全省第一。

3、旅游资源

罗甸具有南亚热带特色的岩溶地貌奇观，风光秀丽，旅游资源丰 富。大小井风景区岩溶坍塌千姿百态，明河暗流优美如画，被中外专家誉为“中国的伏克留兹泉”、“东方洞穴 博物馆”。有世界绝无仅有的地质考察经典圣地----三叠纪板庚滩，享誉国内外，美丽的罗苏河谷风光和神奇的大亭九十九个堡令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山、水、石、洞、林等 景观充分体现了罗甸山水险、峻、奇、美、幽的特点，加之龙滩水电站开发，罗甸将会成 为千岛之湖，成为贵州及黔桂一带的旅游大县。

罗甸有中国最年轻的湖泊——高原千岛湖风光，有中法洞穴专家推崇的神奇“东方洞穴博物馆”大小井，这个省级风景名胜区可与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法国南部的伏克留滋泉相媲美；有“三叠纪”大贵州滩（板庚滩），比美国黑西奇弯号称研究现代碳酸盐岩“经典圣地”的巴哈马滩更为理想；有神秘莫测的打黛河天坑群；有南方特色的少数民族风情；有鬼斧神工、浑然天成的红水河奇石。这是人们第二生存空间理想乐园。

（二）双方项目合作意向

1、合作原则

根据罗甸县人民政府与四川中航通用航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为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文化旅游产业和港口物流园的政策，促进罗甸县的新兴产业聚集和经济发展，践行中航工业“融入区域发展经济圈”的战略，发挥中航工业在通用航空、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方面的优势，结合罗甸区位和资源优势，双方共同推进通用航空、文化旅游、港口物流园及相关配套产业在罗甸的发展与壮大。

2、项目合作重点行业

（1）通用航空项目

包括通用机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通用机场运营、短途航空运输、空中游览、飞行体验、农林作业和应急救援等项目，其中通用机场及配套设施建设采用PPP模式（另行签订合作协议），通航作业项目采用政府购买飞行服务的方式。（2）文化旅游项目

根据大小井景区和上隆景区的规划，在景区的建设、产业植入、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等方面开展合作。

（3）港口物流园及配套设施项目

充分利用罗甸县得天独厚的立体交通优势，依托中航工业产业培育和项目运作优势，全面参与港口物流园区项目。

（三）准备实施项目

1、旅游项目

（1）项目内容

依托通航投项目投融资及建设能力,充分发挥来也股份的文化旅游综合规划优势、景区运营能力及行业影响力，共同创建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低空旅游基地、飞行运动基地、养生养老度假目的地，共同参与实施上隆景区的规划、建设、产业植入、旅游区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等。

（2）合作方式

项目中的基础设施项目采用PPP方式。在来也股份的项目方案得 到罗甸县政府的认可后，由通航投与罗甸县政府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PPP模式。本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必须作为PPP项目投资还款的补充担保措施，并优先偿还PPP建设投资。项目协议签订后，共同推进项目的PPP入库工作。同时，在创建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的基础上，组建项目运营管理公司，推动项目的招商及建设项目完成后的运营管理工作。

2、基础设施项目

（1）项目内容

黔南州（罗甸）通航机场项目：位于黔南州罗甸县，拟建项目按照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5万人次，飞机起降量3万架次，飞行区等级指标为2B级，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跑道、滑行道、航站楼、塔台、停机坪、停车场、配套及辅助设施。项目总投资额约为5亿元。

红水河罗妥港项目：位于黔南州罗甸县，拟建项目建设规模为1000万吨，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车位滚装泊位、多用途泊位、散货泊位、集装箱堆场、件杂堆场、散货堆场、滚装码头停车场、综合大楼、候工楼、生产调度楼、仓库、机械库、变电所、计量房、通航物流起降点、通航物流仓库及其他配套辅助设施。项目总投资额约15亿元（以罗甸提供为准）。

（2）合作方式

项目按PPP模式实施，项目投资建设管理合作期限设定为10年，机场运营合作期限设定为30年，其中建设周期为2017年至2020年。

三、各级政府扶贫支持政策

（一）国家层面

2013年至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先后印发《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3〕25号）、《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4〕13号）、《关于加大脱贫攻坚力度支持革命老区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64号）等诸多加强扶贫工作、推进精准扶贫的政策纲领性文件。

在这些文件中，中央提出：深入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贫困人口脱贫。积极实施光伏扶贫工程，支持老区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加快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积极推进老区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进一步向贫困老区倾斜。增加贫困老区转移支付资金规模，扩大支持范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向贫困老区倾斜。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专项建设基金对老区的投入力度。在公共服务等领域积极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鼓励和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老区开发建设的金融支持。

（二）贵州省层面

“十二五”以来，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4年的623万人，2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525个贫困乡镇按照省定标准实现“减贫摘帽”，全省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 坚拔寨的关键阶段。“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贵州省先后出台了十个关于精准扶贫的文件，力促精准扶贫，全力推进扶贫攻坚。

例如，《贵州省扶贫开发条例》指出：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按照使用方向分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国有贫困农场扶贫资金、国有贫困林场扶贫资金、扶贫贷款贴息资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本级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并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增长机制。省财政每年安排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应达到中央补助我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的30%以上。„„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实行县级报账和国库集中支付，财政、扶贫开发部门应当按照扶贫项目实施进度及时拨付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又比如，《关于全面做好金融服务推进精准扶贫的实施意见》提出：2015年起，贫困地区新增贷款年均1000亿元以上；扶贫攻坚期内，贫困地区直接融资规模达300亿元；保险资金支持达200亿元；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新增分支机构及服务网点300个；新设立新型金融机构100家；„„宏观调控释放资金定向用于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期内，贫困县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新增可用资金80%以上用于当地；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省财政每年安排12亿元的省级地方债券资金注入贵民投资公司，代各市县统一融资，支持“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设立农业产业发展基金。通过省级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支持龙头企业等社会资本建立子基金；对具有高成长性、产业化前景良好、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成效明显的市（州）级以上龙头企业直接进行股权投资，扶贫攻坚期 内，基金规模达力争达10亿元。„„放宽支农扶贫监管容忍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用于支持贫困县建设的金融债，不受监管指标限制。允许扶贫类贷款不良率高出全辖各项贷款不良率2个百分点，不要求银行限期收回，不采取准入限制措施，不约谈高管人员。

（三）州、县政府产业扶贫举措

黔南州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荔波机场改扩建，加快推进都匀、罗甸等支线机场建设。„„推进罗甸至望谟、平塘至罗甸、三都至独山、三都至荔波等高速公路和都凯、都独、红牛、贵龙纵线二期等城市快速干道建设。加快旅游观光轨道交通，以及都匀直连相邻县（市）轨道交通建设。推动罗甸港、荔波机场改扩建„„。„„强化口岸布局，加快川贵广南 亚国际物流大通道建设，构建以贵州（昌明）国际陆港等五大陆港和瓮安港、罗甸港“5+2”为主要支撑的现代物流平台。加大文化旅游龙头企业引进培育„„重点打造都匀—荔波“世遗世博”旅游线，都匀—三都—荔波—独山—平塘—罗甸自然文化遗产旅游线。

罗甸县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重点谋划好、建设好一批基础设施，增强景区、景点的通达性、匹配度和服务力。到2020年建成1个4A级景区，早日融入全省旅游发展的大浪潮。„„以罗甸为中心，重点推进规划中的高速公路、罗甸机场、红水河航运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争取贵百快速铁路过境罗甸，真正使罗甸成为省会贵阳从23个高速公路通道出省最近的县，成为贵州南部交通新枢纽。

四、转移支付实施

（一）国家政策

1、概述

财政转移支付是以各级政府之间所存在的财政能力差异为基础，以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为主旨，而实行的一种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财政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地方政府重要的预算收入。

2009年起，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在支付过程中按规范和均等化的原则进行，这是国际上通常称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在我国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的财力补助，不指定用途，地方可自主安排支出；而专项转移支付，服务于中央宏观政策目标，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扶贫等方面的专项拨款，这些重点项目主要用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应当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但在实践中，因其核定并不规范，往往容易被地方政府层层截留和被挤占、挪用。

2011年，我国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接近4万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为1.8万亿元，占总量的45%，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就达到1.7万亿元，也将近总量的45%。

2、重要政策

201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在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 的同时，着力清理、整合、规范专项转移支付，严格控制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和资金规模，增强地方财政的统筹能力。„„从严控制专项转移支付，规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做到每一个专项转移支付都有且只有一个资金管理办法。对一个专项有多个资金管理办法的，要进行整合归并，不得变相增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要明确政策目标、部门职责分工、资金补助对象、资金使用范围、资金分配办法等内容，逐步达到分配主体统一、分配办法一致、申报审批程序唯一等要求。需要发布项目申报指南的，应在资金管理办法中进行明确。补助对象应按照政策目标设定，并按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个人、企业等进行分类，便于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

2016年2月，财政部又颁布《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办法》指出：„„专项转移支付经批准设立后，财政部应当制定或者会同中央主管部门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做到每一个专项转移支付对应一个资金管理办法。„„财政部于每年6月15日前部署编制下一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草案的具体事项，规定具体要求和报送期限等。专项转移支付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财政部会同中央主管部门根据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预算平衡的需要，编制专项转移支付三年滚动规划。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应当分地区、分项目编制，并遵循统筹兼顾、量力而行、保障重点、讲求绩效的原则。财政部应当在每年10月31日前将下一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提前下达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并抄送中央主管部门和当地专员办。省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在接到预计数后30日内下 达本行政区域县级以上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时将下达文件报财政部备案，并抄送当地专员办。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将上级政府财政部门提前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本级政府预算。

（二）各级政府实践

根据2016年1月26日在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贵州省2015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930.21亿元,增加387.41亿元,，其中中央各项转移支付2346.2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比例超过50%。

根据2016年6月21日在黔南州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关于2015年全州和州本级 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数据显示：2015年，全州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3,127,632万元；全州转移支付补助共2,120,984万元，转移支付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67.8%。主要补助情况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1,183,996万元，增加236,991万元，增长25.03%。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92,264万元，增加74,090万元，增长33.96%;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44,928万元，增加87,051万元，增长151.41%;结算补助收入37,073万元，增长79.5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收入97,574万元，增加17,507万元，增长21.87%。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78,475万元，增加14,354万元，增长22.39%。专项转移支付补助871,322万元，同比增加94,233万元，增长12.13%。2015年，州本级向县(市)转移支付共计45,216万元，增加13,734万元，增长43.62%。州对县转移支付补助主要是：(1)安排配套资金共35,161万元，其中，教育文化10,619万元，卫生计生事业11,446万元，生态扶贫移民工程、农村危房改造及饮水工程8,220万元等。(2)专项补助10,055万元，其中，都匀市基础设施建设补助3,000万元，州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惠水百鸟河数字小镇通信管网工程1,000万元，黔南州第七届、第八届旅游发展大会经费2,000万元，都匀开发区经费和茶场人员等定额补助896万元，科技、农业扶贫资金1,293万元，其他1,866万元。

另外，罗甸县于201

5年11月公开的《2014年财政决算情况报告》显示： 2014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计183006万元，其中转移性收入150604万元，占比82.3%；转移性收入中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789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61191万元。

（三）几点结论

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的重要手段。中央财政集中的财力主要用于增加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推动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支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2、转移支付的主管部门为各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尤其是国家财政部，负责对各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使用的监督管理；转移支付的收入和支出要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3、转移支付主要向基层、向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倾斜。越是基层，越是老少边穷地区，获得的中央、省、市各级政府转移支付支持力度越大。以罗甸县为例，2014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计183006万元，其中转移性收入就达到150604万元，占比82.3%，而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为20888万元。

4、由于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大，因此在贫困地区开展实施PPP项目，一定要获得当地政府及其财政部门的全力支持。项目必须纳入中长期财政预算，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名单；并且必须由政府和财政部门将项目向州（市）级财政部门申报，获得州（市）级专项转移支付支持；同时，协调上级政府和财政部门，争取将项目报送自治区（省）级、甚至中央财政部门的专项转移支付支持清单中。可以说，在目前的财政制度环境下，各个地方政府对项目的重视程度、协调、申报工作的努力程度以及对上级财政部门的影响力，将直接决定项目是否能获得转移支付支持以及多大力度的支持。

五、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可选途径分析

（一）建立综合大型多功能社区，由服务业推进扶贫

建立综合大型多功能社区基于易地搬迁扶贫模式，该模式通过对贫困地区人口的重新安置，建立一个集教育设施、公共交通、大型酒店、娱乐场所、超市、公园、银行、警务室等基础设施的综合社区，进而由社区居民以及外来流动人员的服务性消费帮助贫困百姓创收。但该模式对前期资金投入要求较高，各贫困地区基于探索，发展出了开发性金融结合PPP融资的扶贫新模式——据媒体报道，截至201

514 年末，国开行扶贫业务已覆盖830余个国家级贫困县和连片特困县中的约720个，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33万亿元，占全国贫困地区贷款总余额的25%以上。作为国家重要的扶贫资金来源，各贫困地区都在对其进行争取。与此同时，多地开始发展以国开行资金作为基础资本金，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的模式——如广西环江毛南家园扶贫生态移民示范工程，根据当地政府的公布：该项目将建设成综合大型多功能社区，总投资18.5亿元，预计搬迁生态扶贫移民6250户，可安置移民约2.5万人，建成后预计可为贫困人口提供5000个就业岗位。环江县委书记黄荣彪介绍：通过市场运作，在政府整合资金补助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的前提下，由项目承建方（社会资本）先行垫资实施，但须以限价的方式向入迁的村民出售住房，每平方米限价1700元左右。

（二）发展农业养殖、种植基地，以集约化农业产业管理推进扶贫 农村贫困地区人民因为缺少必要的农业管理知识和市场运作理念，即使拥有大片土地和持续丰收的农产品，也无法创造丰厚的收益、为自身脱贫致富。但是通过集约化的农业产业管理结合PPP的模式可以有效发展符合市场需求的种植、养殖产业，帮助农村贫困户脱贫致富。2013年5月以来，湖南省财政厅驻大溪村扶贫工作组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采取“土地流转返包、公私合作经营”的方式，建设416亩的高山云雾茶园，初步形成“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公私合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长效经营管理机制，取得了较好成效。该模式以社会资本方——茶叶销售公司的订单需求为工作指导，由扶贫工作组牵头，村委会组织，承包户实施农 产品生产，并最终由茶叶销售公司通过在市场上销售茶叶为农民创造利润。在生产管理方面，该村以统一整地、统一购苗、分户栽种、分户管理的模式进行集约化管理，提供土地或参与种植的农户都将获得收益的分成，进而提升了农户参与该计划的积极性。类似的扶贫模式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案例——黑龙江省青冈县昌盛乡兴东村也通过“企业+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的模式通过建立食用菌产业生产基地推进农村产业集约化发展，现已实现年产值600万元，纯效益已达100万元，这也是通过农业科技产业扶贫的一次有价值的尝试。

（三）从旅游扶贫到旅游富民，PPP模式助推农村旅游业发展

旅游扶贫的概念最早提出于九十年代。是目前各类产业扶贫中应用较广的一种方式，在我国浙江、福建、贵州、广西、青海等自然风景较好的地区推广力度较大。

针对农村旅游业的发展问题，农业部和国务院分别于2015年9月16日和2016年1月9日发布了《关于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 大力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通知》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皆强调了：发展休闲农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农村市场环境，利用一定比例的土地开展观光和休闲度假旅游，同时鼓励各类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农村。结合此前国务院于2015年8月11日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综合来看，在需求侧和供给侧方面，国家都在不遗余力地推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今年1月下旬，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国家旅 游局局长李金早同志在会上部署了2016年全国旅游重点工作，并将旅游扶贫工作排在了首位。未来，旅游业将会更多地结合数据应用和全方位优质服务，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的从事旅游业相关业务的社会资本可以藉由自身成熟的旅游项目运作经验以PPP模式介入到乡村旅游项目的建设中，在巩固自身旅游服务体系的同时也可以帮助贫困农村百姓致富。

（四）光伏扶贫，以新能源推进农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光伏扶贫既是扶贫工作的新途径，也是扩大光伏市场的新领域。2014年10月11日，国家能源局、国务院扶贫办发布了《实施光伏扶贫工程工作方案》，提前对光伏扶贫做出了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如下目标：利用6年时间，到2020年，开展光伏发电产业扶贫工程。一是实施分布式光伏扶贫，支持片区县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内已建档立卡贫困户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增加贫困人口基本生活收入。二是片区县和贫困县因地制宜开展光伏农业扶贫，利用贫困地区荒山荒坡、农业大棚或设施农业等建设光伏电站，使贫困人口能直接增加收入。

该扶贫领域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的也有较为成功的案例——作为全国30个光伏扶贫试点县之一，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自去年10月份签订光伏扶贫PPP项目合作协议以来进展十分顺利，截至目前，在全县已建成户用扶贫光伏电站4412户、贫困村扶贫光伏电站24个，项目整体进度已完工了80%。该PPP项目采用了竞争性磋商方式公开招标，总投资约十亿元，最终由苏州的一家新能源投资公司中标。该公 司通过捐赠的方式为阜南县建设扶贫光伏电站，承担十年免费运行维护，并配套建设100MW光伏电站。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受益贫困户年均增收3000元以上，受益贫困村集体年均增收6万元以上。

（五）城乡一体化扶贫，社会资本扶贫新样本

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来看，提升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确实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当地人力资源的充分就业。所以，即使在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在近年来也开始强烈关注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等基础设施，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希望引入关注到当地发展潜质、有公益意识、扶贫意识，且愿意以PPP模式为其建造基础设施的社会资本。

今年2月下旬，在由华佗论箭组委会主办的“扶贫攻坚PPP凉山行”论坛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社会资本方“苏商集团”共同签署了总额超千亿元的基础设施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意在以PPP模式弥补凉山地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的不足，助力凉山州脱贫攻坚。此前，太平洋建设集团所属的拥有太平洋建设、苏商建设和华佗建设等大型建筑集团的“苏太华系”先后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开展了扶贫合作，所签订单金额均超300亿元，整体操作模式都是以道路、市政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而盘活贫困农村地区和周边县市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生活资源、以及房屋资源。

（六）创新土地整治模式，PPP助推精准扶贫

“土地整治+土地流转”结合发展的模式不仅能有效盘活农村土 地、改善农村经济，还能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对“脱贫”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国内目前比较有特色的土地整治有“土地整治委托-代理”模式、“整村推进”模式、“公寓化、社区化”模式、“缩村腾地”模式等。

创新土地整治，首要任务得创新土地融资问题。目前，经过国内各地区的多方摸索和探讨，主要有3种土地融资模式，即以特许经营权为特点的“BOT模式”、以低抵押担保吸引社会资本的“土地资产证券化模式”和以政企合作为特点的“PPP模式”。前两者在资金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单一性，且容易发生债务纠纷。而PPP模式，在当前土地流转和确权政策下，更加明确了政府、企业之间的责任、权力和义务。PPP模式最大的特点在于政府并不是把项目的责任全部转移给私人企业，而是由参加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担责任和融资风险。因此，从经营管理模式上应用PPP模式是土地整治的新方向。2015年重庆市首次运用PPP模式开展一级整治项目，付家河流域综合整治项目采用PPP模式。该模式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又可以为营利性企业或非营利性企业发展带来商机，提供良好的发展契机，同时实现政府和企业在资金、管理、技术以及风险性上的“双赢”。因此，土地整治PPP模式目前逐渐被政府所接受。

六、罗甸县应用PPP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一）扶贫政策及经验支持

关于扶贫政策，前文已有所叙述，这里不再累述。

扶贫经验方面，黔南州及罗甸县都有很好的实践。首先，罗甸县 所处的黔南州，一直在大力推进旅游扶贫。立足荔波世界自然遗产地、平塘全球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迎接大众旅游时代。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康体养生等，121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超过10万人，收入70.67亿元。把散居的少数民族集中起来打造成民族文化旅游景点，推进传统村落保护+乡村旅游+民族村寨保护+扶贫攻坚，不仅整合了民族旅游资源，也为山区提供了扶贫开发的出路和发展条件。福泉黄丝江边少数民族村寨被农业部和国家旅游局评选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惠水好花红村被评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2015年全州旅游总收入422.59亿元，是2010年的3倍，年均增长25.6%。因此，通过文化旅游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推进扶贫工作，在黔南州、罗甸县均具有很成熟的经验和非常好的落地性。

第二，积极探索创新金融扶贫。黔南州、罗甸县在努力探索建立精准扶贫风险补偿基金、精准扶贫特惠贷等机制，推出“惠农居”、“致富通”、“农耕乐”等金融产品，2015年共发放“双加”惠农贷18.34亿元，为借款主体累计节省利息支出5000余万元。创建信用乡镇、信用县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实现1467个行政村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网点全覆盖。推进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试点，办好“金融夜校”，发展农村合作金融。

第三，罗甸县突出“六大路径”，精准解决“怎么扶”问题：一是在基础设施上狠下功夫，用大交通助推大扶贫。大力实施基础设施扶贫行动，深入推进“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六个小康”行动计 划，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破除发展瓶颈制约。二是在产业发展上狠下功夫，用大产业支撑大扶贫。大力实施产业和就业扶贫行动，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加快推进菜、果、药、畜（禽）、茶（林）五大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现有农业产业园区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拓展“四带”创业活动，依托城西产业园、边阳工业园，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推进农旅一体化深度融合，探索、推广“三变”成功经验，充分释放改革红利，到2020年实现产业和就业扶持7.45万人。三是在异地搬迁上狠下功夫，用大搬迁决胜大扶贫。大力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行动，坚持群众自愿、积极稳妥原则，加强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确定搬迁安置方式，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确保2019年33341人贫困人口搬得出、稳得住、有事做、不走回头路。四是在教育医疗上狠下功夫，用大民生托起大扶贫。大力实施教育和医疗救助扶贫行动，切实改善贫困地区教育和医疗卫生条件,落实对3290名贫困学生的“两助三免（补）”或“两助一免（补）”补助政策；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1461户、1547人进行信息动态管理，提供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医疗保障”，实行贫困人口“先诊疗、后付费”和免费体检建档等优惠政策。五是在激发动力上狠下功夫，用大合唱演绎大扶贫。大力推进社会力量扶贫行动，采取向社会购买服务的方式，招录了102名村级特岗扶贫员进驻51个一类贫困村开展扶贫工作；动员县内45家企业结对帮扶45个贫困村，着力推进“百企帮百村”扶贫行 动；加强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广州市天河区的对接沟通，着力加强定点帮扶、对口帮扶工作；以精准扶贫“9+1”试点工作为载体，以开展“扶贫日”系列活动为依托，积极倡导扶贫济困精神。六是在破解困局上狠下功夫，用大金融激发大扶贫。抢抓全省绿色金融示范县机遇，大力实施财政金融扶贫行动，建立和完善扶贫开发投融资平台。建立扶贫贷款县级风险补偿基金，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特惠贷”，为贫困户提供免担保抵押、低利率、财政贴息补助的小额信用贷款。进一步探索规范利益联结机制，加强与金融部门的协作，推行“政银企农”模式，通过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等金融产品，加大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扶贫企业，增强其对贫困群众的带动作用。通过六大脱贫路径，确保产业脱贫50845人、教育脱贫8624人、异地搬迁脱贫7912人、医疗救助脱贫3447人、生态补偿脱贫3783人，2018年实现所有贫困乡减贫摘帽、贫困村出列和贫困人口减贫，同步步入小康。

（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支持

2015年，黔南州地区生产总值完成902.91亿元、年均增长15%，人均生产总值27919元，均为2010年的2倍。5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361.1亿元，是2010年的6.2倍，年均增长43.8%。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突破100亿元大关，是2010年的3.7倍，年均增长 29.9%。

2015年罗甸全县实现GDP57.01亿元，年均增长15.81%；固定资产投资81.4亿元，年均增长33.92%；全年财政总收入完成6.98亿 元，年均增长24.1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2.83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4.69亿元，年均增长36.77%；完成政府性融资20.56亿元。

2014年罗甸县年终决算总收入情况（2015年决算未出）：财政总收入完成55858万元，其中：国税22370万元，；地税29341万元；财政4147万元。转移性收入150604万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包含扶贫专项）收入6119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8789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收入24475万元）、返还性收入1523万元。

考虑上述财政情况，罗甸县有能力对包括旅游开发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采取PPP模式进行项目投资，其财政能力完全可以支撑总投资25亿元，项目周期十年以上，每年预算支出2.5亿元（按照2015年财政决算收入预计25亿元的10%计算）的一个或数个PPP项目。如果考虑州政府给予一定财政支持，则完全可以承担30亿元以上的PPP项目投资。

（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PPP模式参与，具有良好基础及可行性

第一，旅游景区、通航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投资巨大、建设周期较长、产业招商难度大、投资回收期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重资产、大投入、高优惠、多政策、行政化”的政府主导基础设施建设模式逐渐进入瓶颈期，亟需市场化、高效率的社会力量进入。第二，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将显著提高旅游景区、通航机场、港口等开发的“有效性”。该类项目PPP模式的本质是由社会力量为区域发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社会资本利用其丰富的项目建设开发运营管理经验、资金优势与资源整合能力，实现产业规划、引导落地和 聚集；政府则发挥其在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公共资源提供等方面的优势，亦可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为项目公司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服务与政府服务。双方通过长期契约关系，发挥各自优势，大大提升园区开发的效果与效率。第三，“运营”要素是中国主导的PPP模式的典型特点，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运营全生命周期服务有利于提高建设质量、发挥社会资本运营管理优势，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同时，PPP项目要求建立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率为导向的绩效标准和监管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创新和提高运营质量。第四，基础设施运营需要整合全生命周期的服务，满足PPP模式的要求。PPP项目往往周期较长，强调“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即在项目全生命周期内，项目设计、投融资、建造、运营和维护等环节实现长期、充分整合。PPP模式以长期合同为基础，由社会资本从园区还未诞生开始，参与园区整体规划、设计、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等全生命周期过程，按照绩效考核付费或收费，形成区域整体规划、整体开发、整体运营，最终达到“产城融合”，属于全生命周期整合程度相当高的领域。

七、罗甸县PPP项目的具体模式分析——以景区项目为例

（一）项目介绍

罗甸县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努力打造大健康养生休闲旅游重镇，重点谋划和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增强景区、景点的通达性、匹配度和服务度，到2020年建成1个4A级旅游景区。

上隆景区位于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逢亭镇，距离罗 甸县城约38公里，距离红水河景区约40公里。景区目前为国有农场，面积约6.7平方公里。资源以百里喀斯特峰从景观、万亩茶山果园、绿色生态农业、喀斯特溶洞、知青文化、避暑度假气候为特色，景区空间环境优美、基础设施良好，可进入性高，距离正在建设的余安高速逢亭出口仅10分钟车程。

景区未来将投资10亿元，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园区、贵州最长百里峰从空中观赏旅游地、国家级山地滑翔户外运动基地、贵州最美的乡村骑行旅游目的地、特色知青文化体验地、避暑度假旅游区。其中基础设施建设约4亿元，招商引资项目约6亿元。

基础设施项目：山地旅游公路、景区供水供电、排污、环卫等基础设施、村落搬迁改造及环境整治、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节庆广场、自驾车露营区、景区标识系统、景区绿道、旅游厕所、景观水体、观景塔、休闲亭、荧光步道。

招商引资项目：百里峰从观景索道及岭脊观景平台综合体、直升机峰从观赏基地、生态农业展厅、茶园餐厅、休闲茶坊、帐篷客度假酒店、木屋度假酒店、星空球度假屋、洞穴度假屋、滑翔基地、热气球基地、滑草基地、知青文化村、萤火虫乐园、洞穴餐厅。

（二）合作模式及交易结构

1、合作模式

根据罗甸县政府、四川通航投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及成都来也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依托通航投项目投融资及建 设能力,充分发挥来也股份的文化旅游综合规划优势、景区运营能力及行业影响力，与罗甸县政府平台公司三方共同创建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低空旅游基地、飞行运动基地、养生养老度假目的地。实现上隆景区开发建设、经营管理、市场营销、产业植入、项目招商及景区综合开发等全产业链发展的宏伟目标。

在来也股份的项目方案得到罗甸县政府的认可后，由通航投与罗甸县政府签订项目开发合作协议，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PPP模式。本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必须作为PPP项目投资还款的补充担保措施，并优先偿还PPP建设投资。项目协议签订后，共同推进项目的PPP入库工作。由平台公司、通航投共同发起组建上隆景区项目投资建设公司（SPV公司），启动国家AAAA级上隆景区的基础设施类和旅游服务类PPP项目的建设工作。

（二）交易结构（参见下图）

发起设立罗甸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基金总规模5亿元，投资于数个项目公司成为股东，则至少可以带动20亿元的项目贷款（融资杠杆小于1:4），资本总规模达到或超过20亿元，基本可以满足该旅游项目以及接下来的通航机场、港口建设项目资金需要。

（三）项目风险识别及风险分配

1、项目收益风险

能否取得收益，是投资人衡量PPP项目可行性的关键因素。政府若想吸引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投资，必须对项目收益予以一定保障。对于非经营性的棚户区改造PPP项目而言，采用政府付费或者政府补贴的，必须确保用于支付项目收益的财政资金已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纳入政府预算，且该等预算与当地财力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项目收益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2、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指政府与社会资本双方履约意愿、履约能力及信用保证的效力。相比而言，政府信用风险占主要地位，因为政府容易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通过设定过高的投资回报率以吸引社会资本，但最终因承受能力不足而产生信用风险。当然对政府而言，投资人在诚信、资质、实力、资质、经验等方面也可能存在问题，继而影响项目履约进程。

信用风险主要由政府承担。

3、政治风险

主要包括政府换届、领导人变更、政府债务危机、公众反对、政治不可抗力等风险。

4、政策法律风险

主要包括PPP项目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变更、税收法规调整、担保政策变化、合同文件风险等。

政治和法律风险由政府方和项目公司共同承担。

5、建设风险

主要包括政府决策与审批延误、土地获取风险、融资风险、地质风险、工程变更、建设不可抗力等。

建设风险由项目公司承担。

对于上述风险，应综合考量各方对风险的控制能力、风险与回报匹配程度，按照“风险由最适宜一方承担”的原则进行分配，同时采用风险回避、风险自留、风险控制、风险转移等策略予以应对。

（四）项目实施模式及投资还款保障措施

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可采用由项目公司投资、建设，到期移交，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实施PPP。

对于景区运营部分，可采用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贴模式实施PPP，由通航投及来也负责景区的运营管理、收费，政府根据运营 绩效给予基本补贴以及绩效奖励。

项目融资可由县政府协助申请银行对于贫困县扶贫的专门贷款（利息优惠），以及申请贵州省政府扶贫专项基金、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等投入（低息或无息）。

投资还款保障措施：一，县政府承诺县人大中将项目支出列入中长期财政预算，出人大决议；

二、申请一定比例的扶贫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纳入项目支出预算（不低于全部项目支付30%）；三，县政府以项目的土地出让收益作为项目投资还款的补充担保措施。

八、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建议

（一）因地制宜应用PPP模式

解决贫困地区脱贫工作，以PPP模式参与精准扶贫，由于贫困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且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所以必须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仔细分析梳理问题实质，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财政、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发展阶段、产业规划等诸多因素，设计出最适合当地情况的PPP实施方案，选择具有典型性和重大意义的产业进行投资，力争以点带面，在获得良好投资回报的同时创造扶贫攻坚的突破口，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制造有利条件。

（二）充分利用好当地政策资源

国家部委、省、市、县各级政府以及政策性金融机构乃至商业银行等，往往对贫困地区都有较大的扶持力度和特殊的政策。在这些地对接PPP项目时，要充分调研，与各有关部门深入交流沟通，争取用好、用活、用够土地、金融、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等配套政策，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获得、融资渠道的拓展、融资成本控制、金融产品创新、税收优惠等等，从而减小PPP模式在当地落地的系统性风险，以及有效控制我方的风险分配。

第五篇：家族企业内外部传承模式选择研究论文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而在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到80%以上。家族企业这种在全球范围内广为采用的企业治理模式，正越来越得到中国企业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重视。本文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阈值理论出发，试图建立家族企业传承模式选择模型，探讨家族企业关于内外部传承模式的选择原因和机理。

关键词：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理论;阈值理论;内外部传承模式

家族企业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方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被公认为公司治理体制发育最充分的美国，家族企业也占有很高的比例。在中国，民营企业日渐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力量，而家族企业是民营企业最主要的表现形态，民营企业80%以上都是由业主与其家族控制的。目前，全国各地家族企业的“财富二世”接班大戏正陆续上演。在之前的研究中，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基本仅限于代际传承这一种方式，但家族企业的传承除了内部的代际传承之外，还存在其他外部传承的方式如出售、清算等。同时，这种外部传承所占比重很大。因此，本文试图从社会财富价值理论和阈值理论出发，探讨家族企业关于内外部传承模式选择的原因和机理。

一、家族企业传承及其界定。

家族企业的传承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企业所有权的传承，另一方面是企业经营权的传承。在本文中，我们将传承限定为所有权的传承。

在传统的研究中，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基本仅限于代际传承这一种方式。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是指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由家族的掌门人传递给继承人的过程。但据估计，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够延续至第二代，而能够成功传到第三代手中的仅为10qo-15%。以爱尔兰为例，家族内的代际传承仅仅占到35qo，出售和清算的方式则分别占到49%和16%。

因此，代际传承并非家族企业传承的唯一选择，本文根据家族企业是否将所有权传承给家族内部成员，将家族企业的传承模式分为内部传承和外部传承。内部传承即家族成员内部的代际传承，外部传承即通过出售、清算等其它方式将家族企业进行传承的模式。

二、SEW-社会情感价值理论。

一般认为，在家族企业中存在两个共同作用的组织系统——家族系统和企业系统，以至于家族或家族负责人的社会情感因素会影响到企业的管理决策方式。鉴于此，Gomez-Mejia等学者(2007，2011)在家族企业研究领域提出了社会情感财富模型即SEW。SEW是指家族凭借其所有者、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身份从家族企业获得非经济收益。

其来源于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地位，具体包括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家族归属感和亲密感需要的满足、家族价值观的延续、家族基业的传承、家族企业社会资本的保持、基于血缘连带的家族责任的履行、家族成员间的利他主义，以及家族的社会地位等。

之前研究认为，家族企业的所有权应该包含两个层面，经济层面和心理层面。在经济层面上，所有权主要对应所有者权益;而另一方面，所有权也还应当包括心理上的所有权，主要包括：

①对组织的控制。

②对组织的充分了解。

③自我投入(包括时间、精力等)。

因此，结合SEW的定义，运用SEW理论J除好可以解释心理层面所有权的问题。不同的SEW水平，将会导致企业对所有权的传承模式有不同的选择倾向。

三、阈值理论。

之前的研究认为，糟糕的业绩表现是导致家族企业选择外部传承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这些研究将外部传承等同于家族企业业绩不好乃至于家族企业自身的失败。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这种等『可关系并不成立。家族企业所有者选择外部传承是基于一系列个人和商业原因，而这些原因并不一定都和企业业绩相关联。

Gemono等学者(1997)第一次采用阈值理论来解释企业绩效和传承模式之间如何关联的问题。一个经济要素量的确定，是与之相关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共同影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一种均衡状态，这种均衡状态一经形成就有一种保存现状的惯性。当其中一个要素变化的幅度太小，其力度不足以克服这种惯性时，则原有均衡状态就会维持不变。克服惯性、打破原有均衡所需要的最小力度(最小变化量)，就是我们所言的“阈值”。

根据以上理论，企业的传承方式是被企业财务绩效以及组织的绩效阈值同时决定的。组织的绩效阈值即组织可接受的绩效的最低水平，当低于该水平时，企业所有者就会采取行动解散企业。当阈值提高时，为了达到更高的绩效水平，所有者会更倾向于出售或者对公司进行清算，即选择外部传承。相反地，当阈值降低时，由于所有者对于绩效水平的包容度会更大，因此所有者会更倾向于继续运作公司，即选择内部传承。因此，不同的绩效阈值，也会导致企业对所有权传承方式的差异。

四、家族企业传承模式选择模型内部传。

通过上述探讨，家族企业的社会财富价值将会直接对其绩效阈值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其传承模式的选择。不同的家族企业，SEW水平有所不同，在之前的研究中，比如创始人或者所有者的个人因素、家族的结构、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这种差异。当SEW水平提高时，其绩效阈值将下降，这时选取内部传承的可能性增大，反之，当SEW水平下降时，其绩效阈值将提高，这时选取外部传承的可能性将增大。

SEW水平较高的家族企业，比如创始人管理，所有权分散程度很低，或者不存在一个非家族企业CEO等等，这些因素都会使得家族企业SEW水平较高。而他们往往对低绩效有更强的容忍，因此绩效阈值更低，更倾向于选择内部传承作为自己的传承方式。相反地，SEW水平较低的家族企业，比如后代管理，所有权分散程度较高，或者跨代融人程度较低等等，这些因素往往导致家族企业更关注企业绩效，因此绩效阈值往往更高，在业绩表现不佳的时候，这些企业将更倾向于选择外部传承作为自己的传承方式。

参考文献：

[l]DeTienne D R, Chirico F.Exit strategies in family firms:How socioemotional wealth drives the threshold of performance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3, 37(6): 1297-1318.[2]晁上.论家族企业权力的代际传递[J].南开管理评论，2002，5(5)：47-51.[3]窦军生.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企业家默会知识和关系网络的传承机理研究EDl.杭州：浙江大学，2008.[4]王霄，李宗波.家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分析[J].管理现代化，2013(1)：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