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某诉李某(女军人)离婚案

第一篇：丁某诉李某(女军人)离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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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某诉李某(女军人)离婚案

原告丁某(男)系一机关干部，被告李某(女)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现役军人。原被告于2000年5月经人介绍相识，建立恋爱关系，同年7月登记结婚。原告系再婚，有两个孩子。被告系初婚，婚后未生育子女。双方恋爱期间，被告表示会善待原告的两个孩子。但在婚后共同生活中，被告对原告的两个孩子怎么看都不顺眼，非打即骂。孩子背后向父亲哭诉，被告得知后，恼羞成怒，对孩子发展成虐待。原被告夫妻关系严重恶化。虽经双方单位领导、同事劝解，双方关系未能缓和，原告于2001年3月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

法院有两种处理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本案被告系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从国防利益出发，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应不准予离婚;另一种意见认为 ：现役军人的婚姻虽有其特殊性，但在离婚问题上仍应坚持离婚自由的原则，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应准予离婚。

本案被告虽不同意离婚，但其与原告相识两个月就结婚，婚姻基础差，婚后共同生活时间很短，且被告虐待原告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虽经双方单位领导、同事调解，矛盾无法缓和。在诉讼中，被告不同意离婚，又没有和好的表示，使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无法共同生活。所以，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法院在征得被告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的意见后，可以作出离婚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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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婚姻法第32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这是从实体法角度对现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该规定有利于安定军心、稳定军队、增强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也体现国家对子弟兵的关怀和爱护。

根据我国有关部门的解释和审判实践的经验，适用这一规定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本条规定的现役军人范围。现役军人是指具有军籍，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役的男女军人。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现役军官、军士长、军士、兵;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警官、警士长、专业警士、警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文职干部等。

(2)本条规定的现役军人的配偶，是指同现役军人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确立夫妻关系的人。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是指非军人一方向现役军人一方提出离婚的情形，如男女双方均为现役军人或现役军人一方向非军人一方提出离婚，则不适用该条特别规定，应按一般规定处理。这条规定也不适用双方合意离婚的情况。

(3)处理军人离婚纠纷时，既要对现役军人的婚姻进行特殊保护，又要根据具体情况保护军人配偶的合法权益。现役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军人不同意离婚的，人民法院应当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对军人的配偶进行说服教育，劝其珍惜军属的荣誉，改善夫妻关系，尽量调解和好或者判决不准离婚。对夫妻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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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确已破裂，无法再维持婚姻关系的，经调解无效，人民法院可通过军人所在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在做好军人的思想工作以后准予离婚，对此应严格掌握，慎重处理。

(4)现役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如系第三者插足破坏军人家庭所造成且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的规定追究第三者法律责任，军人不同意离婚的，判决不准离婚。刑法第259条规定：“ 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妻子的，依照本法第236条规定定罪处罚。”其罪名分别是破坏军婚罪与****罪。

(5)本条对现役军人的配偶离婚胜诉权限制的例外规定是 《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内容，即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军人有重大过错时，对其婚姻不适用特殊保护规定。它体现了法律公正性，避免机械追求形式上对军婚保护，而损害军人的配偶的合法权益。需要注意的是例外规定的是军人有重大过错，如果军人系一般过错，而对方要求离婚的，仍“须得军人同意”。

现役军人提出离婚，应持严肃慎重的态度，要不违反军令，不败坏道德。申请离婚者须经所在单位团以上政治机关同意，并出具证明，方可到地方婚姻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离婚，或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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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时夫妻中军人一方的复员费和个人伤亡保险金是否应当分割

基本案情

李卫国(男)在1995年自己20岁时应征人伍。2000年，经人介绍，李卫国与崔娟(女)相识，双方于2000年12月登记结婚。夫妻双方婚后因性格不合，经常争吵。2003年，妻子崔娟起诉离婚，但法院以军人一方的李卫国不予同意为由，驳回崔娟的起诉，不予立案。此后，双方感情并没有好转，甚至到了分居的地步。2005年，李卫国从部队复员回老家，获得复员安家补助费、复员生活补助费和复员回乡差旅费共计人民币2万元。夫妻长期的矛盾也使李卫国心神疲惫，李卫国希望复员后能结束这段不美满的婚姻，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于是在2005年10月，李卫国找到妻子崔娟，协商离婚事宜。

崔娟表示同意离婚，但在财产分割上，双方寸步不让，崔娟认为2万元复员费是夫妻共有财产，应当予以分割，一人一半;而李卫国则认为复员费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不同意分割。另外，李卫国在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因公负伤，获得伤亡保险金2万元，对于这部分财产，崔娟坚决要求平分，而李卫国则坚决不同意，认为该伤亡保险金是自己的个人财产。协议不成，李卫国于2005年12月起诉到法院，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并进行财产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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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经审理后认为，李卫国与崔娟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后，判决双方离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的规定，2万元伤亡保险金是李卫国的个人财产，归李卫国所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的相关规定，崔娟获得的李卫国复员费为1000元，其余部分归李卫国所有。

律师分析

本案主要涉及离婚时，军人复员时获得的复员费以及伤亡保险金如何分割的争议。军人复员费是对军官、文职干部经批准退出现役做复员安置时，发给个人的各种费用的统称，它包括安家补助费、回乡生产补助费、医药生活补助费等。军人复员费对于保障退伍军人的物质生活，减轻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解决退出现役后的一些实际困难，以及保障就业具有重要意义，是体现军人待遇水平的重要方面。由于军人职业的特殊性，需要非军人配偶一方付出比普通配偶更多的牺牲，而军人复员费具有一定的人身性，因此在处理军人与配偶离婚案件时，经常会遇到复员所得如何认定及分割的问题。

关于共有财产和个人财产，法律上有其一般性的规定。依据《婚姻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相关规定：夫妻一方的财产包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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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财产。夫妻共有财产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的除外;(五)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六)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七)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

除了上述一般性规定外，婚姻法中还规定了一些特殊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第14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前款所称年平均值，是指将发放到军人名下的上述费用总额按具体年限均分得出的数额。其具体年限为人均寿命七十岁与军人入伍时实际年龄的差额。”

总的来说，凡是属于军人婚前所得部分，应当认定为军人一方的个人财产，离婚时不分割;凡是属于军人婚后所得部分，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规定的有关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方法分割;凡是属于与军人人身密切相关所得的财产，应当认定为军人一方的个人财产。本案中，对于李卫国在部队服役期间，因公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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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伤获得伤亡保险金2万元，由于其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3条的规定：“军人的伤亡保险金、伤残补助金、医药生活补助费属于个人财产。”所以，该2万元应当属于李卫国的个人财产不应分割;对于李卫国复员时获得的复员费，根据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一般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的相关规定来分割：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2000年12月至2005年12月，共计5年，李卫国从入伍至死亡时每年所得的复员财产的平均值为2万元-(70岁-20岁)=400元;李卫国与崔娟的夫妻共有财产=李卫国与崔娟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李卫国从入伍至死亡时所得的复员财产的平均值=5×400元=2000元。对于这2000元李卫国与崔娟的共有财产，应当一分为二，双方各得1000元;复员所得财产的其余18，000元是李卫国的个人财产，不应分割。综上，2万元伤亡保险金归李卫国所有，复员费中的2000元为李卫国与崔娟的共有财产，每人分得1000元，复员费的其他18，000元归李卫国所有即李卫国共得39，000元，崔娟得1000元。人民法院在适用法律和具体财产分割上是正确的。

律师随感

关于军人复员费以及军人伤亡保险金，均是对军人给予的一种具有特殊人身性的财产补助。离婚时，对于这部分财产的分割，原则上，军人伤亡保险金不应分割;军人复员费可以分割，但也只能是就婚姻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 www.xiexieb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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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复员费的份额进行分割。这既保护了军人的合法权益，又照顾了军人配偶一方的合法利益。

第二篇：曾婷诉徐小明离婚案

曾婷诉徐小明离婚案

问题提示：在离婚案件中决定子女抚养权归属时，收入较高和不要求对方承担抚养费，是否能作为一方获得子女抚养权的决定性因素或法院优先考虑的因素？

【要点提示】

在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双方的经济条件仅是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而不是决定性因素；一方不要对方给付抚养费，也不应作为优先条件考虑。应当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综合的抚养能力以及家庭观念等情况妥善解决。

【案例索引】

一审：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2006）赤民一初字第152号（2006年4月26日）二审：广东省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06）湛中法民一终字第262号（2006年10月23日）

【案情】

原告（上诉人）：曾婷（女）。

被告（被上诉人）：徐小明（男）。

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曾婷与徐小明于2000年经他人介绍认识，2001年11月21日登记结婚，婚后感情尚好。2004年8月14日生育女儿徐雨彤。2004年开始，由于双方性格不合，志趣不同，沟通不畅，导致夫妻感情不和。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以徐小明名义按揭购买了位于湛江市赤坎区海园路28号华盛家园的一套屋（粤房地证字第1849862号），因此尚欠中国农业银行湛江市赤坎支行的贷款254617．3元，还购置了索尼牌背投电视机一台，康佳牌21英寸彩电3台，西门子牌三门冰箱等家用电器一批，双方均同意将上述房屋及家用电器作价530000元进行分割。在曾婷名下的3笔银行存款共21823．63元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曾婷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989元，徐小明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7457元。

原告诉称：我与被告于2000年经他人介绍认识，2001年11月21日登记结婚，2004年8月14日生育女儿徐雨彤。婚后双方感情不错，但从2004年开始，被告沉迷于足球赌博，经我和家人的无数次劝阻仍执迷不悟，以致欠下巨额债务。被告为了逃避债主追债，于2006年1月21日突然离家出走，我与亲人在四处寻找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向公安机关报案求助。被告的单位也在《湛江日报》发表声明限被告在见报之日起15日内返回单位报到，否则按厂规处理。至2006年2月22日被告才回到单位上班。据我了解，被告一直与“张兰”保持暧昧关系，并在赤坎区百园路附近租房姘居。被告的行为严重伤害了夫妻的感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特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由于女儿未满2周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有关“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女儿归我抚养，被告按月收入的30％支付女儿抚养费。

被告辩称：原告诉称部分不属实。我虽有参与足球赌博的行为，但与原告的支持也有关系。我没有与其他女人姘居，也没有第三者。如果女儿由我抚养，我同意与原告，也不需要其支付女儿抚养费。原告的工作时间不规律，经常是三更半夜才回家，且她的收入也不高，女儿由我抚养更有利于其成长。夫妻共同财产由法院合理分割。

【审判】

湛江市赤坎区人民法院认为：曾婷、徐小明虽然在结婚初期感情较好，但由于双方后来不注意感情的培养，缺乏沟通，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曾婷据此起诉，应予以支持。由于徐小明的收入较高，且工作稳定，结合徐小明不需要曾婷支付抚养费的情况，女儿徐雨彤随徐小明生活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曾婷认为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一条关于“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的规定，并主张女儿徐雨彤应由其抚养，但是，根据2001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的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的规定，因徐雨彤已过了哺乳期，故抚养权问题应本着有利于子女权益的原则，结合双方的具体情况决定。对于夫妻上述共同财产，以双方协议的价格530000元、加上曾婷在银行的存款21823．63元，在减去尚欠银行的贷款254617．3元后所剩的数额，应按照均等分割及照顾女方利益的原则处理。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八条的规定，判决：

一、准许曾婷与徐小明离婚；

二、女儿徐雨彤由徐小明抚养，抚养费由徐小明独自承担；

三、位于湛江市赤坎区海园路28号华盛家园的一套房屋（粤房地证字第1849862号）及家用电器归曾婷所有，双方尚欠中国农业银行湛江赤坎支行的贷款254617．3元和利息由曾婷负责偿还。曾婷须补偿上述财产折价款137691．35元给徐小明；

四、双方在银行的存款21823．63元归曾婷所有。曾婷须补偿10911．81元给徐小明；

五、曾婷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付清上述第二、三项确定的款项给徐小明。诉讼费7088．2元，由曾婷、徐小明各负担3544．1元。

一审宣判后，曾婷不服提出上诉称：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1）原审判决认定“由于双方性格不合，且未能相互沟通，以致夫妻感情不和。”是错误的。事实上，是由于被上诉人沉迷于赌博和有第三者，才导致双方感情破裂的。被上诉人在原审开庭时也承认其有赌博行为，但原审法院对此重要事实不予认定；（2）原审以徐小明的收入较高，不需要上诉人支付抚养费为由，判决女儿由徐小明抚养，不符合客观实际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既然是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来判决，那么双方的具体情况如下：①被上诉人有嗜赌行为，其赌博时间长，所欠赌债多达26万多元，被上诉人因此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更加无法保障女儿的生活与健康成长的。上诉人的工资收入虽然比被上诉人的少，但没有债务，比被上诉人更适合抚养女儿。原审轻率判决女儿由被上诉人抚养，是极不公正的；②被上诉人因欠下巨额赌债，在没有告诉其妻子、父母等亲人的情况下突然失踪长达一个多月。上诉人以为被上诉人遭遇意外而报警求助，并与其他亲属不辞劳苦四处寻找才在上海找到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却毫无悔意，这足以证明被上诉人对家庭极其不负责任。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第一条规定：“1．两周岁以下的子女，一般随母方生活。母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随父方生活：（1）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子女不宜与其共同生活的；（2）有抚养条件不尽抚养义务，而父方要求子女随其生活的；（3）因其他原因，子女确无法随母方生活的。”上诉人不具有上述情形，但原审不支持上诉人抚养女儿的请求，是有法不依。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女儿徐雨彤由上诉人抚养，被上诉人按月收入的30％支付抚养费，并合理分割共同财产。

被上诉人徐小明答辩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实体处理适当，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相同。

二审法院另查明：2005年10月12日，徐小明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参与赌博。2006年1月21日，徐小明因赌球欠下巨额赌债而被他人追债，在没有告诉家人和单位的情况下突然出走。上诉人与其他亲属四处寻找无果，于同年2月6日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同年2月8日，徐小明所在单位在《湛江日报》上登载声明，要求徐小明自声明登报之日起15天内返回工作岗位，否则按照有关规定处理。2月22日，徐小朋在写给单位的《检讨书》中承认其因赌球欠下赌债25万多元，并表示悔过自新。徐小明在原审曾承认其有赌博行为，并承认以上《保证书》和《检讨书》是他书写的。

婚生女儿徐雨彤原来一直跟随曾婷与徐小明共同生活。2006年4月26日，徐小明接到原审判决书后，在没有与曾婷协商的情况下，把女儿徐雨彤送回其原籍四川省绵竹市的父母家。

徐小明婚后至2006年6月的住房公积金余额为20614．13元，养老保险金为29530．93元；计至2006年6月止，曾婷的住房公积金为6160元，养老保险金为1097元。经法庭质证，双方对以上住房公积金及养老保险金的数额均没有异议，且同意在二审诉讼中平均分割。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曾婷与被上诉人徐小明经自由恋爱结婚，双方的感情基础较好，本应互相珍惜并共同创造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双方后来性格不合，加上徐小明参与赌博，引起夫妻感情不和，尤其是徐小明为躲避赌债而离家出走，从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双方对原审判决准许离婚及处理夫妻共同财产没有异议，应予以维持。双方均同意在二审平均分割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金，应予以准许。

关于婚生女儿徐雨彤应当由谁抚养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的规定，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应当优先考虑子女的利益，从有利于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进行判决。本案中，双方的女儿现在虽然刚满2周岁，已过哺乳期，但她尚属年幼，此时更加需要母亲的养育照顾。上诉人曾婷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其工资收入虽然比被上诉人的少，但在当前湛江市已属中等水平。虽然徐小明的月工资有7000多元，而且他提出由其独自抚养女儿，不需要曾婷支付抚养费。但是，收入高仅是作为考虑子女抚养问题的其中一个条件，不是决定性条件；不需要另一方支付抚养费也不是法定的优先条件。徐小明因赌博并欠下巨额赌债，在他人追债时不告诉家人就离家出走，据此可认定其家庭观念及责任感较为薄弱。此外，徐小明接到原审判决书后，在还不能明确对方是否上诉的情况下，没有经过与曾婷协商，就抢先把女儿抱走并送回老家交给其父母照顾，由此可见其抚养小孩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的行为使女儿脱离了上诉人的抚养和监护，同时使上诉人受到母女分离之苦，其做法是错误的。相反，上诉人曾婷的家庭责任心较强，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没有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不适合抚养小孩的情形，因此，由上诉人抚养女儿对徐雨彤的健康成长更加有利。而且，双方当事人都在湛江市工作，如女儿由上诉人抚养，被上诉人探望女儿也较为方便。综合以上条件和因素，女儿徐雨彤应由上诉人曾婷抚养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徐小明应负担女儿的部分抚养费。曾婷在原审时请求徐小明每月支付其工资收入的30％作为女儿的抚养费偏高，根据湛江市当前的生活水平，应判决徐小明每月支付1400元抚养费为宜。原审没有考虑徐雨彤当时未满2周岁，更加需要母亲抚养和照顾，而且没有认定和考虑徐小明因赌博欠债和离家出走等事实，仅考虑徐小明的工资收入较高且不需要曾婷支付抚养费，判决徐雨彤由徐小明抚养的依据不足，应予以纠正。上诉人要求由其抚养女儿的理由充分，而且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应予以支持。二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三）项的规定，判决维持一审法院准许曾婷与徐小明离婚和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判决；改判徐雨彤由曾婷抚养，徐小明每月给付抚养费1400元至徐雨彤能独立生活时止；平均分割双方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保险金。

【评析】

本案是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在二审诉讼中争议的焦点是婚生女儿应当由谁抚养的问题。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和婚姻法以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未成年子女利益优先”原则进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子女抚养问题，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从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妥善解决。”该规定与修改后的婚姻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无抵触，故仍然可以继续适用。据此，在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应当优先考虑子女的利益。本案中，双方当事人的女儿虽然在二审期间刚满2周岁，已过哺乳期，但她尚属年幼。根据人们长期的生活经验，子女在年幼时从天性和自然对母亲的需要和依赖要超过父亲，此

时母亲比父亲更加适合养育和照顾子女。上诉人曾婷的工资收入虽然比被上诉人的少，但在当地已属于中等水平。虽然徐小明的月工资有7000多元，而且他提出由其独自抚养女儿，不需要曾婷支付抚养费。但是，经济收入高仅是作为考虑子女抚养问题的其中一个条件，但不是决定性条件；而且不需要另一方支付抚养费也不是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法定条件。本案中，有证据证明徐小明有赌博行为并因此欠下巨额赌债，在遭到他人追债时不告诉家人就离家出走，由此可认定其家庭观念及责任感较为薄弱。此外，徐小明接到原审判决尚未生效，没有经过曾婷同意，就抢先把女儿抱走并送回老家交给其父母照顾，使女儿脱离了上诉人的抚养和监护，同时使上诉人受到母女分离之苦，其做法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其抚养小孩的时间和精力有限。相反，上诉人曾婷的家庭责任心较强，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没有司法解释所规定的不适合抚养小孩的情形，因此，由上诉人抚养女儿对徐雨彤的健康成长更加有利。而且，双方当事人都在湛江市工作，如女儿由上诉人抚养，被上诉人探望女儿也较为方便。综合以上条件和因素，双方的女儿徐雨彤应由上诉人曾婷抚养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被上诉人徐小明应负担女儿的部分抚养费。原审仅考虑徐小明每月的工资收入较高且不需要曾婷支付抚养费的条件，而没有考虑徐雨彤当时未满2周岁，其更加需要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和母亲的关爱，而且没有认定和考虑徐小明赌博欠债和离家出走等事实，因此原审判决由徐小明抚养女儿的依据明显不足。上诉人要求由其抚养女儿的理由充分，而且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本案的实际情况，应当予以支持。

有人认为徐小明已把女儿抱回老家，如果二审改判女儿归曾婷抚养，可能难以执行，而且在二审诉讼期间女儿已满2周岁，应当考虑本案的实际情况，维持一审由徐小明抚养女儿的判决。其实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二审法院应当审查一审判决查明的事实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是否正确，然后依法做出维持原判、改判抑或发回重审的处理。一审法院在处理子女抚养问题时，没有认定徐小明存在赌博和离家出走的事实，也没有考虑双方的女儿当时未满2周岁的客观情况，仅考虑徐小明的工资收入高就判决女儿归其抚养，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既不符合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也违背离婚案件中有关子女抚养问题的“未成年子女利益优先”原则。此外，徐小明在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不经曾婷同意就抢先将女儿抱回老家，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应做出否定的评价。如果二审根据这一情况就维持一审关于子女抚养问题的判决，那么就会向社会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在诉讼中，一方当事人只要抢先抱走孩子，那么法院就有可能据此判决子女归其抚养。这样不但不利于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而且该判决也难以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何况，本案尚不能排除徐小明自觉履行或在法院强制执行中履行终审判决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二审法院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有关法律规定，改判双方当事人的婚生女儿归上诉人曾婷抚养，并判令徐小明每月按其工资收入支付20％的抚养费是正确的。

【编后补评】

心理学研究发现，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特别是婴幼儿，健康成长所需的最重要的条件，不是优越的物质条件，而是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婴幼儿初到人世，生活无法自理，需要完全依赖抚养者。和抚养者形成依恋，是其在心理上产生安全感的必要条件。动物学家哈罗曾用恒河猴做过相关实验。哈罗准备了两只母猴。一只金属的，提供乳汁。另一只绒布的，没有乳汁。他把实验组幼猴放在这两只母猴身边。实验结果发现，在165天的实验时间里，幼猴在绒母猴身边玩耍的时间，每天长达16个小时。它们和绒妈妈拥抱、亲昵或在其怀里睡觉。它们在金属猴妈妈身边呆的时间，包括吃奶时间在内，没有超过1．5小时。被剥夺了与母猴建立依恋关系的对照组幼猴，即使实验人员在其他方面给予了很好的照料，长大后仍显得极端胆小和畏缩，没有能力和同伴建立良好的猴际关系。它们生病和死亡率也较高。这个实验表明，幼猴的依恋行为主要取决于对象是否具有提供温暖、舒适和安全的机体特点，而不是对象能否提供食物。

适用“未成年子女利益优先”原则，首先应当考虑抚养者能否提供足够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基本经济能力，而不是哪一方能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条件。本案中，虽然徐小明的月工资有7000多元，而且他提出由其独自抚养女儿，不需要曾婷支付抚养费。但是，他有赌博恶习并因此欠下巨额赌债，使得他较高的月工

资，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因此，在戒赌成功之前，他实际上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无法保障，根本不具备抚养子女的经济能力，而他之前写下的不再参与赌博的保证书和检讨书都已证明，他不会信守承诺。曾婷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虽然月收入没有徐小明高，但是，她的收入在当地已属于中上，足够为女儿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且没有赌博或其他恶习。

其次应当考虑的是，抚养者能否提供让子女心理得以健康成长的安全的环境和关爱。恒河猴的试验结果证明，幼儿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物质条件并非最重要的，在物质条件能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后，幼儿对温暖和关爱的情绪需求，远远超过对物质条件的需求。一审判决由徐小明直接抚养幼女，他却把幼女送到远在四川的父母家代养，使幼女突然失去熟悉的生活环境，失去她所依恋的母爱，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显见其既不考虑突然改变生活环境和抚养者对女儿心理上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考虑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对父母关爱的情感需求，更不考虑自己为人父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此举也将迫使曾婷为实现其子女探视权不得不增加时间和经济上的成本。

因此，不管是从双方经济能力、家庭责任心、对女儿的关爱和付出，是否有恶习、父母探视权的实现来考虑，还是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来考虑，由母亲曾婷直接抚养女儿，都更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第三篇：丁某诉丁某继承纠纷案 毕业论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学专科毕业作业

丁

某

诉

丁

某

继

承

纠

纷

案

目录

一、案情介绍

二、案件焦点

三、分析与结论

丁某诉丁某继承纠纷案

案情介绍

原告：丁某

被告：丁某

原告与被告均是丁培浩的子女，除原、被告外，丁培浩无其他子女。解放前，原告丧母，其生父丁培浩在外当兵后去台湾，因家庭生活困难，1942年原告5岁时，被送至本地陈铺头村段光绍家生活至原告结婚，现仍有亲戚往来。原告分别称段光绍、段景亮（段光绍之子）、王氏（段景亮之妻）为爷、父、母，段光绍、段景亮现均已去世数十年，王氏现年80多岁。对于原告当时去段家生活的性质，是被送养或是寄养，原告与被告目前均未发现有相关书面字据。20世纪80年代前后，在台湾的丁培浩与原告和被告建立联系，后素有往来。原告曾到台湾探视其生父。2002年3月21日，以原告为申请人，甲市公证处制作了[2002]荥证民字第13号《亲属关系公证书》一份，证明申请人丁某0是关系人丁培浩的女儿。2002年4月，丁培浩被原告接回大陆后到被告处居住，随被告及被告的子女生活，同原告亦有交往。丁培浩带回有其个人财产，曾经将其所有的20 190．32美元存入中国银行甲市支行索河路分理处。丁培浩因病住院期间，由原、被告共同照料。2004年2月，丁培浩因病死亡，由原、被告共同安葬。由于丁培浩生前对其财产未留下遗嘱，银行存款的存单现由被告持有。2004年12月24日，原告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遗产。

原告诉称：原告与被告为亲兄妹。1939年原告2岁时其母病故，其父丁培浩在外当兵，因家庭生活困难，原告被接到其外祖父家生活。原告5岁时，由于生活困难，其外祖父将原

告送到本地陈铺头村段光绍家寄养，段光绍是原告外祖父的好友，双方约定待丁培浩回家后就将原告送回。丁培浩于解放前去了台湾，多年无音讯，1960年原告结婚后到现住所定居。20世纪80年代前后，丁培浩与原告开始书信联系，之后双方有多次往来，原告曾到台湾探望其父。2002年4月，丁培浩从台湾回到韩常村定居，父女关系非常好，丁培浩曾经多次给付原告财物。2004年2月丁培浩去世，原告与被告分担了丧葬费用。丁培浩生前在韩常村建造了住宅一处，在银行有2万余美元存款，该遗产现均由被告霸占。原告认为：原告虽曾被寄养，但仍是丁培浩的女儿，没有与他人形成收养法律关系。丁培浩生前给付原告的财物，是已经由其处分过的财产，不是其遗产。原告要求作为法定继承人与被告共同继承上述房产和银行存款。

原告提交的证据有：（1）《亲属关系公证书》一份，用以证明丁培浩与原告的父女关系；

（2）原告保存的其父在台湾时先后寄给原告的信件8封，用以证明父女关系非常好；（3）相关人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2份，用以证明原告幼时是被人抚养，不是被收养。

被告辩称：原告幼时被生父托人送与他人收养，原告改丁姓为段，与其养父、养母共同生活了16年，对他们以父母相称，其养父、母又为其操办了婚姻大事，原告出嫁后仍与他们保持亲戚来往至今，因此，原告已经与段家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原告被段家收养后到本地解放的时间内，生父有5年时间都在大陆，按民间习俗，原告没有生父信息正是将原告送养他人的典型表现。原告与段姓夫妇之间不是寄养关系。公证书是为了赴台需要而办，只能说明原告与生父是血缘上的父女关系，不能证明是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原告的养父早已去世，原告与其养母的关系并未恶化，因此，原告与其养父母的收养关系没有且已无法解除，其与生父的权利义务关系自然不可恢复。原告本名姓段，为赴台需要而改姓丁，原告的生父在台湾时的书信往来中对原告以女儿相称，只是表明其对原告自幼被送养的愧疚，不能证明权利义务的恢复。原告所诉房产是被告自己建造，与被告的父亲无关。被告的父亲回来定居时，原告将其生父托原告携带的10 040美元私自占为己有，父女关系恶化，此款是被告父亲的债权，现应是其遗产。被告父亲的生活及去世后的安葬费用均是被告承担，原告没有对其进行较多赡养。因此，原告无权继承其生父的遗产，被告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提供的证据有：（1）被告之子丁有明、丁水明的证人证言，用以证明原告未赡养其生父，且因财物问题而关系恶化；（2）相关人员出具的书面证明材料6份，用以证明原告幼时被送养、后与其父关系恶化；（3）相关人员自台湾邮寄给被告的信件1封，说明丁培浩生前的有关情况。

法院依据原告的诉讼保全申请，在查询、冻结丁培浩生前在中国银行甲市支行索河路分

理处的存款时，该银行提供了丁培浩三笔存款共计20 190．32美元的情况。

案件焦点：

被送养人自幼被送养，送养一方没有明确告知接受方让其收养，被送养人与接受方共同生活多年，是否应当认定被送养人与接受方之间的收养关系？

分析与结论

审理继承纠纷案件中，在确定法定继承人时，如涉及到案件当事人事实收养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应适用当时有关收养的规定，当时没有规定的，可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有关规定处理。同时，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认证。在《收养法》实施前，如果案件当事人自幼被送养时，送养一方没有明确告知接受方让其收养，并且也未履行相关程序，即使被送养人在接受一方家庭中生活期间改为接受一方的姓，并不能据此必然认定被送养人与接受方形成事实上的收养关系，还应结合其他事实综合加以认定。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起的诉讼，丁培浩生前无遗嘱，其遗产应以法定继承处分。被告是丁培浩的儿子，是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

原告自幼被送到段家生活，该行为发生在我国《收养法》实施前，是否属于被送养，应当依据我国《收养法》实施前的有关法律规定。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可见，我国对《收养法》实施前的事实收养关系予以承认。原告与段家相互使用父母子女称谓，履行了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以父母子女关系相待共同生活多年，已经形成事实收养关系。寄养目的是委托他人代为抚养照料子女，不涉及变更称谓，不产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因此，原告主张的寄养关系不能成立。原告提交的公证书关于原告与丁培浩父女关系的证明，有可能产生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的误解，对其包括的关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本院不予采信。收养关系形成后，原告与其生父及其他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原告的收养关系始终存在，原告与其生父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无法恢复。因此，原告不是丁培浩的法定继承人。

原告虽然对其生父的遗产不享有法定继承权，但是，原告给其生父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也是不能忽视的事实。原告的收养关系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原、被告均在与其父建立联系后，始能从生活和精神等方面照顾其父。原告以父女关系相待，曾赴台探视生

父，又主动接其回大陆生活，照料其病情，与被告一同将其安葬，原、被告对其父进行照顾，尽管各自法律身份不同，在数量方面也可能不平衡，但并无明显实质差别，均产生赡养的效果。原告对其生父已进行了较多的赡养。因此，原告应当适当分得部分遗产，具体金额由本院酌定。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原告与其生父之间存在债权债务，也无证据证明丁培浩留有个人房产，因此，被告关于其父生前的债权应当一并作为遗产的主张，原告关于房产的主张，本院均不予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第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丁培浩生前在中国银行甲市支行索河路分理处的20 190．32美元存款，由原告丁某0分得其中的3000美元，其余全部由被告丁某1继承；

被告丁某1应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原告丁某0分得的3000美元交付给原告丁某0。

二、驳回原告丁某0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42元，由原告丁某0、被告丁某1各负担521元。

宣判后，丁某0向甲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称：（1）原审法院对上诉人提交的证据认定有失公正。一审法院对于上诉人提交的证明上诉人与丁培浩为父女关系的公证书用不肯定的语句就否定了公证书的证明效力，是错误的，即使公证书有错也应当由公证机关自行撤销；（2）原审法院适用的法律有误。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收养关系时适用的是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但这个解释在我国《收养法》施行后即已废止，不再适用。况且，该案事实发生时新中国还没建立，更无法律规定，所以本案应当适用《收养法》。综上，原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发回重审或予以改判。

附录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十八条规定：“亲友、群众公认，或有关组织证明确以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虽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按收养关系对待。”

2.《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

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3.《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九条规定：“被收养人对养父母尽了赡养义务，同时又对生父母扶养较多的，除可依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继承养父母的遗产外，还可依继承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得生父母的适当的遗产。”

第四篇：余某诉刘某被驳后再次起诉要求离婚案

余某诉刘某被驳后再次起诉要求离婚案

【案情简介】

余某的诉讼代理人持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2009）纽领认字第xx号认证书认证的有美国纽约州政府印章和该州副国务卿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向人民法院起诉称：双方经人介绍相识，于2006年10月登记结婚，婚后无子女。由于婚前双方缺乏了解，婚后因性格和文化差异，双方经常吵嘴。2007年后，双方感情进一步恶化，婚姻关系名存实亡。同年余某远走美国务工，已分居四年。2008年3月余某曾起诉至法院，要求与刘某离婚，法院判决不准双方离婚。判决生效至今已一年时间，双方关系仍未缓和，故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刘某答辩称：余某离婚是为了解决黑户问题，是假离婚，双方感情并未破裂，请求法院依法驳回余某的诉讼请求。余某出国前花了不少的钱，我为他出国借了26万元钱，如果余某能还清该借款，就同意离婚。

【律师评析】

离婚案件涉及人身关系。本案不属于涉外案件。余某与刘某的夫妻感情不能认定为已破裂。法院应“不准余某与刘某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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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李军人民调解员事迹材料

履职尽责情系调解

—五九七农场第四管理区人民调解员李军先进事迹

五九七农场第四管理区（地域名称为长林岛，乡镇级）是著名的国家级生态湿地保护区，辖区面积43.6万亩，其中耕地14.7万亩，常住人口1892户，人口4824，流动人口3500人。辖区有7个作业站（村），2个居民组。经过数十年的开垦，这里已变成了民风淳、风气正、人民安居乐业的新型文明管理区。李军，一位在基层调解战线上默默耕耘十年的人民调解员，以其润物细无声的调解风格和效果，赢得了管理区干部职工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为“李司法”。

一、勤政为民，立党为公，调解架起连心桥

管理区工作复杂琐碎，往往是“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很多矛盾纠纷都自然落到管理区这级组织上来。作为人民调解员的李军，通过采取超前宣传、同步介入、跟踪调解的方法，把矛盾消来在产生前，化解在激化前，平息在上访前。2009年秋天，按照农场和管理区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要求，要对所辖的二十四作业站道路两侧11户居民，面积约680平方米的泥草房进行拆迁，然而被拆迁者大多数是居住近30多年的老户，故土难离，拆迁工作困难重重。李军主动请缨，跟随房产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家各户，挨个家庭做 1

思想工作，把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明白，把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和相对应的惠民政策讲解清楚。并对20多个当事人反映出来的问题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将意见及时的反馈给管理区党委，为管理区党委合理做出补偿决定提供了依据。在短短五天时间里，达成11份《房屋拆迁补偿协议》，防止了矛盾激化，避免损失70多万元。2009年春耕大忙季节，30作业站发生因土地承包费收缴不合理导致一些承包户要越级上访的事件。李军接到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到作业站调查取证，并向管理区党委做了详细的汇报，同时提出了司法建议：应按依法签订的土地承包经营合同规定的金额收缴承包费。他的建议被采纳。于是他又开车到生产队做工作、半法律，说服上访群众，终于使他们打消了上访的念头，并把他们上访的问题合理解决。

二、依法办事，以理服人，联动调解显神威

2002年李军通过考试考核取得了法律服务工作者资格证，这更增加了他参与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和成就感。

三、以情动人，宣传法律，主动调解暖人心

2008年在李军的建议和筹划下，管理区把“逢一大集日”定为“信访大集日”和“法律大集日”。管理区的主要领导按照排班表到“双集日”接待上访群众，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做好法律、政策的咨询解答，李军每次都是组织者、参与者和法律宣传员。工作中他不断提升自己的调解技能和方法，他坚持受案后，及时对案件的每个细节全部调查清楚，以便更好地制定调处方案，有效化解矛盾。他最多采取的是缩短调解人和当事人的精神、情感，尽可能亲近当事人，消除当理人的心理戒备，敢于乐于说心理话，甚至于个别隐情，从而迅速准确在挖掘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深层问题，抓住症结，使纠纷尽快得到化解。27作业站稻农刘长友承包了农场33公顷水稻地，经过家人几个月的辛勤劳作，水稻长势喜人，可是养牛户张某一天将自己的20多头牛散放到水稻田边吃草，因其疏于管理，几头牛跑到了刘长友的稻田地里，把好端端的青苗糟蹋的不成样子，刘某找张谋说理，张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没有错，二人争持不下，引来双方亲戚朋友蜂拥而上，眼看一场混战就要展开。就要这危急时刻，李军驱车赶到了现场，原来他是接到信息员的电话，连饭也没顾得上吃就赶来的。众人见到李军的到来，纷纷停止了争斗，因为李军的处事公道在管理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大家静听他的调查和调解，经查证李军公正地说出了处理意见，即：养牛户张某赔偿刘长友800元青苗损失费并当面道歉，而刘长友当面向刘某检讨了自己粗暴的态度，终于两家化干戈为玉帛。李军还开通了法律咨询热线，他的手机费和车的加油钱一年要支付2000余元，都是他自己掏腰包。他没有收过群众一分钱，有些群众为了感激李军为自己说公道话，送钱，送物他都拒之门外。热线开通后，家里电话早晚不断，时间长了，妻子对李军的作法很有意见，可李军总是耐心地和妻子解释：“谁让咱是人民调解员呢，党和职工群众信任我，我就一定要为他们办实事”。这就是一个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信念和追求。

李军在管理区调解岗位上干了10年，连续三年被红兴隆分局司法局授予“优秀人民调解员”荣誉称号。连续十年被五九七农场依法治场办评为先进工作者。10年来，他调解处理土地、邻里、债务、拆迁等纠纷600余起，调解成功率98%，当事人履行率达95%。化解“民转刑”案件30余起，帮教转化“法轮功”习练者1人，挽回经济损失300万元。作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李军用他那颗年轻的心奉献着青春，把情与爱倾注到百姓的心间，在司法助理员的岗位上履职尽责，他情系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作为事业来追求，在平凡工作中为管理区稳定与和谐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演绎着一幕又一幕春风化雨的故事。

201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