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加快推进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

第一篇：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加快推进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

解放思想

转变观念

加快推进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

新

一、认清形势，不断增强推进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农业经营体系是各种农业经营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总和。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就是要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加快形成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农垦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需要变革农业经营体系、加快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推进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加快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

第一，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确立新时期农垦战略定位的制度基础。

新时期农垦战略定位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经济地位上升到政治地位。农垦是我国农业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业农村领域，不仅需要集体经济、家庭经济、合作经济，更需要国有经济。中国特色农业经济体系中，必须有农垦这支力量。新时期农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要加强对农垦战略定位的宣传，逐步改变各方面对农垦战略定位认识上的偏差。二是从先进性上升到安全性。以前讲农垦的先进性方面比较多。先进性很重要，但同时要严守安全这个基本底线。农垦不仅要参与市场竞争，更要支撑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农垦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事关粮食安全，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边境安全等。三是从示范带动作用上升到战略作用。农垦仅仅示范带动农村现代农业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城镇化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外交等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农垦。认识农垦不能只局限于“三农”，要想到四化同步、想到新型城镇化、想到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在国家农业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农业是农垦的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是提升农垦地位作用的根本所在。推进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加快发展农垦现代农业，进而确立和提升农垦战略地位的有力制度保障。

第二，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推动农垦改革发展的内在动力。

农垦改革内核是创新体制机制，农垦发展内核是转方式调结构。农垦改革发展要特别注重三个方面，这三方面都与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紧密相连。其一，垦区集团化的根基是农场公司化。农场公司化改革是垦区集团化的微观基础。没有农场行政化色彩的消除和经济功能的增强，没有农场大力兴办各类企业，就没有垦区的真正集团化。总结江苏农垦经营体系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国有农场经济功能的公司化。其二，国有农场社会职能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是经济功能的提升。改革国有农场社会职能，绝对不仅仅是社会职能属地化以及属地化以后钱怎么出那么简单。社会职能属地化是“瘦身”的办法，更重要的是要“强身”。“强身健体”就是要增强农场经营能力，强化经济功能。其三，生产要素配置的载体是经营主体。无论是开展资本运作，推行土地资产化、资本化，还是建立新型劳动用工制度，都需要由主体来实现。人、财、物这些要素要盘活，必须要有农场这个经营主体。

第三，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解决农垦民生欠账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根本途径。

解决农垦的民生欠账和历史遗留问题，治本之策是建立完善的经营体系，提高发展的整体质量和规模效益。一是从农场的特殊性看必须推进经营体系改革创新。农场是集经济性、社会性、区域性于一体的特殊组织，要解决民生问题，光靠公共财政不现实。根本上要靠放活机制、提高效益、发展自身来解决。二是加快农场新型城镇化必须推进经营体系改革创新。实现农民低成本地就近城镇化，农场是非常好的载体。必须提高农场农业经营能力，推进二三产业发展，实现农场和区域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三是夯实农垦发展的基础必须推进经营体系改革创新。各垦区管理体制、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经营是农垦改革发展的永恒主题，无论是集团化垦区还是非集团化垦区，都要高水平地经营农业。

第四，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是促进三农融合和四化同步的战略举措。

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不仅事关农垦自身的发展，也涉及到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全局。农业经营体系与三农融合和四化同步的关系要从三方面看：一是现阶段农村的农业经营主体要应对现代化大生产，提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现在农村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是立足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上的经营主体。它们要提高市场竞争力，要同ABCD四大粮商同台竞争，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必须在农村经营主体上构建一个带动型的综合体。农垦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发展集团化企业，培育大粮商，带动农村经营主体发展。要通过大集团解决市场风险问题，通过小农场解决集约生产问题。二是农村乡镇仅仅依靠自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还需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农民城镇化主要靠中小城镇，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要走市场化路径的城镇化，解决各种要素有效配置的问题。乡镇是行政化的组织，单依靠行政组织解决农村城镇化发展中的要素配置问题，效率难以保障。农场区域有企业，有产业，能就业，可以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带动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三是依靠劳动力转移到大中城市来解决农民的职业化问题，还要相当漫长的过程。农民不应是贫穷的身份，而是具有技能的、具有劳动保障的一个职业。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农场农工就是职业化的农业工人，可以为农民职业化进程提供样板。

二、理清思路，加快构建以企业化、一体化经营为主导方向的中国特色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经过多年改革，农垦的集团化发展很快，集团化垦区经营体现了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的特点。但是，部分农场特别是属地管理的农场，实行了类似于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相对固化了农户承包经营关系，农场的经营能力、组织优势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迫切需要改革创新完善。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济体系，首先必须澄清三个方面的模糊认识：

第一，关于国有农场土地的权属和权能。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性质上有根本的不同。现在农村集体土地权属和权能很清楚，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现在农村的土地确权，确的是农户承包经营权。农垦土地性质是国有，所有权是国家的，农场和垦区拥有使用权。农场跟农工之间的土地关系本质上是租赁关系，是债权关系。国有农场土地确权登记，确的是农场和垦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将国有农场土地混淆于农村集体土地，将农场国有土地按农村做法承包长久不变，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极易在土地的承包期、承包费、承包人等方面造成一系列的问题。在国有农场土地管理方面，有几个问题急需解决：一是国有农场在土地上的投入，不算作资产，投入越多，企业负债率越高。二是土地没有体现资产属性，按资源进行管理，不按资产管理配置，无抵押担保权能。三是土地经营内容和经营期限等方面管理不规范，少数农场存在一包了之、长期不变现象。

第二，关于经营主体的发展。农业经营体系的变革有一定的阶段性，不能简单地否定从前。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农场可以跟农村一样搞合作社、家庭农场。但是，实行企业化经营，是高级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农垦不能往低层次的方向倒退。农垦即使搞合作社，也是企业化经营的合作社，比如生产要素要统一采购，可以影响产品交易价格，并且要有股份制等二次分配机制。

第三，关于主体之间的关系。重点是两个关系，即集团公司和农场的关系，以及农场和农工的关系。农场和农工家庭农场之间要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农场的统一经营能力，从前端的生产资料供应到后端的农产品销售，将整个产业链统一起来。国有农场把土地一包了之，让农工和农民一样直接面对市场，农场仅仅靠收地租过日子，就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集团公司和农场的关系，应该是集团公司带着农场。集团化改革一定要处理好集团公司与农场的关系，处理好经营和社会职能的关系。在农场区域内，经济职能一定要实现企业化，社会职能要逐步实现属地化。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找到自己的路，构建符合农垦实际的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国的很多事情没有现成的东西可资借鉴，必须要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大胆创新。我认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内涵是：紧紧围绕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以农业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经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化、一体化经营为主要方向，以职工家庭经营、大农场套小农场的经营体制为基础，以联合联盟联营为纽带，形成集团化、股份化、社会化的综合利益共同体。

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是大农场套小农场。不能把“大农场套小农场”简单理解为传统的国有农场加上职工家庭农场。“大农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化的大农场，而是有企业经营能力、有集团化支撑的大农场；“小农场”既包括职工家庭农场，也包括农村家庭农场，还包括小规模的传统农户。

二是以联合联盟联营为纽带。三联战略的目标就是整合资源，打造全产业链，解决农垦资源碎片化的问题。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垦大型农业企业集团，集团化企业要实现全产业链经营，大力整合本省、本区域，甚至域外的资源。

三是以企业化、一体化经营为方向。农垦农业经营主体一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资本为纽带实行企业化、一体化运作。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既保持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又发挥民营经济成分的激励作用。

四是一主多元的经营主体。农村农业经营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农垦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中要有一个主导，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个主导的主体就是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农垦集团公司。在其主导下，其他如合作社、股份制的公司、社会化服务机构等都参与进来，组成综合的利益共同体。

在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过程中，要把握五个原则：

一是坚持国有经济的基本属性。汪洋副总理在海南农垦考察调研时，强调农垦改革要保持国有经济的属性，不能把国有经济改没了，不能把现代农业改弱了，不能把规模改小了。从战略全局来看，农垦存在和发展就是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

二是坚持发挥农垦的特点和优势。农垦要更好发挥作用，经营体系改革必须要巩固和提升农垦的规模化、组织化、产业化等优势。

三是坚持现代农业的主攻方向。农垦以农业产业为主导，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牢记承担的国家使命，紧紧围绕现代农业这个立身之本谋划发展。

四是坚持市场化的导向。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按市场法则建立购销关系，即农垦集团公司和农户之间的新型购销关系。集团公司给农户提供生产要素，农产品生产出来后，直接进到企业的仓库，然后农户可以根据市场价格随时出售农产品。在建立新型购销关系过程中，要防止行政化倾向。

五是坚持分类指导和循序渐进。现在各个垦区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差异大，要结合垦区实际情况，指导推进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但企业化和一体化经营的改革方向一定要坚持。从双层经营体制过渡转移到企业一体化经营体制，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根本保障。农垦再不能小打小闹了，否则毫无竞争力可言。

三、把握重点，确保农垦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创新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

构建以企业化和一体化经营为主的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实现路径上主要体现为六个一体化：

第一，纵向一体化。重点是要提高统一经营能力。通过集团公司加分公司、子公司，再加国有农场，加家庭农场，加社会化服务等，把碎片化的资源和不同功能的主体纵向串起来，实现整体经营功能的提升。重点要提高三个能力。一是农场的统一经营能力。农场要在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布局、产品销售、生资供应和资金融通、生产服务等方面，切实提高统一经营管理能力，形成农场与农工间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二是集团公司的竞争能力。现代农业参与市场竞争，必须要讲资本讲品牌。集团公司一定要进行资本运作，推动股份制，推进上市，切实提高集团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三是土地承包经营管理能力。农场对承包规模、内容、期限等合同要素，要规范管理，提高调控能力。

第二，横向一体化。核心就是整合重组，包括资源、资产、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大力推进集团内部的工商企业整合重组，农场间、垦区间优势产业整合重组。

第三，产业链一体化。要推进全产业链的股份化和集团化，把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都串连起来，特别是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不能仅针对产业链某个环节进行资本化，否则易对利益均衡造成负面影响。企业之间的合作，也要建立全产业链的利益共享机制，以资本为纽带联结起来，破解产业链上下游利益难以协调的难题，实现利益的均衡分配，共有共赢。

第四，生产要素配置一体化。对生产资料、人才、资金等要素要统一整合使用。更进一步就是要推进资本运作，真正将生产要素纳入企业化经营。

第五，垦地一体化。目前有三个趋势：一是国有经济加上农村集体经济，再加上社会化服务，构成今后农业农村的经营体制。二是农场的小城镇加上农村乡镇，推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构成今后的新农村发展模式。三是政府加农场加农村，构成今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顺应这个趋势就要推动垦地一体化，农垦要从示范带动向直接参与农业农村建设转变。

第六，国际国内一体化。农垦在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大有作为。要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实现企业经营发展目标。要推进农垦抱团走出去，通过国家统一规划引导，争取政策支持，加快发展，培育国际国内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企业集团。

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不仅仅涉及农场和农工关系，其改革创新要视野更宽、范围更广、深度更深。构建国有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要强化五个基础支撑：

一是土地和资产管理。土地制度是农业经营体系最基础的制度支撑。对农垦土地管理，要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加快确权登记。农场或者垦区的土地使用权要尽快确权登记。第二，要探索推进土地资源资产化资本化。积极探索农垦农业生产经营的土地以授权经营、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实现资产化、资本化经营。第三，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争取存量建设用地直接租赁、自主开发。第四，农垦土地被收回后，土地增值收益要争取主要用于农垦发展。第五，加强土地保护。农垦失去了土地就不存在了，至少是失去了存在价值。所以，必须切实加大保护力度，各级农垦管理部门和国有农场守土有责。

农垦资产的根本特点是与农业生产经营紧密结合，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农垦管理部门可以探索作为出资人，成立国有农业资产管理委员会，把监管人、出资人和经营者真正明确到位，确保农垦国有资产投向国家农业战略产业。各级政府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出资人具体行使资本的配置权，企业按照市场规则放手经营。要加快探索推进同类资产的整合，以农垦企业为主体组建国有农业投资运营公司，把同类的国有农业企业组织在一起，实现资本效益的最大化，资本配置的最优化。

二是用工制度改革和新型职业农工培养。农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停止了自然增长的招工，当前，要建设现代农业企业，必须规范用工制度。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建立灵活的社会化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用工制度。根据需要和可能，可以逐步将职工子女和外来落户人员变成市场化、社会化的企业员工。

农垦社会保障要统一纳入到当地社会保障体系，要强化农场缴费责任和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妥善处理未参保或断保职工的社会保险问题。积极争取财政对农垦社会保险给予补贴。

要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工，新增农业补贴等惠农政策向高素质的农工倾斜。要建立考核激励机制，设立公平公正的门槛。要拓宽就业渠道，发展垦区小城镇的二三产业，尤其是要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产业、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

三是推进社会职能改革和农场社区建设。要坚持政企社企分开的改革方向。公检法、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等社会职能，要积极争取一次性全部分离。暂时不具备分离条件的，要实行内部分开，可以在农场设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积极探索授权委托、政府购买服务等管办分离的方式来解决农场的办社会负担问题。

四是完善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体系。在推进企业化改革的过程中，农垦各个管理层级的职能和改革重点是不一样的。例如，中央一级要加强农垦行政能力和机构建设；省一级要推进集团化改革，但同时保留农垦管理机构牌子，用来协调落实国家政策；农场一级要实现政企社企内部分开，提高统一经营能力。宏观调控体系要在行政的框架内实现。

五是完善财政和金融政策支持体系。要积极争取创设支持农垦的政策体系。这么多年来，农垦在政策上既想要农村的，又想要国有企业的，但这些都难以完全符合农垦的特点。要多采取市场化的财政金融政策，可以设立基金，开展股权投资，对农垦企业的经营给予大力支持。

（省农垦局 供稿）

第二篇：“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大讨论活动心得体会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创新、加快发展”

大讨论活动心得体会

通过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会议精神，学习谭旭光董事长在山东重工·潍柴动力2014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联系当前经济形势、企业状况和自己的工作实际，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开展“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大讨论活动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及时性。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开放的思想才能有效地指导各项事业的发展。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认识，随着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变化，敢于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勇于探索和实践，致力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就是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与时俱进，热情奉献，全心全意为每一位客户服务。

我党革命和建设的无数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就能打破思想禁锢，激发工作活力；改革创新就能改进生产关系，解决落后的生产力。在潍柴68年的发展历程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同样是推动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在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实践上的每一个重大发展，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发展上的每一个重大跨越，都离不开思想解放、创新突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潍柴的改革发展也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也前所未有。倘若我们思想僵化、观念陈旧、停滞不前，倘若我们前怕狼后怕虎，没有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没有勇于探索、勇往直前的气概，我们就会贻误发展的大好机遇。因此，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是潍柴适应新形势，抢抓新机遇，寻求新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促进集团全面完成2014年各项目标任务，推动集团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解放思想，首先要有思想。思想是一种认识，一种客观事物在人头脑中认知的反映，并通过语言、文字、动作表达出来，是“思”与“想”的完美结合。思想不是凭空出现的，只有通过不断学习实践，才能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这里所说的学习，不仅要学习政治理论，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更关键的还要学习业务知识，提高业务水平，将思想与行动统一起来。

解放思想，要走出害怕解放、拒绝解放、乱解放的误区。害怕解放，主要是有“怕”的思想，怕出毛病、怕犯错误，怕领导责怪、怕同事嘲笑。即便在工作中有时会有很好的建议、措施，但由于“怕”的思想在作怪，也不想说，甚至不敢说。拒绝解放，主要是有与己无关的思想，认为解放思想是公司级领导的事情，对自己来说没有解放思想的必要，按照领导指示做就行了。乱解放，就是不知道什么叫解放思想，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工作中具体表现为思想不够敏锐，思路不够开阔，思考不够全面。

时代发展离不开改革。改革创新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华民族繁荣的灵魂，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更是企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力。在当今瞬息万变的时代，企业要延续自己的竞争优势，要想比竞争对手走的更远，跑得更快，就必须通过改革不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只有持续不断的改革，才可能造就基业长青的公司。潍柴之所以能够克服巨大的压力和阻力，坚定不移地走到今天，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对改革创新的执着追求。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不是一句空头口号，不能靠一时冲动或心血来潮完成，必须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根据当前的工作实际不断的发现问题、思考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措施并积极实践、检验，达到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目的。联系当前岗位工作实际，我认为应做好以下几方面：

第一、转变观念，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到这次大讨论活动的时代性和先进性，真真正正在这次大讨论活动中学到知识，提高认识。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工作方法，丰富业务知识和能力，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具体工作中，坚持科技创新，科学发展，不断改革，走到时代的前沿。

第二、创新思维，提高服务水平。教学服务、培训服务是我们的基本岗位职责，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服务展开的。要通过大讨论活动，切实提升优质服务意识，从根本上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的宗旨，不断拓展服务领域，不断改进服务方式，实力良好的品牌形象。

第三、立足本职，提升业务水平。加强学习是事业不断发展的制胜法宝。这就迫切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扩展新视野，在实践中进行新探索，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积极岗位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努力提升改革创新的本领，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进一步加强情操的修养，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提升业务水平，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脚步达不到的地方，眼光可以达到；眼光达不到的地方，思想可以达到；只有思想达到的地方，眼光和脚步才有可能达到。只要我们勤学习、善思考、勇实践、敢转变，彻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将所学所思在实践中运用，在实践中检验，在实践中升华，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从自身做起，认真履行职责，努力做好服务，相信我们的价值一定能够在企业发展中得以体现，相信潍柴一定能够迎来二次创业的春天！

第三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之后不久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对其作出了强调。这是对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发展的重大部署，指明了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我们在推进农村经营管理工作中，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这一重大决策，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经过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以承包农户为基础、多种生产经营主体共存的农业经营格局。但是，离构建“四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还有很大差距。一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持续转移，农业劳动力呈现老龄化、妇女化、低文化趋势，迫切需要解决农业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加快培养职业农民。二是承包农户规模小，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户兼业化倾向明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集约化、规模化水平偏低问题，大力培育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三是农户家庭经营大多属于分散经营，仍存在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偏低问题，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四是伴随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分工、社会化协作转变，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提出了强烈需求，迫切需要解决农业社会化服务不足问题，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当前，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以及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逐步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带，以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

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领域、农业劳动时间、生产经营规模、素质能力等方面进行探索认定，并作为培育和扶持的依据。拓宽培养渠道，开展多形式、经常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完善农业职业培训体系和绿色证书制度，健全农业技能持证上岗制度。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扩大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规模，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等培训。吸引和支持高素质人才务农创业。

第四篇：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韩长赋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出了系统部署，这是中央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巩固发展农业农村大好形势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大课题。

实践证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客观要求；是减少农产品市场波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提高农业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支撑；是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应对“谁来种地”问题的迫切需要。各级农业部门要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一、积极稳妥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搞现代农业要有适度规模，要适度规模必须有土地流转，土地流转的前提是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国内外的实践充分证明，家庭经营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是当前各国农业经营的普遍形式。我国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要不断完善。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首先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但是，现在一些地方仍然随意调整承包地，甚至违背农民意愿，违法收回农户承包地，引起农民上访。为此，要研究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不仅不排斥土地流转，而且有利于土地流转。引导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今后的发展方向，这一点应当明确。2012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例已达21.2%，优化了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但也有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流转规模，定指标、下任务，甚至变相强迫命令，存在着求大、求快的倾向。土地流转要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步伐相适应；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农户而不是干部，机制是市场导向而不是行政干预，目的是发展现代农业而不是搞非农产业；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尊重农民的意愿，政府主要搞好指导服务，绝不能包办代替，更不能强迫命令，这是土地流转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为此，要研究完善促进土地流转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和服务体系。

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方向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目前我国乡村户数2.68亿户，户均耕地不到7亩，这样的规模显然难有较高的效率。但土地规模经营还是要与人地关系相匹配。从我国资源禀赋和当前工农就业收益看，一年两熟地区户均耕种50—60亩，一年一熟地区户均耕种100—120亩，就有规模效益。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小规模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将共同构成我国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基础。

二、加快培育以农民为主体多种形式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根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紧迫任务。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加快转移，农业分工分业不断深化，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量涌现，这些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从事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能够优化集成利用各类先进生产要素，代表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

目前，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处在起步阶段，自身实力还不强、面临的问题还不少，要研究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不同主体的特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行差别化扶持政策。当前重点是围绕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在农业补贴、资金奖补、项目建设、金融服务、农业保险及税务登记等方面加强扶持，不断提高其自身实力和发展活力。当然，切忌拔苗助长，人为“垒大户”。

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农民为主体，绝不能排斥、忽视农民，不能排斥、忽视千家万户的承包经营农户。农民处在“三农”的核心地位，发展现代农业，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要解决农业问题，也要解决农民问题。如果只是实现了规模，解决了农业问题，而把众多农民排斥在外，将给维护公平、社会稳定带来严重隐患。我们鼓励工商企业进入农村、投资农业，但应着眼于服务、带动农民，与农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而不是取代农民、兼并土地。工商企业应重点投资发展种苗、饲料，农产品收购、储藏、保鲜、加工、销售，以及种养业副产品和废弃物加工处理等农业产前产后业务，延长农业产业链条，带动农户特别是规模种养农户，实现合理分工，增值增效，共生共赢。对那些只“代替”、不“带动”农民，甚至违反土地流转“三不得”（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规定的工商企业经营行为，应加以引导和规范。要研究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

三、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内容。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兴起，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全国公益性服务机构已达15.2万个，经营性专业服务组织超过100万个。实践证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上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路径。

公益性服务机构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基础。这两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机构基本建立，支撑保障和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但与农业发展的需要以及农民的期盼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下一步，要在全覆盖、有保障上多下功夫，重点在那些具有较强公益性、外部性、基础性的领域，经营性服务组织不愿干、干不了的领域积极发挥作用。

经营性服务组织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生力军。相关资料显示，目前美国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农业GDP的比重已达到12.7%，而我国仅为2.3%，农业经营性服务业还大有潜力可挖。下一步，要研究制定支持经营性服务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按照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原则，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各类服务组织，在农产品保鲜、贮运、加工、销售环节，以及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要充分发挥专业化服务组织的作用。从事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其服务渠道和模式相对成熟，服务水平较高，经营有效益，有较好的发展前景。要加大对专业化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和支持专业化服务组织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农机作业、农资供应、农产品流通等服务。

总之，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重点应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必须巩固和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把13亿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二是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和首创精神，真正维护农民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三是必须坚持从国情和农情特点出发，兼顾效率与公平。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解决农业问题与解决农民问题相统一，方向性和渐进性相统一。四是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定完善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粮食生产“九年增”、农民增收“九连快”，证明中央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有效的。要坚持党在农村政策的基本取向不动摇，与时俱进推进政策体系的适当调整和完善创新。（韩长斌 作者为农业部部长）

第五篇：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 李秀中 2014-05-28

核心提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4月29日，正是栽秧的繁忙季节，王志全安排了50多人忙着抢种。作为成都崇州市隆兴镇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他管理着1000多亩田地。完成合作社每年制定的生产计划，王志全能够分享两成的收益，年收入8万~9万元。

农业职业经理人是成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新鲜产物，其发源地崇州的农业职业经理人已由最初的3个人发展到1000多人。它类似于建筑业的承包商和工商业的职业经理人。当天，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的嘉宾还参观了王志全所管理的地区。

而在此前几天，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省社科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以及中央农村工作的智囊们，联合在崇州召开了对这一新鲜产物的课题研究。专家们将此定义为“农业共营制”。

成都崇州的试验就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同时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

课题组负责人、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郭晓鸣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成都崇州的试验一是确保粮食安全，规模化经营又没有非粮化；二是解决了谁种田的问题，涌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农民成为一种职业；三是以低成本推动了规模经营，农民还没有丧失土地的控制权。

课题组另外两位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罗必良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强调，崇州的这一试验具有普适性，可以在别的地区推广复制。

农业“CEO”涌现

杨柳土地合作社成立于近年，当时村民以确权颁证后的101.27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以101.27亩二轮土地承包期剩余经营权年限，每亩作价900元出资，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这也是全国第一宗农民没有出钱，而是纯粹以土地入股，并进行工商注册的合作社。

杨柳土地合作社理事长陈永建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当时的状况是一些80后、90后年轻人不愿意种田，也不会种了，只有老年人种地，当时的想法是把这些土地集中起来采用机械化的方式耕作。

集中起来的土地如何经营是合作社能否长久发展的关键。当时，崇州市农机局职工周维松办起了农机合作社。杨柳土地合作社就聘请周维松作为生产经理，指导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不过，周维松不收取分红，只是在耕作时收取农机服务费，这成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雏形。

3年之后，王志全接受聘请担任了杨柳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其分配机制是按照2∶8比例与合作社分享生产收益。即扣除生产成本之后，两成归职业经理人，八成归合作社。2013年改为1∶2∶7，即提取一成的合作社公积金、两成收益给职业经理人，七成收益用于合作社土地入股的分红。

陈永建介绍了这一运作模式：由合作社提出当年的生产计划，即每个季节种植什么作物，职业经理人执行这一计划，并根据计划提出成本预算，再交由合作社股东大会审议，合作社通过后按此成本支付职业经理人成本费用，待到收获后，再对收益进行分红。其中，职业经理人必须确保保底收益，否则要赔偿损失。

可见，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的关系和公司董事会与CEO本质相似。王志全告诉本报记者，他每年能够收入8万~9万元。他曾经担任过生产队长，后来又到成都打工，做起了装饰。后来回到崇州在其所在村流转了80多亩地，成立了志全农业合作社，随后受聘成为杨柳土地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

作为职业经理人，王志全负责这些田地的生产经营，一方面需要种植技术，另外一方面则需要管理能力。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从100多亩发展到1500多亩，这么大的面积对他是一个考验，王志全将其分成4个经营小组，又安排了各组负责人，形成了自己的生产经营团队。

像王志全这样的职业经理人已经批量涌现。目前，崇州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5960余人，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146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而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效果也是积极明显的。

前述课题组研究发现，由于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

创新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星星之火已在成都形成燎原之势。目前，成都市已有农业职业经理人7903名，他们活跃在全市19个区（市）县的田间地头，在现代农业中大显身手。而当地政府连续出台政策助推这一创新快速发展。

2012年以来，成都市农委等部门出台了关于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试行意见；成都市农委、财政局、科技局、人社局等出台了成都市农业职业经理人评价管理规定，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考核管理体系。

2013年，成都安排农民培训专项资金1200万元，其中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资金500万元。给政策，对农业职业经理人领办、新办生产基地给予补贴，支持他们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对个人应缴的20%缴费基数，由财政补贴12%。

创新带来的可期前景以及良好政策的助推，加速了现代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职业经理人通过规模化生产增加收入，高于外出打工收入，同时照顾了家庭，使得一部分农

业能手回流；另一方面，吸引技术人才进入，2013年年底，杨柳土地合作社已经有7名30岁以下的大学生竞聘职业经理人上岗。

在解决谁种田和科学种田的同时，也催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因为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这些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9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不仅如此，随着土地规模经营的扩张，职业经理人的现代经营管理、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农业品牌服务体系应运而生。比如，崇州先后试点了“五权”公开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获得金融机构贷款7.5亿元。

显然，崇州试验与普遍的土地流转有着显著不同。首先社员是经营主体，农民对土地有控制权，种什么农民说了算，而且社员有退社自由，农民获得的是收益分红而不是租金；土地合作社主要从事水稻、小麦、油菜等粮油种植，而土地流转有的用于非粮生产，比如花卉苗木等经济价值更高的作物。

提供可复制经验

成都崇州的试验正触碰中国农业的根本瓶颈，吸引罗必良和程国强来做此项研究的正是它的可复制性。他们都来自湖北，希望通过对这一做法的研究总结，能够在自己家乡进行复制，以及形成全国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一个方向。

罗必良表示，就全国总体而言，30多年来，农业经营体制的“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这个重大变化体现在：一是土地细碎化，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二是农户兼职化，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三是劳动力弱质化，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四是农业副业化，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大幅下降；五是生产非粮化。

罗必良表示，上述变化共同表明了农业不断“被边缘化”的问题。他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罗必良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成都崇州的试验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形成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复制性。

罗必良表示，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其三大交易装置的形成。一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形成土地的适度集中并达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装置。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市场，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三是农业生产性服务超市，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罗认为，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