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我国改革的依据与解决矛盾途径的哲学思考
论我国改革的依据与解决矛盾途径的哲学思考
电子1301陈晓风3138702118 摘要：试图运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阐述我国改革的依据与解决矛盾的途径，讲诉什么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它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认识我国的社会矛盾并找出解决途径。我国改革实践的道路上，始终有一座灯塔在指引着我们,即社会基本矛盾原理,它对我国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是改革的理论基石,也为我国确立改革的前提和改革的主体、实行全面的改革和渐进式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方法论；运用与发展 ；改革；唯物主义 中国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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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运用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性质、任务、方向,规定了各项基本方针和政策,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是指导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一《决定》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党在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坚持.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经过
一． 讲诉什么是社会基本矛盾原理以及它的运用与发展
（一）社会基本矛盾的原理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资本主义作风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不是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
（二）社会基本矛盾的运用与发展
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和途径，提出以全面、系统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又一重要运用与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曾经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由于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根本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所以他不可能从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论述改革问题。后来，对如何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盾，斯大林与毛泽东都曾作出过某些论述。斯大林在晚年改变了他否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存在矛盾的观点，但他认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所以存在矛盾，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他认为，因为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因此就必须不断地对生产关系“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乍看起来，斯大林这一思想似乎很符合辩证法，实则不然。由于斯大林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完全无视或完全没有考虑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会由于人为的因素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事实，因此，他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是落后于生产力发展的论断，是违背实际的，也是不符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辩证法的，并由此在实践中就形成了生产关系的“超阶段冒进”倾向。这种生产关系“超阶段冒进”的实践，当然称不上是改革。
毛泽东在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前后，对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方法也已有所考虑。50年代中期，当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出来的时候，毛泽东主持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重要文章。文章提出，社会主义 “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加以调整” 本来，我们应当根据我国历史任务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及时转变这种体制。但是，由于受到“生产关系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他还向全党发出了“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号召。此后，他在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的基础上又提出“我们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此，可以说，邓小平极为明确地提出了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和途径的思想，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三）我国存在的社会矛盾以及正确处理的方法论 1.政治方面----官民矛盾
政治方面，我国每一次重大改革，都触及一些部门、行业的切身经济利益，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不是很彻底，使干群关系矛盾积少成多，比如拆迁矛盾的激化，大多因为居民怀疑官方与开发商勾结在一起所造成的。由此引起目前短时期无法根本解决的一系列矛盾与纠纷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主要表现为极少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进行权钱交易，大肆敛财，有些党员干部专权思想，官僚主义，在决策施政工作中，从政绩出发不顾群众利益，损害群众利益等。2.经济方面---城乡差距矛盾
众所周知，经济利益决定政治态度。当前经济方面的社会矛盾问题主要是贫富矛盾，其次是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的矛盾，社会公共资源包括教育资源、土地资源和公共卫生资源等。其中土地资源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在广大的农村，宅基地和土地承包纠纷大量涌现，农村土地问题长期成为社会热点，成为城市和农村社会矛盾的重点之一。农村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
3.文化方面----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
亨延顿曾经说过：“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险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说中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冲突的焦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冲突，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
4.正确处理矛盾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不以具体事物为研究对象的，是从哲学的高度处理社会矛盾问题的方法论的研究，是主体在这类实践活动中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理解问题、评价问题和表达具体问题采用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等一系列具体方法形成的规律性学说和理论体系。实事求是马克思基本理论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世界有不以人意志改变而存在的自身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一切正确的认识、理论、方法都是人们在实践中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由此，我们要从战略高度社会的整体发展，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和谐问题，要求我们要在这一基础上基础继续努力地使构成社会整体的各个领域、各个部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有机的内在统一。研究它们怎样在发展中互相影响、互相制约，怎样将这些不同领域、不同的部分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真正有效地构成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进程。
矛盾分析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方法论的体现，矛盾分析是指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从矛盾内部对立统一关系入手揭示事物内部本质和发展的规律。矛盾分析要求我们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既要看到对方互相排斥、互相制约、互相否定，又要看到矛盾双方是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寻求一种矛盾双方都能共同发展的解决方法。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实现对群众领导的基本方法。要求我们以广大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做人民利益的钱代表者和捍卫者，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置个人得失于身外，无所畏惧，勤勤恳恳为人民利益献身。群众路线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就是深入关心群众，不脱离群众。
综上所述，实事求是的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全有可能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进一步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而提出提出以革命性的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
第二篇：对改革所作的历史哲学思考
对改革所作的历史哲学思考
[摘要]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在世界风云变化莫测的今天，在中国改革走过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后。我们是不是应该对我国的改革做一个实事求是的审视和思考。其中，本文主要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对改革所做的一个浅略回顾。
[关键词]改革历史哲学
抓住机遇，迎头赶上新科技革命，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历史时机，保持经济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我国在二十一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放眼全球，知识经济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再看看经过二十多年改革的中国，成绩当然显赫，但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我们还是对一些问题关注一下较好，所谓历史哲学，黑格尔说过“是对历史过程的思想考察”。历时思维是人们思考客观世界时所采取的许多态度中的一种态度，历史哲学是对这种态度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运用历史哲学看待今天的改革，虽然我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是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确需亟待解决。象国企改革困难重重，社会保障制度明显落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深化。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却显得尤为迫切。
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导致社会制度变迁的力量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在同一社会形态内部，只能通过改革，来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了令 1
人瞩目的变化。
首先，经济体制的改革，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与市场调节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彻底结束了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体制之争，从根本上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大体确立。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初步形成；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体制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和实
践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和成就。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拨乱反正的实践中就提出了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十二大提出，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十三大提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十四大提出，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十五大又提出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及为实现这一要求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从改革的内容上看，20年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涉及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各主要方面，并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四次修改了宪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任务；各项立法尤其使经济立法取得的重大进展；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了差额选举；四次进行了政府和机构改革，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在党政分开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等等。
总之，经济体制（包括所有制、财政、金融、税收和贸易等方面）的制度创新灵活多样，政治体制（包括人大、政府、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党等方面）和法律体制（包括立法体制、执法体制、监督体制和法律构成体制等方面）逐步开展，更加健全，文化体制更趋于多元自主。体制的逐步健全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有可能超越政策驱动的某些能量限制而转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的开发。这就是体制驱动，它既体现了制度的国家主导作用，又展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按自身的逻
辑所具有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力量和功能。其中经济体制为政制体制改革创造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保障，两者的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互注动力与活力的互动关系构成中国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持续动因。
中国的政治权力和新生的市场经济是中国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首先，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深刻变革，无论是哪一个层次或方面的政治体制变迁，都离不开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而这些政治体制变迁的经济基础因素，都是在紧急体制变迁不断深化中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体制变迁已经孕育了有利于政治体制变迁的各项必要因素的时候，才能提出政治体制变迁的任务和目 标，并实际地推进政治体制创新。从另一方面看，经济体制变迁每前进一步，都深深地感到政治体制变迁的必要性。制度学派位从新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制度学派认为：“市场经济的运作本身需要制度设施的保障，如国家的司法制度、金融制度、所有权制度等等。而这些制度设施的建立和运作常常与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紧密相连”。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早就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如何建立一个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呢？要政企分开，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对企事业单位实行宏观间接管理，从宏观方面制定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社会事业发展战略以及有
关政策、法规等，引导他们的生产经营及活动，并实行有效监督。这是政府管理范围、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上带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政府将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当代中国制度变迁动因与过程分析
《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侯鸿勋上海人民出版社
抽丝剥茧看国情
第三篇：中国梦思想生成的哲学依据与内涵
中国梦思想生成的哲学依据与内涵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重要理念，中国梦是在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形势及时代特点进行了深度分析和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在文化价值观层面提出的富有创新性的重要价值理念。在当下中国，中国梦无疑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词汇，对它的学术研究和政治解读一直在行进中。然而，从辩证的、多层面的哲学视角对中国梦的生成依据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基于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视角，阐释其生成的辩证依据，这对深层把握中国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并使其尽快深度嵌入社会生活之中，必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通过努力奋斗即可实现的伟大理想，凝聚着中华儿女的共同信念和远大追求，那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与人民幸福的高度统一。这一理想作为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宏大的价值追求，囊括了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梦不是虚无飘渺的空想或幻想，它的建构有着深厚的现实根基。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地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这一报告鲜明地指出了我国的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一切理想和梦想的构筑都应以此国情为基础。当前，我国的社会发展还很不协调，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不够均衡，国民收入分配不尽合理，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人口数量多但素质较低，道德滑坡、贪污腐败、诚信受阻、环境污染、生态恶化、民生等各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客观事实必定给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带来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压力，预示着梦想的实现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基于此，正视现实，直面现实问题，才能探索出切实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可以说，中国梦中既蕴含着中国的现实状况，又从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加以升华，表明了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同时，中国梦又为理想和现实的转化搭建了桥梁，提供了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客观物质性活动。要实现中国梦，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我们必须要坚定立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坚持不懈，而非纸上谈兵。空谈误国，唯有实干才能兴邦富民。
作为一个价值层面的目标和理想，中国梦的提出不是一步完成的，它继承了历史又超越了历史。我们从救国梦到强国梦，再到复兴梦的梦想继承和超越过程，则可透视到中国梦生成的另一维度。
翻开中国近代史，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作为战败国，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又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得列强的侵略范围扩大，侵略程度加深。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告终。时隔十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战败，清政府又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1900年至1901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更是给中国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一系列战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国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也面临被列强瓜分和吞并的危险。这样的社会现实，激发了无数有志之士的中国梦，这是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的救国梦，他们力争摆脱侵略，争取独立。
随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开始了封建统治者艰辛的自救历程;以康梁为代表的戊戌变法运动，试图从制度上改变旧中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入，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命运。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又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占人类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当家做了主人。至此，我们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宣告完成。而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光辉岁月，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功实践，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中国梦已然被时代赋予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新内涵，开启了全新的华丽篇章。
21世纪的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各方面都具备了优越的资源和雄厚的实力基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总书记的这番话，既充分而又深刻地表明了我们对实现中国梦所怀有的坚定信念和强烈自信。因此，我们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为复兴梦的实现而努力奋斗。从救国梦发展到强国梦，进而再到复兴梦，梦想的每一次继承与超越，都把中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梦的提出，立足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基础，根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前仆后继地持续探索，源于近代170多年来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传承于5000多年泱泱大国的悠久文明。中国梦是将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辩证结合的复兴梦，是将个人、民族、国家与世界接轨的梦想。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两层含义，其一是社会主义，其二是中国特色。作为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公正更公平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在经济方面主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公有制，个人消费品分配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政治方面主张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家作主;在文化方面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这些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具备的一般性质，均可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中的共性之处，同时事物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第四篇：论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公证；公证制度；公证行业；服务性；改革与发展
一、我国公证行业的现状及改革
我国现行的公证体制在队伍素质、服务领域和服务质量等诸多方面，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公证行业在新时期的发展必须从有利于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点出发，不能单纯从司法行政的经费和职能角度看 问题，必须从更高、更远的角度出发，公证行业现在运行的体制不利于公证行业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危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旧的运行模式，寻找到公证行业的发展出路。
（一）存在的危机 1.行业生存的危机
电子 网络 和电子设备交易的无纸化，对以纸笔为介质基础的公证行业发展带来了危机。在这个危机中，由于电子商务网络化和电子交易的无纸化，我们感到以纸和笔为媒介的传统公证方式不适应了，我们失去了证明的手段和方式。这种传统的公证方式与电子方式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传统的公证方式发生了危机，业务领域发生了危机。许多原有的运作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公证行业可能失去很多领域。许多应由公证员提供服务的领域被律师抢占。我们最大量的业务是证明有 法律 意义的文书，今后由于电子商务，包括电子 计算 机管理系统、计算机网络化的传输，纸介质的法律文书肯定在逐渐减少，我们的工作对象领域随之缩小，工作方式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都受到了 影响，今后这方面的影响还会逐步加重。公证行业作为一种法律职业，多年来从选拔人才来看都是专一型的，以法律专业为基础。今后于高 科技 的发展，公证涉及面的扩大，除法律专业外，更多的是其它专业拔术强、涉及领域广博的问题，既懂得其它 自然 科学、专业技术又熟悉公证业务，我想这样的人才不会很多，但今后公证行业对这样的人才很希缺。以上的几个新问题都威胁着公证行业的生存。
2.管理体制的危机
公证处是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公证权的机构。公证处虽依法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但它并不是司法行政机关一般的内设机构，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个职能科室。实践中，一些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所领导的公证处从行政管理到业务管理，统包统揽，统得过细、管得过死的方式，使得公证机构既无人权，又无财权，严重挫伤了公证机构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严重束缚了公证行业业务工作的开展。陈旧的运行机制使公证行业缺乏尖锐、敏感、危机感和吸引力，工作作风呆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管理方式落后。许多公证页还有过去那种“老爷”作风。公证行业是一个法律职业，受到法律体系、法律传统深刻的影响，我们法律界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一种固有的保守倾向，或者跟社会发展不合谐的地方，这上升到一定层次就形成了固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在未来高科技电子化的社会里，公证现行的这套管理机制肯定是不适用了，公证机构将难于生存。3.取证难的危机
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不高，对于公证更是了解甚少。于是老百姓办事力求简洁、省事和实在，与公证程序，公证条件发生了冲突。很多当事人是为了另一目的来办理公证的，如办理分房协议公证是为了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当事人便为了公证书“迫不得以”来办理公证，但一听到需要各种证明材料，就大为恼火。可他们不知道在此过程中，公证人员已为他们避免了将来可能出现的纠纷。那么，对于那些拒绝提供证据或恶意提供假证据的当事人，国家也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公证员调查取证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力度，争取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应从立法的角度来保证公证员调取证据、证明材料的权力。
（二）公证改革的必要性
1.内在需求———社会对公证行业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活动的复杂化，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也随之扩大。过去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相对单一，主要是对行为后果的亨后调整和补救，其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的局限性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一方面，针对今天社会活动的复杂性，我们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从多领域、多渠道、多方面进行调整，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调整，更好地预防、规范社会行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公证这种事前的调整手段，能够更好的预防和减少严重后果的发生，对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具有特殊的社会功效。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这种预防性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行为的复杂化和频繁化，光靠一种事后的法律补救手段已经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了。然而这种事前调整的法律预防手段就必然成为社会规范的一部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2.外在改革需求———社会为公证行业提供发展机遇
随着信息 时代 的到来，网络经济的发展及电子商务中的交易安全问题给公证行业提供了拓展业务的机遇，为公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是网络发展带来的新的行为方式和经济方式，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新的社会领域还没有人占领。所以公证行业在新的电子商务里是有机遇的，现在公证行业也正在朝着这个领域逐步地渗透，正加强这方面的 研究 和拓展。我们要逐步地把现在个体的被动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一种主导的、主动的带有前瞻性的工作方式。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公证行业实现工作目标的手段和 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中介、沟通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我国公证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公证对象的真实性核查的方式和手段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现有的条件以外能不能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呢？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地利用信息网络资源。我们这个行业发展了20年，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都是经过公证核查认可的，但是这些财富利用传统手段用不起来，没有力量整理、无法检索，通过计算机技术，我们完全能把这部分资源利用起来。
公证的目的和意义日益深入人心，为公证工作的开展开扩了广阔的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法律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上半年广州市民办理遗嘱公证已经超过七百件，其中有不少是已有相当家产的中青年。2001年10月，武汉市产生了一种新的公证形式———火灾公证，用以客观准确地确定受灾户的财产损失状况。据上海市城调队的社会测评调查统计，1999年7月至2000年7月，上海市办理了566万件公证。来自江苏省司法厅的数据统计表明，2000年江苏省经济类公证事项比前一年增长116%，其中南京市经济公证年增幅度高速109%.据统计，2001年江苏省公证机构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474941件，其中经济公证事项达220528件。涉外经济公证、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公证、各类贷款合同公证、还款协议公证以及建立现代 企业 制度所需的各类公证事项增长尤其迅速。公证还是作为暂时补充法律空白的一种法律手段，如 目前 相当热闹的遗体捐献，由于现在还没有一部关于遗体捐献的法律，所以只能通过公证这种方式使遗体捐献合法化。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在今年三月通过证据保全和协议书公证解决了一起法院不受理，公安机关处理不了，医院 “头痛”的 交通 意外事件，得到了当事各方的好评。从以上这些资料充 分析 射出广大群众法律意识增强了，公证意识已日益深入人心。
二、建立新时期的公证行业体制
“秩序并非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良好的秩序并非是在暴力和强制下形成的，外部力量的监管只能恰到好处，否则适得其反。公证制度是基于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由公证机构向其提供证明服务的制度。公证制度的形成，主要还是来自秩序内部本身，公证机构提供的主要是“服务”，具有一种中立性。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行为将更加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精神，更加趋于中立和监督职能。但是，政府行为永远是政府行为，不可能都被中介机构替代和取消，也不能认为被替代和取消得越多越好。中介机构替代和取消的政府职能应当是可以替代和取消的部门，而政府公证部门不属于披中介替代和取消之列。
（一）重新定位公证行业的性质
公证权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仍然属于国家证明权，而不能归于市民社会的一般公共权力。我国市民社会还不发达，在市场经济初期，需要大力培育。因为，公证权不同于代理权或辩护权，后者是占有在当事人或委托人的利益的角度而为的行为，与必须由国家行使控诉权和司法裁判权不同，所以，可以将这种角色下放给市民社会承担。比如拿仲裁权与公证权相类比，仲裁是双方当事人根据有关规定，事先或者事后达成一定形式的协议，将他们之同的特定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以第三者身份，依照法律和仲裁规则，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或争议进行裁决的方式。虽然仲裁权已经下放了，性质上一般认为仲裁权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经过国家授权给予市民社会，仲裁委员会成为民间自治机构。但是，仲裁制度实质的效果与行政运行没有多大区别。主要由政府法制局掌控仲裁制度的运行，许多地方的仲裁委员会同行政机关如出一辙。在操作上公证权也必须属于政府权力或司法权力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二者有相似之处。二者的区分主要在于程序上。仲裁处埋由合同约定适用仲裁解决的纠纷，而公证着重在于事前对纠纷的避免，以及事后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对纠纷达成和解的法律事实的固定。也就是说仲裁权有裁决的权利，而且实行一裁终局制。而公证权只能是处在被动的位置固定法律事实，不具有裁决权。另外，仲裁权主要涉及经济技术、贸易、科技等各种社会层面的技术问题，而公证权可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各种问题。《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的纠纷不能仲裁。而避免这些纠纷，公证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仲裁中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等行为是由法院进行的，虽然仲裁授予仲裁委员会以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但是仲裁机构很少使用，这是因为，仲裁的对象一般是合同纠纷，发生纠纷之前，合同都将一般的交易要件通过格式化表达得比较明确，提交仲裁的合同标的额比较大，纠纷双方一般委托了代理人，从事仲裁程序就可以不需要国家给予强制。公证制度也以双方共同提交的意见为基础，但是，公证要做的工作是确认有关事实和法律文件，赋予其公证效力不进行实质性的调查是不行的。一般民间机构无权利用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情报，不利用这些情报，就无法做出真实性的认定。如果完全采纳进行形式性的审查标准，将会导致公证机构国际和国内信誉的降低，从而损害公证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初期，社会诚实信用原则尚未确立，如果公证仍然无助于建立社会信用，而被不诚实的行为利用，这不是我国公证制度改革的目标。所以，公证权应当成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为推动市场经济信用建设和发展发挥作用。公证机构属于国家的组成部分，公证员属于国家的公职人员。这是因为，传统上，新 中国 法律体系更多地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整个司法机制的运作接近大陆法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虽然近年来引进了美国法律制度，但是造成了许多制度上的矛盾。把公证人员性质完全改为中介人或自由人的话，将会使得我国的公证制度难以付诸实践，基于这个理由，将公证员作为行使国家公证权的专职人员不能变，这是 历史 发展的要求。
第五篇：论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与改革
论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端与改革
【摘要】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主要由环境行政机构的组织结构、职权配置、职权运行机制三个部分有机组成。考察我国现行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环保机构的组织结构不合理，职权分工不科学，横向分散，多头管理，行政权异化，难以形成执法合力；2.环保部门地位尴尬，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难以有效抵制地方保护主义；3.协调机制欠缺、参与机制稚嫩、监督机制无力,导致环保执法运行不畅。应以“地位独立、分工明确、办事高效、运转协调的、监督有力”为原则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以早日构筑我国科学化的现代环境管理体制。
【关键词】环境行政法;管理体制;弊端;改革
【正文】
一、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含义
对于“环境行政管理”，一般可概括为环境行政主体运用技术、经济、法律、教育等手段，对人类损害或影响环境的活动加以干预，以协调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从而在不超过环境的容许极限下发展经济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要。
（一）组织结构。指国家对享有环境行政管理权的行政管理机构的具体设置以及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拥有一定职权的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是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包括环境行政机关、授权的环境行政机构、受委托的机构与社会组织三部分。环境行政机关指按照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设立的，以行使环境行政权，对国家的环境事务进行管理的机关，根据所辖区域范围的不同，可以分为中央环境管理机关和地方环境行政管理机关，在我国主要是国务院、环保部、地方人民政府以及地方各级环保局。授权的环境行政机构，指并不因组织的成立而从宪法和组织法获得行政职权，而来自于有权机关以法律、法规形式的授予而获得相应环境行政权力的环境行政主体。在我国这类授权主体比较多，如《环境保护法》第7条第2、3款规定的授权主体.（二）权力配置结构。指各种环境行政管理机构横向的职权分工、权限划分以及纵向的职权位阶等。权力的配置是垂直分工，水平分工，还是交叉分工？具体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环保行政权力在中央和地方之间的配置；二是环保行政权力在同级政府之间的配置，如省与省之间的配置；三是环保行政权力在没有隶属关系的同级政府的不同部门或机构之间的配置，例如在环保局、林业局、水利局、农业局等部门之间的配置；四是环保行政权力在具体的一个部门的内部机构之间的分工，如在综合处、污控处、生态保护处、监察大队、监测站之间的配置与分工。
另外，如果从权力的来源进行分类，职权的配置结构也可指在环境行政机关、授权的环境行政机构、受委托的社会组织之间和各自内部的环境行政职权范围的具体分工，以及分配的环境行政职权在整个环境行政权力体系中的位阶态势。如《噪声污染防治法》第40条授予民航部门负责减轻机场噪声的职责；第50条、57条、58条授予公安部门对城市噪声和交通噪声污染给与警告与罚款的职权；第57条第2款授予港务监督机构对违法排放噪声的机动船舶的警告与处罚职权等，这就涉及作为职权主体的环保部门与作为授权主体的公安部门、民航部门以及港务监督机构等部门之间在环境噪声方面环保行政权力的分工与衔接问题。
（三）职权运行机制。指享有环保行政权力的环境行政管理机构各自的职权运行方式、行政程序以及各机构之间开展环境事务进行行政协作的方式等，如行政决策的机制、行政命令的执行机制、环保行政事务的部门协调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以及监督机制等。
以上三个方面在环境行政管理体制中相互独立但又有机联系，共同构成统一的整体，组织结构是环境行政管理的组织形式和组织保证；行政权力结构是环境行政管理的职能形式和功能保证；运行机制是环境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与职能分工的动态结合方式和环保功能的实现形式。只有环境行政机构的设置合理、各机构之间的职权分工科学、环境行政机构运用环境行政职权的运行机制流畅、高效，整个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设置才算科学合理，但以此考察我国现行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发现问题重重，亟待进行改革。
二、我国环境管理体制的弊端
（一）机构设置的结构不合理，环保行政职权分工不科学——横向分散，多头管理，行政权异化，难以形成多部门执法合力
1．管理机构之间权限不清，责任不明
依行政合法原则，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与法规的规定，其核心要求是行政主体必须在其行政权限的范围内开展行动。然而，环境立法中关于部门之间职责范围的规定是很不清晰的，尤其是关于部门之间如何开展协作的规定更是语焉不详，这样使得行政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而行政主体出于本部门利益的不正当考虑，对于法律规定不是很明确的低方，不同部门对有利可图的事务竞相主张管辖权，而对于不利的事物则主张没有管辖权，当缺乏上级权威部门进行协调的时候，执法部门之间往往出现相互扯皮“打篮球”、互相推诿“踢足球”的现象，严重影响法律的执行。
现实中，一般认为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事务应有环保部门负主责，而其他部门进行配合，但真正在一线开展环境执法行动的主要还是环保系统，由于得不到其他部门的配合经常出现环保部门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譬如在日常执法中，往往是环保部门单打独斗，该断电的不断电、该断水的不断水、该吊销执照的不吊销，严重影响执法效果。在已初步实施移送制度的15个省级环保部门移送的850件违法案件，涉及工商、经贸、司法和监察等部门，结案率却不足60％。
2．管理机构重叠
这主要是我国机构改革不彻底而留下来的负面效应。由于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从各部门分工管理逐步变为统一监督管理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的，而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只注意对新机构的授权，而没有顾及或没来得及对原有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的撤销或合并，于是就发生了某些管理机构相重叠的现象。
3．管理机构职能的重叠或交叉
据学者的统计，至少存有如下几种类型的重叠与交叉：(1)规划职能的重叠和交叉；(2)监测职能的重叠和交叉，如国家环保总局和水利部的水资源水文司以及国家海洋局都具有水质监测的职能，而且实际中环保局与水文司的监测结果往往还存在重大的冲突，导致人们无所适从；（3）保护职能的重叠和冲突，如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林业局之间都有监督检查各类型自然保护区以及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工作；（4）污染纠纷处理职能的交叉和重叠，如发生渔业污染纠纷或船舶污染纠纷时，则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的规定，县级以上环保局与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交通部门的航政机关都有处理污染纠纷的职能。
（二）环保部门缺乏独立性与权威性，受制于地方各级政府，难以抵制地方保护主义
1．环保部门财政不独立
（1）由于财政不独立，环境管理部门缺乏独立性，受制于地方政府
在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基层环保执法部门的工资和福利待遇是由当地政府提供，而不是由国家统一拨款的。而在实践中，地方的重要污染源主要是当地的各类企业，这些环境执法的对象同时又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是解决当地政府的就业压力、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力量，因此，这些污染企业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俗话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在这种财政体制下，由于环保执法部门人员的位子、票子均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约，所以基层环保执法部门说话就要看当地政府的脸色行事了，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何谈坚持环保的原则啊。同时，地方政府又不受上级政府的环保部门的领导，由于缺乏有力的制约力量，而无所顾忌地走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道路，可见，地方主义的久禁不止也就不足为怪了。
（2）由于受地方财政影响，各地基层环境管理部门发展很不平衡，贫穷地方的环保部门力量薄弱
由于不是由国家统一拨款，基层环保机构的规模与力量往往受到当地的经济状况和当地政府的制约，因此基层环保机构的发展很不平衡，许多贫穷地方的环保执法力量相当薄弱，有的地方甚至都没有环保部门。据悉，2005年底，全国平均每个机构只有1.5辆车左右，300多个县没有执法机构，200多个县的执法机构没有执法车辆，更没有取证设备。然而，如此“贫穷”的环保部门却监管了近30万家工业污染企业、70多万家三产企业、几万个建筑工地，还要面临十分繁重的农村及生态环境监察任务、承担着120多亿元/年排污费的征收工作和6万多件/年的污染事故与纠纷调查处理工作。
2．环境行政管理部门权威有限
在我国的现行环境管理体制与立法之下，由于受制于当地政府，环保行政部门“权力小”、“手段软”，环保权威十分有限。权力“小”，主要体现在环保部门只有限期治理、停产治理的建议权，而没有决定权，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的地区，由于当地政府出于经济的考虑一般并不采纳这种建议，对此，环保部门无能为力。
手段“软”，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只是罚款，缺乏查封、冻结、扣押、没收、强制划拨权等行政强制性手段。就连唯一的处罚手段，其可以处罚的数额也受到的很大限制，远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譬如，我国环境立法对罚款大都规定了一个上限，如《水污染防治法》第43条第2款规定：“对造成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按照直接损失的2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20万元”，就连最新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也只规定为50万元。在这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畸形法制状态下，多数企业往往选择缴纳罚款而不愿意建设治理设施整治污染。据此，有关部门曾统计，我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
（三）缺乏高效的部门协调机制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是一种横向的各部门并立的所谓“统一管理与分部门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由于立法或历史上的原因，存在部门之间权限不清、管理机构重叠、部门管理职能重叠或交叉、管理部门错位等多种弊端而严重影响环境法律的有效实施的情况，但另一方面我国又缺乏应对措施——即没有设置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进行有效协调的权威性部门或机构。当然，有的地方有一些很好的协调经验，如武汉建立了社区居民自治和部门联动的新型管理机制，但总的说来这
种协调和联动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化、法律化的制度，由于每次都要临时组织协调，往往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导致久拖不决而效率低下。再者，就是这种不成熟的联动机制也还没有在全国得到很好的推广。
三、以“地位独立、分工明确、办事高效、运转协调、监督有力”为原则，改革现行环境管理体制
1．建立独立的财政体制
要改革现行的体制，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地方政府从目前的“准企业”状态还原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政府和福利政府，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来规制政府的行为，刨掉地方保护主义的土壤，并严厉打击政府的寻租现象。因此，我们应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管理体制，把目前“分灶吃饭”、“自主创收”的财政体制，转变成“先集中、后返还”、“收支两条线”的体制。由国务院统一拨款，解决环境管理机构的办公经费与劳务、津贴、福利问题，同时排污费与环境税费则统一上缴国库，即采用“先收后放，收支两条线”的体制形式，加强监督，并启用有力的惩罚机制和切实的奖励机制，规制政府的环境行政行为。试问，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保护主义还有多少生存的空间？（当然，这一措施改革的力度很大，为了维持稳定大计，应该循序渐进的进行。）
2．科学分工各部门的职能，并清晰其权限范围
科学分工各部门的职能和权限范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部门性质。不同性质的部门只能从事与其性质相适应的工作，不能甲管乙事，如资源部门主要负责对资源的持续、合理利用与公平分配问题，而相应的环保事务则主要由环保部门来负责处理。
第二，“效率原则”。不同的部门所掌握的知识、技术、设备是不同的，职能的分工应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扬长避短才能提高其工作的效率。如民航和铁道部门以及环保部门都是行业性比较强的部门，民航和铁道部门负责管理控制民用航空器和铁路的经营效率较高，而管理航空器噪声，铁路噪声则不太合效率原则了，而应由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来行使。
第三，“公正原则”。依据诉讼法 “自己不能审理自己的案件” 的基本原则，一个部门不能“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员”。国家经贸委本是一个负责国家经济事业的综合决策性的部门，法律不能完全把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的决策权和监督管理权授权经贸委，而应完全交由环保部门行使；或者环保部门享有最高的监督权，可以通过国务院办公会议或主管副总理而对经贸委进行直接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淘汰的公正性与合理性。
3．设立并完善跨行政区的区域协调机制
基于环境要素本身的流动性、整体性、不可分割性等特点，流域水污染、酸雨污染、海洋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等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地域空间整体性，不受行政辖区界线的限制。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设置相应的强有力的跨行政区的机构，尤其是强有力的流域环境管理机构，如流域水行政管理机构。许多国家的环境管理主管部门非常重视这种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机构的设置，他们将这种跨区环境管理机构作为环境管理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或直属机构，人员编制属于环境管理主管部门。
当然，我国也可在已有的行政建制上设立适合我国国情的跨行政区的协调机构。根据第一种类型，我国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根据2006年7月的《总局环境保护督查中心组建方案》，在全国设立东北、华北、西北、华中、西南、东南、华南七个分区管理机构，而这些分区机构在性质上都属于国家环保总局的派出机构，均垂直从属于国家环保总局，其职能之一便是在委托权限内“承办跨省区域和流域重大环境纠纷的协调处理工作”和“负责跨省区域和流域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案件的来访投诉受理和协调工作”。根据第二种类型，我国可根据国内的几大主要河流而设立流域管理机构，如长江流域环境管理委员会、黄河流域环境管理委员会等，目前我国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但在处理流域管理委员会与中央环保局以及地方政府的关系上还没有理顺，还存在诸如流域机构的权力缺乏、地方保护主义影响水资源统一管理、流域管理信息采集难度大、流域规划监督无力等弊端，有必要进行大胆改革。
除了对企业要进行有力的监管外，对于监督企业的环保部门也要进行有效的监督，防止其违法行政。环保行政部门在行政执法中经常发生诸如环境行政不作为、环境行政越权、滥用环境行政权、违反法定环境行政程序等现象，因此，也需要对此进行大力监督。在以后的环境立法中，国家应该要有意识的规定有关监督机制的内容，以监督环保行政部门合法、正当地开展环境行政管理工作。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发展环保非政府组织作为今后加强和改善环境行政管理的努力方向之一。
结语
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是对原有体制的梳理、调整、甚至否定，因此必须综合考虑诸如传统行政文化对我国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社会公众尤其是非政府组织在环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国外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本土化等各种因素，要防止过于保守和过于急于求成的两种极端思想。总之，由于原有体制的巨大惯性，以及改革内容和目标的重大性决定了此项改革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转型过程，绝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循序渐进，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考察、设计、论证、试点和推广，方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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