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
二、明清史研究和当时历史档案工作的密切关系
明清两代继承了我国封建统治者重视编纂史书的传统。从这些王朝刚建立开始，即考虑到为本王朝留存系统的历史记载。为此，从组织上、史料上作了比较周密的准备。翰林院编撰、修撰、庶吉士之类的“清贵之官”，就是代皇帝起草文件，参加修史工作的。除翰林院外，明、清两朝都设有国史馆。凡文武大臣身死而又还保持宠遇的，大体上，都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为保证编纂史书的需要，明、清王朝对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都很注意保管整理，并制订有各种严密的规章制度。如中央级的各部、院、寺、监衙门和各省总督、巡抚等文武官吏给皇帝的题奏，各衙门之间的来往文书，在处理完毕后，都要妥慎保管起来。有些档案更显然是为了准备修史才形成的。例如，明《实录》和清《实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按年代顺序辑录各个皇帝在其一生活动中所批发的谕旨、批示等。《玉牒》则是有关皇室皇族繁衍、婚娶、袭封、生死的登记册，体现着当时的宗法制度和皇室皇族依其亲疏所享有不同等级的特权；《起居注》则更是专为记载皇帝“嘉言懿行”的史册；而各种“史书”，就是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等六科发抄的题本而编纂成的。不但中央如此，各级地方文武衙门的档案也不许随便烧毁，每隔若干年，一般是三十年左右，还要利用来编写省志、府志和州县志。自古以来，为适应封建宗法社会的习惯和需要，许多家族都编纂有自己的族谱和家谱。稍有名望和地位的人死后，又大都立有墓铭、行状、传略之类的东西，明清时期尤其盛行。这便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的相当详细的历史档案编纂网。为各级部门修志编书准备了相当多的历史档案。史学因利用此一原始的丰富的史料而提高了质量，档案工作又因史学研究的需要获得了提高，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起到了互相依存又相互推进的作用。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许多明清时期的图书文献，其中相当一部分也其实就是当时或其后公布的档案文件汇编。这种源于档案的图书文献，在明清史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例如，《明大诰》三篇，原来是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口头指示的记录刊布成书的。《皇明诏全》和《皇清谕旨》等类书籍则是两朝历届皇帝诏谕文件的汇编；《明经世文编》和《清经世文编》（及其多种续编）等则主要是汇集了明清的大臣们的奏章公牍；明清许多文武大臣都有自己的文集，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乃是这些大臣们在任职期间撰写的公文。清朝有两部重要的史料书，即乾隆时期蒋良骐编的《东华录》和光绪时期王先谦编的《东华录》，其所以能成书，主要因为蒋氏和王氏都曾先后在清朝的国史馆任过纂修官。可以论断，如果蒋王二氏不是因职务的方便，得以饱读保管在宫廷之内的皇家档案，这两部《东华录》是无从录起的。
以上是明清时期本朝的人为本朝、本地、本族、本人利用有关档案写的史书。还必须注意到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后一朝代的统治集团几乎都搜集和利用过前朝的档案，为前朝修史。这可以清修《明史》和民国初年修《清史稿》为例。
清王朝于1644年（顺治元年），开始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翌年，即宣布建立明史馆，陆续委任了一大批史官，下诏集中明代各官署的档案以供明史馆参考。从1679—1735年（雍正十三年），《明史》才定稿，1739年（乾隆四年）刊行。先后持续工作了近六十年之久。在旧的封建正史，即所谓二十四或二十五史中，《明史》算是较好的一种，资料比较丰富，史事的考订比较严谨，也有其特点。例如，鉴于明中叶以后宦官横行，作恶多端，专写了《阉党传》；鉴子明代朱家宗藩问题已经形成当时社会上的大灾难，为诸王、公主等写的传记中不乏对他们贪婪昏庸的披露；有些皇帝的本纪和大臣的列传，也写得比较生动具体，这显然都是参考了明人留存下来的详细记载。据清朝官方的记录，顺治和康熙年间，都曾专门下谕，着将明朝中央各部门的档案集中到明史馆。稽考《明史》本书，利用档案的痕迹也是极其明显的，不少地方甚至把当时皇帝的诏令谕旨全文公布或录引其详细摘要，许多大臣的奏疏往往也成为本人传记中的主要史料，试读《李三才传》，《杨继盛传》等篇，即可了然在目。
对清朝历史的系统研究，也几乎是从清王朝一灭亡就开始的。袁世凯篡位当上总统后，便匆匆忙忙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决定将原来清朝的国史馆改名为清史馆，继续负责纂修《清史》。
此项工作从1914年（民国三年）正式开始，到1927年大致完稿，历时共十四年，修成现存的《清史稿》一书。这部书因为编者们顽固地站在维护封建帝制的反动立场上，对一切革命的，或要求维新改良的思想行动都肆意进行诬陷攻击，同时歌颂和美化了清王朝的统治，并鼓动复辟，存在着许多重大的原则错误。加以内容比较冗杂，各篇成于多人之手而未作统一润饰，彼此很少照应，体例不一，繁简失当，往往发生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差错、遗漏和颠倒，甚至还有文理不通的地方。不论在政治上学术上，《清史稿》都不能列为好的史学著作，不符合一代信史的要求。但是，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还未编出另外一部更为严谨完备的清史，它又仍然是现存的唯一一部系统的纪传体清史，还可供参考利用。
《清史稿》没有编好，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上文已有所述。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清史馆在其编书的全过程中，并未能充分利用清王朝遗留下来的极其大量的历史档案文件，在史料来源上就存在先天不足。清史馆确实接收了清朝国史馆历年搜集而来的资料，但是，反映二百六七十年清朝统治真实记录的“大内档案”，其中的大部分在爱新觉罗·溥仪被赶出故宫以前，一直幽藏在宫内内阁大库及宫中各处，清史馆的人员并未参阅。当时虽然也有一部分内阁大库所藏档案已移放宫外，但因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几经周折，遭受到难以令人置信的摧残践踏，发生了所谓“八千麻袋”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谈不上发挥其作用了。所以《清史稿》编撰者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利用这批清代历史档案进行《清史稿》的编纂工作，因而严重影响了此书的质量。这一事例充分说明了一旦离开了档案这一丰富的原始史料的运用与研究，将会造成何等严重的后果。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反复地说明了这一点。
三、明清历史档案的陆续发现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上所称的明清档案只是指当年在清官内所存放的，后来保管在当时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现在则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品的一部分，亦即是所谓的“大内档案”（其中有一小部分被国民党政府带到台湾，现保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这个概念在二十年代初期大体上是正确的，现在则已不确切了。因为所谓“大内档案”，仅仅是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在其全部活动中所形成的大量档案中的一部份。其中明代的档案大体上是在清初为修《明史》而搜集来的明档的残余部分，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千余件，至于清代档案，其数量确实很大，目前在中国第—历史档案馆保藏的即有九百多万件，在台北还有三百万件左右，所反映的内容也极为广泛重要。但它终究只是清王朝统治时期反映皇帝和宫廷各方面活动而形成的档案，并不包括清朝各部、院、寺、监等中央一级衙门和各省、府、州、县等各级地方衙门的档案。当然，“大内档案“是目前所知数量最大的、保藏最完整的、学术价值最重大的明清档案。它的被发现和被抢救出来，一直发展为现在举世知名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规模，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三十年代就有学者认为，殷墟甲骨、战国秦汉竹简、敦煌写经、明清“大内档案”的发现，是当时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四件大事，它们意味着这些方面的研究
开拓出新的领域，意味着必将出现新的突破。对这样的估计，本人是完全同意的。
笔者还有一个建议，即应该编写一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史。这个档案馆（包括它的前身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其存在和活动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走过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已为我国的历史档案工作和明清史研究作过重大贡献。当年鲁迅先生曾著文论述过“大内档案”。自二十年代初期以迄解放前，我国学术界中如陈垣、沈兼士、许宝蘅、沈士远等有识之土，或则奔走呼号以把从宫内流散出来的“八千麻袋”档案抢救下来，或则竭费心力对这些档案进行了一些分类整理，并在当时条件允许之下，编辑出版了一些专题资料。他们，以及随同他们长期坚守历史档案工作岗位的许多人，甘于淡泊和默默无闻，在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下总算把这一个摊子维持下来。他们在过去的成绩，虽然无法与解放后的今天相比较，但也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我国学术界和档案工作者中的识见和操守，值得我们缅怀和纪念。解放以后，从这个档案馆的物质建设和专业人才的补充，规模的扩大，为科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各个方面所提供的丰硕成果，又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历史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当然，这个馆在十年**期间，也遭受过许多摧残破坏，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损失。但浩劫终于过去，光明重照大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又踏上了健康发展的坦途。正因为它在新旧社会都有生动的事迹值得记述，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取和引为借鉴；正因为它在我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规模很大的档案馆之列，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这个档案馆的馆史将成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从侧面生动地反映出当代中国历史档案工作发展的历程。
除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藏的明清档案外，解放以来陆续发现或引起学术界注意的其他明清档案也是很不少的。
首先，是一些地方性政权机关形成的历史档案。最重要的有原东北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原东三省总督及三个省军政衙门在其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其中还有一些明档和满族在未入关前形成的老档：在西藏档案馆藏有自元、明、清以来历届中央政府给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以及西藏地方政府在其本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顺天府档案是当时首都所在的地方官府档案；四川省巴县旧政权的档案是迄今所知县级衙门档案保留下来的数量最多的；清代直隶正定府获鹿县的《编审文册》，是一套比较具体地记载该县土地占有、变动和田赋丁银负担情况的系统资料。
山东曲阜孔府是一个大封建贵族地主庄园，它拥有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所授予的种种特权，因此孔府形成的档案也应该归入明清档案这一类。
其次，是一些具体业务部门在其自身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例如，清末建立并长期受外国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总署档案全宗里保藏有一部分清末的档案。其他如设在广州的粤海关及其所辖九龙、琼崖、潮州等分关的档案里都有一部分清末的档案，其内容除了有关关税、缉私及来往公函以外，还涉及到诸如贸易统计、华工出洋、通商旅游、考察留学和社会政治事件等方面。又例如，近年我们从南方个别老城市的房管部门所保存的本城市的房地契约中，发现了一些清代自康熙、雍正、乾隆以来形成的房屋契纽，这些契约是当时的房主在房屋建成宿报官领契，交税验印时缴存在官府的。这些契约对研究各该城市的发展布局，了解各该地区人民的居住状况、物产房地价格和建筑特点等都具有一定的价值[①]。在我国其它各古老城市的房管部门里，很有可能也保藏有这一类陈年的房地契，这是一笔有待于深入调查摸底，有待于发掘并发挥其作用的财富。在各级人民法院保存的档案里，是否藏有一些清代后期遗
留下来的旧案，也还有待调查发掘。希望在政法部门做档案工作的同志能够留心这一点，也建议国家档案局和人大档案系在适当时候组织人力作些调查。
再次，是明清时期各种类型的民间文书契约的被发现。早在五十年代初期，邓拓同志即花了很大的力量搜集了有关京郊西山门头沟地区民营煤窑的大批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从中研究这些煤窑的生产、投资、经营管理的特点和雇佣关系，并对其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状况作了自己的估计，写出了著名的论文[②]。五十年代中期，在安徽徽州地区及其所属的休宁、歙县、黟县、祁门等县也发现了大批民间契约文书、帐册等，分别由各地酌博物馆、图书馆、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选购收藏。这些单位还分别搜集保藏了我国其他地区的许多明清时期的民间契约，其中，以中国历史博物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数量较多，内容也较珍贵。
近年来，在福建发现了一批清代闽北土地买卖契约，在四川发现了一批自贡井盐业生产和经营管理状况的契约，在北京发现了有关通县地区土地买卖、人口买卖、租佃、雇工和商业合同等方面的契约，有人从苏州的明清碑刻和北京工商行会碑刻中也发现了一些珍贵的契约资料。反映太平天国革命活动的文书、表册、挥条、自述等也相继有重要的发现。
以上三方面明清时期历史档案的相继发现，成了对明清“大内档案”的有力补充和参证。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开展，随着社会上各方面对历史档案工作的重视和支持，类似这样的明清历史档案文件，将逐步会有新的发现，祖国历史档案宝库将会不断地得到新的补充。
四、明清历史档案在明清史研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明清史的研究工作是离不开明清历史档案工作的。不参考利用明清时期的各类历史档案，而能进行科学的高质量的明清史研究，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自解放以来，除了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方面的查阅利用者外，还独自或与其他单位合作编辑出版了诸如《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李煦奏折》、《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天地会》等等重要的明清档案文件汇编，近年出版的《清代档案史料丛编》也深受史学工作者欢迎。这个馆正在进行着其他许多专题的编辑出版工作，必将对明清历史的研究发挥出愈益重大的作用。
随着明清史研究的深入，明清时期各种档案的摸底、发掘整理和利用的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加快地开展起来了。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纂的《明史资料丛刊》，已将明代的档案契约，年谱家乘等列为主要的收辑内容：近两年来，四川省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已经陆续公布了该地区清代的有关盐业的各种契约；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也发表了《清代闽北土地文书选编》一书；人民大学李华同志编的《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一书；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辑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一书，均已出版。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明清研究室对苏州地区工商业碑刻的编选工作已经完成，即将出书。同时，对上述历史档案的研究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了，相继发表了一些较有质量的论文。在我国
历史学和档案学的领域里，向科学的广度和深度的进军已经开始。
当然，成绩还仅仅是初步的。明清史研究领域中，还有大量的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进行探索；现已查明的明清历史档案，在其内容及其史料价值上，还有着大量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这是一座刚刚在开发的宝山，许多基础性的整理和编辑工作还有赖于我们认真去做。明清史学研究和明清历史档案工作本来是一双孪生的兄弟，贵在密切的协作和相互支持。应该欢迎史学工作者进入档案馆充分利用历史档案文件，也应该欢迎历史档案工作者进入史学研究的领域，做一部份明清史的研究工作。在共同的进军中将见百花争艳，万紫千红。辛勤的耕耘，定会结出累累的硕果
第二篇：《西游记》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
《西游记》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讽刺和批判
指导老师：周先林 学员：田春
摘要：《西游记》有很鲜明的社会指向性，描绘了大千世界的种种世态，也批判了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作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作品也对当时社会上那些禁锢人们心灵的迂腐愚昧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和揭露。
关键词：西游记 社会现实 讽刺 批判
《西游记》是我四大古典名著之一，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老幼皆知。作品以天马行空般的想象描绘了师徒四人在遥远的取经过程中所经历的千难万险，歌颂了他们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读过小说的人，无不为精彩的故事情节击节赞赏，无不为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惊叹不已。
但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必然都是对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西游记》亦不例外。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此书“‘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①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更有人认为这部书“于明代政治之黑暗专制，实为一种反动。”即便作者自己也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③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西游记》虚构的神魔世界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影子。作者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假、丑、恶现象信手拈来，诙谐轻松的刻画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世间众生像，轻轻地撩开那社会黑暗现实的可笑可怜的面纱，抖落出活灵活现、妙趣横生的笑料，使人在笑中去体会作者对世情的调侃，去体会作者春秋笔法的真实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小说有非常现实的社会意义：它有很鲜明的社会指向性，描绘了大千世界的种种世态，也批判了社会现实中的种种丑恶现象。
一 《西游记》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严肃批判
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游记》在神奇瑰丽的故事背后，隐藏着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黑恶现象的不满，进而给予了严肃的批判。
②作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作品里所描写的天上人间，实际上都没有一块干净的“乐土”，神圣威严的天宫和地府，在冠冕堂皇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腐败和丑恶。
唐太宗魂游地府时，判官崔珏因为生前是“先皇帝驾前之臣”，更因收到当朝宰相魏征的求情，而他与魏征又是 “八拜之交，相知甚厚”（第十回）④所以就私改生死簿，让唐太宗得以延年二十，还魂阳世。乌鸡国那个狮猁怪，因为他“官吏情熟”，与神佛阎王有亲，所以就仗势欺人，不但霸占王位，害死国王，而且使乌鸡国王“无门投告”，有冤难伸(第三十七回)，一个国王尚且有如此经历，黎民百姓的生存状况可想而知。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唐僧师徒四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天 “极乐世界”时，却因为 “不曾备得人事”，被阿傩、伽叶二尊者 “掯财作弊”，不肯“白手传经”。为了取得真经，唐僧只得把那只“沿途化斋”的饭碗——紫金钵盂都献了出去。书中写道：“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更可气的是如来的话语：“佛祖笑道：‘„„。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止讨了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来子孙没钱使用。’”(第九十八回)从这里，我们一眼可知贪腐的源头是在哪里。
即便是最高统治者，作品也大胆的给予无情的讽刺和揭露。车迟国的那个国王，根本不懂为君之道，是非不辩,宠信奸佞，把邪道奉为国师，是个十足的昏君。胡适先生考证的吴承恩大概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年），死于万历之初，恰好经历了嘉靖朝的昏庸政治。我们把车迟国王和嘉靖皇帝比一比，就不难发现，这位国王的一言一行，就是现实中崇奉道教，自号什么“灵宵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的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璁的一面镜子。嘉靖皇帝在位长达45年（1521—1566），当时文有杨廷和、海瑞，武有俞大猷、戚继光，朝中不乏能人志士，但嘉靖帝对内不修朝纲，不问政事，任由严嵩、严世蕃父子专擅朝政；对外疆界荒芜，武备松弛，使得倭患不断，黎民涂炭。而他自己的主要兴趣和唯一志向仅仅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书中描写的其他帝王也好不 到哪去：比丘国王受妖道蛊惑要拿小儿作药引；宝象国国王，“愚迷肉眼不识妖精”，与黄袍怪“认了亲眷”；乌鸡国国王同青毛狮子精“八拜为交，以兄弟称之”„„，即便书中备受称誉的凤仙郡郡侯，也只是个不能齐家（连妻子也管不好）、不能治国（纾解民困）窝囊废而已。
人间的帝王或崇信邪道或沉迷女色，多是昏庸无能之辈。那么天上的玉帝呢？这个庄严的偶像，在《西游记》里也是一个贤愚莫辩，专横独断人物。一方面，他对待孙悟空这样的造反者，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一伙的策划和支持下，设骗局，搞阴谋，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对黎民百姓，极尽欺压之能事，例如对凤仙郡里的那些顺民，因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一己之私怨，迁怒全体人民，三年不雨，把人往绝路上逼。书中借凤仙郡郡侯之口描绘了凤仙郡民的惨状：“一连三载遇干旱，草子不生绝五谷。大小人家买卖难，十门九户俱啼哭。三停饿死二停人，一停还似风中烛。”而玉帝的暴行却看不到尽头：“有一座米山，约有十丈高下；一座面山，约有二十丈高下。米山边有一只拳大之鸡，在那里紧一嘴，慢一嘴，嗛那米吃。面山边有一只金毛哈巴狗儿，在那里长一舌，短一舌，餂那面吃。左边悬一座铁架子，架上挂一把金锁，约有一尺三四寸长短，锁梃有指头粗细，下面有一盏明灯，灯焰儿燎着那锁梃。„„直等鸡嗛了米尽，狗餂得面尽，灯焰燎断锁梃，那方才该下雨哩。”这是何等残暴的统治，不给人民一点出路，却还要假仁假义的美化自己的恶行，厚颜无耻的自称“公平”（第八十七回）。在这些统治者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人间那些昏庸贪婪，作威作福的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真面目。
《西游记》尽情地嘲弄，讽刺了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荒淫残暴，揭露了当时社会那种官官相护，徇情枉法，贪赃行贿等种种黑暗腐败现象。也对当时社会上的地方强梁以及东、西厂、锦衣卫特务等黑恶势力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师徒四人在取经途中遇到的许多妖魔鬼怪，大多是当时社会中欺压良善，危害人民的社会黑恶势力的写照，作者都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撕破，赤裸裸地摆放在我们面前。取经途中，几乎每一座山都有妖精或者是强盗，他们占山为王，祸害一方。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在平顶山占山为王，抢劫过往客商；通天河里的灵感大王，吃摆渡过河的客商，见了唐僧还要吃唐僧肉；波月洞里的黄毛怪，抢了国王之公主，霸占为妻；牛魔王夫妇控制了火焰山的地盘，因收不到保护费，就不让下雨，导致连年大旱，民不聊生„„ 在第四十四回车迟国一章中，虎力、鹿力、羊力三个妖精化为道士，在车迟国以妖术迷惑国王，大肆迫害和尚，“„„把我们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还乡，亦不许补役当差，赐予那仙长家使用，苦楚难当。”使和尚们欲死不得，欲逃不能，“四下里快手又多，缉事的又广，凭你怎么，也是难脱”。而且迫害所及，“就是剪鬃，秃子，毛稀的都也难逃”。这不正是当时社会中东厂、锦衣卫“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一家犯，邻里皆坐”⑤的特务统治的写照吗！
这些强盗、妖怪，虽然都受到了打击，但其成员的命运，却是各不相同。有的被铲除掉了，但更多的却因为有保护伞的庇护而安然无恙。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照样回天庭做老君的童子；灵感大王照样回观音的莲池；下凡作恶的奎星照样官复原职；小雷音寺的黄眉大王、寿星的梅花鹿、观音的金毛犼„„这其中的缘由，却是大有学问。
以上种种情节，无不深刻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统治阶级的不满和无情批判。这种不满和批判之情，在作者的长诗《二郎搜山图歌》中也有深刻的体现。诗中写道：“我闻古圣开鸿濛，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啗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 作者甚至直言不讳的说：“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其中对当时时政的态度显而易见。诗歌的末尾作者写道“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麐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 胡适先生因此认为：“这一篇《二郎搜山图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的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⑥
二 《西游记》也是对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讽刺
《西游记》也是对当时的时代思想的讽刺，作品通过对唐僧之流荒唐可笑的思想性格及其严重危害的无情揭露和辛辣讽刺，批评了当时社会中一些所谓的追求并代表着“真理和正义”的人，并进一步抨击了佛家教义和封建儒学思想的荒谬有害和欺世惑民，具有极其深刻的现实社会意义。
唐僧是取经集团形式上的首领，如果说西天取经在《西游记》中是作为正义事业的象征加以歌颂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个正面人物；但是，就其人物形象的性格内容和思想意义来说，唐僧却基本上是一个被批判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唐僧是《西游记》中最具讽刺内涵的典型。唐僧所恪守的“慈悲为怀”、“一心向善”和“忌杀生灵”的思想信条。正是佛教的最重要教义和戒律；他所恪守的“仁爱”之心和“温良恭俭让”，正是儒家的传统思想那一套，这些思想，恰恰就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时代思想。我们可以说，唐僧就是这种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一再宣扬毫无原则的“慈悲”思想和“仁爱”观念，处处拘泥于“温良恭俭让”，不分对象地一味“行善”，反复鼓吹什么“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操心怎似存心好，争气何如忍气高”„„，结果就是人妖不分，颠倒是非：他把伪装的吃人妖精当作好人加以姑息、纵容；却对火眼金睛识破妖精、忠心耿耿降妖救主的孙悟空无端责骂、残酷打击。特别是他还顽固地一概反对杀生，甚至在他历尽灾难，处处遇到妖魔鬼怪要吃他的肉，害他的命的情况下，竟然还认为杀人是天大的罪过，迂腐愚昧达于极点！所以孙悟空说道：“只管行起善来，你命休矣。妖精乃害人之物，你惜他怎的!”
但是，深受这一套假仁假义的思想毒害的唐僧是屡教不改的。在唐僧身上最具讽刺性的是他不断重复的那套说教言语，什么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一心向善”，什么“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什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几乎每遇孙悟空杀妖除恶，他总要喋喋不休地反复唠叨，简直没完没了。即使自己一再深陷险境，却仍是始终如一，让人感到既可气又可恨。同时又让人深深体会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社会对人心灵的禁锢，又让人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作者让唐僧一再重复这类荒谬的陈词滥调，使他显得格外迂腐可鄙，不断加深人们对他的厌恶之感，具有强烈的讽刺作用。
而更具讽刺性的是，每次唐僧行完善，报应就来了，刚刚前脚赶走打死白骨精的孙悟空，后脚就在黑松林里，被黄袍怪拿住，并在宝象国宫廷公然把他变成一只斑斓猛虎。被当作妖魔“用铁绳锁了，放在铁笼里”。真实“因果报应”啊！这种人妖颠倒的场面正是对唐僧之流不分人妖、一味“行善”的行为的绝妙讽刺。最后，还是要靠被贬逐的悟空来解救。作者让孙悟空对着铁笼里变了形的唐僧尖锐嘲笑说：“师父啊，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你怪我行凶作恶，赶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么一旦弄出个这等嘴脸?”这是何等的痛快淋漓、一针见血!对旧思想进行反思与批判的同时，作者也必然表现出对新的思想的追求。作品体现了在明末出现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胆战心惊，天兵天将束手无策，孙悟空更是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既是对统治者无能的讽刺，也表现出在当时的社会里，作者已经深刻地感受到平民百姓与统治阶级地位上的不平等，已经有了对平等自由的向往。
作者受当时启蒙思想的影响，还借猪八戒这一可爱又可笑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于“人”的态度。猪八戒是西游记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形象，是取经队伍中立场最不坚定的一个，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揶揄、嘲弄的对象。他最突出的特点，是无所不在的对人生欲望的强烈追求。他贪吃、贪睡、贪色、贪图安逸、贪生怕死、见利就上、遇难而退，又爱打小报告，在孙悟空和唐僧的冲突中总是起推波助澜的做用，他的经典台词就是“把行李分了，回高老庄去”。总之，作者几乎将人本能具有的欲望全都加在了猪八戒身上。但我们要看到，猪八戒的本质不坏，他只是不合所谓的“道统”而已，猪八戒的一言一行，与佛教的教义和正统的儒家道德修养格格不入！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猪八戒的这些贪欲从没有改变，也不加掩饰，但作者文笔到处，丝毫不觉得其人可厌，反觉憨厚、可爱。由此看来，作者对普通的“人”持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与书中表现出的对统治阶级的尖刻嘲讽和严肃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思想的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是完完全全背道而驰的，是对迂腐、教条的主流思想的反讽。
总而言之，尽管《西游记》的作者充分驰骋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把读者引向远离尘俗的神魔世界，但细细读来，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作者想象的翅膀飞得再高也没有离开的现实的土壤。西游记中的人物设定和情节展开，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基本都有其真实的身影。“不论是作者精心构建的神魔体系，还是众神佛妖魔的形象特征，都是现实社会的折光与投影。”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西游记》依然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只要把西游记里的人物关系和当今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一对比，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神话，分明是现实题材的一部大戏。作者酝酿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关系与现代社会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不论是神，是魔，一旦置于作者所构建的体系之中，它们的行为便都显得“人化”了。其相互间的关系，越看越近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者对书中人物的讽刺和批判就是对现实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恰如鲁迅先生所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实有的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魏征向李世民进谏时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
⑦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如果我们能以《西游记》中所创造的包罗万象的形象为鉴，知耻知荣，正行敛止，以美好的追求激励自我，或许能够有助于我们社会的风清气扬。
同时，《西游记》在艺术成就方面，其讽刺艺术和表现手法已经相当丰富和成熟，作者娴熟的运用讽刺手法，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起来，虽然《西游记》不被称为讽刺小说，但它直接影响着后来的讽刺小说，对《儒林外史》等讽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艺术借鉴和丰富的艺术营养。
注释：
①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一年北新书局版)袁珂：《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1948年第1、2期。③ 吴承恩：《禹鼎志》。④《西游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版（下同）。⑤《明史·刘瑾传》 ⑥ 胡适：《西游记》考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三号。⑦ 边翠芳、王甜甜、吴楠：神佛妖魔尽显众生世相——浅谈《西游记》的现实意义。现代语文2006年第06期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九三一年北新书局版)
2、胡适《<西游记>考证》；(《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三号)
3、《明史》（《刘瑾传》等部分章节）；
4、边翠芳、王甜甜、吴楠：神佛妖魔尽显众生世相——浅谈《西游记》的现实意义。（现代语文2006年第06期）
5、袁珂：《西游记》研究；（《台湾文化》194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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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明清天主教和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
论明清天主教和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播
明末清初，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面临转型的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思想家开始从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窠臼中摆脱出来，将目光投向百姓的家常日用，试图摆脱那种脱离百姓的日常生活凭空讨论学问的学风。而与此同时，在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备受打击的天主教为了弥补自己在欧洲失去的领地，来到亚洲布教。在日本传教的过程中，日本人的一句： “ 如果你信仰的宗教是一种真正的宗教 , 为什么中国人却不知道这种宗教”，将天主教传教士的目光引向了中国。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继日本之后成为了天主传教士们的下一个攻克目标。为了使中国也成为天主教的领域，传教士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 纵观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 , 其中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从最初的南京教案到清初历狱 , 再到后来的礼仪之争直到 “ 百年禁教 ” ,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谓一波三折 , 直至最后也未能在中国成功立足。为什么这样一个在欧洲、美洲乃至亚洲其他许多国家都能得以顺利传播的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却步履维艰？这其 中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东西方在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差异。中国是一个有着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及固有的价值理念的国家，作为一种外来宗教，若想在中国立足，就必须融入中国文化。天主教的教义及信仰，本身就存在着诸多与中国文化冲突的地方，而传教士们对天主教义的固守与忠诚又使得他们不愿意为了拉拢中国而放弃自己的宗教原则。所以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下面我将试着对中西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差异进行一下分析。
一、儒耶之争一一中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异
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 , 而这个社会一切最主要的社会规范及信仰则 来自 儒教这个贯彻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体系。儒家自汉武帝 “ 罢黠百家 , 独尊儒术 ” 以来便确立了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守则 , 同时也是历朝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依据 , 它渗 透 到自姓的日常生活中 , 成为中国人性格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 , 为天主教 在中国的传播打开僵局的利玛窦 , 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因此他才脱下僧炮 , 潜心学习儒家经典 , 力图融入到中国 的知识分子中 , 他为耶儒关系制定了合儒、补儒、超儒三个步骤 , 用儒家经典来解释基督教教义 , 竭力证明基督教的神学理论 , 与原始儒学的同一性 , 并借此攻击宋明理学太极观念。应该说 , 利玛窦的这一尝试在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最初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 它使天主教在短期内获得了一些中国士大夫的认同 , 而将其作为儒家学说的有益补充。但随着夭主教的深入传播 , 它与儒学之间许多难以调和的差异逐渐暴露 出来。部分士大夫察觉到高举合儒大旗的天主教对儒学 以及以儒学为理 论基础的伦理秩序存在着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护圣贤道统 , 他们举起了卫 道 的旗帜。此时即使传教士还在勉力合儒 , 也只是徒劳。天主教与儒学之间的矛盾 , 在当时主要体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关于 “ 天 ” 与祭 天
2、众生平等与礼教纲常
3、关于祭祖与祭孔
基督教强调耶稣是宇宙之间的唯一真神 , 禁止教徒崇拜上帝以外的偶像 ,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 , 祭孔与祭祀是不可或缺的两个仪式。对于习儒家圣典的中国知识分子 来 说 , 祭孔不但是为了表示对圣人先师的尊重 , 同时也是为 自 己求取功名凭添一种心理上的保证。利玛窦为了争取士大夫阶层对 天 主教的支持 , 极力避免与他们的习惯发生冲突 , 将祭孔仪式定性为单纯的为表达对圣人先师的尊敬的行为 , 不属于偶像崇拜 , 因此也不是迷信。但他的这种解释 , 即使在今人看 来 也显得颇为牵强。中国古代的读书人祭孔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孔圣人保佑自己在科举考试中高中 , 取得功名 , 光宗耀祖 , 带有很强的功利性 , 很难说不带有偶像崇拜的性质。因此 , 作为基督教的信徒再去祭拜孔子 , 在很多极力维护 天 主教 “ 纯洁性 ” 的传教士看 来 , 的确是难以容忍的 , 传教士之间关于是否允许中国信徒祭孔的争论便是导致康熙年间礼仪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原 因。同样的 , 祭 祖 也是中国人 自 古以 来 最为重视的仪式之一 , 这不但是出于人们对先人的缅怀和尊敬 , 同时也与儒家极力宣扬的孝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儒家文化中 , “ 孝 ” 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 亦是忠君理念的基础。因 此 ,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推行孝道。天 主教不允许中国教徒祭 祖 , 不但老 百 姓在感情上按受 不了 , 统治阶级也不会允许。在中国的 天 主教传教士在这两件事上各执一辞 , 纠缠不 清 , 是导致基督教 在中国遭受巨大挫折的重要原因。
二、基督教的涉世性格
基督教有谋求世俗权利的传统 , 自 从罗马帝国将基督教定为 国 教 , 基督教便 在 欧洲具有了及其崇高 的地位 , 并有着 自 己最高的宗教领 袖—— 罗马教皇。虽然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在它将基督教定 为国教后的第二年(395 年)便分裂了 , 但罗马教廷的权威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 而是继续统 治 了欧洲 几 个世纪 , 在著名的 “ 君士坦丁赠礼 ” 之后 , 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之前 , 罗马教皇的权威一直凌驾于世俗君主之上 , 是整个欧洲的精神领袖。
但基督教 来 到中国之后 , 它那种根深蒂固的涉世性格却使得它与中国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了矛 盾。中国是一个君权至上的社会 , 几 千年来 , 皇帝一直是整个国家独一无二的统治者 , 没有任何权 威可以凌 驾 于君权之上。天 主教士在进入中国之初 , 就很注意政治上的钻营 , 他们结交 达官贵人 , 并进入宫廷内部传教 , 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凭借自己的天文知识 , 把持钦天监要职 , 受到中国皇帝的宠信 , 后 来 , 传教士们又卷入了康熙末年诸皇子争夺皇位的纷争。在民间 , 他们为教徒划分教区 , 派教士管理 , 按时讲解圣经 , 并干涉教徒生活 , 形成强大的世俗权力。传教士们的这些做法 , 先是引起了一些地方官员的警惕 , 后来又进一步招致了朝中大臣以及中国皇帝的不满。在中国皇 帝 看 来 , 传教士们的这种做法 , 无异于要代替他统治自己的臣民 , 因此是绝对不能听之任之的。基督 教 企图 在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实现自己本 来 就有的那种很强的政治和社会的运作性。但中世纪欧洲 罗马教廷与世俗君主各司其政的政教分离所导致的二元对立，是 “ 地理大发现”以前西方所独有的现象。而在中国 , 政教合一是一种支配性的局面 , 而且政权永远处于主导地位 , 佛教、道教等宗教只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 所以它们的命运往往因皇帝的好恶而起伏不定。基督教在欧洲社会长期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它不甘于只扮演这样一个任人支配的角色 , 罗马教廷试图在中国教民也建立象征欧洲那样的权力系统。当它的这种企图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而一步一步暴露出 来 的时候 , 就终于和中国 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权利发生了冲突 , 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 礼仪之争 ” 的发生。所以 , 基督教 的涉 世 性格使得它不能为中国的统治者所容忍 , 当然也就不可能在中国顺利传播。
三、价值观的差异一一一此岸与彼岸
提到中国文化 , 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儒、释、道三教。其中儒教 和 道教是中国 土 生 土 长的文化 , 这两种文化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视人生现实的生活。儒教倡导人们为社会服务 , 为社会尽一己之 力 , “ 达则兼济天 下 , 穷则独善其身 ” , 提倡知识分子们以天下为己任 , “ 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 ” , 强调的是人现世的作为。道教家们则整天炼丹制药 , 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 , 延长现世的 生命。佛教进入中国之初 , 虽然要人们多积善行 , 以换取来 世 的幸福。但到六 祖 慧能创立禅宗 , 主张顿悟 , 见性成佛 , 重视的也是现世的成果 , 这可以说是佛教在中国彻底本 土 化的一个标志。可见 , 从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来讲 , 重视人今生的作为是一个大趋势。而基督教关心的是身后的世界 , 现实的彼岸 , 强调人一生下 来 就有原罪 ,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赎罪。一个人活着不是为 现世 的幸福 , 而是为了死后进入天堂 , 赎罪的方式就是不停的祷告及对物质生活的极力节制 , 即所谓的禁欲主义。这是基督教另外一个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相背离的地方。中国人既然重视现世 , 就不可能不去追求现世的幸福。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中庸 , 这同样体现在中国人对待物质文化的态度上。
四、信仰兼容与信仰唯一
中国是一个以儒教为主其他宗教并存的社会。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十分崇尚儒教 , 以 儒教 教 作为治国平天 下的理论基础。儒家 自 形成之初 , 便只是重视 “ 仁礼 治世” 的理论探讨 , 而非以宗教的形式确立 , 因此少有狭隘的门户之见。对于佛道二教 , 儒家虽与它们有所冲突 , 但却不是对它们一味排斥 , 而是将其合理性的因素加以吸纳 , 至于不能调和的部分 , 儒家也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而佛道二教 , 也充分认识到儒教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 , 而安于自己作为儒教补充的地位。到封建社会后期 , 三教相互渗透 , 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儒教扮演意识形态主角 , 佛教、道教及各种民间宗教充当意识形态配角的稳定结构。儒教主要在政治方面发挥作用 , 佛道则作为世俗化的 工具 , 三 教的关系相对而言是和谐而稳定的。而传教士们在进入中国之初 , 便在利玛窦 “ 合儒斥佛 ” 方针 的引导下对佛教展开了强烈的攻击。利玛窦等传教士对佛教缺乏必要的了解 , 只是为了迎合 自 己的 需要而肆意的贬低佛教 , 攻击佛教教义 , 他们这种做法不但伤害了佛僧们的宗教感情 , 也激怒了许多具有崇佛思想的中国士大夫 , 于是二者结合起 来 排斥 天 主教 , 这是利 玛 窦所未能料想到的。利 玛 窦的 “ 斥佛 ” 策略不能不说是一个失误 , 它产生的负面效应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制造了很大 障 碍。但利氏 “ 排佛 ” 政策的根源 , 还在于基督教那种强烈的排他性的性格。因为佛教与儒教不同 , 儒教的 “ 教 ” 主要是指它的教化功能 , 而佛教是一种正式的宗教 , 利玛窦将佛教作为 天 主教在中国的 竞 争对手 , 就是 因 为他将佛教作为一种偶像崇拜者的宗教。需知上帝是 宇宙 间唯一的真神 , 基督教对 于 有着自己偶像的其他宗教 , 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敌意 , 有基督教存在的地方 , 决不允许有其他宗教的神灵的权威存在。
另一方面 , 就中国的民间信仰来说。对于对神 袛 的崇拜 , 是以多神信仰为特征的。儒家虽不相信鬼神 , 却不反对民间对鬼神的崇拜。如孔子虽然说过 “ 未知生 , 焉知死 ” , “未能事人 , 焉能事鬼”。但是他却对神道设教却很感兴趣 , 将祭祀鬼神当作一种培养人道德精神的方式加以保留 , 其着眼点，在于这一方式所具有的“民德归厚” 的教化功能。由此可见 , 儒家对中国民间杂鬼诸神的信仰采取的是 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佛教虽是一种在本质上排斥一切神灵的宗教 , 但在民间的形式却是一种多神教。原本意指悟透人生 , 一切皆空的人的佛 , 在老百姓的眼中却是比神仙更有力的神 袛。于是 , 如 来、观 音、文殊、普 贤等纷纷成为老百姓崇拜的偶像。道教则更不用说 , 它本身就是一种多神宗教。所以 , 中国民间供奉的神灵十分庞杂。在中国社会 , 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事 , 旁人一般不会干涉。所 以 , 一个人往往可以同时信仰几种不同的宗教。既可以去寺庙上香拜佛 , 以求平安 , 也可以在家中 设孔圣牌位 , 每日参拜。有不少老百姓基本上是逢神必拜的 , 丝毫不会在意自己所拜的神属于哪一 种宗教。
基督教对于自己内部的神灵的态度尚且如此 , 就更不用说对其他宗教的神灵了。基督教是一种有着强烈的排他性的宗教 , 如果有其他的神的存在 , 他们认为 自 己的神的权威便会 下 降。因 此 , 基督教要求教徒全心全意的侍奉上帝 ,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只有纯 洁 的信仰才能得到上 帝 的 眷 顾。正 是基于这一点 , 基督教徒们经常为了一 丁 点儿教义上的分歧而产生冲突 , 甚 至引起战争 , 这种 几近疯狂的态度是崇尚中庸之道的中国人所不能理解的。传教士们试图让中国教徒放弃多神崇拜的努力最终的结果便是为 自 己树立了 一个 又 一个敌人 , 直至最后引发礼仪之争 , 彻底葬送了在中国传教的希望。
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参与贩卖鸦片。在鸦片战争前的几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英国从1767年的二百箱到1837年的三万九千箱，总计在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四十二万七千箱，从中国掠夺走了三至四亿银元。沙俄、美国商人也从中亚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 “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像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一些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的，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更有甚者，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传教士们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1839年9月，裨治文在虎门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锵四个字作为回答，令裨治文十分恼火。
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毛主席指出，“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综上所述 , 由于 基督教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现实的操作层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文化和 制度存在着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 , 因此它在中国传播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 , 是基督教固有的涉世性格和强烈的排他性导致了它在中国的失败。天主教试图植根于中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中西文化对抗与磨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天主教文化在与儒家文化的对抗中最终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它强大的生命力维护了自己的领地。在中国孕育并发展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面前，任何一种新的文化想要将其动摇都是十分困难的。直到今天为止，儒家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的象征，它从某种程度上讲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与他国文化的标志。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这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 当要进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时，怎样才能在一个新的环境里立足，找到或者说培育出适合自己生存的土壤？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首先要尊重别国原有的文化及传统 , 不能只是一味强调自己的原则与特殊性，抱着打到一切的态度对抗别国的传统，这是不利于国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互动的。各种文化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展开平等的对话 , 才能促进彼此的交流 , 从而使各种优秀文化为全世界人类的共同财富。
第四篇：萧国亮-我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
萧国亮：我和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少壮失学。走上社会以后，因有家学渊源，自学不辍，其间多有名师指点，至今感激不已，铭刻心中，难以忘怀。因此而得以在十年**的年代里，反其道而行之，走上治学之道。1978年底，一声冬天里的春雷，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1979年新年伊始，我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至今已有三十三个春秋。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任实习研究员（相当于助教）的六年里，丁如初先生是我的领导，给我许多研究经济史的基本训练和为学的教诲。我先后师从钱剑夫先生治秦汉赋役史，师从姜庆湘先生治中国商业史，通过努力，始在经济史学界的同辈中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正如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吴承明先生所说，“萧国亮教授是我国新一代的社会经济史学家。他的为学，思想开放，而论证严谨，理论结合实际，又对所论主题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创新见解，是以受到同行的尊重。”1984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经济史学家彭泽益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春天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教，潜心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史的研究，力图以更为宽广的视域深入研究经济史。此举受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开创者陈振汉先生的赞赏和鼓励。
1996年我之所以能从社会学系调入经济学院，首先是得益于刘伟教授的大力推荐。我来北大前后就已经认识刘伟，虽然我个子比他高，岁数比他大，但我一直自觉地感悟到他在我心中留有“伟大”的位置。1989年的夏秋之交，我和他都在北戴河讲课，他比我讲得好。1990年我与他合作编著《家庭金融知识大全》一书，他思路敏捷，文采飞扬，而且研究与写作的速度效率都到了令我惊讶的程度。近十万字的书稿，他挥笔即告成功，真叫我暗地里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个时候，刘伟是经济学院的研究生工作组组长，而我是社会学系的研究生工作组组长，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的林炎志几乎每周都要召集我们开会。每次开会我们俩一般都坐在一起，也经常互相交流。那时我就觉得刘伟对于政策的拿捏，对于处理复杂的局面都有独到的能力。这是我最为敬佩的。因为我在这方面的功力是最差的，我的唯一办法就是“逃会”。总之，当时刘伟在讲课、科研与管理诸领域所散发出来个人魅力都是令我陶醉的。用现在的话说，二十年之前我就成了他的粉丝，所以，与他是可以无话不谈的。
我是从1994年开始想离开社会学，回归经济学的。主要原因是我所在的社会学理论教研室当时的发展趋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哲学化，走向诠释学与批判理论，另一种趋势是越来越实用化，走向社会工作的教学与研究，而社会经济学与社会经济史却在渐渐的边缘化。另一个原因是那里复杂的人间关系使我感到不甚适应。1995年秋年我已经在国家行政学院试讲成功，准备调走。而在这个人生的关键时刻，冥冥之中让我在逸夫一楼（当时社会学系在逸夫一楼的二层，经济学院在四层）遇到了刘伟（当时他已经担任经济学院副院长）。寒暄之后，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刘伟。他当时问我是否愿意来经济学院教经济史，我不假思索就同意了。因为我的直觉告诉我，和他一起共事一定心情舒畅；因为潜意识告诉我，与伟大的人共事，在他的麾下工作，决不会有遇到“武大郎开店”之类的烦恼，而这种烦恼正是我曾经经历过的。这个看似不假思索的应诺，其实却是多年累积的爆发；这个看似不假思索的应诺，却决定了我最终的学术定位和人生轨迹。对此，我感到庆幸，而绝无反悔之意。套用一句《离骚》，来表达我的心思，那就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我来经济学院之前，对经济学院的老师认识得不多。陈振汉先生与我的导师彭泽益先生都是经济史学的权威，1984年在教育部举办的“中国经济史暑期讲习班”上，他俩都作了演讲。陈振汉先生的演讲题目是《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我导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史计量研究的基础》。因为我当时正在准备秋季的博士入学考试，所以没有参加这次讲习班。但是，1987年这次讲习班的演讲内容结集为《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出版以后，我的导师就将陈振汉先生《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的讲稿推荐给我阅读。当时拜读陈振汉先生大作之后，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感觉至今回忆起来还是那样的清新。
陈振汉先生与陈岱孙先生
在这个演讲中陈先生首先提出一个观点：过去比较经济发达与否主要是生产关系，这个恐怕不行，他认为应该用国民总产值，即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综合指标作为标准。他说用这个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那么从公元前5世纪到18世纪（至少到1750年）230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在世界上一直都是领先的，只是1840年或者更精确地说是1820年以后才落后了，如果到2050年中国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么我们在世界上落后的时间无非只有200年。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将他的这一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结合，得出了中国经济落后的三个原因：政府、资本和知识，他认为知识可以引进，资本也可以靠自己的内部积累完成，主要的问题是政府。清末和南京国民政府能够引进知识的情况下，却不能大规模投资，关键是政治环境不安定，内战连绵不断，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剥削。最后陈先生将中国经济落后的三个原因归结为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如果有个好的政府、安定的环境，中国经济的起飞是指如可待的。我们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了陈先生的观点。
陈振汉先生的这个演讲时间是在1984年夏天，发表是在1987年。当时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处于刚刚从“左”的影响下解放出来的阶段，研究历史上的生产关系是主流，探讨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是热门。陈先生把经济史的研究重点从生产关系，转向生产力，转向GDP，这在当时无疑是开风气之先的举动。他还放眼世界，以全球的视域考察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真是令人感到耳目一新，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开放心态。这一切对我以后的治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我到北大工作以后就拜访了陈振汉先生。那时陈先生住在承泽园的平房，距离彭德怀被贬职以后所居住的挂甲屯吴家花园很近。崔书香先生几次都与我聊彭老总那时经常在附近散步的故事。陈先生家客厅的家具许多都是江南运来的家具，加上陈先生满口的浙江官话，就可以猜出主人的籍贯。陈先生对我到社会学系工作，对我决心钻研社会学和研究社会史的选择非常赞赏，认为这样可以开阔经济史研究的视角，拓展经济史研究的范围。2001年以后，陈先生和我都搬入蓝旗营小区，从此我们的互相走动就更加频繁了。
我来经济学院之前，还认识两位老师，这就是丁国香老师与王跃生老师。九十年代我在社会学系的时候做过一个教育部的课题，是对北大毕业生就业情况的调查。因为我的教育背景是经济学，所以就被安排做经济学院毕业生的调查。当时的经济学院还在二院，我就直接找了丁国香老师，他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而且我们合作得很愉快。所以，就对他留有很好的印象。等到我来经济学院的时候，才知道他是经济学院的党委书记，可见他的平易近人和没有任何官架子。后来他退休了，还在为经济学院的继续教学服务。我们之间有一起工作上的往来，相处得也颇为愉快。最使我感动的事情发生在去年秋冬之间。那天我去校医院看病，在候诊的时候，见到了久违的丁老师。他也来看病，我出于习惯就让丁老师先看。我觉得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事过之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可以，春节的时候丁老师居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息，除了祝贺新春快乐之外，还说“上次在校医院外科你让我先看大夫，很是感谢！当天我因还挂了牙科的号，十点就要到号了，所以，你一让，我就没有客气了。”这是一件小到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从中可以看到我们经济学院领导的作风和处世为人之道。
王跃生老师是少年成才，出道很早。1988年的时候，他仅有28岁，就是《读书》杂志的作者。我们在《读书》杂志组织的活动中经常谋面，他常有惊人之语，语惊四座。所以，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1996年6月我非常荣幸地以教授的资格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讲经济史学科的课程。屈指算来，至今已经有十六个年头了。十六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渺小得几乎不值一提。但是对于人生来说也可算是悠悠岁月了，而对于我来说，从四十九岁到六十五岁的十六年却可谓是人生的黄金年代。而对于已经百年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来说，也是六分之一的时光。而如果从陈振汉先生1946在北大开创经济史学科算起，也有四分之一的时间。想起这些，我往往夜不能寐，我是否对得起历史给与我的时间？我如何对这个时间担当我的历史责任？对此，我今天必须做个交代，做个初步的总结。我想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是有益的。
而我在经济学院十六年的工作和学习证明，对我来说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十六年，也是终身难忘的十六年。回想1996年我调入经济学院的时候，除了陈振汉先生还在带博士生外，李德彬老师已经退休，讲授经济史的只有我一人，开设的课程也只有一门，就是《近代经济史》。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庄子·养生主》中的开头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养生主》尾段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十六年里，我就成了经济学院经济史专业的火种了。可是我传什么样的“火种”呢？这个时候我通过对陈振汉先生经济史研究实践的总结，并得到陈振汉、崔书香先生的确认，我认识到这个“火种”就是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研究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经济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经济史研究和现实研究相结合。陈先生早年曾在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史并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的哈佛大学具有经济史、经济理论和统计学并重的学术倾向，而且哈佛是世界上第一所设置经济史专职教授的大学，它在1887年就设置了《经济通史》课。巧合的是，陈先生在哈佛留学的1936－1940年期间，熊彼特恰好在哈佛执教，他的经济学和经济史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对陈先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从陈先生的《步履集》中可以看出来，里面收入了陈先生1982年的一篇题为《熊彼特和经济史学》的文章。陈先生1946年就担任北大教授，在经济学院执教半个多世纪，主讲经济史。1982年陈先生虽然七十高龄，但还是给学生开设了新课《经济史学概论》。陈先生是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也是执著的执行者。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传统和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之间有个传承的关系，但决不是照搬，陈先生在哈佛大学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开创了北大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的传统。我作为这个传统的继承者而感到自豪，当然也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十六年来，我在经济学院只做了一件主要的事情，就是把由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传统，薪火相传。无论是面对 “生有涯，知无涯”的永恒难题，还是遇到什么现实的困难，只要我们有了这个经济史研究的传统，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个经济史研究的传统薪火相传，只要我们能够将这个经济史研究的传统与时俱进，我们终归会有这样的一天，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赢得经济史研究的制高点。
在这个经济史研究传统的感召之下，通过我孤独的努力，自2002年以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已经成为全国高校中开设经济史专业课程体系最为全面而系统的学院之一。我开设的经济史课程，有中国经济史、古代经济史、近代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世界经济史、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经济史专题研究等，从教学质量来看，很多课程都在全校的课程评估中都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各种教学成果奖、优秀奖。为了与经济史教学课程体系配套现在已经出版了《世界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教材。教育部的《中国经济史》正在编写之中。但还有更多的教材至今没有完成，这是我现在的第一个遗憾。
我还培养了很多硕士生、博士生。尽管我仅仅培养了八位博士研究生，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六位研究生中，有三位在研究机构从事经济史研究（占50%，而顺便说说，我的导师培养了八名研究生，至今只有我一人从事经济史研究，仅占12·5%），并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学术中坚。在硕士研究生之中，也有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如现在光华任教的颜色老师，在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以后，赴美留学，继续选择经济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服务，他是中国第一位世界经济史大会优秀论文奖的获得者。这与其说是名师出高徒，还不如说是高徒出名师。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讲到科研方面，首先我要做检讨，因为这给我留下了第二个遗憾！因为无论于教学工作相比，还是和我过去相比，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颇有逊色，尤其缺乏有分量的论文。当然，我心中明白，不是我没有做研究，没有研究，何以讲课？也不是我江郎才尽，写不出好的论文，我有许多研究设想和研究心得，之所以没有写成论文，一是旁骛太多，时间太少；二是拖拉作风，缺乏紧迫感。这都是我的错误，我一定力争退休以后，尽力来弥补这个我认为最大的遗憾。
当然，我在科研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在这十六年里也发表了不少论著。可以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从顺治到嘉庆）》即将在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时由北大出版社出版。这部书的出版表明经过我和我的博士后们连续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完成了陈振汉先生生前所嘱托的重大学术任务。给陈振汉先生称之为“盖棺有时，杀青无日”的胡子工程，就是这个六十年超长期的，凝聚几代学者心血的巨大经济史资料工程画上了一个句号。我深信这部书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发显现她的学术价值。
今天提到《〈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从顺治到嘉庆）》的出版，不能不使我浮想联翩。这个项目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已开始。当时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它的一项中心工作就是由陈振汉先生主持的选编《〈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以满足教学和科研工作的需要。1952年院系调整后,教育部在北京大学经济系设立经济史研究据点, 搜集《清实录》中的经济史资料定为主要工作之一。当时选编该资料的目的不仅为在北京大学教学上自用,并且准备出版,以利广大的研究工作者和读者运用。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全国科学长期规划中,它被列为几个重要的资料整理工作项目之一，于是这一课题得以正式确立。起初, 因为人手少、条件落后,全部《清实录》资料都是用手工抄写,所以, 资料整理工作进展缓慢。后又因“文革”运动开始而打断了该课题的正常进行。1978年拨乱反正后,《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才得以重新开始，198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振汉、熊正文、李谌、殷汉章四位先生整理编辑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上辑《农业编》，并于1991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但仍有大部分资料尚待整理出版,这就是《商业、手工业编》和《财政编》。但是《农业编》出版以后, 资料的选编工作又因各种原因而中断。
2002年，陈振汉先生嘱托我向有关领导提议重新恢复《〈清实录〉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向学校领导汇报后，在校领导的支持下，决定拨出专项经费，由我主持的《清实录》经济史整理与出版工作得以重新启动。自2002年10月开始，先后录用叶明勇和武玉梅两位博士后，分别进行《商业、手工业编》、《国家财政篇》的整理与出版工作，后又录用燕红忠、刘文远两位博士后，继续道光至光绪四朝实录和《宣统政纪》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
2005年院庆20周年《清实录》研讨会
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六十多年，但陈振汉、熊正文等先生始终坚持不懈，即使面临严重困难，也矢志不渝。新世纪以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经过几代学者的共同努力，这部与共和国同龄的经济史资料整理工程才终成完璧。
我在2002年获得教育部《中国经济史》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这应该是学术界对我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工作的一个肯定。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十六年的经济史教学与科研中，我常常是用一个人的力量单枪匹马地与人家一个团队的整体力量在抗衡。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在这场无声无息的竞争中我所主持的中国经济史专业学科并没有败下阵来，也没有被淘汰出局！我深知，这是因为在我的背后，有着我们全体力量（包括所有的老师与同学）所支撑，是因为有着北大精神魅力所鼓舞。所以，一定要感谢北大，感谢经院！
我曾在经济学院为我举行的退休纪念演讲中说过，“今天趁这个一生难得的机会，在此感谢在座的每一位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多年来和大家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一起工作，一起研究，一起学习所建立的深厚友谊。我要感谢所有上过我课的北大同学，我们在课堂内外，互相切磋，教学相长，你们启发了我多少的灵感的火花和蓦然回首的顿悟，这一切使我铭刻心中，永远难忘。我特别要感谢经济学院的历届领导，尤其是以刘伟、孙祁祥院长为首的领导班子，他们具有长远的眼光，富有历史的责任感，高瞻远瞩，领导有方，特别是在比较困难的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对经济史之类的小学科做出了正确的指导，给出了很大的支持和有力的帮助，以进一步发扬北大经济学院‘史论见长’的优良传统。”
抚今追昔，大家有目共睹，十六年来经济学院各方面的条件已经今非昔比，用“旧貌换新颜”来形容，实不为过。崭新的大楼、优越的办公条件、不断增加的图书资料，无微不至的行政服务，水涨船高的科研经费和跑赢房价以及把ＣＰＩ涨幅远远抛在后面的教师收入。在此，请允许我代表所有经济学院的同仁们，对为创造如此优越条件的所有在场与今天没有在场的领导、老师和行政部门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让我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我希望大家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一切！我信心有这些条件作基础，同时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我们的经济学院一定会距离世界一流的经济学院越来越近。我也真诚地希望在座的各位，在你们退休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更大的荣誉而归去，而不要像我那样带着些许遗憾而离开。
对于今后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我要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必须坚持与发展陈振汉先生所开创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研究传统。第二，必须继续和完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经济史课程体系。第三，必须引进从事经济史教学与研究的优秀人才，真如周校长所说，至少需要三个人，做到三足鼎立，而不要像过去那样“独木支撑”。
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但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这个话要倒过来说，就是“学到老，活到老”，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吸取新的知识与信息，才能有质量的话下去。古人云：“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激励老年人继续学习的传统精神。在我们经济史学界也有我们的楷模，这就是我所崇敬的吴承明先生，他之所以成为经济史学界的泰斗，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六十五岁前的学术成就，而是在于他六十五岁以后的成就。他之所以饮誉经济史坛，是因为他老当益壮，与时俱进，他对市场史的研究成果、对经济史方法论的研究成果都是他晚年的力作。作为吴承明先生的私淑弟子，我一定要以他为榜样，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我余生，为北京大学，为经济学院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2年3月25日）
第五篇：每一个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每一个社会制度的更替都是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的，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的目标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彻底完成革命的任务，并及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革命通过“一化三改造”来改革，所以说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障碍，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推翻三座大山及其所代表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上层建筑，确立以人民
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新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为主体的新的生产关系，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
（2）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改造以“一化三改”为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工业化不可缺少的条件、手段和制度保障；工业化本身就是发展生产力。
（3）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主张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即使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消灭资本主义，也是站在工业化的立场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工业化，从来没有站在小生产的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所以与民粹主义站在小生产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主要是指生产力的发展！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了我国在现阶段发展生产力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邓小平通知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说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进行科学分析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应当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为生产力是社会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同样需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1．生产力是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决定了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3．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各种问题需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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