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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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摘要]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银行业发展迅速,机构跨国化,业务多样化以及创新工具不断涌现,金融危机频发,急需一个有效的国际统一监管体系。巴塞尔委员会自1975年成立以来,对国际银行统一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就巴塞尔协议这35年以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并试图找出新协议的缺陷和仍需继续改进的地方,提出进一步完善的重点。

[关键词]国际银行监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风险管理

一、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建立的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及其监管系统存在诸多不协调处。这些不协调之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不协调。银行已充分国际化,但大部分的监管活动仍集中在国家主权范围,监管主体的权利局限于一国境内,而监管的客体的业务却早已跨越国境,银行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与发展业务。这种不对称的监管体系导致的结果是监管效率的低下及出现监管盲区,为次贷危机的发生与国际传导创造了条件。国际监管合作困境。各国监管主体为各国金融管理当局,在制定本国金融监管政策时,必然从本国利益角度出发,参与国际监管合作。我们可以通过简单的纳什均衡对松散组织下各国参与积极性进行分析:

在集体理性中,无论是A国还是B国,从个体理性角度出发,纳什均衡为(W,w),也就是如果在国际监管合作中,如无明确时间表敦促参与国实施相关政策,参与国都会采取观望态度拖延实施或者不完全实施相关合作监管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由于国际统一监管体系的缺位,各国监管政策存在差异,而跨国银行往往倾向于选择监管较松的国际和地区拓展业务,而金融业在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使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在过去三十年内争相放松监管。即使在达成监管合作协议后,仍有国家试图拖延相关政策的实施以为本国金融业谋求额外的利益。《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本在2004年颁布并要求十国集团于2006年实施,但新协议在美国却获准推迟执行,导致欧盟银行强烈不满,认为美国获得额外的准备时间不利于公平竞争,有损于银行业监管的国际合作。而事实证明美国此举对欧盟的影响远远不止恶化了银行业的竞争环境。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设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创新业务层出不穷,金融机构国际化日趋深化,导致金融体系风险加大,出现了德国herstatt银行等一系列银行倒闭事件,导致严重的银行危机。为营造新的银行业经营环境,控制银行业国际化下导致的新风险,制定统一国际银行监管原则,1975年2月,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卢森堡、意大利、荷兰、瑞士、瑞典和美国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监管国际银行活动的协调委员会,这就是巴塞尔委员会。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出台。这个协议核心内容为:针对银行国际化后监管主体缺位的问题,规定任何银行其国外机构都不能逃避监管,母国与东道国应共同负其监管的责任。1983年,巴塞尔委员会对协议进行了修改,对母国与东道国的监管责任进一步明确,但该协议只是提出了监管原则和职责分配,仍未能提出具体可行的监管标准。

第一次提出使用资本监管方式进行银行风险控制是在1987年,1988年委员会公布了《巴塞尔资本协议》,此协议影响深远,改变了世界银行业监管格局。该协议至今已被100多个国家采纳,而8%的核心资本率已成为国际银行应遵循的通行标准。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核心是最低资本要求,而进行资产证券化可通过“分母战略”使银行达到提高资本充足率的目的,促使资产证券化迅猛发展。为限制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出台,新协议延续了旧协议三大支柱的结构,首次将资产证券化风险问题列入第一支柱,在风险计量方面倡导内部评级法,强化信息披露,使国际银行业监管走向完善。

三、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特点

2006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正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稿完全版》(以下简称新协议)。新协议第一次提出“资产证券化框架”,确定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所需资本时,必须以经济内涵为依据,而不能只看法律形式。这项规定适应了资产证券化形式多样、层出不穷的发展趋势,同时又赋予了监管当局相当大的灵活性。新协议在国际范围内具有较好的操作性,如能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使用,将有利于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与发展环境。除了信用风险的计量外,从操作风险、市场纪律、监督检查和信息披露方面,也做出了改善。

新协议对比旧协议而言,在风险计量方面敏感度更高,能更有效地约束监管资本套利行为,有利于引导银行稳健经营。新协议在风险计量方面,提出三种方法:标准法、内部评级初级法和内部评级高级法。各国银行和监管当局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采用IRB法(Internal Ratings-Based Approach,IRB)的目的是希望能更准确地反映资本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银行采用该方法,可将自己估算的借款人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和违约风险暴露(EAD)等估计值转换成对应的风险加权资产,并依此计算出监管部分规定的最低资本,加强了风险敏感度,针对旧协议监管中突出的监管资本套利问题做出了改善。

在风险计量方法上有较高的灵活性,引入了激励相容监管的概念。新协议同时允许使用标准法和内部评级法,推动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建设和应用,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加快实施内部评级法。采用“激励相容监管”的方式,运用在资产证券化风险和监管资本要求的评估中,有利于加速银行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加强了信息披露。新协议将市场约束作为三大支柱之一,其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规定监管当局必须制定一套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及时、全面地公布各方面信息,使市场交易者能及时判断作出反应。

从《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发展进程看,一直在被动适应银行国际化与金融创新的发展进程,国际银行风险监管的范围不断扩大,对金融创新工具越来越重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将成为未来国际银行监管的重点。此外,内部评级法的推行,也昭示了未来监管工作的趋势是银行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结合。

四、《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缺陷新协议的亲周期效应。新协议要求金融机构对风险度量和处理采用同一方法,各机构采用类似的方法度量风险及配备相应监管资本和计提减值准

备。金融资产(或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无论是抵押品,还是证券化产品,当市场处于繁荣周期时,价值趋向一致,市场各个参与者对风险认识趋同,削弱了市场分散风险的作用,容易导致亲周期效应。新协议过于细化,容易出现漏洞。此外,由于新协议对于信用风险部分的监管过于详细,建立新的强制执行系统成本太高,新规则提出的建议过于细化。充斥着繁文缛节的体制一定会存在漏洞,可能被银行加以利用。如果执行这些条款,可能助长银行在经济景气时放贷、经济低迷时惜贷的倾向,从而恶化经济周期。内部评级法过于复杂,执行成本高。新协议内部评级法的风险计量模型的复杂程度,决定了其覆盖的银行范围相对狭窄。事实上用新框架计量信用风险只有大银行才可能有资源和专业能力建立、维持复杂的风险管理体系并采用高级的信用风险计量方法,也只有跨国银行才有资金和人力资源去实施IRB法。而一般中小银行要实施则必须花费大量时间和成本积累风险管理的专业技能及建立信息技术系统。据测算,按这种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平均每家银行每年可能会发生50万美元至15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关注不够。虽然新协议的资产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框架为各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提供了较为一致的指导意见,但新协议对证券化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关注仍然不够。在计量方法中,根本没有涉及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说明。

信息披露要求会给未建立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增加更多管理负担。新协议的第三大支柱是市场纪律,其目的是通过要求银行披露信息提高市场力量的约束力。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新协议要求银行对新资本协议的适用范围、资本构成、风险暴露及资本充足率四个方面进行披露。核心信息披露适用于所有银行,而采用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则必须披露其他有关信息。银行要在提高透明度及提供有关资料的成本之间找到理想的平衡是比较困难的。资产证券化框架不能完全避免资本套利。新协议资产证券化框架本意是为了限制资本套利,但市场永远走在监管的前面,由于对于资产证券化风险计量,可采用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和高级法三种,在不同的风险处理法中依然存在资本套利机会。比如说,新协议鼓励银行采用先进的内部评级法以加强银行风险管理,而内部评级法所需持有的监管资本将少于使用其他方法所持有的监管资本,这产生了新的监管资本套利机会。银行也可采用适合运用内部评级法的合成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来降低监管资本要求。即使现在设法对监管框架进行改进,在不断发展的金融创新下,套利机会就总是存在的,这使通过资产证券化框架消除资本套利的目的无法实现。新协议可能导致银行竞争环境恶化。由于内部评级法技术、数据要求高,中小银行受条件限制,很难达到要求,从而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前所述的激励相容监管,使用内部评级法比使用标准法更具优势,而使用高级法又比使用初级法有更低的资本要求,目标是促进银行改进内部风险管理技术。但由于内部评级法高级法技术复杂,许多中小银行并不具备相应的技术水平,从规模效应上讲,大银行采用高级风险计量方法的成本收益比例比中小银行低,这将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使银行的竞争环境恶化。

此外,如果新协议在世界范围内实施,由于发达国家在风险计量与管理方面的技术也优于发展中国家,也将使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五、国际银行业监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吸取了金融危机的教训,在2008年发布了《公允价值的度量与建模报告》,针对金融创新产品多样化、复杂化的问题,提出公允价值评估有待提高的四个方面:管理与控制过程、风险管理与度量、价值调整和财务报告。出台《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旨在提高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能力。

2009年,委员会对表外业务杠杆率问题加强了关注,提出应强化银行资本和流动性储备管理,先后发布了《新资本协议的框架完善建议》、《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和《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四个征求意见稿,对新资本协议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以强化”三大支柱”的资本监管框架,增强新资本协议的风险捕捉能力。

《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提高了“再证券化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对使用外部评级计量证券化资本要求设定了额外限制条件,提高了资产证券化涉及的流动性便利的信用风险转换系数。《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提指引》要求银行将新增违约风险资本纳入到交易账户资本框架体系中。针对危机情况下证券化产品流动性短缺现象,提出重新评估这类产品在不同情况下的流动性差异,对交易帐户新增风险计提资本。

此外,发布了《市场风险框架的修订稿》对监督检查流程、信息披露要求和缺乏流动性头寸的处理等进行了修改,强化了资产证券化及交易账户的信息披露。《稳健的压力测试实践和监管原则》提出压力测试应成为一家银行整体治理和风险管理文化的组成部分,应具备可操作性,相关分析结果应用于管理层决策,此外,还对银行压力测试方法和情景选择提出了具体建议。

巴塞尔委员会还将积极推动银行建立资本缓冲(CapitalBuffers),以降低新资本协议“亲周期”的负面作用,提高银行资本质量,扩大资本所覆盖风险的范围,同时引入其他补充性资本要求。

如前所述,针对新协议在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其中突出处做了改进,但这些改进基本围绕资产证券化产品,除证券化问题外,新协议仍有不少缺陷仍需改进,巴塞尔委员会应有长远的眼光,争取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提前做出适应性调整,防止新危机的发生。笔者认为,进一步完善的落足点有如下五个方面。应继续落实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新协议对正常情况下的三大类主要风险作出了规定,但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指导和要求。为此,新协议应寻求在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之间共同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改变单纯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和贴现窗口来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传统做法。为防范系统性风险,新协议必须提高对内部评级模型和风险参数的审慎性要求。此外,针对衍生产品大多为场外产品容易在极端条件下发生流动性缺失的问题,虽然委员会对此以表示重视并出台了《健全的流动性监管原则》,但这个文件仍只落足于概念化的原则,而并没有提出实际可操作的方法,因此,委员会下一步应在系统性风险管理这方面拿出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的计量与管理办法。风险计量的模型与方法须改进。迄今为止,本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最大者几乎全是顶尖金融机构,这些机构

拥有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雇用大批专家运作高度复杂的风险模型。然而,包括JP摩根在内的众多机构都未能探察到2007年发生的次贷风险。这次危机中新协议所涉及的计量模型暴露出了缺乏前瞻性、未对极端条件进行分析等缺陷。此外,还不应忽视定性分析的重要作用。继续增强对创新金融工具资本约束的有效性。新协议出台后的修订基本集中在资产证券化产品上,难免让人产生“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感觉。而除了证券化产品外,其他创新金融工具也应引起足够重视。金融衍生产品具有参与方多、交易环节复杂、流动性低、二级市场不发达、信息透明度低和更多依靠模型定价等特征,由此衍生出许多新的风险因素:使银行放松了信贷标准和风险控制,使基础资产质量趋于下降;表外资产的风险更加隐蔽难以察觉;衍生资产与基础资产分离,使交易者难以了解基础资产状况,一旦基础资产质量发生问题,交易者更容易采取拒绝所有同类资产的方法自我保护,市场也更容易丧失流动性;衍生工具并未减少金融市场整体风险,并且衍生资产的杠杆作用将风险放大,增加了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为此,新协议应更加重视金融创新带来的创新风险,制定新的计量标准和监管规则,将衍生工具产生的衍生风险一并纳入金融监管视野。要适应混业经营的趋势,发展监管合作。混业经营已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导趋势,新协议的适用对象却局限于商业银行,而由银行集团内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业务,例如保险、证券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却难免波及到银行,混业经营的银行与分业监管的监管机构之矛盾必然导致难以覆盖的监管盲区。因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讲,巴塞尔委员会应考虑扩大监管范围,或加强与保险、证券国际监管机构的合作,共同对金融业系统风险进行管理。将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纳入资产证券化化框架,实现全面风险管理。巴塞尔资本协议进一步改善的核心思想之一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虽然在监督检查与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中对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做出了有关规定,但在资产证券化框架中并未对这两种风险的关注有所体现。而对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资产业务更高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委员会应考虑将其纳入资产证券化框架中考虑,做出更具有针对性的规定,体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

从这30年的演进过程看,巴塞尔协议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管理框架,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巴塞尔委员会应不断继续修订与完善,建设有效的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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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金 融 专 业 论 文

(2013-2014学年第1学期)

论文名称:关于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问题的研究综述 学号:156040016

姓名:张美娜

年级专业:11级金融学 指导教师:傅颖

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关于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问题的研究综述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特别是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已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本文综述了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现状分析,包括银监会监管、市场准入监管、市场退出监管,归纳了我国银行业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有相关监管法规不完善、监管人员素质问题、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并总结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办法,建立健全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体系、提高监管人员素质、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来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如何加强对我国银行业的监管,确保我国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

关键词:银行业监管,存在问题,完善对策

1我国银行业监管的现状分析

1.1银监会监管

南方指出,目前,我国银行监管机构主要有银监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审计署和证监会等。其中财政部对银行的监管主要表现为修改银行会计、财务制度;国家审计署主要负责对国有银行财务收支真实性、合法性进行监督检查;证监会主要对上市商业银行依据《证券法》进行监督。中国人民银行监督管理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银监会是我国银行监管的主体机构。[1]

1.2市场准入监管

南方指出,在我国,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设立银行机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有符合规定的银行章程。以股份有限公司形式设立的银行机构为例,公司章程包括银行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有符合我国《公司法》规定的设立方式、股份总额、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发起人的名称、认购的股份;股东的权利义务;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利润分配办法;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等;有符合规定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其中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0亿元人民币,城市合作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1亿元人民币,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1]

1.3市场退出监管

南方指出,首先,在处理有问题的银行时,我国通常采用接管或撤销的方式。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的利益时,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对该银行实行接管。银行业金融机构有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等情形,不予撤销将严重危害金融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权予以撤销。其次,商业银行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支付存款的本

1金和利息等债务清偿计划。[1]

2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存在问题

2.1 相关监管法规不完善

梁森认为,金融立法在某些重要领域还是空白, 尤其是随着金融电子化、网络化就发展和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传统的以有形金融为调整对象所建立起来的金融法律法规受到了严峻挑战。现有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 大多未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 缺乏可操作性。有的条文也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应进行适当的修改。关于市场退出的问题和法律规范研究不够, 缺乏科学有效的监管机制。[3]

乔飞鸽认为,监管法规缺乏规范性文件的系统理念。缺乏系统性使得行政法规或规章相互之间或与法律之间有大量重叠的条文。商业银行监管规章制定的目的在于弥补法律、行政法规的缺漏或者对有关法律内容作出操作性的解释.绝不仅仅在于重复强调法律法规的某些内容或者仅仅是宣传法律、法规。此外,立法者对已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之及时修订、废止工作未予以足够重视。[5]

何忠丽认为,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缺乏完善的银行业机构市场退出法制。1998 年我国关闭了几个银行机构,它们分别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海南发展银行等,这些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问题,在金融市场上不具备竞争力,退出市场是必然。但是,由于我国银行机构的退出缺少法律依据,依靠的是行政命令,关闭中的银行机构债务清偿原则、清偿顺序、有效资产的承接等程序没有法律的依据,银行机构退出市场如果都需要通过行政命令来执行,就会增加银行机构的退出成本。[6]

2.2监管人员素质问题

梁森指出,我国银行业监管水平及人员素质与发达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在基层监管部门, 大部分监管人员没有经过正规高等财经教育,缺乏系统的金融理论基础, 对国际金融知识知之甚少, 加上缺少高水平的管理法律、会计、审计、计算机和外语等相关专业人材, 基层监管很难跟上银行发展步伐。[3]

南方指出,我国的监管机构在人员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①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要求监管人员不仅要熟悉被监管银行的产品结构、业务流程、内控机制、计算机系统,还要具备良好的金融、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这些监管内容不是一个监管人员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一支专业监管人员队伍相互配合、共同完成。②我国尚没有建立实用有效的监管人员培训机制,没有针对不同层次,不同专业的监管人员制定系统全面、持续的培训计划,监管人员的知识难以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1]

2.3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南方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明确强调银行应及时、准确地向市场披露银行财务业绩;

2财务状况(包括资本金、偿付能力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战略和措施:风险暴露(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等8大风险);会计政策;业务、管理和公司治理等6个方面的信息。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有关于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又颁布了《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从整体上看,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还是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缺陷:(1)是信息披露不统一、不规范。(2)是信息披露范围过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内容应该包括:.机构的信用等级、经营状况、资本实力、风险状况、防范和控制风险的工具措施以及内部治理结构等。[1]

梁森指出,我国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存在较多问题:信息披露内容不够深入和全面。年报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对外披露信息的主要载体, 但是除上市银行外, 其他银行的年报向社会披露信息的范围较窄, 一般存款人和利益相关人基本上看不到银行的年报。同时, 各商业银行披露信息的内容、方式、程序都不够规范。会计体系不完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需要借助于完善的会计体系予以实现, 会计标准直制约着信息披露的质量。[3]

3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完善对策

3.1建立健全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体系。

李忠林认为,首先,加强立法的整体规划。围绕监管目标,设计科学的监管法律框架,建立合理的法律体系和创新机制。其次,完善银行业监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快疏理现行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避免、消除监管法规和规章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整合一部权威性的金融法规汇编。最后,建立和完善商业银行监管权行使机制。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监管制度,通过建立现代化公司制的治理结构来完善商业银行内控监督制度,实现法律框架下的行业自律。[4]

3.2提高监管人员素质

乔飞鸽认为,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素质建设应上升到制度层面上来.严格规范商业银行监管工作人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对金融业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对商业银行法制及其实施机制的熟悉等要求。应建立商业银行监管业务知识资格考试和职业道德评价等制度。现代社会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和多样化的金融风险需要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履行监管职责。[5]

梁森认为,要完善培训机制, 对现有监管人员加强培训。风险监管要求监管人员熟悉金融法规、商业银行业务及经济金融形势, 能够结合区域金融特点对银行经营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提出切实可行的风险化解措施及建议。因此, 监管人员必须通过各种方式补充所需知识, 提高监管工作水平。[3]

3.3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刘晓勇指出,1.银行会计体系和会计财务信息披露。非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向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靠拢,上市商业银行的会计准则向国际标准靠拢,最终实现会计报告国际化。2.加强风险披露。风险披露主要包括资本信息、市场风险、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方面的信息披露。3.强化表外信息披露。一是我国商业银行应当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确定的框架原则基础上,建立统一的表外业务风险衡量标准和风险检测体系。二是完善表外业务的信息披露方法。要求表外业务项目应以资产负债表附注形式或附表形式反映出来。三是强化信息披露真实性要求。对在银行表外业务披露中的重大虚假披露事件的当事人应制定严格的惩罚制度,适当的时候可以引进社会权威信用中介机构,对所披露的会计信息加以审计。四是强化表外业务信息披露的同时,要强调表外业务向表内业务的转化,能在表内核算和表内披露的项目应首先在表内核算和披露。4.监控制度。信息披露监控机制应包括三方面。一是日常监督机制。应该针对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行为特点,进行有效、稳定的信息披露监督,使其能自愿、真实、及时、准确地按照市场规则披露信息。二是惩罚机制。信息披露后如果不符合要求,必要时可要求增加披露的内容甚至重新披露。三是监管当局的责任。法律赋予监管当局的责任愈大,监管者的能力愈强,揭示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的动机就越强烈,商业银行在信息披露上造假的动机愈小,就愈有可能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数据。[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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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构想

完善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构想

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是实施银行业监管的基础自从《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形式授权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以来我国银行业监管由此走上了法制化、规范化的道路依法监管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为基础、各种银行监管规章相配套的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加强银行监管防范和化解银行风险保障银行业合法、稳健运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关于银行业监管的规定较少且较为原则随着银行业迅猛发展和业务不断创新现有的银行业监管法律、法规和规章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对银行业监管的需要为此有关部门表示将有计划地补充制订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管理、审慎银行监管、市场退出等领域新的法律、法规和审慎监管规章填补立法不足形成较为完整的有效银行监管法律法规框架因此要建立健全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制度规范银行业务创新确保银行业监管的有效性、权威性和执法的独立性与严肃性确立银行业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监管职责自1984年国务院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

1中央银行职能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同时就肩负着对银行业监督管理的职责《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地位通过法律的形式被确认近年来随着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的建立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强化监管职能加大对银行业监管的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加快金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提升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的专业化水平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将货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职能与银行业的监管职能分离由银监会行使银行业监管的职能统一监督管理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银监会将与中国人民银行各司其职、互相促进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高效运行对银行业的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通过立法赋予监管机构必要的监管权力并为其行使权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证随着银监会的宣告成立银监会行使银行业监管的职能需要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和适度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对此应作相应的规定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确立银监会的法律地位迫在眉睫

为此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应明确银监会对银行业监管的职责具体职责包括负责制定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的规章制度和办法;草拟银行业监管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提出

制定和修改的建议;审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审查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负责统一编制全国银行数据、报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公布;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存款类金融机构紧急风险处置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国有重点银行业金融机构监事会的日常管理工作;承办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另外为确保银行业监管机构依法履行监管职责的独立性和有效性监管机构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中应予以明确复杂多变的金融市场和多样化的金融风险需要具有金融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的工作人员来履行监管职责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银行业与国际接轨银行业监管工作人员的责任更加艰巨其素质也就更有必要作出更高要求而现行的法律、法规对监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违反法定程序或滥用权力的监督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影响银行监管的效率因此对银行业监管机构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应具备的金融业务知识、技能和熟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等提出具体的要求;为平衡监管机构的权力和义务确保依法对银行业的监管要明确其向国家权力机关定期报告工作和接受质询的义务健全银行业内部控制法律制度银行业内部控制是银行业为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和防范风险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风险控制、制度管理和相互制约的方法、措

施和程序的总称银行业内部控制是银行业监管的基础和前提指导、检查和督促银行业加强完善内控建设是银行业监管机构的基本职责银行业内部控制和银行业监管机构监管的有机结合是我国银行业安全、稳健运行的重要保证为确保银行业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章制度建立科学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有效地控制风险应当按照有效性、审慎性、全面性、及时性及独立性原则建立健全我国银行业内部控制法律制度

《商业银行法》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条款过少、内容过于原则对内部审计制度未作规定与《商业银行法》配套的有关内部控制的法规、规章不够完善削弱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为健全银行业内部控制法律制度发挥内部控制制度在银行业监管中的作用保证银行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发生应在《商业银行法》中规定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的内容建立和健全商业银行风险防范机制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各种业务经营活动性质及功能建立合理的授权分责制度要按照业务工作程序和授权健全完善各种审批手续;按照规范化监督制约、账务核对、安全谨慎原则建立严密的会计控制制度;在健全资本金制度、全面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基础上围绕防止和降低信贷风险、提高信贷资产质量、优化信贷资产结构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

制度;对计算机系统的项目立项、设计、开发、测试、运行和维护整个过程实施严格管理建立科学的金融计算机系统风险控制制度完善对银行业监管的法律保障制度银行业监管目标的实现要依靠监管的保障制度我国法律对银行业监管着重市场准入审核、报送稽核等方法的运用且规定过于原则对于非现场监管、信息披露、强制性监管措施等缺乏明确的规定从监管手段上看现代银行业正从现场监管向非现场监管转变由于非现场检查是在单个和并表的基础上对银行的报告进行收集、检查、分析、审核监督检查依据的是银行的报告为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对银行报告尤其是强制性报告的内容、信息准确性的要求及报送的程序和时间在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中必须作出规定确保非现场监管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信息披露是风险监管的保障是提高监管效率、防止监管失灵的有效措施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为规范信息披露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今后应以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规定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信息披露的内容和形式、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标准并明确规定不应当披露的信息强制性监管措施是监管机构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被监管的对象及其直接责任人员的违法行为所作的处罚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银行监管强制措施主要有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赔偿损失、罚款、取消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责令改正、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责令停业整顿、接

管、吊销经营许可证、撤销等其中罚款是在实际执行中用得最多的监管措施这些监管强制措施确保银行业合规经营是必要的但在控制风险、减少风险、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方面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法律、法规设定强制性监管措施不仅要体现使违法者得到应有的处罚而且应防范违法行为造成的风险为发挥强制性监管措施的作用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应明确谅解备忘录、限制高风险业务、限制机构扩张、限制分红派息、强令撤换股东和高层管理人员等督促性措施保障银行业稳健发展

第四篇: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古代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自夏朝建立伊始,便有了一套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

僚体系。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建立,历朝历代的君主都为了自身的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前朝的官僚体系。来适应本国的国情,以延续皇家的统治。官僚体系的完善其本质也是社会制度的发展与自我完善。

一、奴隶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070年,中国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自此,中国的历史正式进入文明时代。在夏朝建立之后不久,建立起了在国君之下的官僚体系。在拥有较高权力的国君之下,册封地位较高的官员为“六卿”,又称作“六世之人”。分别辅佐国君分管民事,军队等具体事务。在六卿之下,还有其僚属和下属官吏。由他们又组成了相对应其职责的统治部门。这一基本的中央官僚体系的框架已基本为后世所沿用。

在夏朝建立的官僚体系之上,商朝又不断的发展与完善,建立了相对复杂和完整的体系。在商王之下的百官之首是“尹”,尹是商王最为重要的辅臣,尹之下的高级政务官称之为“多尹”

或“百僚”

在多尹之下是分管各种具体事务的“多宰、“小臣”武官有亚和服。与中央相对应的是在地方上分封王室贵族在外地的候伯之国。

周朝的中央官制与商朝大体相似,只是在名称上有所变动。.周与商最大的变动在于地方上。周初,武王与成王相继分封诸国已拱卫王幾,以拱固周朝的政权。分封国对王室有着固定的义务,定期朝贡,岀兵助王讨伐敌国。至此,周初建立起了中央官制与地方政权有机结合的官僚体系。不仅加强了自身的统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并且缓解了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周初的分封对王朝的统治和地方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并推动了文化的传播和民族的融合。周朝的官僚体系在继承了夏商原有的基础上并对其有较大的发展,使周朝的官僚体系达到了奴隶社会的顶峰。.二、封建制国家官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为巩固秦朝的统治,开始建立和健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秦朝的官僚体系时以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官僚体系为基础,同时采用的关东其它诸侯国的官僚体系,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充满了秦国文化和关东文化。在中央,设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辅佐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太尉是军队的最高长官,协助皇帝管理全国军务;御史大夫又称之为副丞相,监督百官,牵制丞相,防止丞相权势过大。不过,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依赖和矛盾也就此形成。此三者被称之为“三公”。三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分权,最终的权力还是回归到皇帝手中低于三公的就是“九卿”,其实,九卿只是一个泛指,实际上九卿的人数不仅仅只有9个人。这些卿掌管并处理国家的具体事务。三公和九卿合起来就是三公九卿制匸在地方机行政机制上,秦废除

了古代在地方上的分封制,采用了在战国时期就广泛实行的郡县

制,全国共分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掌管全郡事务;郡守之下设郡尉,分管郡内军务;同时,设立监,御

史,掌管郡内监察。郡内有县,县内有乡,乡内有里;同时还有亭,邮的存在。层层相扣,构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机构。三公九卿制的形成,在中国官制史上开创了新的一片天地,有利于加强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对后世的王朝有着深远影响。郡县制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减少了地方割据的不稳定因素。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君权的统治网,使国家高度集中。这一制度基本为后世所沿袭。

秦之后的西汉,沿袭了秦朝的官僚体系。地方上,在郡县制的基础上,又分封宗室为诸侯,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在西汉初年,郡国制并行有效的维护了西汉的统治,到了中期,造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并引发战争。直至汉武帝实施推恩令,才慢慢结束郡国并行的局面。到了东汉,汉光武帝吸取了西汉的教训,在中央削减三公的权力,成立了新的机构尚书台。加大了尚书的权利。尚书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决策机构,掌握朝廷里重要的行政权,地位渐渐的凌驾于三公九卿之上,尚书成了朝中的显职。三公九卿却被架空,只剩下了高位。在这种情形下形成了

“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的局面。为对百官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削弱御史大夫的职权,汉光武帝在秦,西汉的监察制度上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由御史中丞,司隶校尉,州刺史三职构成。御史大夫改为司空,没有了监察职责。原是御史大夫属员的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主官。御史中丞监督朝中百官,司隶校尉监督贵勋外戚并兼领一州,州刺史监督地方郡守。在地方上,州刺史有了固定的治所,可以直接将地方事务上奏皇帝,而不通过三公。这加强了皇权对地方行政的统治力。并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东汉通过加强尚书台权利;强化各级监察机构;提高州刺史的权利等措施

从而完成了东汉的重建,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

第五篇:建立完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工作汇报

建立完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工作汇报

市安监局作为社会管理创新试点项目“建立完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的牵头部门,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市委„2010‟29号)文件精神和相关的会议部署要求,将推进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的建设创新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高度重视,精心部署,注重创新,全力推进,经过近1年的探索、实践,已取得初步成效,现将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工作综述

(一)深入调研,积极探寻适应我市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建设发展之路

1、深入基层调研总结,摸清全市公共安全基层监管突出矛盾。3月上旬,组织各镇(街道)安监所长召开会议,就如何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理顺公共安全监管体系等进行交流探讨。4月份,开展“下基层调研月”活动,深入各地集中调研基层安全监管过程中存在的体制机制、监管力量等与实际发展需要的突出矛盾,并形成调研报告,摸清当前我市基层安全监管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全市中小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亟待提升,企业在生产经营理念、安全文化培育等方面尚处于较低层次;二是基层监管一线的力量弱与监管任务重的倒挂现象严重;三是基层监管体制机制、工 作方法等尚未形成完善、高效的体系,安全责任落实尚需深化。

2、借鉴兄弟县市区的先进经验,探求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2月下旬组织局中层以上干部赴鄞州区安监局学习考察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安监所规范化建设等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先进做法和经验。所谓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即在辖区内划分若干个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区,编制网格安全管理手册,落实责任人,明确工作职责,按照“定区域、定人员、定责任”的要求,抓好所在网格责任区域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推行这种监管模式,可有效落实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安全监管实效。为此,我局专门向海宁市安监局就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工作取经,就网格化管理工作的实施基础、具体做法、显现的成效等进行细致了解,寻求我市推行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发展之道。

(二)创新体制,以健全一线安全监管机构建设为立足点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监管网络

进一步健全市、镇(街道)、村(居)三级安全生产监管网络体系。一是健全市一级安全生产监管网络。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市安委会成员单位的组成,由原来的34个调整到目前的44个,督促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在道路交通、消防、海洋渔业、建筑工程、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开展公共安全监管,利于全市安全监管的责任落实和工作深入。二 是深入推进基层安监所规范化建设。去年,我市已经落实各镇(街道)安全监管的机构、编制,单设安监所,主要负责辖区内企业安全监管,基层公共安全监管机构得以向镇(街道)延伸。今年上半年,我局积极指导帮助各地开展基层安监所规范化建设,确保其职责、人员、经费、装备到位。6月份,通过人事局公开招聘,招录了9名拥有本科学历的安监所工作人员。目前,各地安监所累计工作人员43名,人员性质包括行政、事业、村官、临聘等。三是延伸安全生产监管网络的触角。在村(居)一级建立以治调主任为主的村(居)公共安全协管员队伍,采用“多员合一,一员多用”模式,整合村(居)安全监管资源,进一步扩大基层公共安全监管体系覆盖面。

(三)创新机制,以深入完善公共安全规划、责任、制度为着力点进一步推进规范、完善、有序的工作制度建设

1、建立完善公共安全规划体系。制定出台《奉化市安全生产“十二五”发展规划》,化工行业安全发展规划实施细则等,旨在用规划来引导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全面稳步推进。

2、建立完善公共安全监管责任体系。一是扩大责任书签订范围。今年,全市各级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累计18298份,比上年增加2.6%。责任书签订部门新增市委农办、滨海新区和溪口旅游集团。二是创新公共安全监管考核体系建设。在部门责任书内容上,突出重点、彰显个性,在责任书中增添 考核分为20分的个性考核指标,并明确评分细则。进一步落实政府部门安全监管责任。镇(街道)通过对辖区内签订责任书的单位、企业进行考核的方式切实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

3、建立完善公共安全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建立市综合应急救援大队,该大队依托市消防大队,由公安、安监、卫生、环保、建设、农林、电力、水利、城管、气象、电信等12支专业救援队组成,这对建立完善公共安全基层监管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创新方法,以提高监管效率为着眼点进一步加强公共安全监管的工作力度

1、创新公共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方式,提升公共安全监管的社会影响力和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素质。一是创新安全生产宣传方式,全力营造安全氛围。以深入开展全国第十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为契机,创新活动内容和方式,进行公共安全集中宣传。以“安全责任,重在落实”专题文艺晚会形式作为“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逾千人观看了演出;以“百场安全电影展映”形式送安全到村、社区、企业等;以组织15个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开展集中咨询方式,累计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8000余份,宣传小纪念品6000余份。二是创新安全培训方式,全力提高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今年,以提高培训针对性和有效性为出发点,全力推行企业负 责人、安管员分类分行业培训,并邀请相关专家专门授课。今年来,全市累计培训企业负责人、安管员共计约4500名。

2、创新公共安全监管模式,深化公共安全监管网络的紧密型联系。市安监局搭建的短信平台于2011年6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该平台短信系统下设安委会成员单位、各镇(街道)、安监局、各部门安全生产联络员、行风监督员、各地安监所长、企业负责人和安管员等九大类,分别录入手机号码。其中,企业负责人和安管员具体按烟花爆竹、交通运输、机械、化工、建筑装潢等13个行业进行录入,累计录入企业3246家,有效输入企业负责人、安管员4200余人。通过该短信平台,有效建立了公共安全监管网络的紧密型联系,如遇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可以在第一时间要求有关部门进行处臵。强化与企业沟通联系,可有效推进分行业培训、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

二、下步工作计划

一是依托市政法委、综治办,计划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安全生产网格化管理,做到“定区域、定人员、定责任”,将监管触角延伸至每家企业。

二是进一步提高安全生产信息化管理水平,利用现有的隐患排查治理平台、局门户网站等信息化资源基础上,加大投入,开发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等信息化软件系统。

三是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提高企业本质安全 水平。今年全市计划完成产值2000万元规模以上企业标准化达标企业98家,占全市规上企业25%。随着该项工作的全面铺开,必将给我市公共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带来新的契机。四是进一步推进安监所规范化建设。今年6月已由人事局统一招录了9名,计划在下半年再招收新一批安监所事业人员,进一步充实基层公共安全监管力量。

五是进一步完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对三年以上的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完善。

六是进一步理顺公共安全监管体制,拟对391个农村(社区)的公共安全协管员进行培训。

三、问题和建议

1、推行网格化管理需投入大量的公共安全网格化管理人员、经费,需要市里的大力支持。

2、执法车辆问题。车改后,镇、街道安监所均无专用的监管业务车辆,建议仿照鄞州等地的做法配臵简易执法车辆。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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