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信托时代的非标演变路径

第一篇：后信托时代的非标演变路径

后信托时代的非标演变路径

127号文对中国债权融资市场影响深远，过去三年来由银行主导、信托唱戏的颇具中国特色的非标准化债权融资模式被强制刹车。本文力图从资金来源方和资金运用方两个角度，细化梳理127号文后，非标资产的转化方向：总体来看，14年上半年非标类资产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资产端，虽然信托新增规模明显放缓，但是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端，同业项下非标增速下滑，但理财规模的快速扩张弥补了同业项下资金来源的放缓。但是随着监管的驱严和相关资产风险的上升，非标资产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PPN、资产证券化、私募债这些非标转标的通道上半年已经有了明显放量，未来更将成为非标转标的主要通道。

资金运用端：

1、信托增速放缓，净融资规模难回高位。2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同比环比增速均持续下滑，6月单月出现负增长。从具体投向上来看，只有投向证券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托规模维持了同比增长，基础产业、工商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成立规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监管趋严、银信渠道受阻的背景下，信托公司高风险类信托产品规模收缩，融资规模难回高位。

2、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接力信托快速扩张，然而高速增长恐难持续。截止2014年上半年，券商资管受托管理资金总规模已达6.82万亿，比年初增加1.62万亿，比去年同期多增900亿。然而，高速增长恐难持续。首先，127号文后，非标融资节约资本的优势不再。同时，由于非标资本计提标准的提升，很多股份制银行都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压力，债权投资规模将被迫压缩；其次，证监会对非标业务的监管也逐渐趋严，高速增长恐难持续。

3、保险资金投资非标规模持续增长，尤为钟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截止2014年6月，保险资金投资以非标资产为代表的其他投资资产占比达到19.3%，总规模达1.66万亿。保险资产长久期的特点是其在基础设施债权计划上具独特优势，且随着该类投资比例的提升预计将稳步提升保险资产投资收益。

4、信用债市场大幅扩容，非标转标趋势日渐明晰，PPN、私募债、资产证券化预计成为中长期非标转标的主要通道。今年上半年，信用债发行规模2.7万亿，同比大增34%，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000亿。发行门槛高、审批周期长一直是阻碍企业债券融资的主要因素。随着银行间和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债券的推出，企业发行债券便利性明显提高，预计将成为非标转标的主要通道。资金来源端：

银行同业项下非标增速已逐步下滑，表外理财规模保持快速增长，但非标投资增速回落是大概率事件。通过观测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同业科目的轧差项可以看出，2014年同业项下非标资金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与此同时，上半年银行理财资金余额达12.65万亿元，较2013年末大幅增长23.54%。其中投资非标资产共计约3万亿，占比不到23%，远低于监管红线（35%），较13年末占比也有所下降，不过绝对规模仍在提升。快速增长的理财资金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表内同业非标资金增速的下滑，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理财产品管理透明度的提升，如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的建立，原有资金池业务难以为继，预计非标投资将日趋规范，增速回落是大概率事件。

前言

127号文对中国债权融资市场影响深远，过去三年来由银行主导、信托唱戏的颇具中国特色的非标准化债权融资模式被踩下刹车。逾十万亿的非标资产何去何从？投资非标资产的资金是否会进入标债市场？非标缩量后，企业的融资需求会如何转化？为了全面的追踪127号文后非标资产的演变路径，我们以现有的各类债权融资产品发展动向为着眼点，细化梳理127号文后，非标资产的转化方向，与此同时，通过关注主要的资金提供方（银行同业、银行理财、保险资产、其他民间资金）的债权投资行为进行印证。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总体来看，14年上半年非标类资产依然保持较快增长：资产端，虽然信托新增规模明显放缓，但是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端，同业项下非标增速下滑，但理财规模的快速扩张弥补了同业项下资金来源的放缓。但是随着监管的驱严和相关资产风险的上升，非标资产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PPN、资产证券化、私募债这些非标转标的通道上半年已经有了明显放量，未来更将成为非标转标的主要通道。

资金运用方：

1、信托增速放缓，净融资规模难回高位。

2、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接力信托快速扩张，然而高速增长恐难持续；

3、保险资金投资非标规模持续增长，尤为钟情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

4、信用债市场大幅扩容，非标转标趋势日渐明晰，PPN、私募债、资产证券化预计成为中长期非标转标的主要通道

资金来源方：

1、银行同业项下非标增速已逐步下滑

2、表外理财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1.资金运用端：信托放缓，其他渠道接力

1.1信托增速放缓，净融资规模难回高位

2季度末信托资产规模同比环比增速均持续下滑，6月单月出现负增长。信托业协会今日发布2014年2季度末信托公司主要业务数据：2季度末，信托业管理的信托资产总规模为12.48万亿元。较1季度环比增长6.40%，同比增长31.9%，同比环比增速都出现下滑。其中，6月单月首次出现信托存量规模的负增长。

上半年新增项目同比明显缩量。从新增项目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信托产品成立规模也同比下滑了10%，比去年同期减少3107亿元。单一信托下滑尤为明显。财产信托同比大幅增长，预计其中不乏原资金信托中信贷类信托的变形。我们通过调研了解到，今年来不少企业将应收账款等资产作为受益权，包装成财产权信托，实现类信贷融资，缓解中短期流动性问题。

从具体投向上来看，只有投向证券以及金融机构的信托规模维持了同比增长，基础产业、工商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成立规模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另外，根据用益信托不完全统计，虽然2014年7月集合信托产品成立和发行规模止跌回暖，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两大领域融资规模均有回落。且从7月的社融数据来看，预计单一信托融资规模仍处于下滑之中，导致全月信托贷款净融资额出现负增长。

2014年新发信托产品收益率总体平稳，7月单月有小幅下行。我们选取相同期限（2年期）不同投资领域的产品收益率进行跟踪统计，可以看出，2014年以来，新发信托产品的收益率总体平稳。7月单月房地产信托收益明显下行，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信托收益则基本持平或有小幅上行。但房地产信托总体收益仍高于工商企业和基础产业信托。房地产信托收益的下行也反映了信托公司对高风险地产项目的主动压缩。

监管趋严、银信渠道受阻的背景下，信托公司高风险类信托产品规模收缩，融资规模难回高位。年初以来，信托产品频繁出现风险问题，而银监会99号文和127号文也针对银行投资非标的业务模式和资本计提进行了严格限定，原有的很多银信买入返售非标业务难以为继。7月中旬，银监会进一步对信托公司风险资产进行了调查，并在内部通报会上通报11家信托公司风险较大，其中3家风险严重，短期时点上出现了风险资产高于净资产的现象。

与此同时，信托行业目前表外杠杆率已超过40倍，远高于其他金融机构，刚性兑付的背景之下，信托公司自身处于风控的考虑，也暂停了对高风险类房地产信托、矿产信托等的投资，但在最近的通报会上反馈，房地产和能源领域的风险仍较为严重，尚未得到有效释放。

1.2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接力，然高速增长恐难持续

信托融资的下滑部分源于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的业务分流。2012年随着券商资管新政的出台，定向资管对于传统银信通道的抢占日益明显。且券商资管凭借着显著的净资本扣减优势，在非标业务开展上竞争优势明显。截止2014年上半年，券商资管受托管理资金总规模已达6.82万亿，比年初增加1.62万亿，比去年同期多增900亿。从受托资金构成看，定向资产管理业务的资金规模占比高达93.59%，主要客户为商业银行类机构客户。据调研了解，基金子公司（特别是银行系）上半年业务规模也实现了快速扩张，总体规模已达1-2万亿元。依赖通道业务的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和信托业务同质性很高，因此，券商资管、基金子公司的替代是信托业务增长减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高速增长恐难持续。首先，127号文后，银行投资非标和标债资产的风险计提标准成为一致，非标融资节约资本的优势不再。同时，由于非标资本计提标准的提升，很多股份制银行都面临着资本金不足的压力，债权投资规模将被迫压缩。因此，非标融资的资金来源将极大受限；其次，证监会对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非标业务的监管也逐渐趋严，预计下半年会对业务形式，通道业务的权责归属、净资本要求予以规范和明确，野蛮生长难以为继。

7月社会融资总额数据中，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同比大幅下降114%和37%，非标增速放缓趋势已十分明朗。因为基金子公司和券商资管的信贷类融资产品大部分会通过委托贷款的口径流向企业，因此，我们通过观察社融数据中委托贷款指标，可近似跟踪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非标融资的变动趋势。由下图可以看出，今年以来，除信托贷款净融资规模呈现明显的萎缩态势，同比增速一直为负数，且降幅持续扩大，7月甚至出现了净规模绝对量为负的情况。同期的委托贷款增速也并不乐观，2、4、7月都出现了同比负增长，而剩余月份的同比增速也明显慢于去年的同期水平。

1.3保险资金投资非标规模持续增长

截止2014年6月，保险公司投资资产总额已达8.59万亿元。2012年下半年以来，保险投资新政密集出台，保险资金投资渠道大幅扩宽：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不动产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非上市股权投资、银行理财产品、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股指期货、金融衍生品等金融产品均纳入其投资范围，大幅增加险资的投资运作空间。

随着新投资渠道的开闸，以非标资产为代表的其他投资在保险投资资产中的占比显著提升。截止2014年6月，保险资金投资以非标资产为代表的其他投资资产占比达到19.3%，总规模达1.66万亿。

在以非标资产为代表的新增投资渠道中，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等金融产品较受险资青睐，配置比例不断提升。债权投资计划主要投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交通、能源、通讯、市政、环境保护及不动产等项目，投资收益率平均为6%-8%。投资期限一般为5-10年。债券投资计划是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自主发行，是保险行业自主进行“泛投行化”改革的最好工具。自新政放宽偿债主体和投资项目要求以来，目前除了主投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及电力等行业，已开始逐渐向城镇化、港口等新兴领域拓展，并开始尝试无担保方式。月度观测数据来看，2013年以来保险资金投资对非标资产投资规模持续增加，平均每月新增额在500-600亿。

1.4.融资租赁成为银行新宠

与信托行业类似，信贷管制下,中国特色的融资租赁行业于2007年进入加速发展轨道。2007年以来，随着银行系租赁公司的成立，整个租赁行业进入加速发展的新轨道，近三年的年均增速均在30%-50%。截至2014年3月底，全国融资租赁合同余额约23500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12月底的21000亿元增加2500亿元，增长幅度为11.9%。其中，金融租赁合同余额约9500亿元，增长10.5%；内资租赁合同余额约7600亿元，增长10.1%；外商租赁合同余额约6400亿元，增长16.4%。

类抵押贷款的售后回租模式成为非标融资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售后回租资产占行业租赁资产比例达7成以上，且其中仅有极少数比例基于新增设备需求，其实质就是银行的抵押贷款，是非标融资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1.5信用债市场大幅扩容，非标转标趋势日渐明晰

政策支持下，快速发展的债券市场将逐步成为疏导非标资产的最佳通道，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中的地位正在稳步提升。在非标渠道融资难度日益加大的情况下，地方融资平台和部分地产企业主动通过标债渠道取代非标融资。今年上半年，信用债发行规模2.7万亿，同比大增34%，比去年同期增加近7000亿。扣除到期债券，信用债存量净增1.32万亿，比同期多增近1000亿。其中企业债发行规模4471亿元（其中八成为城投债），同比多增1300亿元，增加43%；定向工具（PPN）发行共计4735亿元，同比多增1500亿元，增加48%；短期融资券发行共计11307亿元，同比多增3100亿元，增加41%。在非标收缩，信用债发行扩张的背景下，企业债券融资规模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例也由13年的10%左右稳步提升至15%-20%。

PPN、私募债、资产证券化预计成为中长期非标转标的主要通道。发行门槛高、审批周期长一直是阻碍企业债券融资的主要因素。然而，随着银行间和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债券的推出，企业发行债券便利性明显提高。

最为直接的是，企业发债规模可突破“40%”限制：《证券法》中仅对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有“累计债券余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百分之四十”的限定，对非公开发行债券并无明确规定，因此定向工具规模可突破净资产40%的限制。审批速度大幅缩短。根据调研，PPN的审核周期明显短于中票，证监会主管的私募债发行采用备案制，审核时间在10天以内。另外，非公开发行方案灵活：由于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利率、规模、资金用途等条款可由发行人与投资者通过一对一的谈判协商确定，并无需公开信息披露。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理财产品投资非标受限之后，很多银行开始通过定向发行PPN，再用理财资金或单一资金信托承接，这样银行既可以留住客户及存款，也可以规避理财资金投资非标的比例限制，成为非标转标的有效模式。目前由于银行间市场资金量远大于交易所市场，PPN发行规模大幅领先于私募债。根据证监会的“融十条”规划，未来私募债的发行转到场外新三板市场后，随着新三板企业私募债的发行放开，做市商制度的推出，以及投资者范围的扩大，预计证监会主导的私募债也将成为非标转标的又一途径。

非标通道受阻也极大刺激了银行和企业资产证券化的需求，5、6、7月份商业银行ABS发行规模同比增长5.3、5.8和6.3倍。而监管阻力仍是目前制约该市场发展的核心因素，若未来监管层对于发行额度、基础资产质量、风险自留条款有进一步放松，预计该市场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2．资金来源端：银行理财或为新增资金主力

2.1银行同业项下非标增速已逐步下滑

我们进一步从银行这一资金提供方来验证非标投资的变动情况，同样支持非标增速放缓的结论。由于银行年报披露频率限制，为了跟踪同业非标规模，我们需要找寻估算替代指标。对于银行体系的同业非标资产，一个近似的估算方法是利用央行每月公布的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将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债券发行”，在常规同业业务中，由于交易双方会同时计提资产负债，因此，理论上来说，此轧差项的净额应该为0。但在买入返售业务非标业务中，兜底方一般使用抽屉协议，其直接将卖出回购资产出表，而并不计入负债，导致了该项业务只有资产增加，没有负债增加，此轧差项出现正净值。根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用此轧差项来跟踪银行的买入返售非标业务规模。下图是2010年以来该轧差项的净额变动图。可以看到，2010年之后，此轧差项的规模持续增加，特别是2012年，由年初的1.75万亿到3.61万亿，增长106%；2013年上半年，差额持续扩大。然而，如前文所述，随着监管层对非标打压态度的日益明朗，很多银行开始主动压缩买入返售项下的资产规模。通过观察轧差项的同比增速可以明显看到，进入2013年以来，同比增速明显转向，进入下降区间。因此，从全年来看，2013年，该差额仅小幅增长了4000亿，至2013年底，差额净值为4.6万亿。2014年同比增速持续下滑，4月、5月同比增速已降至10%左右。6月非标增速虽似有抬头，但从7月的M2数据推算，7月同业非标存量规模确定下滑，同比增速将继续回到较低的水平。

2.2表外理财规模保持快速增长

与增长趋缓的表内非标对应，快速增加的银行表外理财产品或成为新的非标资金来源。据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度报告》，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存续51,560只，理财资金账面余额12.65万亿元，较2013年末增长23.54%，已到期产品加权平均收益5.2%。考虑6月“理财转存款”的季末效应，相较5月的13.97万亿有小幅回落。但仍比2013年年末余额10.21万亿元增长2.4万亿。

理财产品中含非标规模2.88万亿。根据《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度报告》披露，存量理财产品中，投资非标债权的比例为22.77%，共计约2.88万亿。理财投资非标比例远低于监管红线，尚存调整空间。（2013年3月，银监会出台《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规范银行理财产品投资非标资产，对银行理财投资非标产品以“4%”和“35%”两个阀值进行设限：2013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152万亿元，其4%为6.08万亿；2014年6月银行理财产品余额12.65万亿，其35%为4.43万亿）。

（信息来源：申银万国研究所债券部）

第二篇：后信托时代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后信托时代我国信托投资公司核心盈利模式的再思考

天津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发展研究所所长 邢成

2002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陆续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信托业开始全面步入以回归信托主业为主要特征的“后信托时代”。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主业的内涵是什么？主要展业方向是什么？核心盈利手段是什么？主要利润来源是什么？上述问题已成为目前我国完成重新登记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生存、发展乃至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

一、信托投资公司主业分析

按照《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共包括十二项，即：

1、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即委托人将其合法拥有的资金，委托信托投资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2、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即委托人将自己的动产、不动产以及知识产权等财产、财产权，委托信托公司按照约定的条件和目的，进行管理、运用和处分；

3、受托经营法律、法规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4、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

5、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企业债券等债券的承销业务；

6、代理财产的管理、运用和处分；

7、代保管业务；

8、信用见证、资信调查及经济咨询业务；

9、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10、公益信托业务；

11、信托公司所有者权益项下依照规定可以运用的资金，可以开展同业拆放、贷款、融资租赁和投资等业务；

12、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包括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办理的同业拆借业务等。

显然，按照上述规定，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营业务应该十分清晰，即：资金信托业务、财产信托业务、投资基金业务以及公益信托业务构成信托主业，而其他各项则属辅业。

正是基于上述分类和判断，众多信托投资公司从公司的主营方向和盈利模式的确立到实际业务的实施和操作，均将通过开展资金信托业务，特别是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来收取管理佣金定位为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业务模式和主要利润来源。自2002年7月《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至2002年底，共有20余家信托公司，共推出22个信托品种（见附表），资金规模近50亿元，2003年上半年共推出30多项信托业务，资金规模超过30亿元，其中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几乎占了90%以上。信托业务类型 数量 基础设施建设信托 8 房地产开发信托 8 MBO收购信托 1 汽车消费信托 1 证券投资信托 1 融资租赁信托 1 汽车营运权信托 1 教育信托 1 发行资金信托产品，收取管理佣金究竟能否支撑信托投资公司的主要利润来源呢，从现阶段各信托投资公司的资产结构、实收资本规模以及各类运营成本指出标准分析，答案基本是否定的。

以一项信托规模为一亿元人民币的资金信托计划为例，发行成功一项一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资金信托计划，按照行业惯例，所收取的管理佣金应为信托财产的1％左右，即100万元。而实际上信托投资公司从目标企业或项目的选定、论证、可行分析到设计信托产品、推介、宣传、营销以及该信托项目的后期管理、信息披露、账簿核算、收益派发、信托合同终止，直接成本就会抵去约0.2％，再将各类固定成本和变动费用摊销进去，又会抵去约0.2％，如此计算下来，一项规模为一亿元人民币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约为信托投资公司带来50万元人民币的税后利润。而信托投资公司除维持正常的运营成本和费用支出外，还要不断扩充发展，增加积累，扩大自身净资产规模。特别是一些按照市场化原则已实行股份制或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合理的有限责任公司，一般都由多家投资股东组成，每年分红派利的压力巨大，以实收资本为十亿元的信托投资公司为例，较为中性的分红率（利润回报率）大致为8％－10％，这就需要约1.5亿元的税前利润规模作为支撑，而要通过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收取佣金实现1.5亿元的利润规模的话，则需要发行销售约15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亦即需约500至700个信托项目作为前提。但据初步统计，自2002年7月18日上海爱建信托发行第一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至2003年6月，全国近五十家信托投资公司共推出的近40余项集合资金信托规模也不过寥寥百亿元人民币。

综上所述，得出以资金信托作为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的主业或主要利润来源的结论显然是过于理论化和匆忙的。

二、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的主要约束性因素：

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真正成为信托投资公司的核心盈利手段，需要具备若干重要的前提条件，诸如迅速形成巨大发行规模、运行成本低廉、市场受众群体广泛、市场环境基本成熟、委托人风险意识清晰等。然而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开展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尚存在诸多约束性因素。

（一）政策性约束

按照《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及《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02]314号）的有关规定，将信托投资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基本定位于非公募性质，从而在下述方面进行了较为刚性的约束。

1.信托规模。每项信托计划不得超过200份信托合同，每份信

托合同的最低金额不得低于5万元人民币。如此单项资金信托计划发行规模的限制，导致资金信托产品的设计和推出与大多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规模以及高达十万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储蓄所产生的投资需求都产生了巨大差距。而且作为一种独立金融业态推出的投资产品与其他投资品种相比，例如每年均达千亿规模的基金和国债、万亿规模的股票以及数百亿规模的企业债券等，作为四大金融支柱之一的信托产品规模几乎微不可感。

2．营销宣传。按照有关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不可在报刊、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上对信托计划做广告宣传和产品的营销宣传。而无法直接进行信托产品的营销宣传，不仅导致销售渠道不畅，产品信息闭塞，投资人无法从常规渠道规范获取和了解信托产品，而且也使信托产品推介过程中的公开效应大大削弱，无法通过公开产生公信，使信托产品合法性、真实性和诚信度不同程度打了折扣。

3.区域性限制。信托投资公司因明确不能设置分支机构而使其在异地的展业功能受到明显的限制。而是否能够通过其他金融机构代理开展异地业务则尚无明确的政策性界定。然而，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市场，资金信托业务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局限于一城一地。

4．流动性操作。尽管《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了信托产品的受益权可以转让，但转让方式、转让价格、转让手续和转让场所均无明确规定。从而使资金信托产品的流动性，特别是机构委托人的大额信托合同的转让严重缺乏操作性。

（二）市场性约束。1.市场体系尚不健全。

规范意义上的信托市场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市场要素还不健全，市场运行机制也不完善。信托产品的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尚不十分清晰，市场流通渠道也没完全形成，有些环节还不十分畅通，市场风险的概念和载体也较为模糊。诸如资金信托产品的流通和转让，财产信托业务的登记和过户，信托收益的纳税范围、纳税环节和纳税标准以及信托财产的会计核算制度等配套环节还都没有同步出台，甚至存在缺失和空白。2.市场信誉尚不成熟。

信托投资公司和信托产品市场形象与市场信誉在历经长达八年之久的五次清理整顿之后，受到前所未有的重挫。如何建立信托市场信誉，重塑信托公司形象，是信托业务面临的极为严峻和紧迫的问题。现阶段全国保留的六十余家信托公司大部分已完成了重新登记工作，其资产质量、资本规模、人员素质、管理水平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信托市场信誉重建仍任重道远，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培育、引导、提升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在信托市场信誉先天不足，广大投资人对信托产品较为陌生，对信托公司的功能和资信仍持有一定观望态度的状况下，加之信托投资公司无法大规模的通过主流媒体对信托业务和信托产品进行宣传和推介，就使得这一进程更为艰难和需要耐心。3.市场定位尚不确定。

集合资金信托产品的市场主体如何构成，迄今仍处在摸索阶段。是机构投资者为主，还是个人投资者，如果是机构投资者如何解决其资金成本和流动性问题？如果是个人投资者是低端客户还是高端客户，高端客户市场份额有多大？低端客户如何协调单项信托规模的限制与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矛盾。从中国社会财富分布结构分析，以少数、大额、长期的机构投资人为主要对象的纯私募方式似乎不太现实。因为拥有较大资金规模的机构投资人往往是理财能力较强的企业经营者或专业投资人，委托信托公司理财的动机不足，甚至其本身经常是资金的需求者，缺乏大规模长期闲置的资金。而短期闲置沉淀资金，又因信托产品缺乏流动性而无法操作。加之信托投资公司尚不具备一批专业拓展私募市场的营销队伍，我国有关私募基金的法律尚未出台，因而也就难以形成一批稳定的机构投资人客户群体。

（三）运用性约束

从近期各家信托投资公司开展资金信托业务的过程看，虽然在营销阶段即资金的募集阶段遇到一些瓶颈问题，但应该还不是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主要矛盾。可以说信托投资公司发行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来源问题虽然有一定的约束因素，但现阶段并非关键环节，真正的瓶颈约束是信托资金的运用和投向问题。根据现已推出的资金信托产品的运用方式和方向分析，主要是通过贷款或投资的方式运用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等行业和项目。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我国当前分业管理的金融体制下，信托产品的创新空间受到分业经营、交易市场不充分、缺乏避险工具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因此信托产品的诸多功能难以体现；其次是众多投资者短期化的投资理念根深蒂固，进而对信托产品短期设计和推出机制要求强烈；第三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对专业服务和专业投资机构的信用仍持较强的轻视和怀疑态度，而政府崇拜的心理则惯性十足。基于此，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纷纷推出中短期限，明示一定预期收益，甚至附加有财政和政府信用色彩的信托产品和投资项目也就成为不二的选择了。而与此同时，面对源源而至的集合信托资金，具备上述要件的投资项目则日显稀缺。

三、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核心赢利模式的再思考

综前文所述，集合资金信托业务虽然在2002年大出风头，但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判断，该项业务只能作为信托投资公司核心赢利模式的重要工具之一，而绝非实现信托投资公司主导利润的直接手段。

（一）现阶段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相对成本较高。

一项信托投资项目从项目筛选、研究开发、产品设计、营销推介、投资管理到最后清算终结，往往耗费信托投资公司大量人力和财力，甚至有的项目耗时数年，成为信托公司的优质资源和重点项目。其间不仅开发成本巨大，营销成本、管理成本和运行成本也都需较大的投入。

（二）多数资金信托产品的科技含量不高。

资金信托作为目前各家信托公司信托业务的主要产品，其存在的一个严重不足是科技含量过低，极容易被其他机构所模仿，从而导致该项业务无法形成信托投资公司的专属性业务。在2002年继信托公司推出集合资金信托业务不久，深发展和民生银行就推出了几乎与资金信托业务完全相同的，“多方个人委托贷款”业务，且在一些技术细节上还占有优势。因此门槛低、无专属性、缺少立体化和组合化优势，成为目前多数资金信托产品的突出缺陷。

（三）信托产品隐形风险与实际收益失衡。

资金信托业务应属委托理财范畴，信托公司只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佣金。按照“一法两规”的有关规定，凡资金信托项目运营中的市场风险、政策风险均由委托人即投资人承担，信托投资公司只就因违约而管理失责所导致的信托财产损失承担责任。换言之，资金信托业务按照有关规定，对信托投资公司而言应是非负债业务。

然而在现阶段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实践中，在各信托公司推出的信托产品计划、信托合同以及各类宣传推介材料中，无一不明示预期收益。尽管从理论上讲，预期收益是弹性的，不同于承诺固定收益，但各信托公司在业务开展中，实际已承担了赢利预期和信托财产完整退出的巨大管理风险和信誉风险。如此巨大的隐形风险与只有不到1%的管理佣金收益相比，显然是非常不对称的。

四、发挥资金优势，全面提高直接投资管理能力，重点探索高收益领域的赢利模式。

虽然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范围和业务门类十分广泛，但本人以为其赢利手段基本可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投资收益类；第二类是中介服务费。而投资收益类业务应是目前信托公司的核心赢利手段。

伴随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的完成，各信托公司实收资本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流动性资产比例大大提高，整体资产质量普遍得以提升。与此同时，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开展，也为信托公司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和广阔的融资平台，依托如此巨大的资金优势，信托公司首先应在充分论证和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对电子、通讯、汽车制造、环保等朝阳行业的优质项目进行重点投资，在市场化选择的原则下，获取高回报；其次对高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包括新型股份制银行、大型证券公司、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类公司、担保公司、）能源石化企业、信息工程企业以及优质拟上市企业等高成长性的企业进行较大规模的股权投资，在获取高收益的同时，掌握和熟悉相关的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运行规律，迅速培养和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项目投资经理和信托执行经理，真正具备专家理财的水平，充分体现专业理财机构的功能；再次应重点突出国际化发展的战略，全面拓展与外资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合作的机遇，特别是与世界五百强中的大型跨国集团进行紧密型的合作，借船出海，优势互补，实现超常发展。

信托资金的运用应在上述投资架构的平台之上，充分依托信托产品的创新和信托业务手段的组合，要逐步由单一佣金型资金信托模式逐步过渡为共同受益型的资金信托模式，共享信托财产运用和管理产生的信托收益。这不仅能够有效的化解信托公司的隐形风险，解决收益与风险失衡的弊端，而且能够进一步获得委托人的信任和市场的认可，迅速扩大信托资金规模，同时也提高了信托公司专业能力和理财水平，特别是项目投资和项目管理的能力，进而真正形成信托投资公司稳定的、高水平的主导利润来源和核心赢利手段。

在重视实业领域投资的同时，信托投资公司还应充分发挥熟悉资本市场投资的特殊优势，调整投资理念，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与信托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和财务咨询业务密切组合，对证券市场上具备行业优势、成长潜力大、管理规范的优质企业，以长期投资的理念进行投资持有，共享伴随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宏观背景下资本市场成长的果实。

五、发挥信托制度优势，组合运用信托业务工具为客户提供立体化信托服务。信托投资公司信托规模的增加，不能单纯依赖资金信托规模的扩大，信托公司应大力拓展规范意义上的资产管理类信托业务。通过组合运用投资、贷款、融资租赁、担保等业务手段，搭建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信托制度平台，通过个性化设计和产品创新，对国有资产管理，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购并、破产清算、债务托管、管理层收购、员工持股计划、企业上市、国有股份管理、附担保公司债等诸多领域进行信托化安排和设计，进而在不断推出创新信托产品的同时，超常规扩张信托资产规模，规避诸多市场风险，同时也衍生和带动了诸如投资银行业务、融资顾问业务、财务咨询业务、信用见证业务等一系列中介业务，使信托公司通过开展资产管理等管理型信托业务，不仅大大增加了低风险的信托管理佣金收入和中介咨询收入，使之成为信托公司赢利手段中的重要组成成分，逐步形成信托公司因制度优势而特有的专属业务，创出该业务领域中信托公司的品牌效应，而且通过上述业务的开展，又进一步为直接投资业务拓展市场，发现机遇，开发潜在客户和优质投资项目，进而形成两大类业务互动的良性循环，使信托投资公司在“一法两规”政策框架内，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特有的资金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体现其各项职能，逐步形成信托投资公司高品质、高稳定、专属性的赢利模式。

第三篇：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路径

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变路径

欧阳慧

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嬗变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村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的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配第—克拉克、①库兹涅茨②均在不同角度上揭示了这一现象。世界上大多数的发达国家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来完成这一过程的。而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是在此之后才逐步推进这一过程，中国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起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走过的道路值得总结。

一、1978～1983年：“控制流动”下的准备阶段

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地区开始的。农村地区的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制度解体，1983年最终宣告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随着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不断推广，长期被人民公社体制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增加了农业剩余。与此同时，在农村改革启动后，城市也开始尝试性地进行某些领域的改革，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在维持户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开始出现了部分缓和，国有企业的“合同工”、“临时工”以及部分建筑业用工等开始对农民开放，同时粮食的市场化和住宅的商品化，为农民外出就业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这一阶段，中央政府频频发文，大力推动乡镇企业的发展，并积极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乡镇企业转移。苏南地区率先创造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成为当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流模式；乡镇企业也相应成为当时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蓄水池”。

但当时城市就业制度的改革尚未触及，横亘于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二元社会体制也仍被视为不可侵犯之“物”，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大门仍然关而闭之，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继续受到严格的控制。1981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迁向城市和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的通知》，③可见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但政府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严格控制仍如同改革开放之前。这种情况下，作为农村经济发展能量的积聚和释放，终于在原有社队企业的基础上爆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农村改革虽然形成了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内部相对自由转移的条件，但是从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来看，农村改革不过是对中国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部分修改”，城乡之间的制度隔绝结构基本上没有改变。相应地，中国乡镇企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规模不大，且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吸引劳动力相当有限，而农村就业结构的逆向变动：农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趋于上升，由1978年的89.70%上升到1981年的90.7%，而非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则呈下降趋势，由10.3%下降到9.3%；1981年农村劳动力转移量仅为190万人，1983年上升到535万人。总之，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不大，还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属于大规模转移前的准备阶段。

二、1984～1991年：“允许流动”到“控制盲目流动”下的就地转移主导阶段

1984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也由农村发展到城市，改革重心向城市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方向战略转移。为了保证城市改革的顺利推进，财政资金和各种资源配置逐步向城市倾斜，以城市为中心的利益格局的恢复，改革集中体现在城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和国家财税制度等领域。

这一阶段，中国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跨城乡、跨区域转移的政策，经历了由“允许流动”到1989年后“控制盲目流动”的过程。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1984年10月，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农民进镇落户问题的通知》，④放宽了农民迁移进镇的标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进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86年7月，国务院同时颁布了《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允许国营企业招收农村劳动力。1984～1988年，由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量增加，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都在450万人以上，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率达到了2.63%以上。特别是1984年与1985年，每年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数量更是在1100万人以上，年均转移率超过了3.8%。

但在1989～1991年，随着经济发展的变缓，前一时期实行的允许与鼓励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其负面效应通过交通运输、社会治安、劳动力市场管理等方面的不适应问题凸显出来；另一方面，由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造成了城市与乡镇企业新增就业机会的减少，⑤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空间缩小。随后，国家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动的管理，先后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劳动就业工作的通知》及国家计委等部门的《关于“农转非”政策管理工作分工意见的报告》等政策规定，但这一时期的政策调整并没有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一刀切”地清理、清退农村劳动力。从1989年开始，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进入一个相对停滞的时期。1989～1991年的三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总量不足300万人，比1983～1988年间的任何一年的转移量都要少。特别是1989年，农业劳动力出现了唯一的逆向流动。

这一阶段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从1984～1988年的“允许流动”过渡到1989年后的“控制盲目流动”，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大增，从1983年的535万人，上升到1992年的1.1亿人，后者大约是前者的21倍。第二，转入地以地处农村的乡镇企业为主。到1992年，乡镇企业数目已经达到2000万个，就业人员1.06亿人，其中就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占转移劳动力总数的60%，异地转移只占40%。第三，转移方式以兼业为主。根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等单位组织的对全国28个县、市的调查，那时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都未放弃原有的承包土地，他们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打工。第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问题开始凸显出来。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迁移人口⑥达到2315万人，而户籍迁移仅为343万人。

三、1992～2000年：“规范引导”下的外出务工主导阶段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开放的力度，由此所带来的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开发及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以及外企、外资的大举进入，都有力地刺激了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劳动就业机会。特别是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相对薄弱的城市建筑业、饮食服务业等部门开始得到迅速的增长，成为吸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城市经济部门。根据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5年半年以上的跨乡、镇、街道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7073万人，其中从农村迁出占60%。

这一阶段，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政策，已从控制盲目流动过渡到力求利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将农民流动纳入行政规范管理阶段。1994年国家有关部门颁发《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暂行规定》、1995年颁发了《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意见》，决定实行统一的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从1994年开始，一些沿海地区的城市政府还相继实行人口总量控制、行业和工种限制的地方政策。

20世纪90年代后期，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速回落，就业容量下降，一方面城市人口就业问题逐渐突出，下岗人员再就业矛盾尖锐；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增幅下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面临新的挑战。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开始出现大量下岗人员，仅1999年和2000年就有1800万失业和下岗职工；农产品进入一个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各种农产品价格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持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所有这些新情况、新变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

这期间，尽管国家采取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继1984年后首次开展了户籍制度重大改革，但在城乡分割体制未消除而经济就业吸纳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城市为安排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就业，开始采取了更为严格的准入制度。如北京市对外地劳动力在控制数量、证件、管理、审批和工种方面等提出了严格要求（见表1）。种种原因导致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在总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速度上有逐步放慢的趋势。

总的看来，自1992年开始，国家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国务院及各部委纷纷颁布各项法令、法规，鼓励、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宏观调控下有序流动，政府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指导方向是积极鼓励、规范流动，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外出务工”取代乡镇企业的就地转移，成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数据，传统意义上的乡镇企业的稳定就业劳动力有所下降，2000年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人数为11340万人，其中农村转移劳动力在本乡内就业的比例为45.9%，在城镇就业的比例为65.8%。第二，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呈现缓慢下降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住户调查资料，1997～2001年年均转移600万人左右；而1992～1996年，年均转移超过800万人。

四、21世纪以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更加注重公平和融合

2002年，中国正式履行WTO组织成员的义务，国内市场迅速放开，国际市场持续扩张，国家日益融入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之中，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一是主要依靠近乎无限供给的低素质、低技能农民工维持的低层次生产要素结构受到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二是政府管理能力直接面对WTO组织成员的比较和竞争，公共政策越来越受到WTO规则的约束；三是城乡二元结构严重束缚农村市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进入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限制变为鼓励，政策着力点是保障合法权益，为农民进城务工创造良好环境，公共政策进入统筹城乡发展、以人为本、公平对待的轨道。2001年清理整顿对农民工的收费，除证书工本费外，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律取消。2002年提出要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2003年将农民工纳入保险范围；明确流入地政府负责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工作，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明确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2004年提出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2005年提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进城求职的农村劳动者要提供免费的职业介绍服务和一次性职业培训补贴。2006年提出要解决工资偏低和拖欠问题，依法规范劳动管理，搞好就业服务和培训，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提供相关公共服务，健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保障机制等。2008年1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6项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措施，其中包括积极扶持劳动密集型企业，稳定农民工就业；加强农民工就业能力培训；扶持有条件、有能力的农民工返乡创业；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及切实保障返乡农民工的土地承包权益。同时，各级政府加速了户籍制度改革，如在一些省份改变两种户口、居民权利不平等的状况，开始解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深层制度约束，促进进城农民工融入城市并向市民身份转变。

这一阶段关于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法规较以往明显增多，仅2006年一年就有近十部法规出台。从政策的内容来看，新时期下的政策在注重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同时，更加重视转移过程中的公平、融合问题。具体表现在：一是重视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建设，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各种不合理限制，为城乡统筹就业赋予了新的含义；二是重视转移过程中诸多方面的配套改革，重视农村劳动力流动中涉及的工伤、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总的来说，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在改革城乡二元分割体制，推动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方面，已经开始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流动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但目前为止，中国对转移农民“双向流动”状态依然是政府主动的政策选择，制度层面的彻底改革一再延后及尚未系统考虑。

五、政策建议

（一）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经历了从“控制流动”到“规范引导流动”，政府从谨慎对待转变为积极应对。20世纪80年代，尽管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管理改革不断的深入，经济活力持续释放，就业容量的不断扩大，但政府对待农村劳动力流动总体来说还是相对谨慎：20世纪80年代初的控制向城市流动，到80年代后期仅是有条件地允许流动。直到20世纪90年代，各级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开始走向了规范管理的积极应对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逐步实施暂住证管理制度、取消不合理的收费、保障农民工权益等解决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待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从仅着眼于流动向以“流动、公平和融合”多目标综合管理转变。总体来看，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还停留在城乡分割的思维定势上，仅仅关注农民流动、进城就业的政策。21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农民工问题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政策在注重合理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同时，更加重视转移过程中的公平、融合问题，注重改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二）政策建议。

1.制定更加积极主动、综合有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尽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更加注重公平和融合，但目前的政策还是基于农民工只是暂时地在城市工作、生活而设计的。与此同时，进城农民工转移的家庭化趋势、男女两性的均衡化趋势、女性流动人口的自主化趋势、年龄构成的成年化趋势、流动原因的经济化趋势等，都预示着进城农民工将有更加强烈的长期化趋势，他们将长期扎根城市。因此，大量进城农民工将长期扎根在城市，这是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在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设计时，要制定更加积极主动、综合有效的转移政策，要将农民工的政策设计重点从引导农民工流动转变到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来。

2.更加重视农民工问题，将农民工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大规模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这些大规模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社会保障，致使他们难以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长期处于流动的困惑和焦虑中，影响社会和谐；由于享受不到晋升的权利，他们在工作技能上得不到快速提高，限制了他们适应城市产业结构的变迁，影响中国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和国际经济竞争力等；他们的子女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从而损害到他们今后参与高考竞争的能力，更损害到他们实现向上流动的能力，影响人口的可持续发展，等等。可以说，以前的这种产生大量农民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在中国已难以为继：农民工的年龄结构在不断老化、农民工问题在不断凸显，这些都要求国家更加重视农民工问题，将农民工问题上升到国家层面加以系统解决。

注释：

①配第最早（1690年）揭示了农业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的内在动力是比较效益的差异，隐含了产业“软化”的思想。两个世纪以后，科林·克拉克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著名的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尔后进一步由第二次产业向第三次产业转移。参见王亚南主编：《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

②相关文献参见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阶级增长 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③通知规定：第一，在城市地区严格禁止雇佣农村劳动力；第二，万不得已必须雇佣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时，须得到国务院批准；第三，在国家计划中需要增加人员的情况下，要首先雇佣城市的待业青年；这样还不足时需得到各地人民政府的批准；第四，城市临时雇佣的农村劳动力必须全部迁回农村，以强化户籍和粮食的管理。

④通知规定：除县城外的各类县镇、乡镇、集镇，包括建制镇和非建制镇，全部对农民开放；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统计为非农业人口。

⑤价格并轨引发的通货膨胀，实行治理整顿。

⑥包括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

第四篇：后开发区时代

“后开发区时代”的县域经济发展

近一段时间以来，两项工作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着力点。

一是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二是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以清理各类开发园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维护农民利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更主要的是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促进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而自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以来，县域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注，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也成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赶超的一个主要突破口。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更多地出于各地方政府现阶段强烈的发展需求和发展冲动。

局部和整体之间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在大力清理整顿开发区、严格土地使用制度的宏观调控大背景下，县级政府如何找准、抓好下一步发展的突破口？如何处理好内在发展冲动与国家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诸多现实问题日益引起各级决策者的关注。本刊记者近日赶赴安徽桐城、肥东等地，对开发区的治理整顿情况及其所带来的各种影响进行了解和分析，试图破解“后开发区时代”县域经济发展难题。

“后开发区时代”悄然开启

开发区群雄并起、良莠混杂的战国时代即将结束，以规范、有序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后开发区时代”悄然开启。这是此次开发区治理整顿的直接效果。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体制创新的试验田，开发区依托政策和体制方面的优势，在我国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在为地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带动作用的同时，开发区的过多过滥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带来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

据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司的一份统计数据表明，在此次治理之前，我国已有各类开发区超过6000家，但经国务院批准的只有232家，省级批准的也不过1019家。也就是说，将近7成的开发区不在国家规划范围之内。

这些“黑户”开发区的名称五花八门，违规操作十分普遍。安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丁一轩介绍说，许多地方的领导为了追求政绩，盲目圈地搞开发园区，有的市、县甚至“镇镇建区，乡乡办园”。开发园区的名称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叫“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旅游度假区”或“商贸开发区”的，也有叫“工业园”、“创业园”、“软件园”或“环保产业园”的，还有称“大学城”、“影视城”的。在一些地方盲目建设开发园区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违规用地行为，主要有非法占用、未批先用、少批多用、绕过审批权限规定“零批整用”、随意更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违规改变土地用途以及越权出台土地优惠政策、违规协议出让经营性土地等。比如，1998年我国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农业用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市、县级土地管理部门只负责在获得国家或省土地管理部门批准的土地上进行项目用地的分配，为避开这一规定的制约，一些开发园区就化整为零、缩小土地面积分次上报，绕过国务院和省级土地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批，最终达到其圈地建园区的目的；《土地管理法》要求先有项目，再批用地，一些开发区就采用虚报工业项目的形式获得用地额度，然后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上马容易吸收投资的非生产性项目。

除了违规操作以外，某些地方政府的动机也与国家设立开发区的初衷渐行渐远。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设计院学者唐健对开发区现象进行大量调研后认为：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办各类园区方面具有较高的积极性，更多地是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首先，现有的任期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过分看重GDP、引资额等“数字”指标，全民招商、层层下达招商任务仍在一些地方普遍实行。应该说，对于政绩的过分追求，构成了一些地方政府兴办开发园区的动机。其次，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是分税制框架下的中央和地方分成。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建设园区来吸引投资，增加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在理论上，政府在开发区建设中可以实现两个方面的收益，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通过企业入园增加税收而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过度招商竞争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土地往往不能按照正常的市场价格出售给投资者，地方政府开办各类园区实现的多是后一种形成的收益。此外，在有些地方，当地政府还尽可能地扩大开发区面积，大面积囤积土地，希望通过商业房土产开发，获得较高的收益，来弥补工业用地亏空。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各类开发园区遍地开花、无限扩大的状况，而全国区域分工和整体布局、区域产业特色、土地产出、单位土地投资强度等园区开发必须考虑的诸多因素，在建设开发区的过程中却往往被忽略了。

有鉴于此，为抑制这一轮节节攀升的开发区热，自去年以来，国务院办公厅接连下发文件，随后又组成五部委联合调查组，严查全国用地，对现有的各类开发园区进行了疾风骤雨般的清理整顿。

目前，此次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工作已渐入佳境。兵分十组、分三批进行的国务院五部委治理整顿土地市场工作，刚刚完成阶段性验收，历数一年来的艰辛工作，治理部门可谓“成绩斐然”。

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消息，截至2004年6月，除内蒙古自治区外，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超过了全国现有城镇建设用地3.15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全国已撤消各类开发区4735个，占开发区总数的70.2%；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2.41万平方公里，占原有规划面积的64.3%；目前已退出开发区土地2617平方公里，复耕1324平方公里。

通过一年多的治理整顿行动，一些地区盲目设立开发区、乱占滥用土地的状况得到了缓解。而且，除了数量上的大幅撤减，还一改过去“处理事，较少处理人”的做法，加大了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来自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现土地违法案件42297件，已立案32575件，涉及土地面积21689.5公顷，其中耕地13341.7公顷。阳光总在风雨后。经过暴风雨的洗礼，开发区的发展正逐渐走上规范、有序的轨道。相对于前一段时间开发区的过多过滥、违规操作的普遍存在，经过此次治理整顿之后，开发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讲，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设立开发区的初衷，由于外部环境、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变化，“后开发区时代”已经来临。

县域经济发展受到的影响有多大

此次开发区的治理整顿得到各地的高度重视，各地方政府也都能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对一些违规开发区该撤的撤，该整合的整合。记者从安徽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去年下半年国务院通知下发后，安徽坚决贯彻执行，除了转发文件，还针对设立开发区过多和不规范的问题，采取了果断措施，撤消了不规范的各类开发区和工业园区222个，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同时还按照土地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取消开发区管委会享有的土地管理职权，修改后的《安徽省省级开发区条例》也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

但在采访中，记者也明显感觉到，各地在坚决执行国家政策的同时，一些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消除。有人认为治理整顿限制了中西部的发展，清理整顿开发区是“东部生病，中西部吃药”；也有一些地方领导则在分析违法占地低补偿标准原因时，将之归结为地方没有财力，甚至将大量违规问题的出现归结为上级规划调整不及时。

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的开发区建设普遍起步较晚。如安徽，今年是我国创办国家级开发区重大决策实施20周年，但对安徽来说，创办国家级开发区的历程只有13年，安徽省的第一家国家级开发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比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迟了近7年时间。同样，其他各类开发区的建设也都比沿海地区慢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借用市场营销学上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比喻，东部沿海地区的开发区好似技术已经成熟、竞争力很强的产品，而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却只似初级的仿制品，技术含量低且竞争力偏弱。经过此次“一刀切”式的清理整顿，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将遭受更为严重的打击，从而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特别是对于正需大力发展的县域经济来说，有人更以“遭受当头一棒”来形容。

开发区的治理整顿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否真的如此严重？

在安徽前不久排出的经济“十强县”中，肥东县位列第九位。这一结果令很多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熟悉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的人的印象中，肥东县的经济发展并不十分突出，在全省所有的县市区中最多属于中等水平。是什么原因使肥东县的经济发展在近几年发生飞跃？

“开发区的发展和建设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肥东县副县长凌明向记者介绍说。

这其中，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的作用最为明显。据凌县长介绍，合肥龙岗综合经济开发区于1992年1月经合肥市政府批准成立，2001年经安徽省政府批准晋升为省级开发区。建区以来，龙岗开发区经过10多年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进一步显现。2003年龙岗开发区共引进项目23个，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6亿元，完成税收7824万元，分别占全县的36.7%和26.5%，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为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县域经济发展，2002年9月，经合肥市政府批准，肥东县规划建设了

肥东新城经济开发园区。2003年，该开发区共引进项目35个，其中工业生产性项目32个，上市公司2家，实际到位资金3.05亿元。通过短短一年多时间的发展，肥东新城经济开发区也已发展成为县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在这次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中，肥东县只保留了这两个开发区，撤消了撮镇和龙塘两个乡镇工业园区，圈而未用的2300多亩土地得到了恢复耕种。

“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有利于县域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从当前来说，也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凌明副县长对此次清理整顿的影响进行了相当理性的评价。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不利的影响最明显、最直接的有两个：一是对招商引资的影响。由于土地冻结，招商来的项目不能安置，因此原定的一些招商活动只能推迟甚至取消。今年上半年，肥东县新引进项目123个，同比下降30%；总投资13亿元，同比下降55%。二是对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影响。由于土地冻结，例如像总投资10亿元的安徽国际护理学院等对县域经济具有很强带动性的大项目，由于建设用地不能及时报批，造成项目不能开工，从而使一些既定的主要经济指标难以完成，也影响了肥东的经济发展速度。

相比于肥东，桐城市此次对开发区的清理动作更大。据该市国土资源局局长汪建中介绍，桐城原有各类开发园区13个，在治理整顿中，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撤消、整合处理。对5个乡镇自行命名的规模小、发展方向不明确、无机构、实际为城镇功能分区的开发区，予以摘牌，不得再冠以开发区的名称。1个经桐城市政府批准，但规划不切实际，缺少产业支撑的开发区，予以调整。重点支持和发展省级民营经济开发区和部分中心镇的工业园区。汪建中局长分析说，撤消部分乡镇自行设立的开发区并不会对桐城的经济发展造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开发区大都是无机构、无人员、无土地的“三无”园区，是各乡镇为了招商引资的便利而空挂的一个牌子，撤消与否都不会有什么作用。这次整顿突出的影响关键是在于土地的冻结上。比如在省级的桐城民营经济开发区二期土地审批上就遭遇“卡壳”。该开发区第一期规划土地面积已基本开发完毕，正准备规划第二期，相关材料也都报到有关部门。随着此次整顿中的土地冻结，二期用地没被批准，这样对于该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约。还有一个突出的影响与该市的市情有关。桐城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快，数量也很多，民营企业上缴的税收更是占了75%，但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具有支撑牵动作用的大企业、大项目几乎没有。由于中小企业受到规模和投资额的限制，不能进入省级的民营经济开发区，而乡镇的一些工业园区又被撤消，使得民营中小企业没有了投资的平台和载体，许多投资项目也被迫停止。对于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的桐城市来说，这一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破解县域经济发展之惑

清理开发区、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是出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是现阶段为了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由于发展水平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各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将不可避免。但这并非是限制各地的发展或是停止发展。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来说，目前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现期”。在这种机遇与矛盾并存的外部环境之下，关键是各县级政府要把握住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趋利避

害，尽量降低宏观调控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县域经济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从现实来看，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至关重要。

一是开发区的治理整顿与提升水平之间的关系。经过整顿，大部分违规的开发园区都被清理，但基本上每个县市仍保留一到两个建设较好的开发区。对这些保留下来的开发区应倍加珍惜，进一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提高产业集聚度和土地的产出率，使之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

肥东县在这方面先行了一步。据该县副县长凌明介绍，肥东县以此次清理整顿为契机，进一步规范了保留下来的开发区的发展。其一，科学规划。治理整顿期间，该县从有关单位协调部分业务骨干，认真做好龙岗、新城两个开发区总体规划和县城总体规划、县城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做到三规合一。同时，为了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新城经济开发区的规划面积由原来的14平方公里压缩到7平方公里。其二，准确定位。治理整顿期间，肥东对两个开发区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龙岗开发区按照综合经济区的定位，重点引进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核心竞争力、产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的知名企业入园投资，进一步巩固“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运作的示范、县域经济的增长极”的地位。新城开发区则按照“制造加工业的配套区、县域工业的聚集区、新兴的物流商贸区、建设发展中的新城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其三，创新体制。对开发区管委会的职能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充实，按有关政策规定，该下放的行政审批权下放，该上收的上收，进一步健全开发区内财政、土地、建设、税务、工商等工作机构，建立县直部门定期到开发区现场办公制度，为进区企业提供一条龙、全方位服务，着力营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优良环境，构建开发区发展的体制优势。

二是开发区与工业园区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务院有关文件反复强调，分散的乡镇企业应向工业小区集中，这也促使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促进新增投资或新办的乡镇企业集中到乡镇办的工业园区。这需要占用一部分土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极度分散的格局。但在这次整顿中，大部分的乡镇工业园区均被清理，乡镇企业的集聚存在一定的困难。桐城市对此的感受颇深。桐城市的民营中小企业发展较快，塑料制品、羽绒制品、化工建材等行业的块状经济也在一些乡镇初步形成。在目前的环境下，乡镇块状经济的进一步壮大同样受到一定的限制。

针对这种矛盾，该市发计委主任潘来兵提出“不要面子要里子”之说。即对于这种乡镇块状经济必须要进一步培育，因为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如果有好的民营企业投资项目，当地政府应进行妥善安置，但不一定要挂开发区的牌子，可以纳入乡镇发展的整体规划来考虑，作为乡镇的一个功能区来发展，来聚集民营中小企业。这样既可以进一步培育和壮大当地的块状经济，也能带动城镇化的发展。

三是工业发展与项目选择之间的关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桐城、肥东两地的领导都不谋而合地表示，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突破口仍是进一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和深化。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要振兴县域经济，把工业放在突出的位置，以工业化为核心，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这确实是一条捷径，毕竟“无工不富”已成共识。但需要注意的是，发展工业，必须要有工业项目，必须要有投资，必须要有发展的空间，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大背景下，在土地使用和银行信贷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识别和

选择质量好、技术含量高、产品成长性好、带动力和竞争力强的工业项目，则是当地决策者需要精心研修的一个课题。

诚如肥东县副县长凌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以清理开发区为重点的土地市场秩序整顿等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是对发展的限制，而是对发展的调整，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作为中西部地区的县市来说，当前面临的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仍是发展不够、发展不快的问题。经过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和协调，可以引导县域经济进一步提高发展的质量，步入规范发展的轨道，有利于其可持续和长远发展。这对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来说，或许是一个最大的机遇。

第五篇：后考研时代

后考研时代

每年临近下半学期期末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图书馆、自习室看到大批拼命学习的人，其劲头丝毫不亚于那些顶着夏日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们。没错，他们就是考研大军。同样，他们所面临的录取压力也是空前的。据统计，2010年，全国有将近140万人加入考研大军，平均录取率大概为60%。而一些名牌学校的强势专业更是可以达到10%甚至更低。尤其很多人高考时并未考入理想学校，因而希望通过研究生考试考入名牌大学，这无形之中为自己增加了难度。

经历完研究生考试，他们是否又知道，在他们等待成绩的时候又将发生什么？而“落榜生”又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呢？后考研时代，一个新的名词在等着他们。

和高考一样，考研也有志愿调剂。在研究生招生工作中，由于招生计划的限制，有些考生虽然达到分数线，但并不能被安排复试或复试后并不能被录取，对这些考生，招生单位将负责把其全部材料及时转至第二志愿单位，这个过程即称为考研调剂。

调剂复试有几条准则，也有一些基本要求和标准，由于过于冗长，这里不再赘述。但总体来说，都是对具体专业的规定与要求。

对于考生来讲，如何尽最大努力争取到被调剂的机会呢？首先，知道自己的成绩达线后，要经常和所报考招生单位的研招办联系，尽早知道能否被录取的信息；若不能被录取就及早与开设类似专业的高校联系，看哪个单位能接收你；若有中意的接收单位，应及时向该单位表明愿意调剂的意向，请该单位研招办及时发函与你的报考材料所在单位取得联系，索取你的报考材料。在材料转寄期间，考生应经常和两招生单位联系，了解材料的寄发、接收情况。在接收调剂生的过程中，研招办主要负责接收考生的调剂申请并转到相关学院，由学院进行考核，发出复试通知，复试合格的考生再由学院报给研招办。如果考生知道学院或专业的空缺信息和联系方式，也可以直接与学院联系。

此外，近年来，国家教育部确定的复试分数线，对报考边远八省、区以及部分特殊学科专业的考生要求有所降低。如果达到了边远八省、区的复试分数线，考生本人可以及时通过电话或邮政快件与本专业招生的当地招生单位联系，看他们是否接收，若同意接收，就立即与原报考单位联系，按规定手续将报考材料转到接收你的招生单位的研招办，然后，按接收单位研招办要求的时间去参加复试。

还有就是，如果院校在某些专业方面出现较大的空缺，院校会通过一些媒体公布相关信息，并查阅考生的调剂需求。有些院校如果常年某几个专业生源不足，也可能会和其他院校形成固定的调剂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专业设置相近、考试难度相近等原因，但也不拒绝个人考生的调剂申请。

考研大军，这个特殊的群体，在紧凑的考研进程中一定产生了许多有趣的感悟，摘录一些，与大家共勉。

1.考研中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并无太多不同，只是心情不断起伏。

2.提高效率比延长学习时间更重要，要逼迫自己能够专注于学习之中。

3.学习计划的制订要切实可行，一旦确定执行要严格，否则拖拉到最后而不能完成就失去了计划的意义，也会大大影响复习的效率和效果。

4.混一个圈子不仅在学校的时候很重要，走入社会之后更要混更多的圈子。

5.在封闭自己之余，偶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流是一种最好的放松。

6.对于文科类考研而言，李铎老师介绍的自圆其说是很关键的秘诀，因为没有什么道理是绝对的，只要有自己顺理成章的逻辑即可。

7.健身会让自己精力更加充沛，对于男生而言，举哑铃是最好的健身方式。

8.在网上进入一个圈子交几个朋友，会让孤单的考研生活不寂寞，有种归属感。

9.考研生活没办法过得太精细，不拘小节的粗线条生活，可以让自己更开心。

10.考研人的寂寞永远大于热闹，所有的孤单都是为了明天，辛苦的并非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