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是经济

第一篇：香港问题是经济

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

推荐这篇文章，是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非常直接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文中观点不见得中允，仅供参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加微信huarenLife168,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第二篇：医患矛盾 经济问题是核心一辩

谢谢主席，问候在场各位：

大家晚上好！开宗名义，定义先行，医患矛盾即医、患双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对某些医疗行为、方法、后果和原因等存在认识或行动中的不一致，注意并非仅指暴力冲突。经济问题即社会资源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配置和如何利用的问题。观念问题即对事物的认知问题。核心即关键、根本。我方今天判断这个辩题的标准是在中国当前医疗现状的背景下，追溯医患矛盾的根本原因，经济问题和观念问题何者在推动中国当今医患矛盾的根本性解决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基于此标准，我方认为解决中国当今医患矛盾，经济问题是核心，我方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证。

首先，就“医者”层面来讲，经济问题是解决中国当今医患矛盾的核心。医疗环境差、医生多开药、大检查、医院收费多，这些都是引发医患矛盾的导火索，那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呢？政府对医院投入不足且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目前医院运营经费仅有5~7%是来自国家，有的公立医院甚至这个数字也不到，这一方面造成了现有医疗资源不足，医疗基础设施落后，医疗环境差，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医疗行业的定位不明确，社会和患者要求它保持着福利性事业单位的性质，主要以社会效益为重，而国家对医院实施的差额补贴政策又把医院推向市场，医院必须依靠增加医疗收入来弥补国家财政对医院经济补偿的不足以维持运

营。只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对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改变医院现有运营方式，并且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和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今的医患问题。

其次，就“患者”层面来讲，“看病难，看病贵”是中国患者就医的一大心声，当自己的血汗钱碰上了医院大检查或反复诊断，难免心生嘀咕。现在我国居民的收入虽有提高，但是就医成本占居民收入的比重高，中国当今的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我们只有加大国家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投入，切实保障患者的切身利益，让他们在就医时觉得自己有保障有依靠，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当今的医患问题。

最后，就医患矛盾产生后的解决来看，经济问题是核心。当发生了医疗事故或医患矛盾时，中国患者多采取不理性的手段来保护自身利益，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缺少医疗纠纷的社会管理体系，一方面是因为诉讼成本过高。我们应该通过建立医疗事故保险机制和减少诉讼成本这两方面开引导医患采用合理合法的手段解决医患矛盾。

综上，我方坚定认为解决中国当今医患矛盾中，经济问题是核心。

第三篇：当今医患矛盾成因中,经济问题是核心。

医患矛盾：患者与院方接触有负面情绪导致的强烈不满和隔阂，而医闹那些暴力冲突是前期负面情绪得不到解决而产生的恶果，所以不能说只有医闹才能代表医患矛盾。

经济问题：与经济资源相关的医疗基础、投入与分配等等。

观念问题：由于观念导致的对于医疗问题有违客观或者极端认知。核心指的是主要决定因素。

我们的医疗现状是中国人均医疗卫生投入在世界排倒数第四，自医疗市场化以后政府投入仅占医院运营成本10%，医院迫于无奈采取以药养医的手段获取运营成本。据国家卫生局的调查显示江苏省东海县的医院用药价格平均是市价的10倍，导致就医看病成本高。其次我国的医疗报销制度不完善，报销最高的三甲医院仅报销就诊费用的20%，住院费药费以及检查费用报销限额为200元。以上种种说明“看病贵”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中国新增入院人数是增加的医护人员的2.2倍，医患比例严重失衡，排队难病床难，排队数小时是正常的事，更有江西的张某挂号40天没有排到。好不容易挂到号以后就诊时间短，甚至要在走廊加病房昭示着“看病难”也很严重。

首先，不论观念是否存在问题都会因为经济问题引发医患矛盾。我们承认存在观念有问题的人，当然也有观念没有问题的人，根据江西柳州对于某一医院的-调查发现58.2%的患者都是认为应当信服、听从医嘱。人在急于就诊时久排不到时都会有负面情绪，也就是说无论观念是否存在问题就要客观体验看病贵看病难的情况，产生负面情绪与隔阂是必然的事情。对方辩手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您的太太临盆在即，在医院排队三天挂到号才排到一个走廊加床，看到您的太太和孩子在走廊人来人往哇哇大哭，您还会这么淡定的说我没有负面情绪我不会有隔阂不会有意见吗？排队等公交都会生气的我们,在人命关天的时刻再面对看病难看病贵产生矛盾是必然的。

其次，若经济问题始终存在，改善了观念也无法缓解医患矛盾。就像第一个论点说.经历看病贵看病难产生不满情绪是人的正常反应.根本不是观念问题，即使和对方辩手立场那样.改善观念问题也无非是将观念有问题的人扭至正常，那么他们依旧要去体验一次一次的看病贵看病难的冲击，然后再生出医患矛盾，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没有解决深层的核心问题提高观念意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综上我方坚持认为当今医患矛盾成因中，经济问题是核心。

第四篇：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的优势

香港经济发展的优势 八（11）武静雯

香港是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其经济发展十分迅速，这与其的发展优势有着重要关系。

香港有着优越的地理优势。香港地处中国大陆东南端，位于珠江口东侧，与广东省相邻，同时也位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带，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地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香港的第三产业很发达，是国际贸易中心、运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和旅游中心，属国际化的城市，拥有便利的营商环境、完备的法律体制、丰富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和资讯流通，竞争公平开放，与祖国内地经济合作，可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落实香港与中国大陆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推行“个人游”，容许中国大陆部分省市居民自由来港作短暂旅游，并落实兴建港珠澳大桥，这些都巩固了香港作为亚洲物流中心的地位。所以通过香港这个自由贸易港，祖国内地可以与世界各地进行贸易往来，同时也促进了香港贸易事业的发展。

另外，改革开放战略决策给了香港经济发展的良机，让香港发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从而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民企自由行令香港继续成为大陆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外国和香港企业进军大陆市场的“窗口”。人民币可在香港兑换令香港成为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中心。特区政府亦开始和中央、各级政府商讨香港和内地的公路、铁路规划，加强两地的陆路交通联系，确保香港继续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航运和服务中心。而且，香港信息开放，法治制度完备，政府开明廉洁，拥有庞大的财政储备和外汇储备、自由兑换的稳定货币、以及低税率的简明税制等优势条件，这些都是吸引企业选择来港经营的主要因素。

因为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坚实基础，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屏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所以，香港的经济迅速发展与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是分不开的。

此外，我国政府制定了“一国两制”政策，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对香港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由于香港具有以上多种优势，所以香港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第五篇：当今医患关系的主要矛盾中,经济问题是核心

谢谢主席,评委大家好!今天我们讨论的辩题是当今医患矛盾的主要成因中,经济问题是核心还是观念问题是核心.我方认为,经济问题是核心.医患矛盾在当下,已不再单指医生与患者,更是指整个医疗机构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冲突,矛盾主体的扩大势必会加重其中个人,医院,政府,之间的利益经济上的冲突,无论患者微薄的收入,医院拮据的预算,还是政府对医疗不合理的财政分配,无不将产生医患矛盾的矛头指向经济,所以我方的评判标准是经济问题是当今医患矛盾最根本,最主体的成因.而经济可分为浅层次人民医院手中的钱,和深层次当下经济所决定的政治文化,而观念是长期在外界物质的影响下而产生的思维方式和意识.下面我方将进行分条陈述.首先,当下患者收入低,因病致贫返贫屡见不鲜,甚至有病看不起而放弃治疗,平时小病检验费高,药费高,住院费高,凡走进医院,无不万事向前”钱”看,这首先造成了患者厌烦情绪,一旦治疗效果一般或者无效,医患矛盾随即产生,然而医院财政预算也十分紧张,医生单纯收入很低,于是便产生药价虚高,乱收费等不道德现象.医生患者各为自己利益着想,必然产生矛盾.其次,当下中国经济的并不发达,也决定了当下政治形势与文化现状,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政治层面,当下经济不发达政府在卫生经费上投入不足在国家财政支出所占比例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我国政府预算支出卫生总费用比值为20.3%,世界平均水平为61.8%,发达国家达73%.于文化层面,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追求财富是天性,但一味追求财富却得不到财富,就产生了当下为钱而生的患者讨要赔偿,为钱而生的大夫欺骗患者,为钱而生的媒体失实报道,等等问题.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同是看病却不存在这些经济纠纷?正是因为人民有充足的财富不必怀疑医院,医院有充足的财富不坑害人民,政府有足够的财富援助医院服务人民.当下中国这些因经济讨要赔偿而产生的问题,还不足以证明经济问题是核心吗?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当今医患矛盾的主要成因中,经济问题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