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哲学的基本问题是
1.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2.否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哲学是：不可知论
3.唯心主义的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主管唯物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
5.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6.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7.把物质理解为某种具体物质形态的观点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
8.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实践是指：人们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
9.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这是对运动的：至关唯物主义理解
10.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11.时间和空间是:物质的两种属性
12.唯物辩证法的食指和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
13.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有主意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治建设以及其他工作，这种做法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
14.人类全部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生产关系
15.认为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动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制约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16.作为资本的货币和作为一般交换媒介的货币的根本区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能：带来剩余价值
17.事变别瞎论述那个是正确而：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有价值
18.在劳动资料中最能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因素是：生产工具
19.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必要地劳动时间不变时延长工作日的结果
20.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阶级矛盾
21.一切哲学派都不能回避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世界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
22.马克思一生的两大贡献是：辩证法，唯物史观
23.感性认识的表现形式是：感觉，知觉，表象
24.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是：复杂劳动，简单劳动
25.产业资本循环所经历的三个阶段是：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售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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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基本书目
人文历史哲学社会学基本书目
一、方法论著作。
1、（法）奥古斯特·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法）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3、（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求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二、历史学著作。
1、钱穆：《国史大纲》（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韩民青：《文化的历程》（一、二、三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美）雅克·巴尔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林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7、（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 译，三联书店1997年。
8、邹铁军 主编：《自由的历史建构》，人民出版社1994年。
9、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丁建弘：《德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章开沅
罗富惠 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英）哈耶克等编：《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8、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版。
19、凌志军：《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20、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21、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
22、王晴佳：《西方的历史观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美)威尔伯·施拉姆： 《人类传播史》，游梓翔、吴韵仪 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
2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
25、（法）皮埃尔·阿尔贝：《世界新闻简史》，新华出版社1985年。
26、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7、赖光临：《中国近代报人与报业》（上、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美）埃德温·埃墨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
29、王芝琛、刘自立编：《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30、（英）阿·汤因比：《历史研究》（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1、（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三、哲学、美学著作。
1、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2、（瑞士）让·皮亚杰：《人文科学认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3、（美）约翰·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高清海：《哲学的憧憬：〈形而上学〉的沉思》，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杨适：《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
7、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唐君毅：《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台湾学生书局。
9、张再林：《中西哲学比较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梁漱溟：《人心与人生》，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
12、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
13、（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4、（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5、（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段德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6、（美）杜威：《新旧个人主义》，孙有中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17、（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9、洪汉鼎：《理解的真理——解读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0、朱立元：《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1、朱潜：《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2、（俄）别尔嘉耶夫：《论人的使命》，张百春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23、弓肇祥：《真理理论——对西方真理理论历史地批评地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24、（德）费希特：《人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5、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6、（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7、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28、彭漪涟：《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29、（法）罗素：《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30、（日）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31、（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瞿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2、（英）大卫·休谟：《道德原理探究》，王淑芹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四、文化学著作。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2、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4、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5、吴予敏：《无形的网络 ——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6、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
7、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8、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冯建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
9、马廉颇：《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以嘉庆道光两朝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0、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于文绣：《文化研究思潮导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张岱年、汤一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陈卫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5、（美）史蒂夫·莫滕森：《跨文化传播学：东方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6、（美）欧文·拉兹洛：《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戴侃、辛未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7、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德）马勒茨克：《跨文化交流——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潘亚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9、（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刘建荣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0、（美）爱德华·霍尔：《超越文化》，居延安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21、（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2、（美）塞缪尔·P·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23、（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2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6、（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二版），杨竹山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7、（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8、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
29、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30、庄锡昌：《二十世纪美国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31、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32、卞谦：《理性与狂迷：二十世纪德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33、丁建弘：《普鲁士的精神与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4、马勇：《中国近代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5、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36、钱乘旦、陈晓津：《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7、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五、政治学著作。
1、（英）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吴之春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2、（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3、（英）约翰·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4、（美）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侯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英）约翰·基恩：《媒介与民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6、（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秋风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8、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
9、（法）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10、（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2、（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英）约翰·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何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4、（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侯健、范亚峰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15、（美）里夫斯：《美国民主的再考察》，吴延佳、方小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7、（日）猪口孝、（英）爱德华·纽曼、（美）约翰·基恩编：《变动中的民主》，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英）约翰·邓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马音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20、（英）J·B·伯里：《思想自由史》，宋桂煌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潘一禾：《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
2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杨起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23、汪行福：《通向话语民主之路——与哈贝马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意）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5、（英）贾斯廷·罗森伯格：《质疑全球化理论》，洪霞、赵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6、（美）约翰·凯克斯：《反对自由主义》，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7、（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8、（英）阿龙：《约翰·洛克》，陈恢钦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9、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30、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1、王沪宁：《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成都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2、（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3、（美）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曹沛林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34、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5、（美）欧文·M·费斯：《言论自由的反讽》，刘擎、殷莹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36、（美）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杨晓红、王家全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37、（美）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杨昌裕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六、社会学著作。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思想进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陈定闳：《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德）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5、（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7、（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8、（法）让·卡泽纳弗：《社会学十大概念》，杨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9、（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10、（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1、（英）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3、（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14、（法）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全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景天魁：《社会认识的结构与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16、王东进主编：《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
17、唐钧：《中国城市居民贫困线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李宗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9、（美）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4）1998年版 20、（美）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1998年版。
21、（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22、（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郭国良、徐建华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3、（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5、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
26、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7、杨阳：《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8、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9、（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30、（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七、新闻学、传播学著作
1、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2、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
4、吴予敏：《无形的网络 ——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5、（荷兰）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模式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美）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7、（美）约翰·赫尔顿：《美国新闻道德问题种种》，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年版。
8、（美）罗恩·史密斯：《新闻道德评价》，李青藜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9、（英）苏珊·L·卡拉瑟斯：《西方媒介与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10、（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11、（美）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2、（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
13、（美）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4、（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体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
17、（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何道宽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18、（加）菲利普·马尔尚：《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9、（英）泰玛·利贝斯、（美）伊莱休·卡茨：《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刘自雄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20、（美）罗伯特·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刘利群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1、（美）大卫·阿什德：《传播生态学：控制的文化范式》，邵志择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2、（美）约塞夫·塔洛：《分割美国：广告与新媒介世界》，洪兵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
23、（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4、郭镇之：《北美传播研究》，北京传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25、（美）T·巴顿·卡特等：《大众传播法概要》，黄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美）保罗·莱文森：《思想无羁》，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美）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熊澄宇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8、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29、（美）戴维·巴特勒：《媒介社会学》，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30、（美）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新闻媒介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1、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32、（法）洛特菲·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3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4年版。
34、（美）爱德华·赫尔曼等：《全球媒体》，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5、（美）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36、（美）威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37、（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版。38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39、（美）迈克尔·舒德森：《探索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何颖怡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3年版。40、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1、梁建增：《焦点访谈红皮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42、（法）加布里埃尔·塔尔德：《传播与社会影响》，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版。
43、（美）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丁未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
44、（美）唐·R·彭伯：《大众传播法》，张金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三篇：诚信问题是个人问题
诚信问题是个人问题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
在经过查阅相关资料后，我们对辩题的概念理解如下：诚信是体现一个人诚实的一种品德。与个人息息相关，有直接联系。个人问题是个人性格方面的问题，缘于个人心理、生理及个人技能等方面出现的不足或不当。而社会问题则是指非纯生理性的问题，是与社会因素有关的问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各种原因而产生的问题。今天我方的判定标准是：诚信问题是否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并妨碍大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接下来我方将分两个论点进行论述。第一，诚信的践行者是人，其展现.的是个体行为。虽然我们周围仍有出售有毒奶粉、食物中添加地沟油、卖假药假肉等无良企业为了谋取私利而不讲诚信的现象，但我方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企业家个人没有践行诚信，与社会并没有太大关系。无论是内诚于心，还是外信于民，都要从个人做起。在我们周围，讲诚信的事例不占少数：如古蔡嶙“无凭还金”流芳百世，陈美丽“还债告示”感动中国，李嘉诚“挂帅救业”终成巨头，小列宁“碎瓶守诚”传为佳话。古今中外，多少道德高尚的人用他们对诚信的践行照亮人类道德的星空。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少数不讲诚信的企业和个人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不讲诚信反映的只是个体心理而不是社会趋势。即使社会上存在个别的诚信问题，但讲诚信始终依靠个人践行。因此，我方认为诚信问题是个人问题。
第二，虽然诚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关键还是在于个人，解决的关键同样也在于个人。社会不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社会不能自发产生诚信问题，只有人这一特殊个体才能产生。在诚信问题上，我们并不否认，社会与个体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教育为先导，文化为依托，制度作保障，是培育诚信主体的有效途径。但培养诚信主体，促进行为主体的诚信行为逐渐理性化、法制化、制度化是解决诚信问题的根本途径。因此，解决诚信问题，社会起辅助作用，最终还是要依靠个人来解决。
最后，我方今天说诚信问题是个人问题，并不是说把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也不是否定社会对解决诚信问题所起的作用。我方只是想告诉大家，诚信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机制其主体参与者是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个人素质，以身作则践行诚信。因此我方坚信诚信问题是个人问题。谢谢大家！
第四篇：诚信问题是个人问题
正方四辩总结陈词（定稿）
尊敬的主席、评委，在座的各位观众：
大家好！
对方辩友口若悬河，似乎头头是道，但纵观整场辩论，对方辩友犯了诸多的错误，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方片面夸大人的社会性，忽视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的地位，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
二是过分夸大了社会对个人诚信的影响，只片面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忘记了内因才是根本，违反了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的唯物辩证法观点； 三是过分放大道德的调节作用。在社会生活中，道德的调节虽然是广泛的、重要的，但不是万能的。道德所能调节的社会关系，主要是社会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中的非对抗性行为，它还离不开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等等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节；
四是把所有诚信问题都归于社会，轻视个人诚信建设势必会导致个人诚信的责任逃避。
重视诚信建设构建诚信社会，我方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诚信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13亿人民中的每一个个人、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团体和政府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我们要注重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更要注重个人诚信建设，个人诚信水平提升了，诚信建设才有坚实的基础，任何的偏颇都不利于诚信社会的建设；
其次，诚信建设关键要抓落实，否则再美好的愿景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要落到实处，就要从个人做起，从自我做起，从小事做起，抽象谈论社会诚信建设，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作为肩负当代大学生，要自觉肩负诚信建设的重任，树立牢固的诚信意识，以诚信为价值取向，不断建立与完善个人信用制度。
一、我们要追求真知、创新学术科研、坚守诚信学习品德，杜绝学术欺诈、考试作弊等不良行为，做到学习、学术诚信；
二、我们要学会科学理财、守信还款，自觉抵制恶意拖欠助学贷款等不正之风，将诚信作为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道德准则；三我们要将求职自荐、签订协议、踏实工作、履行义务，把诚信理念贯穿职业生涯始终。我们要做诚信建设的模范，要在诚信社会建设中起引领作用； 最后，我们还要不断探索，与时俱进。不仅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要善于吸收外来先进的诚信文化，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推向新的高度，形成“诚信者畅通无阻，无信者寸步难行”良好的社会氛围，让诚信真正成为我们的齐家之道、交友之基、为政之法、经商之魂、成为我们的心灵良药，使中华民族的诚信道德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谢谢。
第五篇：香港问题是经济
香港问题：笨蛋，是经济
推荐这篇文章，是文章把地缘与经济的关系，以及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发展经济，按香港的实力作了分析，非常直接借鉴。但是，这位立法委员也清楚，恐怕他写得再好，也改变不了香港的大势，香港衰落恐难避免。
导读：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文中观点不见得中允，仅供参考。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就一个原因：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着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时也还充当了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联系桥梁。从八十年代两岸关系缓和算起，直到两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陆与台湾间的人员物资往来，绝大多数都会选择从香港转道。
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较长短的对手是东京，其背后自然是整个日本市场。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香港回归以后，这种有利地位却开始日渐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将此归结为特区政府无能。这个理由不成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特区政府并不比港英政府更无能。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和西方世界、以及台湾地区的联系日渐紧密，直接的经贸往来越来越容易，那么为什么还要走香港绕道呢？香港作为贸易中转站的地位从根本上讲，来源于东西方直接交流的不畅。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而非永久问题，所以自然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只不过这个暂时现象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所以经常被这一代人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对于更早的历史，人总是健忘的。
当然，我们不是说香港只能在转口贸易中心这一棵树上吊死。只要寻找到新的金刚钻，当然不担心没有新的瓷器活儿。用公司的转型来打比方：同样是做摄影胶卷的公司，面临数码照相技术的绞杀，富士公司和柯达公司就是一好一坏两个转型。富士依托化学制剂方面的基础，转型做化妆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业内的一个巨头了。而柯达选择向印刷出版业转向，偏偏这也是个被电子信息产业挤兑的夕阳产业，于是柯达转型走的举步为艰，最终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被一网打尽。香港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达？
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寻找可以做大的朝阳产业，而且要是本地有条件发展的产业。那么香港的朝阳产业该是怎样的产业？
首先说，所有低端产业都没戏。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李老板是当年是做塑料插花生意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各国产业升级路上的第一台阶。但是发家以后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产，操纵香港的土地价格一路飞升。居高不下的地价对工农业发展是致命的，没有几个企业的利润率能够应付如此高涨的用地成本。所以，除了少数小而精的高科技工业，大部分工农业企业都早早关门大吉了。当然，工农业萎缩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然的产业升级规律：香港有钱了，平均工资高了，需要维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产业就自然完蛋了。简而言之，产业升级是单行线，没有回头路可走。这两个原因限定了香港未来的出路，只能在第三产业里找，并且只能是对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业。
第二个因素是，必须是不易搬家的行业。今天的大陆显而易见是个比香港更辽阔更活跃的市场，如果一个产业能够轻易搬家，那么直接举家迁往大陆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当年红极一时的影视娱乐业。今天的大明星们名义上是香港人，实际上一年大半时间在大陆拍戏、走穴。香港发展成什么样与他们何干？真正香港本地制作的“土产”电影如今早就没了九十年代在大陆市场一统江湖的气势，就是因为人脉资金都早已流向大陆，乐不思蜀了。
第三个因素是，目标产业必须能够吸纳相当可观的劳动力数量。毕竟，香港是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一项只能让少数人暴富的产业是当不了支柱产业的。少数超级富翁和大批贫民构成的社会连稳定都谈不上，何谈发展？没错，委员说的还是房地产业。李大富翁在房地产业里赚得盆满钵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还是鸟笼，连内地许多大城市的居住条件都赶不上。这样的产业继续畸形繁荣，对香港实在不是什么好事。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已经看出问题了。上述的几个考量因素之间是有矛盾的。比如，一个产业如果在香港吸纳大量的劳动力，那它就必然背负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导致竞争力下降。
还是前面那句话，两难的选择，不是要证明香港的产业转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说，产业转型，无论在哪里都是要经过痛苦的调整、牺牲，承担相当的风险，在不同的因素间走钢丝的。坐在家里就能日进斗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牺牲，才有回报的。当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条件，只要愿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还是很多的。比如，旅游业就是一个可选择的目标产业。香港毕竟是一个比出境游要廉价方便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几个条件的产业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问题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发展模式的转变还没有意识，没有这个心理准备。从很多角度来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态甚至可以称得上“不知死活”。从前两年开始，我们越来越多的见到香港市民同内地游客之间发生冲突的新闻。随便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将内地赴港游客称为“蝗虫”》、《香港导游辱骂内地游客》。
很有意思。旅游业是香港这几年少有的景气行业，可以说代表了香港产业转型的希望。可是屡屡爆出的负面新闻让人觉得，香港不过是一个和内地许多劣质旅游开发区类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对待本地的旅游行业信誉，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问题。新闻很多了，这里不再附送相关链接。内地人到香港大批量采购奶粉，许多商店货架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舆论的反响不是“商机难得，扩大进货”，而是“内地人抢了我们的奶粉”。作为一个以转口贸易起家，以自由贸易为荣的商业城市，竟然闹到要动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户购物……这让人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清朝：获悉外国商人大批采购瓷器丝绸、市面上货源紧张的消息，清政府的反应不是扩大生产，而是禁止商品出口。当年的清朝没有受过资本主义洗礼，尚属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员以为，上述事实足以说明，大多数香港人不知道香港发达的原因。他们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骨子里还是盯着眼前一亩三分地的小农心态。他们口里以贸易中心为荣，实际上却不知道（或者不关心）这贸易服务于哪个市场哪个客户。他们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托大陆市场的结果。所以，他们是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发展起来的。今天的他们又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停滞不前。那么委员当然可以预测，他们也将在迷茫中稀里糊涂的衰落下去。
当然，许多香港人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更喜欢将今天的停滞归罪于特区政府。声称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样子，就是因为特区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平差。
这是很荒唐的。特区政府事实上和港英政府毫无区别，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归前的港英政府是个确凿无疑的殖民地政府，没有决策权，只有执行权。做决策是英国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虑如何执行英国政府的决策。在香港回归的时候，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会的稳定，中国政府承诺，香港现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变。这意味着，香港特区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样，仍然只是一个殖民地政府。基于各方面因素考虑，中国政府从未大幅调整香港特区政府的架构和工作模式，赋予其决策的能力。
那么谁来替香港做决策呢？是中国政府么？我们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诺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国政府除了在少数基本问题上保持发言权，以此体现主权之外，在大多数具体的政策问题上并不愿插手香港内部事务。
所以这就是香港特区政府的问题，它是一个殖民地政府，上面却没有了宗主国。它无条件保留了英国人留下的施政纲领，没有能力根据经济形势变动予以调整，就像一辆卸掉了方向盘的汽车。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艰难。
要理解香港特区政府的这一缺陷，我们可以考察一下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美国政府的反应，对比98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的反应。08年华尔街搞出危机的时候，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抛弃了之前一直高调宣传的“政府不干预市场”的口号。为了避免通货紧缩风险和全面的经济崩溃，美国政府立刻插手干预市场。反正干预市场也罢，不干预市场也罢，都是政策选择而已。对于美国政府，这不过是一张纸上写什么字的事儿。现在改几个字也没什么，毫无心理压力。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决策就艰难的多了。当时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后来的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他自己事后回忆说，他觉得政府干预市场违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预市场经济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以致于在宣布救市决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头痛哭。曾荫权的心态就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官员的心态。他从未掌握决策权，只能把上级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国政府布置的政策当圣旨来遵循、来信奉。如果英国政府命令改变这个政策，他什么话也不会说。可要他自己违背这个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样。
从这个角度上讲，索罗斯当年攻击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给香港特区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压力，以致于这个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认识到需要做点什么来自我保护。如果他能够用温水煮青蛙的手段来炮制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或许真未必有这个自卫的意识呢。
这方面的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港币的汇率问题。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根据英国人的决策，港币汇率盯紧美元汇率。香港回归后这个政策依然连续。实际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员退休后反思，认为应该适当调整汇率，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可就是没有一个金融官员能在任上做这个决策，所以今天的港币汇率依然盯紧美元，仅在小范围内允许轻微浮动。
当然，要说特区政府的政策完全没有变动，这也不确切。实际上，香港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轮子转向什么方向，完全取决于轮子压过什么样的坑。这个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过，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脸，一日三变。没有一个稳定的决策方向，盲从民意的结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庄丰源案：这是内地产妇赴港生子，然后援引基本法规定，要求给孩子授予香港特区居民身份的滥觞。当时的全国人大就给香港法院建议，提醒他们此例不可开，否则后患无穷。可是这个建议被公之于众后引发香港舆论强烈反弹，认为这是中国政府试图操纵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顺应民意，裁定产妇要求合法。十多年后，香港大小医院几乎被大陆产妇挤爆，香港民众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释，不再允许赴港产妇的新生儿获得特区居民身份。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现类似的行为。三月初，香港民意强烈反对内地游客强购奶粉，香港政府于是下令无限期禁止游客携带大量奶粉出关。违规者将被课以高额罚款，并没收所带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滞销。一个月之后，香港政府改口说禁令颁布一年后要重新检讨。然后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说半年之后重新考虑禁令问题。而据赴港游客反映，香港海关现在对携带奶粉的查禁已经形同虚设。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香港一些舆论喜欢批判说香港今日的经济不景气是因为香港特区政府不遵循民意。从以上的诸多案例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第一，香港繁荣与否与香港民意无关，港英政府时期何曾在乎过香港民意？香港繁荣和中国大陆的发展状况倒可以说息息相关。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从民意，如同蒙着眼睛的毛驴，绕着“民意”这个磨盘打转。第三，正是因为特区政府盲从民意，才导致重要的决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规、无力改革，无谓的琐事上却被泛民派绑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扰。香港居民则被这两派政客演戏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么，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是否可以扭转这个趋势、带动香港经济成功转型呢？委员对此也不乐观。香港舆论对于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怀有极大的抵触，对内地普通游客横挑鼻子竖挑眼，归根结底是优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铁上能不能吃东西”的问题。内地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东西，引发同车香港人不满，最后演变成内地游客和香港人的对骂，然后又变成了“游客素质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的大讨论。加微信huarenLife168,可几乎就在那同时，有人见到西方游客在香港地铁上吃喝，同车香港人却是一片沉默。所以，什么素质问题、公德问题、乃至法律规定问题，都是表面问题。实质是香港人面对内地人时的优越感问题：“我们是富裕先进开化的上等人，你们是贫穷愚昧闭塞的下等人。我们怎么能对你们委曲求全？当然应该是你们曲意迎合我们才是。”香港人只要还有这个心态，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介入香港内部事务的行动都只会招来更强烈的反弹。健康的、可持续的改革，必须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础之上。现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没有理性决策的能力，改革从何谈起？要想改变这个心态，香港的经济状况至少要跌落到明显低于中国大陆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优越感。
这就是委员说香港的未来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没有能力走这条路，也不接受中国政府带路。这是个死结。
嗟尔香港，气数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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