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第一篇：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 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二． 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一个“醉”凸显了嵇康不拘小节，放诞任性的一面，“玉山将崩”的醉态将其表现得更为洒脱飘逸。魏晋名士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美男子，“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刘玲虽长相丑陋，但其悠悠忽忽的样子不也是清新脱俗吗？其土木形骸的不修边幅不正是心近自然，放诞不拘吗？似可这样说，嵇康是内外兼修，刘玲是自然之气自内向外散发。

至于在生活中，一来表明对名教的反抗，二来也表明自身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名士更是放诞不拘，表达了真性情，散发了真气质。“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刘伶嗜酒，其妻劝诫，刘玲则说戒酒须请示神明，当妻子备酒肉于神前时，刘伶却说他喝一斛酒需要五斗酒来解，然后就拿酒肉享用去了。这个诙谐的故事反映出刘伶不羁于世俗的放达性格。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遭遇母丧，理应戒酒戒肉，然而他却不管什么礼教，神色自若，饮啖不辍，他将大悲隐于内心，却大声疾呼“礼岂为我辈设焉”。魏晋士风最突出的体现是放达洒脱，表现于人格即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时局动荡，名士们志不得逞，还要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一步不慎可能就此身殁，于是他们隐在山林之中聚饮啸歌，他们不能挑战权威，只能挑战世俗规范，以此来完成向自由世界的飞升，彰显自己的价值。三．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度与玄学

经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汉末已经式微，魏晋时期玄学代之成为引领文人思潮的新的哲学范畴。究竟什么是玄学？刘跃进主编的《中国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对玄学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玄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冯友兰在《新原道》第七章《玄学》中说：“玄学是老庄哲学的继续。”但值得注意，玄学源于道家，却不能与其归为一派。玄学从产生到衰落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与东晋玄学。

阮籍和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自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对虚伪的名教予以激烈的批判，他们任性而为，塑造了深远的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

所谓名教，它的含义并不是指儒家思想，也不是指某个政治集团所推行的方针政策，而是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人们必须生活其中的政治伦理实体。正是因为其不可选择性，当其出现名不副实的虚伪状况时，人们便会以一种反感的心态待之。“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诗人的孤独和焦虑反映的是世事的无常，信念的倒塌，于是，所有的情绪都要找一个出口，这就是玄学。玄学中的养生清修，仙游世外着实能鼓舞苦闷焦虑的魏晋文人，吟啸山林赋诗饮酒不也是人生的复归吗？在那样一个时代，文人普遍摒弃了出仕的强烈愿望，而是转而细心体察自我，了解自我，提升自我，从而至少在精神上保全自我。所以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如果说放诞的行为举止是魏晋文人复归自然的外在表现，那么走向玄学则蕴含了魏晋文人寻找自由的理性思考。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就了卓尔不群的魏晋风度。四． 清新脱俗——魏晋风度之美

李泽厚说，魏晋时代“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究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

清新脱俗，不单指容貌上的隽秀，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风骨，或者说，风度。魏晋名士对世俗的鄙夷是通过不同的维度体现的，或为放达的处事行为，或为飘逸的玄学清谈，一如阮籍穷途而哭，又如嵇康打铁灌园。对于美的风尚的形成，首先在于魏晋名士如何看待美，把什么理解为美。在他们眼中，名教为丑，自然为美。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他们虽不能在建功立业中收获人生的壮美，那就权且寄身山林与诗酒。人们说汉唐气象，是因为汉唐文人有着关怀苍生的宏大理想，而人们称魏晋风度，不过是魏晋文人将目光着重于自我罢了。这没什么不好，毕竟凡事总是两面的，不能参与政治的遗憾却唤醒了汉族文人久违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

魏晋名士开创了一代美学理想，为后世艺术也扩展了境界。文人画的写意，山水诗的清朗，草书的狂狷，无不汲取了魏晋风度的精髓，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雅”的美学取向，提升了艺术的纯粹性。更重要的是，魏晋风度所传达的美彰显了人的自由，这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

五． 千年流芳——魏晋风度在今天

当今时代再不是魏晋，但魏晋风度值得继承。

欲知魏晋风度的现实意义，首先要明白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如今，人们被太多的世俗利益羁绊，在商业世界中奔走忙碌，似乎早就忘却了自我与自由，自大地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自由，可支配收入这个词造的好，有了收入就能支配，能支配就能自由，逻辑严密，颠扑不破。然而，在这一番追逐与折腾后，殊不知错过了许多价值，最重要的是错过了自我。其实不难发现，现代人做事的动机大半与他人有关，在对别人迁就，妥协，委身，屈从中换取可怜的安全感，面对久已形成的秩序敬仰有加，不敢越雷池半步。稍微看一下魏晋名士的做法，就会明白，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向内发现的，价值只有被自我接受才成为价值，自由只有被自我体验才成为自由。现代人不是没有认清自由的意义，而是选错了寻找自由的路径。魏晋风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始终是指向自我和解放自我的。它提供一种处世的方法，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面对险境的心态。魏晋名士们正是从自我出发，一眼就看到了自由的终点，所以嵇康在刑场上还能泰然高奏一曲《广陵散》，那一刻，死亡对他也是解脱，也是自由。

魏晋风度形成的过程，就是自由的历程。

第二篇：“魏晋风度”中的酒文化

“魏晋风度”中的酒文化

酒文化是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出现几乎与中华文明同步。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其发展历程与经济发展史同步。然而，酒不仅仅是一种食物，它还具有精神文化价值。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它体现在社会政治生活、文学艺术乃至人的人生态度、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讲，饮酒不是就饮酒而饮酒，它也是在饮文化。酒文化发展到魏晋时期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体现在魏晋名士身上的那种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精神气质，被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的一个重要道具和象征之物，就是“酒”。

当时的社会，战争频仍，疾疫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普遍感到生命短暂易逝，而此时道家思想又带来对生命的悲观，“忧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思潮。而由于饮酒可麻痹中枢神经，使人身心放松，暂时忘却忧愁，并可以尽情地发泄内心的喜怒哀乐，于是饮酒便成为魏晋士人解脱忧愁和烦恼的最好办法。饮酒之风遂盛，并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魏晋酒文化。酒实际已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主要工具和魏晋风度的重要内容之一。

曹操的在《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吟诵中，开始借饮酒寄托时光易逝，渴慕贤才来辅佐成就统一大业的人生感慨。

正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则是魏晋饮酒的代表。《世说新语-任诞》这样记载：“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他们个个嗜酒如命，留下了许多悖于世俗的饮酒故事，而以阮籍为甚。关于阮籍饮酒的故事，史书记载很多。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城府颇深的阮籍，既不满司马氏的虚伪与阴谋篡权，但又不愿公开反对司马氏，于是阮籍便装糊涂，嗜酒佯狂。“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遗落世事，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焉。”（《晋书�9�9阮籍传》）“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司马昭）初欲为武帝（司马炎）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我们发现阮籍是装糊涂的高手，在他佯狂装醉的六十天，内心需要承受多大的煎熬痛苦。他的醉酒是既想坚持本真本我，同时又无奈。是逃避现实，躲避政治迫害的形式。《晋书-阮籍传》中记载：阮籍正与人下棋，听闻母亲去世的消息，对方请求停止，阮籍坚持下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母亲下葬时，他吃了一只蒸猪，喝了两斗酒，然后与灵柩诀别，话说罢了，又一声恸哭，于是吐血几升。伤害了身体，骨瘦如柴，几乎丧了生命。阮籍是这样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表达爱是从自己情感出发，他不愿为了迎合礼教而去表演给人看。这时他的饮酒是排遣丧母后内心巨大苦痛的手段。

还有阮籍侧卧酒家女旁却坐怀不乱的记载：“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世人也不以为阮籍不正派。我们可以看到他并不是酒后乱性之人，对邻家妇人没有丝毫不礼之处。虽醉酒，睡在邻家美女旁边，仍保持君子风度，可见他不是无德无行之人。他的醉酒，只是超脱的表现。

魏晋名士饮酒不分场合，不分时间，纵酒放荡，不管为官居家，都毫无节制地饮酒。《世说新语》记周伯仁喝酒曾经三日不醒，当时人称之为“三日仆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阮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偶尔会有群猪上前，于是人猪共饮此一瓮酒。

竹林七贤另一著名酒徒刘伶，则更是纵酒狂饮，放达不羁，有时甚至到了装疯卖傻的地步。《世说新语》记刘伶常常纵酒放达甚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刘伶说，我以天地作屋子，以房间为衣裤，诸君为何要跑到我的裤子里来窥探呢？

魏晋名士也充分表达饮酒带给他们精神上的快感。光禄大夫王蕴说，酒正好能让每个人在醉眼朦胧中忘掉自己，“酒正使人人自远”。曾任会稽内史的卫将军王荟云：“酒正自引人著胜地”。酒可以把人引入到一种忘掉现世，忘掉自我的绝佳的境界。

王孝伯曾有言，具有点睛之妙：“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被当时人称为“江东步兵”的张翰，因为他嗜酒放荡，如同步兵校尉阮籍。有人问他，你怎么可以如此放纵而不顾及身后的名声吗？他回答说，与其身后留美名，还不如让我现在纵情喝酒来得痛快！曾任吏部郎的毕茂世，因常常饮酒被免除职务。曾云“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人，他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尤其是他的组诗《饮酒》二十首，表现了诗人对现实和人生的深刻思考。这些诗或以醉人的语态指责黑暗腐朽、是非颠倒的上层社会，或是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或是表现诗人退居官场后怡然自得的心情。

魏晋名士尚清谈，重虚无，而魏晋风度的哲学思想则是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与传统儒家思想相比，儒学注重现实，要求恪守礼教，强调为社会为群体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参与精神。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则不同，它追求精神上的无羁无束，自我人格的极度自由。而这点又是因为雄心壮志在现实无法实现，于是只能放弃理想转而追求人性最大化自由。他们借助饮酒，在看似放荡不羁中彰显个性，彰显性情之美，真实之美。他们意识到在儒家注重的社会角色之外，还有真实的自我个体的存在，在社会理想无法实现时，他们被动地无奈地选择回归自我的精神家园和自我空间。正如梁昭明太子萧统说：“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集序》）。“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醉酒后个体生命的觉醒，人格的自由。陶渊明《饮酒》其五写道，青松长在东园，众草杂树遮掩它的容姿。可是一旦严霜降临，众树纷纷凋零，唯见孤松卓然挺拔，人才称奇。独自饮酒，想着自己的一生，好象在梦幻里。人生岂能被尘俗的羁绊拘牵！诗人正是在追求这种不流于俗的卓然挺立中获得精神世界的自由与独立。

魏晋风度是人的觉醒。所谓“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的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逃避与张扬，压抑与觉醒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魏晋名士之风流。

第三篇：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第四篇：魏晋风度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魏晋风度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

环境工程101 陶涛 201008340230 摘 要：自古以来，我国便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有特点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兼收并蓄，推陈出新，而日趋丰满。具有起承转合功能的文化,对民众的衣食住行有着莫大的影响。本文将以魏晋服饰文化为例，试图古代服饰文化做一定的研究，并对其与民族文化交流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探讨，望对相关性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民族；文化交流；服饰

服饰作为文化的一种外延，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和精神风貌。魏晋时期社会变迁，服饰从开放到简约，由“推行”走向“禁止”。本文拟以魏晋时期服饰变化为例，在查阅历史文献、异志小说等的基础上，加之最新考古资料来探讨不同时期，简要探讨民族文化交流与中国古代服饰变化的关系。

一、魏晋时期服饰变化及其特点

魏晋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并蓄古今、博采中外，创造了繁荣富丽、博大自由的服饰文化，而身处其中的宫廷和上层社会妇女即贵族女性，除律令格式规定礼服之外的日常着装更是极富时代特色，引领女装潮流，出现了神秘高耸的帷帽、潇洒伶俐的服饰、轻巧袒露的薄纱衣裙等新奇大胆的装束。整体看来，魏晋女装主要有三种组合变化，即孺裙装与女着男装。女性装束多与隋代相近，上穿小袖短孺，披帛，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用绸带系扎，以后数百年虽屡经变化，且受到别样流行服式冲击，但始终保持孺裙这一基本样式；来自异域的服饰以其全新的形式受到广大贵族女性的青睐，在此风气影响下，女着男装也盛行一时；后来更多地恢复了传统，经过改制的宽衣大袖的孺裙装又成为妇女的主要着装形式。

魏晋时期对衣冠的接受态势是显而易见的。据考古资料证实，在陕西乾县水泰公主墓出土的石刻、陶俑中，有很多身穿华服的妇女形象，她们通常身着翻领窄袖袍、条纹小口裤(易于劳作)和软锦靴，极具异域特色。《新书·舆服志》兑：“妇脾衣斓衫，而仕女衣服。”除此以外，还出现了人兴帽等社会现象。所谓帽，实即西域地区的浑脱帽，一般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也有用“鸟羊毛”制成的，帽子的顶部略成尖形，周身织有花纹，有的还镶嵌各种珠宝《旧书·舆服志》载:“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帽，靓妆露而，无复障蔽于庶之家又相仿效。”

魏晋时期所谓的服饰，主要指的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契丹和女真所着的衣装。出于政治和其它方而的原因，魏晋长期受到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时常处于对峙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同时又是不容忽视的。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仿效。

从文献记载和传世的有关实物、图像来看，魏晋时期的妇女服饰是趋于拘谨、刻板和保守的，式样花色也不丰富，色彩也不那么明快鲜艳，给人的感觉是质朴、洁净、自然、规整换句话说，此时女子服饰的潮流以奢华转为典雅、简朴。

二、原因简析

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认为，贵族女装、大胆时尚是国力强盛、社会开放、文化发达的产物，这种解释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备，因为它无法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多变开放的贵族女装恰恰产生，而不是国家大分裂时期？而后世为什么被禁，妇女服装走向简约？双轨制的服装格局又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制约？借助可考文献及其其他相关数据，笔者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请各位批评指正。

民族之间的交融渗透早已突破了单

一、因袭的传统格局，诸化成为现实。丝绸之路的重新畅通，将当时世界诸多文明形式引人，在积极吸收这些文明成果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盛极一时；此外，王朝建立以来，以儒学为主，薄于儒术而归心于佛道，则以佛教治国，道教大炽等，形成了儒道佛三家并立的文化新格局，其他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也纷纷在找到了适宜发展的广阔空间，这样使人们的价值取向进一步突破传统儒家的桎梏，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正是异国文明、宗教文化与本土传统相互交流影响，造就了兼容并包、平等开放的独特的社会心理，使自我认同感加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敢于冲破陈旧观念，勇于接受新鲜事物。

再之，据《六典》记载，和政府来往过的国家，曾经有二百多个，有回给人、龟兹人、叶蕃人、南诏人以及日本人、新罗人、波斯人及阿拉伯人等等。随着大量外国人和周边少数民族的交往，必然带来各种文化的意识形态碰撞和交融，服饰文化必受其影响。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使得其服饰带上了奇特的异域风采。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新疆叶鲁番阿斯塔那出上的绢画中有许多穿这类服装的妇女。开元年间，服之风盛行。妇女皆著服帽，有浑脱帽、搭耳帽、卷檐毡帽等形制。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形，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女装风格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渐渐的，有宫人们骑马而目“有衣男子衣而样”的，也有妇女“靓妆露而，无复障蔽”的，这种盛行的女穿男装的风气，就是当时对外文化交流的结果。

建立初期，辽、西夏和金朝分别在中国北部和西部的开发中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并在社会文化的某些方而日益接近宋朝，甚至有些习俗还被人民所吸取，成为人民习俗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统治者屡屡对百姓发布禁令，但当时的服饰已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会生活中伴随着民族间的不断融合，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因此，继续盛行不足为奇，实际上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与下层民众反应不同的是，当权者，因袭春秋大义观念影响甚深，认为以夏变夷才是正义，以夷变夏则为汉人所不耻。尽管这种抑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效力，使服饰类型按照礼数和伦理的要求转向了拘谨和保守的风格，但事实上，服饰依然沿袭其风。谈及此种情形，或许朱熹的一句话能清楚地予以阐释:“金世之服，大抵皆此。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土冠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果不其然，服装大抵只有“祭服”、“朝服”或提倡但不太流行的“深衣”等还保留了制外，其他都是从变化而来或受其深刻影响。

诚然，社会开放的程度不及盛时期，但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个土朝，其社会政策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开放的遗风，并非因循保守、封闭呆板。众所周知，以后民族文化融合的又一加速推进时期。虽然这种融合充满着被动与强迫、战争与血污，不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是在一种平等友好气氛中主动进行的。尽管统治者对于这种民族文化交流的趋势心存畏惧心理，然而各民族间习俗的杂糅，已为大势所趋。不过不同的是，国内环境要纷乱得多。它处在一个北方游牧和少数民族不断崛起的时代，其北方先后有辽、夏、金的不断雄起，这些晓勇的游牧民族与地处中原的汉族发生着或和平或战争的交往与对峙，使得宋代整个社会环境不够安定。而对来自这些游牧民族的袭扰与劫掠，宋代权贵们的忧患、敌对意识与日俱增，自然不可能产生统治者的淡定、从容和大度。这种严峻的社会外交环境使它做不到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相勺_开放，因而表现在服饰方而，就是官方主张禁止其的盛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予以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吸收。

三、总论

服饰是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着装是根据社会形态、文化背景及生活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地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并形成诸多不同的类型。

服饰文化是民族精神外化的一种体现，更是民族心理折射的一种反映。民族精神和心理反过来又促成了服饰文化现象的形成，并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提通过服饰这一层而的表现，开放、恢宏、包容的气象显现无疑；而宋代保守、精细、雅致的特色也鲜明呈现。在融合与对立的民族关系交替影响的中国封建社会，不仅是一个繁荣的王朝，更是一个开放的时代。这一时期所实行的一系列对外政策、措施，不仅扩大了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其他各国的交往，提高了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地位，而且给社会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进步。虽同样都处在封建社会的高峰期，但宋代社会却动荡不安。曾经强大的实力出于内耗严重，到宋代已是有名无实，它无论如何也没有实力继承气魄了。相反，开放加强了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在帝国的雄厚荫护下，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发展，此消彼长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人变化这就使宋代社会心理中的忧患和敌对意识滋生蔓延，反映在对服饰的审美选择上，出现了与人为不同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书店,1997 [2]傅乐成.魏晋型文化[A].中国通史论文选[C].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 [3]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王巧玲.魏晋妇女日常服饰与对外文化交流[A],浙江万里学院学报,第21卷,第1期,P43-45

第五篇：魏晋风度成就一代书风

魏晋风度成就一代书风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背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魏晋风度。这些独领风骚的魏晋士人，以他们的特有的况味，为后人所敬仰和研究。就书法而言，没有“魏晋风度”，便没有名垂千秋的钟、王的书法成就。

我们知道，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士人自由精神的释放，个性与灵感的喷发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魏晋风度中，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主体意识的凸现。所谓对自然的鉴赏，“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其实就是摆脱前人的困缚，直接到大自然之中，获得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满足。而作为人精神世界的外延——书法艺术，也必将在不自觉之中，蕴带此种意识，使书法不再只是“犹可记文”的记事字形，或字形优美的方法，而是上升到一种只属于书法家自身表情达意的艺术表现形式。

正因为魏晋士人的“风度”，才出现魏晋时期书家辈出的局面，书体不再被传统汉隶所禁锢，而逐渐从实用流便发展到表现书家的个性情感，从传统的篆隶迅速演变出真、行、草书，形成众体兼备、同登书坛舞台的局面。在众书家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过程，到东晋王羲之的出现，魏晋书法真正步入了一个辉煌时期。魏晋书风的成因，还在于此时书家在书法理论上的突破。魏晋开始，对“书”进行文化艺术意义上的欣赏与品评，渐在士人间形成风气，且对书的论述文章也每每有见，虽然其主要内容围绕着“体象”和书法品评展开，但其深层核心乃是将“书”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行为，富涵着作为文化人对这种惟己拥有的生命形式的精神感受。下面摘录几段关于“书”的解说：

操笔傲墨，抵压锋芒。彪焕磥硌，形体抑扬。„„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飘渺。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

——西晋·成公绥《隶书体》

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蒪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字势》

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

——东晋·卫铄《笔阵图》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

以上四则书论，由“操笔傲墨”到“睹物象以致思”，再到“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最后“心手达情”，实际上构成了完整的艺术上的书法创作论。

魏晋书法理论的出现，给书家们解决了书法研究方向上的问题，即所谓“心手达情”。当然这期间也在于互通研究体会，以求书法的长足进步，可谓“挽横引纵，左牵右绕”。

以上两点，实际上是解决了“情心”与“手心”的问题。所谓“情心”，就是书法创作者的心灵境界，而“手心”则是创作者在书法创作时所运用的具体技巧，这两项都是书家所必须同时追求的。“心手合一”是艺术创造的至境。

我们畅游魏晋书法之长河，一幅幅天然妙作展现于眼前。我们从钟繇的书法中，体味出一种瘦劲、古雅与天然之美；也可以从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中，感受到一种流便洒脱与飘逸之美。由于书家辈出，众体兼备，在相互交融中，魏晋书法终于摆脱传统之束缚，新书体终于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士人书法创作者笔下创造出来。范文澜是这样总结的：“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统，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取汉魏书家的精华，更重要的在于脱化钟繇的书法境界又创新境。”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内最为完整地体现了魏晋风度，但又未流于疏狂，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要求。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论曰：“右军开凿通津，神摸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虞世南也根据“二王”的书风总结道：“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撰其理，依拾家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

魏晋风度成就了一代书风，此种书风蓄势蔓延。直到东晋中期出现像王羲之这样的“书圣”级人物。新书体的登台，为隋唐的书法登峰造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后世书法的楷模。然而，魏晋风度为何有如此之魔力，使书法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其一，心的感悟。我们知道从曹魏到东晋整个时期都是一个精神自由的大解放时期。尤其到了东晋，是士族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解放时期。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东晋书风便是这自由与解放的“充盈着精神人格的象征和表现”。不过这种象征和表现是以魏晋时期的特有形式出现的——简约玄淡、潇洒脱俗，体现在书法艺术中更表现得浑远自如、优哉游哉。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的：“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魏晋书家，大多崇尚玄学。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由虚静心态，再由神思创构而成。所谓“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正与魏晋玄淡的一大特色“心悟”相契合。“心悟”带有直观体认的性质，反映到艺术的创作上，往往是“道”的内涵与“艺”的生命，游刃于虚，使玄理与空灵的想象巧妙地结合。

其二，是魏晋士人的隐逸思想的影响。我们所知的“竹林七贤”便是典型代表，他们逃隐山林，与山水为伴，饮酒吟诗作赋，挥笔书画，一派悠然潇洒飘逸之感。我们的确欣赏过魏晋士人的高逸与阔气，将其赞颂为任诞和自然，却往往忘却了士人的内心世界怀有深深的痛楚和百般的无奈。那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们切身地感到人生沉浮无常，飘忽不定，即使是拥有权势的高门士族甚至皇族，也难逃血腥之灾。士人对生命怀有深深的忧虑，对人生寄以深深的眷念，阮籍的《咏怀》诗表达了这样的心态：“但悲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陆机感叹：“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王羲之更直接地道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正是因为痛感人生的短促无常，名士便借酒浇愁，倚酒逃世，尽情享受人生。他们认为政治与他们无关，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向往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说：“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义。”士族隐居的目的是“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变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踪，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庇物以激其情”。嵇康在外做官几载，最后还是弃甲归田，有诗为证：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书圣”王羲之也难逃此“套”。有书记载，他“誓墓辞官”后，便与东晋士人们营山水弋钓之娱，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游名山，泛沧海，情不自禁地叹曰：“我当卒以乐死。”摆脱物俗和功利，追慕逍遥自在的理想生活。这种对自然的衷情，自然促成了他书法的清新洒脱、英气爽发、飘逸不群的风格。

其三，是魏晋时期的艺术已经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状态。鲁迅先生总结魏晋时期是“文学的为艺术而艺术”时代，这种提法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魏晋士人已开始追求艺术之美，我们不谈其性，至少作为艺术品而言，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已开始注意美的凸现，情感的抒发，这样的作品必将产生美的感受与愉悦。书法艺术亦然，书家不再满足文字书写、笔法的规范严谨，而是以简约和流便的线条来表达一种美。二是魏晋士人的艺术思维已经进入了“自觉”阶段。所谓“自觉”，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没有外界作用的一种思维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潜在和不可阻拦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作用在哪方面，哪方面就出现惊人的效应。我们欣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时就可以感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流露出种种风情状貌：“精驰神纵，超越优游”，“力屈万夫，竭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这是真正把书法这种“线的艺术”高度纯粹化，走向极致，走向巅峰，走向魏晋风度的结果。正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所总结的：“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简而言之，魏晋艺术是在这块鲜血淋漓，充满恐惧哀伤、痛苦感叹的土地中凝结而成，当然，它与魏晋士人慷慨任诞，慰藉安息，执着人生又超然事外的高超精神以及智慧品格是分不开的。

魏晋书家也恰恰是在魏晋风度这个特殊的精神状态下，创造了彪炳和震撼中国书法历史的一代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