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第一篇：《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陈红岩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 0041)摘要：《诗经》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后人文入模仿．借鉴。魏晋时期，曹操其四言诗对《诗经》形式及艺术表现手

法的借鉴，陶渊明诗歌形式到题材对《：诗经》都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诗经》对曹操、陶渊明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巨大 成就的获得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关键词：曹操作品；陶渊明作品，《c诗经》；影响

《诗经》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被后世文人模仿，借鉴。魏晋 的不少文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或为叙事，或为抒情，或为明理，常直接引用《诗经》成句，或化用《诗经》的诗句。下面着力谈

一下《(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和陶渊明的影响。一，《诗经》对曹操的文学作品的影响 曹操四言诗今存八首，从题材内容看，主要有述志、纪事、咏

史三类。读其诗歌，可以发现从形式上、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上到

比兴手法的应用上多受《诗经》影响。1．形式上的借鉴。《诗经》在形式上多数是四言句，可算是四

言诗之滥觞。曹操四言诗从形式上看仍保留着《诗经》中二句一

行、四句一节的章法。曹操四言诗还借用了《诗经》中的成句，化句为用。如《[短歌行》其二，引用了《诗经·郑风·子衿》。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和《[诗经·小雅·鹿呜》“哟哟鹿鸣，食野之 萍”，表达了曹操招纳贤士的迫切心情。2．借鉴《诗经》中的艺术表现手法。曹操的四言诗之所以能

在汉末诗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是因为其内容上的深刻新警，是《诗

经》直面现实的创作精神的体现。如《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

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

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巳。盈缩之期，不

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领大军征伐当时东北方的大患乌

桓。这是曹操统--：It：方大业中的一次重要战争。远征途中，他写

下了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属于《相和歌·瑟调曲》)。这一 组诗包括五个部分，其有中《观沧海》、《龟虽寿》。写出曹操北

征乌桓时的体验及复杂心态，我们可以感受纠他奋发进取，立志

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曹操咏史诗紧密联系自己的现 实体验，从现实出发，以咏古人方式写己心，这就是曹操咏史的 基本特点。

3．曹操的四言诗还借鉴了比兴的手法。比兴的运用，《诗经》

可称之为典范，曹操四言诗亦多用比兴。《短歌行》中大量使用 比兴手法：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

故，沉吟至今。哟哟鹿呜，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

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阙谈禳，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鹤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

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全诗从感慨人

生不永恒这一主题入手，强调时不我待，末丽句“周公吐哺，天 下归心”，点明主旨在求贤。诗中比兴既多且生动，使全诗韵味

深长。从“譬如朝露”到。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比喻精妙，含

义深广，形象性强，使全诗洋溢着动人的基调。二．《诗经》对陶渊明诗文的影响 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在《c与子俨等疏》中云：“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 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这都表明陶渊明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他在 《饮酒》(十六)中又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六经”即 《诗》，《书》、《礼》、《易》、《乐》，《(春秋》。可见，“诗兰百”是在

陶渊明的开卷之列的。那么好读书、善作诗的陶渊明从我国这部

古老的诗歌总集中汲取养分就不难理解了。下面试就《诗经》对

陶渊明创作的影响作一简要的归纳。1．《诗经》在陶渊明作品中的呈现 陶作中，直接引用《诗经》原句处不多，仅见一处，《与子俨等 疏》的篇末：“《诗》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出白程诗经?小雅? 车》)。还有把《诗经》句子“改造”过运用到作品中的几处，比 如《拟古九首》(之三)：“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诗经?邶风?柏 舟》为“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又如，《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 君传》：“所以战战兢兢若履深薄云尔。”《诗(经?小雅?小》为“战

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陶渊明作品中化用《诗经》诗句，借用其意(包括词意和篇意)者较为多见。陶作《归去来兮辞》：“复

驾言兮焉求?”驾言，代指出游。《诗经?邶风?泉水》：“驾言出游。” 2．在题材方面，《诗经》对陶渊明创作的影响

“早在先秦，田园诗就已经在《诗经》中出现了。只不过人们 往往不称其为田园诗，而称其为反映农业生产或生产劳动的诗”，即农事诗。如《臣工》、((噫嘻》、《丰年》等等。

我们以陶渊明最具代表的田园诗来看《诗经》对陶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乱荡不安，官场黑暗，陶渊明“三仕三隐”，最终走向田园，他的一屿诗作如“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c归同 田居》其一)、“展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山

涧清且浅，可以濯我足”(《归园田居》其五)，其中包含着和《诗经》 的相关诗篇相似的欣喜与轻松感。另外，《(诗经》中的一部分诗篇

还描写了下层劳动者艰难的生活处境，如Ⅸ豳风·七月》描写了

农民从正月到腊月，农耕打猎、采桑织布、凿冰舂谷、索茅修屋。

没有一刻闲着，而最终却。无衣无褐，何以卒岁”。陶渊明在归隐 后期，也深深体会到农民的辛苦，“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

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

于西田获早稻》)，那些不被垂青的农村题材的诗作，为陶渊明赢得

了声誉，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参考文献：

【1】洪湛候：诗经学史(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5】夏传才：曹操集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t986．

【4】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印m讪惦me翠茹I．117· 万方数据 《诗经》对魏晋时期诗人曹操、陶渊明诗歌的影响

作者： 陈红岩

作者单位：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刊名： 中国经贸

英文刊名： CHINA BUSINESS MONTHLY 年，卷(期)： 2010，(4)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4条)1.洪湛侯:诗经学史(上)[M].北京:中年书局,2002.2.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3.夏传才:曹操集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4.袁行带: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相似文献(0条)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gjm201004082.aspx 下载时间：2010年5月24日

第二篇：《诗经》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诗经》对后世诗人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一直以来我对《诗经》总是怀着一种类似于敬仰神灵的感情，总觉得它不仅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远，还蕴含着深奥的意义，不是我们轻易能理解的。就像远古时期的祭文，拗口而生涩；又像那些跳着祭神舞的巫师，永远蒙着神秘的面纱，让人看不清楚面具之下的真实面孔。

到了中学时，从课本中接触了几首《诗经》中脍炙人口的诗：《关雎》、《蒹葭》，之后又陆续读到了《子衿》、《木瓜》，便以为《诗经》中都是描写爱情的诗歌，是古人的爱情诗总集。即使是到了现在，对于《诗经》的认识任然是停留在非常模糊的层面，于是对于《诗经》充满了好奇和兴趣。随着“《诗经》导读”这门课，我深入地走进了《诗经》，走近了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生活，对《诗经》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诗经》按照音乐曲调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的风是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雅大部分是贵族的宫廷正乐，颂是周天子和诸侯用以祭祀宗庙的舞乐。

风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有160篇。多半是民间歌谣，拥有每个地域不同的民俗特色，甚至在诗歌中有时含有地方语言，非常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淳朴、亲切。诗歌所描述的内容也是乡民的日常劳动、爱情生活，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到嫁娶、丧事，到平常的小小的油盐酱醋，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这些诗歌中却是栩栩如生，甚至能显示出一个人脸上的喜怒哀乐之情。

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共105篇，是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相对于风而言，政治色彩更浓。其中会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奴隶主吃喝玩乐的奢侈生活和人民疾苦生活，如《何草不黄》、《渐渐之石》、《采绿》构成了一幅奴隶和人民疾苦生活的图画，表现出人民对当时政治的不满。除此之外，雅中还有描写周王朝及其祖先兴起经过的一些篇章，具有神异色彩，有些又是夸耀功德的。另有一些描写战争的诗歌，歌颂这些战争，赞扬将士威武，夸耀赫赫战功，气氛昂扬。

颂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40篇，是祭祀乐歌。篇幅较“风”和“雅”长，多为对祖先的赞颂和夸耀，音乐曲调较缓，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除了单纯歌颂祖先功德而外，还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际向神祈求丰年或秋冬之际酬谢神的乐歌，反映了周民族以农业立国的社会特征和西周初期农业生产的情况。

《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对于后世诗人的创作，无论是在诗风，写作手法、技巧，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有极大的影响。1.《周颂·桓》：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刘邦《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2.《唐风·蟋蟀》：今我不乐，日月其除！《古诗十九首》：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3.《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

泌之洋洋，可以乐饥。

陶潜《归园田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4.《邶风·燕燕》：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苏武《别妻》：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5.《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李白《越女词》：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6.《卫风·氓》：三岁为妇，靡室劳矣。

夙兴夜寐，靡有朝矣。

《孔雀东南飞》：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7.《鲁颂·閟宫》：泰山岩岩，鲁邦所詹。

杜甫《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8.《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曹邺《官仓鼠》：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

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9.《齐风·东方之日》：东方之日兮。

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李商隐《无题》：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10.《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牍。

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欧阳修《生查子》：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诗经》对历代诗人影响有多大。我最先接触的是《诗经》中的爱情诗，而爱情诗是《诗经》很重要的一部分，许多至今都为人称道，甚至引用其中的语句作为海誓山盟。这些爱情诗大多表现了人民健康的感情，他们的相思慕念，大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对爱情的坚贞。

爱情诗中最为人知晓的莫过于《关雎》和《蒹葭》了。《关雎》是一首男子思慕女子，想和她结成伴侣的恋歌，描写了景物和男子的心理，将男子相思的心境表现地淋漓尽致，展现了男女之情的率真与灵动。少了后世诗作中的做作与浮艳，难怪乎孔子说：“《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则成为了男子追求女子时的常用语，沿用至今。《蒹葭》描写了一幅朦胧唯美的画面：蒹葭长，露为霜，美人隔着秋水，在那一方。相思无限，想象如见。记得我们当初上这篇诗歌时，老师曾说这可以拍成一个电影镜头：由远及近，在一片朦胧水汽之中，见到水中央的伊人，想要顺着河流追，追不到，逆着顺着河流追，也追不到，距离似乎丝毫没变，美人依旧在水中央。

《木瓜》写了男女相互赠答，含蓄地表现出情深意长，叠章易字表现出情感在一步一步加深，特别是从表现艺术手法上，重章叠句的形式，一唱三叹的咏唱，余音袅袅，绕梁三日而不绝。《淇奥》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赞美了一个男子的容貌、才情、胸襟以及诙谐风趣，进而表达了对该男子的绵绵爱慕与不尽幽怀。《击鼓》写了一位出征在外的男子对自己心上人的日夜思念：他想起他们花前月下“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想起如今生离死别、天涯孤苦，岂能不泪眼朦胧、肝肠寸断？《伯兮》写了一位女子自从丈夫别后，无心梳洗，思念之心日日萦绕期间，苦不堪言。也许为国征战是英勇豪迈的，可是人生的天涯孤苦和生离死别，总是让有情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

《诗经》中有对美好爱情的歌颂向往，也有对始乱终弃的批判，如“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诗经·卫风·氓》）这首诗是弃妇自述不幸的诗作，诗中首先以甜蜜的语气叙述了他们的相恋、嫁娶以及初婚的美好生活，然后又以悲凉的语气，叙述了年华的逝褪以及丈夫的变心和丈夫对她的粗暴相向，一种含辛茹苦、人生不幸的感叹以及对青春少年甜美生活的不尽留恋，弥漫在了诗的词句中——而古时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妇女生活的不幸，亦由此可见一斑。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青青子衿，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读着这些美好的诗句，一种久违的感动涌上了心头，爱情是人类一永恒的话题，海枯石烂，山无棱，天地和，不敢与君绝，爱情长长久久。而真挚率真的情感又给了我们多少美好的思念，多少动人的泪花。

爱情诗中表达的对爱情追求、坚贞固然美好，但在当时的阶级社会是谈不到什么爱情自由的，相反的是受到压抑和阻挠，而受压迫的又是女性占多数，但她们反抗也最坚贞，于是《诗经》中有许多形形色色的女子形象。她们或明眸善睐，或娴静柔美，或大胆执著，或活泼顽皮。那些蕴涵着古典情怀的女性，仿佛仙乐悠悠，让人在沉静中重返时光隧道，去回味那一份雅致与美好。

内外皆修的淑女，令无数男性辗转反侧，“寤寐思服”。淑女，远古至现在都被人们追崇的美丽健康、自然清新的形象。千古以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成为人们对美丽不懈追求的明证，也让人内心泛起无限的憧憬与想像，那是一副多么美丽的景象。乡村，清新空气，邻家女子，不矫揉造作，无须胭脂水粉装点，美在劳动中，美在自然中。

单纯而顽皮的静女，少女的天真烂漫凝集着一种美。“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一位静雅温柔的女孩子，与情人相约在城隅，男子赶到时，她偷偷地藏了起来，急得那男子“搔首踟蹰”。这时她出来，赠给那男子一根野草——“彤管”，这爱情的信物，令男子不禁惊喜交集。小女孩顽皮而羞涩的形象跃然面前，一份浓浓的情意静静蔓延。女子的恬静、典雅、活泼、羞涩都让人感知她的纯朴。

一部诗经，多少美丽的女子穿梭其间，当然少不了漂亮的新嫁娘。“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开了，美丽的女子要出嫁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喜气从悠悠的远古飘来，浸染着洪荒，红妆薄粉的女孩在那一刻完成生命的蜕变，艳若春桃。而后的岁月，相夫教子，伺奉长辈，其乐融融。幸福的种子在春天播下，迎着夏的雨露悄然开花，在秋结蕾，在冬蕴藏，周而复始。

诗经中的女子，是深深砌在灵魂里的，那些月光下、稻田中、芦苇旁、水中央的精灵，穿越千年依然是最美的风景。

《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即使经历过千年的风霜依然散发着它独有的香气，在不同的时间观赏，它又有着独特的风姿，越是接近它，越难以捉摸它的美，却又会情不自禁地被它的神秘所吸引。我对于《诗经》的了解才刚刚开始，便已经发现它的博大和无与伦比的魅力，相信随着我对《诗经》的更深入的认识，我定会迷失于它的世界中。这朵奇葩是无人能够真正采走的，仅仅只是吸取它的一丝香气，就获益颇丰了。

第三篇：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魏晋风度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摘 要：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我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形成了自己气势奔逸的风格。关键词：魏晋风度 李白 诗歌 风格 影响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追求艺术化人生的体现，它对中国中古以后历代士人均有广泛影响。特别是盛唐时期，由于士人开放浪漫，个性发扬，对魏晋风度尤其怀有浓厚的兴趣。魏晋名士的思想、风度和作品，对“诗仙”李白产生了全面的影响。杜甫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诗史》也说“江淹云：„蝴蝶飞南园。‟李白云„春园绿花蝴蝶飞‟，语意相似。”而赵翼也认识到李白诗未脱古诗遗风——“梁陈宫掖之风，究未扫尽”。李白不仅继承了魏晋风度中的生活风范和审美情趣,而且积极地对其进行理性开拓。下面就来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创作风格与魏晋风度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自然清新

魏晋人一反两汉时以学问为本，尚苦节，重章句，论世事，矜容饰，持典而乏通，拘礼而不达的风气，宗老庄，喜清谈，崇尚自然，不饰仪表而贵在得神。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举止上，也表现在他们的审美观上。魏晋人在品藻人物时，常用自然、玄远、超逸、高、深、简、约等概念。他们在评论文艺作品时，也把 “自然”、“清”作为高标准。由此可见，自然清新之美在魏晋时以为人们所崇尚。所以，宗白华先生曾指出:“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到了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美的理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

李白正继承了魏晋以来以自然清新为美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小谢诗风的继承。李白经常在诗中提到谢朓，并对其人其诗大加赞赏，如：“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虽然言过其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谢脁对李白的影响之大。

李白在诗里经常使用“清真”、“清芬”等词来赞美美好的人及事物。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上，他也以清真、自然为标准。在《古风》第一首里他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这里，他反对“绮丽”，提倡“清真”。王安石曾说：“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

由此可见，魏晋人的审美观是他自然清新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二、一往情深

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说：“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不仅是基于他们的意趣超越，深入玄境，尊重个性，生机活泼，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无论对于自然，对探求哲理，对于友谊，都有可述。”如：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世说新语·栖逸》》）

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晋人富于这种宇宙的深情，所以在艺术文学上有那样不可企及的成就，文学的抒情性日益得到加强。

杜甫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李十二白二十韵》）。李诗之所以撼人心魄，动神荡情，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诗歌中强烈的抒情性。他的诗歌有着最充沛、最饱满、最深厚的情感。读他的诗，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觉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喜怒哀乐、长吁短叹无不可见可感。他狂放起来就“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消沉起来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将进酒》）；苦闷起来就“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无论爱情、友情、亲情，还是爱国之情，李白皆有可叙，皆写得情真意切，在歌咏情性这一点上确实深得魏晋风度之精髓。

三、光洁虚灵

魏晋时期，玄风大炽，文人学士企慕隐逸，寄情山水。他们不仅发现了山水美，而且以玄学的眼光看待山水。他们不只把山水当作一种客观欣赏对象，而且把自己与山水同样地当成了自然的表现。他们“欣赏山水，由实入虚，即实即虚，超入玄境。”他们的审美观对诗歌创作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陶渊明的诗：“凉风起将夕，夜景湛虚明。昭昭天宇阔，晶晶川上平”（《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巳酉岁九月九日》）。

都写得空阔湛明，体现了诗人高旷清虚

第四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社会生活的胡化现象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黄河流域与北方汉族杂居共处。并各自在中原建立了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出于维护本民族政权的考虑，各民族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使得北方汉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吸取其精华，并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 中原汉族 社会生活

曹魏、西晋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即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对立时期。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人民相继迁徙流亡，无形之中，使得各个民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种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吸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即兼收并蓄，交融汇合，又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下面就社会风俗、乐舞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解一下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胡化”现象。

一、社会风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变化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五十二年(265—517)的短暂统一外，另外的三百年战乱频仍，使得各民族杂居相处更加趋势化。在战乱的环境下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其内容首先是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其次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化内涵的吸收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汉族充分的吸收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使得自身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一）服饰器物方面

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先秦时期已有交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始将塞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引入中原。而两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又有不少胡物传入中原。东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之。”[1]（五行志）不过当时这些物品也只局限于少数汉族统治阶级使用，还没有十分的普及到下层群众。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念，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器物开始大规模的进入百姓之家。

中原汉族的服饰吸收了少数民族众多的的服饰内容，使得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颖的样式。如流行的服饰样式貂蝉，就源于少数民族。“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2]（舆服第一·貂

蝉）还有冠饰的变化，《搭耳帽》：“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搭耳帽本是少数民族，经过改变成为军队的帽子。而“靴鞋”之类，亦是胡人之物。“靴者，盖古西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 黄皮闲居之服。”[3]（靴笏）北朝时鲜卑人多着靴，《北史·武帝纪》下“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而当时卖靴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魏书·徒何慕容永传》“（慕容）暐即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

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使用的越来越多。“泰康中，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夫毡毛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絔头、带身、袴口。”因为使用的太过于普遍，加上当时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所以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因为“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4](卷27 舆服志）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杂居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衣冠逐渐的全用胡服。流行于当时的有长帽、短靴、袄子、羃离等等。各种胡服，中国尚之。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及全用胡服。”

[5]（卷一）

“幅巾传于汉魏，羃离起自齐隋，[6]（卷2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幞头始于周朝，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朱紫玄黄，各任所好。”[7]（卷45 舆服志）中国的服饰变化兴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朱熹曾言：“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衮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礼，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8]（卷91 礼八·杂礼）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物质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进行，草原民族的器物在中原地区得到汉族民众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胡床的使用，在魏晋时期为人们所喜爱和重视。魏文帝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胡床，外出打猎也携带作为休息之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苏则传》载，苏则“从行猎，拔，失鹿，帝大怒，距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裴潜在任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以显示自己的为官清廉。西晋时期，胡床为各个阶层所使用，甚至抢劫之人也是用胡床。陆机在去洛阳途中，经由会稽郡时，戴若思坐在胡床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4]（卷69

在戴若思传）

除了胡床之外，还有很多的器物传入中原，为人们所喜爱。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更盛，无论胡汉，使用胡物更加普遍。

（二）饮食方面。中原本是农耕地区，人民虽然不废牲畜，但是畜牧业仅仅是副产业。生活所需的资料以农作物为主体，畜产仅其补助农业，决不能容许大量的耕地变为牧地，使之妨碍于农作物的生产。自魏晋以来，以农耕为基本产业的中原地区，逐渐的

渗入北方畜牧业的势力。中原生活的方式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由以食粟为主，转而向以乳肉为主。[9](P44)

众所周知, “食肉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史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毛毛，其性能寒。”[10]（卷49 晁错传）而汉民族传统的饮食中很少有乳制品,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 大批北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以及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使汉族人民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十六国北朝, 随着胡汉民族的长期杂居, 饮酪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 并直接影响了宫廷和贵族们的饮食, 酪浆成为时尚饮品。潘岳《闲居赋》中有“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典型的是王肃改变原来的饮茶食鱼的生活习惯而逐步适应北方的饮食。《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记载: “(王)肃初入国, 不食羊肉及酪浆, 常饭鲫鱼羹, 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后, 肃与高祖殿会, 食羊肉酪粥甚多。”《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记载了“作酪法”“作干酪法”“作漉酪法”等技术，说明乳酪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

除此之外, 胡饼和胡饭也为汉族人所钟爱, 《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 “王长文, 州辟别驾, 阳狂不诣, 举州追求, 乃于成都市见, 蹲地啮胡饼。”东晋名士王羲之亦是“坦腹东床啮胡饼”。再《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 “宋公至长安, 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 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 何者最先? ’季曰: ‘仲秋御景, 离蝉欲静, 燮燮晓风, 凄凄夜冷。臣当此景, 唯能吃饼’。”可见, 胡饼在当时的饮食中之地位，胡饼已成为人们所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另外还有羌煮、胡豉、胡椒酒、生羊烩等各种副食也为中原人士喜爱。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观。“自泰始起来，中国尚之”。[11]（卷一四）

（三）婚姻风俗方面。魏晋时期，胡汉广泛通婚，汉族的婚姻习俗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胡风特色。如入帐交拜、催妆、跨马鞍、戏弄女婿等，基本上都是受北朝胡人习俗的影响而来的。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卷四《贬误》载：“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余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女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澡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这表明入帐交拜、催妆、新妇乘鞍、戏弄女婿等婚礼仪式都是北朝的风俗。

“‘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说的就是催妆之事，只是发展到唐代，大呼小叫的野蛮行为变成了吟咏催妆诗的文雅之举。如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召作催妆诗》：

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诗中的“百子帐”又名“穹庐”、“青庐”，是新郎新娘交拜的地方。青庐，即用青布做的帐子，亦为穹庐、百子帐。《梁书·河南传》：“鲜卑、吐谷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及至唐以后，入帐交拜，演化为拜堂之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

“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是“弄女婿”，是指男方迎亲时，女家亲友相聚，以口头的甚至动手的方式来戏弄新郎，此种习俗在北朝颇为盛行。《北史》卷十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附“段昭仪传”载有：“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

新妇乘鞍的婚俗也自北朝时兴起，主要是取其“吉祥、平安”之喻意。“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北人尚乘鞍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卷上·婚姻之礼）

[12]由于这些婚礼习俗有美好的喻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至唐时依然盛行。此种种婚俗，“近代婚嫁，有幛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13]（卷五·花烛）

二、乐舞艺术方面

魏晋时期，在艺术方面，“华戎兼采”

[14](卷14音乐志中)

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等流行，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并出现了很多擅长吹奏的大家。“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玉善琵琶，尤发新声”。[4]（卷23 乐志）

当时流行的胡乐主要有箜篌、琵琶、胡笛等。虽然胡乐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中原，但真正的流行是在魏晋时期。

箜篌。为当时人所喜欢。北魏高阳王元雍有一个叫徐月华的美人善于弹箜篌，“能为《明君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年间，嫁给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住宅接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15](卷3 城南)足见其曲艺之高超，亦表明时人对此乐有很高的欣赏力。《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传附孙询祖传》记载，卢宗道任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在晋阳官宦人家有专门弹箜篌的女妓，说明当时箜篌已经非

常流行，而且是黄河流域民众喜爱的乐曲。

琵琶。《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16]（卷583 乐部二十一 琵琶）从匈奴传入黄河流域。北齐时，琵琶极为盛行，举国上下皆弹琵琶。高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17](卷48尔朱荣传附子文略传）显现了鲜卑族的风貌。齐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17]（卷八 后主纪）魏成武帝时，祖珽为中书侍郎，“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者为娱。”[17]（卷47 祖莹附传子珽传）因为琵琶盛行，为当时人所钟爱，所以当时很多人以此为途径，进入仕途。北齐人曹僧奴及其子曹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17](卷92 恩倖传·齐诸宦者传附胡小儿传）

胡笛。在西晋时期，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以适应内地音乐演奏的需要。黄河流域善于吹笛的人史书多有记载。石崇的家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崇传）

[17](卷33 石苞传附石向秀在《思旧赋》序文中称“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在赋文中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表达了自己的心迹。显然，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乐器已经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器具。

胡乐在北方十分盛行，“西凉鼙舞、清乐等，一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14]（卷14 音乐志中）而且在江南地区，音乐也受到影响，“有西、伦羌胡诸乐舞，······并列于宫廷，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18]（乐志）

隋统一之后，文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炀帝时又改为九部乐。至唐时设置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其中燕乐和西凉乐，大多源于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唐诗中对胡乐的盛行也做过生动的描述。如元稹《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随着胡乐的传入，周边的少数民族的舞蹈也逐渐的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的生活。曹植会跳胡舞。曹植在接见邯郸淳时，“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非小说数千言讫”。[19](卷21 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可见，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接触，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为曹魏政权上层所接受。晋傅玄《猿猴赋》曰：“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此句虽是赞美猿猴的舞蹈姿势，也表明傅玄看过胡舞。北齐的魏收也是“好声乐，善胡舞”。[20]（卷37 魏收传)在黄河流域本土化的胡舞后来也流传到江南地区，梁元帝《春夜看妓诗》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閤”之句。

三、文学语言

汉族在语言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精华，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曾添了新鲜的色彩。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所以当时学习胡语成为一种风尚。而鲜卑语的学习更是时髦之举。高欢可以兼说汉语和鲜卑语，“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20](卷21高乾附昂传)这也说明当时的北齐军人能够听懂鲜卑语和汉语。又“齐朝有一士大夫，常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业。’吾时俛而不答。”[21]（卷1 孝子篇)由此可知，在北朝通晓鲜卑语可以“以投天隙”，作为入仕的途径。《北齐书》载：“祖考微以解鲜卑语，得免罪，复参相府。”通晓鲜卑语可以作为一种救生的方法。另据史载：天和四年，······周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几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众僚，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人耶。’。

[22]（释法藏传）

《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说明北方汉族语言中杂有“胡虏”之音。在隋朝末年，鲜卑人陆法言著有《切韵》，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音，酌收古音以及其他地方音，建立了汉语的韵母系统，为唐宋韵书的始祖。

当时，除能解鲜卑语之外，还能书写。庾信《哀江南赋》：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胡书即文字。而且庾元威在《论书》中称“白体有胡书”。

在文学方面。因为南北长期对峙，北方汉族主要吸收了入主中原的五胡文化，北

[7]（卷29 音乐志）朝以来的大量乐章歌辞，“其曲亦多可汗之辞”。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此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乐府诗集》称“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长短不齐。”其气势雄浑，声调铿锵，对以后隋唐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胡歌质朴刚劲，与六朝的艳曲骈文迥然不同。《隋书·文学传叙》：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手气质。《乐府诗集》称“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唐诗正是汲取其特点，尤其是雄浑的边塞诗，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和平和战争交替的状态，北方的少数民族凭借其优

势的生存方式，频繁的进入黄河流域，扩大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交流的范围，提高了交流的程度，使中原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现了文化多元的现象，对中原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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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论魏晋时期佛教文化对中国工艺美术的影响作业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美术大量传入中国，极大地促进了绘画、书法、工艺美术特别市壁画等美术形式的发展，使得魏晋美术处于一个新鲜活泼、灿烂辉煌的时代，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佛教美术在东传过程中,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广泛的弘扬，不断被中国传统文化所改造。中国艺术家将外来佛像样式与中国传统技法、艺术精神相融合,创造出深具中国文化色彩的佛教美术样式，并对当时的绘画与雕塑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佛教美术 绘画 雕塑 工艺美术

佛教美术传入中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件大事,正如佛教思想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关系,丰富、深化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佛教美术的传入也对中国美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教美术的造型、色彩、构图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美术。

一 佛教美术的东传

佛教大约在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印度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伴随着佛教的传播陆续东渐中国西域与内地,来往于中国与印度之间的中外僧人、使者、商旅、工匠等,充当了犍陀罗艺术与笈多艺术东渐的中介。二 佛教美术对当时绘画与雕塑的影响

佛教美术从魏晋时期开始大规模传入中国,并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选择了中国化之路,在思想上逐步与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融合,“三教合一”。佛教造象也开始“变梵为夏”,印度、西域传来的佛像,逐渐变成了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相貌。在艺术语言上融合中国传统手法,使佛像具有中国造型特征和精神内涵。经过二三百年的融合、借鉴、吸收,终于创造出具有中国审美特性的中国佛教美术,实现了佛教美术的中国化。另一方面,外来的佛教美术在造型方式、绘画技巧和审美内含等方面,又深深影响了中国的原有艺术,世俗美术与宗教美术只是创作题材不同,在时代审美趋向和艺术处理技巧上是一脉相通的。所以佛教美术在实现中国化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原有的艺术创作模式,对当时的绘画与雕塑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佛教绘画对当时绘画的影响

汉代和汉代以前的中国绘画,多以线描造型,形成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风格特征。那就是重视节奏、气势,以线造型,强调飞扬灵动的动势美。魏晋以前的美术作品,能看到战国汉代墓室壁画像砖以及画砖。总的尚力,充实扬,强调气度,有一种飞腾感。作

我们现在仍漆画、帛画,画、画像石、魏晋墓室彩特点是尚气、饱满,神采飞势、运动、速旋转上升的品整体张扬恣肆,气势是第一位的,重点是表现人物动态而非刻画人物形象。在技法上以线造型,在线条的挥舞中有一种流动如生的感觉,不太注重人物的实体感。从而构成了造型饱满大气,奔放开张,气势生动,构思恣肆浪漫,整体气象阔大沉雄的中国早期美术风格。

佛教美术传入中国以后,印度和西域成熟的人物表现艺术,随着佛教绘画大量地传入中国,使中国画家很快掌握了人物比例和动态表现技法,特别是西域式的晕染法,通过细腻的色彩晕染来造成立体感,表现肌肤的细微变化,这样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魏晋以前的中国绘画,多以线描造型,讲究动势和装饰效果,在表现人体比例方面还没有形成有规律的方法。南北朝时代,中国的人物画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以佛画着名的张僧繇借鉴了印度传来的晕染法,当时称为“凹凸法”或“天竺遗法”,在寺院壁画中取得很好的效果,深受人们的

赞赏。除了直接学习和借鉴外来绘画技法的画家外,大部分中国画家不可避免地受到印度以及西域绘画艺术的影响,从人物形象塑造到绘画技巧,这一时期的绘画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这在流传至今的敦煌十六国北朝壁画中有体现,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本）、《列女传图》（宋摹本）、《女史箴图》（唐摹本）,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宋摹本）以及近年发掘出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北齐徐显秀墓壁画、北魏司马金龙墓木版漆画、北齐湾漳大墓壁画、隋代虞弘墓石雕和南朝模印砖画《竹林七贤》上都能清晰看到。这种变化表现为:

(1)中国早期绘画,无论是战国帛画,汉代墓室壁画,魏晋彩画砖,背景皆留白,很少涂色,而北朝壁画皆涂满背景,空间由无限空灵变得具本实在。

(2)魏晋以前的中国早期绘画,人物造型简略,以线条为主要表现手段,也有少量色彩晕染但居于附属地位,而南北朝绘画重视人物的结构比例关系,重视人物的立体表现,充分运用西域传来的晕染法。

(3)中国早期绘画强调动态、气势,人物形象更近于符号,气韵生动而实体感弱,南北朝绘画强调形体的体积和光影,形体起伏明确,结实厚重,准确生动,人物的现实感、真实感强烈,栩栩如生。

(4)中国早期绘画画面整体气氛飞扬流动,具有极强的动感,而北朝壁画沉稳、厚重,有很强的体量感。

(5)中国早期绘画多为横向展开的连续画面,单幅画采取不同物象的空间并置,北朝壁画则对大场面组织有序,同一空间众多人物的合理组织是前所未有的。佛教雕塑对当时雕塑的影响

中国雕塑在未受佛教雕塑影响以前,已经有长期的历史,在商周时代就以民族独创的风格达到很高的成就。殷墟发掘出来的白色大理石鸟兽雕刻,造型古拙,通体线刻花纹,图案匀称典丽。不过魏晋以前的雕刻,除西汉霍去病墓的一组石雕动物外,现在发现的大都是小型的,体量不大。表现题材较窄,除墓葬俑像以外,仅仅局限在日常器物和建筑物的装饰上,即使有极少数的圆雕,也是以兽类

为多。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佛教雕塑的题材制作,其内容和形式,可谓包罗万象。即就人像来说,由佛到人,由皇帝贵族到普通百姓;雕塑形式由圆雕到浮雕、线刻,由铜铸像到石造像或泥塑,可以说包括了雕塑的一切表现手段。

佛教是“以像设教”的,雕塑是佛教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犍陀罗艺术、马图拉艺术、笈多艺术、巴米扬艺术的主要作品都是雕塑）,所以它进入中国后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雕刻艺术的发展。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等,都开凿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很多石窟的开凿都是政府行为,是倾举国之力进行的,仅龙门石窟宾阳洞即用工80多万个,上自皇室贵族,下到普通工匠,都怀着虔敬的心情从事这项工作。

佛教形象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最初的雕像具有明显的印度犍陀罗艺术风格的烙印,衣饰贴体,衣纹紧密有力,面部呈椭圆,宽额、高鼻、长眉、丰颐,严肃庄重,隐隐约约可以看出希腊人的影子来。北魏中期以后,佛像雕塑已经非常中国化了。人物形象主要是汉人形象,人物表情也不再是那种生硬的呆板的神态,而是生动传神,更多地以生活中的人的形象和现实生活场景来表现佛的形象和佛教世界的生活。这种转变即是佛教思想适应中国文化传统,与儒道文化融合的产物,更是佛教传播过程的发展需要,一种外来宗教要使当地人信服,必须要采取当地人熟悉的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宣传。如菩萨的形象,在马图拉艺术中她是妖冶、性感的女药叉,在犍陀罗艺术中他是睿智沉思的修行者,而到了中国,为了使信众乐于接受,富有艺术才能的古代匠师们把菩萨塑造成端庄的少妇、美丽的少女等和蔼可亲的形象。

在表现技法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雕塑,是继承着前代的传统而又有新的创造。特别突出的成就是浮雕,它已从汉代常见的接近于平面的线刻平雕形式,发展为完整而丰美的浮雕（包括浅浮雕与高浮雕）。这在中国雕塑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而且这些浮雕和圆雕、线刻往往在同一作品中交替运用,用来共同表现主题,使主题达到鲜明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极大地拓宽了中国早期雕塑的表现领域,在创作题

材、材料运用、表现形式和造像规模方面,为后世创立了典范,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追求信仰的时代,雕塑作品把神性信仰与鲜活的现实生活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即有神性的崇高和超越,又有世俗生活的纯朴与温馨。这正是魏晋南北朝佛教雕塑的感人之所在,无论是规模还是水平,这一时期的雕塑都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对佛教美术的吸收融合,是中国美术学习汲取外来文化的成功范例,中国美术对佛教美术的吸收,始终是主动地接纳——改造——融合的过程,是充满自信的拿来主义,而不是被动接受全盘梵化。它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美术的表现空间,丰富了中国美术的造型语言,促进了中国美术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参考文献】: [1] 吴焯:《佛教东传与中国佛教艺术》,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 宿白:《凉州石窟遗址和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年第4期。[3] 马利怀:《中国的佛教雕塑与绘画》,大象出版社,2000年版。[4] 常任侠:《东方美术丛说》（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5] 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