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诺曼时期法语对英语词汇的影响
诺曼时期法语对英语词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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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英语是运用最为广泛的语言。他的发展同其他语言一样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现代英语中你可以看到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的身影,其中又以法语为最。法语对英语的影响最明显,数量最多的是在单词部分。为什么法语会对英语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是和英国的一段历史分不开的。
这就是发生在1066年的诺曼征服。诺曼征服不仅对英国社会对英语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1066年10月14日,法国的威廉公爵率兵打败了英格兰,并在圣诞节这天加冕为英格兰的国王。此后英格兰完全处于法国的统治之下,威廉把大量的土地分给了法国的地主,大批的法国人移居英格兰。
最开始说法语的还仅仅是当地的法国移民,英格兰的统治阶级坚持只说英语。但随着两个民族的通婚,法国诺曼第移民与统治阶级的进一步深入接触,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意识到学习第二种语言的重要性。尽管征服者的数量多且拥有权利,但是如果他们不长时间坚持使用自己的语言,那么这种语言的影响将会微乎其微。诺曼征服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它在英语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下面让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去看看在各个时期都有哪些类型的法语单词加入到了英语之中。在诺曼征服之前,英法两国统治阶级之间也有一定的交流,这些交流促进了少量的法语单词进入英格兰的文化和生活中。这些词在当时是一种新文化和新生活的象征。
例如,人们用castel(法国贵族的一种住所)当作一种新式建筑的标志,而取代了古英语中的burg;而capun(capon)则代表了奢侈的法国大餐伴随着诺曼征服而来的是英格兰政府和上层阶级的重组,当然也带来了大量法语单词的涌入。在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名在“New Forest”(皇家专用猎场)中偷猎的青年被捉住后发现自己被一群手持武器说话唧唧喳喳、含糊不清的士兵所包围。
很快他学会了这些新的法语单词prisum ,foreste , tur(tower), market , rent , justise。虽然在诺曼征服以后,英国人还保留了自己的语言,但是诺曼第人的法语也成为了政府的语言和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用语,例如教会、法庭、大陆贸易、战争与艺术、贵族意志等领域的术语都有大量法语的身影。
到13世纪早期,英国失去了诺曼第和其他一些法国的领地,英法两国的直接联系削弱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人民逐渐融合。直到14世纪英语才被广泛地运用到文学和上层阶级的演讲中。1250年之前,英语中的法语单词大约有900个。我们可以把这些词分为几大类。一类是普通的下层百姓与说法语的贵族交流时经常使用的词.如bar-onnobledameservantmessengerfeast minstre juggler还有一类属于艺术类如story, rime, lay, douzepers。而在几大类词当中,最大的一类是收入得较早的与教会有关的法语单词。因为在当时英国的教会是由法国人控制的,僧吕在传教时很自然地就将法语传播开来了这些带有宗教色彩的法语词有不少都保留至今。比如,miracle, canun(canon),capelein(后来被另一个法语词chaplain代替),cardinal, prior,Baptist所有的这些词都出现在12世纪。
在英国诗人Chaucerthe Canterbury Tales中不足150字的序言中就能找到18个法语词。
由此可见当时的法语运用得有多广泛。除此以外在技术性的文章中,如对狩猎、烹饪等的描写的文章中就可以看到不少的法语词。
1362年以前法语是律师和法庭上的用语,所以英语中的法律词汇就有相当一部分出自法语。有大量与法律程序有关的词如suepleadac-cuseindictarraigndeposeblamearrest都出自与法语;一些罪的名称也是法语。
如libelassaultarsonlarcenyslan-derperjury;大多数与财产有关的词也是法语词,如propertyestateentail, heirinheritance, chattels;只有少数的词如willown(er), landlord, goods,还保留用英语词。
从1362年开始英语取代了法语的位置成为法律的用语,但仍然有大量的法语词遗留其中,就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那些词。14世纪后半期,法语的使用就逐渐减少了。
在接下来的15世纪,人们对法语就更加忽略了。虽然法语作为一种口语的语言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在15世纪它仍是特权阶级的标志,在以后还成为了一种文化和时尚。这种看法到18世纪的时候更为盛行,至今还有不少的人持有这种看法。许多有关文化和时尚的词就来源于法语fashion和dress这两个词本身就是法语词。
文学方面的literaturepoetrimeromancetragedystory都是法语词。16世纪法语缩小到只是某些特殊领域的使用语了。只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一些技术领域的人还在使用。英国历史上的战事大多发生在中世纪,而在这一时期掌控军队和舰队的都是说法语的人,且很多的战事都在法国进行,所以16世纪英语从法语中借鉴的词大多与战争有关。
象ar-mynavy peaceenemyarmsbattlecombatsiege de-fensespycaptainsergeant等等,这些词我们今天都还在使用。除了与军事和海军有关的词外,有关贸易和社会的词也有一些,如partisancachevolleyvase17世纪在法语对英语的影响史中也是一个闪光的年代,因为这一时期两国的往来非常的密切。在查理一世的宫廷中,如果一位女士不会说法语的话,她是会让人瞧不起的。1660年君主政体恢复后,重返英国的查理一世的保皇党党员在法国汲取了许多法国文化。与此同时,军事、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借鉴还在进行。
下列的单词是在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法
语 :dragoonparolereprimandballetquart,burlesque, champagneliaisoparterreverve。
历史又前进到了一个法语词大量涌入的年代———18世纪。军事领域的词继续丰富着英语词汇,法语在外交场合的重要性也逐渐体现。少量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词汇也在这一时期流入英国。18世纪也是法语作为一种特权阶级和时尚的标志的鼎盛时期。这其中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做成食物放在桌上的动物的肉用法语,而关在牲畜栏的活的动物用英语表达。对活的动物用英语词“swineboaroxcowcalfsheeplam deer”而把它们做成食物后却成了法语“porkbrawnbeefvealmuttonvenison”。
除了“bake”用英语外,其他的如broilfryroast stew minegrate等表达食物制作过程的词都是引用的法语词。诺曼第人还给英国人带来了丰富的水果名称:dategrapelemon, orangepomegran-ate。单从这一方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法语对英语的影响有多么大。19世纪是自中世纪以来法语词进入最多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有关艺术、纺织品和家具方面。
有关家具的有:chiffo-nierreticuleparquet cheval, glass;艺术类有:renaissance,baton, motif, macabre;服装类有: rosette fichu lorgnetteprofile beret等等。
到20世纪英语对法语词的借鉴仍在继续。两次世界大战英法两国均为同一盟约的国家。“Garagerevuefuselage limousine camouflage”这些词都是那时出现的。
从以上每一时期的英语对法语的吸收发展来看,这个过程是从没间断过的。这种影响是与英国的历史紧密相连的,是历史的产物。在英语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有的法语词得以保存下来,更多的却被赋予新的形式与意义,但仍可看到法语的身影。英语的这种吸收和借鉴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词汇,而且这种吸收和借鉴还将持续。
第二篇：浅谈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doc新
浅谈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
摘要：
13、14世纪之交，英国王权极度强化，国家政体由地方君主制发展到等级君主制。君主权力强化，探索英国王权不断地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知道起因于“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的诺曼征服对于英国王权有着巨大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几乎都承认其历史地位不亚于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诺曼底公爵威廉就任英国王位后，其执政措施以及就任王位带来的相应影响使得英国在其军事、政治、教会、土地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诺曼征服对现今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也具有间接作用。谈及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我们不仅要论及其对当时英国王权的改变，而且还应思索诺曼征服后英国历史的改变，以及此次诺曼征服所波及影响范围，同时要从细微前后对比角度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关键词：诺曼征服；爱德华威廉；英国王权；影响 谈及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我们首先应了解征服前英国王位问题及其历史背景与特点，以此才能更好的了解、理解诺曼征服的影响。
5世纪前半期，日耳曼人不断侵入不列颠，其大致包括裘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与此同时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北部，从而切断了罗马与不列颠的联系，并最终使得在民族大迁徙的压力下，罗马军团 不得不撤出不列颠。罗马军团的撤出为日耳曼人更深层次的征服减少了一定阻力。经过长期兼并战争，到了6世纪和7世纪初形成了七个王国，史称“七国时代”。829年，七国之一的威塞克国王艾格伯特（802—839）统一七国，建立了英格兰王国。此后丹麦人不断入侵英格兰，并且丹麦王斯温一世（985—1014）与1013年正式受封为英国国王。但是其子继位后开始征收沉重的租税，其暴虐的统治最终导致其死后，所立的“帝国”趋于瓦解。1042年，由高级教士、名门显贵、高官显宦组成的“贤人会议”拥立流亡于诺曼底的阿尔弗烈德（英王艾格伯特之孙，曾率众抵抗丹麦人进攻、签订威德摩尔合约，实行英丹分治）后裔爱德华三世（1042—1066）为英国国王。1066年，爱德华逝世，本应继承王位的威廉在教皇的支持下开始进攻由“贤人会议”推选哈马德（英格兰的贵族伯爵，爱德华的内兄）为王，并沿岸设防，于1066年9月侵入英格兰，击死英王哈罗德、占领伦敦、加冕为王，称威廉一世（1066—1087），在英国建立起诺曼底王朝（1066—1154）。诺曼征服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使英国社会在政治、经济、阶级结构、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１]自此后，英国中央集权加强，王权不断强化，专制王权开始形成。
一、诺曼征服前的英国王权
爱德华三世就任英王之前，英国就已存在三个享有巨大自治权的大伯爵领，其分别是诺森布里亚伯爵斯沃德、麦西亚伯爵利奥弗里克、威塞克斯伯爵古德汶，他们相应占有英格兰北部、中部、南部，其中古德汶伯爵是当时最富强的贵族。由于古德汶伯爵的庞大财富及与之匹配的政治技巧，实质在忏悔者爱德华登基的最初几年里威震英国[２]。爱德华就任后，三个伯爵不仅依旧，并且古德汶伯爵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财富。爱德华一生是一个生性懒惰、随和的人，其难缠的个性激化了英国早已存在的地区分离倾向。[２]由此可见，在当时领主干预国王权力、国家濒临分裂的背景下，爱德华软弱的个性无疑加剧了国王权力的散落，并最终导致到古德汶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白热化。
除上述之外，仍有爱德华近臣掌握巨大权力。其分别是爱德华的侄子——拉尔夫，伦敦主教罗伯特。由此几者之间为争取利益暗相争夺。此时英国权力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一是占有大量领土的伯爵。这些伯爵凭借其巨额的领土财富以及对王权推举功臣之势而企图信用亲信干涉王权，其中以哈罗德（古德汶伯爵之子）为首，凭借其为国王内兄，以及英国主教的支持和其在全国独有的地位而最终夺权；二是来自挪威维京人的威胁。在英国10世纪后十几年里，英国一度沦为维京人的猎物。自此，英国便受到维京人的威胁，托斯蒂格更于1066年联合维京人入侵英国，成为威廉成功诺曼征服的一项重要条件。为防止其入侵，英王采取各种措施，诺曼人威廉成为英国国王的继承人绝大部分也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三是受罗马教廷的威胁。爱德华时期，英国教会的坎特伯雷打教主仍需获得教皇批准，罗马教廷在英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主教有权对英国国王加冕，对英国国王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四是受维坦会议的影响。尽管国王队维坦会议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由国内领主出席，受大主教领导的维坦会议，在政策决议制定上，不能不说它对国家意志的影响，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并且英国王位继承人主要由维坦会议讨论通过；五是受爱德华自身对王权不重视影响。成长与诺曼底的爱达荷自来到英国，因其不会英语以及散漫的性格受到了英国贵族的抵制，在异地孤独寂寞且受漠视的他选择沉醉于与近臣的嬉戏与娱乐，无视古德汶家族的发展壮大，尽管的王权受威胁时采取了反抗措施。但最终以古德汶重新获得领地而失败。在古德汶死后，爱德华又重新其子哈罗德，并赐予其大量领土及一系列的封赏，导致了领主间权力、财富失衡，最终诱导了爱德华死后王位继承祸乱。
二、诺曼征服后的王权
（一）、王权军事力量增强
在经历王位继承人的一度变化后，以及就英国地理位置、环境而言，威廉公爵对英国王位权力的现状具有深刻的了解。在加冕英国王国之前，他凭借其高强的军事才能以及对下属慷慨的赐予赢得了军队对他的忠诚，着为他伺候王权军事力量的增强提供前提。在诺曼征服后，威廉将修道院需在国家危机时为中央政府提供军队的制度延伸至主教及大主教区，例如：彼得巴罗夫修道院和格拉斯顿里修道院各自必须在战时提供6名骑兵[２]。总而言之，威廉从教会获得大量的骑士数量，军队的忠诚以及供应的增加无疑为王权的巩固、王权权力的增强提供基础。
诺曼征服前，英国只有严格意义上的四到五个城堡[2]，无力抵御维京人及诺曼人的入侵，正如12世纪史学家奥德斯•维塔里斯而言：“缺乏城堡导致英国人无法抵御诺曼入侵。”加紧建造多佛及克拉沃林城堡是哈罗德在诺曼人入侵前夕认识到城堡对英国的巨大作用而作出的决策，但就当时形势而言，这就为时已晚。威廉登陆英国之后，吸取哈罗德教训，为防止北部维京人的再度入侵，于是在佩文西登陆之后不久，就在此建城堡，而后又相继在黑斯廷斯、佛尔克斯等地建城堡，直至其去世时，他一共建造了23座城堡。[２]城堡的大量增加为英国国防力量的增强提供条件，使得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避免了维京人的入侵，这在客观上维护、巩固了英国王权，使得英国王权权力大大增强。
诺曼征服使英国发生历史转折，切断了它与西欧的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其与西欧大陆封建文明想联系，使得英国有分裂走向统一，加强了王权。
（二）、王权财富力量增强
无论哪国王室那届统治者都深知财富与王权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国王拥有财富的多少对其王权的稳固与否成正比关系；在工业革命前，拥有财富的多少又与占有领土的多少相关联。就当时英国而言，英国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几部分：王室、领主、教会、农民。在诺曼征服之前，国家的大部分领土为领主所占。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最后十年里，王室的收入只有约五千英镑，还不足古德汶四兄弟（哈罗德、托斯蒂格、吉尔斯、利奥佛汶）年收入的15%[２]，只要王室的收入低于任何两个地方大贵族的收入总和，而后者又愿意联合，那么王权岌岌可危了。[２] 诺曼征服后，王室收入土匪猛进。在1087年威廉去世时，王室岁入额约在14000镑至17650镑之间，或者至少相当于爱德华时期岁入的三倍[２].。岁入的剧增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谓“强大而富于进取精神的王权”出现了，兵维持达一个世纪之久。这种状况的出现首先应该归功于威廉及其附庸对反对者产业的没收，威廉一世征服后，为惩罚贵族最自己的背叛，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全部土地，将１/7留归王室，其余赐予170多个同征服来的亲属及部下。土地财富的转移，必然导致政治权利的转移，新封贵族宣誓效忠国王，为国王服役。亲属领土直接受封于国王，并且领土数量的极度增加必然导致王权的集中，中央较地方权力增加，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促使了王权的集中。
到11世纪80年代，王室已拥有全国土地的15% 到20%。[2]与此同时，威廉也大量将昂贵的土地分封给帮助他夺取王位的主要成员，征服前全国土地分散约两千户所有除属于国王和教会的土地以外。此时国家土地的分布已经完全改变，威廉时代，全国的分散数量减少90%，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外国贵族之手。王室土地占有量的急剧增加，直接促使国王财富的增加，进而国王权力的增长。同时，1086年威廉针对全国土地、人口等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赋役清查，即《末日审判书》。这次清查的结果表明，国王的直接封臣（称总佃户）共计1400人，而大封建主的封臣为7900人。且在1400人的直属封臣中，只有180人是真正的大封建主，他们占有的土地几乎达到全国土地的50% [3]。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全国土地的相对集中以及土地所有人的相对分散，使得国王面对地方封臣威胁减少，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无形中加剧了中央集权，并且封建主占据土地使我们了解到英国已经过渡到封建社会
（三）、贵族阶级与王室联系、国王联系加强
诺曼征服前几个世纪里，英国贵族与王室之间的联系松散，其贵族只有一顶的纳税义务，而且数量少、偶尔纳税。这种关系使得贵族以为其地并非来自王室，因而对国王、王室的服从自然不强，这就危害了英国国王权力的的强大，哈罗德凭借其巨大财富及政治军事能力就一度夺权。而在征服来临时，一切骤变，威廉四世宣扬一种新鲜理论——“其附庸所获得的土地，终其所有权仍属于威廉及其继承人[2]”。他曾命令全体封建主向他宣誓效忠，以保证政令统一[4]。其下属须完成受封仪式时所承诺的封建义务为条件使用所获得的所有封土，其所需完成的封建义务有提供军事服役、提供信息、施行国王命令、纳税等。英国贵族为维护其领土利益不得不听从国王命令，履行义务。通过建立有条件的土地保有制度，坚强地主贵族与王权的联系，威廉建立了在许多年后才在欧洲政治中出现的封建制度的核心要件[2]。由此英国出现了与同时代的法国不同的现象，即“我的附属的附属，也是我的附属”[5]。这一系列的土地措施后，贵族阶级与王室的联系大大加强，国王权力随之大大增强，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王权得到巩固。封建王国地确立，以及在对国王物质基础进行彻底清查的基础上，威廉一世逐步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集权的制度。这从威廉执政后，逐步改组中央政府、废除“贤人会议”、建立御前会议机构可以体现。御前会议的建立，掌握行政机构实权的为少数大领主和国王的近臣[1]。同时在地方设郡，由国王任命郡守管辖地方。由此，中央、地方都直接统属于国王，国王权力强化，掌握行政、军事等大权，为后世专制王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国王统治地方权力增强——“谋杀罚金制度”的建立
诺曼征服过程中的黑斯廷斯决战后，英国国王威廉曾企图通过在关键职位上任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巩固统治。但是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乘虚而反叛后，其认识到自己及随从为多数英国人所厌恶，并且自己的王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胁。虽然诺曼征服中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死去，但是威廉执政后其数量及影响仍不可小觑。在改组中央政府过程中，威廉便开始在英国实行“谋杀罚金”制度以及还环保制度，此制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连坐制。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反抗心理，加强了王权。
同时他加强与主要封臣之间的联系。从调查结果看，英国当时绝大部分土地都为封建主占据，广大直接生产者已沦为依附农民，英国无疑已是封建社会 [6]。这些确立的封建制度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点：一是它为国王巩固内政对抗入侵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二是它为国王巩固地方统治提供了完整可靠的信息，强化了中央集权；三是它强化了新兴诺曼地方贵族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2]它使前者认识到与后者荣辱与共，从而从贵族到地方都为王权的巩固提供前提，使得国王权力的增强。
（五）、教会对王权支持的加强
在欧洲中古时，教会对王权一直都存在巨大制约力，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也是中古西欧的重大事件，英国也是如此。在诺曼征服前，英国仍受到罗马教皇的制约，其英国大主教任免必须前往罗马谋求教皇承认并领取白羊毛法衣才能具有合法权力与地位。英国主教受罗马教皇支配，着实际是干预英国国王权力实施，使英国主教与王权相脱离，并且英国王位继承者必须接受英国主教的加冕仪式，因此王权受到了来自教皇以及教会的制约。但是，在中古时期还不具备拜托教会的条件，增强其联系，使教会为王权服务将会使王权强大，逐步向专制王权过渡。
诺曼征服后，威廉与教会的联系便大大加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威廉与罗马教廷的联系紧密。由于威廉在诺曼底时对罗马教廷的要求积极执行，以及罗马教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得诺曼征服前便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及教皇的口头支持，有此紧密关系后，威廉任用亲信朗佛兰克出任坎特伯雷大教主，教廷成为王权背后的巨大支持力；第二，威廉自身的原因。威廉信奉教会，他积极与一些教士相联系，经常咨询其意见；第三，英国教会的改革。朗佛兰克出任大主教后，大力进行教会改革，他重新编订了所在教区的章程、大力提高教士的教育及操守水平、革除教会恶习等，这些改革得到威廉大力支持，并使后者坚信教会是王权的必要支持。在1072—1086年间，他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七次宗教议会中的几项讨论，教会的革新以及威廉对教会的改革（即教会对王权的军事义务、教会财产税等）使得在诺曼征服后，教会对王权的支持大大加强，尽管于1072年颁布的建立独立于英国的教会法院损害了英国司法完整，使得教会司法系统实际上独立于主权[2]，但是此时英国王权极度强盛，英国教会系统已完成封建化，一次英国王权权力的增长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诺曼征服，威廉通过宗教、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改革，使得王权较前大大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王权逐渐形成，这为后世英国国王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亨利二世改革奠定了基础，并对现今英国政体具有间接作用。自此后，英国国力增强，国家权力，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诺曼征服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诺曼征服后，中央权力、中央与地方、王权与教会等各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其对英国王权的发展变化显示出历史性地位的作用。它使英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研究其发展变化，特别是其对英国王权的影响，对我们了解明白英国近代政体的变化、国家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朱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P60 P63 [2].《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美]迈克尔·V·C·亚力山大著，林达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 P37 P39 P40 P46 P47 [3] 《剑桥中世纪史》第五卷，P507-508 [4] 《世界史古代史编 下卷》 吴于谨 齐世荣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版
P218 [5] 《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卷》 晏绍祥 李隆庆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P228 [6] 《世界史古代史下》 朱寰 马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版 P218
第三篇：古希腊罗马神话对英语词汇的影响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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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主义分析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的悲剧成因 108 一位《飘》不去的女性—《飘》中斯佳丽的女性主义性格特点成长分析 109 适者生存—对《飘》中生存意识的探究 110 简析狄更斯《远大前程》中的浪漫主义特征 111 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汤姆的成长
论圣地亚哥性格的多重性及《老人与海》中的悲剧色彩 113 论《格列佛游记》中的讽刺
超越和世俗——对《月亮和六便士》中Strickland和Stroeve的对比分析 115 《傲慢与偏见》中的微观反讽言语行为 116 小说《飘》中斯嘉丽的人物性格分析
爱伦坡的分析方法在“厄舍屋的倒塌”中的应用 118 从语用角度探讨汉译英公示语 119 初中英语说写技能综合教学研究
浅析《愤怒的葡萄》中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121 A Feminist Reading of The Portrait of a Lady 122 《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象征手法的解析 123 英汉关于“愤怒”隐喻的分析
论《爱玛》中简•奥斯丁的女性主义观
浅析爱德华·摩根·福斯特《霍华德庄园》中的语言特色 126 从归化和异化的角度看《功夫熊猫》的字幕翻译 127 浅议《女勇士》中的个人英雄主义
《木马赢家》中父亲的缺席
从《红楼梦》及其译本看中英非赞同表达的异同 130 《女勇士》中美国华裔身份危机的探寻 131 中学英语教学活动的主要设计原则
从《永别了，武器》中看战争对人性的影响 133 从功能目的论视角分析公共标识翻译
美国个人主义和中国集体主义的对比与分析 135 《呼啸山庄》中希斯克里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悲剧 136 跨文化背景下的广告翻译技巧
超越和世俗——对《月亮和六便士》中Strickland和Stroeve的对比分析 138 哥特小说中的反天主教分析：《隐士》个案研究 139 Redefinition of Heroism in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140 法律英语的特点
言语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商务索赔信函话语分析 142 浅析中西情人节短信中的文化差异 143 合作教学理论在初中英语阅读中的运用 144 网络环境下英语自主学习模式的调查 145 A Comparison of the English Color Terms 146 从《芒果街上的小屋》透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147 浅析英文商务信函的写作格式与文体风格
从追求走向幻灭与死亡——谈马丁伊登的美国梦 149 广告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呼啸山庄》和它的四个版本电影的比较研究 151 谈英语文学作品名称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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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宗教枷锁下的人性挣扎——《红字》中丁梅斯代尔形象解读 158 《嘉莉妹妹》中女主人公美国梦的幻灭
159 The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Margaret Mitchell’s Gone with the Wind and Alexandra Ripley’s Scarlett
160 《傲慢与偏见》中的三种不同婚姻的分析 161 浅谈文化差异与英汉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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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接受理论视角下英文商标名汉译研究
170 从中英语言中的幽默表达看中西方思维差异
171 超市价格策略的比较
172 英语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
173 论《呼啸山庄》中女性悲剧的根源
174 一个自我矛盾的精神世界—《达洛卫夫人》中的对照与一致 175 试析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中的自然主义 176 美国电影中的中华文化运用得与失的研究 177 Symbolism i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78 莎士比亚电影和爱情阻力：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 179 英语广告的语言特点及翻译方法 180 应酬语的中英文比较
181 创世神话与民族特性—《旧约》与中国古代民间传说 182 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红”字的翻译 183 从生态视野解读狼图腾
184 The Interpretation to Captain Ahab in Moby Dick through Abnormal Psychology 185 英语课堂合作学习策略研究
186 英汉诗歌中“月”意象的认知解读
187 从女性主义看《兔子，跑吧》中女性形象 188 英汉颜色词在文化背景下的不对应性 189 文化视角下的英汉习语对译
190 “庸人”自扰——《普鲁弗洛克情歌》主题探究 191 英语学习的性别差异及相应的学习策略 192 浅析《儿子与情人》中扭曲的人物关系 193 中西方酒店文化比较与探讨 194 外语学习中学习动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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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浅析MSN交谈中的话语标记语
200 解读《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玫瑰”的象征意义
第四篇：论佛教思想对苏轼杭州时期诗歌的影响
论佛教思想对苏轼杭州时期诗歌的影响
2011-5-20 08:45 |作者: 杨晓玲|来自: 佛缘网站 论佛教思想对苏轼杭州时期诗歌的影响
杨晓玲
摘 要：由独尊儒术走向三教鼎力，这是北宋以来学术思想的一般趋势，这种趋势为佛教这个原本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舶来品提供了发展的土壤，而苏轼在杭州时期的佛教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
关键词：佛教思想苏轼 杭州时期 诗歌
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在一般人眼里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儒家形象，殊不知他任杭州通判时，佛教的思想在其脑海里膨胀，使得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深深地打上了佛教思想的烙印。那么，为什么杭州时期的苏轼从信奉儒家思想突然转变为佛教思想了呢？佛教思想又是如何影响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的呢？下面就针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一
许多文人在受到严重打击排挤后就会以佛教思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古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有“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的白居易，有“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的王维，当然也有“只有弥勒为同龛”的苏轼。
苏轼从小接受正统儒家“经时济世”的政治理想的教育，刚成年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企图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为百姓谋福利，但是走入仕途后的苏轼看到的是社会的黑暗、官场的倾轧。以神宗皇帝为首的北宋统治者推行政治革新，企图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在苏轼的眼里，这些新法存在着许多弊病。王安石主张理财以扩大国库收入，苏轼主张“节用以廉取”，这就与朝廷的主流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正直刚烈的苏轼不愿与革新派同流合污，无奈之下请求外任，任杭州通判。这次的经历对苏轼的打击是很大的，初出茅庐想要大展拳脚，残酷的现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从众星吹捧到万夫所指的这种经历让他彻底绝望，故整个杭州时期的诗歌都充满着一种企图“离苦得乐”的佛教思想，他想要借佛教思想发泄内心积郁已久的苦闷。佛教主张人们脱离苦海、寻求快乐，这些思想都迎合了苏轼这一时期的心理状态，故而这一时期的他创作了大量的富有浓重佛教思想的诗歌。
二
苏轼在杭州时期创作了许多描写寺庙景色以及与僧侣交往的诗篇。
首先，佛教思想主张人们“离苦得乐”。佛教的基本教义中有四谛说，即苦谛、集谛、灭谛和道谛，其中的灭谛就是强调人们要消灭造成痛苦的原因。苏轼杭州时期的诗歌所流露出来的归隐田园的思想正是受佛教思想的影响，如《游金山寺》中的“有田不归如江水”，再如《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金山楼观何耽耽，撞钟击鼓闻淮南。
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
云霾浪打人迹绝，时有沙户祈春蚕。
我来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怀惭。
同游尽返决独往，赋命穷薄轻江潭。
清晨无风浪自涌，中流歌啸倚半酣。
老僧下山惊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谈。
自言久客忘乡井，只有弥勒为同龛。
困眠得就纸帐暖，饱食未厌山蔬甘。
山林饥卧古亦有，无田不退宁非贪。
展禽虽未三见黜，叔夜自知七不堪。
行当投劾谢簪组，为我佳处留茅庵。
诗人在情绪低沉时独游焦山，遇山中僧人，触发归隐之心，并运用“展禽”、“叔夜”二人的典故来坚定自己归隐的决心。这种超越尘世纷扰、不受世俗羁绊、淡泊名利、远离官场的佛教思想正与苏轼游焦山时的心境不谋而合。又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
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五首绝句当中前四首都有“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磅礴气势，唯独这一首格调低沉且含退隐情怀，让人不觉心生辛酸之情。表达归隐之情的还有《佛日山荣长老方丈》：
陶令思归久未成，远公不出但闻名。
山中只有苍髯叟，数里萧萧管送迎。
千株玉槊搀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
何处霜眉碧眼客，结为三友冷相看。东麓云根露角牙，细泉幽咽走金沙。
不堪土肉埋山骨，未放苍龙浴渥洼。
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
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
日射回廊午枕明，水沉销尽碧烟横。
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
此诗中苏轼以陶渊明自况，希望像他一样隐居田园，不为五斗米而腰。苏轼热爱“千株玉槊搀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般怡然自得的自然环境，并且向往“山人睡觉无人见，只有飞蚊绕鬓鸣”的悠然生活。这种思想深受佛教的影响。
其次，佛教崇尚心性纯净，以无念为宗，物我相忘，身心皆空，这种观念影响了苏轼在杭州时期的诗歌创作。他笔下的景物格外清澈淡然，犹如“水清石出鱼可数”那么清新怡然；他笔下的人物都能够随遇而安、安贫乐道，正如“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的惠勤、惠思。体现苏诗意境奇丽幽远的还有《夜泛西湖五绝》其一：
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
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这首诗描写西湖幽远的夜景，被陈衍评为“末句未有人说过”（《宋诗精华录》卷二），可见其写景的独特性。
又如《梵天寺见僧守诠小诗，清婉可爱，次韵》：
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
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屦。
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
这首诗描写了梵天寺秋夜幽深清远的境界，此时王安石等人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政治革新，而苏轼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摆脱外界的纷繁吵杂，幽静古朴的寺庙正是他这一时期所一心向往的地方。謦音缭绕、古松苍劲的寺庙与官场的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如《游道场山何山》：
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我従山水窟中来，尚爱此山看不足。
陂湖行尽白漫漫，青山忽作龙蛇盘。
山高无风松自响，误认石齿号惊湍。
山僧不放山泉出，屋底清池照瑶席。
阶前合抱香入云，月里仙人亲手植。
出山回望翠云鬟，碧瓦朱栏缥缈间。
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
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
我今废学不归山，山中对酒空三叹。
从“阶前合抱香入云”到“碧瓦朱栏缥缈间”，描写道场山的幽远环境，犹如仙境，令人向往。只有心灵澄澈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境界。
苏轼笔下的人物能安贫乐道、及时行乐，北山清顺僧人能“拾薪煮药”、“扫地焚香”、“洗足关门听雨眠”；於潜县令能“来往溪水间，上友麋鹿下凫鹥”；更有“曷不劝公勤秉烛，老来光景似奔轮”直接在诗中揭示了及时行乐的情怀。而“幽人起朱阁，空洞无一物”则是他这一时期的心灵写照。
最后，佛教强调普度众生，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王安石等人推行的新法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暴露出许多的缺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期间，频繁接触下层百姓的生活，故他的诗歌经常表现出对百姓的同情以及对统治者的批判。最为典型的是《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
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在高堂。
这首诗暗讽养尊处优的官员毫不关心百姓的生活。勤劳的农民与不劳而获的官吏形成强烈的对比，批判之情溢于言表。
如《吴中田妇叹》：
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
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鎌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
茅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
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
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
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
当时的江浙一带秋雨成灾，百姓毫无收成，但还必须“卖牛纳税”。这首诗以吴中田妇的悲惨生活映射当时整个社会下层百姓的苦难，具有典型性。“惟有悯农心尚在”（《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才能做到“为匹夫匹妇代言”，这也反映了佛教普度众生的思想。
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漂泊无依，而佛教“离苦得乐”、“宅本无心”的思想为苦难中的苏轼提供了良好的精神寄托，使他能够看穿忧患、因缘自适，在逆境中也能保持旷达的心境。故苏轼杭州时期的诗歌深刻、隽永，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邓绍基.中国古代十大诗人精品全集[M].大连出版社，1997.[2]王启鹏.苏轼文艺美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3]王洪.苏东坡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4]林语堂.苏东坡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5]刘乃昌.苏轼文学集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2.[6]刘丽娟.论苏轼的佛教思想及其诗词中的般若空意识[J].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杨晓玲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330000）
出自: 《现代语文（文学研究）》 2010年10期
第五篇：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族社会生活的胡化现象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在这一时期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黄河流域与北方汉族杂居共处。并各自在中原建立了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出于维护本民族政权的考虑，各民族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使得北方汉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吸取其精华，并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
关键字：魏晋南北朝 中原汉族 社会生活
曹魏、西晋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即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对立时期。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人民相继迁徙流亡，无形之中，使得各个民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种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吸收。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即兼收并蓄，交融汇合，又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发展。下面就社会风俗、乐舞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解一下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胡化”现象。
一、社会风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变化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五十二年(265—517)的短暂统一外，另外的三百年战乱频仍，使得各民族杂居相处更加趋势化。在战乱的环境下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其内容首先是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其次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化内涵的吸收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汉族充分的吸收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使得自身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一）服饰器物方面
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先秦时期已有交往。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始将塞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引入中原。而两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又有不少胡物传入中原。东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之。”[1]（五行志）不过当时这些物品也只局限于少数汉族统治阶级使用，还没有十分的普及到下层群众。到魏晋时期，战乱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念，北方少数民族的胡服器物开始大规模的进入百姓之家。
中原汉族的服饰吸收了少数民族众多的的服饰内容，使得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新颖的样式。如流行的服饰样式貂蝉，就源于少数民族。“貂蝉，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焕，外柔易而内刚劲也。蝉，取其清虚识变也。”[2]（舆服第一·貂
蝉）还有冠饰的变化，《搭耳帽》：“本胡服，以韦为之，以羔毛络缝。······其名爪牙帽子，盖军戎之服也。”搭耳帽本是少数民族，经过改变成为军队的帽子。而“靴鞋”之类，亦是胡人之物。“靴者，盖古西服也。昔赵武灵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 黄皮闲居之服。”[3]（靴笏）北朝时鲜卑人多着靴，《北史·武帝纪》下“平齐之役，见军士有跣行者，帝亲脱靴以赐之”。而当时卖靴也成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魏书·徒何慕容永传》“（慕容）暐即为苻坚所并，永徙于长安。家贫，夫妻常卖靴于市。”
到西晋时期，少数民族的服饰使用的越来越多。“泰康中，以毡为絔头及络带袴口。”“夫毡毛产于胡，而天下以为絔头、带身、袴口。”因为使用的太过于普遍，加上当时人们对少数民族的认识还存在偏差，所以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因为“胡既三制之矣，能无败乎。”[4](卷27 舆服志）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杂居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中国衣冠逐渐的全用胡服。流行于当时的有长帽、短靴、袄子、羃离等等。各种胡服，中国尚之。
“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及全用胡服。”
[5]（卷一）
“幅巾传于汉魏，羃离起自齐隋，[6]（卷2 叙师资传授南北时代）幞头始于周朝，巾子创于武德，胡服靴衫，岂可辄施于古象。”“朱紫玄黄，各任所好。”[7]（卷45 舆服志）中国的服饰变化兴于十六国，盛于北朝，从中国北方开始，逐渐向中国南方推进，延至隋唐，大局粗定。朱熹曾言：“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衮服扫地尽矣！中国衣冠之礼，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8]（卷91 礼八·杂礼）
魏晋时期，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物质交流随着社会的发展继续进行，草原民族的器物在中原地区得到汉族民众的广泛使用。尤其是胡床的使用，在魏晋时期为人们所喜爱和重视。魏文帝在日常生活中喜欢胡床，外出打猎也携带作为休息之用。《三国志》卷十六《魏书·苏则传》载，苏则“从行猎，拔，失鹿，帝大怒，距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裴潜在任兖州刺史时，“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以显示自己的为官清廉。西晋时期，胡床为各个阶层所使用，甚至抢劫之人也是用胡床。陆机在去洛阳途中，经由会稽郡时，戴若思坐在胡床上，“指麾同旅，皆得其宜”。[4]（卷69
在戴若思传）
除了胡床之外，还有很多的器物传入中原，为人们所喜爱。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更盛，无论胡汉，使用胡物更加普遍。
（二）饮食方面。中原本是农耕地区，人民虽然不废牲畜，但是畜牧业仅仅是副产业。生活所需的资料以农作物为主体，畜产仅其补助农业，决不能容许大量的耕地变为牧地，使之妨碍于农作物的生产。自魏晋以来，以农耕为基本产业的中原地区，逐渐的
渗入北方畜牧业的势力。中原生活的方式也逐渐的发生了变化，由以食粟为主，转而向以乳肉为主。[9](P44)
众所周知, “食肉饮酪”一直是胡族典型的饮食习惯, 史称：“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毛毛，其性能寒。”[10]（卷49 晁错传）而汉民族传统的饮食中很少有乳制品, 但到魏晋南北朝时, 大批北方游牧民族入居中原以及中原地区畜牧业的发展, 使汉族人民的饮食习惯逐渐发生了变化。至十六国北朝, 随着胡汉民族的长期杂居, 饮酪慢慢在北方汉族社会普及开来, 并直接影响了宫廷和贵族们的饮食, 酪浆成为时尚饮品。潘岳《闲居赋》中有“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典型的是王肃改变原来的饮茶食鱼的生活习惯而逐步适应北方的饮食。《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有记载: “(王)肃初入国, 不食羊肉及酪浆, 常饭鲫鱼羹, 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卮”。经数年后, 肃与高祖殿会, 食羊肉酪粥甚多。”《齐民要术》卷六养羊第五十七记载了“作酪法”“作干酪法”“作漉酪法”等技术，说明乳酪在中原地区广为流行。
除此之外, 胡饼和胡饭也为汉族人所钟爱, 《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载: “王长文, 州辟别驾, 阳狂不诣, 举州追求, 乃于成都市见, 蹲地啮胡饼。”东晋名士王羲之亦是“坦腹东床啮胡饼”。再《艺文类聚》引梁吴均《饼说》载: “宋公至长安, 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 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 何者最先? ’季曰: ‘仲秋御景, 离蝉欲静, 燮燮晓风, 凄凄夜冷。臣当此景, 唯能吃饼’。”可见, 胡饼在当时的饮食中之地位，胡饼已成为人们所非常喜欢的一种食物。另外还有羌煮、胡豉、胡椒酒、生羊烩等各种副食也为中原人士喜爱。胡食受到人们的欢迎，成为中国饮食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历史景观。“自泰始起来，中国尚之”。[11]（卷一四）
（三）婚姻风俗方面。魏晋时期，胡汉广泛通婚，汉族的婚姻习俗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呈现出独特的胡风特色。如入帐交拜、催妆、跨马鞍、戏弄女婿等，基本上都是受北朝胡人习俗的影响而来的。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卷四《贬误》载：“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聘北道记》云：‘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迎新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余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来。’其声不绝，至新妇登车乃止，今催妆是也，以竹杖打女婿为戏，乃有大委顿者，江德澡记此为异，明南朝无此礼。”这表明入帐交拜、催妆、新妇乘鞍、戏弄女婿等婚礼仪式都是北朝的风俗。
“‘新妇子，催出来，’至新妇登车乃止”。说的就是催妆之事，只是发展到唐代，大呼小叫的野蛮行为变成了吟咏催妆诗的文雅之举。如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召作催妆诗》：
云安公主贵，出嫁五侯家。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诗中的“百子帐”又名“穹庐”、“青庐”，是新郎新娘交拜的地方。青庐，即用青布做的帐子，亦为穹庐、百子帐。《梁书·河南传》：“鲜卑、吐谷浑有屋宇杂以百子帐，即穹庐也。”及至唐以后，入帐交拜，演化为拜堂之俗。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娶妇》：“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堂展拜，谓之新妇拜堂。”
“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是“弄女婿”，是指男方迎亲时，女家亲友相聚，以口头的甚至动手的方式来戏弄新郎，此种习俗在北朝颇为盛行。《北史》卷十四《齐文宣皇后李氏传》附“段昭仪传”载有：“段昭仪，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戏文宣，文宣衔之。”
新妇乘鞍的婚俗也自北朝时兴起，主要是取其“吉祥、平安”之喻意。“婚姻之礼，坐女于马鞍之侧，或谓北人尚乘鞍马之意。夫鞍者，安也，欲其安稳，同载者也。”（卷上·婚姻之礼）
[12]由于这些婚礼习俗有美好的喻意，被中原地区的人们乐于接受，至唐时依然盛行。此种种婚俗，“近代婚嫁，有幛车，下婿，却扇及观花烛之事，及有卜地安帐并拜堂之礼，上自皇室，下至士庶，莫不皆然。”[13]（卷五·花烛）
二、乐舞艺术方面
魏晋时期，在艺术方面，“华戎兼采”
[14](卷14音乐志中)
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胡歌、胡乐、胡舞等流行，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增添了新鲜的色彩。并出现了很多擅长吹奏的大家。“魏晋之世，有孙氏善弘旧曲，宋识善击节唱和，陈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弹筝，朱玉善琵琶，尤发新声”。[4]（卷23 乐志）
当时流行的胡乐主要有箜篌、琵琶、胡笛等。虽然胡乐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中原，但真正的流行是在魏晋时期。
箜篌。为当时人所喜欢。北魏高阳王元雍有一个叫徐月华的美人善于弹箜篌，“能为《明君出塞》之曲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年间，嫁给卫将军原士康为侧室。住宅接近青阳门，“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15](卷3 城南)足见其曲艺之高超，亦表明时人对此乐有很高的欣赏力。《北齐书》卷二十二《卢文伟传附孙询祖传》记载，卢宗道任南营州刺史，“尝于晋阳置酒，宾游满座。中书舍人马士达目其弹箜篌女妓云：‘手甚纤素。’宗道即以此婢遗士达，士达固辞，宗道便命家人将解其腕，士达不得已而受之”。在晋阳官宦人家有专门弹箜篌的女妓，说明当时箜篌已经非
常流行，而且是黄河流域民众喜爱的乐曲。
琵琶。《释名》曰：“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为名。”[16]（卷583 乐部二十一 琵琶）从匈奴传入黄河流域。北齐时，琵琶极为盛行，举国上下皆弹琵琶。高澄“尝令章永兴马上弹琵琶，奏十余曲，试使文略写之，遂得八”。尔朱文略“弹琵琶，吹横笛，谣咏倦极，便卧唱挽歌”，[17](卷48尔朱荣传附子文略传）显现了鲜卑族的风貌。齐后主“盛为无愁之曲，帝自弹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17]（卷八 后主纪）魏成武帝时，祖珽为中书侍郎，“又自解弹琵琶，能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者为娱。”[17]（卷47 祖莹附传子珽传）因为琵琶盛行，为当时人所钟爱，所以当时很多人以此为途径，进入仕途。北齐人曹僧奴及其子曹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17](卷92 恩倖传·齐诸宦者传附胡小儿传）
胡笛。在西晋时期，经过了大规模的改造，以适应内地音乐演奏的需要。黄河流域善于吹笛的人史书多有记载。石崇的家伎曰绿珠，“美而艳，善吹笛”。崇传）
[17](卷33 石苞传附石向秀在《思旧赋》序文中称“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廖亮”。在赋文中以“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表达了自己的心迹。显然，传入内地的少数民族乐器已经融入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娱乐的重要器具。
胡乐在北方十分盛行，“西凉鼙舞、清乐等，一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14]（卷14 音乐志中）而且在江南地区，音乐也受到影响，“有西、伦羌胡诸乐舞，······并列于宫廷，歌词多淫哇不典正。”
[18]（乐志）
隋统一之后，文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炀帝时又改为九部乐。至唐时设置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高丽乐、天竺乐、安国乐、康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其中燕乐和西凉乐，大多源于北朝的胡汉混合乐。唐诗中对胡乐的盛行也做过生动的描述。如元稹《法曲》云：女为胡妇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王建《凉州行》：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
随着胡乐的传入，周边的少数民族的舞蹈也逐渐的传入中原地区并融入汉族的生活。曹植会跳胡舞。曹植在接见邯郸淳时，“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非小说数千言讫”。[19](卷21 魏书·王粲传附邯郸淳传)可见，随着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接触，草原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为曹魏政权上层所接受。晋傅玄《猿猴赋》曰：“或低眩而择飒，或抵掌而胡舞。”此句虽是赞美猿猴的舞蹈姿势，也表明傅玄看过胡舞。北齐的魏收也是“好声乐，善胡舞”。[20]（卷37 魏收传)在黄河流域本土化的胡舞后来也流传到江南地区，梁元帝《春夜看妓诗》有“燕姬戏小堂，胡舞开春閤”之句。
三、文学语言
汉族在语言方面，吸收了少数民族精华，给汉族为主体的中原文化曾添了新鲜的色彩。
十六国北朝时期，因为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所以当时学习胡语成为一种风尚。而鲜卑语的学习更是时髦之举。高欢可以兼说汉语和鲜卑语，“高祖每申令三军，常鲜卑语，昂若在列，则为华言”。[20](卷21高乾附昂传)这也说明当时的北齐军人能够听懂鲜卑语和汉语。又“齐朝有一士大夫，常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业。’吾时俛而不答。”[21]（卷1 孝子篇)由此可知，在北朝通晓鲜卑语可以“以投天隙”，作为入仕的途径。《北齐书》载：“祖考微以解鲜卑语，得免罪，复参相府。”通晓鲜卑语可以作为一种救生的方法。另据史载：天和四年，······周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几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众僚，咸喜斯酬。敕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人耶。’。
[22]（释法藏传）
《颜氏家训·音辞篇》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此说明北方汉族语言中杂有“胡虏”之音。在隋朝末年，鲜卑人陆法言著有《切韵》，以当时洛阳音为主音，酌收古音以及其他地方音，建立了汉语的韵母系统，为唐宋韵书的始祖。
当时，除能解鲜卑语之外，还能书写。庾信《哀江南赋》：新野有生祠之庙，河南有胡书之碣。胡书即文字。而且庾元威在《论书》中称“白体有胡书”。
在文学方面。因为南北长期对峙，北方汉族主要吸收了入主中原的五胡文化，北
[7]（卷29 音乐志）朝以来的大量乐章歌辞，“其曲亦多可汗之辞”。著名的北朝民歌《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此民歌是东魏时敕勒人斛律金奉高欢之命而唱，《乐府诗集》称“其歌本为鲜卑语，易为齐语，故其长短不齐。”其气势雄浑，声调铿锵，对以后隋唐诗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胡歌质朴刚劲，与六朝的艳曲骈文迥然不同。《隋书·文学传叙》：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辞义贞刚，重手气质。《乐府诗集》称“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唐诗正是汲取其特点，尤其是雄浑的边塞诗，达到了新的高度，为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处于和平和战争交替的状态，北方的少数民族凭借其优
势的生存方式，频繁的进入黄河流域，扩大了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交流的范围，提高了交流的程度，使中原汉族吸收了少数民族的精华，在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等方面出现了文化多元的现象，对中原地区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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