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探诺曼人入主英国对英语发展的意义
试探诺曼人入主英国对英语发展的意义
作者:刘爱兰
工作单位: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摘要:
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双重作用的结果。古英语在向中世纪英语的转变中有其内在的发展动力和规律。而1066年诺曼人入主英国这一历史突发事件从某意义上来讲改变了整个英语发展的进程,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而英国沦为下层阶级的语言,大量法语词汇涌入英语。法语能够在英国的土壤上生存下来有其内在的政治因素。而当这些因素消失后,法语也就失去在英国存在的机会。而英语在新的政治经济和民族情绪的觉醒中重新崛起。虽让法语使英语早就开始的变化加速了其发展的步伐,但是法语的对英语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语的特性。如果没有诺曼人入主英国,英语也会脱离原有日尔曼语系的发轨道,应为在诺曼人入主英国以前,英语语音、语法、句法和词汇个方面都已开始一系列的变化。
关键词:法语,古英语,中古英语,诺曼人
1066年,也就是古英语①(450-1150)的末期,在英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大历史事件:诺曼底伯爵威廉(William)率领诺曼人入侵英国,打败了英国日耳曼国王黑罗德(Herold)并于当年圣诞节那天卫冕为英国国王。诺曼人通过军事掠杀和政治迫害铲除了英国原有以日耳曼人为中心的贵族阶级从而成为了英国的统治阶级。而诺曼人使用的法语在英国其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成为了英国上层统治阶级的语言,而英语则沦为下层阶级的语言。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诺曼人的侵略,英语是否会像其他日耳曼语言②一样,继续保留其词语的曲折形式和以曲折形式为区别的句法语法(synthetic Language)的语言特性呢?然而就是这突发的历史事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改变了整个英语发展的途径,加速了中世纪英语脱离其原有的日耳曼语言体系的步伐。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内法语并没有代替英语,而是通过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力来影响和改变英语语言,从而实现两种语言的互溶。法语对英语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拉丁语对英语的影响。11世纪初北方海盗时期丹麦国王在打败了日耳曼人统治英国的25年期间,英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语出现语言互溶的现象,但是因为两种语言的相似性,以及丹麦王室对英国统治的短暂,斯堪的纳维亚语对英语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对英语词汇方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地名上。而拉丁语是通过五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的传播及中世纪拉丁语作为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权威语言对英语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英语吸收大量关于宗教文化方面的词汇。但是历史上拉丁语并没有像法语一样作为统治者使用的语言出现。而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在诺曼人入主英国后在英国的土壤上根植了下来,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语言在英国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及日常生活起着统治的作用,从而改变英语发展的历史进程。
语言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该语言人的重要性。法语能够在诺曼人入主英国后能够作为上层阶级语言从而在英国根植下来的原因,还得从诺曼人说起。诺曼底人的前身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法国人,而是9世纪到10世纪期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及英国东北部定居下来的北方人(Northmen),这些北方人在定居后以其非凡的适应性迅速地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法语,在政治上采用欧洲当时先进的制度,在信仰上接受基督教。他们在诺曼底的势力得到了法国国王菲利浦(Philip)的承认并被封爵位。这些变化使当时诺曼人在文化本质上与当时法国文化一样,诺曼人也成为当时欧洲制度上最先进,军事上最咄咄逼人的民族。在诺曼人入侵英国之前的数年里,英国和诺曼底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1002年英国国王娶了诺曼人的女儿,后来国王被丹麦人驱除出境后在其妻子的弟弟(诺曼底伯爵)处避难。国王的儿子爱德华(Edward Confessor)就是在法国长大。1042年丹麦王室没有后裔,爱德华复位日耳曼王室。爱德华率领众多的诺曼人进入英国,让他们担任政府要职。因此在爱德华统治的24年内浓厚的法语气氛就已经在英国上层阶级风靡起来。因为爱德华的母亲是诺曼人,从血缘上爱德华和后来入侵英国的威廉是堂兄和堂弟的关系。爱德华死后也无后裔,他生前曾许诺当时身为诺曼底伯爵的表弟威廉以王位。而爱德华死后,在英国非常有势力黑罗德伯爵被选举为国王。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只有通过武力来夺取英国的王位。威廉国王政权的建立不仅意味着诺曼底伯爵对日耳曼国王替代,也意味着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入侵。威廉政权通过武力和政治迫害铲除了原有英国的贵族阶级,国家政治权利和宗教特权及国家财富几乎垄断在诺曼人手里。法语之所以能够在为英国为上层阶级所使用是因为当时进入英国的诺曼人的数量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足够让他们在入主英国后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开始使用法语的仅仅限于诺曼底人,后来英国人也开始通过通婚和其他的方式接近使用法语的统治阶级,能够使用法语的英国人在政治上也享有优势。很快使用法语和英语的区分不是民族的区分而很大程度上是阶级之分。法语能够继续使用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紧密关系,而这种紧密关系一直持续到13世纪。在英国的诺曼人国王们对欧洲诺曼底大陆有着一种情感依恋,许多国王娶诺曼人为妻子。甚至威廉国王自己似乎也更依恋在欧洲诺曼底的领土,而不是自己通过武力方式来取得的英国国土。正是这种感情的依恋让他们在语言上对法语也是情有独钟。更有趣的是当时的英国人对入主后的诺曼人并没有继续持仇视态度,也没有抗拒法语的使用。事实上战败的伤口和战争对政治社会秩序造成的动荡逐渐被人们所忘记,人们开始接受和适应新的统治秩序。英国人和诺曼人两个不同民族在不断的互溶中,两种语言也获得互相交流和借鉴的机会。在两种语言互溶的时间里,两种语言之间词语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应该来说这种借鉴是相互的,许多英语词汇进入法语的词汇里。而更多的法语词汇进入英语语言,因为当时英语代表的是相对法语而落后的文化,有更多向法语代表的先进文化学习的地方。从诺曼人入侵一直到中世纪英语末期法语通过在政治、军事、宗教文学及艺术等方面的影响不断涌入英语词汇。使用法语的上层阶级也逐渐大量地使用英语时候,使用过程中可能是为了填补英语词汇的不足,或者对英语的不熟练和对法语的某种依恋让他们在使用英语语言中掺入了大量的法语词汇。同时在把用法语写的有关法律、宗教、艺术作品翻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有关行政、宗教、礼仪、法律、军事、时尚、食物、生活、艺术、文学及医药等方面的词汇进入了英语。而且许多法语词汇在被借入后已被英语所同化,从而很难看出其法语的渊源。一些日耳曼语词汇在被法语替代后逐渐消失或附上新的意义。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在政治和行政控制使许多有关行政的词汇进入英语如:government, govern, administer, crown, state, empire, royal, authority, sovereign, majesty, tyrant, oppress, court, council, parliament, statute, alliance, record, appeal, tax, prince, princess, slave, servant。同时法语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宗教界的通用语言,许多有关宗教的法语词汇可以在英语中找到:religion, theology, sermon, baptism, confession, penance, prayer, passion;代表宗教头衔的有:clergy, clerk, prelate, cardinal, legate, dean, chaplain, parson, pastor, vicar, sexton, abbess, novice, friar;有关宗教弥撒的有:crucifix, incense, image, chancel, convent;有表达宗教和神学思想的词汇有:creator, virgin, miracle, mystery, faith, devotion, sacrifice, simony, temptation, mercy, pity, obedience, preach。在法律方面法语词也大量进入英语词汇,如与法律程序有关的动词有:sue, plead, accuse, indict, arraign, depose, blame, arrest, seize, pledge, warrant, assail, judge, condemn, convict, imprison, banish, pardon;与犯罪名称有关的:felony, trespass, assault, arson, larceny, fraud, libel, slander, perjury, adultery。英语也从法语中借用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词汇如:navy, peace, enemy, arms, battle, combat, siege, defense, ambush, retreat, soldier, spy;以及有关军事头衔有:captain, lieutenant, sergeant。而在时尚,食物,及生活的词汇有:gown, button, kerchief, fur, jewel, ornament, ivory, turquoise, ruby, pearl, diamond, crystal, coral, beryl, beef, pork, mutton, bacon, sausage, oyster, biscuit, cream, salad, lemon, cherry, spice, herb, 其中还包括新创造的词有creation, melody, music, chess, leisure等。在艺术,文学和医药方面的法语词汇有:art, painting, sculpture, beauty, color, figure, tone, poet, prose, romance, story, chronicle, tragedy, grammar, physician, surgeon, pain, paralytic, pestilence, anatomy, stomach, remedy, poison等。法语在进入英语后很快地被同化,有许多法语词汇成为了英语词根,可以自由地加在其他词语后面组合成新的词汇。比如法语中的形容词:gentle 在1225年被英语收入,在5年的时间内,该词汇可以与英语单词一起组合成gentlewoman,并且出现了其它与之相关的gentleman, gentleness, gently 等词汇。法语在进入英语时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在英语原有的词汇中有相应词汇存在。如法语词envy 所表达的意思在英语里由anda这个词来表示。在这种语言的互溶过程中一般有两种结果:要么其中一个词汇被另一个词汇取代而逐渐消失,或是两者同此生存下来,但是在意思被区分出来。Envy 进入英语后,原有的anda在很长一段时间还继续存在但是最后还是envy完全取代;而英语单词deem原有在法律上的意思被法语词取代后,但是赋予了表示“思考”新的意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法语不仅给英语带来的大量的词汇,同此也加速了古英语中许多日尔曼语语词汇的消失。
然而历史疑惑有开始了,既然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在两百多年的内对英国社会和英语有如此的势力和影响,然而为什么法语并没有在英国一直存在并取代英语地位呢?事实上到从13世纪到14世纪法语在英国的存在地位已经是表面上的风光了,尽管后来还有一些新的因素让法语在英国社会和政权上继续占统治地位,但是随着新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和英国民族情绪的觉醒使英语从新获得悉日的荣耀和地位,到14世纪英语已经在英国重新得到了全面的使用。而与此同时法语逐渐失去了其在英国存在的政治土壤,到15世纪法语在英国就基本消失了。法语作为统治阶级的语言没有直接取代作为下层阶级的使用的语言英语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当时统治阶级对英语的态度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民族用野蛮的发式来取代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当时的统治者对英语在下层阶级的使用是持冷漠旁观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压制。根据历史记载威廉国王为了更好的统治他的臣民在43岁的时候竟然开始学习英语,只不过事务繁忙,英语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当时法语和英语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和谐的。法语在英国的政治身份也不是外来语言,而是英国统治阶级的语言。而直接造成法语在英国的衰亡的历史事件是英国国王亨利(King Henry)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被法国国王菲利浦打败,英国从而失去了包括诺曼底在内法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和大部分在欧洲大陆的财产。诺曼人的后裔贵族们在失去在大陆的势力后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了英国,比以前更把自己看作是英国人,这一转变大大削弱法语在英国的存在的政治因素。而此后英国与法国之间持续一百多年(1337-1453)的战争更激化了两国之间的仇恨。英国人也不会忘记法语就是他们敌人使用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民族情绪增长,人们开始找回民族的尊严,重新审视自己的语言,不再把英语看成文化内涵肤浅的语言。在中世纪英语后期,使用英语的工人劳动阶级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村的土地佃农也消失,工人比以前更自由。1349年在欧洲的“黑死病”造成大量下层阶级人群的死亡。由于工人的大量短缺,工人的地位和价值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从某意义上来讲,不幸的“黑死病”提高也工人阶级的地位,从而提高他们所使用语言的地位—英语。从14世纪开始英语逐渐在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在英国得到了全面的使用。
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一个和缓慢的过程,历史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速或制约语言的发展,但是语言的发展趋势还是由其内因动力和规律所控制。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没有诺曼人的入侵,法语的介入,英语也会沿着自己的原有发展方向前进。只不过诺曼人入主英国后,英语失去了优势语言的地位,沦为下层民众的语言,同时也没有了书面语的制约,这样反而使古英语早已经开始的变化进程加快了步伐。在这段时间内,英国社会使用的书面语是法语,民众口头使用的英语语言没有书面的记录,我们无从知晓当时语言的特性变化的情况。直到13世纪中叶,英语的文本开始多起来时,我们才发现中世纪英语与古英语的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在语言形态、句子结构和词汇方面,中世纪英语都呈现了与古英语显著的不同的特性。诺曼人入主英国后,法语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英语中的保守成分,带来了大量的法语词汇,加速了英语脱离原有日尔曼语言的步伐。大量曲折词形式消失,他们的语法功能也被前置词的功能词和固定的词序所替代,从而完成了由句法语言(Synthetic Language)向分析性语言(analytic language)的转变。但是法语对英语的影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英语的特性。一个历史事件发生前后,人们使用的语言并无多大的不同,中世纪英语的发展变化规律还是其内在的因素决定的。事实上中世纪的英语的形成也是在诺曼人入侵之后一百多年后形成的。就中世纪英语而言,在这突发历史事件之前其语音、语法、句法和词汇各方面都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英语语法的变化表现为大量英语曲折形式的消失,原来名词和形容词词尾表示数、格及性的曲折词缀在语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这些曲折词缀失去了其原有的表示意义区别的形式和功能。动词的情况也是如此。这种曲折词缀的减少归功于语音的变化及因某些词语与其它词相似而推测出其词形变化的类推方法。语音的变化是简单的也是深远地。比如以字母a, o, u,e为结尾的曲折词缀被统一为一个字母,也就是所谓的“不确定字母”,后来这个“不确定字母”在书面上写为e。产生的结果是原有以—a, —u,—e 结尾表示意义区别的形式简化为统一以—e结尾的词汇,这样以曲折词尾所表达的语法意义消失了。曲折词尾的消失还表现在词语词性(sex)的简化。古英语中名词的词性不是由意义决定的,词性可能与意义相矛盾的。比如woman(古英语wif-mann)的词性是阳性,因为该合成词的第二个词是阳性的。然而在中世纪时这些表示词性的曲折词缀逐渐消失,从而词性由其前面的形容词和语境决定。英语内在深层次的变化规律告诉我们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来自于它本身,即内因,而语言的发展同时也会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内因和外因双重所用推动着语言的发展。
备注
①古英语:根据英语的发展进程我们一般把英语分为古英语(450—1150)中古英语(1150-1500)以及现代英语(1500——至今)。英语的前身是日耳曼语,所以古英语是以三个日耳曼部落:朱特族,盎格鲁族和萨克森族入主英语为开始。而中古英语的划分大概以诺曼人入主英国一百年后开始。而现代英语则大概以文艺复兴为标志。这些划分虽然与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还是任意的,因为语言的变化是缓慢地延续地。②日耳曼语:18世纪在发现印度梵语与欧洲语言的某种缘源后提出了印欧语系的设想,1882年德国的语言学家进一步根据语言相似进行类推提出了印欧语系的9大语言体系。英语则源于日耳曼西支。
参考书目: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英语史》第四版 作者:Albert C.Baugh 和 Thomas Cable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9 P105--194 English Linguistics 《英语语言学》主编:王东坡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P76-9
作者简介: 刘爱兰
学历:在读硕士
工作单位: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第二篇:浅谈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doc新
浅谈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
摘要:
13、14世纪之交,英国王权极度强化,国家政体由地方君主制发展到等级君主制。君主权力强化,探索英国王权不断地发展过程,我们不难知道起因于“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的诺曼征服对于英国王权有着巨大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几乎都承认其历史地位不亚于宗教改革、光荣革命和工业革命。诺曼底公爵威廉就任英国王位后,其执政措施以及就任王位带来的相应影响使得英国在其军事、政治、教会、土地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诺曼征服对现今英国君主立宪制政体也具有间接作用。谈及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我们不仅要论及其对当时英国王权的改变,而且还应思索诺曼征服后英国历史的改变,以及此次诺曼征服所波及影响范围,同时要从细微前后对比角度去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关键词:诺曼征服;爱德华威廉;英国王权;影响 谈及诺曼征服对英国王权的影响,我们首先应了解征服前英国王位问题及其历史背景与特点,以此才能更好的了解、理解诺曼征服的影响。
5世纪前半期,日耳曼人不断侵入不列颠,其大致包括裘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与此同时法兰克人征服了高卢北部,从而切断了罗马与不列颠的联系,并最终使得在民族大迁徙的压力下,罗马军团 不得不撤出不列颠。罗马军团的撤出为日耳曼人更深层次的征服减少了一定阻力。经过长期兼并战争,到了6世纪和7世纪初形成了七个王国,史称“七国时代”。829年,七国之一的威塞克国王艾格伯特(802—839)统一七国,建立了英格兰王国。此后丹麦人不断入侵英格兰,并且丹麦王斯温一世(985—1014)与1013年正式受封为英国国王。但是其子继位后开始征收沉重的租税,其暴虐的统治最终导致其死后,所立的“帝国”趋于瓦解。1042年,由高级教士、名门显贵、高官显宦组成的“贤人会议”拥立流亡于诺曼底的阿尔弗烈德(英王艾格伯特之孙,曾率众抵抗丹麦人进攻、签订威德摩尔合约,实行英丹分治)后裔爱德华三世(1042—1066)为英国国王。1066年,爱德华逝世,本应继承王位的威廉在教皇的支持下开始进攻由“贤人会议”推选哈马德(英格兰的贵族伯爵,爱德华的内兄)为王,并沿岸设防,于1066年9月侵入英格兰,击死英王哈罗德、占领伦敦、加冕为王,称威廉一世(1066—1087),在英国建立起诺曼底王朝(1066—1154)。诺曼征服是英国社会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它使英国社会在政治、经济、阶级结构、民族关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自此后,英国中央集权加强,王权不断强化,专制王权开始形成。
一、诺曼征服前的英国王权
爱德华三世就任英王之前,英国就已存在三个享有巨大自治权的大伯爵领,其分别是诺森布里亚伯爵斯沃德、麦西亚伯爵利奥弗里克、威塞克斯伯爵古德汶,他们相应占有英格兰北部、中部、南部,其中古德汶伯爵是当时最富强的贵族。由于古德汶伯爵的庞大财富及与之匹配的政治技巧,实质在忏悔者爱德华登基的最初几年里威震英国[2]。爱德华就任后,三个伯爵不仅依旧,并且古德汶伯爵获得了更多的土地和财富。爱德华一生是一个生性懒惰、随和的人,其难缠的个性激化了英国早已存在的地区分离倾向。[2]由此可见,在当时领主干预国王权力、国家濒临分裂的背景下,爱德华软弱的个性无疑加剧了国王权力的散落,并最终导致到古德汶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白热化。
除上述之外,仍有爱德华近臣掌握巨大权力。其分别是爱德华的侄子——拉尔夫,伦敦主教罗伯特。由此几者之间为争取利益暗相争夺。此时英国权力已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威胁:一是占有大量领土的伯爵。这些伯爵凭借其巨额的领土财富以及对王权推举功臣之势而企图信用亲信干涉王权,其中以哈罗德(古德汶伯爵之子)为首,凭借其为国王内兄,以及英国主教的支持和其在全国独有的地位而最终夺权;二是来自挪威维京人的威胁。在英国10世纪后十几年里,英国一度沦为维京人的猎物。自此,英国便受到维京人的威胁,托斯蒂格更于1066年联合维京人入侵英国,成为威廉成功诺曼征服的一项重要条件。为防止其入侵,英王采取各种措施,诺曼人威廉成为英国国王的继承人绝大部分也是出于此方面的考虑;三是受罗马教廷的威胁。爱德华时期,英国教会的坎特伯雷打教主仍需获得教皇批准,罗马教廷在英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其主教有权对英国国王加冕,对英国国王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四是受维坦会议的影响。尽管国王队维坦会议具有一定的决定作用,但是由国内领主出席,受大主教领导的维坦会议,在政策决议制定上,不能不说它对国家意志的影响,对国家权力的影响,并且英国王位继承人主要由维坦会议讨论通过;五是受爱德华自身对王权不重视影响。成长与诺曼底的爱达荷自来到英国,因其不会英语以及散漫的性格受到了英国贵族的抵制,在异地孤独寂寞且受漠视的他选择沉醉于与近臣的嬉戏与娱乐,无视古德汶家族的发展壮大,尽管的王权受威胁时采取了反抗措施。但最终以古德汶重新获得领地而失败。在古德汶死后,爱德华又重新其子哈罗德,并赐予其大量领土及一系列的封赏,导致了领主间权力、财富失衡,最终诱导了爱德华死后王位继承祸乱。
二、诺曼征服后的王权
(一)、王权军事力量增强
在经历王位继承人的一度变化后,以及就英国地理位置、环境而言,威廉公爵对英国王位权力的现状具有深刻的了解。在加冕英国王国之前,他凭借其高强的军事才能以及对下属慷慨的赐予赢得了军队对他的忠诚,着为他伺候王权军事力量的增强提供前提。在诺曼征服后,威廉将修道院需在国家危机时为中央政府提供军队的制度延伸至主教及大主教区,例如:彼得巴罗夫修道院和格拉斯顿里修道院各自必须在战时提供6名骑兵[2]。总而言之,威廉从教会获得大量的骑士数量,军队的忠诚以及供应的增加无疑为王权的巩固、王权权力的增强提供基础。
诺曼征服前,英国只有严格意义上的四到五个城堡[2],无力抵御维京人及诺曼人的入侵,正如12世纪史学家奥德斯•维塔里斯而言:“缺乏城堡导致英国人无法抵御诺曼入侵。”加紧建造多佛及克拉沃林城堡是哈罗德在诺曼人入侵前夕认识到城堡对英国的巨大作用而作出的决策,但就当时形势而言,这就为时已晚。威廉登陆英国之后,吸取哈罗德教训,为防止北部维京人的再度入侵,于是在佩文西登陆之后不久,就在此建城堡,而后又相继在黑斯廷斯、佛尔克斯等地建城堡,直至其去世时,他一共建造了23座城堡。[2]城堡的大量增加为英国国防力量的增强提供条件,使得英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避免了维京人的入侵,这在客观上维护、巩固了英国王权,使得英国王权权力大大增强。
诺曼征服使英国发生历史转折,切断了它与西欧的联系,维护了国家统一,促进其与西欧大陆封建文明想联系,使得英国有分裂走向统一,加强了王权。
(二)、王权财富力量增强
无论哪国王室那届统治者都深知财富与王权权力之间的紧密关系,国王拥有财富的多少对其王权的稳固与否成正比关系;在工业革命前,拥有财富的多少又与占有领土的多少相关联。就当时英国而言,英国的土地大致有以下几部分:王室、领主、教会、农民。在诺曼征服之前,国家的大部分领土为领主所占。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最后十年里,王室的收入只有约五千英镑,还不足古德汶四兄弟(哈罗德、托斯蒂格、吉尔斯、利奥佛汶)年收入的15%[2],只要王室的收入低于任何两个地方大贵族的收入总和,而后者又愿意联合,那么王权岌岌可危了。[2] 诺曼征服后,王室收入土匪猛进。在1087年威廉去世时,王室岁入额约在14000镑至17650镑之间,或者至少相当于爱德华时期岁入的三倍[2].。岁入的剧增导致了历史学家所谓“强大而富于进取精神的王权”出现了,兵维持达一个世纪之久。这种状况的出现首先应该归功于威廉及其附庸对反对者产业的没收,威廉一世征服后,为惩罚贵族最自己的背叛,没收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全部土地,将1/7留归王室,其余赐予170多个同征服来的亲属及部下。土地财富的转移,必然导致政治权利的转移,新封贵族宣誓效忠国王,为国王服役。亲属领土直接受封于国王,并且领土数量的极度增加必然导致王权的集中,中央较地方权力增加,无疑加强了中央集权,促使了王权的集中。
到11世纪80年代,王室已拥有全国土地的15% 到20%。[2]与此同时,威廉也大量将昂贵的土地分封给帮助他夺取王位的主要成员,征服前全国土地分散约两千户所有除属于国王和教会的土地以外。此时国家土地的分布已经完全改变,威廉时代,全国的分散数量减少90%,主要集中在一部分外国贵族之手。王室土地占有量的急剧增加,直接促使国王财富的增加,进而国王权力的增长。同时,1086年威廉针对全国土地、人口等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土地赋役清查,即《末日审判书》。这次清查的结果表明,国王的直接封臣(称总佃户)共计1400人,而大封建主的封臣为7900人。且在1400人的直属封臣中,只有180人是真正的大封建主,他们占有的土地几乎达到全国土地的50% [3]。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全国土地的相对集中以及土地所有人的相对分散,使得国王面对地方封臣威胁减少,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无形中加剧了中央集权,并且封建主占据土地使我们了解到英国已经过渡到封建社会
(三)、贵族阶级与王室联系、国王联系加强
诺曼征服前几个世纪里,英国贵族与王室之间的联系松散,其贵族只有一顶的纳税义务,而且数量少、偶尔纳税。这种关系使得贵族以为其地并非来自王室,因而对国王、王室的服从自然不强,这就危害了英国国王权力的的强大,哈罗德凭借其巨大财富及政治军事能力就一度夺权。而在征服来临时,一切骤变,威廉四世宣扬一种新鲜理论——“其附庸所获得的土地,终其所有权仍属于威廉及其继承人[2]”。他曾命令全体封建主向他宣誓效忠,以保证政令统一[4]。其下属须完成受封仪式时所承诺的封建义务为条件使用所获得的所有封土,其所需完成的封建义务有提供军事服役、提供信息、施行国王命令、纳税等。英国贵族为维护其领土利益不得不听从国王命令,履行义务。通过建立有条件的土地保有制度,坚强地主贵族与王权的联系,威廉建立了在许多年后才在欧洲政治中出现的封建制度的核心要件[2]。由此英国出现了与同时代的法国不同的现象,即“我的附属的附属,也是我的附属”[5]。这一系列的土地措施后,贵族阶级与王室的联系大大加强,国王权力随之大大增强,封建制度逐渐形成,王权得到巩固。封建王国地确立,以及在对国王物质基础进行彻底清查的基础上,威廉一世逐步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集权的制度。这从威廉执政后,逐步改组中央政府、废除“贤人会议”、建立御前会议机构可以体现。御前会议的建立,掌握行政机构实权的为少数大领主和国王的近臣[1]。同时在地方设郡,由国王任命郡守管辖地方。由此,中央、地方都直接统属于国王,国王权力强化,掌握行政、军事等大权,为后世专制王权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国王统治地方权力增强——“谋杀罚金制度”的建立
诺曼征服过程中的黑斯廷斯决战后,英国国王威廉曾企图通过在关键职位上任用盎格鲁——撒克逊人来巩固统治。但是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乘虚而反叛后,其认识到自己及随从为多数英国人所厌恶,并且自己的王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威胁。虽然诺曼征服中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死去,但是威廉执政后其数量及影响仍不可小觑。在改组中央政府过程中,威廉便开始在英国实行“谋杀罚金”制度以及还环保制度,此制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连坐制。强有力的政策措施,大大削弱了贵族的反抗心理,加强了王权。
同时他加强与主要封臣之间的联系。从调查结果看,英国当时绝大部分土地都为封建主占据,广大直接生产者已沦为依附农民,英国无疑已是封建社会 [6]。这些确立的封建制度的主要功能有以下三点:一是它为国王巩固内政对抗入侵提供了充分的资源;二是它为国王巩固地方统治提供了完整可靠的信息,强化了中央集权;三是它强化了新兴诺曼地方贵族和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2]它使前者认识到与后者荣辱与共,从而从贵族到地方都为王权的巩固提供前提,使得国王权力的增强。
(五)、教会对王权支持的加强
在欧洲中古时,教会对王权一直都存在巨大制约力,教权与王权的斗争也是中古西欧的重大事件,英国也是如此。在诺曼征服前,英国仍受到罗马教皇的制约,其英国大主教任免必须前往罗马谋求教皇承认并领取白羊毛法衣才能具有合法权力与地位。英国主教受罗马教皇支配,着实际是干预英国国王权力实施,使英国主教与王权相脱离,并且英国王位继承者必须接受英国主教的加冕仪式,因此王权受到了来自教皇以及教会的制约。但是,在中古时期还不具备拜托教会的条件,增强其联系,使教会为王权服务将会使王权强大,逐步向专制王权过渡。
诺曼征服后,威廉与教会的联系便大大加强,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威廉与罗马教廷的联系紧密。由于威廉在诺曼底时对罗马教廷的要求积极执行,以及罗马教廷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得诺曼征服前便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及教皇的口头支持,有此紧密关系后,威廉任用亲信朗佛兰克出任坎特伯雷大教主,教廷成为王权背后的巨大支持力;第二,威廉自身的原因。威廉信奉教会,他积极与一些教士相联系,经常咨询其意见;第三,英国教会的改革。朗佛兰克出任大主教后,大力进行教会改革,他重新编订了所在教区的章程、大力提高教士的教育及操守水平、革除教会恶习等,这些改革得到威廉大力支持,并使后者坚信教会是王权的必要支持。在1072—1086年间,他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七次宗教议会中的几项讨论,教会的革新以及威廉对教会的改革(即教会对王权的军事义务、教会财产税等)使得在诺曼征服后,教会对王权的支持大大加强,尽管于1072年颁布的建立独立于英国的教会法院损害了英国司法完整,使得教会司法系统实际上独立于主权[2],但是此时英国王权极度强盛,英国教会系统已完成封建化,一次英国王权权力的增长并未受到多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诺曼征服,威廉通过宗教、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改革,使得王权较前大大加强、中央集权强化、专制王权逐渐形成,这为后世英国国王权力有着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亨利二世改革奠定了基础,并对现今英国政体具有间接作用。自此后,英国国力增强,国家权力,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重大的变化。诺曼征服在英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诺曼征服后,中央权力、中央与地方、王权与教会等各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其对英国王权的发展变化显示出历史性地位的作用。它使英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事件,研究其发展变化,特别是其对英国王权的影响,对我们了解明白英国近代政体的变化、国家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世界上古中古史·下册》,朱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P60 P63 [2].《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美]迈克尔·V·C·亚力山大著,林达丰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4 P37 P39 P40 P46 P47 [3] 《剑桥中世纪史》第五卷,P507-508 [4] 《世界史古代史编 下卷》 吴于谨 齐世荣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版
P218 [5] 《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史卷》 晏绍祥 李隆庆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P228 [6] 《世界史古代史下》 朱寰 马克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版 P218
第三篇:英国广播电视体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英国广播电视体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班级:174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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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广播电视体制是以公共服务机构的形式建立的,具有履行宪法规定的社会职责,服务于全体公民,传统上被称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其公共服务理念对世界公共广播起到了垂范作用。
与公共广播电视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实就是其所服务的对象——观众,这就决定了公共广播电视除了要在变化的时代中不断保持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外,也要让观众适应这种节奏。英国的BBC就很好的发挥了公共广播电视服务机构的功能,带动民众的发展,让公民参与到媒介的发展过程中来。
2010
年,BBC
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项目,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能与网络进行互动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与知识。BBC
同样很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它在20
世纪初就开始在学校实施计划活动,为青少年提供播报新闻的机会,并且帮助国家将来的群众更好的能够在数字化大爆炸的时代筛选并理解各种信息。另外,BBC
还专门成立了类似于客服的网络机构,为公众提供各类信息与素材,提供全方位的解答,帮助公民加强信息的运用能力。从
BBC
所做的一系列工作中,不难发现,它在顺应时代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着公共广播电视服务的原则与理念。
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中,我们的广播电视体制在慢慢的进行着革新,总体的水平和能力也在一步步向前推进。这些年来,中国在广播电视领域获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就整体水平上来看,我们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其中,低俗化的广播电视节目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有非常不利的影响。英国的BBC
一直制作着高质量的节目,后期为满足大多数观众的需求,也推出了多种多样的综艺节目,在保证了节目多样化的同时,唯一没有变化的还是节目的高质量,高品位。我们可以通过借鉴的方式来学习它们的运作模式,制作出更多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水准的广播电视节目,让观众从这些节目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与科学内涵。对电视综艺节目等进行严格的把控,力求传播更多更好的正能量信息,避免出现不良词汇等负面信息,要通过广播电视节目向观众传达中国形象。
第四篇:发展电动汽车对环保的意义
发展电动汽车对环保的意义
电动汽车一直是伴随着争议的发展的,尽管目前电动汽车配套体系不完善,但发展电动汽车对中国是很有意义的,技术的不断攻克与国家的政策扶持为电动汽车的地址在不断的铺路,预示着其在未来将有不凡的意义。
电动汽车对中国的意义
现阶段的中国已经面临着石油短缺的严峻挑战,急需研究开发新能源来应对能源安全。电动汽车战略已经成为我国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的决策。
随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煤电比例逐年减少,可以有效解决电动汽车间接碳排放的问题。当前,我国煤电约占发电总量80%。据研究,当煤电比例占87%时,电动汽车和传统汽油车的碳排放已经达到平衡点;当煤电比例降至65%时,和传统汽车相比,电动车会实现30%的碳减排。发展电动汽车的合理路径
以小型车为突破口是发展电动汽车的合理路径,因为它是技术可支撑、政府贴得起、百姓买得起、市场需求大的现实选择。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是关键
推进小型电动汽车产业化,政府须采用财税政策加以扶持和引导。政府的引导和支持是小型电动汽车产业化成败的关键,应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第一,明确发展重点,坚持标准和基础设施先行。政府要抓紧电动汽车发展规划,把发展小型电动车放在优先位置,作为汽车产业转型的重点予以支持;要采取有力措施,合理布局和分工,加快产业链形成,扭转当前电动车发展的无序状态,防止出现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局面;防止以发展电动汽车之名进行传统汽车生产的重复建设;要抓紧具有电动汽车特色的电动车标准和充电设施标准的制定,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为小型电动车进入市场创造条件。
第二,推行绿色补贴和税费制度,大力推动小型电动汽车发展。我国普遍存在“住大房、乘大车、吃大餐”的消费观念,有悖于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目标。许多发达国家并非如此,小型车在欧洲和日本非常普遍,日本1升排量以下的微型车占轿车保有量的40%以上,2008年新车销量排行前十强中的六款为微型车。我国应借鉴日本的小四轮车法,出台支持小型电动车发展的政策,增加对小型电动汽车补贴和免税优惠,并通过提高大、中型燃油车相关税费,平衡税收。各级政府应将小型电动汽车列入政府采购清单,带头使用,发挥表率和导向作用。第三,加强科技投入,力求重大技术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很难通过引进获得,须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十一五”期间我国在新能源汽车的研发投入还不到发达国家政府或大公司一年的投入。我国应大幅度增加投入,加强动力电池的基础科学和竞争前技术的研发,寻求原始创新的突破。引导建立产学研联盟,分工协作,统一部署,加快电动汽车产业链中薄弱环节的研发。采取实际措施,加快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的标准研究,坚持标准优先,防止浪费,保障安全。
环保是世人不断追求的境界,电动汽车将为环保,低碳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我们无法肯定的说电动汽车将成为环保主力军,但我们期待其为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
第五篇:社会化服务体系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意义
社会化服务体系对现代农业发展的意义
服务社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
1、为农民生产经营提供高效服务,有利于促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
2、将分散生产经营变为千家万户相互联系、共同行动的合作生产、联合经营,实现小规模经营和大市场的有效对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
3、降低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进一步提供了农业发展的市场竞争力。
4、有效的把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家庭经营之中,不断提高农业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5、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不断推进农业生产专业化、商品化和 社会化,为促进农业发展奠定基础。
如何完善新时期农村社会化体系
1、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健全农村公益服务网络
2、培植多层面、多功能的专业合作组织
3、加强财政和金融机构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
4、创造搞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宽松环境
5、强化开放、拓展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空间
6、完善法制制度,切实保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运行程序。
农家乐的意义
1、农家乐拓宽了农民的就业和增收的渠道,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2、有利于发展旅游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提升
3、有利于优化消费结构,跟好的满足人民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提高生活水平
4、有利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