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后：大国崛起的规律和宿命

第一篇：一带一路背后：大国崛起的规律和宿命

一带一路背后：大国崛起的规律和宿命

鼎实导读纵观世界历史，每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会努力实现崛起。但不是每一个大国都能顺利走上全球的巅峰，成功者如英美、失败者如德日，如今世界再次遇到百年之变，中国正努力向上，大国崛起的成败规律非常值得我们分析和总结的！

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ID：cdrf_news），特此感谢！大国崛起失败的因素分析

一、崛起失败的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总是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近代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大国（英国、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德国、日本、苏联等挑战霸权失败的国家，经济规模和生产力水平都和霸权国有较大差距。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直接的经济原因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没有与时俱进地塑造经济核心竞争力，难以再长期可持续地提升生产力。

一些曾经领先的传统海洋大国在经济上被赶超甚至被边缘化。在大航海时代，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是开拓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海上的航线。但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商业模式创新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英国抓住了这一先机，取代了传统葡、西、荷三个传统海洋大国的地位。

2、未能充分解放和动员能够适应新时代生产方式的人力资源。一战前的德国和俄罗斯、二战前的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保守落后阶层实际上起了主导作用，使得技术和生产方式变革的收益更多地为保守落后阶层所获取，新兴的资产阶级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排斥在外，广大农民或农奴则依旧被束缚在土地上并受到严重的盘剥。

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计划和指令配置资源的方式，尽管在一些领域和特定时段显示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率，但是在更广泛层面上抑制了个人和企业的自主性和创新。

3、资源的错配和经济结构的扭曲。

一个国家如果未能处理好资源在财富创造与扩军备战之间的平衡，很容易招致衰落和失败的命运。历史上的荷兰、法国、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在军备扩张中投入太多资源，挤占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资源。

此外，经济结构的严重畸形也导致经济失去可持续性，使得经济中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短缺并存，削弱了国家长期竞争的基础。苏联经济就是突出的例子。

4、后发国家的追随惯性。相对于英法等老牌强国，德国、日本、俄罗斯/苏联等国家都属于后发和赶超国家。这些国家在低起点的基础上，通过技术上低风险的模仿往往可以获得超常的增长。

长期的追随惯性使得后发国家忽略了技术积累和创新，无法适应从追随者到领先者的身份转换，以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创新风险。

5、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规模和速度优势。从历史上看，国家冲突最容易发生在霸权国和挑战国实力相近的时候。后发大国在成长初期，往往能够获得较快的增长速度。

此时，后发国家如果不能利用人口和资源的规模优势实现对既有霸权国的经济总量的快速超越和摆脱，反而因为国内的乐观自大情绪而膨胀，就容易被霸权国的挑衅所牵引而背离发展的主线。两次大战前的德国是典型的例子。在直接的经济原因背后，制度原因更加关键，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缺乏鼓励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制度。英国能够抓住工业革命的先机并非偶然，这与其在产权、专利、贸易以及司法等方面的基础性市场制度有密切关系。相反，一些传统海洋大国的衰落以及一些新兴大国缺乏相关的基础性制度，因而不能激励资源向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配置。第二，对国家主导体制的依赖。

后发国家由于初始条件不利，在发展初期通常需要过度依赖行政主导发展经济，这是必要且必然的选择。

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旦形成惯性，就容易挤出社会和市场的发展空间，难以建立起能激励普遍、持久的创新的机制，也不能形成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机制。加上大众动员机制，决策失败的风险与后果被加倍放大。

二、崛起失败的社会因素

一个社会群体的结构、行为及互动关系会对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乃至外交、军事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从社会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值得引起重视： 首先，落后的阶级在社会中占据主导力量，抑制了新兴阶级和阶层的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俄罗斯，以及大革命前的法国，地主阶级和权贵阶层在社会中扮演了主导力量，他们或是拒斥建立统一的市场和工业化，或是在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利用特权过度地攫取利益和压榨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劳工，因而抑制了新兴阶级的崛起、经济的发展以及政治的民主化。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中产阶级疲弱，催生极端势力。一战后，德国战败，在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下，协约国向德国无度索取战败赔偿，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中产阶级普遍破产，为纳粹的社会动员准备了党员骨干。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队成为社会中相对民主、高效和更注重业绩考核的部门，由于经济结构的畸形导致城市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的无地青年加入军队谋求凭战功改变命运，构成日本军队屡屡“下克上”的社会原因，助燃了军国主义。第三，没有处理好多民族社会的国家认同问题。一战战败后的奥匈帝国和冷战失败后的苏联都走向了解体，其共同的问题在于没能有效解决国内民族的国家认同。这两个国家中都有独立、稳定且规模（力量）较大的民族聚居区，不同民族之间语言互不相同，文化上也缺乏互动交融。此外，因为地理区位造成的发展差距很容易在形式上表现为“民族分层”，构建国家认同就更加困难。一旦维系各民族统一的纽带被削弱，国家就很容易走向解体。第四，国家权力过分膨胀，过多地入侵社会领域甚至消除了与社会的界限，反过来损害了国家的自主性。

一旦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导致国家与社会二合为一，国家就难言有自主性和独立性。国家政治也会因此受到宗教因素（如哈布斯堡王朝）、特定种族（纳粹德国）、特定党派和意识形态（如苏联）的捆绑，背离了国家意志与利益。社会过于弱小还有一重副作用，即在强势国家的背景下，社会容易被动地动员，因而无法对国家的错误行为进行纠正，从而使错误决策的后果被放大，造成巨大的政治代价。

三、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

对大国崛起失败的政治因素的考察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运用，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

德国、日本选择以战争手段挑战世界秩序，与其国内脆弱的政治结构，特别是脆弱的顶层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德意志帝国有皇帝、帝国宰相、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这四大权力支柱，但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的双头体制。

俾斯麦本人的政治才能，加上德皇威廉一世的支持，双头体制能够成功运行。但是威廉二世继位后，由于皇帝和宰相的冲突，这一制度失效，皇帝的个人野心膨胀使德国在一战中葬送崛起成果。

日本的宪政架构缺陷更明显。明治维新的实质推动者是带有军事封建集团性质的藩士，这就使得政治架构中军部拥有超然的地位。没有军部的首肯政府无法组阁，中央政府也一直无法清除藩士力量极端思想的影响，日本走上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几乎无可避免。

第二，政权依靠落后力量。在普鲁士统一德国后，代表落后农业资本主义的容克贵族地主控制了议会的主要议席，操控德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农产品保护政策，导致新兴的工业发展困难。

俄国沙皇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也是大地主和军事贵族，导致其资本主义带有高度落后、保守的封建特征。第三，政治架构缺乏包容性，精英吸纳机制狭隘，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缺失，从而损害了国家的能力和活力。

政治体系吸纳精英的渠道越狭隘，政权依靠力量就越趋于保守，新兴阶级的精英就更加难于进入体制，形成恶性循环。这使得国家对新兴阶级、利益集团以及民众诉求的协调能力、政治整合能力越弱。国家无法有效代表各阶层的利益，一旦遭遇重大危机，被排斥在体制外的新兴精英阶层和下层民众的不满会迅速爆发，威胁国家的稳定。第四，民族政策失效失败，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分割分裂，埋下国家解体的祸患。奥匈帝国就曾以政治和制度固化了民族之间的隔阂，造成国家权力实质上的分割化。奥匈帝国境内民族数量繁多，一直用旧式宫廷政治中的赎买方式来替代平等的民族政策，严重影响了政府与军队权威的贯彻执行。

四、大国崛起失败的外交因素

大国崛起是一种国际体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通过外交妥善处理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大国崛起失败在外交方面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前瞻性的国际体系构想，价值观表述缺乏合法性基础。

历史上，成功崛起的大国都把握甚至引领了当时的历史潮流，建立了与自身实力相符、且能够得到较广泛支持的规则体系和价值观。

荷兰开启了新的更加开放和广泛的全球联系；英国推动了现代宪政制度、国家财政制度、自由贸易体系等的创建；美国拓展了自由贸易体系，提出了以人类自由为主体的价值观阐述。

相反，德国和日本对国际体系的构想更多地关注了当时国际丛林的黑暗一面，将正在走下坡路的殖民主义和领土扩张作为仍将长期持续的世界潮流，进而错误地发动战争以追求“阳光下的地带”/“生存空间”、和“大东亚共荣”。德、日这些国际体系构想和价值诉求，不论在价值观上还是实际利益上，都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因而从根本上缺乏合法性基础。第二，外交战略上缺乏耐心与定力，急于挑战既有霸权，陷入战略上的冒进与冒险。

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并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契机。在错误的国际体系性质认定和价值观下，这种实力的迅猛增长成为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助燃剂。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弥漫着一种的激昂情绪，产生对自身的过高定位以及对自身影响力的过高预期，急于在改变世界格局上有所作为。

外交战略耐心缺失的表现，一是在外交战略上抛弃了能够为本国实力巩固赢取时间的均势策略，表现得更富有侵略性，忽视了国际形象的塑造，导致了外交孤立；

二是面对既有霸权国的诱导性挑衅缺乏警惕和审慎。一旦战争爆发，对本国与对手的实力对比缺乏系统的评估和理性认识，军事和外交战略制定过于理想化，从而不可避免地招致失败。第三，结盟上的战略性失误，轻率地弃置已积累的外交资源，使国家过早地陷入战争风险并屡屡受盟友的拖累。在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在向英国伸出橄榄枝的同时，又毫无节制地推行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世界政策，最终导致英德关系的破裂。不仅如此，德国没有意识到与奥匈帝国的结盟延长了其风险链条和战争的易感性，最终被动地卷入战争并以战败告终。

在二战中，德国重蹈覆辙，在与英国的战争未结束的情况下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开战，再次陷入东西两线同时开展的局面。还因为与意大利的结盟被拖入北非战线，影响了其在欧洲的战局。

五、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是大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使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重要原因。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的崛起失败案例来看，军事方面有几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

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取决于军事。第二，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

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之初的德国，都从军事上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第三，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

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的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第四，过于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扭曲了经济结构。

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把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使得经济枯竭。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了军事支出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

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的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失去持久增长基础。第五，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

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军队地位被过度抬高，形成了军队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因此无法实现协调同步。第六，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由于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

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

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六、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既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面貌，又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文化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几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的文化禁锢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此外，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损害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第二，从政治层面看，落后的文化也使政治体系失去了包容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在纳粹德国和日本，仍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和等级观念，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内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

尚武的文化传统演变为军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成为驱动德国和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因素。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

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有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西化”（现代化）过程。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在内容上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急于求成，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

此外，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迫害，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加剧了国家的人才外流。竞争对手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包容性的文化政策，延揽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本国的发展。大国崛起失败对中国的启示 大国崛起的支撑要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并非同一，在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面对复杂的内外条件，我国要成功实现崛起，需要在战略上建立一个清晰、合理的框架。

首先，我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性崛起放置首要和基础性地位；

其次，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政治（治理体系）和社会建设，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制度性崛起；

第三，在内部硬实力充实提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加快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现道德性崛起； 最后，加强军事建设，为自身发展和新国际格局提供保障，实现军事性崛起。

一、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

外延型增长方式和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两个突出特征。

外延型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要素投入扩张为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突出的瓶颈，必须要转向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的内涵型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巨大，具有后发优势，通过由国家主导资源在优先领域的配置以及追随模仿，以较小成本实现较快的发展。

随着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的缩小，我国的后发优势渐消，需要更多地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国家主导分配资源的局限性将日益显现，需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上需要多方面的举措：

第一，完善有利于创新经济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创新激励和成本分担体系。

随着我国从追随者向领先者身份的转变，迫切需要将加强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上政策日程。

此外，还需要建立普惠式（而非特惠式）创新支持政策，完善商业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探索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模式，建立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体系。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领域外，大幅度放松对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管制，降低创新的成本，减少对创新方向和方法的行政性干预。

第二，将科技、人才、制造业作为经济竞争力的三个基本支柱。

在科技领域，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成的完整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人才方面，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为中心的发展型福利体系。

在制造业方面，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予以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需要盘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冗余资产。第三，有序但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我国有双重的重要性：

在经济上，这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充分高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在外交和政治上，这也是我国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拓展外交空间的根本性举措。第四，充分利用中国的空间、人口和市场规模实现对主要大国的力量超越和摆脱。

尽管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还难以在人均水平上实现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超越，但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依靠规模优势完成总量上的超越和摆脱，避免形成较长期的力量僵持。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购买力的提升，应借助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实现特定行业的赶超，逐步掌握标准制定权以及定价权。第五，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市场关系。全面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决议，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形成两者良性协作格局，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当前，特别需要抑制分利集团对改革成果的掠夺，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虚实结合，构建中国崛起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实的方面，建立在治理的绩效和过程的正确上；虚的方面，建立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提高合法性叙事的能力和水平。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识别和补足绩效短板。从发展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上留有短板。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识别这些短板并在政策上予以回应和补足。第二，从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要求出发来构建程序正当性。

现代治理体系要求具有民主、参与性（包容性）、透明性、回应性、可问责性和高效的特征。

在参与性（包容性）方面，重点完善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才选拔制度、选举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将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吸纳到执政党、政府、立法机构以及政协中来，使各阶层的利益关切得以表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使权力的运用有合理的规范和制约。

在透明性方面，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战略沟通机制，使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和可预期，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监督，形成有益的约束。

在回应性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的核心与合理的期待，同时避免被民粹情绪所左右。

在可问责性和效率方面，结合前述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形成基于科学合理绩效的问责制度，促进政府进一步提高效率，改进效能。第三，重构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提高叙事能力与水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治理绩效成就非凡，但是这些往往没有能够在现代语境下被良好表述。

因此，当前亟需重构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尽可能在国内、国际能够被充分理解和容易接受的概念框架下重新阐述中国体制，讲好中国故事。第四，厘清国家（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高发。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环境下，国家成为无所不管的家长，表面上是政府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和主导权，实际上则使许多社会问题都成为了政治问题，使执政党合法性的风险链条被无限延长，最终侵害执政合法性。

政府需要在法治的前提下与社会划清界限，并与社会相互赋权，形成良性互动与协作。

三、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和组织的身份日趋多样化，利益和价值观念也趋于多样化与复杂化，这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资源。我国当前较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冲突，以及一些边疆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社会融合团结问题，容易因为内部经济危机的冲击或外部势力的干预，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并导致政治上的危机。

因此，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是当务之急。第一，以普惠性和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为抓手，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

我国当前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安排之间存在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制度化地扩大了阶层与人群的发展差距，这是造成社会与政府、不同群体之间紧张和对立的一个源头。

国家需要在基本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安排上做到公平、普惠和可持续，才能让公民更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福祉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国家认同。

通过国家制度的托底，也可以帮助中下阶层应对各种危机的冲击，避免他们被极端思潮所裹挟，走向暴力化。第二，完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各民族对国家的集体认同。

坚持“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弱化民族身份差别，避免身份认知的单一化，促进身份认知的多元化和利益关联的多样化，构建民族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共同体。

警惕和重点防范出现民族阶层化，避免民族身份与地域、宗教、经济社会地位的耦合。

改革民族优待政策，避免出现汉族公民和“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突出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积极推动民族融合，包括族际通婚的血缘融合、经济一体的利益融合、语言文化的双向学习。注重在法律以及司法上，不搞民族和宗教特殊化。把握世界民族议题的变化，防范国际干预。第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巩固基层社会结构。要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必须允许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自我协调利益分歧和消解矛盾，从而将政府解放出来。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主体和平台，因此应加快推进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的改革，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

此外，应积极探索政府-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的新型合作机制，搭建多样化的三方沟通平台，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的发展，积极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以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

四、推动构建公正包容的国际新秩序在国际秩序构建上，需要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自身已经具备相当力量的情况下，想要置身事外不作为，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带来沉重的后果。如美国在一战结束后拒绝参加国联，最终将自身卷入二战，付出惨重代价。

但是，要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上有所作为，还需要在战略上作出审慎的安排。第一，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是我国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题眼。

在核武器时代，“恐怖平衡”使大国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这为中美提供了和平的前提。

中美之间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但引发双方对抗深层次因素仍然存在，双方在局部的冲突仍有可能爆发。

从中美双边看，需要相互申明各自的核心利益关切（红线和底线），有效识别和评估合作的利益，建立更加密切的多渠道的沟通机制，建立常态化分歧和危机管控机制。从中国单边看，不贸然挑战构成美国霸权两个关键要件（军事和美元），但可以稳步而有节制地充实军力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在一些美国亟需支持的事务上，如反恐、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等，有条件地进行战略捆绑。第二，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处理好中美关系，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解决了一半，但仍存在若干风险点，主要是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与印度的边界问题。台湾问题是底线，岛内岛外利益相关方改变现状的概率较低，但是在岛内社会矛盾突出和民粹思潮下，不排除有被引爆的可能，需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上有更富建设性和进取性的安排。

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上，需要有历史理性，重点是把握好现实利益格局，态度明确，行为克制。在海上争议岛屿的处理上，要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框架下获取尽可能大的实利。

第三，构建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关系价值观体系，为新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合法性。在未来数十年里，“可持续”、“多极化”、“多样化”、“公平发展”将成为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共同诉求，并且有别于过去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霸权、依靠经济和武力搞价值观输出的做法，也符合我国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诉求。

我国关于树立“正确义利观”、以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表述正赢得越来越广泛的道德认同，具备了成为下一代国际关系核心价值观的潜力。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形成思想和理论体系，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新的价值观体系不应摒弃上一代价值观中已经得到广泛国际认同的概念，而是要加入中国的视角和表述。新表述的提出，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常识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第四，中国当前应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中延续发展，以“增量改革”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国。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抛弃现有秩序体系另起炉灶并不符合中国发展利益，中国也还缺乏必要的能力。对于目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中国应当积极寻求内部改革，推动建立向全世界开放的新型组织和协定，完善国际法规和制度。

此外，在内部改革求之不得时，有节制地建立对现有秩序具有补充性和建设性的平台和机制，也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减少与霸权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

五、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大国崛起需要系统的文化准备，才能同时赢得国内和国际的认同，并为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夯实基础，消除大国崛起路途上的各种陷阱和隐患。第一，文化准备的核心是提出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反映中国身份和视角的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目前我国已经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价值观只有简洁易懂、深入人心才有生命力，反映当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才能产生内部凝聚力，形成对外吸引力。第二，在文化发展上，需要有定力、自信和耐心，将“开放”作为促进文化繁荣和保持活力的第一原则。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观念、方法和文化形式充分传播、竞争，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包容性，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文化的僵化和退化源于封闭自守，没有开放，就难以吸收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资源，只有打破包裹价值观的话语外壳，才能实现国内与国外、历史与当下、以及国内不同族群之间不同文化的有机融合和更新。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价值观念的竞争，要注重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共同的概念平台上正面对垒，避免将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贴上“西方”或“敌对”的标签，导致误解和错判。第三，在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国家需要有所节制。需要借助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塑造本国文化形象，传播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政府的身份太强化，目的和指向太直接，反而容易因为官僚化的运作导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国家的角色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捍卫人类价值底线，通过良好的治理为文化的繁荣提供制度基础设施。第四，明确不同领域文化建设的重点。

在经济领域，需要倡导“诚信”、“敬业”的商业伦理和“创新”的价值取向，同时坚持儒家文化圈内的优秀商业文化。在社会领域，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增进族群之间的理解和社会团结。在政治文化上，应继续将反封建作为重要任务，发掘和吸收传统和外来政治文化中的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六、加强国防建设，为国家大战略保驾护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的大局判断是“大规模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新时期尽管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但是此大局判断仍然没有逆转。

在此前提下，应以自身长期稳定繁荣为发展大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国家战略保驾护航。第一，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且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决定。近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安全，更多存在于共同利益和平衡格局中。在军事建设中，应避免单纯从军事角度追求“绝对安全”。第二，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应秉持正确义利观，以保障和平发展和世界正义作为目标。

在和平崛起的发展框架下，中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寻求军事霸权，而应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与自由为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应明确军事手段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恰当办法。中国以自身道义行动打消“中国威胁论”，将对崛起之路构成防护。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可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重要支撑，从而有助于中国成为新时期领导型大国。第三，把握有限的军事战略目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中国的国防实力、国防建设资源仍然有限，在目前发展阶段，仍需要循序渐进、注重基础。军事投入不应超出经济健康发展适度的范围，应着力避免卷入与霸权国家及周边大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第四，处理好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确保政令和军令统一。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将军队置于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服务于国家崛起大战略的全局。

第二篇：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分析题一：

1、一带一路的机遇和挑战？ “一带一路”是一个宏伟的战略构想，它的建设过程不仅涉及众多国家和地区，涉及众多产业和巨量的要素调动，这其间产生的各种机遇不可估量。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创新带来的机遇。产业创新涉及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转移等带来的红利。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一些优质过剩产业将会转移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此外，由于产业转移引致的产业转型升级更是机遇无限，比如技术改造、研发投入、品牌树造等都会给投资者带来无限机遇。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首先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流，巨量的资金需求只能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

第三，区域创新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个国际性区域经济的范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必将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创新，这包括区域发展模式、区域产业战略选择、区域经济的技术路径、区域间的合作方式等，这其间的每个创新都蕴涵着无限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有机遇也充满了挑战，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风险意识，并未雨绸缪。

首先，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鼓励企业“走出去”。最初的投资大多集中于一些全球贫穷国家的资源开采项目上。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了外资流入，对外投资也被引导到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更为引人注目的项目上。五六年前，中国“走出去”模式基本上围绕着大宗商品，现在开始在一些实行竞标机制的国家承建基础设施项目。我们知道沿“带”沿“路”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还是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投资，但由于其中一些国家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不同党派之间的理念差别很大，一旦一个党派下台，就会改变过去的对外政策，这必将给我国在这些国家的投资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我们在具体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时必须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法律环境等进行仔细研究，在投资之前做好风险应对的预案，将投资的风险降到最低。

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任何创新其实都会有潜在的风险，尤其以金融为主的虚拟经济创新蕴含的乘数式风险，需要我们时时刻刻保持高度警觉。

最后，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必须得与国内经济状况相适应。我们要看到，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实际上，国内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大有可为。如果我们不顾及国内的这些实际需求而一味向国外投资和转移产业，有可能会产生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和产业的“空洞化”。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

2、兰州如何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

在2014年年底以前，中央已经形成了完整、系统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及规划。作为丝绸之路的黄金段，这个规划对甘肃省也做了具体的战略定位。”在接受中国青年网记者专访时，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连辑表示。

“规划中既包括甘肃一些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包括发挥甘肃的比较优势，如对西亚、中亚、南亚形成战略通道的地位和作用；在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作用和地位；业已形成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基地；还包括制造业、新能源产业、现代农业等等；此外，甘肃作为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宝库发挥的作用，以及甘肃的生态功能。”连辑表示，目前甘肃省已经根据国家的战略安排了本省的具体战略任务，201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已经制定下发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其中提出了着力构建兰州新区、敦煌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和“中国丝绸之路博览会”三大战略平台，并重点推进道路互联互通、经贸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合作、经济新增长极、人文交流合作、战略平台建设等六大工程。

面对“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全国人大代表，酒泉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冯杰告诉记者，“一带一路”对于像酒钢这样的资源加工型企业来讲是“非常好的利好消息”。

“‘一带一路’建成带来的对外开放的机遇，使我们由‘开放的后补’变成了‘开放的前沿’，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商机。”冯杰表示，在“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过程中，企业的商业运作既要符合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国情、法律和文化，更要符合国际规则，否则不可能长久。

第三篇：《唐史》和《大国崛起》读后感

先进的文化思想是推动进步的火枪手

——阅读《唐史》和观看《大国崛起》有感

无论是籍籍无名的边缘小国还是声势显赫的泱泱大国，在历史发展的悠悠长河中，为了摆脱被时代淘汰的危险，无不积极寻求着引领国家走向辉煌且长盛不衰的道路法则，寻找着崛起的大国之路。在这风风雨雨的漫长探索中，阅遍着无数兴衰成败的国家更迭，不管强弱盛衰，都会涌现出灿若星河般的杰出人物，他们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孕育出了新时代的降临，并创造出无比辉煌的业绩。

在阅读了二十四史中的《唐史》和观看了《大国崛起》后，最大的感悟莫过于具有走在时代前沿的创新先进思想的重要性，犹如一名枪法神准的火枪手，击破腐朽落后的围墙，创出一片新天地。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那便是一直苦苦寻觅的通向强国之路的钥匙。

从《大国崛起》和《唐史》介绍中让我了解到：在葡萄牙恩里克王子命令开辟海洋航线的先进思想指挥下，从而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与西班牙一并成为称霸16世纪海域的大国；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对海洋探险和贸易的鼓励以及对新思想的开明治国态度造就了这个地处边远的岛国的早期辉煌；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摒弃自由经济，加大了政府管理经济的力度，通过一系列新政措施，使美国逐步走出困境，也由此开创了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于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在1868年，明治维新在“求知识于世界”的维新纲领指导下正式开始，大久保利通以拿来主义的方式推进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开办大量官营工厂，并大力扶持民营企业，日本国家工业化正式展开；而中国唐太宗李世民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开明皇帝，接受亡隋的教训，震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虚心听取魏征等诤臣的建议，居安思危，励精图治，出现了天下升平“贞观之治”的景象。各国的杰出人物无不为自己国家的强大富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国家由弱到强的关键转折点。

由此可见，先进的思想文化是推动经济、政治发展的催化剂。通过回顾几百年来各个世界大国的发展之路，除了拥有统一的军事力量和民族凝聚力外，重视思想文化的繁荣、重视科学和教育、建立起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制度同样是重中之重。毕竟历史的足迹告诉我们依靠单单依靠殖民的掠夺和武装革命斗争都只能带来一时的繁荣和昌盛，就如同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的拿破仑最终不能笑到最后一样。

在我看来，我特别欣赏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一世这个终生未嫁的君主的高瞻远瞩，作为一名女性却具备了带领国家摆脱贫苦困境从而登上世界舞台的能力。虽然当中她为了鼓励海洋贸易暗中鼓励海盗的行为在当今看来有点不道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她成功的治国之策给英国带来的强盛和富裕。同时如果不是她的思想进步与开明，促进了思想启蒙运动，英格兰文化也不可能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除此之外，武则天是我另一个比较欣赏的历史人物，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正统女皇帝，撇去历史学家对她的批判不说，不得不让我佩服的是她在当时那样一种男尊女卑思想严重的社会氛围下一步一步攀上权利最高峰的睿智，从武则天的治国方针可以看出她也并非只有美貌的女人，她用先进思想铸造了一个属于她的王国，创造了一个历史神话。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无论是达到国家大事的前进发展，小到个人的提高进步，我们都不应该停滞不前。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更需要用先进的文化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走善于学习但绝不简单模仿别他人的道路，只有具备这样的创新进步的思想，才不会在这种逐渐激烈的竞争中被历史淘汰出局吧！

第四篇：“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作与竞争

“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合作与竞争

【摘要】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中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渐成中国促进双边、次区域和跨地区合作的主要抓手，以及参与、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平台。但也要看到，国际社会一些成员对“一带一路”仍存在诸多模糊认识，美日欧印等大国在审视倡议提供的机遇和利益时仍不免心存猜忌与疑虑。可以预料，大国间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复杂互动将渐成常态，既有包容合作，也有竞争对冲。

【关键词】“一带一路”；大国关系；合作与竞争

1“一带一路”提出背景及意义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一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4年11月11日，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发展设想。发展更新包括交通、信息通信技术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在制度互联互通方面，应对贸易便利化、结构性和监管改革、交通物流便利化问题。

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郑重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强调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希望“一带一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总结的全球经济三大挑战：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以及发展失衡。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凝聚了国际共识，明晰了“一带一路”未来合作方向，为“一带一路”建设描绘了更加壮阔的前景。

2大国竞争合作分化成为趋势

21世纪的国际格局正处于新的复杂变局中，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更为激荡。近年来，大国互动有两条主线日益浮现，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日益崛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日益上升与外溢：二是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维护传统霸权或地缘经济、政治影响力而进行的纵横捭阖。可以说，大国间围绕“一带一路”的互动或博弈，更多是国家间关系的客观映射。

中国早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开始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来描述与美国这个霸主的关系，其缘由之一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时，其军事力量仍然远远不及美国。2016年以来，美国、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之间的大国互动持续深化，合作、竞争、对抗并存的局面更加复杂。受美国大选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及地区国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现实需求，大国“竞争合作”状态呈现出分化态势，中俄、美印、美日几组关系的战略合作性质进一步发展。

3战略对接过程中有观望有竞争更有合作

在国家间彼此依存加深背景下，中国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平等透明、相互尊重的精神，致力于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开放包容的发展平台，希望通过建立更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践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但也不可否认，“一带一路”建设在推进过程中仍会招致猜忌。面对中国倡导的发展战略对接，一些国家的立场出现分化。当积极对接渐成趋势，竞争对冲和沉默观望也显而易见。

美国担心“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崛起并进而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设计”。受此思维影响，美国智库发表的一系列报告、文章认为，中国以“一带一路”为旗帜的新经济外交正在挑战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对美国构成挑战。然而“利益”与“责任”应是我们与美国探讨“一带一路”合作的切入点。中美两国围绕“一带一路”的互动，不仅是着眼于合作背后的利益驱动，更是两个经济体量最大国家对全球包容性发展的责任与担当。

俄罗斯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也从维护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角度出发大力支持俄罗斯提出的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倡议，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伙伴关系。2016年6月饿罗斯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中华人民共国和俄罗斯联邦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中俄主张在开放、透明和考虑彼此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欧亚全面伙伴关系，包括可能吸纳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成员国加入。作为中国最大邻国，俄罗斯对中国倡}义的立场最终走出迟疑转向坚定，?χ醒枪?家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

欧洲基本上改变了“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初期的审慎立场，开始以相对务实的态度探讨双方战略对接的可能性与路径。从欧盟的维度看，中国与欧盟领导人早在2015年就决定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投资计划进行对接，决定探讨“一带一路”与“容克计划”的对接方式。在欧盟成员国的双边层面，截至2017年底，欧洲18个国家加入了亚投行，与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总体上看，中欧尽管在市场准入以及技术标准等方面有分歧，但经济合作与战略对接是目前中欧关系的主流，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第五篇：论文 怎样认识和理解一路一带

怎样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

【摘要】：正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由此,“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新时期一个对外大战略浮出水面。前不久,中央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就如何落实“一带一路”进行研究,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是“一个包容性的巨大发展平台”,“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他要求,“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要抓住关键的标志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设计;国家利益;经济带建设;国际机构;贸易通道;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主席访问印尼期间，又提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的亚信峰会上，习主席向世人展示了“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的新面貌。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其合作重点地区在于俄罗斯、中亚、中东、欧洲，涵盖东南亚经济整合、涵盖东北亚经济整合，并最终融合在一起通向欧洲，形成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趋势。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其合作重点在于东南亚及南亚国家，从海上联通欧亚非三个大陆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形成一个海上、陆地的闭环。

经济，向来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实力。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发展迟缓、中国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进程难、外部环境摧残中国出口以及美国经济一家独秀和国际经济市场僵化等诸多挑战，中国这次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构想正是为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际经济环境治理做出的最好诠释，这是国家的连通，是心与心的连结。关于如何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提出，我们不得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

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共建“一带一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当前，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高度关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的原则。

“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4]

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坚持开放合作。“一带一路”相关的国家基于但不限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范围，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均可参与，让共建成果惠及更广泛的区域。[4]

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

坚持市场运作。遵循市场规律和国际通行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各类企业的主体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

坚持互利共赢。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各施所长，各尽所能，把各方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3.“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的影响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与丝路沿途国家分享优质产能，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内容包括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等“五通”，肩负着三大使命：

一、探寻经济增长之道

“一带一路”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实行全方位开放的一大创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分享中国改革发展红利、中国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将着力推动沿线国家间实现合作与对话，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夯实世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21]

二、实现全球化再平衡

传统全球化由海而起，由海而生，沿海地区、海洋国家先发展起来，陆上国家、内地则较落后，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如今，“一带一路”正在推动全球再平衡。“一带一路”鼓励向西开放，带动西部开发以及中亚、蒙古等内陆国家和地区的开发，在国际社会推行全球化的包容性发展理念；同时，“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向西推广中国优质产能和比较优势产业，将使沿途、沿岸国家首先获益，也改变了历史上中亚等丝绸之路沿途地带只是作为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过道而成为发展“洼地”的面貌。这就超越了欧洲人所开创的全球化造成的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推动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1]

三、开创地区新型合作

中国改革开放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创新，“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正在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的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超越了马歇尔计划、对外援助以及走出去战略，给21世纪的国际合作带来新的理念。比如，“经济带”概念就是对地区经济合作模式的创新，其中经济走廊——中俄蒙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等，以经济增长极辐射周边，超越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不同于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类“经济区”与“经济联盟”，同以上两者相比，经济带具有灵活性高、适用性广以及可操作性强的特点，各国都是平等的参与者，本着自愿参与，协同推进的原则，发扬古丝绸之路兼容并包的精神。

两千多年前，丝绸之路就发挥着它强大的作用，各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贸易往来，深化了合作交流，加深各国友谊并促进各国的发展。今天，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处理国际经济问题上充分展示了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惠及周边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让中国向世界重申和平崛起的伟大理念。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这是一个利己利彼的战略，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这是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最有力的姿态：和平、开放、理解、包容、交流、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