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于建嵘：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群体性事件是观察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重要窗口。然而，由于其政治上的敏感性，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多将其视为研究的雷区而不敢涉及，少有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认识阶段，大都将其概念化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和表现，有的甚至将起因、诉求、指向、表现各不相同的事件做简单〔1〕化的政治解读界定为“社会敌意事件”。这种研究的不足表明了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起码的理性精神和基本的技术路线。本文试图通过对当前主要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类型学的分析，以求对群体性事件有更细致的考量和更正确的判断，克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定性分割。
一、群体性事件及其类型学研究
在很大程度上，“群体性事件”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它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初出现在官方的一些文件之中，但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且还常常与“突发群体性事件”或“群体性突发事件”、“群体性治安事件”等混用。2000年4月5日公安部颁发的《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把“群体性治安事件”定义为“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2〕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这应是官方公开文件中较为正式的表达。从公安部的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群体性治安事件主要特征是“群体性”(聚众共同实施)、“违法性”(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危害性”(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根据这些特征，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3〕权利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些定义“在中国的语境里一味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违法性特征，甚至认为这种事件同一般的‘群体利益的表达行为’有〔4〕本质的区别，在经验上和学理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希望赋予这一概念更大的包容性。
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年制定的《关于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意见》称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5〕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 这一定义，淡化了所谓的“社会危害性”，却强调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诱因(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以及事件的“非法性”(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为了克服这种不足，一些社会学家给出了更为中性的界定。其中邱泽奇所作的定义最有代表性。他认为，群体性事件是“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6〕的、有明确诉求的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但这种定义所言的“为达成某种目的”之说，又与当前一些没有明确目的事件的现实不符。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说，群体性事件是指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这一定义，大体上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事件参与人数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和法规，5人以上应是一个最底标准。比如，信访条例第18条就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民族宗教等的群体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对群体性事件作专门明确的分类。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维度来进行的。作综合分类的代表性的研究现仅见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王战军从“矛盾属性”、“发生根源”、“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处置方〔7〕略”等五个维度分别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划分。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陈月生提出了从“参与主体”、“事件本身是否带政治性质”、“事件的规模大小”三个维度对群体性事件作〔8〕了分别划分。可见，已有的研究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没有把这些维度的标准综合起来作整体研究。
本文依据目的、特征和行动指向，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可以划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维权行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骚乱、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关于社会纠纷和有组织犯罪，由于其特征比较明显，也不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现象，本文将不作专门讨论，重点讨论维权事件、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这三类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二、维权行为、社会泄愤和骚乱性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
(一)维权行为及其基本特征
维权事件，这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从现已掌握的资料来看，此类事件约〔9〕〔10〕占目前全国群体性突发事件的80%以上。其中又可以具体分为农民的“以法抗争”、工人〔11〕的“以理维权” 和市民的“理性维权”。总地来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维权事件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农民维权中，土地问题约占65%以上，村民自治、税费等方面都占一定的比例。目前农村土地纠纷最集中的地区是沿海较发达地区。其中以浙江、山东、江苏、河北、广东最为突出。这些地区争议的主要是非法或强制性征地，农民控告的对象主要是市、县政府。在中部地区的安徽、河南、黑龙江等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对农民土地承包权的侵犯，控告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及村级组织。工人维权的主要问题是主要是国有企业改制、拖欠工资、社会保险、破产安置、劳动时间、殴打工人等方面。市民维权房屋拆迁是主要问题。无论是农民，还是工人及市民，都把具体的利益诉求作为行动的目标，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
其二，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但随着从个案维权向共同议题转变，权利意识有所加强。哈佛大学裴宜理教授指出，中国无论从古代还是现代都有层出不穷的民众抗议活动，但是这些抗议有一个传统，就是都在遵守规则。抗议者非常关注国家放出来的信号。他们尽力按照国家的规则来进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们都很注意。在英美传统里，权利是指自然权利，是由上帝赋予的而不是国家赋予的。在中国盛行的以“权利”语言构建起来的道义经济式的抗议，往往要求撤换不受欢迎的低级官员(偶尔成功)。但这些抗议者极少质疑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威。就这个方面而言，当代的抗议者与封建时代的造反者有不少相似之处。在中国，权利往往被理解为是由国家认可的、旨在增进国家统一和繁荣的手段，而非由自然赋予的旨在对抗国家干预的保护机制。在此情景下，民众对行使自身权利的诉求很可能是对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不〔12〕是挑战。
其三是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具有明显的被动性。目前中国的维权行动，大都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工人、农民或市民的合法利益受损而引发的，它是一种反应性的抗争行动。而且，维权者一般都会以现行的法律和法规作为其行为框架和底线，都企求政府公平公正调处，行为相对克制。但是，某些事件由于争议的经济利益巨大，侵权方不仅不会轻易让步，反而常常动用黑恶势力对付维权者;而地方政府和官员则往往站在强势的侵权者一方，以“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秩序” 为由，动用警力对维权者进行打击而引发恶性暴力事件，发生十分恶劣的社会后果。
(二)社会泄愤事件及其特征
“社会泄愤事件”是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性事件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其在参加者、发生机制及行动逻辑等方面都不同于维权事件和有组织犯罪。它的主要特征有：
第一，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一般都没有个人上访、行政诉讼等过程，突发性极强，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即使有些事件出现过事主不满，找有关部门反应或要求解决问题而未果的情况，但真正骚乱事件发生时，仍然有很强的突发性。比如2004年〔13〕的重庆万州事件。
第二，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像，绝大多数参与者与最初引发的事件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或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以发泄为主。这种所谓的“无直接利益冲突”或“泄愤性冲突”是社会泄愤事件区别维权事件和其他事件的最为主要特点。前〔14〕面所说的万州事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安徽池州案件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近期〔15〕群体暴力袭警案频发。分析这些事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征：其一，群体暴力。这个群体成分十分复杂，有些与案件本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些则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关系，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其二，群体泄愤。如果说报复杀人是“泄私愤”的话，那么，近期发生的暴力袭警案则是“泄公愤”，当然，这里的“公愤”仅仅指这个群体的某些不满之“愤”，并不是常用的具有好恶价值判断的社会之“愤”。其三，目标明确。这些事件都是在明知攻击的对象是警察或警务机关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故意采取的以侵犯警察人身安全或警务机关工作秩序或财产安全的行为。由此表明，在当前的社会形势及社会心理下，警察执法的权威性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
第三，在事件发生和发展过程当中，信息的传播有新的特点。各种失实信息的通过短信和网络传播，对事件发生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手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使用，而短信作为新媒体所具有互动性、广泛性、针对性、表现形式多样性和直达性，都对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网络特别是具有博客性质的发布方式，也非常有利于各种事件“真假”信息的传播。
第四，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财产方面的损失，而且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一般来说，民众进行维权活动都较为克制，但社会泄愤事件却大都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件就其目的而言，具有维权性质，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后面发生了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也就从维权变成〔16〕泄愤性骚乱了。比如2007年发生的四川大竹事件就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12月30日凌晨4时许，该县竹阳镇莱仕德酒店一名女员工不明原因死亡。在公安机关调查侦破期间，死者亲属与酒店方发生争执，矛盾激化。2007年1月15日下午，死者亲属及数百名群众到莱仕德酒店门前聚集，要求尽快查明死因。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维权。可到了2007年1月17日下午4时左右，近万名围观者中的少数人员冲入酒店打、砸、烧，这就改变了事件的性质，从维权变成了泄愤。
应该说，上面关于社会泄愤事件特点的分析，也就是判断此类事件性质的基本标准。其中最需要关注的就是事件的参与者，他们与诱发事件并“无直接利益关系”，主要是一种“泄愤性冲突”。
(三)社会骚乱及其基本特征
社会骚乱在形式上和上面提到的社会泄愤事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是其性质上已经出现了变化。比如2008年9月底，在湘西因非法集资发生的事件，就具有骚乱性质。它不仅把政府的招牌〔17〕砸了，还把与案件根本无关的商店抢了。这与我们研究过的瓮安、瑞安、池州、万州有很大的不同。在这些事件中，砸和抢的都是与这些事件相关的商店。在湘西事件中，被砸被抢的商店与事件本身没有关系，但还是被砸了和被抢了，致使这个城市的商店在国庆节期间不敢开门。这说明，它们不同于社会泄愤事件，也不同于维权事件。从维权走向泄愤是有可能的，从泄愤走向骚乱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样界定泄愤和骚乱，有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攻击的目标是不是具有相关性。这是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骚乱可能是有组织的，也有可能没有组织，但泄愤事件是无组织的，是集群行为。综上所述，作为当前中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类型，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之间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相类似之处，也有本质上的区别(详见下表)。维权事件、社会泄愤事件和骚乱事件的异同比较
三、利益冲突、社会心理和转化机制
当前，我国进入社会冲突的高发期。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向纵深推进，利益格局剧烈变动和调整，各类社会矛盾围绕着经济、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而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从而使具有相同利益的社会成员针对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极易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和心理共鸣，而且由于彼此间联系的技术手段的改进，他们极易就共同关注的话题进行沟通和串联，从而形成某个具有社会影响的共同话题，从而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同时，伴随着体制转型和政府调控能力的弱化，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控制和约束社会的能力下降，原来依赖统制主义的命令方式管治社会的手段不但不能起到化解矛盾的效果，反而对事件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提高政府的管治水平和管治能力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前提。从总体来看，目前地方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方面的水平十分有限，有许多完全可以化解的矛盾，由于处置不当而产生了严重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当某个事件刚发生时，往往会成为不入政府“法眼”的“存在之无”，由此对事件漠然置之的态度往往错过最佳处理时机，表现出“体制性迟钝”，即走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从而〔18〕“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集中暴露出应急能力的薄弱。要对社会事件做出科学合理的处置，首先就必须对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做出科学划分，从而采取不同方式予以化解。如果对不同事件采取同一方式，就可能粗暴地将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事件单一化和绝对化，激化原有的矛盾和冲突。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定条件下，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之间是可以相关转化的。当社会条件变化、尤其是政府处置措施不当、丧失公信力的时候，在法律框架之内活动的“维权事件”会迅速转变为社会泄愤事件，社会泄愤事件也可以瞬间将祸水由政府部门引向无辜群众和社会，成为骚乱事件。这之间的转化机制是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这对于我们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造成更大的破坏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间转化机制的理解，我们可以从群体心理的角度来研究。事实上，如果不研究特定社会情境下的群体心理，就很难真正理解群体性〔19〕事件的发生及其类型转化的机制。
从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它大致遵循如下逻辑，冲突源——导致主体利益受损——主体挫折感产生(主体心理不满意感产生)——否定性言语产生(牢骚、怪话、气话)——否定性行〔20〕为产生(对其他个体、群体或政府的反抗)。在正常的维权活动中，行为者的诉求是寻求体制性的解决渠道，如双方对话和谈判、寻求司法和行政调解、上访等。如果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其问题，他们可能集体上访、游行示威、破坏公共秩序，直至暴力对抗。在整个过程中，心理对行为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在制度化的表达渠道内，他们获得的不仅是关于自己问题的各种公正或不公正的待遇，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认识。当行为上遭受挫折后，心理上的不满、怨恨、暴躁、抵触情绪就更容易导致行为具有攻击性，并在合适的场合寻找借口发泄出来。这种受心理影响的行为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从而为泄愤冲突埋下种子。
从理论上讲，群体心理所具有的上述特征并不是同时发生的，它的发生过程有两个重要的机制：一是情绪感染;二是行为模仿。所谓情绪感染是事件的场景使原来无动于衷的旁观者的情绪也激动起来，从而完成从个体向群体的转变。而行为模仿则是指集群行为中行动者互相仿效，使整个人群产生一致的行为。“因为人们在突然事件前不知所措，无计可施，只好模仿他人，看到别〔21〕人怎么做，自己也跟着响应。这样集群行为就产生了”。可见，情绪感染和行为模仿与上述分析的心理特征是一致的。它从发生学的角度解释了群体心理的形成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突出的特点是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一个具有普遍“合理性”的社会情景。在这种社会情景中，个人行为受到群体情绪变化的影响，由最初的自制和理智逐步走向失控和狂热。在泄愤性冲突中，作为旁观者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与当事者发生感情共鸣，因而客观上起到了恶化事件发展的作用。社会“弱者”作为一种博弈和博取同情的“武器”，极自然地激起人们天生同情弱者的心理，围观者在行为选择上倾向于支持和帮助弱者。当人们在对政府的官方消息充耳不闻时，一些谣言和小道消息，尤其是弱者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消息在人群中普遍传开时，会对人群的聚集和行动起到催化作用，并促使群情激愤，情绪高昂。一些过路者或中学生受到感染，而在行为上具有了某种趋同的特性。此时，群体的指向已不再是原来的事件本身，当事方也可能早已被群体所湮没，而变成了一些非直接利益相关者针对公安部门、政府机关以及其他不相关建筑的泄愤性行为。针对这种行为，政府如果措施得力，处理得当，可能会很快地平息群众情绪;但如果采取以暴制暴的对抗方式，不仅不能平息民怨，还可能起到相反的效果，可能促使泄愤性冲突向社会骚乱方向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这些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以及各种暴力情景引发的社会骚乱都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只是一种民众表达利益诉求或情绪的方式，不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性活动，虽然会对社会治理结构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带来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不会影响到中国政治统治的完整性，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政府管治的有效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群体性事件仍然会以有限范围的孤立事件形式而存在，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维持很长时间、能影响全局的社会运动。这就要求执政者，在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的同时，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要防范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以“维稳”为名，甚至以影响政府执政合法性为幌子，形成官官相护的利益共同体，甚至胁迫上级为其胡作非为背书。
注释：
〔1〕 2009年 3月 14—15日，由中国政法大学和京鼎律师事务所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社会敌意事件与调控·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主义大学文华大厦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法大学皮艺军教授提出了“社会敌意事件”这一概念，并认为瓮安事件、德江舞龙、学生聚会、杨佳这些事件都是“社会敌意事件”。
〔2〕《公安机关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规定》，公安部 2000年 4月 5日发布。人”，而在实现中，超过了5人就被视为是非正常上访，是信访事件。特定群体或不特定的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其二，这些事件所进行的行为在程序上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有的甚至是法律和法规明文禁止的。其三，这些聚集起来的人群，并不一定有共同的目的，但有基本的行为取向。其四，这些事件对社会生产秩序、社会生活秩序、社会管治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果按照这个定义，就可以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新的类型学研究。当前学界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研究多集中在对高校、农村、库区移民、职工、大型体育场、民族宗教等的群体性事件上，但是很少有研究对群体性事件作专门明确的分类。在已有的少数分类研究中，分类的标准也多是从“人民内部矛盾”与“违法犯罪”的单一传统维度来进行的。作综合分类的代表性的研究现仅见于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王战军从“矛盾属性”、“发生根源”、“参与主体”、“表现形式”、“处置方略”等五个维度分别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划分。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王来华、陈月生提出了从“参与主体”、“事件本身是否带政治性质”、“事件的规模大小”三个维度对群体性事件作了分别划分。可见，已有的研究在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划分和特征概括上都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都并没有把这些维度的标准综合起来作整体研究。
〔3〕 林维业、刘汉民著：《公安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实务和策略》，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页。
〔4〕 王国勒：《社会网络视野下的集体行动》，中国人民大学 2008年博士论文，第 5页。
〔5〕 转引自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学海》2009年 01期，第 69— 78页。
〔6〕 邱泽奇：《群体性事件与法治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 5期，第 54— 96页。
〔7〕 王战军：《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其多维分析》，《政法学刊》2006第 5期，第 9— 13页。
〔8〕王来华、陈月生：《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含义、特征和类型》，《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5期，第80—84页。
〔9〕 于建嵘：《中国的社会泄愤事件与管治困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 1期，第4— 9页。
〔10〕 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 2期，第 49— 55页。
〔11〕 于建嵘著：《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42页。
〔12〕 于建嵘、裴宜理：《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南风窗》2008年第 20期，第30— 32页。
〔13〕 范伟国：《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北京青年报》2004年 10月 20日。
〔14〕 王吉陆：《安徽池州群体性事件调查：普通车祸变打砸抢烧》，《南方都市报》2005年 7月 1日。
〔15〕 比如：3月 23日海南东方市因一学生纠纷，数百人到感城镇政府和边防派出所进行打、砸、烧，导致4间官兵宿舍及部分档案资料被烧，1辆警车、1辆涉案扣押的小汽车及10部摩托车被砸烂烧毁。3月 28日晚，西宁市城西公安分局虎台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一起报警事件中，遭到一伙人的殴打围攻，派出所遭到打砸。3月30日，乌鲁木齐3名便衣民警在押送犯人途中，遇代某违反交通法规横穿马路，鸣笛示意，代某却不避让。民警紧急采取制动措施，交涉过程中双方发生口角，代某煽动周围“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民警，围观群众达 200余人，等等。
〔16〕 任硌、陈凯：《四川大竹事件反思:地方忙于换届错过处置良机》，载《 望新闻周刊》2007年 3月 1日。
〔17〕《吉首非法集资案再爆骚乱，民众围堵州政府》，http://，最后访问：2009年9月24日。
〔18〕 黄豁等：《“体制性迟钝”的风险》，《 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 4期，第6— 7页。
〔19〕 于建嵘：《社会泄愤事件中群体心理研究——对“瓮安事件”发生机制的一种解释》，《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
年第 1期，第1— 5页。
〔20〕 朱力：《中国社会风险解析——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冲突性质》，第 69— 78页。
〔21〕 沙莲香著：《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221— 222页。
第二篇：于建嵘：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态势和特征
于建嵘：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态势和特征
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对中国的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社会与政治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一、基本态势
由于有关方面并没有公布全国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我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研究和2015年社会发展的形势得出初步的判断，即，2015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上继续增长。在参与者的群体身份方面，工人(含农民工)、农民、业主是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加群体，但以商户、出租车司机以及投资者为主体的群体性事件增长迅猛。下面，我们将按照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缘由简单分析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的大致情况。
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仍居高不下，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虽然此类事件被主流媒体报道得较少，被曝光的此类群体性事件大多规模较小，但并不能就此认为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已经明显下降。此类事件被媒体曝光的往往只是那些发生了命案或较为严重暴力的冲突。
例如，云南镇雄县以勒镇部分村民因为不满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而阻挠房屋量测工作，导致十余名工作人员受伤、7辆公务车被砸坏。近年来，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土地转让过程中存在的不当行为或违法行为导致了不少悲剧的发生，并未得到有效根治。
例如，9月14日，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后东固村村民张纪民在捍卫土地的过程中因火灾身亡。11月，离北京只有数十公里之遥的河北燕郊发生了多起村民因征地拆迁纠纷被砍事件。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在征地、拆迁过程中的不法行为不仅容易侵犯相关居民的合法利益，而且容易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因欠薪、降薪、裁员、社保待遇等劳资关系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该有增无减。近几年来，世界范围内普遍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导致低端制造业陷入困境，大量企业倒闭或搬迁。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全国范围内因欠薪等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近两年居高不下，在所有群体性事件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2014年，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相当惊人，而2015年此类事件呈增长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15年中国的经济形势比2014年更加严峻，经济增长速度将至25年来最低水平。根据广东有关方面的统计，广东省在2015年因欠薪问题引发的30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高达数百起，占全省30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70%以上。广州、东莞、中山等地连续发生多起千人以上工人罢工事件，抗议相关企业的裁员等举措和当地住房公积金新政策。
例如，2月，西铁城精密(广州)有限公司裁员引发上千名工人抗议。3月，位于东莞的兴昂鞋厂和裕元鞋厂相继爆发了数千人参与的罢工。10月，深圳福昌电子公司倒闭，三千多名工人维权。其他省份也爆发了一些劳动关系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由环境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处于高发态势。其中，由于相关设施污染环境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各地不时爆发。
例如，8月，江西乐平市数千居民上街抗议工业园区长期污染当地环境。由于担忧相关项目建成之后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居高不下。深圳、广东河源、上海金山区宝山区、广东陆丰、南昌、广西北海、广东阳春、武汉等多地先后爆发了抗议兴建(扩建)垃圾焚烧场、火电厂、PX项目、变电站、核电站、码头、康复医院等邻避设施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此类事件在当地往往造成较大的影响。例如，深圳数千居民抗议该市东部垃圾焚烧处理厂项目。陆丰市碣石镇上林村部分村民持械阻止修建核电站，最终19人被抓捕。
房屋业主由于不满物业公司服务、房屋质量和房屋受损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居高不下。仅根据笔者通过互联网、报纸和期刊所看到的信息，四川、湖北、甘肃、天津、内蒙古、河南、广东、浙江等省(直辖市、自治区)都有业主发起的群体性事件被曝光。其中，天津上百名受天津港爆炸事故影响的业主到政府机关门前聚集一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个体经营者(如出租车司机、专车司机、商户)由于利益受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15年增长迅速。出租车司机发起的罢运等群体性事件在2015屡屡吸引全国人的注意。1月4日，沈阳市爆发数千辆出租车罢运事件。南京市部分出租车司机在1月8日开始停运，并阻挠、打砸其他继续运营的出租车。1月13日，出租车罢运在全国多个城市同时进行，包括长春、济南、成都、南昌在内的多个城市爆发出租车罢运事件，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出租车罢运事件。这场出租车罢运**此后不断上演，武汉、北京等地相继爆发了出租车司机抗议专车抢生意而罢运的群体性事件。此类事件在2016年可能仍将不断上演。
2016年以来，深圳、南昌、济南、成都等地先后发生出租车司机抗议专车的罢运事件，对当地的交通状况造成一定的影响。部分地方的专车司机也不甘示弱。例如，武汉、广州的部分专车司机集体抗议有关部门的执法。商户利益受损而发起的群体性事件也不时出现。1月，山西太原上千商户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解决多家物流公司跑路产生的债务问题。上海、海口等地也发生了商户抗议有关部门的群体性事件。
投资者利益受损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大量涌现，上升势头较猛。成百上千的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投资者先后在昆明、上海、北京等地发起群体性的维权活动，并且到国家信访局、证监会等国家机关表达维权诉求。河南西峡县某房地产公司违规吸纳民众资金违规建房，且未按期交房，导致数十名投资者阻拦列车。此类事件的发生与大的经济环境存在密切关系。
由于捍卫某些权利(如教育权利、女性权利、同性恋者权利、社会保障权利)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在增长。例如，3月19日，中山大学的5名大学生聚集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前抗议高校教材将同性恋视为心理疾病，也要求有关部门回收对同性恋有污名化的教材。5月初，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失独者在国家卫计委门口聚集抗议计划生育和相关的政策，要求政府保障其相关的权利与利益。围绕着子女教育权利的抗争值得关注。
9月17日，北京市近千市民到北京市政府门前抗议985、211高校对北京生源减招以及中央民族大学附中全国掐尖侵占北京高招名额等问题。主张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的新社会运动近些年在中国呈现发展态势，大多数时候以个人性的、言论性的形式呈现，较少出现集体性的街头抗议活动。但是，未来此类新社会运动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以街头抗议的方式呈现。
由极端宗教思想和分离主义思想引发的恐怖主义事件、暴力事件在新疆等地不时出现，给当地乃至全国的社会形势造成较大的压力。在过去的2015年，恐怖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加剧的趋势。除了中东以外，法国、美国、英国也发生了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其中，多名恐怖分子共同制造的法国巴黎恐怖事件震惊世界。
由于表达对某些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愤怒而引发的泄愤事件也占一定的比例，值得我们关注。2015年12月底，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一未成年女孩在某商场偷巧克力遭到商家和母亲辱骂之后跳楼自杀继而引发数千居民围攻警方，打砸公共设施，并造成市长受伤。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折射出抽象愤怒和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在整个社会的蔓延，值得社会各界深思。
由于争夺某些特殊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值得我们关注。此类事件的一个典型是被部分媒体或网友称为“保路运动”的抗争事件。1月，河南新野、邓州两地居民要求郑万高速铁路襄阳到南阳段在自己家乡设站，并在多地发起集体活动。5月，四川省邻水县爆发了上万人上街头要求正在规划中的达渝城际铁路经过邻水，并且爆发与警察的暴力冲突。
此外，对村干部或政府工作人员不当行为不满、医患纠纷等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值得我们关注。
简而言之，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环境纠纷、业主维权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群体性事件的相当大比重，个体经营者利益受损、投资者利益受损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长迅猛，而恐怖主义、主张某种权利的社会运动、泄愤型群体性事件虽然数量较少，却也值得我们研究和关注。
二、基本特征
2015年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征。
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从事后救济型维权转变为事前预防型维权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在自身的利益、权利尚未遭受切实的损害之时就采取多种方法表达自身的诉求。这种特征与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存在密切关系。这种特征在邻避事件中表现得最充分。预防型维权在一些罢工事件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在3月爆发的裕元鞋厂工人罢工事件中，工人们担心工厂合并是裁员的前奏，要求立即发放住房公积金。有关部门应该正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增长。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缘由以经济利益冲突为主，但朝着日益复合化的方向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兴起导致许多传统产业和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专车、快车在许多大城市严重冲击了出租车司机的利益。网店冲击了许多实体店的生意。经济利益纠纷虽然仍是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最主要缘由或原因，但经济利益受损、权利意识增长、政治心理的变迁等因素往往混合在一起发酵而酿成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动员与宣传日益依赖互联网(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线上线下的联动日益深入。除了在一些农村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使用或较少使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和信息传播以外，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在酝酿过程中和爆发之后都依赖互联网。抗争的领袖和积极分子使用互联网进行动员和信息传播，大大地提升了动员速度、社会参与度和关注度。手机和微信、微博、QQ等互联网自媒体成为群体性事件动员的重要载体，成为抗争者的重要抗争资源，对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曝光和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由于互联网本身的一点特点，通过互联网进行动员和传播可能会导致一些不实消息的扩散。
群体性事件的参加者和同情者日益超出地理界限。这一特点在徐纯合之死引发的网络热议和外地网友前往庆安抗议中得到充分体现。徐纯合身亡的消息在互联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部分外地人前往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抗议“徐纯合被枪杀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群体性事件的这一特征加大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对其行政与政治智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地方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传播者的打击力度加大。在许多群体性事件中，组织者和积极宣传抗争信息的积极分子受到警方不同程度的处罚。
例如，被称为“劳工维权专家”“工运之星”的曾飞洋因涉嫌犯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部分卷入集体维权事件的律师也遭受打击。有关群体性事件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消失的速度似乎比往年加快，这或许显示出有关部门在互联网言论管理方面日趋严格。值得我们警醒的是，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对抗争活动的组织者、同情者的打压可能会导致抗争活动日益去组织化、暴力化乃至极端化。
第三篇：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新闻中心-中国网 china.com.cn/news时间： 2009-07-06责任编辑: 法律人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成为影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突出问题，成为各级党政机关亟需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1.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近年来，全国频繁发生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近几年，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规模上千人的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拆迁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发的冲突曾震惊中央和全国。
2.涉及的部门行业多，主体成分多元化。参与的人员复杂，有各种职业、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参加：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受损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房屋被拆迁居民，库区移民，下岗的军转干部，出租车司机，环境污染受害者，等等。
3.城乡群体性事件的指向对象不同，维权内容不同。农民以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主要抗争对象；工人以企业管理者为主要抗争对象。农民抗争以要求补偿受损利益和实现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失地或受环境污染的农民要求维护权益成了中心议题；工人抗争以维护经济权利和要求管理企业事务为主要内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要求发放足额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农民工要求发放欠发的工资，下岗工人要求工作，改制国企的工人要求保护国家财产不能流失等。
4.表现方式激烈，内部矛盾逐渐对抗化。群体性事件大多采取较为平和的表现方式，从本质上看是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暴力性、破坏性群体性事件逐渐增长，出现激化现象，对抗程度加剧。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和参加者出于“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理，越来越多地采取各种极端或违法行为发泄不满情绪，围攻冲击基层党政机关、阻断交通、扣押人质，个别地方发生破坏公共设施、打砸乡镇政府和县政府的局部骚乱。有的甚至采取自焚、自杀等过激行为。
5.组织程度高，经济矛盾趋向政治化。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有组织的，而且开始出现跨区域、跨行业串联声援的倾向。尤其是那些参加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反复性强的群体性事件事先都经过周密策划，目标明确，行动统一。虽然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是因经济利益矛盾引发的，但有些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色彩日渐明显，有的带有政治目的。
6.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处置难度加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提出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常常采取不合法的方式，合理要求与不合法行动、无理要求与非法行动相互交织，多数人的人民内部矛盾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混在一起。敌对势力、敌对分子也插手群体性事
件制造事端。如果处理不当，局部问题就可能影响全局，非对抗性矛盾就可能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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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原因看，城市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部分国企改制、转制未征求职工意见，不按规定程序操作，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侵害了职工民主权利和国家利益；二是部分企业经营过程中，厂务不公开、重大经营活动未经职代会通过，职工情绪对立；三是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医药费、退休金，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不落实；四是企业改制、兼并或破产后，职工下岗、职工安置、养老保险等问题未得到妥善处理；五是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廉洁，垮了企业，肥了自己，穷了职工；六是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侵害职工合法权益；七是市政建设拆迁，补偿争议大；八是部分企业或施工单位随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等。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主要有：一是村务不公开、财务管理混乱，有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二是乱收费使农民负担过重；三是个别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一些乡村基层干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四是集资款久拖不还，基金会等非金融机构吸纳的股金不能按期兑付；五是一些地方征地中存在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偏低或补偿费用没有如期兑付或没有全部兑付到户，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六是由于历史原因，一些地方的山林、土地权属不清，争执激烈；七是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八是一些地方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九是基层选举中出现贿选、罢选等。还有社会管理方面的原因，如地方出台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不慎重，不连贯，或执行政策有偏差；部分单位工作人员执法犯法，办事不公；部分行业管理工作不规范，频繁发生如重大矿难等安全事故，等等。
从深层次社会原因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为收入差距，还表现为财富占有、教育不平等等方面。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社会心理及社会舆论表现出强烈不满情绪。贫富差距过大损坏了社会公正原则，引起社会摩擦，导致矛盾增多。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忽视时，他们产生相对剥夺感，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职工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无视职工的民主权利，擅自决定企业破产、出售、转让、兼并等直接涉及企业生存、职工命运和国家利益的重大事项，甚至贱卖国有资产，引起大量职工群体性事件。在一些非公企业中，生产资料所有者、资本拥有者、企业经营者和管理者，与职工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压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普遍重生产轻安全，损害职工安全健康权益；任意延长劳动时间，职工加班加点严重；职工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签订率低。因此，造成不少非公企业劳资关系紧张，引发大量职工集体上访、罢工事件。
3.官僚主义作风和腐败现象造成干群关系紧张。有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不倾听群众呼声，不关心群众疾苦，群众遇到的问题和困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一些地区和一些干部为了所谓的政绩，违背科学发展观，脱离实际，不顾
民意，硬性推行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项目”；一部分干部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违法乱纪，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公正形象，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
4.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由单一趋于多元。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生机和活力，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一些人政治观念经济化、宗旨观念利己化、纪律观念自由化，对党和政府不信任。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善于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往往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还有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只要权利不愿尽义务，采取闹事的方式来实现过分要求。
5.社会管理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群众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不相适应。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群众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也日益增长，而我们不少党政部门和干部却仍在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一套管理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行社会控制与管理，比较习惯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去推动工作，有时甚至强迫命令、违法施政，导致矛盾激化。一些地方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对出现的矛盾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拖延或压制，群众开始时采取的行动是上访、投诉，但在长期上访无果、投诉无决的情况下，最后采取了群体性事件。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正确处理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理论指导。各级党委、政府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预防和解决群体性事件，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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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当前我国失业的类型及对策
当前我国失业的类型及对策
王波
[摘要]失业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国际性问题，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也出现了严峻的就业压力。本文在深入分析我国失业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制定促进就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有力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过去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经历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阵痛，比如腐败、环境污染、法律不健全、失业和就业不足等等。我国的失业与就业问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既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与众不同的特征，这是因为：第一，我国过去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我国过去的人口政策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导致人口基数太大；第三，我国长期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我国失业统计问题
目前，我国失业及失业率的统计尚不统一，争论较多，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司有如下建议：
一、失业的定义：建议参照国际劳工组织及世界上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关于失业的定义。根据我国国情，失业可定义为：在16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在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收入劳动，当前有就业可能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具体解释：
（1）“16周岁以上”。我国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失业人员年龄的下限为16周岁。但没有失业年龄的上限规定，这是因为中国只有退休年龄规定，没有劳动年龄上限规定；不同工作或工种实际退休年龄也不统一；60岁以上无业而寻找工作（即统计为失业）的人员极少，不论是否找到工作，自己也不认为是失业人员。
（2）“有劳动能力”，是指在体力和智力上可以从事社会劳动的人员。其中包括有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员。
（3）“在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收入劳动”，即调查周内从事有收入的劳动时间不到一小时或为零小时。这里不涉及收入高低。
（4）“当前有就业的可能”，具体是指在调查时点以后两周内能应聘上班。
（5）“正在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具体指：去职业介绍所登记，去各种劳务或人才市场进行应聘洽淡，通过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寻找工作，自登应聘广告，托亲友找工作，自筹资金准备从事经营活动等。
二、我国确定“失业”人员的两个问题
（1）我国农村是否存在失业？以前的看法是：我国农民在理论上讲都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只要劳动，就会有生活保证，因此，不存在失业。但我国地少人多，农村有近1.5亿剩余劳动力，而且这个趋势会因机械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为突出，因此，从长远看，必须将农村失业问题列入社会的失业统计中。
（2）下岗职工是否应统计为失业人员？根据失业的定义，下岗人员中如正在寻找工作的应统计为失业人员。
三、失业的统计口径
从历史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才1.8%，而2003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失业率确实上升了，在10多年时间里，失业率上升了139%。目前失业率有几种：一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另一个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再一个就是“不充分就业率”。
首先，“城镇登记失业率”。2003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而全世界的平均值为7%。如果把各类企业下岗职工中没有工作、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和各类学校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的也计入失业的话，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会上升到7%还多。
其次，“城镇调查失业率”。如果不分户口，只根据居住地和工作情况统计，国家的统计局按照我国失业的定义做过调查。抽样的中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大概是5.3%，农村的调查失业率大约0.6%，如果城乡统算的话，失业率大概是5.9%。目前，世界多数国家失业率均大幅度上升，连美国也接近6%（2002年4月），因此我国公布一个不到6%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应该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震动。
再次，“不充分就业率”。不充分就业率，比城镇调查失业率更宽泛一些，严格地讲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的是一点工作也不做的人，而不充分就业率里统计的是，一周时间之内，劳动时间不足本国法定工作时间一半的人。拿我们国家来说，一周工作时间是40个小时，那么，一周工作时间不到20个小时的人就是不充分就业者。中国的不充分就业率是31%，全球不充分就业率是33%左右。
按照这样的判断标准来说，中国的失业问题虽说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就业矛盾已经非常复杂。比如：失业人员和大量新成长劳动力的并存；下岗职工再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碰撞；转轨型失业与经济全球化失业的交汇。
中国当前失业的原因及类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然而，伴随着新旧体制转轨，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而临着失业问题的严峻挑战，农村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城市职工的下岗数量增大，使我们在看到改革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其带来的附产品—失业。转型时期中国的失业类型主要为5种，它们的产生既有共同的原因又有各自特殊的原因。
一、摩擦性失业
造成摩擦性失业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充分。由于信息不灵，尽管失业的人适合于填补现存的工作空缺，但工作空缺和与此相联系的工资并不为人们所知，从而造成失业。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极为不发达，统包统配、垂直性的就业方式使得就业信息闭塞，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这种具体的国情下，相当一段时期内摩擦性失业将大量存在。
二、结构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的产业结构将迅速调整，新的支柱产业不断涌现，旧产业被不断淘汰。其一，社会中的新兴产业由于突然崛起，出现适合该产业的劳动力短缺，如金融、信息产业、电子行业等。其二，老产业由于资本存量的减少，劳动力需求逐步下降，因此，工作岗位空缺与失业同时并存。
众所周知，在体制转轨阶段，由于全国统一市场尚不发达，再分配机制的地方利益分配关系安排不够合理，国家产业政策应有的约束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导致重复建设和地方产业布局同构化现象严重。从八十年代中期的一般家电生产为代表的结构趋同，直至近年以汽车、化工等支柱产业为代表的结构趋同均充分反映了这一事实。这种大量的重复建设，造成我国“大而全”、“小而全”的全能化单体企业形态。这样，不但生产要素得不到优化配置，资源大量浪费；而且企业生产经营效率低，市场竞争能力差，产品结构单一，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这从根本上阻碍了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在市场供求形势总体上已经由过去的短缺经济、卖方市场初步进入买方市场阶段时，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必然。而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就是压缩一些产业部门的投资和就业的同时，增加一些产业部门的投资和就业。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任务是压缩淘汰过剩的落后生产力，努力实现产业振兴。其中，压缩淘汰过剩的落后生产力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实现产业振兴，发展高新技术及第三产业在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的约束下，尚未全面启动，相对滞后，形成了中国目前的产业空洞。其结果便是大批企业职工纷纷下岗。在这些下岗职工中大多数文化水平较低，同时受传统的观念的影响较深，没能力或者不愿意走到新的岗位，造成大量结构性失业。
三、周期性失业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经历了数次周期波动。由于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相对于固定资本比例太高，加上投资主体缺乏风险机制的约束，因此，以投资膨胀为起点，结构性瓶颈为信号，国家采取宏观紧缩政策为结局的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常态。一个经济周期一般包括上升期、高峰期、衰退期和低谷期。在经济扩张阶段，由于投资增加，市场需求旺盛，企业生产任务充足，此时不仅企业内部隐性失业减少，而且可以临时扩招一些工人。但是，在经济紧缩阶段，由于金融紧缩，投资下降，市场需求疲软，导致企业产品积压，部分工人下岗，在这个阶段，隐性和显性失业都会增加。目前，国内需求不旺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造成国内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就在于消费不足和投资不足。从消费需求方向来看：由于市场改革的加速，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在批下岗失业，医疗、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等，导致人们对收预期心理下降，未来消费支出预期上升，造成储蓄倾向增加而消费倾向减少，消费需求不振。在农村，农业继续徘徊，农产品市场结构相对过剩，农产品价格难以上扬，乡镇企业发展陷入困境，进一步约束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使得农村消费不旺。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市场化，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化趋势发展。据有关部门调查，1989年我国最富有的20%的家庭收入占全部收入的29.38%，最贫穷的20%的家庭占全部收入的11.65%。而如今，前者上升至于50.14%，后者下降至4.27%。这种财富的过量集中必然导致社会消费不足和生产能力过剩。
从投资需求来看：首先消费不足制约了投资需求。从根本上讲，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加，投资不可能无限制的循环下去。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消费仍然出现继续滑坡，使得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大降低。其次银行对市场前景和贷款安全性的担忧，使各国有商业银行从自身生存发展的角度考虑，采取“惜贷”的不积极态度，限制了企业的生产投资。
因此，投资不足和消费不足构成了国内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缺乏原动力。在这种形势下，供给过剩，商品价格低迷，众多企业开工不足，人们的就业机会减少，形成了目前的周期性失业。
四、总量失衡性失业
是指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而产生的失业，也称需求不足的失业，造成总量失衡的原因很多。首先，从劳动力的供给方面来看，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劳动力过剩的经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造成中国人口高速增长，虽然1978年以后积极推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仍然无法扼制其增长的迅猛势头。庞大的人口形成大量劳动力资源，促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一直快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其次，从劳动力的需求方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早日实现工业化，政府集中大量财力、物力、人力用于重点工程建设，走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然而重工业与高科技产业都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而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部门却极大发达，造成产业结构极大平衡，为日后大规模失业埋下了隐患。
造成总量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以来，农村的人口增长速度一直快于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人均耕地面积日益锐减，而且农村的家庭生产方式开始向相对专业化的集中生产方式转变，由此带来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幅度排斥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以前大量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乡镇企业扩展速度减慢，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因此，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滞留在农村，一部分形成流动人口成为举世瞩目的“民工潮”。
五、隐性失业
又称在职失业。在西方国家，指被雇佣从事不能充分发挥其能力的工作，或者指从事那种劳动生产率低于从事其能力的工作；或者指从事那种劳动生产率低于他从事其他工作时所能达到的劳动生产率的工作。这类现象在我国也普遍存在。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导致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在职失业严重。
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并非没有失业，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采取了较为隐蔽的状态。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着冗员现象，即隐性失业，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造成的，即由国家充当用工主体和分配主体，用人单位和职工都处于无权地位，这种制度致使企业事业单位在招工、用人方面受到许多的控制，劳动力能进不能出，结果企业的编制往往超过企业的实际需要，生产率低下，效益很差。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要求企业行为目标转到追求效益上来，过去几十年实行的数量型就业将随着微观基础的全面市场化而向效率型转变，这势必会减少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剩余的冗员被剥离出来抛向劳动力市场，因此出现了大量下岗失业人员，变隐性失业为显性失业。
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
一、加快经济发展，扩大就业规模
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途径。根据奥肯定理，实现国民经济增加2.5%，则失业率就减少1%左右。因此，增加就业必然以发展经济为条件。
1、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分流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众多，而农业作为基础产业，是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部门，农业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关键。因此，应积极发展农村经济，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小城镇建设，发展多种经济和多种经营，是多渠道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方法。作为政府，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力度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对农村经济发展加以正确规划和引导。
2、调整产业空间布局,缩小地区间经济的差距，从源头解决失业问题
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生产力多元化，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从东向西、从城市到农村呈逐步降低的序列，这种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差异，使某些高档耐用消费品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饱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却缺乏有效需求。因此，在中西部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应该把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具有很大市场潜力的产业从东向西，从城市向农村转移。这既可节省资金，盘活资产，使东部地区相对成熟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与中西部便宜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带动中西部及农村的发展，同时为东部及城市地区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腾出了经济空间。只有实现了东西部经济及城乡经济的全面发展，国民经济才可能持续而稳定的增长，创造出更多的就业空间。
3、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使第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速一直低于GDP的增速，只是在2000年和2001年才一度持平，与工业增长速度相比更是落差悬殊，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长期徘徊在30%左右。按照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理论，第三产业向来被认为是吸收劳动力能力最强的领域。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不快，发展水平也不高，其吸收劳动力的潜力还没有释放出来。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已达到70%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50%左右的同时，我国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到2003年底却只有29.3%。
今后我国发展第三产业，应在扩大就业容量，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基础上，大力开拓发展潜力大、预期效益好、符合国内居民文化生活需要的行业部门。具体来说，就是着重发展以国内旅游为主体的 旅游业；以“安居工程”和健全维修服务、物业管理体系为核心的房地产业；以生活服务、卫生保健、婴幼教育、养老托老等为重点的社会服务业；以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业务为代表的新型流通业；以电子出版和系统维护为内涵的信息服务业；以多样化、规范化、人性化为目标的金融保险业；以及广告咨询、科技服务、文化、体育等十大增长点。
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
人力资本投资，就是由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向劳动者投资，以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长期来看，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内容是增加教育投资，普及教育。近几年中国高校扩大招生，就是一种长远的人力投资。这样既可以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又可以暂缓就业压力。从短期来看，是对工人进行在职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失业人员总体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文化技术水平低，二是工作技能单一，三是知识老化。鉴于此，为切实解决对失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必须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培训网络。主要包栝三个方面：其一，单位培训。各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对本单位职工进行技能提高培训，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岗位需要，减少失业源。其二，政府培训。政府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出发，对本地区的失业人员进行分门别类的技能培训，使他们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其三,社会培训。这是一种实现成人再教育和终生教育的有效措施。现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每个人都应树立终生教育的观念。在这种形势下各院校应充分利用目前的通讯设备进行远程教育，或者在本地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拓宽他们的工作技能，使劳动者迅速适应社会变化，增强竞争力，减少失业。
三、规范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模式。这一模式的良好运作，要求有一个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一个统一开放、依法规范的劳动力市场，是保障劳动力流动，使企业和劳动力实现动态优化组合的基础。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一是要打破劳动力市场在地区、行业间的壁垒，促使企业根据需要更灵活地调整劳动力存量，根据劳动力市场价位控制人工成本。任何用排斥外地劳动力进入保护本地居民就业的做法，从长期看破坏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会使当地工资上涨，企业因此会减少用工，反过来影响就业。二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通过规范化的职业介绍机构开展信息、培训、咨询和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系列化服务。三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加快推进区域内、区域间乃至全国性统一信息网络建设。包括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职业培训网络和职业介绍网络，充分发挥现代通讯工具和手段传递信息的作用，降低劳动力市场职业搜寻成本。
[参考文献]
（1）郭庆松，《中国城乡就业发展战略研究》〈2001—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张春煜 喻桂华，《第三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就业变动》，《财贸研究》2004年第二期（3）杨生文，《中国就业论坛》，《职业》2004年第5期
（4）《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思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2月（5）韦廷柒，《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论坛》2004（8）（6）王钰 主编，《经济前沿12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年版（7）钟朋荣，《谁为中国人造饭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个 人 简 历
本人王波，1991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化工系，取得本科学历，学士学位。1998年取得化学工程师职称。2001—2003年在安徽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攻读经济学专业（经济管理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各科成绩优异，并通过了英语和综合学科全国统考。近年来着重于宏观经济的研究，最近公开发表了3篇学术论文，现正在积极准备今年5月份的硕士论文答辩，6月底能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
本人1991年至2000年先后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任技术员和工程师，主要从事化工技术和生产管理工作。2000年底进入三联学院任教。2003年三联学院与省劳动厅合作开展SYB《创办你的企业》培训班，本人被选送到劳动部参加全国师资培训班，是全省从事创业培训最早的老师之一，在全省巡回讲课已有两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受到各地市劳动部门领导和创业培训学员的高度评价。本学期主要任务是写论文，另外还在省水利学院兼职上《国际贸易》，省工业经济学院上《国际商务》。能任教的课程有《西方经济学》、《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国际商务》、《经济学原理》等。
本人在企业生产一线工作多年，又有几年高校从教经验，符合双师型教师的标准，适合高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来，无论在哪个岗位都能恪尽职守，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联系电话：0551-363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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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 2005年4月10日
第五篇：对当前群体性事件的调研报告----李厚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调研报告
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以近年为例，在全国范围
内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就有近10起，其中以贵州瓮安“6·28”事件、新疆“7·5”事件和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影响最大。这些群体事件的发生，无一列外造成政府和群众的双输局面。既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也对部分群众造成永久性创伤，而这种创伤既是肉体的，也是精神的。而这对和谐社会构建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它具有很强的负面标本意义。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些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唯其如此，才能正本清源，才能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表层治疗。
一、群体性事件是什么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
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
件。
总体上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社
会结构转型，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增多，我国群体性事件次数和参与人数均呈上升趋势，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群体性事件涉及行业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
范围已遍及各个省（区）、市、县，涉及城市、农村、企业、机关、学校等众多行业和领域。过去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多是农民、企业退休人员、困难人群，现在则是在职和下岗职工、农民、个
体业主、复转军人、教师、学生、技术人员、干部等各阶层人员。
而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更是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性问
题，也有特殊性问题；既有经济领域问题，也有社会领域问题；既有历史累积的问题，也有现实中新产生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这些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一步增加了社会稳定形势的复杂性，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难度。
我国未来面临的五大问题，都可能成为群体性事件的触发
点。第一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这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出现了背离；第二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会引发不安和动荡，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腐败，腐败永远是人们对政府意见最大的地
方；第四是就业问题；第五是社会信任感的丧失，这种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各政府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而这恰恰是一个国家的软价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从性质上来说，当前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对权利和权益的诉求，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并不是要推翻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
二、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特征、发展趋势及表现方式
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近期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诉求明显朝向抽象的不满情绪发展，可能会上升到更高层面的价值观追求，由此可能演变为价值观冲突。其次，网络传播使事件的影响加大并吸引更多参与者，各利益群体的不满情绪有蔓延和结合的趋势，若引起不同阶层和政治群体参与，那么事件性质不排除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
新特点：将发泄不满的目标指向了政府；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采取过激行为。群体性事件所形成的负面示范效应以及社会浮躁心理再扩散；利益受损群体的消极情绪极容易加剧；选择非理性手段表达诉求。
特征：主要表现为维权与社会泄愤的双重特征。群体性参与、突发性加快、利益性增多、关联性互动、仿效性增强、对抗性（暴力性、破坏性）升级、危害性极大、反复性递增。
发展趋势：数量规模呈上升态势；多领域的利益冲突越来越显现；行为方式越来越激烈；有组织性趋向越来越明显；群体行为的互动性增强；处臵难度不断增大。
表现方式：以要求政府、部门解决各种问题为由，聚集在党政机关、主管部门门口，干扰党政机关部门的正常工作秩序；上路堵塞交通，拦截上级领导喊（冤）；集体罢工、罢市；以你们不解决我们要到遵、到省、进京上访、或以死相威胁。
三、当前群体性事件处臵中存在的问题。
当下，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主要存在4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为了片面地、机械地树立本地区“社会稳定”的形象，也为了少数地方官员晋升的需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初期，采取“捂盖子”、不向公众通报真实情况的手法，导致谣言满天飞，失去了处理群体性事件、降低社会危害性的最佳时机。
湖北石首“6·17”事件就是一起由非正常死亡案件演变成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从石首市领导机构对该事件的处理方式来看，主要领导在该事件的处理过程中缺少应有的指挥能力，加上“捂盖子”的官僚主义思想作怪，结果导致一件非常平常的事件由于应急处臵不当而最终酿成了社会影响巨大的群体性事件。
其次，处臵群体性事件的态度不严肃，不能坚持“慎重初战”、“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等原则立场，草率作判断、下结论，任意推翻已经作出的判断，人为制造混乱，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严重质疑。一些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因为相关部门甚至个别人的轻率、武断言行，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公众质疑和声讨，严重恶化了本来已经得到控制的局势。
然后，在处臵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不是依法采取应急措施，而是依靠某些领导的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过分依靠临场发挥，人力、物力、资金难以全部按要求及时到位，各方面的行动难以协调地开展工作。
一些领导对群体性事件的“临发征兆”毫无觉察，没有任何预警和预防机制，对群体性事件的处臵存在很大的侥幸心理，过分依靠警察、公安和保安等治安力量，不愿意深入实际处理具体问题，眼高手低，缺少灵机应变能力。极少数人临阵脱逃、擅离职守，完全丧失了领导干部的应有品格。2008年发生的贵州瓮安“6·28”事件也是由当事人非正常死亡事件酿成的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虽然最后在贵州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平息了事件，但对其的处臵延续时间长、造成的社会混乱和不良影响却是近年来少有的。
最后，不能认真总结和吸取群体性事件处臵的经验教训，导致一些类型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一些地方政府对演化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分析不够深入，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习惯于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极少数坏人和暴徒唆使等简单化的总结性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抓不住处臵群体性事件问题的核心，缺少最起码的“执政能力”。
四、对当前群体性事件处臵对策的建议
每一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经过策化、酝酿、发生、发展和结束五个环节。因此，在处臵中，应本着“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处臵的好”的工作目标，坚扣群体性事件的五个环节，以教育疏导为主，灵活运用行政、法律等各种手段，防止事态扩大，遏制事态发展，最终平息事态。
（一）领导重视，部门参与。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和支持应对群体性事件处臵工作，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全民广泛参与；
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统筹安排；坚持以预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集中资金，合理配臵各种资源。
（二）健全信息网络，完善预警机制。当前，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群体性事件还有可能继续增加。因此，各级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应建立覆盖各行、各业的信息网络，重视群体性事件信息的搜集和掌握，一旦发现苗头性信息，能及时传递和反馈，早作准备，把事件平息在萌芽状态。各基层党委、政府应有针对性地结合各地情况，制定处臵群体性事件预案，明确党政机关和各职能部门的职责任务，有机整合现有的各种资源，经常加强演练，依靠自身的力量尽职尽力解决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缩减影响，缩小事态。
（三）进一步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理队伍。要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应急法律原则，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群体性事件处臵的法律法规和预案，促进应对突发性工作制度化、法制化。特别是建立科学和完善的处臵群体性事件的行政问责制度，增强各级领导处臵群体性事件的责任心。加大投入，加快专业人员培养，不断提高队伍的素质，充分调动人员的积极性，确保队伍稳定，真正做到“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四）完善快速反应机制。突发性应急小组值班人员电话应24小时通畅，相应人员车辆设备应处于应急状态，保证事件的及时处臵，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造成的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建立群体性事件物资储备供应中心。根据不同类别事件发生频次、可能波及范围，存储不同品种的药品、物资、器械，保障事件发生后及时供应，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
（五）区别不同对象，以教育疏导为主，孤立和打击少数。绝大部分群体性事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群体性事件，在处臵时，应在法律政策规定的范围内，运用说服、教育、批评、对话的方法解决，少用压服手段。教育疏导中要注意选派责任单位和部门具有权威使群众信服的领导面对面开展说服教育，缓解对立情绪。说服中在做好解释工作的同时，属于工作失误的要诚恳承担责任，纠正错误，同时，对不同对象分别采取教育、法律威慑等不同方法。对那些自始至终参与的少数策动者、为首者则应严密控制，在事件中要设法将其同一般参与群众分离开来，使其失去作用，在事后，依法予以严肃处理。对具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个
别人员和别有用心的敌对分子，要及时依法予以揭露，视情强制带离现场，及时打击处理，决不手软。
（六）坚持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可解不可结的原则。群体性事件具有对立性、突发性，处臵稍有不当，就会激化矛盾，形成更大规模。这就要求责任单位和各职能部门必须树立全局一盘棋思想，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强大合力，主动担负起各项任务，诚心实意对待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对一时难以解决的或属历史遗留问题，由党委、政府组织有关单位、部门和群众代表共同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法。通过说服教育，尽量把矛盾就地解决，解决在单位，解决在初始阶段，分化解决在基层，不使其形成大规模的上访请愿乃至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等。对那些不负责任、遇事推诿、躲避或者上交矛盾、导致事态扩大，给处臵工作造成被动的责任单位应视情追究单位领导责任。
（七）坚持慎用警力，警出必果的原则。慎用警力不是不用警力。群体性事件有其必然原因和针对性，参与者都有相对统一的目的，聚集闹事只是达到其目的手段。因此，坚持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由主要责任单位和有关职能部门共同处臵，重点就群众提出的问题予以教育疏导和解决。公安机关除派出少量警力维护现场秩序外，应重点搜集深层次的信息和势态发展趋势，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当好参谋，为领导决策服务。公开使用警力应作为控制事态的最后手段，一旦公开使用警力，就必须保证出警成功，控制住事态。否则，不仅不利于事件的平息，反而使事件复杂化、扩大化，导致局面无法控制，对以后的其他事件的处臵和维护稳定工作也必然带来消极的影响和连锁的反应。公开警力到达现场后，应在现场处臵领导统一指挥下，区别事件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分别采取法制攻势、现行管制、调查取证、分化瓦解、强行带离现场等灵活处臵措施，工作方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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