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第一篇：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

——一个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

郑风田 许竹青 余航

2012-8-28 9:59:08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内容提要】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本文从中观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之间的扩散与关联进行研究。本文使用报纸(网络)数据搜集法对近年来我国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进行计算，并在反作用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散。政府暴力压制群体性事件会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网络媒体的报道也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扩散；反作用力模型

【作者简介】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许竹青，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余航，河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一、引言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近年来频发且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①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最突出的问题。1996－2005年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长超过十倍(于建嵘，2007)，2006年群体性事件数量超过了90000起。与此同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如近几年的“瓮安事件”、“石首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乌坎事件”。为什么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不断增加，事件影响程度不断升级？什么因素导致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这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研究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够，但是国外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政府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态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正向影响还是反向影响，目前仍存在争论。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群体性事件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Della, Porta, Donatella(1997)认为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方式存在权衡，如果采取容忍态度会为后续的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无风险群体性事件的范式，从而间接鼓励了新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但是如果采取暴力压制的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事态发展，但是却可能积压民怨，后续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目前我国各地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多滥用警力暴力压服，当前多数学者提出我国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要杜绝暴力行为采用更为和平的解决方式，主要是因为暴力压制无法有效解决已经发生了的群体性事件。而暴力压制是否也对后来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造成了一些影响呢？目前国内鲜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另外一个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是媒体关注程度。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认为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同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也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Jennifer Earl, 2006)。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地区，城市的媒体集中度高，信息传播速度快，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也就越大(Daniel J.Myers, 2000)。

目前，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我国群体性事件报道的重要渠道。媒体报道不仅包括主流媒体如重要报纸、电视报道以及搜狐、新浪、网易、腾讯等门户网站报道，也包括网友论坛发帖，即此事件是否在各类论坛上被网友报道。2009年底，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发布，指出有30％的社会热点问题由网络首先报道。由于群体性事件的突发性，很多事件主流媒体并不一定能够及时关注，而网友发帖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揭露和跟踪调查是近年来所涌现出的中国特有的一个网络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报道和网友发帖是否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起到作用？

本文将在国内外已有的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报纸(媒体)数据搜集法所得到的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相关数据，来研究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和特点，并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与假设

早期对扩散规律的研究始于Ryan & Cross(1943)年对杂交玉米技术的扩散情况所进行的研究。随之扩散研究在创新研究领域大放异彩。这一时期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信息交流、大众媒体、中间商以及个人在团体中接受程度等对扩散所起到的作用(David Strang & Sarah A.Soule, 2009)。

逐渐的，有关扩散的研究开始集中在社会运动和组织领域。所关注的因素不仅包括大众媒体如广播、电视等外部因素，同时也关注组织内部的影响效应。经典的组织内部影响理论认为社会关系越为紧密则越容易发生扩散(Heider, 1946;Davis, 1967)。但是Granovetter(1973)则认为新消息更容易在较弱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传播，因为社会关系越紧密则消息重叠程度越高，因此相互之间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另外，文化背景也对扩散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两种群体或者两个人之间文化背景与文化程度越相似，越容易产生扩散效应(Soule & Zylan, 1997)。

社会运动领域的扩散规律问题，国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实用模型和重要结论。1998年David Strang, Sarah A.Soule首次提出应该对“为什么社会运动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不同的速度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扩散”的问题进行跟进。接下来，Daniel J.Myers(2000)使用事件历史扩散模型，重新考察了美国1964－1971年的种族**的扩散。发现一些新的关键的扩散因素。首先，**不是独立的事件，**事件之间有关联。第二，城市之间的不同**事件互相响应。第三，网络与大众媒体为**事件提供了扩散的渠道。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1)认为，关于网络、扩散和行动循环对群体性事件发展态势的影响有相当多的模棱两可的观点，应该通过实证数据区别开来。Daniel J.Myers(2002)进一步研究了群体性事件，她提出社会运动的共同进化的概念，并提出一个新的描述群体性事件的模型－反作用力模型。她认为反作用力扩散模型将观察到的群体性事件作为两个基本的扩散过程的结果：一是事件的加剧过程，另一个是事件的镇压过程。加剧过程与镇压过程相互作用，引发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及转化。

尽管这些研究使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相当一部分研究都表明，新闻媒体是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Jennifer Earl(2006)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方式，互联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冲突扩散的因素。Pamela Oliver, Daniel J.Myers(2002)也认为媒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或者是不报道，会因此鼓励或者是打击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影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新闻媒体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基础。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及时性与广泛性，一起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通过网络与大众媒体的传播与报道能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处理情况。新闻媒体一方面使得具有相同价值观念的人群站了出来，并走到一起，引发新一轮的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又会使得原本对此事件毫无概念的人群，即围观者，开始关注这一事件并形成自己的观点，也逐渐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

同时，政府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也有着非常关键的影响。Karen Rasler(1996)对伊朗革命的相关研究表明政府镇压会对冲突的空间扩散带来一定影响，政府镇压具有短期的副作用和长期的积极作用。Karen Rasler认为政府的妥协使得抗议在大城市内迅速升级，形成伊朗的全面政治反抗运动。

另外，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也会影响其扩散程度。Kenneth T.Andrews, Michael Biggs(2006)发现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在非暴力抗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运动中的核心积极分子比一般参与者更为重要，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

这些研究对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有两个原因让我们谨慎对待其结论：一是国情的差异。中国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管制政策与其他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媒体的报道方式也与其他国家有很大差异，中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规律很可能因此有别于其他国家。二是中国作为一个转型经济国家，其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多样，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相比往往另有特色。那么，我国群体性事件呈现怎样的规律？网络媒体、政府态度是否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面对群体性事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这是本文关心的重要问题。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更多人参与、更多地域响应以及策略模仿三个方面，图1中的“＋”号表示网络媒体、行动组织以及政府镇压行为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其扩散。本文提出以下2个关键假说。

图1本文研究框架

假说1：政府行为方式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

假说2：相比传统的新闻媒体(电视、报纸等)，网络新闻报道(包括网友报道)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积极影响。网络报道越多，群体性事件越容易扩散。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

在社会学研究中，群体性事件的数据搜集方法多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学术界对报纸数据搜集法多有批评，认为其带来一定的选择性偏误或描述性偏误(McCarthy et al.1996, 1999)。但是Jennifer Earl, Andrew Martin, John D.McCarthy and Sarah A.Soule(2004)分析表明尽管报纸数据搜集法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影响不大，采用报纸搜集数据仍能在某些方面做出关键的评估。因此本文将采用报纸数据搜集法对我国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的2004－2009年间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

本文通过对《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和《中国报纸资源全文数据库》中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的检索，得到2004－2009年我国影响较大的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案例，主要包括出租车罢运、教师罢课、环境冲突、警民冲突、土地冲突五类群体性事件。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用来描述扩散程度的扩散变量。在已有研究中，用于衡量“扩散”的变量包括，一周内响应此类冲突的城市的数量或者是每周内冲突参与人数的平均增加率。但是由于我国群体性事件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从报纸新闻和网络中所获得的案例大多数都具有不能够对事件的完整过程进行跟踪报道的缺陷，使得可获得案例较少而且一件案例中可利用数据少。在当前的情况下，借用国外对“扩散”变量的表示方法显得不可行。

而从我国当前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长期的空间传导，短期的空间响应和策略模仿。长期的空间传导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内会有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爆发。短期的空间响应是指在一次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由事件直观人员传播到围观人员，使得事件参与人数增加，事件规模升级。策略模仿是指一种新型的抗议手段出现后，如土地冲突中的“自焚”，会有其他群体性事件采取类似的策略，而产生一种策略模仿扩散。因此，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的测定公式如下所示：

DIF=Ds+Dn+Dm(2)

其中DIF表示该事件的总的扩散效应，Ds表示该事件的长期空间传导效应，Dn表示该事件的短期空间响应效应，Dm表示该事件的策略模仿效应。这三种效应的测定如公式3、4、5所示：

2.自变量

(1)网络媒体

中国官方媒体的公正客观性较多遭到国内外质疑。但近年来，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中国公众对新闻的确认和对舆论的参与，前所未有地主动和有效。互联网的力量，以及公众对真实新闻的呼唤，让官方媒体的开放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卫报》，2009)。

因此，尽管国外研究多采用报纸报道及电视报道来研究新闻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本文将重点关注网络媒体报道。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的网络媒体报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网络传媒跟踪报道，这是国外研究主要关注的一种媒体报道形式。但是，这一类当前报道在我国还仅限于影响面较广的大型群体性事件；第二种是网友转载小报消息，这一类网络报道在我国相当普遍；第三种是网友发帖，对当地所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进行先前报道，或者是对一些群体性事件发表评论和看法，但是这一类报道容易遭到删帖。不同于国外研究，本文所关注的网络媒体报道将以上三类报道均纳入其中。

具体做法是将在数据库中查到的156起事件在百度、谷歌两大主流搜索门户上进行重新搜索，如果有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络媒体跟踪报道该事件，则记为1；如果有网友发帖报道，则记为1，如果有的网页已经被删，但仍记为1。最终的网络报道强度则为两者之和。

从我国五大类群体性事件的报道情况来看，156起群体性事件的平均网络报道强度达到了1.74。由表1可以看出，教师罢课、土地冲突均存在着较高的网络报道强度。

(2)政府态度

政府态度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围观者”对下一次事件是否能够获得成功的判断，进而影响了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当前我国国内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方式主要有三种：镇压，妥协和劝服。镇压是指政府出动警力，控制群体性事件的事态。妥协是指政府接受对立方的要求，提供有利的政策条件，承诺对事件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劝服是指政府采用规劝的手段，稳定群体性事件的局面，或者是给予一些补偿(不能完全满足对立方要求)而使群体性事件得以平息。从我国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来看，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长期空间传导型和策略模仿式的群体性事件扩散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采取妥协的方式更有利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在短期空间响应型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压制对其扩散有正向的作用，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妥协和劝服对其扩散有着负向的作用。

3.其他控制变量

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扩散的重要因素。越是具有组织性，则越容易扩散，传播就越广泛。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越来越明显。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通过调查认为，“95％以上的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都有人组织操控”②。也有的学者发现，“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少数组织者、发起人串联发动的结果，一些策划者为追求‘人多势众’的效果，以争取共同利益为名，发动多人盲从，有的还打出横幅、标语、散发传单”③。也有学者对黑龙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指出“组织化程度明显加强。近年来，绝大多数规模性群体性事件都事前进行秘密组织、串联，聚散进退直接受组织者及骨干人员的控制和影响，目标明确，行动统一”④。那么我国越来越广泛的组织行为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是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本文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

如何判定一起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性，本文采取下面的办法。如果新闻报道中明确指出该事件有组织有计划，则认定为有组织；如果新闻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出该事件有组织领导，但是指出了其中几位主要带头人的姓名，则认定为有组织；其他则认定为没有组织性。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从整体来看，本文所搜集到的156起群体性事件中75％的都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其中各类群体性事件的行动组织如表2所示。教师罢课事件及出租车罢运事件由于其具有非暴力集合性行为的特征，这两类事件的行动组织较高，尤其是教师罢课事件，每一起教师罢课都是有一定组织性的活动。土地冲突因为多半是整个村庄的利益冲突，因此土地群体性事件的组织化程度比较高。而对于警民冲突而言，典型的群体性事件都具有偶发性特征，因此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组织存在。

此外，本文还控制几个众所周知的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的因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地点、群体性事件的伤亡人数，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等。

(三)本文拟采用的研究模型

Pitcher, Hamblin, Miller 1973年在其文章“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中所提出的扩散模型，简称为PHM模型。该模型假设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模型建构的亮点在于对扩散效应的测定。PHM认为事件数量的变化(dV)是原先发生的事件(V)和模仿率(c)的乘积。模仿率取决于以下两个参数：从成功案例中得到的积极模仿效应(p)和从失败和被镇压案例中得到的压抑效应(i)，压制效应取决于常数q和初始的压制数。

OFD模型即反作用力扩散模型是Daniel J.Myers和Pamela Oliver(2008)在对PHM扩散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的。OFD模型认为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镇压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作用力模型中“镇压”是指广义的镇压，指一切反对或弱化集体行动的行为或活动。

OFD模型与PHM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这两种机制的作用方式是不同的。在OFD模型中，先前发生的事件不会对后来发生的事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是压制(R)和刺激(P)发生扩散。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前面的分析，PHM和OFD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表达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果。我国的群体性事件扩散过程中，既存在着PHM模型中所提出的“个体通过大众媒体获得关于已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相关信息，并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也存在着OFD模型中所提出的“事件的扩散与升级是对事件的加剧过程所产生的推力和对事件的镇压过程所产生的压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照PHM模型和OFD模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拟采用的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模型如下：

根据PHM模型的理念，上述公式中被解释变量Dif是一个包括了三种扩散效应的扩散变量，根据OFD模型所提出的反作用力概念，解释变量包括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推力作用的网络报道强度变量News，以及可能会对群体性事件起到拉力作用的政府的镇压作用Sup。Sup均采用虚拟变量的形式，即该事件发生后政府是否采用镇压的手段(是＝1，否＝0)。X为控制变量，包括群体性事件是否有组织、事件发生的地点、事件的最终结果，以及事件的伤亡人数。

四、实证分析和结果

(一)主要解释变量的统计描述

表3列出了本文所主要使用的解释变量的基本统计指标，这些统计指标展示了样本的差异性。解释变量Sup、Org、City、Sat为虚拟变量。

(二)多变量回归分析

1.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对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的因素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估计模型如下：

有行动组织的群体性事件以及受到政府镇压的群体性事件可能往往更受媒体关注，因此，行动组织与网络报道强度之间有交互作用，为了考察是否有行动组织与政府是否镇压的条件下新闻报道强度对其扩散程度影响的不同，引入交叉项，估计模型如下：

但是由于直接引入交叉项可能会引起多重共线性为题而导致估计系数有误，因此在样本的平均媒体报道强度上估计其差异(Wooldridge, 2003, P219)，可以较大程度上减少多重共线性。因此估计以下模型：

2.回归结果

由于本文所研究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截断问题，扩散变量取值在0－3之间，因此用最小二乘法直接估计，其系数的估计量可能有偏且不一致，为了避免OLS估计带来的偏误，通常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也就是T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和分析。因此本文将对所设定的三个模型分别使用线性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TOBIT和OLS回归结果来看，两种方法得出的估计结果差别不大。不含交叉项的多元回归结果均显示出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的报道强度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着非常强的正向作用，网络报道越多，越能够促进其他类似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也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越是有组织的行为，越能够引发更多的参与者并能够影响类似的事件屡屡发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镇压行动，会引发更多怨愤情绪，使得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提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群体性事件伤亡人数越多，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小。群体性事件的处理结果达到预期要求，则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越大。这是因为其他有着类似诉求的人群会从政府对上一起群体性事件的满意处理中得到鼓励的信号，而更倾向于发生类似的群体性事件。而事件是否发生在城市，则与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影响无关。

含交叉项的回归结果说明，相对于无组织的群体性事件而言，有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受网络报道所带来的扩散影响更弱；相对于政府采取妥协行为而言，政府采取镇压行为处理的群体性事件所受到网络报道的扩散影响更弱。

3.Chow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于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情况统一放到一个模型中进行回归，可能有模型误设的嫌疑。尤其是教师罢课、出租车司机罢工类群体性事件与土地冲突、环境冲突、警民冲突等群体性事件有着较大差别，在此，将原数据分为“罢工类群体性事件”和“其他群体性事件”，并通过Chow检验来对这些模型究竟有无显著性差别进行检验。结果显示F值为1.98，LR统计量为12.35，均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Chow检验。结果说明，在本文所估计进行的OLS回归中，估计系数在不同的子集中可以视为常数，在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中，该回归结果均适用，不存在模型误设。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分解，本文发现我国群体性事件均体现出明显的扩散效应，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三个维度：长期的空间传导效应、短期的空间扩散效应以及策略模仿效应。从影响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因素来看，网络媒体、组织结构、政府态度均对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国内外对我国媒体报道的真实性及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程度颇有微词，但是，本文通过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证明，由于网络媒体的逐渐强大以及网络论坛等新型媒体报道方式的逐渐增多，网络媒体报道显著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和扩散影响，媒体报道对于我国群体性事件扩散程度的影响逐渐显现。网络已经在改变媒体，“围观”也开始改变中国。

从政府角度来看，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不少政府采取了有悖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针要求的镇压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从本文研究结论来看，政府如果对群体性事件采取镇压的方式，反而更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扩散，导致更多人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并引发更多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因此，面对群体性事件，政府应该将“镇压之手”改为“扶持之手”，切实听取参与者的意愿，争取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同时有效的控制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扩散。

感谢投稿之前《中国社会科学》编辑冯小双老师对本文所提供的有益意见和建议。

注释：

①本文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参考应星(2009)，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十人以上群众自发参加的、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②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③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④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Jennifer Earl, Andrew Martin, John D.McCarthy and Sarah A.Soule.THE USE OF NEWSPAPER DATA INTHE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Annu.Rev.Sociol.2004.30:65-80.[2]Della, Porta, Donatella.Policing Protest: The Control of Mass Demonstrationsin Comtemporary Democracies.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3]McCarthy J, McPhail C.1998.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In The Social Movement Society, ed.DS Meyer, STarrow, pp.83-110.[4]McCarthy J D, Martin A W, McPhail C, Cress D.2002.Mixed-issue campus disturbances, 1985-2001: describing the thing to be explained.Presented at Annu.Meet.Am.Social.Assoc.[5]McCarthy J D, McPhail C, Smith J.1996.Images of protest: dimensions of selection bias in media coverage of Washington 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Am.Sociol.Rev.61:478-99.[6]McCarthy J D, McPhail C, Smith J, Crishock L J.1999.Electronic and print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Washington D.C.demonstrations, 1982 and 1991: a demography of description bias.See Rucht et al.1999, pp.113-30.[7]陈映芳：《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调查》，《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6期。

[8]杜敬东：《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权利维护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稳定》，《公安研究》2004年第12期。

[9]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1。

[10]秦利明：《理性思考群体性人民内部矛盾切实做好维稳工作》，《公安研究》2003年第10期。

[11]王绍光、胡鞍钢、丁元竹：《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12]应星：《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6期。

[13]于建嵘：《农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和防治》，《中国乡村发现》2007年第1期。

[14]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课题组：《正确分析和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1年第2期。

第二篇：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论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摘要：网络时代环境下。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联系紧密。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并加速其恶性发展，使其处理复杂化。为了有效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政府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完善网络立法、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政府控制相关概念

群体性事件，是指受特定的中介性社会事项刺激而突然爆发，以寻求共同利益的人为主，采取自发或有组织的聚众方式，与公共秩序和安全发生矛盾或对抗的行为和活动。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国家管理者制定和实施的各类方针政策、制度法规、工作措施，以及影响民众利益及主客体利益关系变化的事件、人物等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执政者及其所持有的政治取向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中，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网民对执政者及其政治取向所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的关系

(1)网络舆情会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具有互联互通、快速即时、匿名隐身、跨地跨国界等特点，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以不受过多限制地发表意见和观点，这就给民众提供了一个便捷的信息交流平台。在网民活跃的论坛、社区以及博客等，一些帖子通过反复转载，或者通过即时聊天、电子邮件等方式传播。就会形成网络舆情。受某些普遍关注的社会政治事项的刺激，网民利用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信息，发泄不满，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依托，互相沟通、串联，进行策划、组织和联络，极易演变为带有特定诉求的群体性事件。

(2)网络舆情会加速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首先，由于网络媒体不真实、不适当的信息传播，往往会误导民众，对事件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当民众受到网络虚假信息的鼓动，一些群体性事件可能造成甲地骚乱、乙地声援、丙地联动的情况，朝着规模更大、危害更加严重的方向发生变异。第三，群体性事件往往暴露了社会的丑陋面和诸多的负面信息，而网络媒体不加过滤，有意或无意地放大渲染，过度宣传社会阴暗面，会对民众的思想形成强烈冲击。容易产生情绪低落、埋怨、激愤的反社会心理。

(3)网络舆情会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处理难度。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对网络舆情的控制上。首先，网络的即时性和跨地跨国界性，决定了网络舆情在时间和空间的把握上难以进行有效控制。其次，互联网打破了时阀、地域的限制，各类型的信息几乎能实时发送并接收，也可以传递到任何一个有互联网的角落，网络舆情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给适时采取措施，有效加以控制带来了难度。第三，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各类虚假消息、过激言论充斥着互联网，现有的技术手段只能够将内容进行部分过滤，这就使得网络舆情内容难以进行有效控制。网络舆情的难以控制，导致群体性事件网络信息混乱、错误，容易在民众中引发各种猜疑、谣传甚至恐慌，给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带来不利的影响。3 政府网络舆情控制

(1)党政机关领导各级应从思想上重视网络舆情，加强网络舆情理论学习。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基层政权习惯于向公众封锁消息，然而在网络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今天，信息不可能被完全封锁，政府部门一味的回避，只会让小道消息、社会谣言占据了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因而，党政机关各级领导，应充分认识到网络舆情的强大威力，转换思路，从新的方向找寻危机处理方式，加强网络舆情的理论学习。理论是实践的基础，只有深入开展网络舆情

理论的学习，才能为网络舆情管理奠定坚实的基础，才能有效保证网络舆情的监控，才能促进网络文化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发展。

(2)完善网络立法，规范网络空间。无规矩不成方圆，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使网络信息的真实性和可行度偏低，流言蜚语、过激言行横生，更需政府的大力管理。要对网络加以适当的控制，立法是政府控制的重要手段。我国相继颁布了《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党政机关应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保障这些法律法规的执行，加强对网络媒体的准入许可、监督管理和违规处罚，规范网络空间。

(3)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及时掌握舆情动态。网络的快速广泛传播，会使群体性事件影响扩大化，造成难以预料的社会动荡。因此，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网络信息监管工作，及时掌握舆情动态。首先，在科研上，积极开发网络舆情监测软件。其次，在具体操作上，要对网络信息实施全时监控，指派专门人员负责掌控网络舆情动向，及时发现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信息；加强网络舆情信息的分析，通过对零散、初级的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归纳，形成有情况、有思想、有深度的舆情信息；认真研究以网络为依托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规律和趋势，为党政部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对策或建议。

(4)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党政机关已不再拥有信息的优先发布权和控制权。据以往的经验。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二般2至3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6小时后便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后网上的跟帖和讨论就可以达到高潮。在此过程中，如果政府不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各种谣言就会乘虚而入。可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政府若封锁信息或者反应滞后，往往会失去制造舆论的先机，导致舆论引导中的被动。只有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才能真正遏制谣言。争取工作的主动。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才能让民众全面了解事实真相，减少民众的猜疑和恐慌，有利于事态的稳定；信息发布的及时有效，才能在第一时间阻止网络谣言的散布、恐慌情绪的蔓延，控制和引导舆论走向。

(5)强化网络媒介管理，联合大众传媒。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理过程中，网络和大众传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可以针对两种媒介的不同特性分而治之。首先，针对网络媒介的特点，政府应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把关，明确网络经营者的职责。网络经营者应按照“谁经营、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运用各种技术手段对有关群体性事件报道和评论的虚假信息、负面信息进行过滤，保证其管理范围内的信息传播的真实性；论坛管理员或版主推出发帖规则，对发布不严肃言论的网民利用技术手段提出警告或者限制其发帖；对于某些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不良帖子，应及时删除，维护论坛秩序。其次，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具有社会覆盖面广、社会公信力强等特点，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为消除网络上的不实报道、蓄意炒作和刻意渲染的影响，政府部门应当与大众传媒建立互动机制，及时将真实的情况反馈给相关新闻单位，充分利用这一容易控制的传统媒体，消除谣言，澄清事实，满足民众的信息需求。

(6)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实现网民自律。网络只是信息交流的平台，网络舆情的发起、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网民，网民是网络世界的主体，要想从根本上杜绝网络虚假信息、过激言辞的行为，必须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宣传互联网络荣辱观，人人从我做起，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实现网民自律。

第三篇：政府处置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方案

为及时、妥善地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确保全县社会政治稳定，根据中、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此预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按照维稳工作八项工作机制的要求，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一岗双责，层层落实责任，深入排查调处不稳定因素，千方百计消除各种不稳定隐患，确保全县社会政治稳定，为全县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工作目标：积极防范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努力化解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发生群体性事件时，要做到反应迅速，临阵不乱，分工协作，处置果断，确保稳定。

二、指挥机构和职责任务

处置重大、重特大突发群体性事件时，应急指挥部总指挥由县委书记或县长担任，副总指挥由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处置一般突发群体性事件时，按照业务分工由县委分管领导或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应急指挥部总指挥，副总指挥由事件主管部门、县公安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

县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指挥部的职责是：在突发群体性事件预警时，立即指令相关部门进入预警状态；在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迅速成立现场指挥部，负责现场的应急处置；决定并公布应急处置的具体工作方案；负责应急处置的指挥调度。

突发群体性事件主管部门是预防和处置突发群体性事件的责任主体和日常工作机构。其职责是：负责组织实施有关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监测、报告等工作；编制和完善突发群体性事件专项应急预案；在事件发生后作为专项应急指挥部的办公室，按照规定的职责组织实施应急工作。

在县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按照“快速反应、协同应对”的原则，县直有关部门(包括应急保障部门)和乡镇党委、政府按照各自职责，迅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共同实施应急处置预案。

县公安局负责组织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应急治安保障工作，会同县武装部、武警中队、民兵预备役营完善应急治安保障方案，明确在应急状态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各项措施办法。

各乡镇党委、政府要建立相应的突发群体性事件领导机构和各自的专项应急指挥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工作。

县委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全县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领导机构，下设办公室，作为日常办事机构

三、处置群体性事件遵循以下原则

(一)以人为本，化解矛盾。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群体性事件原则上由发生地的乡镇党委、政府负责处置，必要时上级党委、政府直接负责处置，或派员到现场指导处置。处置较大以上群体性事件必须设立临时应急处置机构。在具体处置过程中，按照“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落实岗位责任制，明确指挥员及其权限。

(三)依法、按政策办事。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要严格依法、按政策办事，切实维护好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政策的严肃性。

(四)快速反应，密切配合。群体性事件发生后，相关地政府应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应急处置工作责任制。上级有关部门应及时予以配合和支持。当地政府与上级有关部门要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确保信息收集、情况报告、指挥处置等各环节的紧密衔接，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事态。

(五)教育疏导，防止激化。要讲究工作方法和策略，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疏导、听证等方法，引导群众合法、理性地表达利益诉求，防止矛盾激化和事态扩大。要把法制宣传和教育疏导工作贯穿处置工作的全过程，通过新闻公告、现场广播、印发通告等方式，广泛宣传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教育群众遵守法律法规，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六)慎用警力，慎用强制措施，慎用警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警力使用妥善处置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意见》的有关规定，党委、政府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起因、规模、影响及现场情势和危害程度，决定是否动用处置性警力、是否采取强制性措施以及采取何种强制性措施、是否使用警械以及使用何种警械。既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使用不当而激化矛盾，也要防止当用不用而使事态失控。处置群体性事件，一般不采取强制措施。对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可以依法使用警棍、盾牌、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等必要的驱逐性或制服性警械。一线民警不准携带、使用杀伤性武器。在使用强制措施和警械前，必须以广播、通告等方式，明确告知现场群众，防止发生意外伤亡。

(七)依法及时，果断处置。对围堵冲击党政军机关、要害部门、重点部位，阻塞交通要道以及打、砸、抢、烧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违法犯罪活动，应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控制局势，消除危害，平息事态。

四、责任分工

各级各部门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中，要认真履行职责，分工协作，相互配合，顾全大局，确保稳定。

(一)因企业改制中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企业主管部门牵头，发改委、经委、财政、国资、劳动保障、工会、法院等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二)社会保障方面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财政、经委、民政、人事、工会等相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三)农村和农业方面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农办和农业局牵头，纪检监察机关和财政、物价、法制等相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四)因集资款、“三会一社”(农村合作基金会、工商联经济互助会、工商局个体私营经济互助会、供销社社员股金)债券、存储款等不能正常兑付和金融诈骗等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由发生问题单位的主管部门牵头，金融、财政、法院、公安、经委、发改委、相关乡镇以及其他涉及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五)因土地、山林、草场、水利等边界权属纠纷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民政部门牵头，国土资源、林业、农业、畜牧、水利等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六)学校教育方面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教育局牵头，人事部门与相关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七)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县委分管领导负责，统战部牵头，民宗科等相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八)城市建设、拆迁安置、建筑工程质量、物业管理和土地征用等方面出现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建设局或国土资源局牵头，规划、房管、项目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九)因“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活动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县委分管领导负责，防邪办牵头，公安、司法、组织、宣传等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十)因资源开发和环境污染等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国土资源局或环保局牵头，农业、林业、水利、旅游等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十一)因治安和涉外关系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政府分管副县长负责，公安局、外办分别牵头，相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十二)因宣传报道、新闻出版、文化活动等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县委分管领导负责，宣传部牵头，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商等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十三)市或外地在射单位、外来企业和县属企事业单位发生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其所在乡镇政府牵头，该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和县直有关部门共同负责处理。

(十四)应当纳入司法渠道解决的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由县委分管领导负责，政法委牵头，政法各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积极、妥善地依法处理，做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十五)其他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由县委维稳办责成相关乡镇或部门负责处理。

县委、县府以文件、会议纪要等形式，对某项具体维稳工作的责任领导、牵头单位、协办单位作出另行规定和要求的按其规定执行。

五、及时报送反馈群体性事件相关信息

处置情况报送必须及时、客观、准确，不得迟报、漏报、瞒报。在应急处置过程中，要及时续报有关情况。

(一)特别重大、重大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或者在其他群体性事件有可能升级为重大以上群体性事件的情况下，事发地的党委、政府、维稳办和主管部门应在1小时内将有关情况报告县委、县政府和县委维稳办，县委、县政府、县委维稳办应在2小时内将有关情况上报市委、市政府和市委维稳办。对一时难以确定事件危害程度和可能有升级趋势的，也必须在第一时间逐级上报主要信息。

(二)上报的处置情况信息应包括以下内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信息来源和观场情况；事件的经过、参与人数、围观人数及人员伤亡数、财产损失情况；事件发生的原因；事件发展趋势的分析、预测；采取的有效措施、效果及下一步工作方案；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六、做好现场处置，防止事态失控

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和涉事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人要面对面做群众工作，听取群众意见，疏导群众情绪，积极化解矛盾和冲突，尽快平息事态。对群众提出的要求，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要当场表明解决问题的态度；无法当场明确表态解决的，责成相关部门(单位)限期研究解决；对确因决策失误或工作不力而损害群众利益的，应向群众讲明情况，公开承认失误，尽快予以纠正，并对有关责任人尽快给予严肃处理，及时公布处理情况；对群众提出的不合理要求，应讲清道理，耐心细致地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异地群众聚集形成群体性事件的，所属地的党委、政府也应迅速组织工作组赶赴现场，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开展疏导、化解和劝返工作。

凡城区发生30人以上群体性集访，第一接待部门必须在15分钟内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及时向分管领导汇报，并通知有关乡镇、部门的主管领导到场处理，太和镇、有关县直部门在接到通知15分钟内必须赶到现场，其余有关乡镇在接到通知1小时内必须赶到现场，并及时稳妥处置好群众集体上访事件。

出现到县委、县政府等机关集体上访事件，由县级机关值班领导负责接待，并及时通知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县委或县政府分管领导、上访群众所在单位的党、政、工、青、妇等主要负责同志和主管部门负责同志应快速主动赶赴现场，做好教育疏导工作。县级值班领导或县分管领导应视情况召集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听取群众代表意见，研究处置办法，并将情况及时报告县委、县府主要领导。

发现县内群众、职工意欲集体到中、省、市级领导机关上访、上书等苗头，有关乡镇和县直部门应做好控制、劝阻、拦截工作，防止集体越级上访事件的发生。一旦发现县内群众、职工集体到中、省、市级领导机关上访，集体上访群众所在地乡镇、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应迅速赶到现场，靠前指挥，协调有关方面，做好集体上访群众劝解疏导工作，并安全带回。

处置群体性事件，公安部门可根据现场情况依法采取下列管制性措施：

(一)封闭现场和相关地区。

(二)设置隔离带和警戒线，划定警戒区域。

(三)实行区域性交通管制。

(四)守护重点目标。

(五)查验现场可疑人员身份，检查可疑人员随身携带的物品。

(六)对未经现场指挥部有关领导批准在事件现场进行录音、录像、拍照、采访、报道等行为予以制止。

根据现场情况，公安机关可依法采取下列强制性措施：

(一)发布命令或通告，责令无关人员立即离开现场，责令组织者立即解散队伍，责令聚集人员在限定时间内迅速疏散。

(二)对超过限定时间仍滞留现场的人员，可以强行驱散，但应避免造成人员伤亡。

(三)对经强行驱散仍拒不离去的人员或者进行煽动、组织、指挥的人员，可以视情况采取强制措施。

(四)对正在进行打、砸、抢、烧的人员，应立即制止并强行带离现场。

(五)对非法携带的武器、管制刀具、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和用于非法宣传、煽动的工具、标语、传单等物品予以收缴，并依法处理有关人员。

公安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确需采取强制措施的，必须对象准确、基本证据确凿，同时要做到控得住、带得出，妥善控制现场，不能因采取强制性措施激化矛盾，扩大事态。但对组织、煽动、串联、挑起群体性事件的为首分子、骨干分子和积极参与者，公安部门应予以训诫，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对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七、做好后续工作

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后，必须做好以下后续工作：

(一)清理现场，撤除路障，解除现场管制和交通管制，恢复社会秩序。

(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件反弹和反复。

(三)对已经承诺解决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不得久拖不决。

重大以上群体性事件一般不公开报道，确需公开报道的，要按党委、政府的统一部署和党委宣传部门的有关规定，组织好信息发布工作。对国内外歪曲性报道或谣言应及时予以驳斥和澄清，正确引导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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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

群体性事件与和谐社会建设

材料一：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

坚持依法办事、按政策办事，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

就总体而言，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总的形势是好的。但是，必须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特殊历史阶段，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面广量大，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重大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涉及面越来越广。二是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经济问题政治化的趋向。三是暴力对抗程度明显增强，处置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酿成流血事件。四是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千方百计地插手、利用群体性事件，企图煽动、制造**。

当前，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多发、高发，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总体上看，这是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好群体性事件，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重大考验。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各级党委、政府要时刻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设身处地地为群众着想，积极主动地为群众排忧解难。特别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下岗职工、失地农民、库区移民、农民工、城镇和农村贫困人口等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真正把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变成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的过程，变成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深入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最大限度地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针对当前一些地方群体性事件接连发生的情况，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组织开展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力争把群众心理、社会心态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行业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人群搞清楚，把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点问题搞清楚，真正对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苗头、事端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现场处置工作，有效控制局势、平息事态。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的原则。既要防止因使用警力和强制措施不当而激化矛盾，又要防止因警力和强制措施当用不用而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伴有严重暴力行为，如不及时果断处置将造成更为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应依法果断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制止。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切实做好善后工作，坚决防止群体性事件出现反复。群体性事件现场事态平息后，各级党委、政府要组织干部，深入有关单位中去，深入群众中去，做好回访调查工作，了解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已经采取措施的实际效果，特别是对群体性事件可能出现反复或者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苗头、信息，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消除在事件反复之前。

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精心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营造良好氛围。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实现自己利益的途径，自觉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前，尤其要引导群众学法、守法、用法，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既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行为。

材料二：治理群体性事件应有开放心态

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分析，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问题，具有非对抗性，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有关地方和部门高度重视，妥善处理，绝大多数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但是如果久拖不决，往往就使历史遗留下的矛盾问题与新矛盾新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基于这一务实判断，在治理群体性事件的问题上，尤其需要有关地方和部门具有开阔的眼光和开放的心态。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跨越的关键时期，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以及利益对立关系显性化，成为这一时期个体利益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矛盾既由发展引起，也应当能够通过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妥善解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能条件反射似的视之为“闹事”、“作乱”，更不能动不动就采取“反恐”手段或专政手段予以严厉处置。

群体性事件既然基本上属于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少数地方和部门却由于处理不当导致矛盾激化，使事态扩大升级。2008年2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些地方发生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很多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办事、不按政策办事有关。”故此，一些主持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地方和部门，需要时刻自警和反思，看看自己能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公正客观。

分析：以开放心态治理群体性事件，应当注意疏通合法的民意表达渠道，健全和完善正常的缓和冲突、化解矛盾的机制。按照新修订的《信访条例》，信访部门应承担起日常性的信访保障职能，尽可能把矛盾化解在初始阶段，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或基层。此外，还应当让群众发表意见和建议、表达利益诉求，以此促使有关地方和部门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关注群众的实际困难，同时也有助于舒缓公众的焦虑与紧张，营造宽松活泼的社会环境。

材料三：“实属必然”：瓮安事件沉甸甸的警示

种种信息表明，6?28瓮安事件正向理性和稳定的方向发展：事件本身已经平息，各种权威信息也已迅速公开，真相正一步步揭示；同时，有关部门的深刻反思和对主政官员的问责，也已雷厉风行地进行。

面对这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党政部门正视社会矛盾的态度和清醒认识，令人印象深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迟早都会发生”，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

基于对这起事件的清醒认识，当地在依法追究参与打砸烧的犯罪嫌疑人的同时，也问责了一些负有行政管理职责的相关官员，瓮安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政委和局长等均已被免职。同样，信息的及时公开，听取各种意见的座谈会的举行，遗体鉴定的公众参与等，这些合法而理性的举措，使得这起事件渐呈平息之态势。

防范类似的群体性事件，关键在平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能站稳中立的裁判者立场，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公众的根本利益，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基本权利，建立起公众对政府的忠诚和信赖；同时，司法也要把政府和公众个人摆在平等的地位上，力避出现公民求告无门的境况。否则，如果平时的一些小事处理不好、处理不公，无数的小事，在无数群众之间口口相传，最终就会酿成影响当地社会整体稳定的大事。

分析：瓮安县相关官员被问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修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裂痕。但是，即便从瓮安县本身，这起事件所表现出来的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方面的遗留问题也需要尽快调查解决，而从更大的意义上看，显然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具体事件的平息，更应该举一反三，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革新，完善公民权利保护，使权力切实受到监督和制约，防范此类事件在异时异地重演。

材料四：瓮安事件与官员问责：执政理念开始变化

6月28日，贵州瓮安县一名中学女生怀疑被奸杀，引发逾万民众围攻县委及县政府，放火焚烧公安局大楼；之后，瓮安事件的图像很快就传遍了互联网。

三四天过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亲赴瓮安实地调查之后，指出事件的深层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一句话，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在县政府行政不力、不公，人民群众积怨过深。石宗源为此先后三次向瓮安人民道歉。更令人意外的是，瓮安事件首先得到处理的不是参与骚乱的民众，而是当地主要官员，原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和政委都撤销了职务，后来连州委书记也被连带免职。

这种发生群体事件首先问责官员的做法，乃是第一次。考虑到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迅速做了批示，有理由认为最高当局对地方政府的最初说法并不认同，要求查清引发事件的深层原因。瓮安事件的处理结果，表明中国执政党的治理理念开始发生变化。

分析：长期以来，“稳定压倒一切”是各级政府执政的最高信条，缺乏监督导致各级官员的执政行为越来越简单粗暴，而过去上级甚至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政府的统一权威和形象，通常硬着头皮顶住不肯认错，这就导致本来只是一个基层政府官员的责任，被连带放大到整个政府的责任。如今，中央政府已经开始明白不能再被“绑架”，对地方官员再不有效问责，民众迟早会对中央政府问责。“查明深层原因”的潜台词，即是查明每一级地方官员的责任。材料五：“孟连事件”促干部反省工作态度和作风

2008年7月19日上午，公安机关在孟连县公信乡、勐马镇部分农村地区开展社会治安整治过程中，对勐马镇5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时，遭到500多名胶农手持长刀、铁棍、锄头等工具围攻。冲突导致41名警察被打伤，9辆警车被砸坏，民警使用防暴枪自卫，15名胶农被打伤，2人被击中致死。这起警民暴力冲突事件的背后，是当地胶农与橡胶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由来已久的矛盾纠纷。

虽然事态已经平息，但事件留下沉痛教训，引起当地干部深刻反省。

“对党充满感恩之情，待人善良温和的傣族群众，拿起了刀斧棍棒，与警察对抗，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件事情必须引起我们当政者的深刻反思，必须引起各级干部铭心刻骨、灵魂深处的反省！”在22日晚上召开的普洱市领导干部会议上，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严厉警告在场官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干部、基层党委政府的积怨，最终集中爆发引起冲突。群众利益诉求反映机制不健全，群众没有地方讲话，反映的情况得不到处理，是这起冲突事件带给广大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教训。

分析：胶农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集中反映出一些领导干部工作态度和作风存在问题，离群众的期盼差距太远。部分干部作风漂浮，脱离群众，漠视群众利益，听不进群众意见，离群众越来越远。正如李纪恒对这种现象提出的严厉批评：“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上，不如跳河算了！”。因此，各地要切实引以为鉴，加强基层党政组织的领导班子建设，提高基层党政组织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号召力和凝聚力。要提高基层党员干部调解矛盾纠纷的能力，及时把各种带有苗头性的问题和矛盾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

材料六：群体性事件暴露基层治理弊端

贵州“瓮安事件”刚刚平息，又发生了云南“孟连冲突”。7月19日，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冲突中，民警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2人死亡。

从贵州瓮安到云南孟连，却在仅仅二十多天的时间里，相继发生了两起群体性暴力冲突事件。此类事件的发生，严重暴露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重大弊端。

云南孟连冲突与贵州瓮安事件在背景和起因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据报道，孟连冲突的导火索，是19日清晨警方强行带走5名胶农。而起因却是当地胶农与橡胶公司的利益之争，是经济利益纠纷。也就是说，孟连冲突是一起由经济纠纷未得到及时妥善解决，广大胶农经济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加之警力使用不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它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从媒体报道情况看，至少在两个环节上橡胶公司和地方政府忽视了胶农的基本权利。一是橡胶公司滥用垄断地位，压低橡胶收购价格，显失公平，严重损害胶农的合法利益；二是在胶农与橡胶公司因收购价格发生矛盾和纠纷时，地方政府简单粗暴地动用警力，只重视了秩序的稳定而严重忽视了矛盾的解决，客观上无视和损害了胶农的合法权利。从一系列的举动看，当地政府完全站到了橡胶公司一边，成为维护橡胶公司利益的代言人，胶农的集体维权行为屡屡被当地政府强行阻止，结果必然加深胶农对政府和警察的不信任，多年来一直聚积着的怨恨，终于借警察强抓胶农而爆发，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暴力事件。对照贵州瓮安事件和云南孟连冲突，两地群体暴力事件发生的深层背景却是如出一辙，不能不让人深思。

分析：采用暴力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结果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和对立却不断加深，从而为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埋下了火种。瓮安事件和孟连冲突就是很好的例证。从这个意义上讲，瓮安事件和孟连冲突应当成为全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地方政府依法施政，以人为本的典型教材，应当成为我们共同的警示。

材料七：群体性事件敲响基层执政警钟

6月28日至29日凌晨，贵州省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突发事件。

7月3日，陕西省府谷县一村民驾驶农用货车为逃避检查跳入黄河并死亡。一些民众包围住警察，并把警车掀翻、砸烂。

7月19日，云南省孟连县发生胶农聚集和冲突事件，40余名公安民警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2名胶农死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导火索不同，但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大体相同，实乃多年矛盾蓄积而致。几起事件无不是由群众的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等造成的。以瓮安事件为例，由于在矿权纠纷处理、移民搬迁后期扶持、土地占用费等问题上政府漠视民众利益，偏袒矿山企业，引起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不信、不满、不服，积怨加深，在民众与政府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导致民众和社会情绪的“井喷”，酿成不应有的过激行动。

孟连事件同样如此。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指出，胶农利益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导致胶农长期以来对橡胶公司的积怨逐步转化为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积怨，最终爆发引起冲突。

分析：这几起事件给我们的一个深刻警示是，在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政府绝不能麻木不仁，无所作为，而必须有作为、早作为，畅通各种利益诉求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各种诉求，不能让百姓言论成为“堰塞湖”。在矛盾凸显期，各级领导干部不应回避矛盾，而要敢于直面矛盾，善于化解矛盾。回避矛盾，只能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最后积重难返。

材料八：我国实施新规禁止滥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

2008年7月24日，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信访局，就颁布实施《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

《规定》指出，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

《规定》指出，对于因决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发信访突出问题或群体性事件的；主要领导不及时处理重要来信、来访或不及时研究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疑难复杂的信访问题，未按有关规定落实领导专办责任，久拖不决，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

《规定》指出，对于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工作作风简单粗暴，造成严重后果的；在处理信访事项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导致矛盾激化，造成严重后果的；对重大信访突出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应到现场处置而未到现场处置或处置不当，造成严重后果或较大社会影响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

分析：《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对处置群体性事件做出了明确规定。禁止滥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这一规定直指当前群体性事件中警民冲突的要害。这是近年来第一次对某一领域违纪行为，同时发布党纪、政纪处分规定，进行责任追究。同时，颁布实施《规定》也是完善公务员纪律惩戒制度的重要步骤，是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

材料九：从信息公开看瓮安事件

2008年6月22日，贵州省瓮安县三中初二(六)班学生、17岁的李树芬被发现死于河中。公安机关作出“自己跳河溺水身亡”的结论，死者家属对此不满。6月25日，第二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溺水死亡，死者家属仍表示怀疑，之后关于该女学生死因的传言开始在小县城里广泛流传。有传言说，女学生是被“奸杀后投入河中”；还有传闻说，元凶是副县长的孩子，另外两个参加行凶的男生和派出所所长有亲戚关系„„一时群情汹涌，全城哗然。

6月28日，对死因鉴定结果不满的当地部分群众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并发生严重暴力冲突，县委、政府和公安局遭到焚烧打砸，数十台车辆被焚。7月3日由贵州省著名法医组成的专家组对李树芬尸体进行了第三次尸检，再次认定李树芬确系溺水死亡。

由于一个女学生死因及死亡事件处理的各种半真半假的信息的四处流传，不明真相的群众聚集起来，最后酿成群体性事件。群众“不明真相”是实，但他们不明真相事出有因。为什么少数人能够煽动利用民众从而造成群体性事件？当当地政府失去公信力，新闻媒体声音单一乃至失声时，民众必然“不明真相”。不明真相而又义愤填膺的民众，最容易被高度情绪化的传言动员起来，势必导致严重后果。所以，在指出群众不明真相的同时，必须指出导致群众不明真相的责任方是掌握“知情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当地政府。

任何不利于自己的信息首先封锁，这些基层政府的惯常做法。但是这种认为封锁消息可以保持稳定的做法，已经被多次证明无效。2008年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信息公开明确为政府的法定义务。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及时发布真实信息，这既是政府依法行政所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事态恶化的技术性措施。信息越早公开，政府便能越早掌握主动。这是瓮安事件的教训，也是此类事件避免重演所必须吸取的教训。

分析：完善信息公开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和完善公共信息披露的法制化通道，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度，提高信息沟通效率。对于信息披露中的渎职行为要依法处罚。要积极发挥媒体在信息披露中的作用，保护新闻记者的合法报道权利。材料十：云南马关：矿区群体性事件善后

“2006年我们县里发生过著名的‘5?2’事件，可以说冲突的激烈程度比最近贵州的‘瓮安事件’差不了多少。”2008年7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说，“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转变”

马关县地处西南边陲，现已初步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铟、锡、锌、铜等11类47种，其中铟金属3779吨，目前居全国第一位；锡金属29万吨，居全国第三位。

冲突的原因是矿山企业在当地的整合收购和开采活动中，与村民无法就补偿地基和耕地方面达成共识，当政府试图帮助公司强行开工开矿时，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

“靠山吃山，靠着矿却没过上好日子。”贾沙乡的村民们如此怨言。要解决好矛盾，政府不能靠简单炸封洞口来解决，要让村民参与开发，让老百姓也获得一定的利益。

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说：“打砸事件发生后，我们和政府达成共识，决定今后10年每年从企业利润拿出400万元支持镇里的基础建设，并对老年人和贫困学生进行补助。”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华联公司”把公司内的剥离工作环节拿出来，成立新的公司负责生产，让矿区范围内的所有老百姓参与，让后者直接从中获得收益。公司负责人表示，一旦大家的利益被捆绑在一起，就没有人愿意看见企业利益受到外来侵害了。

马关县的一名官员表示，“矿山企业在开采中获得利益后要回报村民，让村民也获得相应的利益，这在马关当地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目前，仅都龙镇内就有近2000人在各企业务工，每年可增加群众经济收入1000余万元。

专题综合分析：群体性事件正在考验中国

“瓮安事件”、“府谷事件”、“惠州事件”、“孟连事件”„„短短一个月内，群体性事件密集发生。虽然几起群体性事件规模很小，暴露出的实质却是重大社会问题。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忽略了应有的服务职能。比如在公共事业范围内，修路要过路费，建校要集资费，拆迁要劳务费。一边是豪华办公楼拔地而起，高档桥车云集，另一边是贫困潦倒，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现象丛生。从近期几起群体性事件看，一些矛盾原本可以得到很好解决，只是因为有人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熟视无睹，或者从开始就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才激起了民愤。正像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所言: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部分基层政府部门不作为，公共权力使用不当造成对民众利益的损害，肆意粗暴对待民众的合法利益表达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他还发出警告:“„„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近些年来，党中央一再强调全党同志要进一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的能力，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进行。化解各种矛盾，妥善解决群体性事件，促进社会大局稳定，相关领导干部应注意以下几点：

一、直面现实——不回避问题。

群体性事件一般是由改制安置、房屋拆迁、农民负担、干部作风、执法不公等问题引起的，一些领导同志对群众的呼声不闻不问，致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古人说：“善为政者，防于未然”。化解社会矛盾，贵在主动，贵在及时。回避的结果，只能使小事变大，简单变得复杂，人为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注重社情民意，直面现实，未雨绸缪，及时调查，及时处理，把问题解决在始发阶段，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二、沉着冷静——不激化矛盾。

主要负责同志决不能害怕群众，躲而不见，一定要满腔热情地主动接待，靠前工作。以一种理智、宽容、忍耐的态度，尊重上访者的权利，让他们把话说完，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做出负责任的解释和答复。接待上访群众，要态度诚恳，换位思考，以心换心。即使对极少数有过激行为或别有用心、有意挑起事端的人，也要注意场合，讲究策略。万不可在群众不明真相时的火头上，动用公安干警当场抓人。

三、恪守承诺——不失信于人。

群众上访是为了使反映的问题得以解决，想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作为接待上访者，必须耐心倾听，找出要点，根据问题的性质，解决的难易和自己的职权范围作出答复。接访工作最要讲诚信。凡经过缜密思考和集体研究决定的表态、承诺，一经作出，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必须坚决兑现，不能有丝毫大意。

四、慎审果断——不留后遗症。

许多社会问题不是孤立的某件事，可能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涉及法律问题，又是经济问题，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对这类问题的处理，必须尊重历史，面对现实，依据法律法规，依据国家政策。总之，处理具体问题要有利于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大局的稳定，既全面慎重，又干净利落，不留尾巴，不留后遗症。

五、尽职尽责——不半途而废。

有些重大复杂问题的处理，因受条件的限制，有一个逐步解决的过程。既然接受任务，就应以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一抓到底。越是困难，越在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任何畏难退缩，都将导致前功尽弃。

第五篇：浅析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公关危机处理

浅析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危机公关处理

—以“云南孟连群众围警事件”为例

课 程: 公共关系学 教 师: 梅燕京 学 号： 2013015015 专 业： 思想政治教育 姓 名：陈 琪学 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年 级： 13 级论文成绩:

［摘要］：群体性危机事件在危机公关中占有特殊地位，而政府能否妥当处理此类危机则直接影响政府形象及公信力与执政力。近年来，群体性突发事件在我国各地频频上演，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本文以2008年发生在云南普洱孟连的群体性事件为例，用公关处理5S原则分析地方政府在处理此类危机公关的功与过，并依此总结出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危机公关处理的经验与启示。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5S原则政府危机公关治理

一、5S原则简述

1、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 THE MATTER）

危机发生后，公众最关心利益问题,此时无论谁是谁非，政府都应承担责任。即使受害者在事故发生中有一定责任，政府也不应首先追究其责任，否则会各执已见，加深矛盾，引起公众的反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因此政府应该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并通过新闻媒介向公众致歉，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关系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2、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

真诚沟通是处理危机的基本原则之一。这里的真诚指“三诚”，即诚意、诚恳、诚实。

(1)诚意。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政府的高层尤其是公众熟知的地方官员应向公众说明情况，并致以歉意，体现政府诚意。

(2)诚恳。一切以群众的利益为重，不回避问题和错误，及时与媒体和公众沟通，向消费者说明消费者的进展情况，重拾群众的信任和尊重。(3)诚实。诚实是危机处理最关键也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3、速度第一原则(SPEED)

处置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必须坚持第一时间的原则，迅速准确地采取针对性处置措施，第一时间是处置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准则此时政府必须当机立断，快速反应，果决行动，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沟通。从而迅速控制事态，否则会扩大突发危机的范围，甚至可能失去对全局的控制。

4、系统运行原则(SYSTEM)在进行危机管理时必须系统运作，绝不可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化害为利。此时需要建班子,专项负责：一般情况下，危机公关小组的组成由政府的公关部成员和政府涉及危机的高层领导直接组成。这样，一方面是高效率的保证，另一方面是对外口径一致的保证，使公众对政府处理危机的诚意感到可以信赖。

5、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

自我称赞是没用的，没有权威的认可只会徒留笑柄，在危机发生后，政府应请重量级的第三者在前台说话，使群众解除对自已的警戒心理，重获其信任。

二、云南孟连群众围警事件回顾

2008 年 7 月 19 日上午，普洱市及孟连县公安机关依法对勐马镇勐啊村芒朗组分别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的 5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在依法强制传唤任务执行完毕后，按计划向村民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时，500 多名当地村民，情绪激动，行为过激，多次冲越警戒带，手持长刀、钢管、铁棍、木棒向民警进行攻击性劈砍、殴打，致使多名民警受伤，民警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经多次喊话劝阻、退让、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使用防暴枪自卫，由于距离较近，致使 2 人死亡。事件还造成 41 名公安民警和 19 名群众受伤，9 辆执行任务的车辆不同程度损毁。

三、政府处理此事的公共关系分析

云南孟连县群众围警事件是一起处置较成功的公共危机事件，在这起群体性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政府能较好的遵循危机处理5S原则，最终使事件得到控制和妥善处理，没有进一步形成新的危机。

19日下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云南省委副书记秦光荣、云南省常务副省长罗正富、云南省副省长曹建方等领导分别做出批示。

***要求云南省有关领导，迅速赶赴事发地妥善处理，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白恩培要求积极抢救伤者，安抚好死者家属，做好善后工作和群众工作，尽早平息事态，防止事态升级扩大；了解群众诉求，创造做好群众工作的条件；尽快查明事件原因，及时公布事实真相。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秦光荣也批示要求迅速组成工作组，尽快赶赴现场，帮助指导当地党委政府做好工作，迅速平息事态，千方百计做好善后和伤员的治疗工作，疏导和稳定群众的情绪，查清事情起因，认真听取群众的诉求，正确处理好群众利益，防止进一步激化矛盾。分析：危机发生时的关键资源是时间，救援和处置都要在第一时间到达突发事件的现场，这个甚至决定危机处理的成败。当地领导在快速组建省委、省政府工作组时第一时间邀请新华社云南分社的负责同志一同前往事发地，同步开展工作，新华社于当日下午和次日凌晨发出稿件，此时距事件发生不超过6小时，表现出政府危机处理坚持了速度第一的原则。因此要求政府有灵敏的反应机制，第一时间能沟通、协调、决策，制定可行的危机策略。云南省省委省政府能够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为危机处置赢得了时间，避免了新的公共危机的发生。两名胶农被防暴枪击中致死后，100 多名胶农抬着死者尸体来到勐马橡胶公司。他们认为是公司请警察来抓的人，愤怒的胶农扬言要公司老板偿命。附近胶农闻讯后，也纷纷赶来聚集。群情激愤下，事态随时可能升级扩大。接到报告的孟连县委书记立即率队赶到现场，对聚集胶农做耐心细致的解释、劝说和疏导工作。当天下午，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也赶到现场做胶农工作。事件引起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尽快查明事件原委，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妥善处理善后等有关工作，尽早平息事态，及时公布事实真相。

分析：对公众负责。从突发事件的政府的反应速度，可以看出对事件的重视程度。同时，政府在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担负危机处理的领导责任，这是对一个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的基本要求，此举也能体现系统运行的原则，在处理一种危机时绝不能忽视其他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进行系统运行决不可顾此失彼，从中央到云南省委省政府再到孟连县，形成了系统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能够较全面的顾及到危机的方方面面。

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当地省政府领导率工作组连夜赶到孟连县。20 日凌晨 1 时，县委书记一行抵达孟连县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清晨 5 时，地方领导马不停蹄地赶赴 40 公里外的胶农聚集现场，为避免刺激群众情绪，他们不带一辆警车、没调派一兵一卒，与胶农直接对话。经过 4 天的艰难协商，7月23日事件得到妥善处置。聚集的胶农得到满意答复后各自回家，死者遗体被火化安葬。分析：以诚心换信心。县委书记在刚刚发生严重冲突事件、群众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带警车，不派警察，只身与群众对话，反映了对群众的诚心和解决问题的诚意，同时也换来当地政府和群众尽快度过危机的信心。此举体现出真诚沟通原则，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向公众说明情况，体现出政府诚意；一切以群众利益为重，把群众生命发在第一位，体现出政府的诚恳。在事件发生后，政府领导人有责任让受害一方感受到温暖。不管是因为何种原因。一旦局势稳定，领导人应以悲悯和明朗坦诚的态度面对公众和受害者。

与胶农的对话在勐马橡胶公司的大会议室里进行，有 100 余名胶农聚集。会议室的凳子上还摆着长刀、铁棍等工具，但胶农的愤怒情绪已经缓和。对胶农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孟苏铁一一作出答复，诚恳地请胶农相信党委和政府，一定会照顾绝大多数胶农的利益。一位胶农代表说，以前胶农上访反映问题总是得不到结果。孟苏铁马上检讨，承认以前政府工作的确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并向胶农深深地鞠躬表示道歉。经过 1 个多小时的对话，大多数胶农离开现场各自回家。这次对话成为事态发展的“拐点”。

分析: 善于倾听。对于受害方，没有比倾听更好的策略，只有倾听才能了解对方的需求，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沟通策略，在尽可能的平等和谐对话中，一起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和受害者发生冲突。可以看出，这次良好的沟通是整个事件解决的转折点和关键环节,其次勇于承担责任也是事态向良好方向发展的关键,省政法委书记能鞠躬道歉,承担责任,能较好的获得群众的原谅与信任.最后,要先于媒体接近受害者, 政府不要试图阻止媒体和受害者直接沟通，因此政府必须做出迅速反应，最好抢在媒体之前走近受害者，并与受害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并初步达成共识。

整个事件的处置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强力干预下，进展顺利，按照省、市领导的部署，23日下午，在普洱市召开“孟连7.19”事件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经过４个昼夜的艰苦努力，“孟连7.19”事件已经得到妥善处置。政府与胶农就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达成一致，两名死者遗体已经火化，受伤人员得到救治，聚集胶农全部各自回家，他们对政府真心实意地为民解困鼓掌表示感谢。

分析:采取权威证实的方法,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要抓住媒体关心的问题给予答复。媒体对事件的“真相”充满期待，政府新闻发言人必须给予明确答复。如果对这类问题不答复或答复不当，都可能引起新一轮舆论危机，致使谣言滋生，还可能转化为信任危机。

四、结论与启示

纵观整个孟连事件及政府处理方法可以看出,政府基本遵循危机公关处理5s原则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政府在安抚群众情绪方面尚存欠缺,虽事件得到有效处理,但根本矛盾仍未解决,从此类危机处理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下列启示:

1、政府处理群体的价值取向：勇于担当。政府是公众利益和主流价值的代表者和实践者，在危机事件中正是彰显这种价值的机遇，也是政府获得公信力的机遇；既要承担责任，也要担当失误。

2、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精神姿态：沉着冷静。无论处境如何艰难，必须沉着冷静，才能稳定人心，做出科学判断，发现解决困难之道；

3、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舆论策略：公开透明。在大众传媒和信息时代，靠隐瞒取胜的机会几乎不复存在，这是所有政府领导人应该保持清醒的认识。

4、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的资源策略：依靠上级。在直面危机时，有些政府领导人出于对地方保护和个人前途的担忧，本能地选择“隐瞒”和“欺骗”，从无数经验和教训表明，越是重大的危机，越是应该依靠上级的资源和力量，直至中央，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共同战胜危机。

参考文献:

1、《公共危机管理》王君主编人民出版社 2012

2、《公共危机管理与地方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常永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群体性事件中地方政府应急管理行为探析”王卫平南开大学学报200年 12月

4、“突发事件的应对与政府危机管理”张玉波同济大学学报2005年 3月

5、“我国政府应急管理的发展及若干思考”陈静周峰吉林大学学报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