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与东亚价值观重构

第一篇：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与东亚价值观重构

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与东亚价值观重构

孙英春

2013-2-17 14:40:57 来源：《教学与研究》(京)2007年2期

作者简介：孙英春，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跨文化传播与国际关系研究。

内容提要：东亚传统是本地区在全球化时代文化选择的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在东亚共有传统和认知的基础上，重构适合自身和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价值观，不仅利于提升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内的文化共性和认同，促进东亚内部多方面的对话与合作，也堪为东亚为建设“和谐世界”贡献的一种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本文同时指出，东亚价值观的当代重构应立足于东亚共有传统和价值系统，积极吸收世界不同文化的优秀成果，并通过参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建设为全球文化提供普世性内容，从而验证和焕发其生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弘扬。

关 键 词：东亚传统 东亚价值观 “和谐世界”

作为前近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东亚多元与统一并存的历史文化传统构成了本地区在21世纪进行文化选择和秩序建构的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背景，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的东亚腾飞潮流，造就了东亚国家对自身传统的信心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对话态势。基于当前东亚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东亚地区主义诉求的“东亚共同体”的发展道路虽然仍是曲折漫长，但是本着东亚共有传统的考量，在东亚各国共有认知的基础上，重构适合自身及全球社会共同利益的东亚价值观，将成为东亚扩大地区影响、建立区别于西方的现代形象的重要观念基础，提升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中的文化共性和认同，也堪为向世界贡献的一种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

一、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

东亚文化的历史跨越了广阔的时空范围，是东亚民族共同参与创建的独特文化形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几个世纪里，东亚文化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其历史积淀、悠久传统和精神气质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并为西方文明的发端和繁荣提供了重要借鉴。不过进入近代社会尤其是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发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在全球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向全球扩张，同时也在不间断地利用西方价值观去改造其势力所至的每一个地方。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东亚国家纷纷向西方学习，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价值观层面，都以西方为标准和楷模，对自身的文明和传统进行着全方位的颠覆、批判和改造。不可避免地，东亚文化的自主、自立、自尊、自信的主体性受到了严重挫伤，东亚传统也时刻徘徊在全面失落的边缘。

经过一段动荡的历史进路，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方现代文化不是世界文化的惟一归属，西方现代价值观不能寄托人类对于现实和未来的精神期盼。工业化对生态系统的大规模破坏，商业化对精神生活的深层次侵蚀，民主化过程中的独断专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无情蔑视，等等，无不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全球社会面临困境的征兆。[1](P10)波兰社会学家鲍曼(Zygmunt Bauman)甚至断言：西方“高度的文明”与“高度的野蛮”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科学培育出的理性计算精神是冷冰冰的、斤斤计较的，自我膨胀的技术以道德中立的外观则加速发展着人类自我毁灭的力量，社会管理也日益趋向于非人性化的工程化控制方向，总之，“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2](封底页)许多西方学者也在思考：在帝国统治和殖民历史一去不返的前提下，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更加值得期待。法国学者莫兰(Edgar Morin)就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盲目的经济发展导致了人类道德和心理的迟钝，科学技术在促进了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在造成新的不平等，给人类带来了紧张、危害乃至死亡。人类需要的不是帝国世界，而是通过“统治—解放”的双重过程去创造一个和谐、均衡的世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突如其来的跃进”、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同时也需要建立一个文化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3] 基于类似的种种反思，“全球多元化”的观点在近年来逐步占据了“欧洲中心论”的领地，成为推动时代前进的洪流。这种“多元化”有着并行不悖的两翼：从经济上讲，是全球一体化与地区集团化的同步发展；从价值观上讲，则是全球价值的认同和本土价值观的复兴。

当前东亚的经济成就已构成了世界经济的重要一级，东亚各国也已完成或正在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过程，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变革给东亚秩序和文化选择带来的挑战，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东亚传统的时代价值与未来发展，提升东亚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呼唤东亚价值观的复兴。从文化内涵和地域覆盖来看，东亚作为世界历史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前重要的区域历史一元(regional historical unit)，虽然受到人文地理以及东亚文化相融过程中的历史特性等因素影响而造成了一定的差异，但其内部稳定的历史联系和文化遗产的共同体意识足以充当建构共同文化认同的基础。构成东亚传统之同一性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对这一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儒家文化，历史地看，儒家文化的效用使中国文化从汉唐直到明朝前期，一直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安定、最优秀的文化，“中国的经济实力、政治模式、社会机能及其文化品位都处于世界的前列，中国文化自然在世界上保持了一种高势能”。[4](P624)东亚传统中也同样包蕴着具有世界性与现代性的成分，譬如，中国的科举制就曾启发英美国家抛弃了政党分肥制，建立起廉洁高效的现代文官制度；日本的浮世绘也给法国的印象画派以影响，滋养了欧洲的艺术。所以有论者指出，“过去向黑暗中的西欧精神提供再生希望之光的是东方的智慧，同理，能够向正在没落的西欧精神注入觉醒的新能量的也是亚洲”。[5] 特别是在20世纪后期持续演进的东亚崛起中，注重精神价值、集体利益的传统东亚价值观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持，不仅验证了东亚各国和人民在“东亚”这个“想像的共同体”内的文化共性和认同基础，也使当代背景下的东亚文化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与价值。

21世纪是一个多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的时代、要建设持久的和平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必须要建立一种能够使不同文化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长效机制。正如2005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阐述“和谐世界”思想时指出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应该加强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努力消除相互的疑虑和隔阂，使人类更加和睦，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由于东亚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具有众多普世性的内容，人们有理由期待东亚文化为全球社会的共同利益做出更多贡献，扮演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更为重要的角色。针对长久以来西方文化全球扩张对东亚秩序和文化选择带来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东亚各国正在共同面临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即在总结东西方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立全球眼光和文化同源意识，在完善东亚内部文化与秩序建设的基础上推动东亚文化走向世界。人们也有理由期待，东亚传统的当代呈现，能够为批判和矫正人类社会的现代弊病提供思想资源，与其他文化一起共同化解人类面对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为人类共同利益做出贡献。

二、东亚价值观的基本内涵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要素，它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动力，也是特定文化群体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的体现。近代以来，东亚民族的先进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力图使自身文化向现代转化，先后提出了全盘西化、互为体用、宏观继承、抽象继承、创造性解释、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等文化整合的主张，都在试图给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文化面对的困境一个落实和安顿，试图让东亚传统的积淀发挥出自信和有效的生命智慧。在这些文化整合方法的背后，都有一个价值观选择的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就有不同的价值评判和价值取向。

从文化谱系而言，传统的东亚价值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而形成的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受到儒家、佛教、道教等思想的深刻影响，注重独立和谐、共生共赢、尊义重利，既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也呼吁积极入世，提倡参与集体的福利、教育，奉行工作伦理和克勤克俭的生活信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为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之外，东亚传统中强调包容性、注重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人类活动应理性而节制、崇尚精神价值及稳定和平的核心价值已经显示了极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即使这些特征并没有以同一的形式存在，但它们已与以工业体系为制度特征、以工业化精神为核心价值的西方现代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东亚模式”的形成与完善提供着重要的价值支撑，费正清就指出：“东亚人的自我约束力和工作道德足以使加尔文主义及其献身教育的精神黯然失色”。[6](P2)

东亚价值观是一种以东亚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意识，也是建立在东亚各个区域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基础上的东亚人要求改变世界不均衡、不公正、不平等状况的一种自我觉醒，意蕴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忧患意识，期待着东亚文化实现进入世界文明体系中心的地位转换。东亚价值观的主体意识充分展现在独立和自由意识之中，激扬着东亚“自做主宰”的精神。东亚价值观的当代重构，将帮助东亚民族和国家重新认识自身传统，摒弃“依赖意识”，正确地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之外的世界文化。近年来，东亚一些知识分子秉持着对东亚儒家传统的强烈自信，甚至呼吁将反映东亚特有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文化方位的东亚价值观作为21世纪世界文化主流的方案，呼吁东亚国家要在维护东亚文化传统、保护文化遗产、传播东亚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加强合作，并且要向年轻一代灌输东亚认同感和自豪感，如龚鹏程所说：“当今东亚价值观的建设应该改变过去努力使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相一致的做法，而应保持东方文化原有的价值系统，为批判和矫正现代化弊病提供思想资源。”[7]

儒家思想是东亚价值观的观念基础和思想资源，近年来对东亚价值观关注的原动力主要来自于东亚儒家传统的复活。中西方学界也普遍认为，东亚传统中的儒家思想崇尚身心内外的宁静和谐，重视德性、重视人生的意义和理想，对于克服后工业社会的精神空虚和信仰危机有普遍价值，而中国传统中由来已久的“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以及“天下一家”的精神所具有的和平秉性和道义精神，也是西方文化需要补足和学习的。美国学者里夫金(Jeremy Rifkin)即指出，“正在廓清的欧洲思想框架同中国思想框架之间的交融，将会对全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8](P2)譬如，以儒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崇尚人际关系的和谐，它所具有的“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关注人类命运的道德理念，堪为人类价值观整合的基点。再比如，中国文化传统具有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的价值追求，不仅有助于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五大冲突”——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肉体与心灵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紧张，帮助人们寻求安身立命之道，而且可以作为21世纪现代价值观的生长点。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晚年会关注《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要到中国来谈论“宽恕”问题。

东亚价值观也蕴涵着一种忧患意识，并因忧患而具有深重的批判意识、反省意识。滥觞于20世纪后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机遇，同时也引发了许多全球性问题：地区冲突不断，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造成严重阻碍；各种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诸如核威胁、全球气候变暖、人口爆炸、粮食匮乏、南北差距、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等，不仅超出了原来的区域性质，而且严重威胁到了全人类的生存。与西方国家一样，东亚也面临着工具理性的膨胀、价值理想的迷失、伦理道德的失落、精神家园的崩溃和文化选择的迷惑等重大现代性挑战。毋庸置疑，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调整中反省、批判和传承东亚的历史文化传统？如何呈现东亚价值观在21世纪的全球效用？东亚文化如何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这些问题需要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共识与切实的合作，同时也产生了普遍性伦理约束的需要，东亚价值观的重构恰当其时。

三、面向“和谐世界”的东亚价值观重构

东亚价值观的现代转化，既是东亚国家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东亚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进行思考后做出的必然选择，体现了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符合东亚各国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当前，东亚社会正在加速向着以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为先导的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模式跨进。这一伟大的历史过程必然会对东亚传统和东亚价值观的存在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提出新的要求。作为规范和指导东亚文化未来道路的依据，东亚传统的呈现和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应当以担当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忧患为己任，立足于将东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意识转变为人类的责任意识，焕发对世界前沿问题发表东亚主张的信心。

面对这样一项繁巨的任务，东亚国家应在共有认知和奋斗目标基础上形成合力，以建设“和谐世界”为共同旨归，以东亚价值观的现代化和“理性化”重构为途径来提升文化共性，强化共有的文化认同，促进东亚内部的对话及国家间的合作。这也是源自东亚传统的“和谐”理念所给予的启示，正所谓“亲仁善邻”、“近者说，远者来”。客观而言，东亚各个国家和民族并不缺乏这样的责任意识和信心，但缺乏的是集体协同，缺乏的是共有认识和奋斗目标基础上的合作。东亚价值观的现代和理性化重构，则可以成为一种促进东亚内部对话与合作的路径，使之共同面对东亚自身以及全球问题的挑战，从而为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毕竟，构建“和谐世界”不是少数国家的“独角戏”，需要不同国家紧密团结、共同维护。东亚区域内的共识与合作意义也就凸现于此。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治学者皮尔逊(Lester Pearson)就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化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必须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9](P372)一幅可以期待的图景是：东亚价值观蕴涵的独立和谐、平等合作和共生共赢的精神能够适应高度技术化的全球社会中多元文化共存的需要；东亚国家也能够共同秉持“和谐”这个文化交往的金规则，实现东亚文化秩序的重构以及与全球体系的共荣，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东亚”和“和谐世界”。

“和谐世界”思想的实质在于不同国家的互助合作与和谐发展，寻求的是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与人类共存之间的平衡。在这个意义上，以构建“和谐世界”为旨归的东亚价值观，也堪为一种鲜明、积极的“东方式”文化交往理念，其核心内涵在于：文化传承与文化交往不能拘泥于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范围内，而是更多地纳入了世界的版图。由此来看，针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现实需要，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必须凭借以对话、交往为中心内容的新理性精神与西方文化对话、融通，不仅要看到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影响，更要以“他者”为促进自己发展的外部刺激力量和丰富资源。这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创造和精神财富创造的过程及成果的体现，只有不断地充实于全人类的整体发展过程中，并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融合，才能得到继续前行的动力。

毕竟，面临现实语境中的文化抉择，不是简单的退守便能解决的。正确对待东亚自身及其之外的世界文化，承认“他者”的合理性，不仅为反思东亚文化的价值，亦为东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正如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只要交往参与者没有建立起相互承认的关系，并接受对方的视角，一同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传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共识”。[10](P148)事实上，东亚文化能历经几千年而仍然生机盎然，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多元文化的对话与合作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历史经验表明，作为达成理解与宽容，增加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维护人类文明成就的重要手段，文化对话始终具有重大和持续性的影响，通过对话来考虑文化多样性以及相互参照的可能性，是建立新世纪的区域与全球文化秩序的重要内容。

21世纪的历史进路让所有文化都共同面临着一个时代命题：如何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延续和更新自身的使命？在一个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经济运行规则日趋统一的环境中，对共同道德规范、共同价值标准的建构日趋紧迫，似乎在要求所有的文化都要向着这一目标转型，都要无条件地交出自己的历史与传统。不过，历史经验表明，轻视传统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必然处于不利的位置，对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珍视，应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在全球化大潮中生存与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尺。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就坚决反对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完全照搬西方，在他看来，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如果接受自己处于低等文化模式的逻辑假设，并认为发展的最好模式是抄袭高等的国家，那么这些边缘国家根本不能达到目的。[11](P46)更何况，西方世界内部的现代化过程本身已说明，任何一国的现代发展都无法脱离其自身的历史实际。只不过，后发展国家总要面对美国文化学者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困惑：“必须共同努力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同时也必须共同坚持传统的精髓；而在另一层面上，又存在着越来越大的分歧，这些分歧是，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向现代化的高地发起冲击，传统的精髓又是什么。”[12](P368)换言之，现代化与传统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不过，哪些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哪些已经不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哪些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严重的障碍，等等，需要结合当下东亚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做出更为具体的评估。

进一步说，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应以反思东亚文化传统为形成共同认知的基础，既要立足于传统价值系统的传承，更要积极吸收世界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和优化自己的文化内涵，才可能具有强劲、持久的适应力和影响力。当前，人们普遍担忧的是，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固有矛盾，使东亚价值观何以可能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无法回避。[13] 这就意味着，东亚价值观的效用能否继续呈现，关键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实现传统与现代性的接轨，以及与西方文明和世界文化的有效对话，取决于它能否在与其他文化的比较、竞争和博弈中确证自己的合法性及其对世界影响和作用的有效性。

东亚价值观的重构已经历经了几代人步履蹒跚的奋斗，也在不断接受着自由主义、民主精神、文化多样性、市场理念、科学导向等现代思想的影响，如果能够创造性地解决东亚传统与现代人的生命力、自我实现意志以及创造力的冲突，必将构成一种不仅适应东亚现代化，促进整个东亚繁荣和发展，而且为世界所包容的“新东亚文化”的内核。当前，东亚各个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强化，都使得东亚更广泛、更深刻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东亚价值观的现代性追求，既要放眼全球，与普世价值保持一致，又不能迷失自性，与东亚传统完全脱节。毕竟，现代化是人类共同追求的远景目标，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增加人类福祉，弘扬人类精神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从而使整个世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互动成为人类的未来主题。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和合哲学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2.[3]乐黛云.跨文化、跨学科文学研究的当前意义[J].社会科学，2004，(8).[4]冯天瑜.中华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5]李光来.21世纪东亚价值观[J].辽宁大学学报，2005，(4).[6]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7]彭耀光.现代化进程中的“东亚价值观”[J].哲学动态，2005，(12).[8]里夫金.欧洲梦[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0]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1]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2]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3]张兴国.东亚价值观何以可能[J].社会科学辑刊，2005，(6).

第二篇：东亚与日本说课稿

说课稿

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我说课的内容是区域地理第二篇第二章第一节《东亚与日本》。

一、说课程标准

二、说教材分析

本节内容主要包括东亚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城市，主要区域特征；日本的位置、范围，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特征。本节内容是世界区域地理的第一个专题，通过本专题的复习要学会学习区域的基本方法。

三、说三维目标

1、知识与技能

.结合地图识记东亚的位置、范围、主要国家及主要城市，主要区域特征。①.理解东亚地形对当地气候与河流的影响。②.理解日本自然环境对该国工农业生产的影响。③.理解东亚季风典型的原因。④

2、过程与方法 ①.分析区域内各地理要素的特点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突出区域地理特征。在分析 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影响时，又要阐明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所取得的成就。

②.找出区域地理特征形成的主导因素。③.通过读“日本图”了解日本的领土组成、自然特征，并说明日本经济的发展状况。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①、建立世界和环境的整体性观念。②、激发学生探究地理问题的兴趣与动机。

四、说教学重点

①、东亚的地理位置、地形、河流、气候等自然地理特征。

②、日本的自然地理特征与日本的经济

五、说教学难点

①、东亚季风气候的特征和成因

②、日本的地形对其气候的影响

③、日本的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六、说学生情况

高二文科班的大部分学生地理知识基础较差。有些学生在初中已经掌握了东亚和日本的基本概况，大部分学生还比较生疏。用于解释东亚季风气候成因的知识是高一所学的，相对而言，大部分学生还有印象。

七、说教学方法

问题探究式教法、提问导学法、案例分析法、讲练结合法

八、说教学过程

1、东亚概述

首先让学生看到课本22页的图2-2-1，然后让学生在读图的过程中思考这么几个问题： ①．从海陆位置看，东亚位于亚洲的什么位置？濒临哪个大洋？

②．从地图中找出，东亚包括哪些国家，以及它们的首都分别是？ 等这些问题回答完了之后在让学生做图右侧的读图查阅，让学生看图然后找出读图查阅的答案，学生能够比较容易地从东亚地图中找出这些地理信息。随后，我会过度到23页的图2-2-2，然后让学生结合图2-2-1试着回答一下图2-2-2下面的读图说明的第一题。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抽学生起来说说他的答案，并对此做评价。接着我会沿着这个思路继续下去，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东亚地区这样的一个地势特征对该地区的气候形成有没有影响？为什么？并请同学起来回答。然后在回到图2-2-1，让学生读图思考图右侧的“读图说明”和“读图分析”，在学生讲完“读图分析”之后立刻让学生思考图2-2-2下面的“读图说明”的第二题。

最后利用课本23页的表格对刚才的知识点作一个小结。

2、日本

首先，我会让学生读图2-2-3，然后完成“读图查阅”的1、2题，接着讲解日本的地形概况和气候概况，当地形概况和气候概况讲完之后再让学生完成“读图说明”和“读图分析。

紧接我会结合课本24页的图和表格以及思考问题来讲解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

第三篇：东亚与日本教学反思

东亚与日本教学反思

——吴开芬

3月13日，第八节课地理小组进行了东亚——日本的集体备课，主备人——吴开芬，首先我讲解了我的备课思路，接下来各位老师都提出了很多宝贵的建议和她们对这堂课讲解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从中我受益良多。下来我再次认真的来补充完善我的备课，希望能把它做到更好。

3月14日，第八节课在高154班进行了讲解，首先我利用多媒体展示了日本的国花——樱花，国家的象征——富士山、传统服饰——和服，使学生对日本有初步的感知。然后，依托教材对日本位置、地形、文化等方面分析，进而达到理解日本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成功之处，即“加工贸易经济”这一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发展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同时，通过地理位置的分析明确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和地震的国家，并介绍日本的防震。另外，介绍了日本是经济强国，又是资源小国。他掠夺世界的海洋资源，把污染企业建在发展中国家，要让学生值得保护本国资源的同时，也要保护全球环境，从而教会学生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学习和生活的态度。

最后，这节课的内容算是圆满完成了，但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比如备学生不足，与学生的互动很少，基本上是大合唱的形式完成，教师主导的太多。另外，区域地理要求的就是学生要脑中有图，在脑子中形成影响并表述出来，我让学生在练习画图语言表达能力方面还不够，最后，就是在知识的系统性上还存在欠缺，比如：“硅岛”的位置是临空型、海底的青函隧道和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性强等知识联系还不够。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会不断的来完善。

通过这节课的教学，我认为既要关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和掌握，更要关注他们参与课堂活动的程度，合作交流的意识与能力，情感态度的形成和发展，也就是既要关注学生课堂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学习过程的变化和发展，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

第四篇：中日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姓名：郑家迎

学号：2008010122

班级：08国际政治

指导老师：许吉教授

中日政治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

08国际政治 郑家迎

2008010122 【摘要】在当今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形势下，特别是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使得东亚地区的一休化渐渐被东亚各国重视起来，然而相对于欧洲一体化，东亚一体化的道路要艰难的多，主要原因是东亚各国之间缺乏政治层面的互信，当然相对于欧洲东亚各国发展水平差异更大也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从政治互信的角度来讲，东亚各国间缺乏必要的政治文化认同则是东亚各国政治互信一直打不开局面的深层次原因。中日作为东亚地区两个大国，两国间的政治认同程度不但对两国政治互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整个东亚共同体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文化认同 东亚共同体

东亚共同体（又称亚洲共同体）是地理邻近的东亚各国希望通过长期的相互合作和一体化进程而形成一个紧密整体。它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地区认同的基础上，并非一个排他性的集团，也不

［1］针对任何区域外国家。在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特别是欧共同体的成功，12月1号《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明年1月，“欧盟总统”范龙佩和“欧盟外长”阿什顿就将走马上任。种种迹象显示欧洲一体化不断得到加强，未来欧洲极有可能以一统一的国家姿态在国际社会上出现，而反观东亚这一个具有很大合作潜力的区域，共同体的建设仍旧停留在设想和尝试的初级阶段。当然这其中原因种种，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巨大，政治认同度较低使得中日之间相互制定对外政策时总是相互堤防，难以形成突破性进展。而中日又是东亚两个最大的国家，日本是东亚最大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个国家在东亚地区都具有很大的地区政治影响力，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两国的合作进程甚至决定东亚共同体的发展进程。2009年9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与中、韩领导人接触时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中、韩领导人也予以积极回应，东亚共同体的概念迅速升温。鸠山把东亚共同体定位为在亚洲与美国和欧盟并驾齐驱的世界第三极。东亚共同体发展状态如何从意识形态上讲取决于东亚各国人民是否具有东亚共同体意识。而这是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的。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文明形态 ［1］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辉煌而独特，价值认同一致或类似。但问题是现在东亚各国是否依然具有一致的价值认同和文化理念?如果有，为什么东亚各国会在众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摩擦．会存在如此严重的不信任?我们认为，目前东亚各国并不存在文化认同，这也是导致东亚共同体构建举步维艰的一个主要原因。［2］结合欧洲一体化成功的经验与东亚历史上的文化认同分析。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政治认识文化认同在东亚共同体构建中的作用。

一、中日之间的政治文化同源性

仅管中日之间现行不同的政治体制，但是在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背后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政治文化同源性，而政治文化是深受本国的文化性质所影响的，这也会从根本上影响一国的政治制度。中日同属于东亚文明圈，在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文化交频繁密切。公元前3世纪到3世纪，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儒道融合而成的华夏文明，先传入朝鲜半岛，而后又传到日本列岛和越南等地。被传入国依照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观念来理解、诠释、接受、改造华夏文明，建构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和哲学。东亚文明形成早期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在其后得到了延续。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吸引和融合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13世纪初，宋学著作也已渐传人日本，朱子学又由日本学者群体的解释和发展。形成诸多学派。在德川幕府时代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3］这种融合与创造，使东亚哲学呈现出内涵相同、形态多样的景观。汉字和汉文、儒学、佛教、律令制度和生产技术都是日本学习和借鉴的主要内容。3世纪末期，中国的儒学思想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日本，对日本以后的文化的启蒙有有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的也在国的影响下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儒学特色的政治文化特色，日本也从此建立了与中国类似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在唐朝时，中华帝国进入了强盛时期，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据记载，公元630-894年，大约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日本共向唐派遣了十几次的遣唐使，多数人回国后都被委以重任，尽其所学，对日本的政治制、法律、教育、文学、艺术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到了宋代，儒学经经程颐、朱熹的发展逐渐成为宋学，并影响到 ［2］［3］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了日本。由于宋学侧重伦理道德的“大义名分”之说，符合刚刚建立的日本幕府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并上升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一时间日本国内出现了众多指定教授宋学的藩校机构,使程朱理学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于稳定幕府时代的封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中国相对于世界上的强国相对落后，日本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但是但是自清朝建立以来，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逐渐在世界上落伍，这在喜欢与强者为伍，向强者学习的日本人眼中也成为蛮夷。“东亚共同体”自那时已经渐渐崩溃。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三国在文化上已经分道扬镳，逐渐没有了在政治文化上共同的认同。日本的文化是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过去认同的汉唐文化在日本成为记忆中的中国，并与现实中的中国分离以后，日本人也觉得，纯正的中华文化在中国已经消失。却在日本延续下来。他们通过衣服、音乐、礼拜之制、万世一系的皇族与政治合法性延续，以及知识阶层对中国经典与朱子之学的理解等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批判．这滋长了明治之后他们作为亚洲文化盟主的信心。在文化上，对于“华夏”和“夷狄”也不按照地理空间来划分了。那个在汉唐时代可能曾经是文化共同体的 “东亚共同体”已经渐渐崩溃。但是中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在文化思想层面对日本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中日两国政治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道家、儒家、法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主张。道家提倡顺乎自然，“ 无为而治”；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主张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儒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糅合各家学派的观点，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兼容道家合理思想的“大一统”的新儒家思想体系，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与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德治政治文化相适应，和为贵、中庸之道、和而不同的政治思想，大一统、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的政治价值取向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要内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国际主义思想。国际主义体现在外交上，是把外交政策放在对国际事务理解的基础上。从

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中国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包含了深刻的国际主义思想，是国际主义精神与和平理想的完美统一。和平外交意味着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将首先考虑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体现了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主义主张。

日本主义作为日本政治文化中的重要特征，与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国际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日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实质是强调大和民族的优越性，主张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认为“日本是世界之神国的最优秀国家和民族。”［4］与日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是日本排外的政治传统。日本人将世界划为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内外分界线十分清楚。对内，日本人可以相互协调以取得各方平衡，对外，则以日本为中心，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武力侵略他国。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家、民族、集体至上观念始终占主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的政治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集体主义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以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核心，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集体主义原则作为当代中国的政治行为准则，同植根于私有制、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利益的日本式集团主义有着本质区别，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融合。

日本政治文化重要的特征是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这在二战前更为明显。“神道思想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实践以及支撑它的生活态度和理念” ［5］但日本近代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一把“双刃剑”，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如果被过分推崇并走向极端化、沙文化，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的正常的政治生活和理性的政策理念。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也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基础和政治理念，成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在国内蒙蔽、欺骗国民，驱使国民为其侵略战争卖命的意识形态工具。仅管在二战以后的在民主改革中，日本的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被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皇集权、军部擅权的法西斯专政体制被废除，政教分离，神道与国家政治分离，西方政治民主、和平思想的传播，议会内阁制的政权体制的建立，普选制的推行，这一切都有助于民主和平的政治文化在日本的形成。至少在国家政治外交的层面，神道思想 ［4］［5］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和民族主义的影响已经大为削弱，不再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思潮、民族心理的深层，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也存在着积极与消极、正面与负面的多方面作用，不应、也不可能简单地一概而论、以偏概全。不能不注意的是，冷战后在日本政治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神道思想和民族主义似乎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步伐放缓，经济进入泡沫阶段后日本的这种神道主义和民族思想逐渐发展成为新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是以继承日本历史上的集团义主义为重要特色的。

集团主义在历史上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核心。日本人历来习惯以集团的原则行事，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日本集团主义重视协调，强调个人在处理与集体之间的关系时，个人以集团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思想根源于日本的地理空间狭小，各地域在古代又相对封闭各有其界。加之日本是个岛国，自然灾难多发这就要求在集团内的人们加强合作共同面对灾难。集团主义使人们注重内部团结，有时甚至需要压抑个性来迎合集体的“和谐”。集团主义是日本民族力量的核心。［6］所以日本的这种集团主义相互协调只是集团内的协调，对集团外并不存在协调关系，所以实质是以集团形式表现的利己主义。日本式集团主义表现在各个领域，家族国家观是其中之一。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各届政府强化了天皇制家族国家观，从而使得日本人对天皇的极度崇拜，把天皇看作是神而不是人，及至二战后天皇制的保留，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仍然是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对于集团所作的决定，如果导致不良后果，只有集体才能承担责任，这就削弱了每个有承担后果的责任感。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上，集团主义的表现就是无人负责任。由于集团主义强调集团高于个人，个人的能力被无限放大，个人的责任被无限缩小，导致日本“一亿人总忏悔”以推卸责任的错误战争责任观能够出现。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主张厚德载物、兼容天下，由此铸就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民族价值观。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很好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在国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逐渐合为一体，成为激发中华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实现民族复兴的纽带。这种民族主义不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是 ［6］[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追求国家独立、自由、发展，与其他它民族和平共处的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当代日本以日本主义为核心的新民族主义则是狭隘的过度的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优劣论等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其他民族都应拜倒在日本大和民族脚下。日本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应把日本文化推向全世界，使日本精神适用于全世界，使天皇方式适用于一切国家。新民族主义认为日本应成为主导全球事务的政治大国，日本应确立对世界的霸权，一句话，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民族优越感，鄙视其他的民族，不愿与其他民族平等和睦相处。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春秋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积极倡导和谐思想，天下一家，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追求的美好境界。在“和为贵”的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进一步继承了传统政治文化中重“ 和谐”的价值理念，在国际关系处理中，倡导不同国家和民族和平共处，反对动辄使用武力，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建立国家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日本的传统思想中也强调“和”的精神 ［7］，日本人自称为“ 大和”民族，就是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为贵”思想。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反映在政治价值观上是一种“ 中庸之道”，强调各民族和谐共存、维系现状；而日本政治文化中的“ 和”中纳入了竞争，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西方达尔文主义规则。在内政上，日本是求“和”的，为各方的利益平衡，派阀间可以相互协调。而在处理与他国的关系上，“和”被排除在外交政策取向之外，崇尚的是以武力为手段的尚武精神，尚武精神不但在战败前的日本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当今日本欲迈向军事大国的企图上同样是表露无遗。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现代先进科学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文化日趋理性。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集中表现如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并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等等，主导着未来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

［7］］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三、中日政治文化认同是东亚共同体发展的基础

在目前全球性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和扩大的趋势下。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观的东亚地区的合作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一地区外忧内患，恩怨沧桑，历史问题也一直影响着中日之间的正常关系，新的问题又频频产生。只有秉承和弘扬东亚价值观，强化“东亚意识”。才有助于东亚各国走出困境；否则，在错综复杂的全球化进程中我们将失去机遇。进一步说,东亚各国家要在这方面历史感情方面相互理解,在地缘利益方面相互密切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60年。但是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核心的中、日二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并直接导致了中、日国家间持续的政治冷淡。仅管新一任日本首相鸠山对外宣称不会参加靖国神社，但是以往各届政府持续参加靖国神社，窜改历史教科书，无视历史事实的做法，深深地伤害了深受日本侵略过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也导致东亚各国人民对“大东亚战争”负有责任的日本失去信任。日本要想真正回到亚洲，就必需正视历史事实，承担其战争责任。此外。在相互交往中还必须注意到基于地缘关系的差异所导致的各国民众不同的心理状态。此外东亚各国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共同体意识”。有着共同的文明基础的东亚两个大国，相信中日之间差异和分歧终究是可以克服的，共同的利益需求当然是一个重要素。但基于对未来利益的认知和勇于迎接全球化挑战的、有着敢于面对历史事实的勇气则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区域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潮流，处于起步阶段的东亚合作面临一些问题实属正常。尽管在建立怎样一个“东亚共同体”和如何建设的问题上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重要的是。各国业已就建立“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它表明东亚共同体已不再是一个梦想．而是正在由理想变为现实。

目前东亚在建立“共同意识”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一方面东亚各国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历史问题的存在也对这种共同意识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如前所述，由于从十七世纪后半叶开始东亚地区的中日朝三国已经在文化认同上分道扬镳了。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这几个国家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物质文化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这正是导致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一直难于真正有效开展．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太低，从而导致这一地区成为潜在的冲突地区。而要打破这种局面。恰

恰是需要东亚各国努力建立“共同意识”，从而加强合作，消除各自内心的芥蒂。才能保证这一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364516.htm?fr=ala0 [2] 邵亚楼.文化认同与东亚共同体的构建.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12月第4期.[3] 罗纳德·1·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日］松村明.大辞林,三省堂,1988.[6] [美]埃德温．奥．赖肖尔．当代日本人—_传统与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7] 赵宝煦.“和为贵”、“中庸之道”“武士道”精神——关于日本政治文化的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19949,(4).

第五篇：传统武德文化与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传统武德文化与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

发表时间：2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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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03-01 12:00:02 来源：中广网 作者：

在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的创新发展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武德文化是在创新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的。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承载着中国历代军人不懈追求崇高价值的人生理想，清晰地展现了军人所奋斗的价值目标、价值实现途径和价值评价标准等完整的军人价值观体系。其发展的规律性与价值特性，对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军人政治导向的时代内涵，坚贞不移地忠诚于党。任何军队都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所以任何军队的军人价值观，都是为了军队有效执行历史赋予它的政治任务而确立的。因此，从古至今各个民族、各个阶级的军队，无论是否明确规定军人价值观及其政治内涵，其军人价值观的政治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从先秦时期的“尊主安国”、“保人利主”，至封建社会的“忠君报国”，再到孙中山的“捍族卫民”、“忠爱民国”等，其政治内涵无不是随着历史发展的变迁而改变。与中国传统武德文化不同的是，当代西方军人核心价值观在话语表述上往往竭力回避和模糊它的政治内涵，这种表面上所谓的“远离政治”、“非党化”，实际上本身就是政治，是作为整个阶级的资产阶级政党“党化”的使然。我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鲜明地把忠诚于党放在首位，赋予了中华传统武德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党指挥；尤其在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进行价值观渗透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要努力锤炼坚定不移忠诚于党的品格，这是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第一要义。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时代内涵，真心实意地热爱人民。以人为本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历代兵家所崇尚的最高价值理想。《孙子兵法·地形篇》中说，“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国之宝也”；《孙膑兵法·月战》开篇即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武德文化的以人为本有其丰富的内涵，既包含对人民群众的高度重视，也包含对军人“励气”、“贵德”、“尚和”、“精武”等军人素质方面的要求。爱民是以人为本的精髓。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不仅重视“民”的价值，而且更重视将爱民的价值追求付诸于军人价值实现的武德实践之中。但是，古代武德文化更多的是把爱民作为一种价值实现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满足治军安民、攻取战胜的需要，因而还不能把“爱民”彻底灌注于武德行为之中。我军是人民的军队，在继承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基础上，赋予了以人为本新的时代内涵，确立了以热爱人民为核心的军人价值观，开辟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以“服务人民”为优良传统的先进武德文化的新境界。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矢志不渝地报效国家。“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是任何阶级的军队都共同信守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同朝代、不同性质的国家形态，但是就普遍意义而言，为捍卫祖国、民族利益而捐躯献身的军人，总是被历史所讴歌，为人民所怀念，为后人所垂范。我军是在“救中国”的民族呐喊中诞生和发展的。无数革命军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拯救中华民族的人生征程，前赴后继，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鲜血和生命，谱写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的壮丽诗篇。把报效国家规定为革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和我军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对于当代革命军人来说，就是要在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基点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坚决维护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军人价值实现的途径，义无反顾地献身使命。价值目标和价值实现的途径，是价值观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坚持价值目标和实现途径的有机统一，才能有效地实现军人的价值。中华传统武德文化揭示，“精忠报国”、“捍族卫民”主要解决的是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是价值目标；“和军制胜”、“矢忠必勇”等，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当兵、当什么样的兵，怎样打仗、打什么样的仗的问题，是价值实现的途径。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不仅要牢牢把握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的价值目标，而且要明确价值实现的有效途径，并努力付诸实践。献身使命就是当代革命军人价值实现的基本途径。军人使命是厚重的历史责任，是一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军人价值目标的具体化和集中体现，是军人伟大而神圣的价值担当。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华传统武德文化就是一部传承使命文化、激发强烈使命感的教科书。“马革裹尸还”的献身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烈气节，“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价值担当，“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的忧患意识，以及无数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中国军魂，无不是一部部献身使命的武德篇章。

——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要牢牢把握军人价值评价的标准，科学自觉地崇尚荣誉。荣誉是道德的最高奖赏，也是价值的最好证书。对于荣誉的追求是社会文明进步、个体人格完善的重要动力。高尚的人们往往视荣誉为生命。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武德文化传统的国度里，荣誉在军旅人生中有其特殊的价值魅力。“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等，都告诉世人，军人的荣誉重于生命。荣誉对军人有强烈的召唤力和吸引力。中国古代武德教育之所以十分重视“明耻教战”，就在于激发军人崇尚荣誉，扬荣抑耻，奋发进取，创建功勋，已成军旅人生之不朽,价值之升华。武德荣辱千古事，军中将士应先知。我们是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既要牢牢地把握好军人价值评价的标准，更要自觉地传承和发扬中国历代军人珍视荣誉的优秀传统，树立科学的荣辱观，崇尚荣誉、珍惜荣誉、创造荣誉，争创一流、建功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