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湾政治生态变化浅论对台传播

第一篇：从台湾政治生态变化浅论对台传播

从台湾政治生态变化浅论对台传播

时间:2010-03-10 11:52:00 作者:;来源:

● 田 嘉

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坐在讲桌后，静静地听一位台湾女生说台湾民众对大陆为台捐款一无所知：“就像您刚才说的大陆给台湾的那些好处，没有媒体报道，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呀。”

“不会吧！那可是11亿元人民币啊！”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现实，语气既惊讶又无奈。

笔者曾不解，难道海峡对岸的同胞们感觉不到我们的热忱？为什么惠及台湾的政策接二连三，却换不来台湾民意上哪怕一点点正向改变？其实，不是感觉不到，只是不知道。

四年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在《不得不说的台湾》中写道：“一道长长的光谱，从„深绿‟变„浅绿‟，从„浅绿‟逐渐转„浅蓝‟，再化为„深蓝‟。„深绿‟是那坚持台湾独立大叙述的人，„深蓝‟是那拥抱中国统一大叙述的人，在今天的台湾，都是少数；占大多数的，却是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不信任任何„绝对化‟的价值观的人”①。

在这现实的光谱下，对台传播的目的是为了争取“中间那一大段不能用颜色来定义”的民意，但显然，没有起到很大的效果。

对台传播及其渠道

本文所指的对台传播仅指新闻传播领域，包括两方面：一是面向台湾受众的传播，二是面向大陆受众关于台湾的传播。内容上，前者重在对台政策和大陆发展，后者重在台湾政治局势；目的上，前者为唤起台湾民众的归属感，后者为使民众关注、了解台湾。

2002年，曾唯一“落地”台湾的大陆电视媒体央视四套，和凤凰卫视一并被剥夺了“落地”权。《人民日报》曾入岛发行，还未等其酝酿已久的“台湾版”和读者见面，就与新华社一起被禁止驻台采访。陈水扁执政8年，大陆媒体的声音几乎无法传播到海峡对岸，只能依靠网络和台湾媒体报道，传播渠道几乎截断。

面向大陆，报道多援引自台湾媒体，展现了台湾政治“意见多，声音杂，而且目光如豆，心胸狭隘，谁也不服谁；派系多，族群林立与对立，排他性与斗争性特别强”的特点。②

对台传播在台湾失语，在大陆过言，结果是台湾民众并没有受到大陆媒体传播的影响，而大陆民众过于谨慎地看待台湾，台湾发出的一丝一毫的声音都成了政治信号。

台湾政治生态发展阶段

笔者以为，政治生态是指一个社会关于政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政党与政党之间关系状况和变化的社会态势。台湾的政治生态，伴随着民众从“高政治意识”进入“无政治意识”，也在不断转型。

1.一个党的“天下”——蒋介石统治时期

1945年，日本结束了其对台湾50年的“皇民统治”。光复并不意味没有怨言，怨言源于国民党统治上的“两弊”，一是腐败横行，二是外省人得势。“二二八事件”③显示了台湾民众抗议专制的“高政治意识”。但从1949年台湾“临时戒严”起，整整38年，台湾再没有任何不同于执政党的声音发出。当然，此时台湾民众的“统一”意识最强，蒋介石曾说：“台湾和大陆本属一体，骨肉相关，休戚与共。”

2.转型起初——蒋经国统治时期

1977年蒋介石逝世，进入蒋经国统治时期。蒋经国执政风格与其父并不相同，他开启了台湾政治的“声音放开”、“本土化”和“戒严终止”，从一党专制转变为多党民主。“声音放开”是解除“党禁”和“报禁”；“本土化”是为了缓解台湾民众对国民党排外统治的不满；“戒严终止”则促进了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民意选举成为台湾政治的关键。

3.变味的“本土化”——李登辉统治时期

李登辉的执政总结有两点：一是台湾的“政治改革”，二是抛出“两国论”。“政治改革”的一大手笔是进行国民党的“本土化”，与蒋经国不同的是，其目的是排除异己。即便如此，国民党内部斗争还是使新党从中分出。

4.两岸关系骤冷——陈水扁统治时期

国民党自身的分裂及其“黑金”政治带给台湾民众失望和“换个党做做”的心理，把“台独”视为“精神标杆”的民进党上台。陈水扁执政的8年成为“台独”势力最猖獗的时期。台湾政坛对骂声此起彼伏，结果是民众的“无政治意识”。

5.国民党告别在野——马英九上任

2008年被看作是两岸关系回暖的契机，虽然马英九一上任就宣布“不统不独不武”，但在两岸谈判上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增加了和大陆的交流，包括经济上的“三通”。

台湾政治生态变化与对台传播

在台湾政治生态所处的不同阶段，对台传播也表现出各阶段不同的特征。

1.1949年至1979年：唇枪舌战

此时两岸以电波交战，一打心理战，勾起台湾民众思乡之情；二打舆论战，驳斥国民党的宣传观点。大陆最早的对台广播开办于1949年，比台湾对大陆开办广播早一年，双方报道均存在夸张和不符实现象。

2.1979年至1989年：各执一词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同时主动停止军事对峙。“唇枪舌战”开始趋于缓和，媒体论战减少。这十年的对台传播可谓“执己之词”，两岸记者几乎没有机会踏上对岸。1987年台湾记者首次采访大陆，大陆记者还未有机会访台。两岸报道都唱各自论调，不再互相攻击。

3.1989年至2000年：频繁交流

两岸新闻界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是1989年的海峡两岸新闻教育座谈会。大陆记者1991年首次赴台。1992年，台湾放宽了两岸交流的限制，大陆记者通过申请可以访台进行采访，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CCTV4）被允许“落地”台湾，对台传播有了主动渠道。

4.2000年至2008年：闭门倒流

陈水扁上台后，对台传播对人情世故报道得越来越少，台湾政治斗争或趣闻越来越多。CCTV4于2003年6月在台被停播，紧接着《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驻台采访也被中止，对台传播的主动渠道再一次不复存在。

5.2008年至今：有望自由

两岸关系回暖后，对台传播渠道也呈现出新的可能。5家中央媒体、2家福建地方媒体每批各派2名记者赴台驻点采访。2009年10月28日，台湾方面宣布了放宽赴台驻点限制的措施，包括“免除大陆驻台记者赴外县市采访须事前申报”、“同意让大陆记者自由到台湾各地采访”等。

结论与建议

就1979年两岸结束对峙状态之后的对台传播进行总结，笔者认为，“以情动人”改变民意基本没有实现，并且在短期内还看不到实现的可能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30多年媒体对峙的影响今天依然存在。2.受众分析不准确，对台传播依照大陆媒体平时传播的套路和话语体系，传播效果甚微。3.新闻报道中意识形态过于明显。

基于以上原因，就对台传播的有效性，笔者试提出如下建议：

1.对台传播应该关注日常生活，如要达到“以情动人”，唤起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还要靠日常报道，而不光是冲突报道。

2.对台传播应该按照台湾民众易于接受的叙事方式，形式活泼。

3.对台传播应该以事实为主，注意观点平衡，以新闻为主，评论为辅，多展示而不是多灌输。民意改变是建立在充分了解之上的，目前对外传播还处在帮助台湾民众和大陆民众互相了解的阶段，越过这个阶段进行思想灌输是不现实的。

注释：

①龙应台：《不得不说的台湾》，《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2005年5月25日

②孙云：《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两岸关系》，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5页

③“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在台北查缉私烟时，打伤烟贩群众各一人，激起民愤。群众要求严惩凶手，未得答复。次日，群众请愿遭卫兵开枪射击。全岛出现抗官排外事件，并有暴力发生。南京国民党政府接到事件报告后，将其定性为“叛乱”，派出军警血腥镇压。史称“二二八事件”，被看做是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斗争激化的标志。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第二篇：政治传播中的媒介权——论台湾政治广告的运用

【 内容 摘要】 本文对 台湾 大选中 政治 广告的背景与策略的运用进行了 分析、列举，指出负面广告的危害。希望通过对台湾大选中政治广告的分析 研究，进一步认清其政党权力之争的实质。

【关键词】 台湾大选；政治广告；广告策略；负面广告 时值新千年之际，台湾大选闹得沸沸扬扬，从中可以发现很多 问题。其中颇受指责的是“金钱政治”，各竞选人为获选票投入大量的金钱来提高支持率，这中间政治广告的费用占了很大的比例。政治和传播是相互 影响 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有 社会 制度都要对媒介进行控制，媒介往往掌握在一定的社会团体手中，通常是统治阶级手中，因此，社会制度决定了传播制度。①大众传播是社会体制结构的一个中心部分，媒介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的体制核心，传播制度对社会制度发挥着相当程度上的能动作用。②广告作为 现代 社会的一种信息传播形式，被运用到各个方面，政治领域也不例外。本文希望通过对台湾大选中政治广告的分析研究，进一步认清其政党权力之争的实质。

一、台湾大选中政治广告运用的背景

政治广告是政治说服的一种形式，是指政治人或其支持者通过购买媒介的时间和版面达到宣传观点、塑造形象等目的的一种商业行为。为了激起民众参与，获得民众支持，领导者当然要了解如何将其意识形态传输出去，以唤醒民众，建立团体意识，得到民众衷心的拥护，并维持他们牺牲奉献的热忱。政治广告的影响多直接从媒体而来，是由来源（通常是一候选人或政党）透过大众传播媒介，购买机会来向受众传输政治讯息，继而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或行为的传播过程。

政治广告的影响，可分为认知的、情感的和行为的影响三种层面。从说服的观点为来看，认知的即是知道、理解的过程，情感则是态度上的联结，行为方面 自然 是记忆、实行。政治广告的情感成分是否发挥效果要视人们对这政治来源者的评估而定；行为方面的具体影响是选民投票支持，看完政治广告后愿意多寻找相关资料，捐款给竞选总部，说服他人等。2000年是台湾的大选年，政治广告在选举期间极受重视。在这段时间里，每个候选人都使出浑身解数，欲利用各种 方法，把自己推销出去，而候选人能控制新闻的机会少，想上报、上电视的心虽有，机会却难求；同时，新闻内容又受媒介制约，自己能掌握的少，只好花钱寻求媒介曝光的机会，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将自己政见中最贴切、中听的一部分表达出来。除广为传播其人品与政见外，更加强支持者的信心，给自己选举总部的工作人员打强心针，增加士气。因此从事竞选者只要金钱允许，莫不跃跃欲试。1992年“立委”选举，候选人经费低则千万新台币，高则达两三亿元。1996年3月，李登辉自导自演台湾“全民公投”，用不正当手段，获得第8届“总统”。李连配候选，仗着媒体优势强化曝光率，李连配的旗帜看板遍布全省各地，选举文宣费用高达20亿至30亿新台币之间。③

台湾的媒介多是媒介家族 企业 或是政商结合型，媒介主管与政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甚至是政府直接创办，至于被各政党操纵的大众媒介，其政治倾向性也比较明显。最典型的是在2000年的选举中，各报纸如《 中国 时报》、《自由时报》和《联合报》多少都有各候选人的政治广告，而《中央日报》从2月1日到3月17日，除了连战的广告外，其余候选人的广告一则也没有。在台湾选举中，候选人不但要塑造自身的形象，有时更会利用各种手段打压对手，破坏对方形象。同时，政党之间有时也会因为利益关系互相利用，进行联合。不论是联合还是攻击，都会表现在广告上。在2000年台湾选举中，竞选广告大战可谓烽火四起，各候选人耗费巨资，一拨又一拨地推出各式各样的广告。在 理论 上有三种人不会做广告：一是根本没有钱，二是自知绝对选不上，三是有绝对把握百分之百能选上。除了上述三种情况，只要是花得起钱有希望但又不确定能选上的候选人，大多会利用广告来扩充票源。因此，在五组候选人中，其实只有三组候选人即民进党的陈水扁、国民党的连战和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在打广告大战。在这三组候选人中，连战利用政党行政管理体系，和庞大的党营事业资财，控制某种程度国民党党政军铁票。宋楚瑜原是国民党党员，后“背叛”国民党，以独立人身份参加选举，因而国民党对他恨之入骨，虽然宋声望颇高，然而缺乏党政资源和主导文宣的媒体，迟缓提出切实可行的施政纲领，受到国、民两党“总统”候选人的庞大势力夹击。陈水扁庶民性格以及变幻的策略，对民众有相当的煽动性和影响力。另外，陈水扁旁观李登辉、连战如何把大陆籍国民党中新生代精英宋楚瑜等铲除，以期渔翁得利。陈水扁内外媒体追捧，曝光率升高，可以获得重复式的宣传效果。但是陈代表民进党的“台独”主张，不管如何变换遮眼术，威胁海峡两岸稳定和中国统一，给台湾人民带来梦魇和危机，这种不安定因素也是影响其选票的最大障碍。

二、政治广告的策略运用

1.报纸广告在竞选中占主导地位

2000年台湾大选的三位候选人连战、宋楚瑜及陈水扁为扩大自己的影响，不惜花重金塑造形象，从2月16日～3月15日的29天内，台湾的各大报纸刊登了大量的广告，如《中国时报》84条，《自由时报》79条，《联合报》81条，只有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略少些，也有28条。④除了数量，各候选人也很重视版面，竞选广告通常打在头版或是报题旁，就算没有在头版做广告，在其余版面的广告通常也会是全版广告，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加深选民的印象。

候选人对于报刊的选择，除了考虑金钱外，还要考虑候选人与报纸的关系。例如，《自由时报》创刊以来就以“台湾人的声音”自居，但它对李登辉个人的支持其实更让人印象深刻。这次“总统”大选，《自由时报》也全力支持连战，宋楚瑜“舆票案”一出，它更是各家报纸中出现最多批宋内幕消息的。在广告方面，从2月16日～3月15日的29天内，《自由时报》没有一则有关宋楚瑜的广告，而头版有关连战的广告则多达11条，其他版面的广告有29条。另外，陈水扁的头版广告虽有14条，但全部为报题旁的小栏广告，从中不难看出《自由时报》的立场。而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则更为典型，在29天内的广告全是连战的，其余两位选人一则都没有。不过，也有例外，拥宋色彩明显的《联合报》，虽然在选举期间不断为宋楚瑜的劳工政策做宣传，选举结果出来后，打破报刊编辑常理，在第二版全面报道宋的落选，第三版才是陈水扁的当选感言等消息。但是，在广告方面却也没有厚此薄彼，在29天内，《联合报》在头版刊登了7条广告宣传连战，在其他的版面共有27条，而对楚瑜，头版刊登了9条广告，其他版面共有20条，陈水扁在《联合报》上刊登的广告相对较少，头版只有1条，其他版面也只有13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民党有足够的金钱和强大的政治势力，能在竞选对手的后方阵地上做宣传自己的广告。2.报纸、电视跨媒体合作影响选民投票

台湾电视普及率达9963%。⑤候选人购买有线电视广告时段，或走马灯字幕自我推销；或主办广播电台、电视台竞选节目，与听众交流，以本人的形象与言论，影响选民投票。报纸与电视广播跨媒体合作，在公众会场举办候选人电视竞选辩论，跨媒体深入报道和现场转播，在较短时间和以较 经济 方式，动员全社会选民，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对参选人的理想抱负、性格和实务能力进行检验和观察，经思考和冷静的比较，做出投票决定。一般而言，五成的选民在一个月前就确定投票的对象，近半数在一个月内或者10天左右做一次修正，或有几次改变，才确定投票给谁。对复杂的选举，做决定的时间有早有晚，选民可能因为接触了更多的选举信息，或者受到他人鼓动、说服，因而临时改变投票决定，约有1/3游离票是竞选双方或多方的相互争夺的票源。县城乡镇居民不常看报纸、电视，街道文宣如候选人旗帜、标语、宣传单，招摇过市的宣传车，可争夺路人稍纵即逝的注意力，成为选民记忆候选人名的最佳工具。选民难以了解其政党和候选人复杂的政策议题，此时地方行政帮派人际以及电视影响左右这类选民的态度。都市选民态度来自媒体传播和行政党派、人际关系。各政党或媒体的选举网际网站花样翻新，争取大专院校师生、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在投票关键时刻，媒体密集大篇幅报道候选人广泛接触选民、登山、巡视社区、升旗、求神、拜佛、车队游行宣传，歌舞秀、脱口秀，强化候选形象和造势，最大限度地拉拢家庭妇女、闽南人、客家人、宗教界、原住民、退伍老兵等族群游离票。

第三篇：台湾政治媒体化评析

台湾政治媒体化评析

MG1106021 中共党史 熊超

摘要：政治媒体化是当代商业媒体与政治关系的极端形态。台湾政治媒体化的生成与运转无疑都合乎世界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从台湾与大陆特殊的时空政治环境又决定了台湾政治媒体化的生成与运转又有其自身的特点，极具民族和地区特色。本文从政治媒体化理论概述，台湾政治与媒体融合的发展阶段，台湾政治媒体化的表现及其实质等方面对台湾政治媒体化作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政治媒体化 阶段 表现 实质

一、政治媒体化理论概述

政治媒体化是当今媒体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揭示了新闻媒体与政治治理不可分割的关联,政治越来越受媒体的控制,媒体也演变为政坛的斗秀场。政治媒体化已逐渐普泛为一种时代特征。

政治媒体化理论，是由美国学者 T i mo thyCook在5治理新闻: 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6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作者 T i mothy Cook是 W i-llia m学院的政治学教授, 他在研究了美国政治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后, 得出结论: 在美国, 建立一个客观、中立的新闻界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越来越远离现实。新闻界远没有成为第四种权力, 新闻界仅仅是游弋于政府三权中的一个政治机构, 而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政治力量。“政治变得越来越受媒体操纵, 媒体也越来越演变为政坛高潮迭起的斗秀场”。Timothy Cook进而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 称为政治媒体化。这个观察角度,将有助于人们理解现代政治的特殊本质。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社会的整合、政策的宣传、群众的发动、各种关系的协调、各种议题的讨论等, 无不依赖于媒介。政治媒体化已上升为西方政治的明显特征。从民主政治角度看,在当今媒体社会中, 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确实至关重要,并已成为现实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事实上, 各种政治主张如果不通过媒体进行传递, 已很难真正到达公众那里了。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政治媒体化,作为一种现象,它是政治发展的产物, 并日渐凸现为当今媒体社会具有普泛性的特征, 同时也展现了政治传播的一种新的操作方式；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它则揭示了在媒体高度发达、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今天,新闻传媒与现代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

二、台湾政治与媒体融合的发展阶段

1、国民党威权体制下的台湾媒体与政治。

1949-1987年，台湾实施长达38年的全面戒严，严厉控制政治体系内的言论和思想。1950年颁布《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杂志管理办法》规定：“凡诋毁政府首长、记载违背三民主义、挑拨政府与人民感情，散布失败投机之言论及失败之报道，意图扰乱人民视听，妨碍戡乱军事进行或诲淫海盗之记载，影响人民秩序者皆查禁之。”为了将社会舆论和民众思想控制在其意识形态范围之内，除掌握党营和

【1】军方报纸之外，国民党政权对主流媒体进行政治拉拢和经济保护，使主流媒体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侍从。比如，国民党政权自1951年6月开始实施“报禁”政策，通过“五限”方针——“限纸”、“限价”、“限张”、“限证”、“限印”，以限制申请登记证和限制纸张的方式保障既有报纸经营者；对既有的报纸经营者，则以“限张”、“限印”为制约，确保其不越雷池，在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拉拢。国民党政权一方面通过严厉的出版法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确保台湾社会言论整体的沉默，另一方面，对既有的主流媒体采取胡萝卜政策，确保其在预设声道内发出声音。

因此，威权的国民党“党国体制”控制媒体的特点：“一是透过党政军三头马车控制大众媒体；二是枪杆子和笔杆子并重，一方面用军警特镇压异己，一方面用媒体塑造特定的世界观；三是行政命令与所有权操控，对于频道、资本、人事到内容巨细靡遗的管；四是意识

【2】形态与市场牟利兼具的广电特权，实为恶质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

2、报禁解除之后的台湾媒体与政治

国民党执政当局通过官控商营的方式将台视、中视和华视操纵成为宣传其政党和政权意识形态的工具，将电视媒体限制成为党国政治体制的侍从。

早在报禁解除之初，民进党就要求开放电视频道资源。报禁开放后，康宁祥创办的《首都早报》因缺少生存空间而倒闭，民进党急于寻找更有效的发声管道，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要求开放电视频道。首先，民进党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向国民党施加压力，强调三家电视台对民众社会抗议活动的报道所持之负面态度，引发民众的抗议。其次民进党注意收集三家电视台播发有关国民党和其他党派新闻，通过比较发现所占比率相差悬殊。以此作为指摘国民党垄断电视媒体的证据，证明开放频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最后，民进党在舆论上做足准备的同时，还采取实质性行动冲破国民党对电视频道的封锁。1990年3月，张俊宏表示“将竭力突破广电禁忌”。同年，9月23日成立全台湾21家民主电视台联合会，10月25日正式开播。这样，民进党在不同层面发起全民声讨国民党的电视垄断行为，使电视频道开放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和政治事件。在此压力下，国民党“新闻局”多次表示将与军方协调开放无线电视频道。1997年6月11日，“民视”作为民进党与国民党斗争的政治胜利品正式开播。民进党打破了国民党对大众媒体的垄断，拥有了影响力强大的电视媒体。反对国民党对无线电视台的官（党）控催生了民视，民视创立之初也定下“股权大众化”的资本构成方案，虽然民进党声称绝不发展党营事业，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民视的民进党色彩，民视是民进党政治斗争的阶段性成果和继续斗争的渠道。3、2000年实现政党轮替后的台湾媒体与政治

政党轮替、政治权力者角色转变，质疑者和被质疑者的角色也要发生互换。在野时民进党的挑战性议题——无线电视政策改革，现在则改由在野的国亲两党共同主导，成为向执政的民进党步步紧逼的重要政治议题。受到反对党和社会力量的双重谴责和敦促，民进党当局只能佯装附和这一议题，避免招致更严重的指责。此番由反对党主导的广播电视媒体政策改革行动还达成了执政者、反对者、社会民间皆能接受的共识——成立一个独立于政治干预、中立监督媒体组织的机构。这样，成立“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进入议事日程，但NCC得职能和组成人员等问题再次成为“朝”“野'利益争夺的焦点，造成旷日持久、纷争不断的权力争夺战。

民进党打着“全民党”旗号，标榜“民主、进步”以区别于国民党，于2000年上台执政。民进党不愿意放弃政治继承而得到的大众媒体主导权，又不得不兑现竞选承诺，在社会运动组织和在野党的推动下被迫进行媒体政策改革。“《广播电视法》修正法出台、公共电视集团改组及NCC成立是各方政治、社会力量之间角逐、竞争、妥协的【3】结果，其间纠结着复杂为妙的利益计算”。这些改革措施的有限揭示了台湾大众媒体依旧深陷于政治漩涡，客观、中立的媒体独立地位还只是愿景。

三、台湾政治与媒体融合的表现及原因

1、炒作议题、影响舆论。

媒体议程主导政府议程。传统受人关注的政府议程对媒介议程的主动影响 ,在政治媒体化的框架下 ,已开始颠倒过来。一个事件、一场论战 ,必须依靠电视媒体的报道 ,才会成为政府的议题。在某个时期 ,媒体对某一问题的集中关注 ,即议题设置 ,带动公众舆论对这一问题的呼吁 ,致使政府议程不得不遵循媒体议程。媒体发动——受众关注——政府瞩目 ,这已成为西方许多国家政府议程产生的模式之一。“台湾媒体经常被特定政党或人士所利用，针对近期发生的重大

【4】或敏感议题大肆炒作，很大程度上引导社会舆论走向”。例如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进程中，涉及两岸的话题，也依然是媒体关注的话题。原先国民党为了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刻意凸显温情脉脉的粉红色，主打民生牌，走中间路线，并未过多涉及 “统独” 议题，但现任领导人马英九2011年10月17日在主持“黄金十年”系列记者会正式抛出两岸和平协议的政治议题，本意在于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推动和平发展，但却给民进党提供了舌战 “统独” 议题的契机，于是很快马英九的真实想法被反对阵营偏移，概念被偷换，意义被模糊。蔡英文两度发表声明，指出“和平协议”将台湾人民的未来推入政治险境，民进党还借机挑起“公投”议题。特别是绿营媒体借此大做文章，意外炒热了“统独”争议，蓝营媒体则帮助蓝阵营与绿色媒体过招，于是这一话题在一段时间持续发酵，燃起了民间的争议，化解了前期绿营的尴尬**，非但没能帮国民党加分，反而让选情受创，进退两难。

2、塑造政党及政治人物形象。

媒体主导政治人物的命运。媒体通过主导政治竞选 ,决定政治人物前途。媒体通过政治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形象的塑造 ,来 “制造” 政治领袖。在现代社会，媒体是信息的主要传播载体，报道的角度、内容往往可以改变人们对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看法。因此，政党或政治人物常常借助媒体的操弄，宣扬政党主张，突出政治人物个人形象、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从而影响选民。台湾媒体在塑造政党及政治人物形象方面突出的表现在爆料和揭弊上。媒体具有爆料功能，它给岛内社会带来正反两方面影响。以2005年高捷外劳暴力案为引爆点，TVBS电视台连续2年报道民进党高层和陈水扁家族弊案，很多名嘴利用采访得到的内部消息几乎每天爆料，以嘴巴办案，岛内因此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贪倒扁”浪潮，受此影响，民进党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大败。不过，近年来岛内媒体大肆爆料，屡屡侵犯个人隐私，滥用新闻自由情形严重，给社会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

3、影响选举

媒体在选战中能够激发选民的投票意识，影响其投票意向，凝聚支持者。同时，媒体还可以充当特定政党、特定候选人的“快速打击部队”，用来造势、抹黑、打击政敌。在台湾不成熟的选举文化中，候选人为了胜选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在投票前夕制造诬陷对手的突发性事件，并立即通过媒体公之于众。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的“三一九枪击案”事件、2006年高雄市长选举前的“走路工”事件，都是因为媒体在事发后铺天盖地的宣传和扩大，最终影响了选举结果。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各种各样的媒体将大量的信息如“轰炸”般不断向受众发布，这些媒体决定着受众能接触到的周边信息。所以要影响受众，最好的手段就是掌握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的一切媒体。竞选活动既是传播行为当然离不开媒体，而且竞选活动是短时间里一决胜负，属非输即赢的零和游戏，从而要求候选人必须在短时间内动员所有可能的媒体为自己服务。不论是候选个人抑或是政党团体，在广告投资上的水准都有逐年提高的趋势。面对选举，各种媒体既是政党、候选人使用的重要宣传工具，也是媒体招徕受众、扩大影响甚至获取利润的极好机会。所以，大小媒体都不会“自外”于选举，都会积极的介入选举。台湾两大阵营的持续抗争，亦使各主要媒体对选举的关注常年化、固定化，一次选举刚结束马上就展开下一次选举的话题，并锁定各自的“天王级”、“重量级”人物持续关注其一举一动。台湾各主要媒介介入选举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刊载各政党和候选人的竞选广告。由于政党的电视竞选文宣由“中央选举委员会”统筹分配，杂志受到出版周期的限制难以产生“第一时效”影响，所以报纸成为候选人登载竞选广告的最具实效性的媒体。二是对选举情况进行报道，对选举形式加以评论。台湾各主要媒体对于重要选举用“滚动新闻”、“现场直播”的方式都作出及时、全方位的报道。同时，各主要媒体还开辟专栏，或以专题的形势，对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综合评述。三是互动参与，政策辩论。候选人之间，媒体与候选人之间经常利用电视进行互动，举办“电视辩论”，为候选人提供阐述政见或重要议题进行辩论的机会。四是预测选举结果。

【5】台湾各主要媒体往往在选举前根据民意调查结果，对其作出预测”。

四、台湾政治媒体化的实质和影响

无论台湾媒体在两岸特殊的政治时空环境下拥有怎样的媒体环境，但其生成与运转理念移植于西方，与西方媒体一样宣扬着“自由”、“共和”与“多元”的价值观，台湾政治体制也与西方相类似，所以台湾政治媒体化的过程的实质仍然是少数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社会资源，进而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过程。这一实质对台湾政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著名学者罗伯特· 达尔指出的 ,如今 ,主要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决定 „„都是由极少数人做出的。决定国家政策的是一小部分的政治精英 ,权利精英或行政精英 ,他们比普通人更富有 ,受到更好的教育 ,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与德国精英理论家 ,社会民主党人罗伯特·米歇尔斯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有着一致性。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社会和政治资源不是分散而是集中的 ,也就是说权力精英能够控制社会各种资源 ,实现最有效的统治 ,而且 ,权力精英集团是封闭的 ,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寡头统治。少数利益集团占据商业 ,文化 ,军事的上层 ,拥有着与其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巨大影响力。他们控制着媒体与政府 ,以媒体造势 ,以政府为手段 ,引导公众 ,营造一种有利于其目的的实现的氛围。“无论是媒体还是政府 ,在某个角度而言是实现和维护权力精英利益的有利工具。或者说 ,无论是政府媒体化还是媒体被政府所控制 ,其实反映的都是寡

【6】头们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在那里 ,所谓的自由 ,民主更多的是精英们的自由与民主。

在台湾，这突出的表现在 “党政军退出媒体” 运动上。此事件要追溯到2000年，那时候的民进党作为一个草根政党，媒体力量不大，因此在大选中喊出了 “党政军退出媒体”、“媒体中间路线” 的口号，以吸引选民。在获取政权后，更呼吁媒体中立。尤其在电视媒体方面，积极地推动无线电视台 “公视化”，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媒体力量多半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当政后，曾一再声称 “党政军退出三台” 的民进党却加紧 “绿化” 媒体，扩大 “绿色媒体” 的数量，掌控公有媒体，建立起为民进党政权服务的媒体新秩序。于是，宣扬台独的蔡同荣兼任了 “民视” 董事长、“立委” 张俊宏兼任了环球电视的董事长，陈水扁的亲信接管华视和台视两大公营电视台，李登辉的女婿赖国洲进入台视担任董事长，不少民进党骨干也被安排到台视担任重要职务„„这充分显示了所谓 “党政军力量退出媒体” 不过是政治力量角逐中的噱头而已。归根究底，台湾的媒体基本上都属于私有，属于商业媒体，因此利益首当其冲。在畸形的媒体生态、极度饱和的市场对其造成的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私人资本主导的商业媒体当然不会为社会整体利益而损害自身利益。

媒体与政治的相互影响 ,使得二者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对媒体而言 ,走到了社会责任的反面。利益集团对媒体和政权的双重主宰造成了公众对媒体的不信任 ,对政治的冷漠与疏离 ,也使台湾政治文化慢慢走向走向衰退。

参考文献：

【1】徐国源，“政治媒体化”：政治与媒体的双重逻辑【J】，江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2】佟文娟，过程与分析:媒体与台湾政治民主化（1949-2007）【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95-96页.【3】管中祥，新自由主义下的台湾媒体改革运动【J】,台湾史料研究,2005年3月.【4】陈玲，台湾媒体的政治化刍议【J】，新闻界，2012年第7期.【5】史卫民，解读台湾选举【M】,九州出版社，2007:108-109页.【6】唐志君，论当代西方媒体与政治的融合【J】，山东教育学报，2007年第1期.

第四篇：台湾七色政治光谱分析

萧功秦：从深绿到紫色：台湾七色政治光谱分析

自1998年到2006年，我曾经三次到台湾从事学术访问，作为一个关注两岸统一大业的知识分子，我根据自己在台湾的亲身观察，以及与台湾各界人士的恳谈，注意到台湾人在两岸关系上可以根据从急独到急统的分类，大体上划分为深绿、中绿、浅绿，浅蓝、中蓝、深蓝、紫色七种类型。下面对他们分别作一些介绍。

一，深绿派，即台独的基本教义派他们中的中坚分子是一些年纪已经七八十岁的“皇民”，这是一批有“台独使命感”的人，有“传教士”一样的执着态度，李登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深绿派要求建立台湾独立国家，凡是与中国大陆有关的一切事物，均在他们摒弃排斥之列。他们的人数大概占全台湾人口的3-5%。为了实现他们台独的目标，他们甚至盼望流血冲突，并且，在他们看来，这种冲突是越早越好。用他们的话来说，台湾人迄今为止，对大陆的共产党只有“不满”，或者说是“不喜欢”，而从“不喜欢”到 “仇恨”，需要经过流血这一阶段。只有在与大陆的对抗中流血，才能制造两岸之间的族群仇恨，完成台湾独立的使命，他们还认为，民族国家建立需要悲情。流血的效果深刻而强烈，极易上升为仇恨。而这正是台独事业所需要的。他们说，所有的国家的民族独立都要经过这一流血过程，“二二八”流血事件最终造成了国民党的下台，美国脱离英国也是如此。“台湾独立什么都不缺，就缺仇恨。有了仇恨，就有了独立”。

如果你问他们，为什么两岸之间流血不会导致大陆对台湾最终以武力统一，而是分裂成独立的国家？深蓝派会回答，只要台湾流血了，美国人按其保护自由人权的理想主义的天性，就会来帮助台湾人打抱不平，从而卷入战争。如果你对他们说，由于美国卷入两岸战争，就会像在伊拉克那样，陷入无法脱身的困境，因此，美国不会轻易出兵卷入两岸战争。他们的回答是，美国完全可以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通过远距离的常规武器的精确打击与威慑，来迫使中国让步，每天定点精确轰炸大陆的几个军事与工业重点目标，迟早会使中国让步，中国炸美国的核弹只有二十颗，而美国炸中国的核弹则有二万颗，两者力量不成比例，中国决不具备与美国全面决战的实力。这种看法在台南一些深绿派人士中尤其普遍。他们甚至认为，布什即使不喜欢陈水扁也关系不大，因为决定战争的权力在国会，而不是在总统。美国人天性上决不会让共产军队侵占自由台湾而不管，当年日本打中国，美国都不会不管，何况是受台湾关系法保护的台湾。深绿派甚至希望让台湾“菲律宾化”，成为美国的附庸，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桥头堡。他们非常善于把握机会来煽动民间对大陆的不满。二，中绿派是那些具有台独理念但又具有机会主义性格的人们，几年以前，在台湾人看来，陈水扁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台湾人一般认为，陈水扁当选为“总统”初期，还并不是台独基本教义派，他由于处于“总统”的既得利益地位，必须承担起对台湾全岛的“安全责任”，因此，他与基本教义派保持一定的距离。一方面，基本教义派需要陈水扁，而陈水扁又在选战中需要得到基本教义派的票源支持，两者之间在选战时期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政治联盟。但选战结束以后，陈水扁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激进台独派保持距离。陈水扁可以说是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具有台独倾向性，另一方面，他的“总统”地位与角色，又决定了他必须是一个“务实”政客，否则会威胁台湾地区的利益以及他本人的地位稳定，使两个特性之间统一起来的因素就是机会主义。我在台湾听到对陈水扁最多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可以对陈水扁作如下估计：一方面，当美国亮出底线后，他不会碰这个底线。陈水扁不会在任内去宣布台独，另一方面，他的台独倾向，以及他需要激进台独派的支持，这又会在“不碰国号”的框架下，去做“制宪”的事。他也决不会从此“安分”。当政的民进党人士中的多数人属于这一派。（不过，现在的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陈水扁正在走向急独，这也是机会主义者在一定情况下的表现。）

三，浅绿派是那些价值心态上倾向于台湾独立，但有更强的现实感，意识到台独的现实的可能性太少，台独风险太大，成本太高的人士。他们对大陆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清楚的认知，其中不少人与大陆已经有了相当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实际生活使他们更为务实，更少“理想主义”，他们与中绿派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中绿派决不会主动去寻求与大陆之间建立建设性的两岸关系。而浅绿派则在发展两岸建设性关系方面更为积极，但其前提是，台湾在两岸关系的未来格局中，必须享有独立共同体的权力。根据我的观察，来大陆投资办厂的本省籍台商中的大部分人士，尤其是来自台湾南部地区的人士，均属于这一派，虽然表面上他们并不这样表示。另一类浅绿人士是对大陆“打压”台湾不满而产生亲民进党倾向的人士，他们对大中国并不反对，甚至自己承认是中国人，我在苗栗一家茶馆见到的一位具有浅绿观点的顾客，他在交谈中对我说，如果你们把飞弹对准美国与日本，我没有意见，你们把飞弹对准我们，我们台湾老百姓又没有犯你们，我们台湾人每天生活在大陆飞弹的阴影里，这叫我们怎么不反感大陆？这种逆反心理也是从中间派向浅绿派转化的一个因素。根据我在花莲东华大学的了解，台湾持浅绿与浅蓝的观点人占全部选民的大多数，但近年来从浅蓝向浅绿的观点转变的趋势已经出现。

四，浅蓝派。如果说，浅绿派在坚持中间立场的情况下，比较亲近民进党。那么，浅蓝派则在坚持中间立场的情况下，在政治上比较同情国民党，而对于民进党抱有更强的批评态度。他们尤其对民进党不择手段的选战行动抱有反感。他们认为台湾民主已经走进了不正常状态。浅蓝派的中坚力量是国民党籍官员的下一代，其中又以外省籍的留学回台专业人士为其中坚力量。台湾各大学教授大多数是外省籍第二代，他们大多有留学美国的经历，他们中持浅蓝观点居多，这与他们的阶层构成有关。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甚至包 括认同“国民党中国”而形成的国家认同感，以及“国家（中华民国）自尊心”，他们不愿意接受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独立特区的安排，（即使这种制度安排要比香港宽松得多），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现实感，由于台独可能导致的“牺牲太重，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前景叵测”。他们也决不愿意冒险支持台湾独立。一方面，他们对民进党投机主义十分不满，另一方面又觉得国民党在两次选战中的表现象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而深感焦虑。一方面，他们既不愿意回归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下的自治区的体制中来，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台湾独立”后的变成受人歧视的“准犹太人”待遇，他们处于深重的矛盾之中。尤其是外省籍的专业人士与中产阶级是浅蓝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与浅绿派共同构成台湾的中间派，此类中间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接受某种程度的模糊的形式上的统一，也可以支持不统不独的局面。这种中间派在台北市、台湾中部、北部占有大多数。台湾的中间派以中产阶段为主体，比较温和务实。

中间派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一，如果未来大陆经济与台湾差不多，并完成了他们所说的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两岸归为同一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二，如果数十年后，大陆前景不好，台湾独立并不会有太高的风险与成本，他们也会支持台独的前景，但这些均不是现实中的事。三，在目前的条件下，他们也并不希望现在就与大陆统一，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在他们看来，台湾不妨保持不统不独的局面。四，如果要在中期建立与大陆统一的关系，他们所能接受的可能模式，则只能是一种松散独联体模式的邦联制模式，或者是比欧盟模式更加紧密一些的类欧盟模式。而主张维持现状几十年不变，以后有机会看情况而定，则是他们心里最想说的话。

目前，台湾大多数人可以归入此种中间派。如果以他们作为争取对象，则有可能与台湾当局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最具选票优势，然而，如果两岸矛盾日益尖锐，形成强硬对激进的格局，如果两岸关系进入准战争边缘，那么，中间派的影响力将在两岸发生冲突中不断被边缘化。因为一旦出现流血，他们就会两极分化，中间派将出现失语状态。

五，中蓝派。国民党的忠实党员、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人士，追随连战、宋楚瑜的人士，均属于这一派，他们是政治上最不得志的一群，数年以来台湾民主化的实际情况，使他们充满挫折感与失落感，族群分裂，民主失败，政客们机会主义的表演，出尔反尔的行为，两岸关系恶化的险情日益接近，这些都使他们十分痛苦，他们中有好些人对我说，他们已经很久不看电视了，因为只要一看电视，他们就会很痛苦而又无能为力。一方面，他们十分不满民进党，另一方面又对大陆不能在前些年放宽条件与国民党谈判深感不满，W教授是中蓝派人士，长期以来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他对我们五一七声明所表达的“共享一个中国的尊荣”的平等态度很为感慨，他说，当年国民党发表的《国统纲领》的建议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为什么那时中共不能谈，一定要搞“矮化”台湾的“一国两制”？即使现在你们大陆想以此为基础与民进党谈，陈水扁还不干。我们当年国民党要求大陆的，也不 过就是平起平坐而己。他表示了十分感慨。不过近年以来，随着马英九在政治上的崛起，给国民党带来了一些生机，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比过去更为积极乐观。

六，深蓝派，国民党时代的老官员，退休公务员，外省籍老人，他们一般出生于大陆，但他们已经在台湾政治生活中完全被边缘化，失去了影响力。虽然，他们常常受邀来大陆访问，其实，他们在台湾生活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

七，紫派。所谓紫派，指的是深蓝中夹杂了若干“红色”。一些退役老军人属于此类。这里泛指那些来自大陆、政治认同于国民党，对民进党台独倾向抱有极其强烈的反感、由强烈的对家乡的依恋感，而产生对“一国两制”完全认同的人士。他们常常以作为中国政府与国台办的坐上客为荣，他们时常会从口中说出一句“一国两制好”，大陆人以为他们代表了台湾的大多数的民意，并由于他们的强烈反台独情绪，而产生对台湾社会民情心态的误判。我曾见到过这样一位典型的紫派人士。这是一位可敬的八十余岁的老人，他强烈地抨击民进党的台独政策。他说台湾总有一天要回归大陆，但可能他看不到了，但希望能快些回归，使他能看到这一天。他还说，回大陆老家看到家乡变化如此之大，他觉得共产党伟大，虽然自己是地主家出身，父亲在大陆受到镇压，全家都吃了许多苦，但他说他回大陆亲眼看到共产党治国的成绩，他也服了，他说，“当年参军报国，不也为的是国家富强吗？”他说，“解放军赶快过来，三个月就可以解决问题。要快动手，让美国没有还手的时间。”“当年中国解放军先解放台湾，再打四川，就不会有现在的台湾问题了。”“把台独分子抓起来，送去劳改！”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对中国大陆强烈的民族情感依恋，使这位在内战时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台湾老人，此刻却把统一看作高于一切。在他看来，即使是共产党统一台湾，也比分裂为台独要好一万倍。在他看来，祖国统一是神圣的，不可讨论的，不能通融的，为了统一，党派政治界线早就该“一笑泯恩仇”了。听他们的谈话，不少大陆人来的人会有一种温暖感，甚至还会产生一种对知遇者的谢意。但问题在于，这些老人早已进入古稀之年，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已经被彻底边缘化，几乎没有任何现实影响力。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值得尊重钦佩，但解决问题，已经不能按他们的思路。必须正视台湾总体的、占优势的思潮。

对两岸关系的若干思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台湾当局与一般民众难以接受我们所预想的以台湾作为一个省的“一国两制”安排，另一方面，台湾浅绿与浅蓝共同构成的中间派，占选民大多数的事实，在非危机的常态情况下，他们对选情有决定性的影响力，“统派不统，独派不独”在台湾各阶层中已经成为基本趋势，另一方面，又在美国有效压力下，（也即在我们间接压力下）台湾当局也不太可能直接去宣布法理上的台独；而深绿派人士急独派由于年岁己高，将渐渐淡出台湾政局，而民进党中的温和势力将会在近年持续内上升，（民进党的新生代，例如谢长廷等人，即使一旦掌权，有可能采取不但与李登辉，而且与陈水扁拉开距离的政策倾向。）两岸紧张的险情，在近几年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

鉴于我们以往采取的“远距离威慑政策”（即用我的话来说“隔岸扔石头”政策）不但收效不大，而且容易被台独派利用来激发台湾人的悲情与对大陆的逆反心理，并以此为基础来为台独造势，强化对大陆的疏离感（以往两次选战，他们这样做屡屡得手。）；鉴于以上种种因素，通过温和的方式来吸引中间派的支持与合作，以此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路径选择，应该是更理性的选择。由于台湾温和的理性的中产阶级的力量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对两岸关系最终能和平解决抱有足够的信心。

我们应该让台湾方面保留对中国概念有各自解释的空间，并在这一前提下，先展开非政治事务性谈判，可以在一中各表或暂时隔置主权争议的条件下，直接诉之于两岸事务性谈判。这种加强两岸接触的举措可以加强两岸的联系，通过这种加强了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反达来再影响社会大众，对未来统一会更有利。

由于浅绿蓝在台湾选民中占有绝大多数，因此，争取中间派人心，通过与中间派合作，避免最坏的可能，促成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应该是我们两岸关系大政的基本着眼点。事实表明，在非战争条件下，远距离飞弹威慑战略，效果虽然有，但并不大。加大强硬刺激往往会加深两岸紧张，在双方强硬的互动的过程中，坚持中间派立场的人将被迫迅速边缘化。其结果对两岸关系并无好处。

台湾的青年大学生群体越来越走向务实，这是近年来我所观察到的重要社会心态变化，因为这些人是将来台湾的知识精英阶层，他们不同于那些台南的出身于农民的企业家，只以做生意为本位，并不问政治。对两岸关系政治影响并不大。相反，现的这些青年大学生知识分子会在台湾未来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活中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台湾政治的未来属于他们，与若干年前受激进理想主义台独思潮影响的台湾青年人相比，新一代青年学生更为世俗化，更为务实，对两岸关系更少情感上的投入，更少偏激情绪，他们对于大陆并无过多的成见，因此，如果他们有机会来祖国大陆生活学习一段时间，亲身感受一下祖国大陆的实际生活，他们对祖国大陆有更亲切的印象，并构成他们更为正面的生活经验。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对大陆是相当有兴趣的。

当旧外省籍人士由于年岁而退出历史，他们可以是保持两岸亲和关系的有生力量，而且，加上他们对自己的亲属朋友的影响，其影响就更广泛。台湾青年也会从中感觉到大陆与自己联在一起。（完）

台湾的“七彩”政治光谱

台湾地区的政治学学者，根据“政治光谱”的原理，对台湾地区各主要政党的“政治光谱”进行定位。在左的方面，台联党位于极左一端，民进党则是中左；亲民党是中间偏 右，国民党则是中右，新党则处于极右的一端。这种分析，倘是以政党的阶级性质而论，是有一半对但又有一半错。对的部分，是民进党的确是属于信仰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细览其《党纲》，撇除其“台独党纲”部分内容，大部分内容都是与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相接近的。实际上，民进党的许多骨干成员都是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追随者，因而民进党《党纲》是充满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福利社会主义的内容，包括民主选举、人权、公平开放的福利社会、环保等，因而得到了劳工、农民和中小企业主的支持。而国民党则是代表资产阶级及地方阶级利益的政党，与其在大陆时期的性质相近。至于台联党，其实其阶级属性与国民党基本相同，实质上它就是国民党分裂出去的，因而把它摆在“政治光谱”的“极左”一端，实在是天大的笑话。

但台湾地区的政治学者所设计的“政治光谱”，并非是以政党的阶级属性为依据，而是以其对待“统独”的态度来划分的。因此，其“政治光谱”上的“左”，就是“绿”亦即“独”的同义词，而“左”即是“蓝”亦即“统”的同义词。为此，有政治学者更进一步将台湾民众的“统独观”细化为“七色彩虹”，即深绿，中绿，浅绿，浅蓝，中蓝，深蓝，紫色。其中“深绿”是“台独”基本教义派；“中绿”是具有“台独”理念但又具有机会主义性格的民进党多数骨干成员；“浅绿”是那些亲近民进党，价值心态上倾向于“台独”，但在现实心理上却又意识到“台独”能够实现的可能性太小，进行“台独”活动的风险太大、成本太高。“浅蓝”则是在政治上比较亲近国民党，对民进党抱有较强的批评态度。以上“浅绿”及“浅蓝”则是所谓的“中间派”，他们中占台湾选民的大多数。但近年来由“浅蓝”向“浅绿”的观点转移的趋势已经出现，而且在“五都”选举中更是明显。他们一方面认同国民党“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观点，另一方面却又不愿意接受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的安排，即使是这种制度比港澳两特区要宽松得多。

“中蓝”是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及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追随连战、宋楚瑜的路线。他们一方面不满民进党，另一方面又对大陆不能在九十年代放宽条件，认可“国统纲领”和“九二共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致错失时机，导致让民进党有机会上台并籍此“废统”及推翻“九二共识”，“台独”思潮泛滥，而深表不满。“深蓝”是过去国民党执政时代的老官员、退休公务员、第一代外省藉人士。“紫色”则是在“深蓝”中再掺杂了一些“红包”，支持“一国两制”，是极端“统派”，但人数极少。

（澳门《新华澳报》12.20富权文章）

第五篇：台湾文化的变化

摘 要：节日是相对于平常之日而言的，台湾传统节日文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由于主政者的更迭和社会力量的推动，台湾节日文化的内容有一些改变，但在两岸和谐共处的大前提下，从有利于两岸沟通交流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努力建构一个开放的、自由的节日公共领域，在提升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感、增强节日的娱乐休闲功能及开发节日的经济社会效能三个方面注意其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台湾；节日文化变迁；未来趋势。

节日“是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并穿插于日常之间的日子，节日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历日，就在于这期间饱含着特定的风俗、习惯……节日的组成要素可以划分为下列三项：（1）特定的日期；（2）祭祀或纪念的对象，包括相关的神话、传说、俗信、禁忌等观念性要素；（3）人们相沿成习的仪式性的、社交性以及娱乐性的活动。”[1]202由此可见，节日这种特殊的日子因为有了文化的内涵而被传承、解构与重建。当代的节日大体可分为传统岁时节日和现代纪念节日两大类，“根据台湾„行政院内政部‟公布的„2007年纪念日及节日表‟，台湾登记在案的节日，大约七八十个。”[2]93其中属于传统岁时节日的主要有民族性节日，如除夕、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宗教性节日，如妈祖诞辰日、保生大帝诞辰等；属于现代纪念节日的主要有政治性节日，如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台湾光复节、行宪纪念日等；行业性节日，如教师节、记者节、护士节等；人物纪念性节日，如孔子诞辰纪念、国父诞辰纪念、蒋介石诞辰纪念等；国际性节日，如妇女节、儿童节、劳动节等。

一、台湾节日文化内容的变迁。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岛历史上曾与祖国大陆连为一体，原住民其实是最早的一批从大陆东南沿海直接进入台湾的人。……台湾人大多数是明清以来的移民，人口中的78%祖籍来自闽。……此外，台湾还有大陆其地区的移民，大多是在1949年前后去台湾的，他们深受中华文化熏陶，到了台湾后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播，使之深植于台湾。”[3]97这说明，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有极深的渊源，因此，台湾传统节日文化必定带有不可磨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主政者的更迭和社会力量的推动，台湾节日文化的内容也有一些改变。主要表现在：

1.政治性节日的“强化”与“弱化”。在台湾，国民党执政时期，非常重视国父诞辰纪念、蒋介石诞辰纪念这样的节日，每到类似节日全台湾都要遵照一定的仪式和程序进行纪念，随着国民党在台湾政治力量的式微，这些纪念日逐渐遭到弱化，民进党上台后，更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去权威”乃至“去中国化”，2007年，台湾“内政部”废除了与蒋介石有关的节日。对于和“中华民国”相关的节日，如“国父诞辰纪念”同时又是中华文化复兴节和医师节，国民党执政时通过几节联过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的目的，在节日当天既有肯定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活动，也有庆祝中华文化复兴和医师节的活动，到陈水扁当政时基本忽略前二节而只庆祝医师节了。二二八和平纪念日则是民进党试图通过新设这样的一个节日，以此来提醒台湾民众对那段历史的回顾，强化台湾民众与祖国大陆的冲突；“民进党和台联等独派政党将3月14日定为„反侵略日‟；2007年，将7月15日定为解严纪念日，这两个节日的制定，是为彰显„台湾主体‟而特意创生，主事官员曾指出：这两个纪念日一是凸显中国（大陆）对台政治军事威胁打压，一是象征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自由，足以形

成强烈的对比。”[2]95由此可见，台湾节日文化的政治性因素极为浓厚，节日成为执政者手中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

2.节俗的独特性及内涵迁移。台湾的传统节日主要有除夕、春节、端午、中秋、清明等节日，由于大陆也有这样的节日，两岸许多节俗是一致的，但台湾也有自己的特点。如春节，从农历腊月十六到正月十五，台湾民间称为“年兜时节”。腊月十六，台湾人要做“尾牙”，这一天一般公司会宴请员工，以慰劳其一年的辛苦劳作，家庭“则要烧„土地公金‟以祭福德正神（即土地公），全家人聚在一起„食尾牙‟，往往少不了的食物是润饼和刈包。”[4]台湾的宗教信仰浓厚，民众有到庙宇上香膜拜的习俗。“有些庙宇会在除夕夜先将庙门关闭，并将神明的主炉以红纸封起来，直到事先向神明请示的子时吉刻届临，才将庙门打开，早就持香挤在门外的虔诚信众，蜂拥向前争着插上第一炷香，此称”抢头香“。据说抢到头香的信众会受到神明的特别庇佑，获得好运。”[4]节俗的变化体现了地域的特色，但有些节日内涵的迁移，则明显含有政治的目的。如光复节本是纪念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的节日，“蒋介石时期，光复节的庆祝内涵中，多用来昭示„新生‟和„反共复国‟的象征符号与行动；蒋经国执政时期，光复节意义衍生为„爱国精神‟的表现；李登辉及陈水扁执政时期的光复节，渐次加入了„台湾经验‟与„台湾主体精神‟乃至„台湾独立‟的意涵。”[2]963.节日文化的时代性变迁。台湾春节时也吃“年夜饭”，称为“围炉”，“以前是在桌子底下放炭炉，现在则以火锅或电磁炉取代。一家人热乎乎地围坐一桌共餐，和乐团圆，兴旺隆盛。……过去台湾民众严守传统，大年初二嫁出去的女儿必然带着孩子回家，近年礼俗之事大幅简略，尤其父家和娘家两地相隔越来越远，舟车劳顿，初二就不一定回娘家，而是另觅他日再补便是。”[4]由此可见，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将传统的节日习俗适度地改变，而且经济社会中的消费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单一化了节日文化的内涵，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节日文化表现出节日体系中西方节日的增加、传统节日方式的变化，节日重心发生转移等现象。如台湾的七夕节，主要习俗是乞巧、祭拜七娘妈（织女的化身）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因为台湾社会形态的转变，大多数与七夕有关的习俗都已经逐渐消失，最后仅仅在台南地区仍然比较明显地持续保持着。但是近20年来的商业炒作，将2月14日西洋情人节的做法完全移植，包括赠送情人首饰、礼物、巧克力、鲜花、卡片等。”[5]11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的演进、文化的交流及理念的传播中，节日文化出现时代性变迁是不可避免的。

二、台湾节日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

台湾的节日文化在当前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但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两岸和平共同发展的目标下，台湾节日文化无疑是打造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石之一，因此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大体应在以下三方面加以注意：

1.提升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感。在当前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形态转变，西化思潮等影响下，台湾的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都知之甚少，更遑论对传统节日的感觉了，西方节日盛行而传统节日式微就是一个明证，尤其让人担忧的是台湾一些民俗学者对具有中华传统色彩的节日文化的改写，如刘还月认为台湾端午节“龙舟赛其实与屈原无关，主要是习自平埔族人。”[6]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如果不能平衡而一味

抛弃传统，那么台湾人民将面临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既不能因为全面西化而成为西方人，又因为抛弃传统而丧失存在的特征，尤其要警惕和提防所谓“文化台独”，它无疑是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否定，要坚决反对。台湾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抛却母体的做法只能是让台湾失去存在的根基。

台湾和祖国大陆文化源流相同，因此，利用传统节日来提升民族文化自觉进而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是可行之路。“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7]这意味着台湾节日文化必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在政治势力的渗透消解下坚守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倘若我们希望保护产生它们的信念，我们就要始终重视各种程式、象征、习俗，以及必须被不断重演和再现的仪式。”[8]台湾法定节假日中规定的传统节日主要有除夕、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节日都是大陆也有的，并且两岸的节俗仪式也大体相似，这种相似就是两岸同根生的最好注释，也是造就两岸共同的集体记忆的根源。

2.增强节日的娱乐休闲功能。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过快，平日人们的精神压力比较大，因此节日期间有必要通过各种轻松娱乐的节俗来释放压力。中国传统节日历来体现了欢乐祥和的特点，在众多的节日中也有许多流传至今为人所喜的娱乐活动，例如元宵佳节，舞龙耍狮，赏灯猜谜。据有关资料介绍2009年元宵夜，台湾由北到南沉浸在五光十色的花灯和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在台北，夜幕刚刚降临，台北灯会的主灯“哞哞牛”就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点亮。在高雄，灯塔、烟火、水幕电影秀、花灯竞赛、冰灯展、祈福灯廊等精彩活动一一上演；码头上，聚集了灯会最具特色的宵摇火车、观光船；灯车游行则包括了学校的旗鼓乐队联合表演。台北县平溪放天灯祈福是台湾元宵夜的传统节目，今年元宵夜的主题是“让天灯照亮两岸”。台南的“盐水蜂炮”很出名，蜂炮像蜂窝，可以高达十几米，装填成千上万的炮仗。放炮时参与的民众需要身着防弹背心和戴头盔，可在轰鸣飞蹿的蜂炮中穿梭体验“万炮穿心”的感觉，对喜欢冒险刺激的年轻人有很强的吸引力。“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扣人心弦，在台湾，划龙舟活动已成为锻炼体力及团队精神的运动，观赏龙舟赛也成为合家参与的休闲活动。2007年，祖国大陆宣布中华民族传统民俗节日也予以放假，两岸同庆中华佳节，在这些节日中常有连线两岸时空的文娱节目播出，让两岸人民在放松的心态下增进了解，加强交流，共度佳节。

3.开发节日的经济社会效能。台湾地区的法定民俗节日都有一至三天不等的假期，节日体系的制定表现出政府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与重视程度，这一点对于保护传统民俗尤为重要，另外假期的自由时间及人们可以自由出行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实际上”台湾这四个重要民俗节日（除夕与春节实际上是合并的）成为台湾地区民俗活动最活跃的时间点。“[5]11台湾在与祖国大陆的交流中，从2005年开始首先利用节假日实现了两岸包机及至2008年的直航”三通“，在两岸共有的传统节日中，大陆与台湾人民也共同举办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如2007年厦门就在端午节前夕举行”嘉庚杯“和”敬贤杯“龙舟赛，台湾的6支代表队也参加，在此期间还举行首届海峡两岸端午文化论坛和舞龙、舞狮、秧歌、腰鼓等民俗表演。因此，利用节日文化加强两岸沟通，实现社会效能不仅可能而且确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