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利主义中看基督教传播

第一篇：从功利主义中看基督教传播

从功利主义中看基督教传播

一、基督教与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有广义、狭义的分界。广义上的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功利价值、以功利为衡量事物价值尺度的价值观。而狭义上的功利主义是指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所谓最大善的计算则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仅是‘负的快乐’。”[1]

那功利主义究竟和基督教有什么关系呢？基督教强调的是心灵自身的净化，也就是通过人与神的接触、忏悔来寻求心灵的慰藉与快乐，如果按照边沁的理解功利主义内涵“幸福最大化”，在追求幸福这一点上与宗教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也就是说这样的慰藉与快乐也可以算是功利主义的一部分，那更不用说那些因为畏惧末日审判或是犯罪过后期望得到宽恕的人，这样的相信更是功利主义的部分。而且在《圣经·约伯记》中也体现出神早已预示到这一切，耶和华在天上临朝，上帝的众子侍立在旁，撒旦也在其中。耶和华提及他的忠仆约伯，说道“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①。撒旦却就约伯的忠诚向上帝挑战，指控约伯只为了物质利益才事奉上帝。上帝若容许他把约伯所拥有的一切都夺去，约伯必定会舍弃忠诚。撒旦就是因为看穿了多数信徒对于物质的追求，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向上帝提出了质疑。虽然最后约伯依然对上帝保持了忠诚，但是凡是出现在《圣经》中的必有其道理，而撒旦所说的有其存在的价值，也充分体现出了其实在基督教信徒中，依然有着大量的因为追求功利而信奉神的人，约伯的忠诚就是为了警示不诚心信奉的世人。“神迹”或“特殊的感应”对民众皈依基督教信仰具有催化作用。[3]它只能影响人们去开始相信基督教，但这种相信很快就会因为困难而动摇。例如《圣经》的《出埃及记》中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民走出埃及，以色列人在开始是真心的信奉上帝还是因为畏惧上帝所降下的神迹才跟随摩西？他们当初就是希望跟随摩西出埃及后能得到更好的生活，但却一一违背上帝戒律，而当遇到生存问题时就第一时间质疑耶和华，这不是典型功利主义的特征吗？

所以，只有那些得到神的感召，通过灵与上帝沟通的人才是真正的信奉上帝的人，而那些出于任何目的，不管心灵上的慰藉或者是物质上的追求，去信奉上帝的行为，都是与基督背道而驰，但当今社会却拥有大量的这类人，而又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批人，在宗教的传播上就应该采用与以往不同的方式。

二、基督教传播中的功利主义

如果说功利主义直接体现在基督教文化中，这确实很难找到任何的论据支撑，但是却不能排除基督教在传播手段中没有碰触到功利主义的范畴，或有目的性地针对特定人群的需求来传教。从民众最初接触基督教信仰的动机与途径来看，大多数人是在生活或生命处于危机或困境之下开始接触基督教信仰的，可以说，基督教信仰最初是作为“逃遁的武器”为信仰者所选择和使用。[4]例如，许多留学生到了海外，总会有牧师主动上门关照，给予心理辅导，邀请其参与教会活动，甚至提供食物，住宿等帮助，让留学生们开始接触基督教，从而传播 ①《圣经》中约伯记：1:8 教义，让留学生们开始信教。西方很多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就利用了留学生的特点——内心的寂寞空虚，留学生需要内心慰藉，传教者就利用这些“内心慰藉”去达到传教的目的，去完成自己心中所谓的“使命感”，获取内心的满足与受人尊重的快乐。双方都带着目的地去完成各自心中的需求，从而基督教也在不知不觉中通过了功利主义完成了传播。

在基督传播的过程中，功利主义是最须要避免的，也是最难以避免的，因为大多数人选择继续笃信基督的动力，要么就是与神的真实交流（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如此），要么就是带有目的性的功利，或许是心灵的慰藉，也或许是物质的追求，但不管怎么样，没有这份功利的动力，就没有持之以恒的坚持。所以利用功利主义可以算是最简单而又最便捷的手段，让人去开始接触基督教，相信基督教。

不过，当今基督教传播方式的扭曲与当今社会的转型有很大的关系，不能单单责怪传教方的功利。随着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社会节奏逐渐加快，人们压力越来越大，单纯的传教已经不能让烦躁的都市人静下心来去领会基督教的教义，而功利主义正正贴合了如今都市人只求结果的心理，对基督教的皈依，心灵压力的倾吐，正正成为基督教得以传播的方式。压力或危机事件的触发是现阶段民众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内在动力。[5]如果不是通过功利主义合理利用，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所有宗教在当今社会都将难以生存，而基督教传教者也仅仅是利用了“功利主义”去让人接触了解基督教，而后续的信与不信则依然由当事人决定。所以，对功利主义心理的良好把握，着实有利于基督教的广泛传播。

三、基督教功利主义在中国

钱穆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说道：＂中国自身文化传统之大体系中无宗教。＂中国古往今来作为一个大国，从来就没有宗教之说，有的都是一些大英雄主义与儒家经典著作。直到国难当前，物资缺乏的年代，人们失去了方向，这时人们需要的是一个可以让他们百求百应的神，带有强烈功利性，每个人都从自身需求出发，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特点，也是他们的需要。基督教的传入，人们逐渐转而信教，希望通过央求外地的神从而得到生命的救赎，而维持他们信仰的就是神祗的灵验程度。那怎么样才能让当时的中国人笃信基督教？针对中国人这样的特点，当时的传教士对中国人功利主义心理进行了利用，从而让基督教得以在中国迅速地传播。

方德望（Etienne Faber)神父在陕西传教时，曾通过施洒圣水的方式来驱赶蝗虫。此后因民众没有追随其教义而引发蝗虫复出。当他第二次发挥圣水的神效来彻底驱走蝗虫后，村民们折服于圣水的灵验，纷纷要求受洗，并主动在村庄里建立教堂。[6]

又如，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神父在韶州传教时，曾送一幅圣母像给一个难产的孕妇，并叫她“每天念七遍我们的父和福哉玛利亚，礼敬圣母的其次节日”。孩子顺利出生后，孕妇一家认为“无疑是得到圣母的特别帮助的”。在圣母像带来的不可置疑的灵验的吸引下，全家人皈信了天主教。[7]

这些例子都很好地印证了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基督教不通过解决人们内心的诉求，它根本就无法在中国传播，只有通过解决人们诉求的目的，才能让基督教在中国有点点立足之地，尽管这样的传教方式与教义不符，但功利主义在基督教的中国传播上确实提供了强大的推力。

功利心态提供普通民众进入基督教的门槛，对于宗教皈依来说，门槛是最重要的，如果无法吸引民众走进基督教，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后续的皈依。而一旦民众走进了基督教，就有可能在后续的礼拜、诵经、唱诗等宗教活动中，不断加深对基督教的理解，并有望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8]所以对于不同的地方国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特点，基督教要生存，就要改变，在传播方式上应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功利主义式传教也并非一无是处。

四、功利主义可以成为基督教最初传教的手段，但不能成为其的持续的方式

尽管基督教功利主义的利用，在世界上，在中国内都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但笔者认为，功利主义仅仅能作为让人初步接触基督教的途径，并不可以以功利主义性质去维持信众与基督教的关系。

功利主义的良性利用，可以成为基督教传教的重要手段，但如果被恶性利用，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例如在14-16世纪的欧洲教会发行的赎罪券，信徒以为教会掌握“功德库”，储存基督无限的恩功，和殉道圣徒的多馀有限善功，可以拨给信徒，以抵减他们犯罪应得的刑罚。当时教会就是利用信徒“原罪”的思想，恶性利用功利主义，在信徒对基督教皈依后依然利用功利主义的思想去欺骗信徒，让信徒自以为获得了救赎而从中获利，导致当时民不聊生，引发后来的宗教改革。

而在《福音时报》曾经提到：“基督教本是最不功利的，传福音却可能把功利传进去。善行是基督徒本该去行的，行善者却可能带着功利主义之心。”[9]例如现在出现这样一些现象，基督教徒在做善事、公益活动的时候，借机传教，借做善事，宣扬神的伟大与无私。他们就是利用了贫穷人民的心理，在最须要帮助的时候得到帮助，通过不断的馈赠与补贴，维持信众对基督教的信仰。在慈善本来是基督教践行圣经爱人如己的教训，是一种本能和责任，如果为了让别人信教而行善，那么就失去了行善的实质意义。“爱不是为了吸引别人来归向主，而是我们如果爱了，别人就会被吸引来归向主。”[10]神爱世人理应面向普罗大众，而不仅仅是那些有意向信教的人。

所以，笔者认为功利主义思想只能成为基督教最初传教的手段，当民众对基督教有了初步认识后，绝不能再以功利思想驱使信徒，否则结果只会与最初设想越走越远。要想维持信徒与上帝，信徒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就应该通过一系列教会的活动去感召信徒，让信徒与上帝真正建立起雅达的关系，绝不能通过功利主义思想来维持这段关系而不断满足信众的要求，这与圣经的根本思想完全不符。而通过功利主义来维持的关系是经不起风雨的审问，经不起时间的推敲，一旦与诉求稍有不符，这段关系也将随之破裂。

总而言之，在当代日星月异的社会中，功利思想已经占据了大多数人的心灵，在基督教的传播中良性地利用功利主义确实能达到让基督教发展的作用，去功利化，保持基督教的神圣性的观点在这样一个多样的社会逐渐难以立足，但这种功利主义的利用仅仅能保持在信徒刚接触基督教的阶段，绝对不能持久，当信徒全心全意服侍主的时候，就应该摒弃一切功利。

参考文献：

[1] 杰里米·边沁.《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 [M].（1789）[3] 梁丽萍.《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J].世界宗教研究，2006（2）.[4] 同[3] [5] 梁丽萍.《社会转型与宗教皈依：以基督教徒为对象的考察》 [J].世界宗教研究，2006（2）.[6] 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p138-139 [7] 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 中华书局，1983 : p 445 [8] 范正义.《试论教徒的功利心态在基督教对华传播中的作用》 [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7 [9] 于欣伟.《牧师探讨慈善与宣教:教会也当慎防陷入功利主义》 [N].福音时报，2012/05/29 [10] 同[9]

第二篇：从故事中看中西文化差异

从

故

事 中 看 中 西 文 化 差 异

一、课 程 目的 【知识目标】：让学生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思考方式。【能力目标】： 1.通过故事分析，培养学生观察事物，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

2.通过学习本课程，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一些差距，引导学生在今后的学习中

用英文的思考方式去学习英语。

3.通过场景表演，培养学生大胆运用英语，大胆表达自我的能力。

【德育目标】：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科学饮食。

二、课前准备

多媒体幻灯片

三、方式方法

1.通过英语课讲小故事，提出问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探求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兴趣和动机，为突破难点提供良好的诱因。

2.教师利用多媒体的直观性，用丰富色彩的文字和图案，有趣的内容，引起学生的全力注意，并通过提问和他们自己表演来强化他们的感性认识，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

3.要求学生上台表演，使学生能达到教材提出的新要求，四、课程内容

（一）从

故

事 中 看 中 西 文 化 差 异

1、饮食

故事一：望文生意

洋人：“你们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勤奋的民族。” 中国人：“怎见得？”

洋人：“每当我早晨经过街道，常常可以看到路旁的招牌写着„早点‟两 个大字，提醒过路上班的人，不要迟到。”

故事二：

一美国人几年前随一个香港旅游团去泰国旅游。香港游客大把将钱花在了买燕窝上。这令美国人很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对鸟的口水这么感兴趣。

故事三：吃水饺

在纽约的一家中国餐馆，一位外国朋友吃水饺用的方式是“中餐西吃”，按西餐的习惯，先喝汤；他把那一大碗青菜豆腐蛋花汤先喝完，然后开始操起他的刀叉；先用刀将每一只饺子切开，使肉馅和饺子皮分开，然后吃一口饺子皮，再吃一口馅……慢慢咀嚼、品尝，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向我（中国人）投来微微的一笑。我见状，走近问：“好吃吗？”他用生硬的中国话答：“如果再能配上一点果子酱和奶油，那会更加OK。”

故事四：外国人看麻球

有个好吃的洋人，从中国带了几个麻球回国去，逢人便说：“你们看中国的麻球，真稀奇！没有洞，豆沙是怎么放进去的？再说，你们看，这芝麻，一颗颗地贴，需要多少时间啊！”

其实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造就了中西饮食文化的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世哲学。

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西方人注重“以人为本”。这种价值理念的差别形成了中餐的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西餐的注重实用与营养性的基本特征。

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俗是以植物性食料（热食、熟食）为主，主食是五谷，辅食是蔬菜，外加少量肉食；西方人的饮食习俗是以动物性食料为主食，辅食是生菜（如：蔬菜、水果等）。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是“聚食制”；而西方是“分餐制”。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

中国人眼里的山珍海味(delicacy of the Chinese cuisine)，包括燕窝(bird„s nest)，鱼翅(shark‟s fin)，鲍鱼(abalone)，熊掌(bear„s palm)等等。其实大部分中国人也并不清楚为什么这些都是好东西，或是它们的营养成分到底在哪里。对它们的追捧恐怕也只停留在老祖宗传下的观念。而外国人觉的这些是奇奇怪怪的食物

动物的内脏 鸡心，鸡肺，猪肠，猪肚，好像没有什么动物的内脏是我们中国人不吃的。咱们中国人自己在一起吃得香，而老外就是觉得动物的内脏很恶心，只能丢弃，不能用来作东西吃。而事实上动物的内脏除了增加你体内的胆固醇含量，没有其它什么营养价值。中国人喜欢用”吃哪儿补哪儿”来为吃动物内脏辩护

众多特色中国食品中，令老外最不能接受的还是桌子上摆着的这哪里是在享用美食，这分明是让他们彻底忏悔他们对动物所施的虐刑。所以，请老外吃饭，别点那些能让他们联想到动物生前形态的菜，那只能让他们胃口全无。还有，别让他们看到小虾米。那无数的小眼睛在他们看来太恐怖了。

2、夸赞：

故事五：处处都漂亮

一次外国友人参加一对年轻华侨的婚礼时，很有礼貌地赞美新娘very beautiful，一旁的新郎非常高兴代新娘说了声：“哪里！哪里！”不料到，外国人摸摸脑袋，用生硬的中国话回应说：“头发、眉毛、眼睛、耳朵、鼻子、嘴都漂亮！”结果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第六幕：

一位学校领导向教师们介绍新来的美国老师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delighted to introduce to you a very pretty girl, Miss Brown.She is a very good teacher from the USA.对这番话，美国女教师却一脸难堪的样子。

★为什么同样是赞美，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反应呢？

文化差异：

中国人介绍来宾，喜欢用客套，褒扬的话语言辞。但美国人认为，初次结识，相互介绍，不必评头论足。凡是主观性的评论，尽管是美言，也会给人唐突、强加的感觉。对以上那番话，美国女教师感到难堪的是pretty和good两个词。在那种场合，介绍应该突出被介绍人的身份、学历、职务等，而不应该是外貌和抽象的评论。相比之下，如果把pretty和good改成实际教育背景和经历，这样的介绍句比较客观，令人容易接受。

比较下面改变措辞的介绍：

Ladies and gentlemen, I‘m delighted to introduce to you a new teacher from the USA., Miss Ann Brown.She is a doctor of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 experience of 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特别忠告：介绍客人要介绍客观事实，不要主观评论。要注重身份，不要着眼外貌。

而在婚礼上，如果有人赞美新娘漂亮，中国的新人虽然非常高兴，但嘴上却会很谦逊的说“你过奖了”，“哪里，哪里”等。而西方人却会很高兴大方的接受赞美，并道谢“Thank you!”西方人就是不了解这 “哪里！哪里！”是自谦，才只好说处处都漂亮。

3、关心

一位美国同事感冒了，中国同事表示关心

Chinese: You look pale.What's the matter? American: I'm feeling sick.A cold, maybe.Chinese: Go and see the doctor.Drink more water.Did you take any pills? Chinese medicine works wonderful.Would you like to try? Put on more clothes.Have a good rest.American: You are not my mother, are you?

文化差异：

美国人比较看中个人的独立性。受人照顾往往被视为弱者。给对方出主意或提建议时，不能使对方认为自己小看他的能力。美国人对上面第一句话的反应通常是“Take care of yourself.I hope you‘ll be better soon.”不必教人怎么做。中国人则以出主意提建议表示关心，而且以兄弟姐妹或父母亲人的口吻，或以过来人的口气，这对美国人行不通。

特别忠告：对病人表示关心，不必尽提建议。

如：1）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ve got a bad cold.2)I hope you'll be all right very soon.3)Take extra care of yourself.4、邀请：

一位美国教师在中国任教，中国同事总是对她说：“有空来坐坐”。可是，半年过去了，美国同事从来没有上过门。中国同事又对她说：“我真的欢迎你来家里坐坐。如果没空的话，随时打电话来聊聊也行。”一年下来，美国同事既没有来电话，也没有来访。奇怪的事，这位美国人常为没人邀请她而苦恼。

文化差异：

中国亲朋好友合同事之间的串门很随便，邀请别人来访无需喂对方确定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无需郑重其事征得同意。美国人则没有串门的习惯。一年内遇到大节日，亲朋好友才到家里聚一聚。平时如果有事上门，实现要有时间确切的预约。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时不礼貌的行为。因此，美国同事对“有空来坐坐”这句话只当作虚礼客套，不当作正式邀请。无事打电话闲聊也是美国人视为打乱别人私人时间和活动安排的毛燥行为。若想邀请美国人上门，应当诚意的与对方商定一个互相都方便的时间。

5、笑一笑： 中国太奇妙了

有位美国朋友访问了中国后，对翻译说：“你们的中国太奇妙了，尤其是文字方面。譬如：‘中国队大胜美国队’，是说中国队胜了；而‘中国队大败美国队’，又是说中国队胜了。总之，胜利永远属于你们。”

文化差异：中文中动词的使动，主动，被动用法都不明显，都得在特定的 语境中才好理解。而英语就有明显的不同，主要靠助动词be,do来体现

厕所文化：

一个外宾想上厕所，便对翻译说：“I wonder if I can go somewhere?”(我可以方便一下吗?)而翻译却把somewhere误解为“某处”，因而回答道“Yes, you can go anywhere in China.”(行，中国你哪儿都可以去。)外宾不禁愕然。

文化差异：

中国上厕所有很多说法：方便，洗手，出恭。在英美国家：

1.Public lavatory意为“公厕”，在公共场所，厕所门上都标有Gent’s(男厕)，或Ladies’(女厕)，有时也标有Men’s, Men’s room, Gentleman’s, Women’s Women’s room.如：Where is the Gent’s?(厕所在哪儿?)If you would like a wash, the Gentleman’s is just over there.(如果要上厕所，男厕就在那边。)2.toilet是最常用的一个词。可指“公厕”，也可指“私厕”。例如：I wonder where the toilet is.(我想知道厕所在哪儿。)3.lavatory是个客气的词，但不如toilet常用 4.bathroom是书面语。5.loo是一个口语词，在英国用得很普通，主要指私人住宅中的厕所。如：Excuse me, would you like to tell me where the loo is?(请问，厕所在哪儿?)6.powder room是美语，女士常用。如：I would like to powder my nose.就表现了美国人的幽默。

7.wash room, washing room, westroom常用于美国英语。

8.W.C.是water closet的缩写，常用于英国英语，表示“有抽水没有设备的厕所”，有时也可用手势表示，即拇指和食指圈成圆，其他三指向上，模仿成英文W和C的形态。

9.John是俚语。如：Last night I went to visit John twice.(昨晚我去了趟厕所。)10.go and see one’s aunt是俚语，常用于英国英语，表示“上厕所”“去大便”。

（二）、请同学用英语来情景表演：

1、两个新同学初次见面打招呼，互相介绍

2、你介绍你的新朋友给你的老朋友认识。

第三篇：从联系中看MOOC

从联系中看MOOC、微课和微课程

2010年8月，比尔·盖茨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Techonomy Conference)上预言：“未来五年，网络将成为最好的学校”。不到三年，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开放网络课程）、微课、微课程接踵而来。源于斯坦福的Udacity、Coursera，以及麻省和哈佛联手创办的edX——领军全球的MOOC三大主流机构携越来越多的加盟大学进入网络课程。比尔•盖茨的预言提前成为现实。

MOOC与微课、微课程是相互联系的，云计算为它们提供了大行其道的可能性，翻转课堂则为它们创立了现实的网络课程范本。MOOC就是在可汗学院翻转课堂成功实验的基础上获得灵感，又如海啸与风暴般席卷世界，放大可汗学院翻转课堂效应。

中国和世界也是相互联系的。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名校开始走向MOOC。上海市成立了“上海高校课程资源共享平台”，30所高校的学生可以在平台上选课，7门课程实现校际学分互认。中小学在高校引领下，很快从翻转课堂中汲取营养，在MOOC风暴的激情催动下进军微课与微课程，义无反顾地加入以翻转课堂、MOOC和微课程为前奏的大数据变革教育的行列中。

微课、微课程在字面上仅一字之差，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与联系。微课是微型课的代名词，来源于现实的课堂教学模式，是课堂教师授课的浓缩、搬迁与改版，本质上属于教师为中心模式。从教育技术视域考察，微课属于新一代教学课件范畴。微课程则是微型课程的代名词。其灵感来源于可汗学院的翻转课堂实验，是将原有课程按照学生学习规律，分解成为一系列具有目标、任务、方法、资源、作业、互动与反思等在内的微型课程体系。上海师范大学黎加厚老师在《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年第4期《微课的含义与发展》一文中指出：“‘微视频’（指微课——笔者注）需要与学习单、学生的学习活动流程等结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微课程’；如果离开了学生的学习活动，仅仅是录制的一段教师上课讲授活动的内容，实质是一段视频记录的课堂教学实录，可以作为一段学习材料，没有形成‘微课程’的系统”。如果从广义教育资源角度理解，微课程则是课程改革与信息化进程中的学习资源创新，是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整合为一体的新型资源。广西师范大学郑小军老师把它归纳为“一种情景化、趣味性、可视化的数字化学习资源包”。

比较微课与微课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微课是教师授课的电子浓缩版或曰课件的改良版，与十多年课件教学的结局那样并不撼动传统教学方式与人力资源培养模式。微课程则体现课程改革要求，并且支持正在酝酿中的第三代课程改革。从学习模式上来看，微课程更接近于MOOC。MOOC是一个完整的教学模式，有参与，有反馈，有作业，有讨论和评价，有考试与证书。选修MOOC可以取得学分，可以充实生活与职业生涯，“教育成为了人们基本的权利”（Coursera创始人达芙妮•科勒语）。微课程是与教学方式融为一体的，有利于创新人才培养，与未来的高等教育可能接轨得更加无缝一些。

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微课程中的资源与微课的呈现方式有着天然的联系。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微课需要跳出技术与浓缩课的藩篱，走向微课程，在课程视野观照下，思考“微视频”的功能定位，使之与教学方式融为一体，为民族复兴与国家发展培养创新人才。

知识经济时代，新词汇层出不穷，时髦语言越来越多。我省在进行微课比赛，论坛里又出现微课程。这两者是相同，还是有差别？我不大明白。

按一般理解，“课”与课程的含义不同。“课”一般是指课堂教学，微课是“指基于教学设计思想，使用多媒体技术在五分钟以内就一个知识点进行针对性讲解的一段视频或音频。系列微课是指一系列讲解具有连贯性知识点的微课。在教育教学中，微课所讲授的内容呈“点”状、碎片化，这些知识点，可以是教材解读、题型精讲、考点归纳;也可以是方法传授、教学经验等技能方面的知识讲解和展示。微课是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形式，微课不仅适合于移动学习时代知识的传播、也适合学习者个性化、深度学习的需求”。这种解释还是把微课还是“课堂教学”，只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课程“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教学计划，藉以向学生传授社会认为重要的学识及传统的价值观。课程不限于课堂内，亦可以包含课堂以外的非规范学习。广义地讲，课程是学习者从无知通过学习而得知的过程。学习课程的可能是有意安排或者偶然发生的，也可能是美好的或是痛苦的。” “课程”一词在中国始见于唐宋期间。但当时的课程与我们今天所用之意相去甚远。宋代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多次提及课程含义是很清楚的，即指功课及其进程。但这里的“课程”仅仅指学习内容的安排次序和规定，没有涉及教学方面的要求，因此称为“学程”更为准确。到了近代，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施行，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学法”的引入，人们开始关注教学的程序及设计，于是课程的含义从“学程”变成了“教程”。解放以后，由于凯洛夫教育学的影响，到80年代中期以前，“课程”一词很少出现。（摘自360度百科）

照这样来看。微课程不同于微课。微课好理解，微课程的界定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那么两者的差别是什么？

第四篇：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2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1.明清之际的天主教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步入晚期，上层建筑趋于腐朽，佛、道诸教呈衰败之势。而在西方，宗教改革运动后基督新教各派兴起，在欧洲失势的罗马教廷，便图谋向东方发展。自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东来，天主教在中国重新取得传教的机会，开始基督教第三次传教活动。在此期间，天主教各教会相继入华，其中收效最多、影响和势力最大者是耶稣会。

耶稣会在欧洲因不择手段地反对宗教改革而臭名昭著，但在天主教内部却是改革派，并建有一套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教育体制。因此，来华的耶稣会士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在传教活动中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实质性的接触和碰撞。

方济各·沙忽略是耶稣会来华传教的先驱，而真正开创天主教在华传教基业的，当推意大利马切拉塔人利玛窦。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进入广东传教。在广东生活十年后，他深切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以及文化差异对教义理解造成的障碍，于是征得耶稣会印度和远东传教视察员范礼安的同意，易僧服为儒服，刻苦研习中国经籍，结交官员和儒生。1601年初，利玛窦入京朝贡，获准开堂传教。他在北京大力介绍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科学知识，以取得那些崇尚实学，反对空谈心性的官员的信赖和合作。同时，注意顺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习俗，极力揉合孔孟之道和敬天祭祖思想于教义之中，避而不谈“基督奥秘”。利玛窦的传教方式很快在中国掀起了西学

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在这种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清朝康熙皇帝则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样，中国天主教至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发展到30余万人。徐光启把利玛窦的传教方针总结为“驱佛补儒”，但利玛窦合儒反佛，引先儒斥后儒，最终目的还是“超儒”，因此，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势所难免。

利玛窦死后不久，1616年发生了南京教案，士大夫的非教风潮也随之而起。但明末因边防危急，历法失修，需借助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外国传教士复又被召回。传教活动并得以深入宫廷。清兵入关后，耶稣会在明朝宫廷所取得的成就前功尽弃，而汤若望等人仍借修订历法为清朝重用。康熙初，钦天监教案发生，传教活动受挫，后由于南怀仁的努力而重振。传教士在宫廷受宠，传教有很大进展。与此同时，传教士内部对于利玛窦的传教方式产生了意见分歧。1630年后，西班牙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进入中国，他们为了打击葡萄牙势力，夺取对华传教的控制，对耶稣会容忍祭孔拜祖等礼仪大张挞伐，挑起长达百余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罗马教廷的专横无知，主权国家和教派修会之间的利害冲突，实际上决定了这场争论的结局。1742年，教皇颁布通谕，重申对中国礼仪的禁令。1773年又下令取缔耶稣会，禁令两年后传到中国，在华传教200年的耶稣会正式

退出历史舞台。教廷的禁令与中国传统礼仪、知识分子仕宦之途背道而驰，秘密进入内地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社会格格不入，传教事业从此陷

入

绝

境。

2.近代基督新教

（1）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传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允许美国人可以在五个条约港口购买地产来建教堂、医院和墓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法签订《中法黄埔条约》，准许法国人在五个口岸建堂，弛禁天主教。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译的《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圣经》。代表译本被英国圣经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成为当时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咸丰四年（1854年），英国传教士戴德生受中华传道会（福汉会）派遣，第一次来华，抵达上海。

（2）马神甫事件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六年（1856年），巴黎外方传教会法国教士马赖在广西被杀，成为法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借口。同治五年（1866年），戴德生以基督教新教内地会名义率领一批传教士来华，抵达上海。同治九年（1870年），发生涉及法国天主教的天津教案。同治十年（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马偕医生抵达香港，辗转经过广州，汕头等地之后到达台湾进行“医疗宣教”。光绪五年（1879年）美国圣公会上海主教施约瑟(S.J.Sekoresehewsky)在上海成立圣约翰学院，1905年

改名为圣约翰大学。这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光绪九年（1883年），香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喜嘉理为孙中山、陆皓东等人行洗礼。光绪十三年（188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发起成立广学会。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的出版机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出任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总教习。

（3）曹州教案与胶州湾被强占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发生涉及德国天主教的曹州教案，成为德国占领胶州湾的借口。

（4）义和团事件与庚子赔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北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出任京师大学堂西文总教习。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北京、天津和中国北方主要省份，发生大规模迫害屠杀天主教和新教的义和团运动，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借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浸信会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建议将庚子晋省教案赔款白银50万两就地兴办中西大学堂。经中英双方议定，合办山西大学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武昌美国圣公会牧师胡兰亭支持下，该会教会阅报室“日知会”司理、基督徒刘静庵组织日知会，宣传反清革命主张。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A．H．Smith）回美国宣传“退款办学”，并求见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建议用清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5）中华民国

直到民国成立以后，中华民国临时宪法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加上当时很多革命人士以及支持革命的人也是新教徒（例如： 孙中山、宋教仁、廖德山，以至后期的蒋介石和张学良等），因而在民国以后新教的发展比清朝时好。

3.明清天主教、近代基督新教影响（科技文化）

（一）明清天主教：天主教给中国带来的的不仅仅是真理的信仰，还有大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谈到明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个问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他们带给中国的《万国坤舆全图》、自鸣钟、三棱镜、浑天仪等科学仪器。当时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大都是以数学家、历史家、天文家、艺术家、兼传教士的多重身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传播天主教教义的同时，也把当时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带给了中国，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农田水利、矿学、建筑学、物理学、生物学、哲学、音乐、艺术等，从而给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推动力。

在数学方面，明朝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官至宰相）积极向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神父（时人称“利氏为海内博物通达之君子”）学习科学技术，他同利氏合译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创中国几何学之始，我们今天几何学上所用的“点”、“钱”、“切线”、“弦”„„等，大都是他们二人所创立。徐光启还在利氏的帮助下编译了《测量法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

天文历法方面，传教士因着先进的天文科学技术，被朝廷委托主持历局，修订历法，修造天文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阳历）就

是从清朝传教所修订的100卷《崇祯历》开始的，它取代了当时陈旧的回回历，大统历。可以说，传教士们使得当时仍相信“天圆地方”的中国天文历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新。

农田水利方面，徐光启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在天津等地试办水利及营田事，大大改进了我国农田水利建设，这为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实是一功德之事。农业方面，徐光启编著了我国古代著名的《农政全书》。此书被称为我国“四大农书”之一。

文字工作方面，法国传教士张诚撰有《满文字典》，利玛窦撰《中意葡字典》、《中国文法》。

音乐方面，作为音乐家的传教士徐日升著《律品正义》、详记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为中国西方音乐艺术的交流做出了贡献。

哲学方面，传教士傅泛际与明代科学家李之藻合译《寰宇诠》（讲学宇宙）、《明理探》，这是我国关于西方逻辑最早的译本，张诚译有满文《哲学原理》。

绘画、建筑、艺术方面，清朝政府画院中有身兼艺术家的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等传教士，他们介绍西洋油画，其精湛的绘画艺术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许多画家。在圆明园的建筑中，他们也应皇帝之邀参与其事，从而产生了园内许多中西结合的艺术建筑。这一切的一切，都推动了中国艺术事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值得提及的是明清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贡献。利玛窦首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成拉丁文传至西方，成为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十八世纪三

十年代，传教士寄回去的大量书信中，广泛介绍中国的文化、历史、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也译成西文。以上这些译文广泛在西方流传，给西方以很大的影响，如法国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伏尔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都借着这些译本受到了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歌德晚年对中国哲学、文学尤为向往。

（二）基督新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改变了。清政府取消教禁，天主教的传教事业随之在近代的中国复兴，创办了医院、学校、孤儿院、残婴院、疗养院等，在中国的文化工作也重新开始。教会创办学校旨在使中国青少年，特别是贫民子弟，有进德修业的机会。

1898年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了。在教育方面提出了改革科举、废除八股、举办新式学校等，这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演进上的一大革命。天主教在这次改革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03年教会即在上海建立了震旦大学（即现上海复旦大学）；1923年在天津创办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为一体的天津工商学院（现津沽大学前身）；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日后成为“首都五大学府之一”。在那时期中国仅有一所国立大学，其它十几所全属教会创办。可以说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是教会在默默地工作中促成的。教会这些大学在抗日期间为中国的抗日文化活动作出了伟大贡献。

在王友三教授主编的《中国宗教史》上说：“当时，震旦大学成了各文化机关的保护者，辅仁大学成了地下工作者的大本营”。此外，教会尤重视残疾人和平民教育，设立了多所盲人学校，聋哑学校。至于中小学，几乎凡有教堂处皆设小学，凡有主教公署处皆设中学或师范学校。据统计，1926年教会创办学校总数达15，000所（含新教）。本世纪三十年代大约50％的中国精英分子是由教会培养出来的。

教会在近代中国文化工作上另一个努力的方向是：创办报刊、开设印刷所。著名的报刊有《广益录》周刊，《公教报》、《益世报》（日报）„„创办这些报刊旨在“启发民智、改良社会”，它们报导教会消息，谈论政事，发布新闻和社论，介绍科学技术。当时著名的学者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是受了西方传教士的影响和阅读了教会的报刊才激发起思想中国之前途。

对于天主教在中国近代上所做出的贡献，《中国宗教史》评：“天主教及其社会事业，成了中国社会及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近代、现代社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篇：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义和团运动

民教教案应由地方公断教士毋许干预片

李秉衡

再，臣查此次会匪滋事，固由庞三杰因教民刘荩臣抢麦起衅，而民教之所有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其酿乱之由，有不可不兹图挽救者。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籍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栎乡里，又或犯案惧罪，籍为逋逃之数，而教士则倚为心腹，恃作爪牙；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为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狠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猲抑太甚，积而不忍，以为官府不能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至民教滋事之案，又辄以毁坏什物，焚拆教堂，索赔之费，不知各国传教虽多，要惟通都大邑建有教堂，其各州县偏僻村镇，皆优由各国教士就教民之稍能识字者使为教师，即因其所住房屋为教学之所，名为教堂，实则破屋数间，室如悬磐。一旦有事，则教士以毁坏什物，焚毁教堂，张大其词以告主教，主教复张大其词以告各国公使，而公使遂诘责总署，百端要挟，异议横生，其实并无洋人房屋器具，议给赔款，徒以长奸猾教民讹诈之耳风。前准总署来电，以德使函称：“据济宁教士电开，单县等处拆毁教堂共二十余处。”臣殇毓贤等周历各县，并委员详查，多系教民破烂房屋，并无洋楼。此案既经拿获首要各犯正法，应即了结，自可无庸置议。

惟民教相仇，终恐日久生事，拟请旨伤下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酌议，嗣后遇有民教案件，由地方官秉公讯断，教士毋许干预。如或斗殴滋事，查非焚毁洋房，但照应得罪名科断，不得再议赔偿。总期彼此无所偏袒，久之猜嫌渐释，民教或可相安。臣为豫弭后患起见，谨附片具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四日（1896年8月12日）奏朱批：“该衙门知道。钦此”]---《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6-7.判定真伪

第一，史料来自《义和团档案史料》，这则史料是地方巡抚给皇帝的一封奏折，清代的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原始和最直接的历史凭证，真实性可想而知。它非常直接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较一般史料而言，更具有真实性。第二，这则史料出自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虽然不能完全信任权威，但是既然这则史料被编入权威性的档案里，那肯定是有很多专家学者考证过，经过大量的对比、推断、考证，确认真实性。所以这则史料的真实性比较大，真实程度比较高。第三，这则史料在《义和团档案史料》和《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近代部分有相同的记载，从侧面印证了这则史料的真实性。第四，就这则史料的内容而言，所记述的教士欺压民众在同时期的其他奏折中也有记载，如毓贤的《覆陈山东办理教案并无偏袒情形褶》，朱祖谋的《山东民教不和殆宜持平办理褶》和《谕内阁严禁拳民滋事保护教堂教民》等。共同说明了这些事件的真实性，同样了证明了这则史料的可信度很大。第五，由于这个奏折出自地方官员只售，对地方事件的汇报不免受个人利益、个人认识、以及当时复杂局势的影响，所以，只能说这则史料记录的内容的历史真实性相对准确。

史料意义

这则史料属于档案史料，当代著名史学家李侃曾说：“没有档案和其他资料，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清史‘研究’，是不可想象的。在门类繁多、数量庞大的历史资料当中，各种历史档案，又是最基本、最重要、最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因此，档案是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具体来说有以下价值：揭秘解惑、编史修志，历史研究。对于研究很多历史课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清政府对于义和团的态度、清政府的政策和义和团发展的关系、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及对人民的影响、基督教的传播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的关系、考察宗教在华传播的本质、通过宗教探索当时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宗教侵略情况和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现在，我个人谈谈义和团与宗教在山东的传播的关系。从上面史料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几点：第一，民教冲突事件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第二，山东政局不稳定，清政府采取弹压，镇压措施或安抚调节措施都不能处理好民教冲突问题；第三，人民受教会迫害时，清政府官吏没有出台合理的政策法规来保护人民的权利，并且没有按照事实来办理案件，保护人民。导致人民为了自保入教；第四，民教冲突频发区恰好是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和严重的地区。基督教压迫

和佛教、道教有所不同，近代基督教对中国乡村社会缺乏尊重。清廷与西方之间，始终没有就传教活动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规范性文件，显然是诸多教案最后普遍上升成为严重外交事件的主要原因。庙堂层面关于“教案”的解释，尽可以多种多样，譬如“反抗殖民侵略”，譬如“中西文化冲突”，如此种种，多少都有些道理。但在“教案”发生的“青萍之末”，“江湖之远”的广袤乡村，乡民们手持农器火把冲向教堂时，自有其维护自身利益这一层面的考量——所有的文化冲突背后，都是利益冲突。细查中国近代以来的教案，绝大部分都发生在乡村地区。以往论及教案，必然谈及民众对谣言的盲从，譬如天津教案、义和团运动中均曾广泛流传的“挖眼剖心制药”之说。

尽管整个国家陷入了大变局，但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仍未解体，其由儒家伦理演化而来的底层社会制控、自治能力仍旧相当强大。教会势力怀抱着彻底改造之梦闯入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其遭遇强烈抵制，是必然的事情。教会对传统乡村社会秩序的冲击体现在诸多方面。譬如：这些既无功名，亦无地位的教民，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予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予以接见。1862年，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综上可述，基督教和天主教依靠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山东地区宣传教义，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宗教传播不同于现实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它是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一种方式。因此造成了教会的压迫和侵略情况，所以民教的冲突不断，进而引发人民起义，如义和团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