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
钱伟长:科学巨子 传奇人生
钱伟长,为中国人熟知的科学家,“三钱”中的最后一位,7月30日在上海走完了98岁的一生。
这位爱国学者近一个世纪的历程,犹如一条大江,时而浩荡,时而曲折。像很多同辈的中国科学家一样,钱伟长在民族危亡之际,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国家的需要,永远是他事业的指南针。战争的苦难,或者政治厄运,始终没有压倒他。
晚年,他成为了大学校长和热心的教育者。培养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为民族开拓未来,是他最后岁月里牵挂的主题。
钱伟长的传奇人生,是一代中国学人希冀和奋斗的缩影。
弃文从理
1931年9月,清华大学招入了一批新学生。其中有一个瘦小的戴眼镜的无锡人。这位新生作文和历史拿了满分,理科却几乎是零分。他就是钱伟长。
清华的招生作文题目是《梦游清华园》。“我写了一篇四百五十字的赋。”钱伟长回忆说:“出题目的老师想改改不了,后来他给了一百分。”
历史考题更奇怪:二十四史都有哪些;作者是谁;各有多少卷;注释者是谁。钱伟长答得分毫不差,又是一个满分。
钱伟长的文科好,一点也不奇怪。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教书先生,四叔是著名的文科学者钱穆。他中学的文史老师,则是语文学家吕叔湘。钱伟长自小看古书长大,10岁的时候就可以把《三国演义》倒背如流。
可是,19岁的钱伟长对理科却十分陌生,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总共考了25分。其中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从没有学过,考0分。所幸靠着文科成绩,通过了清华的考试。他听从钱穆的建议,选择就读清华中文系。
谁能料到,第二天钱伟长就改变了自己的选择,也改变了一生的走向。这一天,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九一八”事变。侵略,以中国军队的退让告终。
“我听了以后就火了,”钱伟长回忆说:“没飞机大炮,我们自己造嘛。所以我下决心,要学飞机大炮。”
他想转到物理系,于是几次跑去找系主任吴有训。这让吴有训为难了——钱伟长的数理化实在糟糕。禁不住钱伟长的纠缠,吴有训提出先让钱伟长试读一年,如果化学、物理和高数都考过70分,就允许他转系。
那一年,钱伟长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但一开始效果很不好,每周课堂测验,他一连七个星期都不及格。
物理系第一学期的课程中,由吴有训亲自讲授普通物理。他劝钱伟长:不要上课只顾记笔记,重要的是仔细听讲,力求当堂听懂,课后用自己的语言择其关键简明写出。吴有训知道钱伟长的英文底子薄,特地找来一本中译本物理讲义,便于他查阅。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钱伟长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拿到八十多分,得到了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的认可。
在清华物理系的四年,钱伟长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底子。当时物理系教授周培源、萨本栋、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五位,每一位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系里经常有研讨会,时有欧美著名学者诸如玻尔、狄拉克、郎之万等人,来访问演讲。学生们有缘与大师交流,洞悉了物理学最前沿的景观。在吴有训、叶企孙等老师的鼓励下,钱伟长还选学了材料力学、工程热力学、近世数学、化学分析诸学科。
1935年钱伟长本科毕业,毕业论文是与同学合作的《北京大气电的测定》,是年六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物理学年会上宣读。这是中国自行测定大气电量的第一批数据,也是钱伟长开始科学研究的开端。
毕业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南京物理所招考一名实习研究员,钱伟长前往应考,被所长丁西林录取。同时他还考取了清华研究院物理系的研究生,导师仍为吴有训教授,主攻X光衍射。
艰难出国
“七七事变”的爆发,扰乱了中国科学家的研究事业,也暂时中断了钱伟长的学习。清华大学迁到了昆明。为了筹集路费南下,钱伟长在天津教了一年中学物理课。
一年后,钱伟长和四个朋友一起,乘船经香港、越南海防,再从河内经滇越铁路,于1939年初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刚到西南联大,钱伟长就得到了执教的机会,此时他也遇见了该校中文系四年级女生孔祥瑛。这年七月,钱伟长参加中英庚款基金会第七届留英公费生考试被录取。孙祥瑛正巧大学毕业,两人决定结成终身伴侣。8月1日结婚这天,清华文科方面由朱自清出面,理科方面由吴有训出面,分别担任主婚人和证婚人。
刚结婚的钱伟长准备去读“庚款”的研究生。1939年9月2日,留英学生22人抵达香港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所有赴英客轮扣作军用,钱伟长等学生的留学计划也被迫延期。
在返回昆明等候通知的时候,钱伟长借到一本《弹性力学的数学理论》,仔细研读后发现当时国际学术界关于弹性板壳理论十分混乱,不仅板、壳分开,而且各种不同形状的板壳有不同的方程。于是,钱伟长决心寻找一种统一的以三维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内禀理论。苦苦埋首数月,他用高斯坐标张量表达的微分几何来表示变形和应力分,居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统一内禀理论。3个月后,钱伟长再次出发,准备去加拿大深造——由于战争爆发,许多英国的名教授都逃难到加拿大去了。
在上海英租界接学生们上船后,中英庚款的负责人把护照发给学生,护照上有日本的签证。钱伟长回忆说:“他倒是好意,说你们过日本的时候啊,息船3天,没事可以到横滨去玩玩。”但留学生们不愿领情。
“日本占领我国领土,我们受了那么多苦,还签证跑那里干什么?当场有留学生就把护照扔进黄浦江里了,22人全下船了。结果负责中英庚款的那位英国人自己承认错了。他说我们不懂得你们中国人的爱国心,你们先回去再说。”
1940年9月,钱伟长第三次出发,终于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开始了艰辛的留学生涯。这也是多伦多大学首批接受中国研究生。
钱伟长跟随的是应用数学系的辛祺教授。师生第一次见面,辛祺教授就发现自己和钱伟长都在研究“弹性板壳的统一内禀理论”,只是导师宏观,学生微观而已。尽管当时所得到的结果还不能统一,但深信既是同一实质,必将能统一。也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即决定师生分两段写成一篇论文,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祝贺冯·卡门教授60岁诞辰。
祝寿论文集于1941年夏季刊出,共24篇论文,作者均为“二战”时集聚北美的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冯·诺伊曼、铁木辛柯、科朗等,钱伟长是唯一的中国青年学子。这一成绩增加了钱伟长的知名度。经过一年努力,钱伟长打通了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的通道,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学界新星
在留学生涯刚起步的时候,能写出一流的论文,这让钱伟长树立了自信。同时这位论文集中唯一的青年学生,也引起了冯·卡门教授的注意,两年后,在他的欢迎下,钱伟长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工程系。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伟长完成了有关水轮机曲线导叶的实际离角计算和变扭的扭转问题的研究。1943年6月钱伟长在获得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参加加州理工大学哥根海姆实验室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冯·卡门同时也是钱学森、郭永怀和林家翘的导师。钱伟长和钱学森等人朝夕相处,彼此研讨。十几年后这些人都成了中国航空事业的栋梁。
钱伟长主要从事弹道计算和各种不同类型飞弹的空气动力学设计。他通过反复研究和计算,首次提出判明人造卫星在天际运行的轨道由于能量消耗,每绕地球一周将降低多少高度的简便计算方案,以及火箭弹道的微分修正等,在初期的人造卫星轨道计算上做出了贡献。他还完成了有关于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弹型设计、高空气象火箭研究。
1944年夏,由于钱伟长在航空研究上的成就,他成为美国航空科学学会正式会员,并在得克萨斯州白沙试验场进行下土式火箭发射实验和液体火箭发射实验。同年秋,他在美国航空工程学会上宣读了《超音速对称锥流的摄动理论》,这是国际上第一篇这方面的论文。美国应用数学季刊这年分三期连载了钱伟长的博士论文的基本部分。其中一个重要方程,还被称为“钱伟长方程”。
1943年至1946年期间,钱伟长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他还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研究课题。
钱伟长用一种巧妙的摄动展开法,给出高速空气动力学超音速锥流的渐近解,大大改进冯·卡门和N.B.摩尔给出的线性化近似解。过去,人们在渐近序列中一般是采用幂级数,钱伟长拓宽了渐近序列的范围,引入了对数函数,这对摄动法是一项重大突破。50年代之后,这项成果才被人们认识和接受。
1946年,钱伟长与冯·卡门合作发表了《变扭率的扭转》一文。冯·卡门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经典的弹性力学论文。这几年,确实是钱伟长的科研多产期。他成了冯·卡门的得力助手,一颗科学新星。
奠基力学
正当钱伟长在美国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选择了回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他渴望回国效力。他如是描述当时心里的矛盾:“我爱国吗?干吗有本事为外国人服务呢?”
他多次向冯·卡门提出了回国的要求。但冯·卡门始终不点头。钱伟长最后以思念家人和不曾见过面的六岁孩子为由,要求回国探亲。1946年5月6日,钱伟长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和几本必要的书籍,从洛杉矶乘船回国。当时他34岁。
1946年8月,钱伟长来到清华大学,眼前的景象让他吃惊。母校已经四壁皆空,门窗全无,到处都是如山的垃圾。抗战胜利后,在复校的师生到来之前,国民政府委派官员在此接管了三个月。
“他们把门窗弄下来,拿到市井去卖。”钱伟长说:“接收大员把学生床和图书馆的书都拿去卖了。”
钱伟长只得自己掏钱,把图书买回来。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钱伟长几乎承包了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工学院的基础课应用力学和材料力学,物理系的理论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还担任《清华工程学报》主编等审稿工作。教学之余,钱伟长继续在润滑理论、圆薄板大挠度理论等领域研究,撰写并发表了8篇有影响的论文。
1949年,钱伟长导出了润滑问题的高阶雷诺型方程,并进一步建立相应的变分表达式,从而使计算工作量大为减少。他的成果可用于计算润滑轴承问题,计算结果正确可靠。这是润滑流体动力学一篇经典之作。
1949年3月,从内战中恢复的清华大学成立了校务委员会,由叶企孙任主任,钱伟长为副教务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钱伟长被任命为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1956年钱伟长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副校长,仍兼教务长和力学教授。
1951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初,钱伟长就兼任数学研究所力学研究室主任。钱学森回国后建立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钱伟长又兼任了副所长。1955年中科院学部成立,钱伟长成了第一批被选聘的学部委员。
“三钱”的称号,也是在这一时期提出来的。1954年至1956年,钱伟长花大量精力,参与周总理领导的制定自然科学12年规划的工作。
当时钱伟长等人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后四项成为了国家“四大紧急措施”。规划研讨会上,钱伟长的意见,总能得到钱三强、钱学森两人的支持。周总理把他们称为“三钱”。1954年,钱伟长和他的学生合著的科学专著《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出版,在国际上第一次成功运用系统摄动法处理了非线性方程。“钱伟长法”被力学界公认为是最经典、最接近实际而又最简单的解法。在第二年,这一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奖。1956年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弹性力学专著。
凭借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钱伟长,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被称作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
多才多艺
1957年初的一篇文章,让钱伟长吃了二十年苦头。
钱伟长于1957年1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在当年6月的“反右”运动中,给钱伟长带来了麻烦。他被划为“右派”,并被撤销一切职务。
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关于弹性力学的广义变分原理及其在板壳问题上的运用》,投递给《力学学报》,被以“不宜发表”为由而退稿。4年后,日本学者鹫津久一郎在书中表达了相似的论点。而1977年钦科维奇的《有限元法》一书对之明确论述,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这让钱伟长惋惜不已。
很快,钱伟长得到了一个周恩来派给的任务——研究坦克电池。“当时我们的坦克吧,开着开着就开不动了,”钱伟长说,“因为电池的耐力有限。我当时做的是锌氧电池,目的是研究出来坦克专用。”
钱伟长除了学生时的一点化学基础,并不懂电池。但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不管天冷天热,跑遍了北京市所有跟电池有关的单位。他查了三百万字的资料,大概研究了一年多一点,高能电池研究出来了,比美国通用公司的产品性能更高,他协助建立了一个锌氧电池厂。
“我回国以后,干过十几桩事情,”钱伟长说,“奇奇怪怪的专业,所以有人骂钱伟长是万能科学家,我不理。”他的研究项目五花八门。他推导过13000个三角级数求和公式;还研究过汉字计算机编码,发明了获奖的“钱码”。
新来的“老校长”
1978年,钱伟长感到无比振奋。他在当时出版的一篇论文集的序言里写道:“我力图夺回已经失去的良好岁月,日以继夜地工作。”
钱伟长迫不及待地投入到力学研究中。当时,有限元方法开始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钱三强的变分理论就是有限元方法的基础。1978年,钱三强进一步讨论了广义变分原理在有限元方法上的应用。他多次开设变分法和有限元的讲座。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和建立学位制度之后,摄动法、变分原理和有限元的应用成了研究生论文中的一种时髦。
1984年,钱伟长建立了无条件的广义变分原理。把固体力学中变分原理方法推广到粘性流体力学,奠定了流体力学中有限元方法的基础。
在科学事业得以继续的同时,他又被加上了教育的重担。他被任命为上海大学的校长,这个职位保留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办一所好大学,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这是钱伟长一直感兴趣的。1983年,他来到上海工业大学(后来的上海大学),得以施展自己的抱负。这个学校已经两年没有校长,全校的学生不足千人,被上海人称为四等学校。
但钱伟长不怕,他提出要拆除四堵墙。——他想打通学校和社会、教与学、科研和教学、学科与学科之间的隔阂。
“你可能想不到,上海大学新校区规划的草图是钱先生画的。”钱伟长的助手周哲玮清楚地记得,钱校长拿着比例尺,画出了上海大学新校区的设计概念。
1992年,钱伟长在全国率先推行学分制,几年内竟风行全国。二十多年来,凭借独特的教育理念,上海大学,从原来只有800名学生,发展为目前的在校学生三万人。在近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
钱伟长被称作“义务校长”。因为他没有领过校长的工资,也没有享受过校长的福利。但这位“终身校长”却成为了学者的楷模。70多年来,无论是从事科研或教育,钱伟长的原则只有一个。“我希望国家强大起来,”他说,“强大要力量,这力量就是知识。”
参考资料:2011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
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是教学工作的中心问题。教学改革以前,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是漫无目标的通才教学。在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以后,我们学到了环绕一个明确目标进行有计划的教学工作的一整套的制度和方法。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按照苏联教学计划的规定翻译过来的某某工程师。我们的教学要求也就大体上根据各个教师对于工程师三个字的各自了解来决定。教学质量在某些方面看是提高了,但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独立工作能力较差,专业分得过细过专,以致在分配就业时发生了困难。这都不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值得我们研究改进。有经验的工程师雷天觉副院长对于目前高等学校毕业生有过这样的估价:他们“初到工厂,因为学过一些专业知识,马上可以担任某些工作,这是他们的好处。但是由于他们的基础理论打得不够深广,在工作中很快就暴露出缺点,无论在解决技术问题上或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上,都有难于克服的困难”。今天的教学工作中有一个明确目标是好的,但是目标定得过高过死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等主要的原因之一。由于过分地强调了学生出门就要做某某工程师的要求,专业课就显得庞大复杂,把一切纯经验性的专业生产知识不加选择地搬进了课堂。另一方面,忽视了基础理论课和基础技术课必需有足够的课外时间让学生进行独立自学的原则,把这些课都挤在低年级里,每周上课达三十五六小时,那么在每周54小时的学习时限下,还剩多少时间给学生独立工作呢?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而是学生在学校内根本缺乏独立工作的机会和时间。同时,由于过分地强调了专业课,以致基础技术课这样重要的环节,不论在师资上在教学工作上都是过分地削弱了。就是在专业课里,不少有经验的教授在开设次要的专门化课程上多花了力量,而常常把主要的专业课让给经验较少的青年教师开。国家是不是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呢?显然并不是这样的。虽然在过去高等工业学校一再强调要培养工程师。但是,毕业生在实际上进入生产岗位时的职称是见习技术员。这就是说,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还需要一定的实际工作的经验才能执行工程师的职务和给予几等几级工程师的职称。要求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出门就当工程师,就好像要求综合大学的毕业生出门就当科学院的研究员或大学里的讲师一样,是不现实的、过高的。当然,在国家建设事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有大学初毕业的个别助教在课堂上讲课,有初毕业的个别技术员做了工程师的工作。这也是可以的。
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虽然具备了工程师的基础知识,在校期间并受到了关于工程师的基本训练,但是,毕业后,还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生产锻炼,才能胜任工程师的工作。这是明显的了。可是,还有人觉得,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既然具备了工程师的基础知识,给予工程师的称号又有何妨呢?也有人武断地说,我们就叫这样的人为工程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当然,假如你一定要这样叫,也是未尝不可以的,只是同我们的社会习惯和常识了解,总是有着距离的。
那末,为什么苏联的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是“工程师”呢?这是在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这同德国的习惯也是一致的。日本模仿了德国的教学制度,把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这个称号就翻译成“工学士”,其实它只是代表受有一定的工程基本训练的“工程人员”,它只是代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的意义。这个“工程师”的称号,和我国习惯上沿用的“工程师职称”的要求是有着一定的距离的。假如我们把苏联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的“工程师”的要求,和我国习用的“工程师职称”的要求混为一谈,就必然会造成对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的过高要求。
把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目标具体地规定为“某某工程师”的另一后果,必然是过细过专的专业设置。因为工程师的具体工作,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总是愈分愈细的。假如我们追求着一出门就当工程师的目标,则必然在学校内也要求设置又细又专的专业。我们姑且不谈为了追求过细过专的训练而忽视了必要的基础训练所招来的恶劣的后果,就是勉强保证了起码的基础训练,过细过专的专门训练是不是能够和国家的需要对上口径呢?从这几年来分配工作的经验看来,显然是很难对上口径的。口径愈细,愈不易对上,毕业生愈易感觉他“改行”。表面上好像由于分子过细的专业而使培养目标“明确”了,好像保证了毕业生一出门就能做这样那样的工程师,实际上毕业生因为专业分得过细对不上口径,大量“改行”,还得从头学起,再加上基础不够,事倍功半。我们并不是说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分得较细,订定目标,来按计划培养的。但是,这只有在工业发展比较定型的情况下,按不变的比例发展着,技术上没有什么革命性的变化时才是可能的。像1930年间一些较成熟的专业就有过这样的稳定情况。但是,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是这样的,国家工业发展的比例起着急剧的变化。我们今天处于一个技术迅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仅每月都有新的技术部门在形成,就是一些比较成熟的部门,也不断受到新技术的撞击而起着根本性的变革,工程技术的发展愈来愈取得科学基础的支持。分工过细,对学生进行过分刻板的培养,就很难适应这样的要求。苏联高等工业教育中专业设置的历史经验,也正证明了这一点。在1932年左右,苏联曾设置了多至 900个专业,现在只有一百多个,并且还在考虑扩大专业范围,合并一些专业。苏联的工业比我们大十几倍,对上口径的机会就多十几倍,他们尚且如此,我们的专业更需要合并。比如我国目前在机械方面的专业,就分子40多个,很多专业还分着专门化,实在值得想一想这样究竟是不是必要。
总之,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培养目标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放弃使学生一毕业就当工程师的要求,而把高等工业学校的训练看作是工程师的基础训练,这就给我们为祖国培养更高质量的工业建设人才提供了可能性。
具体说来,我们应该加强基础训练,放弃一些过多的同时可以不必在学校内学习的零碎的纯经验性的专业知识。首先我们应该给予基础理论课足够充分的课外自学时间,使学生通过足够的独立工作,能够巩固基础理论知识并且做到运用熟练。这里不一定还需要增加这类课程的课堂教学时间,但有必要拉长它们的学习期限,求得分散开来,腾出足够的课外时间。其次,要加强基础技术课的训练,尤其要注意这些训练的熟练性。有些课程(像机械专业的电工学)的课堂教学时间,应该恢复到必要的数量。所有基础课程的实验训练也应该大大地加强。在专业课里,应该提高主要专业课的讲课质量,保证必要的典型性的和有广泛经济意义的生产实际知识。其他非主要的,枝节性的专业课程和一般专门化课程,应该大量精简,或是取消,或是改为选修,或把非讲不可的主要内容并入主要专业课中讲授。有些必要的资料性质的教材,可以印发给学生,作为设计训练中的参考。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在原则上应该保持,但是,应该还有不少可以合并和减少的,有一些过于形式化的设计工作,也可以大大改进,甚或取消。
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的质量,并不仅仅是用教给学生的知识数量的总和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如何在已经获得的知识基础上去获得更多的知识,组织这些知识为某一个特定的生产服务。因此,过多地、过分繁琐地进行教学,灌输给学生以百科全书那样多的知识,并不能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今天高等工业学校的教学问题是质与量的矛盾。我们只有精简课程数量、加强基础训练、加强学生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否定我们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成果,更不是走回头路,而是反对满足于已经获得的成就,停止不前。我们要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前进。
肯定地说,工程师是我们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方向,但是不能作为五年培养的目标。附记:光明日报发表我的关于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的谈话,引起了各方面的讨论。但是这个谈话稿付印前并未经过本人过目,有些地方如基础即数理化等词句,过分简单化了些,因此也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现在愿就这个问题再作一些说明。
第二篇:精度人生铸传奇
精度人生铸传奇
——记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齿轮压缩机车间副主任徐强
从“全国杰出青年岗位能手”,到“中华技能大奖”得主,从“全国劳动模范”,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40岁的徐强头顶可谓星辉闪耀、光彩夺目。同事们羡慕而又自豪地说:“这下,徐强真是荣誉大满贯了!”是什么让一个技校毕业的大专生,实现了如此惊人的人生跨越?让我们走近徐强的“精度人生”。
热爱学习,刻苦钻研,青年工人岗位成才的杰出典范
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徐强就把齿轮加工岗位确定为自己事业的起点。他给自己设定了努力方向:做一名优秀的复合型技术工人。长期不懈的学习、钻研,使他不仅熟练掌握了操纵数控机床的关键知识和本领,还能直接用英语同外国专家进行技术交流。
几年前,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从德国购买了一台当今世界最为先进的数控立式成形磨齿机,徐强作为操作者被派往德国验收、培训。期间,他认真学习、仔细钻研、反复练习,不到10天时间,就掌握了机床的关键性能和操作方法,而以往德国培训一名磨齿机操作者都要经过3至6个月,令外国专家甚为惊叹。
如今,徐强不仅将这台进口设备全部功能挖掘了出来,还纠正了说明书中的个别错误,他总结出来的加工操作办法比说明书上的还要多。回访的德国专家钦佩地说:“能够开发出磨齿机全部功能的操作者不多,但徐强做到了,徐强的技术令人惊讶!”外国企业甚至想以月薪3万元聘用徐强,专门请他为销售的产品做技术指导,但他婉言谢绝了。
大胆创新,书写奇迹,国内齿轮加工技术的权威代言
作为一名新时代复合型产业工人,徐强深知“技能就是财富,知识就是力量”。他苦练本领,善于创新,创造了全国闻名的“徐强精度”,成为国内齿轮加工技术的权威代言。
2004年,一名客户要求生产一个大型齿轮,设计精度为5级,难度相当之大。徐强深知只要稍有疏忽就会使齿轮报废,不但会造成2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而且还会给企业信誉造成重创。他大胆闯关,迎难而上,凭着多年炼就的技术本领和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优质高效地完成了这台高难度产品的生产任务。检验结果证明,他加工的齿轮超出客户预期,居然达到4级精度,创下大型齿轮加工精度的全国之最,国内同行们惊叹地将这一纪录称为“徐强精度”。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立足本职示范引领的先锋模范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徐强时刻表现出高度的爱岗敬业精神和无私奉献境界,如同一面鲜红的党旗,飘扬在企业生产一线,引领身边同事团结拼搏、勇往直前。
H408压缩机是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承制的一台国家级重点产品,其变速箱大齿轮单件重达6.5T,给磨齿加工带来极大困难。面对挑战,徐强坚持啃下这块硬骨头,加班加点、精益求精地赶制产品,再苦再累也咬紧牙关。经过7个昼夜的艰苦奋战,他终于独立完成这个高难度的齿轮加工任务。
徐强不仅全心投身于生产之中,还充分发挥模范表率作用,带动团队共同进步,实现了“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的效应。近年来,他带领的“徐强班组”在百万吨乙烯压缩机组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研制中,屡立战功,取得了骄人业绩。
徐强的不懈努力,为做强民族装备制造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多年来,他始终以刻苦钻研的精神、脚踏实地的作风,自觉践行着党旗下的誓词,用精度书写着传奇人生,成为时代颂扬的先进楷模。
第三篇:火红年代传奇人生
那年的情书:火红年代的传奇人生
张宇希 口述,张世威 整理
我常常忆念起我的家乡——涿鹿县,她是我人生的起点,她曾经从桑干河南乡村的此岸摆渡我抵达河北希望的彼岸,从保岱中学到黄帝城、矾山川,最后又从黄洋山来到塞外山城的清水河畔。无论岁月怎样老去,对于我成长工作生活涿鹿县的感念,始终都似故乡那条宽阔、宁静、母性的桑干河,永远地润泽着我不断奋斗的人生。今年是我离开涿鹿的第六年,回忆涿鹿那火红年代的人生历程,每每令我流连忘返,思绪万千„„
一、回乡遇“贵人”,富农子弟当上了扫盲校长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从张家口一中毕业,回到了涿鹿县家乡——古舜都保岱大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秋收交完公粮后,县里举办冬季扫盲教师培训班。保岱村选拔我们回乡的四个中学毕业生参加培训。会后我们四个人就成了乡村扫盲教师。
当时县里交给的扫盲任务是苦战一个冬春,完成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脱盲任务。培训结束后回村一个星期也没有专人抓这项工作。正在这时村里来了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下放干部,名叫张希章,此人进入作协前曾是军人,因为爱好文艺,在报刊发表过诗词,转业被安排到中国作协。既是枪杆子,也是笔杆子。村支部就让他指导扫盲工作。
在张希章的帮助下,我们建立了扫盲组织,我被推举为扫盲校长,负责制定规章制度,其他几名教师深入生产队统计青壮年文盲,根据摸底情况编了四个脱盲班,由生产队筹措了部分经费,购置了吊盘煤油灯、教学用具,利用小学放学后腾出的教室,每晚进行两个小时的扫盲学习。在张同志的帮助下,各个教学班在教学上各有特色,有的采用熟字带生字,有的用拼音帮助识字,有的集中识字,课间休息就请张同志教歌,他青春阳光、年轻帅气,嗓音动听。拉着小提琴伴唱,格外引人。往往灯油耗尽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散去。这年底扫盲班为庆祝新年分组排练节目,新年、春节数次演出,受到群众好评。
春播前县里组织扫盲验收,有接近三百人都能基本读通《张家口日报》上的短文,达到脱盲标准,我这个空头扫盲校长给大家发了扫盲班毕业证书。三月份县里举办扫盲表彰大会,我代表乡扫盲先进集体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还得到一张扫盲先进工作者证书和一把铁锹为奖励,这就是三个月扫盲校长的工作评定。
因备耕大忙,我一段时间没见张希章同志,一天中午,散工回家突然听说张希章要走了,我急忙赶到他的住处,他已收拾好行李准备启程回北京,我不知道他走得为什么这么匆忙?后来听说:因为他闹胃病,在蹲点的贫农家吃高粱米、糠馍馍后胃疼,一个小姑娘悄悄给他买了二斤鸡蛋,他有几天就没有坚持吃派饭。这就成了他缺乏阶级觉悟和贫下中农没感情的依据。再加上他在组建扫盲领导班子时,写了一个扫盲组织一览表,主要领导是出身富农的我。批判张会上联系表内成员的阶级成份,就成了他路线不清的“重大”错误。我十分不解“官位”竟然这么厉害,一个临时的扫盲校长还能连累带倒一个国家干部?与希章分别时他还深情的对我说:“国家政策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只要你为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汗水里争前途,苦干中谋生存,党还是不会亏待你的。”我对希章说:“我记着你的话,也让我们彼此共勉吧。”我目送着他走向远方„„
这段经历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每每想起来,终还引起一种酸涩的回忆。二、一年的涿鹿县“红专大学教授”
全乡扫盲结束后,我又回到了生产队,队长安排我在豆腐坊打杂,师傅做好豆腐我就挑着上街卖,比起生产队一般社员,这是个上等活。日出上工,日落入睡,过了半年平静的日子。刚入秋就喜事连连。先是党的总路线发布,村党支部从生产队抽调我们回乡学生搞“总路线”“大跃进”的宣传。我被安排去刷写全村标语,这时保岱乡党委书记走到我跟前看我写标语,这时村里患有神经病自称“桑南野人”的张玉明先生也走到我跟前对书记说:“他是张家口一中毕业的高材生,很有文才。”没曾想到张先生的随意一句话介绍又给我带来了一个走上讲台的机会。
没过几天,涿鹿桑南四个小乡合并为麦田公社,新公社要体现“一大二公”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诸业并举,公社党委决定成立“麦田公社红专大学”,我和当地其他两名教师被确定为红专大学教授。“红专大学”分设“农业、林果、农机、水电”四个系,中国作家协会下放干部领队齐兰贞任校长,葛阳、寒星、张人宇、俞林等八名作家、诗人和我们当地的几个青年出任教师。作协来的人都有很高的学历,办这么一所学校的资质还是蛮高的。教学大纲齐校长主持确定以后,教材均由这些作协干部们编选。有了他们的指教,我在学中干,干中学,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时“红专大学”没有独立校舍,四个专业班均附设在中心小学。“红专大学”校长兼公社副书记不常来学校,学校事务性工作均由小学单校长代管。我除教学外,还成为“红专学校”与小学沟通的联系人。“红专大学”办起不长时间,“麦田公社”搞起集体食堂,小学和“红专大学”共建一个食堂,开始吃粮是各户交出的粮食,不几天这些粮完了,一个千人食堂没了吃粮,很让中心校长着急,他让我去公社反映食堂吃粮断顿的问题。我刚进公社时间不长,窑子头小学校的主任带着学生来到公社反映了同一问题,这就成了“集体请愿”问题。虽然其后吃粮问题解决了,但与这次“请愿”的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中心小学单校长被拔了“白旗”,窑子头小学的主任吴老师被停职反省。至于我原先就是农村大队的社员,总是有老地方回去的。结束了我不足一年的“红专大学”教师生涯。我没有沮丧,因为这好像生产队社员农活的变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有遗憾。
三、全国农村中学的一面红旗,不能露面的“举旗人”
又是一年的秋收分配季节,生产队安排我帮助会计结算农村社员劳动工分,搞出初步分配计划。正在这时保岱国办中学校长,找到生产队长说,我校一个语文教师离职进修要走,两个教学班没了语文教师,请张宇希去代课。得到生产队的同意,我又由生产队登上了国办中学的讲台。学校几位领导听了我的语文试讲课,他们比较满意,于是与生产队和我三方商定以代职教师对待,每月36元工资,20元买工分,留下16元作为个人生活费,大致可维持一年左右。于是我就当起了中学代职教师。过了三四个月,国家对教育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保岱中学分配来两名市里高等中学下放的教师,我这个代职教师就不需要了。但热心的保岱中学校长没有立即辞退我,打听到孙家沟中心校六年级班主任调出,缺一名教师,按保岱中学商定待遇,把我举荐到孙家沟中心校任职六年级班主任。
两年后的一九六五年,县里又号召各公社最少举办一所农业中学,我所担任的六年级大部都转入农中一年级。中学班有了,但文教局不拨经费,孙家沟公社也筹措困难。这时,正好县文化馆组织“抗大”图片展览,我们看了展览之后,就和校长商量决定也走“抗大”之路,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力更生办一所农中,一开春,师生一人一把镢头,进入大流水沟,到红崖山搭建窝棚,开荒种地。随着播种季节边开荒边播种,请邻村一个老农上山指导耕种,到夏至竟然种了近百亩坡地。这一年风调雨顺,秋天粮食丰收,我们留下玉米、莜麦、芸豆作为学生劳动补助粮,其余的谷籽将近万斤,全部交售国家粮库。劳动收入改善了生活,还给学生做了衣服,学校添置了桌凳,解决了办学费用。就这样冬春山下集中学习,夏秋上山半日种地,半日学习。一九六八年第一期学生毕业,有八名毕业生回村当了民办教师,有两名回村被选为副大队长,三名参军,其中一名被选拔为空军飞行员,还有一名被选送到火车司机学校,毕业后成为火车司机。
一九六八年三月,张家口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六十五军政委贺明同志来到我们学校视察,我向贺主任汇报了学校办学情况,听完汇报后,贺主任高兴的说:“孙家沟农中开荒种地半耕半读,做到了办学费用全自给,办学国家不花钱,学生上学家长不拿钱,学生没负担,学生毕业后全部走到正道上,他们有的成为乡村基层干部,有的成为其他行业的新生力量,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的学校目前有河北意义,甚至有全国意义,要认真总结这所学校的办学经验。”
贺明走后第三天,新华社记者张俞林等同志就赶到了涿鹿孙家沟,紧接着新华社《今日新闻》就连续发表了两篇通稿,《人民日报》打出一篇八千字的清样,《河北日报》、《光明日报》全文发表,《张家口日报》除全文发表外还配发了一个短评,标题为“普及农村中学的一面红旗”。
学校作为一面红旗竖树来了,以崔振鸣为首的三名“支左”军官进了学校,外地学校参观的也多了,要到省、地参加会议的通知雪片一样的来了,学校由谁出面,就此公社党委征得县里同意,确定中心校司校长(贫农、党员)外出开会,解放军接待参观,我介绍学校的情况。
我不求出头,只想学校越办越好,能舒心的为山乡培养有用人才贡献出一份力量。
四、看到明媚阳光,充满成功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祖国呈现一派新气象。依照阶级成份划线用人的年代过去了,我正式被聘任涿鹿县孙家沟、保岱公社中学校长,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我被选调入县文教局办公室任局长秘书。一九八六年暑假前,保岱农技高中领导班子改组,决定调涿鹿中学副校长冯海同志任保岱中学校长,冯校长因故不能到职,原校长、书记均已被免职,学校又临近开学,一千多人的学校没有人主持工作。组织上派我以副校长兼教导主任的身份到学校任职。
到保岱农技高中任职后,我了解到学校领导班子改组的原因是因为:办的是职业技术学校,走的是普通高中办学的路子。培养农、林、牧技术人才,没有相应的教学设施,没有实习基地,没有实用的实验教具,连农技方面的图书也少的可怜,教学还用的是普通高中的教材,怨不得省、地进行职教检查时,说这所学校是“挂羊头、卖狗肉”。
我在这所学校五年,同师生一起在二道河淤滩造地,建起百亩果园,在水库建成二十亩大田作物的实习基地,校园内建有蔬菜温棚,良种仔猪繁育场,仔鸡孵化场,充实了专业实习教具和图书。省验收时,学校实现了办学达标,我在这五年中,两次被评为地区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一次被评为地区劳动模范。
一九九一年,我调任矾山中学校长兼书记,为改善办学条件、改革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我和全校师生一起奋斗了八年,直到一九九八年退休。八年“抗战”,学校成为县级先进单位,《张家口日报》报道了学校办学情况,我本人被评为张家口地区中学“十佳”校长。
总其一生,我认为人要活得有意义,不靠地位,不由出身,即使你是身处卑微的人,只要你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回顾一生就不会存有遗憾。
张宇希,涿鹿保岱人。历任保岱中学教师、孙家沟农中校长、保岱社中校长、县文教局局长秘书、保岱农技高中副校长兼教导主任、矾山中学校长、书记等,曾荣获地市级劳动模范、教育先进工作者、张家口地区中学“十佳”校长。现居张家口市。
张世威,女,1997年生于涿鹿,曾在涿鹿小学、张家口蒙古营小学,张家口九中读书,现就读于衡水某中学。
2013年暑假,张世威根据爷爷张宇希本人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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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丘吉尔的传奇人生
丘吉尔的传奇人生
陈秋君 201231142005 经济管理学院12级20班
前言: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出生于英国牛津市布伦海姆宫,1965年1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91岁。丘吉尔的一生,纵横裨阖,跌宕起伏,深深地影响了英伦三岛的命运,在历史的长河中写下了璀璨的篇章。
关键词:丘吉尔 英国首相 传奇
一、丘吉尔的成长经历
丘吉尔家世显赫,先祖约翰.丘吉尔战功赫赫,受封为马尔巴罗公爵,是当时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出生于显贵家庭,丘吉尔是幸运的,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但事实上丘吉尔少时绝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反而是颇让老师屡屡头痛的柴鹜少年。
丘吉尔是早产儿,由于父亲热衷政治,母亲热衷上流社会交际,无暇顾及丘吉尔,丘吉尔由保姆抚养长大。丘吉尔并非一味顽劣,受来自社会底层的保姆影响,丘吉尔养成了勤劳、善良、富有同情心等优良品德,关注下层人民,对丘吉尔日后从政裨益良多。
尽管丘吉尔对上学并无好感,可作为一个7岁的适龄儿童,丘吉尔不得不开始让他感触颇多的学海生涯。丘吉尔最初就学公立圣詹姆斯预备学校,由于只喜欢学习历史、地理,其余功课一塌糊涂,丘吉尔自然成为全校有名的劣等生,经常与体罚为伴。
18岁时他总算从哈罗公学毕业,今后出路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鉴于丘吉尔热爱军事,其他功课又乏善可陈,丘吉尔的父亲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让他报考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为了能考上心爱的军校,丘吉尔破釜沉舟、改头换面,尽最大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虽然前两次报考仍以失败而告终,丘吉尔毫不气馁,终于在第三次报考时终以第95名的成绩考入骑兵学科,总算一圆自己的军校梦。在军校的丘吉尔如鱼得水,找到了施展自己才华的舞台。
正当丘吉尔顺风顺水时,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的身体因病每况愈下,于1895年1月24日辞世,让年幼的丘吉尔承受了丧父剧痛。丘吉尔在人生最需要庇护的时候,顷刻间失去了政治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大靠山。祸不单行,丘吉尔的外祖母和保姆同年先后去世,家庭一连串的不幸变故没有使丘吉尔一撅不振,反而给丘吉尔注射了催熟剂,使他一下子成熟、坚强、自立,真正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宰。
二、丘吉尔的政治舞台
从军校毕业以后,丘吉尔开始认真谋划自己的未来。起初,丘吉尔立志纵横沙场,建立军功,为此他不惜冒生命危险,赶赴硝烟弥漫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认知的深刻,丘吉尔发现从政更有前途,更能发挥作用。于是,丘吉尔毅然弃武从文,开启了政坛生涯。英国军界少了一位出色的军人,政界多了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1900年10月,丘吉尔成功当选为奥德姆选区保守党议员,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实现了从军官到议员的华丽转身。1905年1月,丘吉尔脱离保守党,5月加人自由党,成为著名的“叛党人士”。当年12月自由党领袖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上台组阁,丘吉尔就任殖民地事务部次官。20世纪20年代以后,丘吉尔的政治观点与自由党越来越格格不人,深感掣肘的丘吉尔打起了再次转党的念头。1924年11月7日,丘吉尔加入以保守党领袖鲍德温为首相的内阁班子,出任财政大臣。转党大事丘吉尔居然先后干过两次,而且都得到重用,不得不佩服丘吉尔的天马行空、我行我素。
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在下院发表了声情并茂、感人肺腑的第一次施政演说,取得了381票支持、0票反对的绝对支持。丘吉尔步步为营,终于坐稳了首相宝座。然而1945年7月26日,丘吉尔在大选中失败,辞去首相职务。这或许是丘吉尔一生中最无法接受的一次失败。
1945年丘吉尔离开首相位置之时,已年过七旬,大多数人此时已安享晚年。但丘吉尔壮士暮年,壮心不已,绝不甘心以失败谢幕自己的政坛生涯。1951年10月26日,77岁的丘吉尔就任保守党内阁首相,抒写了政治生涯中最后的辉煌一笔。
1953年6月,丘吉尔轻度中风,身体每况愈下,他感到健康状况越来越制约他正常工作,心力交瘁的丘吉尔于1955年4月5日辞去首相职务,正式告别政坛,为自己多姿多彩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三、丘吉尔的多才多艺
① 文学家
丘吉尔一生酷爱文学,从少年时代就开始著书立说,从政以后不论仕途得意还是失意,不论有多忙碌,丘吉尔都没有放下创作的笔,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大有作为的领域,终成一代文豪。丘吉尔对文学创作充满激情,一生没有停止,特别是仕途失意时文学创作更成为丘吉尔的生活来源和精神寄托。
丘吉尔写作善于将文学和史学相结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家族历史为素材,用文学化的笔墨,将历史事件演绎得栩栩如生。丘吉尔一生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更使丘吉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得到了很多作家穷其一生都无法触摸的荣耀。
② 演说家
丘吉尔自幼喜欢演说,刻苦训练,纠正细微发音谬误,注意表情、手势的合理搭配运用,更在实践中练就了即席演讲的杰出能力。从政以来,但凡有合适场合,丘吉尔从不放过,不厌其烦地向公众展示自己非同一般的演讲技能,赢得了演说家的美誉。
丘吉尔的口才着实帮了他的大忙,每次竞选议员时,丘吉尔巡回各地,巧舌如簧地宣讲自己的施政纲领,嬉笑怒骂地批判对手的谬误观点。丘吉尔演讲抑扬顿挫,妙语如珠,表情丰富,听众不由自主地会被他吸引,跟着丘吉尔的感觉走,自然而然地成为丘吉尔的拥护者,手中选票不由自主地投向丘吉尔。
③ 画家
丘吉尔的诸多封号中还有一个画家,这多少有些溢美了。相比于其政治家、作家、演讲家的实至名归,画家可以说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但丘吉尔毕竟天分甚高,绘画虽然无心插柳,却也小有成就。对此,行家的评判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约翰.莱沃里,他是一名英国宫庭画师,曾亲历一战并以战争场面为其主要表现内容。即便是这样的专业人士,也对丘吉尔的画技赞不绝口。莱沃里曾经由衷说道:“如果他当初投身绘画而不是从政,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
参考文献:
(一)《丘吉尔的精彩人生》,张勇
(二)《丘吉尔大战略实现思想研究:驾驭暴力与激情的战略/政治领导艺术》,于海峰,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三)《论二战初期丘吉尔对英美联盟的构筑》,倪学德,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月第38卷第6期
第五篇:乔布斯-传奇人生
他,出生在美国加州硅谷,是个私生子,一出生就被遗弃,17岁高中毕业,19岁迷上佛学,21岁在自家车库里成立苹果电脑公司,30岁离开苹果,42岁重返苹果并任CEO,48岁患胰腺癌,52岁苹果推出iPhone,55岁推出iPad。他手中的那个苹果几乎改变了全世界,iPhone4风靡中国,更是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这都是因为他——史蒂夫·乔布斯,他是一个美国式的英雄,几经起伏,但依然屹立不倒,就像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说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倒。
出生一周就被生母送人
乔布斯1955年2月24日生于旧金山,他是个私生子。他的生父母乔安妮·西贝尔和叙利亚人阿卜杜拉法塔赫·约翰·钱德里生他时只有23岁,而且还都在威斯康星大学念书,而且都是犹太裔人。
乔布斯的母亲在他不到1周大时,就将他交给加州一对名叫保罗和克拉拉的夫妇收养,并要求后者承诺送他上大学。就在放弃乔布斯的几个月后,乔安妮·西贝尔和钱德里结婚了,后来还生了一个叫莫娜的女儿。
收养乔布斯的保罗是一名机械工程师,他在二战之后搬到了旧金山。乔布斯的名字是他的养父母取的。乔布斯的养父母属于工人阶级,来自旧金山附近的圣克拉拉县。他们一起居住在位于山景城的屋子里。乔布斯的官方履历中写道:“在杏果园长大,这里后来变成了硅谷。”
大学上了一个学期就缀学
养父母成功地把他送到了俄勒冈州波特兰的里德学院,他却在一个学期之后,因为花光养父母的积蓄,辍学了,之后他开始去“蹭”那些感兴趣的课程。
那时他生活颇为窘迫,靠捡拾可乐瓶出售来换钱维持生活,还经常去附近的印度教神庙靠敲钟来换取免费一餐。他选修了书法课,对常规课程却避之不及。
21岁的“嬉皮士”在车库创业
1976年4月,年仅21岁的乔布斯与好友沃兹尼亚克在自家的车库内成立苹果电脑公司。当年,为了创办苹果,乔布斯和好友沃兹尼亚克“卖掉了他们最值钱的东西”。乔布斯卖掉了大众小巴,沃兹尼亚克则卖掉了惠普科学计算器,他们一共筹到了1300美元,并创办了新公司。随后推出的苹果Ⅱ是首批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个人电脑之一。
年,长发过耳、蓄着一抹嬉皮士唇髭的乔布斯创办苹果六年后,身价“一夜爆涨”至1.59亿美元,从而首次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财富的急剧膨胀并未让这个青年产生心理倾斜,他对自己的扮相滞后于身份还懵然无知。
直到创立苹果前,乔布斯还延续着学生时代的邋遢作风。他在Atari公司工作期间,因为身上异味太重,被安排去上夜班。
乔布斯背后有一个有着嬉皮士风格的“Think”符号。随后,苹果的标语也改成了“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
乔布斯喜欢鲍勃·迪伦和甲壳虫乐队。他爱音乐。乔布斯的高中老师说:“他对事情总是有着不同的看法。
权力争斗曾让他离开“苹果”
乔布斯1991年与劳伦·鲍威尔结婚,并生了3个孩子。
乔布斯是一名非常有个性的佛教徒。他击败众多竞争对手,建立起一个专注于实现他的愿景的4000人的团队。由于公司里的权力争斗,乔布斯1985年黯然离开苹果。在被苹果赶走之后,他又建立起了另一家公司。但在1996年重返苹果,次年重新担任公司临时首席执行官后,他对苹果公司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随后十多年中,先后领导苹果不断推出媒体播放器、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产品。有关产品的热卖推动苹果走上信息技术产业的潮头。2000年,苹果去掉了乔布斯头衔中“临时”的字样。
自传11月21日上市
据报道,美国出版商西蒙舒斯特公司宣布,乔布斯的自传《史蒂夫·乔布斯传记》将在11月21日上市。
对于这部自传,乔布斯并没有对内容加以限制。负责该书宣传的人说:“乔布斯未做任何干涉,并鼓励熟悉他的人坦诚讨论他的敌人、前任女友、曾经被开除或激怒的同事。”
信佛教 在苹果拿1美元年薪
黑上衣、天蓝牛仔裤和灰色运动鞋成了乔布斯的标准配置。这套加起来不到200美元的行头如果说是年轻富翁精心的自我符号化,还不如说他具有老式的美国犹太族裔传统。
乔布斯从1976年创立苹果公司开始,除去中间不在位的十年,执掌苹果仍然长达25年之久。他声称在苹果干活,不是为了钱,领着1美元的年薪。在NeXT公司被收购时,他将所获的价值150万美元股票以最低价出售,只留下象征性的一股。“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打败竞争对手或者挣钱,我们的目标是做尽可能
大的事情。”这样的口号如果不是公司的公关标语,听上
去倒更像是暴君卡利古拉发出的低吼。
有人把这份对自我身份的淡然,归根于乔布斯21岁时的印度之旅。他慕名前往参拜印度教某圣徒,一路顺着亚穆纳河而下,到达了目的地——下游城市维伦达文时,才发现该圣徒已经去世。“说是朝圣,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走。”此后忆及这段精神之旅,乔布斯轻描淡写。
爱书法 将文字的美感融入电脑中
乔布斯曾表示,里德学院当时的书法课程是美国最出色的。贯穿整个校园的每一张海报,每一个抽屉上的每一个书签,都写得很漂亮。
乔布斯还说,当时他因为已退学,便决定去上书法课,学学怎么写出漂亮的文字。他学习了衬线体和无衬线体,学习了改变不同的字母组合间的间距,还有美妙书法的窍门。他说:“这种美感、历史感和微妙的艺术感在科学里并不具备,我觉得它很迷人。这些知识当时在生活中并无用处。
但10年后,当我们设计第一台Macintosh电脑时,我想到了所有的那些书法知识。接着我们将它们融入Mac电脑,使它成为了第一款拥有漂亮字体的电脑。如果我没有参加过那门课程,Mac就不会具有各种各样的、按比例隔开的字体。”
擅演说 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2005年,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或许是乔布斯最著名的一次演讲。他谈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辍学生的一生、他的创业以及与癌症斗争的故事。最后,他引用了最后一期《全球概览》的话作为结尾:“求知若饥,虚心若愚。”
这个精力充沛魅力无限的家伙同时也是一个很会鼓动人心的激励大师,甚至在他的平常对话中,经典的语句也常常脱口而出。
乔布斯最有名的那句话就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你是否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使命是一定要达成的?你知不知道在你喝一杯咖啡或者做些无意义事情的时候,这些使命又蒙上了一层灰尘?我们生来就随身带着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指示着我们的渴望、兴趣、热情以及好奇心,这就是使命。你不需要任何权威来评断你的使命,没有任何老板、老师、父母、牧师以及任何权威可以帮你来决定。你需要靠你自己来寻找这个独特的使命。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不要被教条所限,不要活在别人的观念里。不要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己内心的声音。最重要的是,勇敢的去追随自己的心灵和直觉,只有自己的心灵和直觉才知道你自己的真实想法,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择的生
活,做自己的老板!
玩3D 成功推出《玩具总动员》
乔布斯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首个大手笔并不是电脑,而是电影。
1986年,乔布斯花1000万美元从乔治·卢卡斯手中收购了电脑动画效果工作室,并成立独立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
在此之后的十年,该公司成了众所周知的3D电脑动画公司,并在1995年推出全球首部全3D立体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初期票房就超过了1.91亿美元。皮克斯的IPO(首次公开招股)也为乔布斯带来了巨额财富。该公司已在2006年被迪士尼收购,乔布斯也因此成为最大股东。
他的敌人们
他强权、刻薄、蛮横 连员工也被他视为敌人
在乔布斯闪耀的成就背后,是他与无数人的“战斗”,就算身边的朋友和员工,也不能阻碍他的计划——要么完全五体投地、死心塌地,要么扫地走人,否则因为你的“不忠诚”,迟早会成为他的眼中钉甚至敌人。
从某种程度上说,乔布斯就是一个独裁者。乔布斯被认为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顽固坚持设计唯美,以及用户体验至上,就算他们家要购买一台新洗衣机,他也会召集全家人,从耗水量、清洁剂用量、洗涤时间是一小时还是一个半小时、洗衣速度、对衣服的损耗、洗衣是否只需用四分之一的水等疑难问题展开研讨。
整个过程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到最后选择洗衣机的问题,竟然变成了产品的设计话题。但乔布斯却很享受这种讨论过程,这种“变态心理”也被他带进苹果公司的产品设计中。
有报道称,乔布斯甚至会过问笔记本电脑底座上应该有几个螺丝,或者电脑显示器边角应该有多大弧度。有苹果员工称,苹果的产品在设计等方面精益求精,因此问世之后总是让人“惊艳”。所以,不难理解苹果的产品为何总是如此精致,这是一种“独裁”才能达到的效果。
对员工:不服从就彻底走人
在这三重因素影响下,乔布斯要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正是他的狠劲,以至于他在管理公司时,总是显得强权、刻薄、蛮横和震撼。他总是辱骂员工是“蠢蛋”,就是要让员工怕他,他会不顾一切赶走胆敢挡他道的人,就算是吉尔·阿米里奥这样对他有恩、让他得以重回苹果的人,他也能痛下狠手。
CEO也都是他的敌人,因为他一直觉得他才是苹果公司的真正拥有者,他无法忍受一个外人对他指手划脚。就如《福布斯》杂志记者朱莉·皮特所说:“史蒂夫独自在舞台上献艺,整个硅谷都对他无比佩服。”
如果你胆敢在他的舞台表演,抢走他的锋芒,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他的敌人,无论你是苹果公司的自己人还是苹果之外的对手。
对对手:向任何公司开战
乔布斯敢于向任何公司开战,只是对他而言,这些敌人并非固定不变的,今天的敌人或许就是明天的合作伙伴,就像他与微软的比尔·盖茨间的江湖情仇。
乔布斯在1996年公开播出的电视纪录片《书呆子的胜利》(Triumph of the Nerds)中说,“我们与微软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没有品位。他们肯定没有品位。他们没有提出原创创意,他们没有向产品注入太多文化特性。”据《纽约时报》披露,这台节目播出后,乔布斯称他向盖茨道了歉,但只是点到为止。
他总是击败其他人,但身体是他最大的敌人
当然,这个不可一世的“乔帮主”还有一个人类共同的敌人也是最大的敌人——死亡,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即便他是乔布斯,所以当他胰腺被诊断出肿瘤后,他的生命倒计时就成了各类媒体报道的内容。尽管这一天迟早会来,但人们还是无法接受和想象一个没有教主的苹果会怎么样,因为他的身体不再属于自己,乔布斯就是苹果。
2003年10月,《财富》杂志披露乔布斯被查出患有胰腺癌。他先于2004年7月接受手术治疗,2009年又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这期间乔布斯曾休病假暂时离开苹果。今年1月,乔布斯第三次因健康原因暂时离职。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一般说来,病人出现胰腺癌症状后,平均寿命约为9个月,5年生存率不到2%。不过据称乔布斯所患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胰腺癌,而是胰岛细胞瘤。这是一种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其恶性程度并不算高,它生长缓慢,在手术切除后患者愈后一般较好。
然而,乔布斯长期以来体重不断下降,出现在众人面前总是一副瘦弱的模样,令很多人担心他的健康。专家称,胰岛细胞瘤可能从多个方面致使病人体重下降,比如影响消化系统。
今年2月17日,美国的八卦报纸《国家询问者》发表了一篇颇为吸引眼球的报道。它刊登了一张乔布斯的照片,并称他可能仅剩下6周生命。在那张照片上,乔布斯看上去非常虚弱,身上的牛仔裤和黑色上衣对他的体型来说已经显得太大。
2月18日晚间,乔布斯就亮相美国总统奥巴马宴请美国IT巨头的晚
宴。不过,细心人还是发现,乔布斯身形极为瘦削,他举杯的高度也明显低于所有在场人士。不少医学专家认为,乔布斯的身体到了存亡的关键时刻,癌症有可能复发,而肝脏移植后的排异反应更有可能正折磨着他。
对于死亡,乔布斯显然看得很开,他曾这样说:“没有人愿意死,即使人们想上天堂,也不会为了去那里而死。但是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终点,从来没有人能够逃脱它。死亡是生命中最好的一个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