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黑龙江省女子教育简述(1912—1931)

第一篇：民国初期黑龙江省女子教育简述(1912—1931)

摘要：民国是近代中国快速转变的历史时期。清末新政后，各个地区开始重视女子教育，黑龙江地区作为满清政府的龙兴之地和边陲重地，在各县区也大规模开展了女子教育，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直到九一八事变之前保持着稳定发展。论文分析了黑龙江女子教育背景，具体分析了女子教育的不同层次;认为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开创，突破了禁锢思想的束缚;提高了女性的自身素质，对民国初期全国女子教育的进步做出相应的贡献。

关键词：民国初期;九一八;黑龙江地区;女子教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34-02

中国封建社会严格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思想，女子没有受教育权。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传统教育的落后，以及女子在社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因此女子教育问题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关注。处于边疆的黑龙江也不例外，虽然地理位置极偏，开发较晚，教育落后;但民国初期这种状况得以改善，受此影响，黑龙江教育有了较好发展环境，女子教育随之发展起来。

一、黑龙江女子教育兴起的背景

鸦片战争前，中国几乎没有专门的女子教育。鸦片战争后，中国封闭的大门被迫打开，主权逐渐丧失，先进学者意识到须用教育改革来改变现状。1901年清政府开办学堂，废除科举;次年公布了《钦定小学堂章程》;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只可在家接受教育;1905年设学部，次年承认女学地位并列入学部;1907年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将女子教育纳入学制系统，承认其合法地位。这些措施的实施，促使全国兴起了创办女学的热潮。到1907年，全国有428所女学堂，15 498名女生[1]。

黑龙江处于边疆，开发较晚，与其他地区教育相比较为落后，女子教育更是滞后。自1904年始，黑龙江女子教育开始缓慢发展。当时的黑龙江副都统程德全非常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将其放在其他事务之上，1905年奏请创办幼女学校，黑龙江程雪帅日前具摺奏请，以江省教育尚难普及，非急设女学不足以固根基，现筹定的款设立女学校，一区招考幼女入堂肄业，庶为矫正母教入手之基，籍收他日改良社会之效，已奉旨允准。[2]开创了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先河。1906年1907年间，程德全前后在齐齐哈尔、呼兰府、巴彦州等地设幼女学校。

此外，一些热衷教育事业的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支持女子教育。其中林氏家族对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林传甲1906年调至黑龙江，虽是官员，但热衷于教育事业。1907年林氏夫妇创办了黑龙江最早的女子学堂黑龙江第一幼女学堂;妻子祝宗梁志在普及女子小学教育[3]，1911年在此兴办了女子师范学堂;1912年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其母刘氏1911年创办私立奎垣蒙养园。他们的行为受到政府高度赞扬，为其颁发奖章、匾额。至此黑龙江女子教育有了很大发展。

二、清末至九一八事变期间的黑龙江女子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着手于女学的创办;在1913年《壬子癸丑学制》中提到，初小男女同校，女子高小以上设女子中学，这样全国范围内开始兴办女学。自1916年张作霖夺取东北地方大权后，黑龙江便在奉系军阀统治之下。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非常重视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黑龙江女子教育有了较快发展。

（一）女子初等教育

女子初等教育是女子教育的起步。黑龙江地区文化落后，好学者极少，中高等教育难以普及，故先普及初等教育。黑龙江幼女教育的兴起是其女子教育发展的基石。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因黑龙江幼儿教育发展缓慢，直至1911年，林传甲之母刘氏创办私立奎垣蒙养园，招收幼儿29人，成为当时黑龙江仅有的幼儿学校。1912年后，黑龙江幼儿教育有了新发展。1916年创建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蒙养园;1919年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成立蒙养园，有幼女36人。黑龙江省幼儿教育虽起步晚，但1929年后有较大发展，到九一八事变之前已初具规模。

在小学教育方面，黑龙江完全按清政府指示执行。1906年黑龙江第一幼女学校建立，专招12岁以下的女子，成立之初仅有18人;它的成立推进全省女子教育的继续发展。随后各县女校相继成立，至1911年全省共有29所女子小学堂。1913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随后黑龙江地区按其规定将小学划分成初等小学（4年）和高等小学（3年）。初等小学共学习7门课;高等小学在初等小学的基础上增设5门课;此外，女生每周增设缝纫课。到1931年，黑龙江初级小学有4 053名女生，高级小学有338名女生[4];同时还出现了私立女子小学。

（二）女子中等教育

清末民初至九一八事变，黑龙江中学教育的发展逐渐加快。1913年在省城齐齐哈尔成立第一所女子中学，1926年与女子师范学校合并。1913年8月，黑龙江省女子中学附属小学校成立。女子中学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和技能，1914年附设职业科，1919年改为简易职业科，教授女子实用的技能和知识。根据资料显示，1916年1917年，整个黑龙江地区的中学仅有女生42人。此时的黑龙江女子中学教育发展缓慢。

（三）女子高等教育

黑龙江高等教育兴办晚、发展缓慢，民初没有独立的女子高校。一些有志于接受高等教育的女生，大多要去南京、北京或其他教育相对发达的地方就读，因来往不便且需要大量资金，大多数女子失去了进一步求学的机会，阻碍了黑龙江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

《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全国兴起了创办女学热潮，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主张大学开女禁。1919年北大首开女禁，女生可以旁听，1920年开始招女生，男女可以同校。1922年南京政府颁布了壬戌学制，规定男女同等教育的权力，为女子教育发展提供了条件。1928年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下令招收女生，开起东北教育界新风气，为鼓励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其妻于凤至亲自到东大学习。至此，黑龙江各高校开始接收女学生。193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有42个女生，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有15个女生;东省特别区美术专门学校有16个女生，俄文师范专科学校有59个女生[5]。这一时期黑龙江女子高等教育有了初步发展，各大高校开始招收女生，为女子教育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四）女子职业教育

民国成立前，很少有女子职业教育。1912年民国成立并颁布了《实业学校令》，鼓励创办职业学校。民国初年，黑龙江地区就开始鼓励女子谋职业，民国元年，祝宗梁偕留学日本女子职业学校的马玉瑛创办女子职业学校，校具用费皆自备，分美术和缝纫科。[6]1917年鲍贵卿在整顿农业学校训令中表示：本省地面辽廓，土质膏腴，振兴实业，首属农事，农事之进步，正有待于农学，欲求农学之发展，更非普及农业教育不为功。[7]鉴于此，黑龙江政府开始创办实业学校。到1917年黑龙江女子职业学校有学生70人，但因基础薄弱，缺乏师资及经费等，至1931年女子职业教育几乎空白。

（五）女子师范教育

古之学者必有师办理学堂，首重师范，师范教育是培养师资的地方。伴随女子教育的兴起，女教师严重不足。为解决这一问题，1911年祝宗梁创办黑龙江省女子师范学堂，缓和了女教师不足这一现象。由于黑龙江教育发展急需大量师资，因此在师范教育中非常注重实际操作能力。黑龙江女子师范教育兴起后，一直稳步发展，到1923年，女子师范生占全国师范生总数的36.71%，达到全国平均水平;1930年女生人数已超过男生。

三、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影响

民国初期至九一八事变前，黑龙江女子教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这期间所取得的成就非常显著，但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也阻碍了女子教育前进的步伐。

（一）黑龙江女子教育的积极影响

1.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开创，突破了封建禁锢思想的束缚

民初黑龙江女子冲破了封建禁锢思想的束缚，开始享受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权。受过教育的女子成为独立的新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实现自身价值。1923年统计，黑龙江小学女生数在全国高小中居第一位，初小中居第三位。[8]女子从小开始接受教育，学习新知识并增长见识，推进了妇女解放运动发展。

2.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开创，提高了女子的整体素质

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兴起发展，使女子能进入学校获取专业知识。女子可根据年龄的不同选择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为提高女子自身素质，女校开设时不仅注重专业知识，而且重视生活实践能力，使女子可以独立生活。同时，女学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基础[9]，女子整体素质的改善，对家庭的和睦和孩子的培养有积极的影响。重视女子素质的提高，有利于黑龙江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的不足

作为清政府的发源地，黑龙江地区重武轻文，学风低下，教育落后;而且是满族发源地，交通闭塞，与外界沟通十分不便，因此在这里发展教育尤其是女子教育，是非常困难的。

1.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期间，缺乏教师人才

在女子教育发展期间，积极创办各类学校，但由于缺乏教师，困难重重。黑龙江教育发展初期，师范教育并未兴起，很多地方学校因缺少教师而停办。另外，黑龙江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对教师的要求较高，所聘老师至少要懂两种民族语言，这在当时是很难的，阻碍了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

2.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期间，缺少资金设备

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初期，部分学校是由地方官绅或先进知识分子捐助开办的，但只能解一时之需，要长期开办就必须有固定的资金来源，更不用说图书、仪器等教学设备的不足了，许多学校因各种原因被迫停办。黑龙江地区相对闭塞，需到外地购买图书等教学设备，江省前无书肆，自设学务处两次派员赴京、沪购教科书，购经、史、子、集并东西各国图书译印精本。[10]可见，缺少资金设备对黑龙江女子教育发展有很大的阻碍。

黑龙江女子教育的兴起发展，顺应了当时全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大前提，发展期间虽有许多障碍，但因当时政府和有识之士的支持，也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对整个民国的女子教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333.[2]江省奏设女学校[n].盛京时报，1907-02-27，136号（5）.[3]林传甲.黑龙江教育日记[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4]王鸿宾.东北教育通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411-413.[5]东北年鉴[z].东北文化出版社，1931：803.[6]谢岚.黑龙江教育史资料选编：上编[g].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1988：351.[7]黑龙江省地方编纂委员会.黑龙江省志·教育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326.[8]果承刚.齐齐哈尔教育志[z].齐齐哈尔市教育委员会，1993：616.[9]徐世昌.东三省政略[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5819.[10]李毓澍.黑龙江志稿：三[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2370.

第二篇：民国女子学校

女校的新起

近代史上，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是教会学校，1844年即在宁波开办，后由沿海向内地渗透。然而，教会女子学校在有清一代，始终游离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

神秘的女校学生

“女人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所产生的背景，自然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的那些年代，两千多年里，我们国人对这个道理深信不疑，把它奉为真理。

在民国时期，逐步冲破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女校开始兴起。民国元年，“美租界海寗路西天保里对面南川虹路，新创共和女校一所，分初、高等小学、国文、英文、图画、专修科，共五级，额设一百五十名。于各专科中兼授法政、体操、专门学术以应今日女界赞助共和，注重武事之趋势。开办经费全由同志捐助，经理、校务、担任敎课者均尽义务，不取薪俸，意在巩固基本，徐图发达，现在报名者己有五十余人，定于旧历正月十四日午后二时行开学礼，想届时必有一番盛举也。”（1912年2月29日申报7版《共和女校开学预志》）。[1]

民国2年（1913年），民国成立一年后。被孙中山称赞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在长沙创办数所女子职业学校，如长沙女子法政学校、女子自强职业学校、女子美术学校等。在民国时期，湖南女学以职业女学为主流。

也是在1913年，时任桂东教育会长的邓润棠在桂东女子教育尚无胚胎的情况下，大胆提出创办女子学校，向时任桂东县长的谭嗣穆（谭嗣同弟弟）呈报此事，两人不谋而合，在桂东县创办女校，开桂东妇女读书学文化之先河。

女校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如成志女校、苏州女学、城东女校、武昌女学、神州女学、正始女校、光华女校等女校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办起来了。广招生源

女校办起来了，可令人失望的是招不到学生。而想读书的女孩却在校外张望，徘徊不前。学校负责人张贴招生告示，组建宣传队，走街串巷广泛宣传。1912年6月5日申报7版《省立女师范学校招生》一文中记载：[1]

一、本校以造成小学女敎员为宗旨。

二、本校招收预科生一班，每班各四十人，第三年级插班生二十余人。

三、修业年限预科一年，预科卒业后再入本科四年。

...........十一、本校地址暂在南京中正街东首路北俟得宽厂校舍，即行迁移。

学校的老师也纷纷送自己的女儿就学。大家看到这些“名门望族”敢于冲破世俗观念，不怕人说三道四。于是，心疼儿女的家长也陆续把女孩送进女校。

桂东县女校负责人把招生劝告书送到户户人家，并立了新的招生规矩。学校除了原来免收住宿费、课本费等优惠待遇，又增加中餐由学校供应菜食待遇，8个人一桌，每桌二荤一汤三素。学校还发给学生水箩一担，解决学生制图仪器和地图等学生用具，每年每位学生还可领取白衣青裙学生装一套。学生便有所增加，已经超过100人。学校把女生分成女子高小、简易女子师范和女子初小三个班。

为了进一步办好女校，学校大开方便之门，只要乐意来，一律全收。携儿带女的妇女，可以带保姆住校。当然，学校也有规章制度，早晚会点名，就寝后落锁，平日不准出街，礼拜天出街必须请假并要集体行动。除教师外，男子一律不准入校内。女校的影响

民国时期，女校发展迅速，女性教育普及，教育规模也不断扩大。“大南门西城脚正始女学校系余佩□周芜君二女士所创办，已历二载，所有经常经费悉由二女士自行担任，敎授各科之女敎员亦多尽义务，现在修理校舍，大加扩充日内行将开学，并增添切于实用之专修，科俾学者毕业后克以自立云。”（1915年8月20日申报10版[1]《正始女校之扩张》）。女校进一步改良了学校教育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健文女校为王子循君所创办，迄今四年成绩卓著，兹于七月十五日行第二次毕业式，是届毕业者为张蘐，江苏上海；王海关，江苏上海；何芍香，浙江；秀水严、钰琴，江苏上海；严熺琴，江苏上海。先由来宾演说，赞美诸生成绩，次由王子循致训辞后，颁毕业证书，并闻下学期该校添设文学专科，以造就国文优长之女子云。”（1915年7月16日申报10版《健文女校毕业式》）

女校办得红红火火，欣欣向荣。广大妇女走出闺阁，走进女校，经过考核，得以毕业。在《申报》记载，“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由湖州凌铭之君创办业已四载，今夏因西门校合狭小，迁至美租界文极司脱路，闻今届文学专科毕业者二十余人，成绩均极优美□邃，于经史子集根抵之学，各省女校预先订聘毕业生担任敎科，颇有应接不暇之势云。”（1916年1月12日申报11版《南洋女师范毕业》）。[1]

巾帼不让须眉，新时代的知识女性学业有成，走向社会的公共领域。民国29年（1940），桂东女校并入县立初级中学，实行男女一校，桂东女校便成为了历史。然而，桂东女校在女权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提高妇女文化素质及男女并校打下了深厚基础，在历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页。

第三篇：多元开放：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多元开放：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张耀杰06月11日 21:06 民国时代女子教育多元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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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本人虽然有过七年农村中学教师的工作经历，并且至今依然是一名学生家长，对于教育问题却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多元开放：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张耀杰

每年六月都是莘莘学子或主动或被动地参加各类入学统考的时节，相关的教育问题也因此成为人们在这一时间段内集中讨论的焦点话题。我本人虽然有过七年农村中学教师的工作经历，并且至今依然是一名学生家长，对于教育问题却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民国时代的女子教育。

吕碧城：没有正规学历的女校长

我在前不久出版的《民国红粉》一书中，一共介绍了23位女性主人公，其中的吕碧城青少年时代并没有接受过现代化的正规教育，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办女子学校的女校长。扶持她创办和经营天津公立女学堂的，是当年中国男权社会第一流的精英人物，包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以及他的重要幕僚唐绍仪、傅增湘（沅叔）、严修、卢木斋，还有天津《大公报》和北京辅仁大学的创办人、著名天主教徒英敛之。

天津公立女学堂正式开学的时间是1904年11月17日，至今已经有110年的历史。这所学校的第一任监督即校长是袁世凯手下主管教育的傅增湘。可惜的是吕碧城才高气盛，很快便与傅增湘、英敛之等人闹出纠纷。半年后，傅增湘、英敛之等人辞去学校董事会职务，由刚刚22岁的吕碧城出任由天津公立女学堂改名的北洋女子公学的监督即校长。吕碧城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公学的女校长。进入中华民国后，北洋女子公学与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合并为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功成名就的吕碧城与唐群英、沈佩贞等女界名流一道，出任袁世凯的总统府顾问。北洋女子公学以及后来的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先后教育培养出来的知名女性人物包括先到袁世凯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后来嫁给冯国璋的周砥；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发起组织女子尚武会和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女界伟人沈佩贞；辛亥革命期间在上海参与组织女子北伐队后来嫁给黄郛的沈亦云；与国民党元老张继结合的崔震华；与北京大学教授陈源结合的女作家凌叔华；与鲁迅走到一起的国民党员许广平；以及后来成为中共女党员的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 第一届国立女子大学生

《民国红粉》中的23位女性人物，接受过正规的现代大学教育的有宋庆龄、何香凝、陶琴薰、张幼仪、李超、庐隐、冯沅君、王右家、刘清扬、冰心、林徽因共11 位。其中的李超、庐隐、冯沅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届国立女子大学的大学生。1923年10月和12月，上海《小说月报》分两期刊登庐隐的中篇小说《海滨故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女大学生婚恋生活的一部作品。其中的故事情节，主要是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第一届女大学生的情感实录。

小说中的自传性人物露沙即庐隐本人，玲玉是苏州籍同班好友陈定秀，云青是福建同乡王世瑛。宗莹是福建同乡程俊英。露沙的恋爱对象梓青，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已婚大学生郭梦良。云青即王世瑛的恋爱对象赵蔚然，是与王世瑛、庐隐、程俊英、郭梦良同为福建人的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生郑振铎。王世瑛后来嫁给张君劢，程俊英后来嫁给了心理学教授张耀翔。

1924年2月，庐隐的同班同学冯沅君，在上海《创造》季刊发表自传体婚恋小说《隔绝》。《隔绝》以及此后的系列小说《旅行》、《慈母》、《隔绝之后》，以大胆的笔触表现了男女大学生的自由恋爱，并且为这种自由恋爱注入了读书进取的硬性指标。从小被裹了小脚的冯沅君，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后来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大哥冯友兰、二哥冯景兰出面，帮助说服母亲解除了包办婚姻。冯沅君系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隽华就是她自己，隽华所恋爱的已婚大学生士轸，就是河南济源籍的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王品青。

王品青是鲁迅和周作人的追随者，是周作人主编的《语丝》周刊的主要作者之一，北大毕业后到“某籍某系”直接控制的北京孔德学校担任中学教员。由于王品青毕业后不再愿意读书进取，在冯沅君陪同下回到开封报考两次留美名额都没有考取，喜欢读书进取的冯沅君便移情别恋，接受了小她三岁的江南才子陆侃如的求爱。冯沅君当时是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毕业的第一位女性研究生，陆侃如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跟随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攻读研究生；除了星期天进城约会之外，两个人主要是通过书信联络情感。陆侃如有一次写给冯沅君的情书被王品青发现，王品青因此发了疯，后来被家人接回河南老家，很快就病死了。对于喜爱读书进取的冯沅君来说，既志同道合又相得益彰的陆侃如，显然是比王品青更加合格达标的婚恋对象。

1929年1月，陆侃如和冯沅君在江苏海门举行结婚仪式。两个人的婚后生活和共同兴趣，主要集中在学术研究方面。作为现代文学史上昙花一现的女性婚恋作家，冯沅君从此淡出了文坛。冯沅君、庐隐的同班同学中还有一位著名女作家叫苏雪林。在我见到的所有关于冯沅君的介绍性文字中，晚年苏雪林的一段话最为经典：“冯沅君则是我北平女高师的同班同学，文笔优美，学术湛深，她丈夫陆侃如，两人都是有名学者，沅君的哥哥冯友兰名气更大。他们兄妹都会扯顺风旗，从不与时代潮流相违背，怎会被红卫兵斗死，深不可解。” 所谓“扯顺风旗”，意思就是紧跟时代脚步与时俱进。苏雪林说冯沅君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斗死，属于道听途说的以讹传讹。1957年，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与女秘书通奸的事情也被揭发出来。1963年，冯沅君被任命为已经从青岛迁到济南的山东大学副校长。1974年6月17日，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副校长冯沅君，因直肠癌医治无效，在陆侃如陪伴下离开人世。

我一直认为，每个人的人性都是立体的，或者说是多层级、多侧面、多元化的。1949年之后的历史教科书为了统一思想并且像制造螺丝钉一样塑造每个人的灵魂世界，几乎把所有历史人物都放在一个模子里给挤扁压平。像冯沅君这样的历史人物，其实是在艰难曲折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抉择中读书进取的。假如只是平面化地赞美她的小说和学问多么好，而忽略了她艰难拼搏的真实经历，这样的历史说教是完全不可能感染人心、陶冶灵魂的，也是很难让人们记住冯沅君这个人的。真正的励志进取，首先必须说真话讲真相，连真话和真相都不敢面对的人，永远不可能自我健全、励志进取的。留学美国的宋美龄与冰心

宋美龄与谢冰心是先后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威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MA）就读的著名校友，正是基于这样一层关系，1940年夏天宋美龄以校友名义邀请冰心、吴文藻夫妇到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由此得到提升和改善。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出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约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同年11月，吴文藻回国把冰心和小女儿吴青接到东京。

1948年1月，日本《淑女》杂志在第1卷第1号隆重刊登冰心的谈话录《闻名于世的女杰·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冰心在这篇谈话录中以生动活泼的口吻高调赞美了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有时是主席的顾问，有时是翻译，有时是秘书，有时是老师。对主席来说，女士就像自己的眼睛和手一样不可或缺。”

这里的“主席”指的是当年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关于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基督徒式的模范婚姻，冰心赞美说：“是的，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地协调。……这一切使两个人的家庭生活美好而充实。”

1951年秋天，吴文藻、冰心一家在周恩来、罗青长安排下秘密回到北京。与晚年冰心来往密切的老舍儿子舒乙，在《真人——冰心辞世十年祭》中写道：“吴文藻和冰心一家由日本秘密回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的，安全部具体实施营救和迎接的。到北京后周总理专门为他们买了一所小房，在东单洋溢胡同，并暂时对外保密。周总理亲自接见了吴先生和谢先生，详细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一再叮嘱，今日所说一切‘打死也不说！’。”

种种迹象表明，冰心在与宋美龄、蒋介石夫妇建立亲密关系的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的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建立起了秘密联系。对于前者，冰心晚年采取的是遮蔽隐瞒的态度；对于后者，她采取的却是引以为傲并且高调宣扬的另一种态度。1991年的冰心又把最高规格的赞美之辞——“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奉献给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可以说，世纪老人冰心既左右逢源又政治正确的处世方略和女性智慧，在这两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仅就文化教育而言，中华民国时期堪称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无论当时的青年男女在家庭内部的私生活领域遭受过多么残酷的家族专制，当年的政府公共权力对于私人领域的自由自治、财产私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包括男女双方在内的当事双方契约平等的合法权利，还是很少加以干涉和剥夺的。当年的文化教育领域在整体上呈现出的是自由办报、全民办学、教授治校、社团自治、百花齐放、不拘一格、多元开放的良性局面。当年的高等院校除了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之外，另有燕京大学、复旦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医学院、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等教会学校；以及民办私立的南开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上海中国公学等等。在各个大学教授治校、自主招生、自由报考、双向选择、不拘一格、多元开放的情况下，像今天这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式的全国统一的应试高考，基本上是不存在而且也不需要存在的。诸如此类的成功经验和教育传统，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今天的教育当局认真反思和虚心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