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时期的文化教育

第一篇：义和团时期的文化教育

第十章

“学生城”的由来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腐朽的清政府对侵略者屈膝投降，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神州莽莽，众生沉沉，中国危亡，千钧一发。”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峻时刻，受西方资产阶级影响的知识分子，形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维新派。他们力主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效法西方资本主义，认为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是教育不良，提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康南海教育文选》）把“救弊之法归之于废科举、兴学校”，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之“新学”来改良封建主义的“旧学”。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其中有关教育的就有废除八股，考试策论，筹办高、中、小学堂，要求各省、州、县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发生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事件，次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为挽救垂死的命运，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某些“新政”，以安民心。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废科举，兴学校”。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发布兴学诏书，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并饬各省速办学堂”，不久即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亦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又发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较为完备的近代学校制度的肇端。

保定地处京畿，为首善之地。直隶总督、直隶布政使和保定历任知府跃跃欲试，特别是直督袁世凯，亲自谋划，创建新学堂。一时，省城保定的新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小学、女学、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师范院校、军事院校纷纷兴办。

袁世凯做一事，必兴一学堂，以求其学问，尤必翻译书籍，以输入外国之文明。他在山东任巡抚时就兴办各类学校，无奈八股文尚未废弃，在山东时间又短，没有大的效果。1901年11月，李鸿章病逝，他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便大兴教育。又值朝野上下大梦初回未醒，新思潮正酝酿生成之际，袁世凯又好事争新，顺应了潮流，遂得其手。倡废科举，广建学堂，改庙宇为学舍。一时省城和直隶境内小学堂，中学堂，各类型的专门学堂、高等学堂，男女师范学堂，无一不备。各类学校均为草创，前无所因，人们还不知学堂为何事，编制无法，教授无方，亟需厘定。袁世凯便创定章程，先行试办，迨有成效，奏明立案。

京师设立学部，多半仿效袁世凯规定的章程。那时，省城保定和天津新教育走在全国前列，也为全国做了示范。袁世凯在给慈禧和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臣于光绪二十八年到任之始，大局甫定，人心思治，既督饬省会暨各府厅州县，遍办学堂。先后设立学校司、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奏明在案。嗣于二十九年奉到学务大臣奏定章程，遵改学校司为学务处。撤裁专门、普通、编译三局，分设六课，各专责成。”从袁世凯的奏折可见，在国家尚未出台政策、规定之前已先行着鞭，他的“学校司”，是国家“学务处”的前驱，他的“三局”是“六课”的先导。他在奏折中还说“数年来，剀切晓谕，惩惰奖勤，浮言不起”，“捐资助学者不绝，公立私立，月有所闻”。这些都是实情。另据奏折罗列，当时直隶省有北洋大学1所，高等学堂1所，北洋医学堂1所，高等工业学堂2所，高等农业学堂1所，初等农工业学堂暨工艺局附设艺徒学堂21所，优级师范学堂1所，初级师范学堂及传习所89所，中学堂27所，高等小学堂182所，初级小学堂4162所，女师范学堂1所，女学堂41所，吏胥学堂18所。还有客籍学堂、图算学所、电报学堂，以及大量半日学堂。半日制学堂不计，在册的学生就有86652人。这只是初始阶段，此后更加兴盛，蜚声全国。保定是省城，很多学校都在保定。全国各省学子也慕名到保定求学，保定“学生城”的美誉，也就流行起来。中国最早出现的新学堂——蒙养学堂

保定的新教育，肇端应该是建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的保定蒙养学堂，地址在不载祀典之庙。与蒙养学堂同时出现的有天津的中西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学堂分头等和二等，头等学堂是专门学校，二等学堂是普通教育，13至14岁儿童学习4年，再升入头等学堂。还有一所是上海的南洋公学，创建于光绪二十二年。分四院，一是师范院；二是外院，相当小学，由师范学生教；三是中院，相当中学；四是上院，相当高等学校。唯独保定的蒙养学堂是专招小学生的，这是新教育尚未形成的探索期出现的学校雏形。说保定蒙养学堂是一所新式教育学堂，是因为不同于过去的“蒙学”，蒙学是单个授课，他是集体上课；蒙学只教识字、写字和古文等，他有算学、格物等现代学科，应该被视为中国新教育的源头之一。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拟定颁发了《小学堂暂行规定》，光绪三十年（1904年），直隶学务处外国顾问帮助拟订《保定府小学堂生徒规则》，对小学堂兴办有了具体办法，很快出现了兴学热潮，光绪三十二年，保定城内已有小学20所，清苑县境内小学150所，到1911年，满城县小学也达70所。小学教育出现燎原之势。

保定蒙养学堂于光绪三十年更名保定初等小学堂，同年10月更名保定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模范小学堂）。学校设在莲池直隶省学务处，后来占据莲池书院位置，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办学环境和先进的办学理念，使得学校真正称得上是全省的模范小学。

学校非常重视美术和音乐课，这是其他学校所没有的，请日本人寺本三二教授音乐课，每天唱歌一小时。王泽澄堂长掌校时，曾附设音乐讲习所，专门制定了章程。老师们也跟着学唱歌，因为保定府其他学校没条件开音乐课，学校除星期日外，每天下午课后6点至7点本校老师轮流对外上课，外校小学生自愿参加，编好班次，一律免费。美术及手工课的开设，也走在全国前列，据中国美术教学史载，这里是中国美术教学三大策源地之一。学校开设科目及考试办法均有明确规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教育杂志》十九期刊登保定模范小学堂堂长刘续曾的《保定模范小学学业考察法》。

学校于1912年更名直隶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之后相继更名河北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保定师范附属小学，传承至今。在中国新型学校发展史上，这所学校是中国出现最早的三所新型学校之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100余年的沧桑岁月里，从这里走出大批才华横溢的少年才俊，许多成为中外知名科学家、艺术家和社会栋梁。中国最早的地方大学——畿辅大学堂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秋，直隶总督王文韶为推动直隶教育维新，上奏清廷，准于省会保定创建畿辅大学堂。第二年春，清苑知县劳乃宣于西关外灵雨寺行宫筹办开学。这是保定第一所新式大学堂，开直隶高等新式教育之先河，也是中国首批创建的高等学府之一，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同年创办。

劳乃宣(1843—1921)，清末教育家，后来曾调京师大学堂任堂长。为办好大学堂，直隶总督王文韶、清苑知县劳乃宣专门草拟了《畿辅大学堂章程》，对办学总纲、课程设置、入学条件、聘用教习、经费等，都有详细规定。光绪二十四年《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折》说：“学堂正课经史之外，参以皇朝三通会典通礼律例，近代名臣奏议，中外通商条约，及西国史志舆图公法刑律官制学校工农兵商诸政书。延聘学识纯正、纵贯本末之儒，为之讲授大义，稽究得失。其算学乃六艺一端，为格致诸学所从出；文字亦方言支裔，为通译西学之本根。于正课外，立算学、西文二门，延请京沪同文方言馆艺学已成者二人，分教英、法言语文字，并中西图算。”从课程设置看，引入科学，中外兼习，较书院前进了一大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法德英意四国联军侵入保定，焚毁了灵雨寺，已有一定规模和办学经验的畿辅大学堂破坏殆尽。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后，改原畿辅大学堂为直隶高等学堂，亦称保定大学堂。在毁坏的基础上进行重建，1902年4月，直隶高等学堂正式开学。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受袁世凯委任担当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并将该学堂建为天津的北洋大学堂预备学堂。据当年在此读书的学生薛允中回忆：1905年8月，他们从广平府（永年县）来到省城保定，同级学生500人，分10个班上课。“直隶高等学堂校址在保定城外西南隅，校舍建筑巍峨壮观，濒临河曲，远隔闹市。亭台楼榭，散布其间，河水支流绕穿校内曲折而出。环境清幽，人迹罕至，诚为育才讲学胜地。该校监督为王景禧，翰林出身。下设斋务、学监，及其他职员多人。中文教务长为清末科状元刘春霖；西文教务长为新自英伦归国之吴烓灵，外有总教习丁家立，往来于津、保北洋大学及本校之间，不时在校小住。”中文课程为国文、伦理、经学、论理各科，由中国教员分别任教；西文课程为英文、数学、史地、理化等科，由外国教员分担，课本悉为购自国外之英文原版。1906年暑间，奉令改组，分为文理两科。前者为第一类，后者为第二类。第一类课程，偏重中外文学、史地、政治、经济等。第二类则以数学、理化、试验为主科。高等以上学生，须通两国外文。第一类除英文外，加授法文，第二类加授德文。

学校重视体育运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元月，《教育杂志》第一期刊登《保定高等学堂创始运动会章程》，其中规定，保定高等学堂为运动会创始者，并主持每年3、9月举办的两次省城运动会，各学堂报名参加，设银件奖品3种，跳高得银虎，跑快得银马，踢球得银狮。得此彩者携回本堂，以示光耀，交学校监督（校长）收存，待下次比赛交回。1911年长辫子学生比赛照片刊登在英国报纸上。

直隶高等学堂曾发生学生吴越炸五大臣事件，此事不能不提。吴越，安徽桐城人，1902年来保定投奔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送他到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读书。由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失败，吴越认为中国不能走改良的道路，群众性的革命也难成功，只有暗杀才是革命的出路。他写了《暗杀时代》一书，鼓吹推翻清政府。他一面积极参加在保定两江学堂创办的《直隶白话报》工作，一面与潘缙化、赵声、陈独秀等人往来。革命党人赵声到保定，二人一见情投意合，共同谋划反清活动，赵主张用武装力量推翻清政府，吴主张用暗杀的办法。1905年7月暑假期间，吴越得知清五大臣载泽、端方、绍英、戴鸿慈、徐世昌要出国考察宪政，认为机会已到，潜入北京，决定刺杀载沣等，以揭穿清廷玩弄立宪的阴谋。他化装成绍英的仆从，怀藏炸弹，在正阳门（前门）车站混入五大臣之车。还没来得及投放，即被发现，匆忙中引爆。多人受伤，一仆人炸死，吴越当场身亡。验明正身，引爆者一足为六趾，有一名片书“吴越”、“皖北人”，正是直隶高等学堂学生吴越。在调查取证中，直隶总督袁世凯觉得此事对己不利，令人将“吴越”写成“吴樾”，另派直隶布政使毛庆蕃从中了事。辛亥革命后，吴越的灵柩在安庆安葬，孙中山先生曾撰写祭文。

1913年，直隶高等学堂撤销，并入天津的北洋大学。直隶高等学堂的监督、总教习，除丁家立这样的外籍教育家，均为国内著名文化学者、教育家。如王景禧，曾为翰林院编修；刘春霖，清代末科状元；张伯苓，著名教育家，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创始人，等等。学生，也是集天下英才，如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就是从畿辅大学堂走出的。中国最早的高等农业学校——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直隶总督袁世凯创立农务总局于保定西关外霍家大院，并于局内附设农务学堂（中等教育）。

当时农务局划定保定西关灵雨寺北土地40亩为筹建直隶农务学堂址，省库每年拨发经费饷银18400两（光绪三十四年增至33600两），当年建成，并购地100余亩为实习、试验场地。袁世凯派黄璟为学堂总办，李兆兰为提调。袁世凯书写一联“儒通天地人几近道矣；学纵欧亚美一以贯之”，悬挂于学堂正厅。同年十一月，农务学堂招收预备和速成两科学生，设蚕桑和农业两个专业，共修学科为国文、英语、算学、气象学等。专业课的教材与教法多沿袭日本农科学校。除本国教员外，还聘用美、英、日等国教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升格并改称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增设林业和农业讲习所。该堂曾推广日本的优良桑秧和蚕种，成绩突出，反使农务总局奉命隶属于该堂领导。学堂曾经创办颇有影响的《农务官报》。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学校更名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6月，河北省教育厅决定在保定西关外直隶高等学堂旧址成立河北大学，学校并入。河北大学是河北省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初期设文、法、农、医、预五科，文科分中、英两学系，各科设学长一人。河北大学医科附设医院，农科附设农场，并附设初级中学、小学。农科设农学、农艺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1930年暑期后，又由系改称学院。1931年10月，河北省教育厅决定撤销河北大学，将国文系并入北平师大，法学系并入天津法商学院，英文系并入南开大学，农、医留在保定，分别成立河北省立农学院和河北省立医学院。1931年10月24日，河北省立农学院成立，地址在保定西关外。学校成立之后发展很快，设农学系、林学系、园艺系，招生范围除河北外，还有山东、四川、广东、广西和东北等19个省份。实验室、实验农场逐步恢复扩展，设备齐全。

学校师资队伍实力雄厚，业务水平高，教授和讲师多是从海外归来的学者，著名的有：徐季丹（法国巴黎国立农学院研究科），谌克终、酆裕恒、戎春田（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黄菊逸（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刘毅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博士），胡壮猷（美国加利福尼亚省立大学），林谓访（德国塔郎林业大学研究生），王调夫（美国伊利诺大学硕士），孙醒东（美国伊利诺大学博士），余兰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此外还有路葆青、杨允奎等10多名教授，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许多都是怀着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愿望，从海外归来报效祖国的。

学校的教学宗旨是：适合本省需要，研究农林高深学术，培养农林专门人才。各系学制为四年。开设课程门类齐全，三系公共必修课16门，农学系专业课22门，林学系21门，园艺系13门。

在教学上，注重培养学生理论知识、实验手段和操作能力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要求学生具有实际本领。每逢假期，要求学生结合本乡农村经济状况、种植习惯、农村所需种植种类与产量、土壤气候、病虫害情况等做调查研究，并写出调查报告，用于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与能力。师生一起关注并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优良品种，研究中国农林优良品种，试验、培育适合当地的优良品种和栽培技术。农学系先后有“河北一号”、“刘白玉”等小麦品种，“钱串谷”、“齐白头”、“大黄谷”等稻谷品种，以及优质棉花品种等，在河北省大面积推广。林学系完成了易县金坡至紫荆关10万亩演习林场的场界勘查和林木营造，完成了平（平山）灵（灵寿）滩地的森林营造。园艺系开辟了育成区、花卉区、蔬菜区90余亩，培育出117种优良果树、107种优良蔬菜和38科92属123种草本花卉、212种菊花、34科58属79种木本花卉。教授们的著作先后出版，蜚声海内外。许多著述被译成外文，发表在美、英、法、日等国学术刊物上。并于1934年创办《河北通俗农刊》等杂志。

1937年9月，日军侵占保定，学校被迫停办。1946年在旧址恢复，1950年省立农学院改为河北农学院，1958年改称河北农业大学，是全国最早的农业高等学校之一。前承“北洋”后启“黄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源头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建立的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历经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堂、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几个阶段。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更名陆军大学迁往北京，同年袁世凯在原址成立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晚清直隶总督夏驻天津，冬驻保定。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正值八国联军驻扎在天津，而《辛丑条约》又规定天津周围20里不允许中国军队驻守，袁世凯只好把直隶总督衙门常设在保定。袁世凯到直隶后急切地要编练北洋军，而编练新式军队又需要新式军事人才。这样，他就以保定为基地发展军事教育，近代军事教育开始在保定崛起。

清末保定的军事教育分为短训、速成和正规三类，分别以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保定军官学堂为代表。北洋行营将弁学堂

短训期开办的军事学堂主要有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另外还有练官营、参谋学堂、测绘学堂、陆军师范学堂、军医学堂、马医学堂、军械学堂、经理学堂、宪兵学堂、信号学堂等。

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又称保定行营将弁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堂址设于保定城内，隶属北洋军政司教练处。将弁学堂的办学目的在于培训旧军中的将弁，以才识明敏、粗知大意、年富力强、并无嗜好，曾经带兵者为合格。以8个月为一期，共办4期，毕业学员545人，学员毕业成绩优异者立即擢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学堂停办，并入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北洋速成武备学堂

开办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是一所大型军事学堂，其规模相当于当时日本的士官学校，开始隶属北洋军政司教练处，教练处总办冯国璋兼学堂总办。初设时堂址在城内，为解决校舍问题，袁世凯挪用各项公款，于光绪三十年在保定东关外建造了一所新校舍，当年十一月竣工。共计建造大小房屋537间，费银220304两。新校舍除占用一座关帝庙庙址外，还圈占了部分民田。

校舍设计时，在斋舍、操场以及仪器、自修各室等方面参照了各国新制。校院进门建有尚武堂（包括祠堂、会议室、总办办公室、监督办公室），校内设有各国新式武器陈列馆、理化仪器大讲堂、能容纳400人的阶梯式大讲堂、教研图书室、筑城模型室、沙盘兵棋室、测绘仪器室、爆破器材库、架桥材料库、武装库、服装库、炮房等设施，其他讲堂、宿舍、厨房、饭厅、医务所、养病室、浴室、理发室具备。校外建有纵1000余米、宽百余米的新式靶场，分为靶档和掩沟两部分，在掩沟中有活动靶、反光镜、旗语等设备。并建有器械体操场、劈刺棚、马厩、马操园、野战堡垒和建筑练习场。

速成武备学堂学制两年，共办3期。除设步、马、炮、工、辎重各科外，还设有师范、经理、军械、日文、德文、英文、法文各班。学堂共培养各种军事人才1412人，其中很多人受到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的重用，成为北洋军阀的骨干，著名者有齐燮元、王承斌、孙岳、刘汝贤、李景林、孙传芳、周思诚等。

清政府对袁世凯在保定办军事学堂非常重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慈禧太后曾经视察学校，袁世凯率师生列队跪拜欢迎，慈禧赏给教习和学生每人银牌一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八月，清廷改兵部为陆军部，速成武备学堂划归陆军部管辖，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段祺瑞任学堂督办，郑汝成任总办，监督曲同丰，提调张鸿绪，聘有日本教习。学堂设有留学生预备班，学生在此学习后，经考察合格，才能派遣出国。蒋介石（原名蒋志清）便是读预备班后留学日本的。此外杨杰、王柏龄、马晓军、张群、马登赢、杨侃、项鹏等也出自该预备班。

陆军速成学堂共办两期，第一期招生1000余名，第二期招生400多名。毕业生中有不少风云一时的人物，如商震（河北省主席、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龚理灏（广州大元帅府军务局长）、吕公望（浙江都督、护法总司令）、钱鼎（陕西大都督）、刘建蕃（靖国军总司令）、方声涛（福建省主席）、陈树蕃（陕西督军）、裴建绩（甘肃镇守使）、文崇高（南京参议院议员）、蒋大同（东三省革命党领袖）、张钫（河南省主席、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靳云鹏（上将参议）等。

宣统元年（1909年），陆军速成学堂与保定军官学堂合并成为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成为该堂的速成科。

保定军官学堂

袁世凯全面开办军事学堂，不仅开办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及各种速成学堂，而且开办陆军大学堂。陆军大学堂为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相当于日本的陆军大学。当时，清朝多次申明，陆军大学堂必须在京师开办，而袁世凯为了同清廷争夺办学权，为自己的北洋军培养高级军事人才，千方百计要将陆军大学设于保定。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在保定设立陆军大学的计划变为事实。对此，清廷被迫做出让步。保定军官学堂初借原将弁学堂房屋开办，同年六月迁往东关速成武备学堂堂址，两堂分别办学。军官学堂以段祺瑞为督办，赵理泰为监督。设速成、深造两科。速成科一年半毕业，深造科学制3年。速成科学额40至60人，学员主要从各武备学堂毕业生中考选；深造科学额50至80人，学员从具有武备学堂毕业学历，又当过两年军官的各镇军人中考选。军官学堂按大学堂的标准招生，其教育制度、教材，均仿效日本陆军大学。

军官学堂共办三期，培养了300余名高级军事人才。第一期招生120人，主要为北洋各镇选送。著名的有陈调元、吴新田、魏宗瀚、熊炳琦、师景云、张联升、王维城、张敬尧等。第二期120人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入学，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著名的有胡龙骧、孙岳、何遂、方本仁、王承斌等。第三期宣统元年（1909年）十一月入学，著名的有齐燮元、李济深、阮肇昌、刘光、钟体道等。

宣统三年（1911年）军官学堂改称陆军预备大学堂，总办改称堂长，由张鸿逵充任。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堂改名陆军大学，迁往北京。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2年2月，清帝下诏退位，清王朝宣告结束。2月13日，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陆军大学迁京后，陆军部决定在保定军官学堂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保定军校”），1912年10月20日正式开学。

陆军军官学校位于保定东郊，原址为北洋速成武备学堂，经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堂和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的不断扩建，规模宏壮，设备完善。学校由本部、分校、大操场和靶场四部分组成。本部占地190亩，分校占地100亩，大操场约850亩，靶场约350亩，合计约1500亩。本部坐北朝南，呈长方形，砖瓦结构建筑群，围墙高大，林木环绕，外有沟壕环绕，气象森严。正门建筑高大，面阔三间，门楣悬挂一幅黑漆巨匾，上书“陆军军官学校”六个金色大字，有石狮一对雄踞大门两侧。本部分南北两院。北院为生活区，建筑设施应有尽有。南院是学校的中枢和教学区，又分东、中、西三院。尚武堂位于中院中央，是全校最高建筑，也是学校中枢所在。门厅两侧有一副楹联：

报国有志，束发从戎，莘莘学子济斯望； 尚父阴符，武侯韬略，简练揣摩成一厅。尚武堂北有一大操场，有千年古柏两株，横木上悬一口大铜钟，全校活动以钟声为号。教室、学员宿舍分设在东、西两院。大操场位于学校西部和南部。中间靠北有演练庭一座，是进行检阅的场所。东院是分校，位于学校东侧，金庄村南，初为学生入伍期训练场所，后为马厩和库房。靶场位于本部的东北侧，与校本部隔金庄相望，为学员练习实弹射击的场所（当地人称“老炮档”）。

保定军校的学生来源初为全国4所陆军中学（北京清河、陕西西安、湖北武昌、江苏南京）的学生。陆军中学学生毕业后，要到军队入伍半年，学习一般军事知识。入伍期满经过体检和甄别，合格者方能升入保定军校，不合格者分送其他军校。1918年暑假，又从普通中学生中直接招收军校入伍生，这些学生的入伍期由原来半年延长到9个月。

学校设校长1人，教育长1人，校副官数人。下设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5个专科。各专科以下设学生连，每连设连长1人。连以下设排，每排设排长1人。

校长直属陆军部，总理全校一切事宜，由陆军少将以上军职人员充任。首任校长赵理泰，字康侯，安徽合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二任校长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又留学于德国陆军大学；三任校长曲同丰，字伟卿，山东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四任校长王汝贤，北京密云人，原系袁世凯马弁，后升任第八师师长，北洋武备学堂毕业；五任校长杨祖德，山东临清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六任校长贾德耀，安徽合肥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七任校长张鸿绪，天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八任校长孙树林，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保定军校学制三年。课程设置与教授方法参照日本和德国教育，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制定，课程主要有三大类，即学科、术科和外文，此外还有汉文、算学、卫生等普通课。军事教材主要采用日本教材翻译加工制定。学科分四大类，即战术、兵器、地形及筑垒、交通。术科包括器械体操、刺枪、劈剑、马术等。各类军事教育课程由本校教官担任，普通课程和外语是辅助教育，聘文职教员担任。

1923年8月，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无着等原因，随着第九期学生的毕业，保定军校宣告停办。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办学期间，有几件事影响甚大。其中一件是校长蒋方震自戕事件。蒋方震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兵学泰斗”，他执掌学校期间，要求严格，办事认真，做事率先躬行，受到师生拥戴。蒋曾向陆军部提出炮科增炮，骑科增马，步、工、辎重兵科补充设备及改进教学内容的申请，他也曾向师生承诺改善办学条件，但由于政界、军界和学校派系斗争严重，他的请求不能实现，他自责，觉得对不起国家和学生。一天早晨在操场集合学生，他发表讲话，说学生听从命令，守纪律，钻研学习，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校长，但校长对不起你们，没有尽到责任。一个外国军人，这里不好，他可以走，到别处去。我嘛，是中国人，到哪儿都一样，我到哪儿去呢？一走了事也太没有责任观念了，我不能走！他讲了四五十分钟，语气流畅，语调低沉。他始终没有发出“稍息”的口令，扫视了一下学生，说了声：立正不要动！便返回办公室。蒋方震返回办公室后，辎重兵有名军官发出“向后转，齐步走”的命令，校长办公室传出一声枪响。办公桌上留下两封遗书，一是给教务长的，委托他办理学校几件事和他的家庭后事，另一封写给一个教官，表明自己以身殉职，别无他法，表达的是“欲以此尊重职守之观念”。蒋方震自戕时被一位工役看到，慌忙中挪动了他的右手，子弹斜穿肺叶没击中心脏，没能致命。为此学校闹了一场风潮。蒋方震忠于职守，不惜自戕，在教育史上留下佳话。

另一件事，发生在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后。袁世凯窃取大总统之职，还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北京的报纸，被袁世凯控制的为袁歌功颂德，另一些噤若寒蝉，不敢吭气，只有日本控制的《顺天时报》公开反对“帝制”。保定军校校长王汝贤下令严禁学生看《顺天时报》，一天一个学生偷看了这份报纸，被告之于校长，校长即派卫士将学生抓到校本部，痛打40军棍，学生被打得皮开肉绽。这下激怒了学生，他们被压制的愤怒如火山爆发，将砌台阶的大砖翻起来，打窗子、砸本部，撕毁校长照片扔到厕所里，高呼口号，痛骂校长。校长一见形势不妙，马上请求戍卫保定的军队包围了学校，将学生骗上课堂，收缴了枪支，才算平息。

军校自开办至结束，历时11年，共办9期，培养各类军事人才6553人。对保定军校，百岁将军孙毅题词：“中国近代军事将领的摇篮。”杨成武将军曾说它“上承天津北洋，下开广州黄埔，是对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影响深远的一所值得纪念的学校”。它停办后，1924年开办的黄埔军校，从校长蒋介石，到教育长邓演达，教练部主任李济深，教官钱大钧、顾祝同、刘峙、陈诚、张治中、季方等，都是保定军校（堂）走出的学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纵横驰骋的军界风云人物蒋方震、吴佩孚、蒋介石、叶挺、李济深、张治中、陈诚、傅作义、邓演达、白崇禧、赵博生、董振堂、陶峙岳、王以哲、蒋光鼐、唐生智、刘文岛、张克侠、何基沣、刘文辉、邓锡侯、杨杰、郝梦龄、吴克仁、孙传芳、张群、顾祝同等，都曾是保定军校的教师或学生，他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留法勤工俭学策源地——私立育德中学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直隶高等学堂学生何凤华与农业学堂学生张凌云联合两校学生11人，在西关外朝阳寺创办一所高等小学堂，定名直隶高等小学堂。学校没有专职教员，两校学生轮流担任，学校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光绪三十三年（1907）春，同盟会元老陈兆雯受中国同盟会本部之命，从日本归国组织河北同盟分会，苦于没有活动场所，遂与靳溪梅、贾汝珍商议，将直隶高等小学堂改为中学堂，也可作为同盟会集会之地。二人欣然同意，于是陈兆雯、齐树凯、靳溪梅、陈汝珍等13人发起并于11月18日禀准督署立案，定名育德中学，次年正月招生，陈兆雯为监督。全校教职员均是同盟会同志，规定每人每年提供资金不得少于200元。当时购地15亩，建教室3座，宿舍44间，所需经费，学务公所补银1000两，社会捐款赞助380两、银元1068元，自行息借700元。办学经费就只能靠学费了。宣统元年（1909年），陈兆雯因积劳成疾病故，大家公推郝濯为监督。陈兆雯（1879—1909），字幼云，是社会活动家、教育家，育德中学为纪念这位开创者，修建了陈兆雯祠堂，遗迹尚存，现为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有纪念碑一座。郝濯（1879—1955），字仲青，河北霸州人。1907年毕业于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继任育德中学监督时，被推为河北同盟分会主盟人。那时，保定是北方革命总机关，郝濯“居中策划，昼夜不息”，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奔走呼号，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育德中学成为领导保定一带革命的总指挥部，同盟会在育德中学配制炸弹，刻制“燕晋联军大都督府”关防大印，准备与山西革命党共同举事，直捣北京，推翻清政府。此举因泄密而未能实现。辛亥革命后，郝仲青任参议院议员，曾提案质问袁世凯，遭到袁世凯极端仇视，愤而辞职，追随孙中山到南方参加护法斗争。1921年返回保定重任育德中学校长。他为育德中学制定了“不敷衍，不作弊”的校训。他严谨治校，潜心兴革，很快使学校遐迩闻名，抗战爆发前达到鼎盛期。

1934年省督学鞠赢视察该校评语为：“该校迄今已28年矣。其中毕业生68班，人数达2374人，在校生16班，820人，可谓盛矣。致此之道为主其事者牺牲与努力，且教学管训各方面均精细研究，严格齐一，故蒸蒸日上擅有盛名。”

1937年七七事变后，保定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1937年7月20日，经郝仲青倡议，商、学各界积极响应，在古莲花池召开各界代表大会，成立保定各界抗敌后援会。郝仲青被推选为会长，清苑县县长及商会会长为副会长，各中学校长、各区区长、各区代表一人为委员。中共保定地下组织也积极参与这一抗日活动。保定沦陷后，他率育德师生将学校仪器设备迁河南。在郾城，师生物质生活极为艰苦，很多人精神上感到渺茫，郝仲青听说抗战名将冯玉祥将军要来郾城，便请冯将军来校讲抗战形势，以鼓舞士气，坚定信心。郝仲青也几次讲抗战形势，鼓舞大家斗志。语文教师和培元受郝仲青的影响，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陕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毛泽东回信表示欢迎。在郝仲青的鼓励和资助下，赴延安的除和培元外，还有王荫圃（育德中学教师）、张世昌（育德中学前教务主任张纪五之子），这三人都是育德中学毕业的。以及育德中学学生王永安（育德中学校董王国光之子）。后去的还有郝仲青之子郝树荣和外甥李绍慕，训育主任李涤之之子李一鸣和侄子李广训。育德中学开辟了通往延安的大道。1938年春节后，学校雇了十几辆手推车将图书、仪器运到西峡口。学生4月上旬也步行来到这里，在西峡口坚持办学。根据教育部命令，育德中学改为国立一中一分校，郝仲青任校长，他为国立一中写了校歌： 卢沟月冷，大河无声，千里逐飘蓬。家仇国仇，遥指东瀛，悲愤总填膺！练尔体魄，砺尔学行，有志事竟成。诸君共勉，曷当有日，痛饮在黄龙。

郝仲青不愿让有光荣传统的育德中学中断历史，又在西峡口恢复私立育德中学，他兼任国立一中一分校和育德中学两校校长。在西峡口生活艰苦，条件很差，但师生精神旺盛，生活丰富多彩，学生话剧团经常演出抗日剧目，并排演曹禺的话剧《日出》、《北京人》，还曾演出《大地回春》、《风雪夜归人》等名作以及《黄河大合唱》等等。

1945年3月15日，育德中学在抗战烽火中迎来40年校庆，学校用柏树枝和纸花在莲花岗建起高大的彩门和宽大的舞台，布置了展室，展出图书1万多册，显微镜20多架，化学试验药品数百种，力学、热学、声学、电磁学、光学各种教学仪器琳琅满目。晚会还演出了曹禺的多幕话剧《原野》。当人们沉浸在校庆欢乐之时，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却步步逼近，学校无奈寨门关闭，师生离散，郝校长送走了一批批师生，挥泪告别了育德中学，和几个师生步行西向西安。1945年抗战胜利后，郝仲青返回保定，积极奔走，使育德中学很快恢复。1948年育德中学迁北平，先成立育德小学。解放后，北京市将大中中学更名育德中学，都由郝仲青任校长。1955年郝仲青病逝，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育德中学严于择师，所聘者都有真才实学。数学教师郭棠芳专业造诣很深，当时保定各校数学教师遇疑难算题，多往就教，无不满意而归。书法教师孙毅对名家碑帖均有研究，尤善魏碑。体育教师马祥坡曾在远东运动会创造撑杆跳高好成绩，周佩青是足坛宿将，绰号“周半天”。剧作家曹禺、诗人卞之琳、左翼作家潘梓年、作家孙犁等都曾在学校任教，蔡元培、朱自清、俞平伯等名流学者也曾来校讲演。学校不仅文理科成绩名闻华北，体育方面也人才辈出，曾两次获华北运动会总分第一名。

必须提及的是，育德中学曾经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各种思潮兴起，异常活跃。其中“工学思潮”对中国文化教育，乃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17年，李石曾、蔡元培到保定育德中学参观，并发表演说，建议在育德中学设立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当时育德中学校长王国光，和李石曾是高阳县同乡、挚友，育德中学又曾多次得到李石曾的帮助。李石曾是老同盟会成员，育德中学教员许多也是同盟会会员。王国光马上答应，全校师生欢迎，当即筹建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预备班以“养成专门技艺，实行制造之人才”为宗旨，以初中生和相当学力、身体健康者为资格，修业一年，以法文和铁工为主科，机器原理、工艺图画、土木工程等科为副科。预备班法文教员由李石曾等筹办的巴黎中国豆腐公司工人李广安等担任。从1918年招收第二期始，机械教员由育德中学已毕业的学生、香港大学毕业生刘仙洲担任。刘仙洲正应聘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月薪150元，王国光要他来母校任教，月薪50元，他慨然应允，并数年不曾离职（后来他任北洋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副校长），贡献很大。

学校建立实习工厂，设有锻、钳、翻砂、机加工等，柴油发动机、车床、虎钳、风箱、火炉、铁砧设备齐全，还设有木工。1920年，北方大旱，机械教员刘仙洲设计研制出新式水车，救济灾民抗旱，深受欢迎。教育家吴玉章慕育德之名，将儿子吴震寰从四川送来参加留法预备班。曹锟对预备班表示支持，捐款2万元，机器3台。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还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法国工厂普遍认为中国勤工俭学留学生中保定育德中学和北京高工学校成绩最佳。法国驻中国公使赫尔利参观育德中学，大加赞赏，回去立即拨一笔经费以示支持。保定二师的美国教员福斯特，说自己敬佩育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捐给实习工厂数台机械，实习工厂曾一度以福斯特工厂命名。此事还引起一场**，两国都争育德中学留学生，这也说明学校影响之大。

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从1917年8月到1921年，先后招生4班，毕业学生213人。其中第一班育德中学本校学生多；第二班湖南籍学生最多，后来成为领导干部的李维汉、李富春以及张昆弟、贺果等是此班学生，毛泽东曾于1918年来保定看望他们从湖南动员来的学生。刘少奇是第三班学生，他曾在中南海熟练地干木工活，说是在育德中学读书时练出来的。第四班1921年毕业，因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法受挫，未能赴法。四个班中河北籍91人，湖南籍84人，其他省市38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115人。李石曾在故乡高阳的布里村也开设了留法预备班，办的是初级班。早期共产党人蔡和森在这里学习，并兼任国文教员。学校共毕业200人。保定育德中学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祥地之一，使许多青年学生踏上了寻求真理、探求科学知识和救国救民的道路，成为保定教育史上的创举，写下了中国教育的辉煌篇章。由国家主席江泽民题写匾额的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坐落在保定金台驿街原育德中学实习工厂院内，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河北最早的高等师范学堂——直隶师范学堂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世凯在保定创办直隶省第一所师范学堂——直隶师范学堂，也是全国最早的师范学堂，翰林出身的孟庆荣为监督，地址在金线胡同杨公祠和附近院落。学校最初在全省范围招收学生600人，从举人秀才中选取，大县8人，小县4人。此外还为山东代为培养数十人，第二年毕业返回山东。开设5年制全科和半年、一年简科两种。学堂聘有官本幸太郎、牧野田彦松、井原外助等11名日籍教师，开设教育、理化、博物、音乐、手工等学科。

1904年9月，经省批准，将光绪十五年（1889年）由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倡办的东文学堂附属于直隶师范学堂，称东文专修科，所谓东文即日文。同年底，学校因办学需要，扩大规模，迁至北关，升格为优级师范学堂。1915年更名直隶高等师范学校。

直隶高师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本科分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博物部、物理化学部、国文部、英文部等专业，除本科外，还设有国文、历史、地理、美术、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等专修科。另设英语研究科和手工、图画教员讲习科。直隶高师的任课教师有清末科举时代的举人，也有民初新学堂毕业的高材生，还有聘请的外籍教师。据日本《考史游记》一书记载：1908年2月22日，日本青年学者桑原骘藏到保定考察，当时在保定优级师范学堂任教的日籍教师关本幸太郎、中谷延治、永井勇助、柏岩伊之吉、近森出治和都甲昂等6人帮助他，并安排他住在学校。其中前4位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近森是音乐学校毕业，都甲是明治大学毕业。这说明直隶高师有不少日籍教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直隶提学使卢靖曾对下属发布命令，说此年直隶高等学堂毕业生180人，尽先充实初师和中小学，过去的毕业生学力不够、水平较差、成绩平平者，可回来重读深造，不愿意回来的做教育行政工作。学校非常重视毕业生的回访与再造。

直隶高师教师中的前清举人，长期受旧教育思想束缚，思想及教学方法趋于保守，校长马筱珊思想顽固守旧，认为五四后的青年学生“思想怪诞不经”，教学坚持用经学、理学等旧教材抵制白话文，用校规压制限制学生的思想自由和活动自由。1920年9月，直隶高师爆发“驱马运动”。最后，省教育厅答应学生要求，撤换了校长，决定由靳瀛旭任校长，并同意北京大学年轻教授来校授课。1921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邓中夏，正式应聘到直隶高师任新文化教授。邓中夏在保定组织学生成立新文化研究会、新教育研究会等社团，组织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介绍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以及高尔基的文学作品，对保定的教育和政治形势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921年直隶高师并入新建的河北大学。学校办学20载，培养了大批优秀教育人才，教育家、美术家、史学家王森然，教育家、史学家张效直，教育家郝仲青等均毕业于直隶高师。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保定师范学校

该校创办于1909年，初名府立保定师范学堂，旋即更名直隶第二师范学堂。为什么这么快更名？因为1908年5月学部要求省份设立简易师范多的要停下来，集中经费合并为一府或二府开办完全初级师范。保定原有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实是简易师范，已在1906年停止招生，校址由相邻的学校保定模范小学堂占用。1909年9月，直隶提学使司向督宪汇报：“奏设四处完全初级师范学堂，于天津、保定、滦州、顺德各设一处”，“以建校工竣颇需时日，饬择借相当之房屋先行开学。”按照这个精神，保定于1909年在原莲池书院西保定模范小学堂借用房屋招生开班，此即府立保定师范学堂。1910年10月，《大公报》刊出消息说第二初级师范学堂正在西关外兴建校舍。说明已按省有关部门指令改为直隶第二师范学校。1911年7月《大公报》又刊出消息：“第二初级师范落成：省城西关外起盖直隶第二师范学堂，其讲室宿舍均已落成，该堂现在城内假地开办，日内拟即移至城外云。”这就是位于西下关街47号保定师范学校的校园。经不断扩建，校园占地面积78亩，建筑面积23440平方米。1928年改称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二师”）。1933年，名河北省立保定师范学校。截至1934年，共毕业学生905人。在校学生6个班279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保定沦陷，日伪政权将学校迁往城内行宫旧址。时有师范5个班，附设初中6个班，另有简易师范班。学生486人，教职员37人，并设有附属中学一处。

保定师范学校具有光荣革命历史。1924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保属特委设于该校。1932年2月，二师爱国学生为营救因宣传抗日而被捕的学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因此反动当局于4月查封了二师。5月，宣布二师提前放假，并开除50多名学生，勒令30多名学生休学，并将校长撤职。6月，二师党组织针对反动当局的镇压行动，开展了护校斗争，组织起返校学生50多人，成立了护校委员会。6月20日，反动当局调动军警包围了二师，用封锁、饥饿等手段企图迫使学生就范。爱国学生坚持斗争。7月6日清晨，包围学校的国民党军警发起对二师的武装进攻，从北面、西面扒开学校的围墙，机枪、步枪一齐向校内开火。这场残酷的屠杀，二师学生有9人当场被杀害，3人受重伤，38人被捕。这就是震惊华北的“七六”惨案。保定二师“七六”惨案发生的第三天，中共河北省委发表了《为保定惨案告民众书》，号召河北省民众反对国民党军阀惨无人道的白色恐怖。学校建有“七六烈士纪念碑”一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保定二师一向以底蕴醇厚、治学严谨著称，早年曾聘请黎锦熙、潘梓年、李苦禅、周永言、郑志等学者、作家任教，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现代教育家、东北师大校长丁浩川，作家梁斌，科学家郭晓岚，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师昌绪，人民音乐家张寒晖等。其中仅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就有60余人，如中纪委第二书记王鹤寿，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教育部副部长臧伯平，河北省委副书记、河北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杨泽江等。

二师毕业生梁斌根据“七六”护校斗争创作的名著《红旗谱》和二师教员李英儒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新中国成立后，该校继承优良的治学传统，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到1988年，为国家培养了11000余名合格的师范毕业生。1978年，在保定师范创建了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后更名保定学院。

保定最早的官立中学——保定府官立中学堂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保定知府朱经田以保定为省会所在地，私立、公立的中学不少，但官立中学未便久缺，请求以保属十六州县房税契加捐为中学经费办一所官立中学堂。三十二年（1906年）知府凌福彭再次请求，批准在城内城隍庙西子母宫旧址改建校舍。七月十三日，学校成立，定名为保定府官立中学堂，以知府凌福彭为总办。凌福彭离职，罗正钧继任。八月，招考中学部学生56人，为第一班。又招师范生48人，共有学生104人。

到1912年，各省奉命停办高等学校，保定府官立中学堂以子母宫狭隘，呈请将西关灵雨寺高等学校址划归本校使用。8月，奉命接收高等学校校舍和教育设施，9月迁到高等学校址。这时，保定府官立中学堂今非昔比，其规模令同类学校望尘莫及。1921年6月，又奉省令迁入北关外直隶高等师范学校及直隶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旧址。

保定府官立中学堂设总办和监督。总办由知府担任，监督总揽校务，实为学校负责人。民国建元，学校监督改称校长，学堂改称直隶省立第六中学校。资料显示，学堂从1906年建校，到1912年民国建元，共招收8个班，招收学生406人；还有一个师范班，招学生48人。其中第一、第二、第三班已经毕业，实际毕业人数101人；师范班毕业45人。

抗战以前，中国教育界名流学者多因战乱隐居保定，所以直隶省立六中师资力量雄厚。又因官办中学较私立中学待遇优厚，一些大学教授也在六中兼课。著名学者有：齐燕铭，教高中语文，解放后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文化部副部长；张效直，河北大学历史教授，解放后曾任保定市副市长、河北省文史馆馆长；杨慎言，六中开创人之一，精通数理，擅长绘画；陈芝生，六中元老，保定三大书法家之一，等等。他们学识渊博，教授有方，吸引了省内外莘莘学子。

从这里走出的学生，有的成为革命家，如中共北方区组织委员、与李大钊一起慷慨就义的杨景山烈士，河北省政协主席尹哲等；有的成为科学家，如生物学家牛满江，科学院院士王之玺、谭锡畴等；有的成为学者，如中国现代考古奠基人、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创始人苏秉琦，中国图书馆学系创始人、方志学家王重民等；有的成为作家艺术家，如北方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杂志》主编谷万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词曲作者曹火星等。

保定府官立中学堂后来的名字是：直隶省立第六中学校、河北省立第六中学校、河北省立保定中学校、河北保定一中，这些学校都名播海内外。蜚声海内外的私立同仁中学

同仁中学原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一所教会学校。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保定的基督教公理会委任孟省吾在保定南关止舫头村创办初等小学堂，名同仁学堂，后称同仁高小。1924年秋，杨绳武从燕京大学毕业，返回母校同仁高小任校长，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实施改革，将同仁高小改为同仁中学。杨绳武（1900—1968），原名杨恩洪，又名继宗，字绳武，清苑县田各庄人，早年家境贫寒，但俭朴用功。曾就读保定同仁小学、通州潞河中学和燕京大学。在燕京大学因成绩优异，与冰心一起被燕京大学校长授予裴多斐荣誉金章。在燕京大学，他发起成立了教育研究会，聆听美国教育名流杜威的演讲，并结识了教育家陶行知。

1924年1月，杨绳武回到保定任同仁学校校长职务，上任伊始即创办同仁中学，并决定当年招收初中班。并制定校歌。同仁学校的校歌《博爱》，其歌词为“天覆地载，日月照临。春风化雨，一视同仁。”后来刊登在学校校刊《仁声》1925年创刊号上。并制定了“勤朴谦谨”的校训。

同仁中学创立伊始，教务处被杨绳武命名为“知行斋”，学校勤杂人员不称校役，而称“工友”。据说一次一位体面的先生来学校找校长，他见杨绳武在扫地，以为是校役，就问：“你们杨校长在吗？我要见他。”杨校长放下扫帚，客气地说：“请随我来。”及至校长室，那人见没有校长，不太高兴，扭头想走。杨说：“对不起，我就是校长。”那人大惑不解，上下打量着杨绳武。杨说：“扫地，也是我的日常工作。”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杨绳武作为校长待人接物和施政简括为四句话：经济公开，校务共管，勤朴持己，忠厚待人。当时，一般学校多不务实际，抄袭成法，所以没有良好的效果。杨绳武拒绝高薪聘请和海外留学的诱惑，受聘母校，创办同仁中学，就是要试验新教育方法，实施自己的教育理想。他脚踏实地、大刀阔斧地作了如下工作：

1、成立教育研究会。当时教职员中，多数没有读过教育学和心理学。为便于集中大家的智慧，群策群力，试行新法，杨绳武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教育研究会，规定研究程序和参考材料，然后就研究专题进行分工，各负其责，分别展开，定期开会，报告心得，讨论问题，有时也请教育专家作专题讲演。

2、改良宗教教育，在教育厅立案。同仁学校是基督教公理会设立的，和其他教会学校一样，都没在政府立案，而且都以《圣经》为必修课，强迫学生遵守宗教仪式。杨绳武认为这样的教育，对学生思想品性的陶冶，不仅益处很小，而反有不良影响。所以在1924年，杨绳武不顾舆论的反对，在学校废止强迫式的宗教教育，而以基督博爱牺牲精神为准则，积极培养学生纯洁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在直隶省教育厅申请立案。1925年9月，省教育厅批准了立案，取得了办学的合法地位，开了教会学校立案之先声。当时同仁中学董事长是华北基督教公理会美国牧师高厚儒，就立案问题与杨绳武出现了分歧，发生激烈争吵。许多保守的前辈，都把“离经叛道”的罪名加在杨的身上，于是教会对学校的津贴也予以撤销。杨绳武决定缩减学校开支，以学费养学校，渡过难关。直到5年以后，华北各教会学校大都仿效他的办法，改良了宗教教育，相率在官厅立案。

3、设立董事会，共度难关。立案后，保定同仁初级中学改为保定私立同仁中学。由于立案，教会切断了同仁中学的经济来源，学校面临严重的经费困难。为将学校办下去，杨绳武精心运作，得到保定各界多方面的援助，专门成立校董会，由育德中学校长郝仲青担任董事长，夏子祥、徐乃展、高厚儒、张恒秋为董事，还曾约请晏阳初任同仁中学董事。许多燕京大学校友和名牌大学毕业生源源而来。教师工资低、任务重，设立高中班后，每人每周授课多达30节，大家热心教育事业，杨绳武又善于团结同事，处处以身作则，所以毫无怨言，戮力同心，共度难关。

4、试验道尔顿制。1925年春，保定同仁学校在初中一、二年级和高小一、二年级试验道尔顿制。道尔顿制，是一个叫柏克赫斯特的美国人在美国道尔顿中学创建的一种教学制度，其措施是：把教室变成作业室，摆出学习参考书和实验仪器，供学生学习用；废除教师授课，而把学科内容按月分解为作业大纲，由学生按规定的进度和要求自己学习和完成之。学生可以自由支配时间，各科教师分别在各科作业室全天等候学生提出疑问，予以解答。进度快、成绩好的学生可以提前毕业。道尔顿制的好处是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善于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道尔顿制的实施，虽然进行得很顺利，学生们的学习情绪和效果也很好，但是因为校款无着，经费困难，不能按照需要补充设备和资料，添聘更多的教员，所以维持了半年多便停止了。

5、倡办男女合校。当时在华北各中级学校，没有男女合校制度，也没有实行男女合校的。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很少。仅就保定来说，当时有12所省辖公私立中级学校，仅有一所女子师范，即省立女二师，每年招收新生不过五六十人。另外，杨绳武的母亲张心慈亲手创办的保定培基女校，立案未获批准，校长虽几易其主，但毕竟是他母亲所创，正处进退两难之际。为革除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弊端，倡导男女平等观念，杨绳武再次冒“离经叛道”的罪名，大胆将面临停办的培基女校接收过来，1929年2月，实行男女合校，开创了保定男女合校的新纪元。经过三年努力，精心治理，学校出现了秩序井然和一派盎然向上的局面，男女合校得到社会的承认。同仁中学实行一系列改革后，杨绳武给老朋友陶知行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同仁中学的做法和自己的认识，希望得到陶行知的指教，陶行知很快给杨绳武复信，热情称赞和大力支持杨绳武的创举。复信使杨绳武异常兴奋，特别是读到“已经照章立案，至为钦佩”等肯定与鼓励的话，感到有了知音，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增添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陶行知关于经费问题贡献了很好的意见。于是，杨绳武在同仁中学的改革和试验，很快驶向快车道。同仁中学的崛起与发展，受到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关注。1927年春，美国达德学院捐款，举办“民众夜校之歌”，杨绳武借此机会发动学生捐款并参加义务劳动建成礼堂，名曰“达德堂”。

正值同仁中学处在男女合校的舆论漩涡中时，檀香山可可商人顾德经保定教会介绍来校参观，深为教职员工的办学精神所感动，慷慨解囊，捐资1万美元作为兴建讲堂之用。讲堂按杨绳武的规划建成讲堂院，四面有教室，共12间教室（当时10间为教室，1间为化学教室，1间为教员预备室），站在讲堂院中央，可以看到所有教室。新讲堂1929年秋落成，取名“顾德堂”。顾德堂一直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保定一中，1989年学校整体改造时拆除。

1930年秋天，为出入方便，杨绳武率领学生将顾德堂北面羊圈高坎处挖开，用一周时间，开出高台阶，并于高台阶之上兴建了校友门。校友门由校友师生捐资筑成，红门明柱，雕梁画栋，北面正对同仁中学大门，虽历经风雨沧桑，至今巍然挺立，成为保定教育历史文物。杨绳武非常重视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要求学生每天要参加户外体育运动。并千方百计扩大运动场所，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广泛的锻炼项目和场地，促进了学校体育活动广泛开展，使同仁中学的运动竞技水平名闻遐迩，标枪、铁饼，短跑、长跑，足球、篮球等许多项目在华北称雄。1926年，南开大学篮球队曾来保定，与同仁中学切磋技艺。1927年北师大“飞虎队”和中国大学篮球队，先后来同仁中学赛球。杨绳武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新教育大纲》，明确提出“实用的知识，健康的身体，生活的技能，服务的精神”的办学宗旨。为学习实用的知识，同仁中学设有化工厂，利用课外时间由化学教师赵芳亭指导学生制造肥皂和化妆品。市民见到同仁中学制造的肥皂和雪花膏、蜡烛之类产品，争相购买，激励了师生的学习、劳动积极性。

为培养学生对农业的兴趣，造就大批懂科学种田的新式农民，学校在附近南大园刘家疃购地14亩，建立农业试验场，由教师和聘请的农艺技术员指导学生栽培果树，练习嫁接，培育优良品种。同仁中学培育的“八一一”优良谷种，无偿送给当地农民，受到农民的好评和欢迎。学校还购买了一辆旧小汽车，作为学生学习驾驶和修理汽车之用，在那个时代无疑是超前的实用技术。同仁中学在保定的商业中心马号商场设立了无线电门市，这是学生实习基地。学校购买了十几辆自行车，四五台电影放映机，学生组成小组，到农村义务放映电影，送科学种田、科学养殖图书资料，宣传科学和卫生知识，开展文化下乡活动。学校还购置大量农具，如镐头、铁锹等，杨绳武和教师带领学生去修桥补路，参加公益劳动，培养学生的高尚品德和劳动技能。学校还开办了医务室，设立宝光诊所，组织女生医疗护理队，为百姓看病。

校办刊物《仁声》则是学生习文写作，发表言论，增长才干的文科基地。此外还有体育、歌咏、美术、文艺、书法等各种兴趣小组，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拓展了知识领域。杨绳武的教育思想和在同仁中学的教育实践，较好地解决了教育与生活、社会与学校的关系问题。他新的教育理念，与生活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实用的知识，健康的身体，生活的技能，服务的精神”的办学宗旨，引起国内教育界人士的密切关注。

应该说，杨绳武汲取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和晏阳初“除文盲、作新民”、“平民教育——乡村建设”教育思想的合理内核，较为完整系统地提出了中等教育思想的纲要，或者称之为全新的中等教育构想。在中国社会尚没有完备的办学纲领的时候，这一纲要或称构想的提出，无疑具有开创的魄力，闪烁着先知的光芒。所以，l935年后，同仁中学名声远播，来同仁中学参观，甚至留住校内考察研究的日渐增多，以致络绎不绝。美国的杂志也介绍保定同仁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杨绳武毅然投身抗日洪流，离开了自己艰苦创建、苦心经营的同仁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收管了保定同仁学校，在这里成立了兴亚中学。不久，又改成河北保定中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同仁中学复校，保定中学迁出。1948年11月22日保定解放，举城欢腾，庆祝保定的新生。11月23日，人民政府召集保定各校师生成立联合中学，开始上课。1949年2月，冀中行署召集保定市所有教职员工在同仁中学集训，集训结束后，分别组成一中、二中、女中和保定师范。以同仁中学、保定中学师生为主成立的保定一中在同仁中学校园诞生。

保定有影响的女子学校——直隶女二师

清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日（1906年11月16日），直隶布政使增韫在省城保定育婴堂内创办直隶全省女子学堂，择定保定府仓为址。邑绅吴建勋为总理，冉楷任堂长。成立之初，经费缺乏，育婴堂儿童尽先选送。收7至15岁女童入学，初等4班，高等3班，学生百余人。开办费用由增韫筹措。此为省城女学之先导。冉楷于1908年辞去职务，由刘春霖继任。1909年8月刘春霖辞职，由樊榕为堂长，学校更名为直隶女子学校。1911年6月首次招师范本科1班。1914年范锦堂为校长。1915年更名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在保定蓬勃兴起，宣传民主、科学的新思潮广为传播。当时保定各校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校方增添新课，聘请新文化教员。学校当局迫于社会舆论和学生的要求，增添了白话文学课程。1921年3月，邓中夏来保定，在直隶高等师范学堂任教，北京大学教授何梦雄和青年进步教师施天伟等先后分别担任女二师和育德中学的国文教员。他们在课堂上公开讲授《共产党宣言》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激发了青年学生研究马列主义、探求革命真理的热情。在进步教师程箴

四、王森然的帮助下，女二师学生组织了读书会，读进步书刊，学习研究马列主义，探讨社会革命问题。1923年11月，王佩珊、韩玉容、王文焯等5名学生带头剪发，脱去长袍，改穿短裙。对此，学校当局大为震惊，校长范锦堂、学监步以诚等惊呼：这是女二师校史上空前“大逆不道”的行为，当即以“违犯校规”为名贴出开除5名同学的布告，引起公愤，女二师各班学生酝酿进行罢课斗争，爆发了“剪发斗争”**。学校当局被迫收回成命，范锦堂离开学校。1924年2月，日本留学的前清举人燕士奇接任校长。他与教务长步以诚大搞封建复古教育，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到校才一个月，就培植个人势力，解聘了程箴四等一批有进步思想倾向的教员。李培之等学生找到燕士奇说理，他又以“爱活动”等莫须有的罪名，开除了李培之、王绍华、王佩珊等6名学生。他的倒行逆施，引起公愤，大家据理力争。燕士奇恼羞成怒，指使其手下对学生大打出手，“致使有头破血流者，有衣裙粉碎者，有卧地不起者，演出空前绝后之大悲剧”。面对暴行，学生忍无可忍，实行罢课。女二师学生自治会向京、津、沪各大报发出《驱燕宣言》，说明**的事实真相，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天津《妇女报》、《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不但刊出《驱燕宣言》，而且撰文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声讨燕士奇的暴行。

天津各界成立直隶女二师后援会，上海妇女研究会、妇女评论社、中国国民党妇女部等三团体，致函直隶省教育会，支持女二师斗争到底。北京学生联合会还向全国发出呼吁书，“望全国人士，热心教育者，一致声援！” 女二师**坚持月余，引起保定及京、津、沪各界的极大关注，各地报刊大量报道**情况，教育界、妇女界一些人士及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或声明，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直隶省当局为尽快平息女二师**，在4月份罢免了燕士奇校长职务，答应了学生提出的条件。《向导周报》刊载：“罢课胜利者，只有保定女二师。”早期革命家向警予、邓颖超等对女二师**给与极大关注和支持，向警予曾说：女二师学生“反抗之精神，正义之主张，实为女子自身之团结，革新女子教育的第一声”。

1929年王化民任校长，是女二师第一任女校长。王化民，字永苏，清苑县人，1925年毕业于女二师，升入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现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校长。王化民任校长后，学校有较大发展。创设了附属幼稚园，添招了幼稚师范第一班，恢复了民众学校、学生自治会，成立了账目稽核委员会，次年又添招三三制初级中学第一班。1931年又建筑西大楼一所，并将校产诉讼胜诉收回的校产，扩充附属一小。学校已具规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上升。

王化民不但重视教育教学，加强对女子师范生的培养，而且不忘学校社会责任，重视直接为社会服务，树立了学校的良好形象，使学校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为全面培养学生将来升任教师的能力，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创立民众学校、建立平民幼稚园、设立儿童玩具社、设立育儿指导部、举办儿童大会等。

首次举办儿童大会是在1932年，这也是全国首次举行的四四儿童节大会。学校同仁筹议发起，商借莲池公园为会场。幼稚师范班学生负责图表、模型、食品、玩具的搜集；校医、教员负责检查身体、评判健美事宜；组织游艺由附校教员、保姆担任，校刊编辑部之人负责印发“儿童专号”。这一天，到场妇孺2000余人，莲池公园成了儿童的乐园，启迪儿童心智，发达儿童健美，收到极佳效果，堪为空前盛举。1933年“四四儿童节”推广开来，由全城小学联合筹办，规模更加宏大。应该说女二师开了保定儿童节的先河。

保定女二师在历任校长苦心经营下，培养学生学好本领，献身教育，她们制定的校歌是： 看啊，滔滔的洪水猛兽，嗷嗷待拯的群氓。过去，现在，未来的校友，滴苦汗，洒热血，慈光普照了宇宙，幸福洒遍了八荒，吾校前途无疆。努力，努力！吾校前途无疆！河北之光，吾国之光！

该校以治校严谨、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素质高著称。清末，河北省视学部曾给直隶女学堂以较高评价，称其“学生各科成绩俱佳，手工尤胜，校风良善”。民国改办师范后，于择师、治学、训育诸方面均要求甚严。毕业生既有服务社会的精神，又有良好的专业文化素质，深为社会各界所称道。

女二师1933年更名河北保定女子师范，保定解放后更名保定女中，20世纪70年代后更名保定第十七中学。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除上述学校外，1902年6月在直隶农务局设立的直隶农务学堂，是全国最早的农科院校；1902年在保定创立的直隶巡警学堂，是全国最早的警察学校。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统计，保定城内有官立和公立（不含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各类学堂已有33所之多。总括清末以来保定的教育，门类齐全，学校众多，教育教学质量在直隶（河北）乃至全国很有声望。

任何一场革命或变革，总有一个首发之地，他来得早，行得快，声势浩大，声名显赫。中国传统的旧教育，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府学、州学、县学和书院、义学、私塾等，向新型教育——学堂转型过程中，直隶省城保定一马当先，大有“唯马首是瞻”的形势，正是这种形势，铸就了保定在中国新教育入口处的辉煌，保定“学生城”的美誉也就流传开来。

第二篇：义和团口号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不下雨，地发干，都是教堂遮住天。

女无洁意，男不嫌，鬼孩不是人所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神也怒，仙也烦，一等下山把拳传。

焚黄表，生香烟，请来各洞众神仙。

不用兵，只用拳，要废鬼子不为难。

挑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德哭连连。

洋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并将山。

第三篇：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第7课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课标要求

了解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结合《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分析《辛丑条约》对中华民族危机全面加深的影响。教学目标

一、识记与理解

了解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大致情况，讲述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故事；记住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的时间和组成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理解八国联军侵华的目的，知道八国联军抢掠北京的暴行；记住《辛丑条约》签订的时间，掌握条约的主要内容。

二、能力与方法

通过引导分析义和团运动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培养学生抓住主要矛盾、一分为二地分析评价历史现象的能力；通过收集有关八国联军侵华暴行资料的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意识和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搜索、下载、整理信息及运用信息的能力；通过逐条分析《辛丑条约》的危害，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历史分析方法。

三、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学习义和团战士和清军部分爱国官兵团结战斗、共同杀敌的史实，让学生理解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和不屈的民族精神，加深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解；通过揭露八国联军破坏和掠夺中国国宝、践踏中华文明的罪行，使学生永远牢记国耻、国难，树立振兴中华的坚定信念。重点难点

一、重点：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华的斗争；《辛丑条约》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

二、难点：《辛丑条约》对中华民族严重危害的认识。教学准备

教师研读课标、教材，撰写教案，制作多媒体课件；学生上网收集八国联军侵华暴行有关资料。

教学方法 讲述法、讨论法、问题探究法多法并用。教具 计算机及多媒体课件；相关图片资料及音像制品。教学过程 引入新课：

播放“八国联军洗劫北京城”视频短片，教师设问，引入新课 八国联军包括哪八个国家？它们为什么要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义和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最早兴起在什么地方？其斗争矛头是什么？

2.后来义和团又提出了什么口号？其斗争矛头有什么变化？说明了说明问题？

3.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前后有什么不同？说明了说明问题？

由于义和团势力的迅速发展，帝国主义担心他们的在华利益受到损害。便于1900年6月组成八国联军，绞杀中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了。

二、抗击八国联军

请同学们看书，思考如下问题：

1.八国联军是由哪些国家的军队组成的？它们侵华的直接目的是什么？ 2.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国的义和团战士和部分清军爱国官兵进行了哪些英勇抵抗？

重点了解廊坊阻击战、老龙头火车站围歼战等激战场面以及张德成、聂士成等英勇抗敌的英雄事迹.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沿运河向北京进犯，并于8月中旬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仓皇出逃。

同学们想一下，中国近代史上，哪支外国列强的军队也曾打进北京，并对皇家园林圆明园实行了野蛮的抢掠焚毁？

八国联军进北京后，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犯下了滔天罪行。请同学们快速阅读课本彩色字内容，了解八国联军在北京城欠下中国人民的一笔笔血债。

同学们，下面我们再通过一段影片来进一步了解八国联军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播放影片《中华国耻大事记》 同学们，我们如何才能洗刷掉这段耻辱的历史呢？ 学生回答略

刚才，我们讲了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所犯的罪行和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危害。但应注意，杀人放火固然危害很大，但在当时，真正对中国社会造成危害而且影响深远的事件是《辛丑条约》，下面我们就来学习下一目内容。

三、《辛丑条约》

教师可指导学生围绕以下三方面进行学习： 1.明确条约签订的时间及签订双方； 2.对比掌握条约主要内容；

3.引导分析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严重危害。小结巩固

请同学们将《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内容按割地、赔款、开口、给权四方面进行归类整理，并设计成一个表格，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它们的差异不同。

板书设计： 第7课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一、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二、抗击八国联军

三、《辛丑条约》 作业：自我测评

第四篇：认识义和团的方法

认识义和团的方法——兼浅议袁伟时先生论现代化与教科书问题

义和团运动到底是一场壮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还是盲目排外的悲歌，这个问题并不是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但很不幸，这个问题却很容易从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1967年5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通过批判以义和团为对象的电影，来展开对刘少奇的批判，开始了将义和团视为大众运动、反帝国主义运动、革命运动的最高峰的宣传。[1]当文革结束，李侃等几位先生又开始批判戚本禹。在1979年第2期《历史与教学》，李侃先生发表了《义和团运动中的几个问题》文章，目的是为了肃清余毒，但并未完全否定戚文某些论调。[2]到了1980年1月，《历史研究》发表了汪致中先生的《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强调了义和团的迷信性、对清朝的从属性和盲目的排外性、否定了它的反封建性，甚至对反帝国主义的效果也提出了疑问，本土历史学界对其文章多持否定态度。尔后我国的历史学界对此问题有不断深入的挖掘，在具体事件过程乃至于历史细节上都有创新，评价上基本都将其视为“爱国反帝的群众运动”，但不排除其“盲目排外”。[3]最近几年海外汉学的大规模引入，使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历史认识。

海外汉学家柯文先生，在其书《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开篇言道：

“哲学家写了大量理论文章评论历史学家的工作。„„关于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我刚开始研究历史时的看法与现在的看法大不相同。我以前一直认为，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真实的史料。我还以为，历史学家的主要目的在于理解和解释历史。但是，关于解释历史的过程和牵涉的种种问题，我现在的看法比以前复杂得多。我现在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4]

义和团的相关问题，充满了神话和迷雾，但这更加突显历史学家工作的重要性。不如让我们先看看，1900年晚春出现于北京、天津及直隶和满洲许多地方的一张义和团揭贴：

“庆王爷于四月初九日（5月7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

玉皇大帝点化他，改天主，归大清正道：你既吃了中国俸禄，反与外洋助力，如此不该，悔之晚矣。因天主爷、耶稣爷不遵佛法，大悖圣道与大清黎民，大街小街任伊自便。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扫除别邦鬼像之流。不久刀兵就动„„玉皇大帝发慈悲之心，救世扶民，先行通知：由四月十八日（5月16日）起，莫坐火车贪快，惟恐死在铁轨之中；至于五月十八日（6月14日），切嘱尔曹，届期千万不可安坐火车耳。传一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难。倘若见而不传，必有大祸临身。梦毕醒录之以救世。”[5]

这个揭贴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对于袁伟时先生，可能会得出义和团与封建会道门组织同出一辙，封建迷信，盲目排外，祸国殃民，教科书中万不可宣扬。对于民族主义者，则可能视义和团为爱国主义的代表，反抗侵略的先锋。但柯文先生却可以从中看出，旱灾与义和团兴起的关系，同时辅以其他材料，引出一问，“义和团的动机：是反对帝国主义、排外还是对旱灾的担忧？”

关于作为原因解释之一的“帝国主义”，柯文先生作了如下的回答：

“我并不否认，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是激发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然而，它仅仅是众多原因之一，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它起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此外，对代表帝国主义的传教士、教民、铁路、电报和外国军队等人和物质采

用的行动有可能是由许多动机促成的，并不仅仅是由‘爱国主义’或‘反帝思想’促成的。因而，把这个词汇强加于义和团运动，会带来过分简单化的失误，看不到义和团的动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换言之，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国人与洋人、亲外国的中国人和外国技术直接接触的机会从总体上来讲是增多了，但这些机会在华北的分布并不平衡。此外，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说它奇特，是因为有人认为义和团的行动是其反帝动机促成的），即帝国主义影响最大的那些地区往往并非义和团最活跃的地区。山东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山东境内，外国的经济活动最兴盛的地区（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显然没有义和团的影子，还有将近一半的传教地区也没有闹义和团。对山东和直隶南部地区的情况进行研究的马克·埃尔文发现，‘义和团运动与人们认为引发这场运动的宗教因素及外国侵略因素’之间实际上并无太大关系，这使他感到惊讶，进而认为用这些因素来解释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不足以令人信服’。”[6]

柯文先生认为义和团得到普遍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对饥荒的忧虑情绪：

“从担心和仇恨外来者的方面来说，中国一直存在着排外主义的潜流，但是，只有在外部环境发生动荡，某个社区或地区的力量均衡状态被打破，这股潜流才能活跃起来。„„虽然具体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干旱是整个华北平原共有的一个因素。我认为，正是这个因素造成了1900年春夏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民众对该运动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人们对饥荒的忧虑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困惑和恐惧情绪极为普遍。此外，如同在其他农业社会里常见的情况一样，干旱造成茫然无措、忧虑绝望和越来越严重的食品匮乏——用南希·舍佩尔—休斯引人注目的话来说，是‘饥饿性狂燥症’——使得中国人倾向于接受极端的解释和采取极端的行动。在中国，1900年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份，人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杀身之祸。社会上不断出现群体性的歇斯底里，许多人显然愿意相信希奇古怪的宗教性宣传和法术，由此可以看到，普通民众具有背离正常行为模式的强烈愿望。”[7]

这一论调显然与我们历史学界给出的定论不同。那么，为何认识义和团会如此差别？

“把历史上的义和团与被神话化的义和团剥离开来并非一件容易事。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抛弃文化大革命时期赤裸裸地美化义和团的做法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给义和团贴上‘迷信’标签和20世纪20年代给予义和团的‘反帝爱国’美誉是不容易被丢弃的。这两种倾向分别来源于最能体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两种理念：一种是无条件相信科学和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另一种理念则极为重视国家主权和破坏国家主权的任何征服力量（首先是帝国主义）。在这些不可抗拒的潮流的限制下，中国的许多历史学家根本不把描述义和团为‘迷信’或‘反帝爱国’的行为看做制造神话的行为，而是看做准确解读历史的行为，‘迷信’说指出了义和团运动最大的缺点，‘反帝爱国’说则揭示了该运动的巨大力量。”

问题根源于国人长期以来对西方的认识。西方在近代史中扮演了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的角色，简而言之，他们的富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而他们的蛮横给我们带来深重的灾难。关于帝国主义的叙述，费正清先生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晚清卷》的序言里，精辟地指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外部的入侵日益被民族主义者称为“帝国主义”，而内部积弱的根源则被称为“封建主义”。正是这两种主义，在我国近代史解读中几乎占据了绝对的地位，主导了我们对近代历史的认识。但他也同意“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8]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柯文先生另一力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对“帝

国主义”有更深刻的探讨。

“我个人认为如果从超历史的角度把帝国主义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它确实是一种神话。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把他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我认为帝国主义不仅是现实的而且具有非常重要的解释能力。历史学家面临的挑战是精确地——要比过去精确得多地——界说与帝国主义有关的具体情景，然后指出它是如何和这些情景相关的。”[9]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的西方汉学界，到现在的著名西方汉学家，也没有完全否定“帝国主义”的解释力度，但能否把“帝国主义”不加区分地作为每一段具体历史事件的起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传教活动中不乏传教士包庇教民违反《大清律》的案例，商品交易活动中长期有洋人走私鸦片，列强乘教案强行划立租界、发动战争、索取高额赔款，这些都是铁一般的事实，也给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但是在某个具体事件上，单用“冲击—回应”、“帝国主义”等理论来解释，而忽略了某些具体事件的经历和过程，必然使得原来的历史图象残缺不全，对于历史的解释也容易被简单化和口号化。

不幸的是，袁伟时先生在此问题上则走过了头。他试图在义和团运动的分析中，摆脱“爱国反帝说”，但可惜并未能提出更为深刻的理论，却以简单的“蒙昧迷信”、“盲目排外”作为替代品，结果产生的副作用就是把义和团妖魔化了。[10]于是，在解释破坏铁路、拔电线的问题上，袁伟时先生就出现了偏离史实上的失误，简单地以论代史了。[11]问题的根源，是袁伟时先生将其对现代化的简单认识，未加深入思考而套入史评之中。[12]作为一个本土的学者，令人感到痛心和惋惜的是，他并未能深入当时义和团运动成员参与者所处的历史环境，思其所思，感其所感，真正实现“在中国发现历史”，而简单地将其活动斥之为“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13]

让我们再来看看柯文先生就国外现代化理论变化的叙述：

“在 50 年代，美国学者开始谈到现代化理论时，他们把很多的社会现象包括在内，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经济方面是工业，在社会方面是平等，机会自由。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尽管有的先走，有的后走，但所有的国家都最终要走到现代化这条路上。到 70、80 年代，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太简单，现代化并不一定包括民主化，也并不一定包括其他的各种各类的社会现象，而且现代化这个观念，也可以只指社会的一方面，一部分，并不一定是全盘的，一个国家可以有一个很现代化的军队，但却有很多的老百姓还是文盲，所以在教育方面没有受到的现代化，而在军事方面却受到现代化的影响。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是世界上最具现代性的国家，但是在美国社会、文化中，有很多现象像宗教方面，并不一定都包括现代的看法，或是现代的现实，总的来说，一个现代的国家，并不一定没有传统的现象。”[14]

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化理论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并未打算就这个问题深入细致的分析。就袁伟时文章中提到的马克思·韦伯而言，我们知道韦伯既不是汉学家，他也不懂中文，他对中国的了解及知识都是透过第二手的资料得来的，其中有许多不正确甚至极为错误的地方，他的论断的确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们不应忘记他提问题的方法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因此，不加批判地吸收他的理论，加入我们的历史研究中，必然会产生偏差。[15]并且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一系列概念和定义，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争议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现代社会的主体构成及其经济基础。如果我们忽略了义和团运动的成员是农民，他们当时所处的社会是生存条件如此恶劣的社会，我们责备他们不够现代化，缺乏现代性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同样不应该忘记的是，即使是在熟悉《国际法》、且

非常现代化的德国也发生过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最现代化的美国也曾有对黑人的歧视和奴役，不久前澳大利亚也发生过白人将非白种人赶出沙滩的排外事件。归根到底，义和团所表露出来的排外主义并非本土文化所特有，也与现代化不现代化没太多关系。笔者个人不主张排外主义。

最后，涉及到一个敏感的问题，就是教科书问题。的确，就教科书本身存在的问题，袁伟时先生把香港的教科书作比较，的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16]作为初级中学的教科书，在介绍义和团运动的时候是欠缺全面的。在教学的时候，也只强调了义和团运动的“反帝爱国”，甚至连其“盲目排外”都不作要求。[17]在课程紧凑的初级中学历史教学似乎也只能如此。但正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老师在《〈圣婴断奶图〉的启事：告别教科书》一文中所说：

“因此，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就得告别教科书，就如圣婴到了发乳牙的时候就应‘断奶’。临别依依，说声‘再见吧妈妈’是完全理性的。我们强调的是‘告别’，不是‘抛弃’，更不是‘批判’教科书。换句话说，就是要自觉地摆脱教科书思维模式的影响。假如我们已经成长了，还遗留着吃奶时的习惯就不好了。”[18]

[1] 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2] 李侃，《义和团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开篇即为义和团运动定性，“义和团运动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它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3] 见廖中一主编，《义和团大辞典》，1995年，序言：“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以华北农民为主体，华北地区为中心，涉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它英勇无畏地反抗外国侵略者，又盲目排外，顽固守旧”；又见李侃，李时岳，李德征，杨策，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9年5月，第288页：“义和团提出‘灭洋’，虽然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起了广泛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的作用。但他对洋人、洋教和外来思想统统排斥，并波及轮船、铁路、电线、机器、学堂、报馆、洋书、洋服，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盲目排外思想模糊了群众的斗争目标，给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带来了消极作用。”

[4]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序言

[5] 程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第18页；转引自柯文，《历史三调》，第70-71页；庆王爷实际上不是基督徒，这里说他入了教，是要让他信誉扫地，因为他是负责处理对外事务的。

[6] 柯文，《历史三调》，第75、78页

[7] 柯文，《历史三调》，第79-80页

[8]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序言：“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已。它是毛主席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早得多。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9] 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155页

[10] 见袁伟时《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11] 国学网，economy.guoxue.com，“狼奶”争议资料辑存——《子乔：就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史实与袁伟时先生商榷》：其文章的第一部分引用程振江先生的研究成果，指出了袁伟时在史实方面的错误。

[12] 见袁伟时，《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颠峰。”

[13] 见袁伟时，《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14] 周武，李德英，戴东阳，《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上海社会科学院网站，这里的所说的“50年代”应为20世纪50年代，下同。

[15] 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年7月，第122-145页

[16] 这里是指同意香港教科书中较为全面的叙述，而非同意袁伟时妖魔化义和团的历史形象。

[17]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教师教学用书〈历史第三册〉》第15课、义和团运动： 教学目的、一、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义和团的组织形式、活动地区。平原大捷的时间、地点，领导人。义和团为什么提出“扶清灭洋”的斗争口号。义和团势力在京津地区的发展。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斗争事迹。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运动的镇压。八国联军的暴行。《辛丑条约》签订的时间、主要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

二、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1.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是20 世纪初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掠夺空前残暴和野蛮的殖民战争，中国人民不会忘记1900 年的国耻与国难。2.义和团与爱国清军的坚决反抗，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要求一共两点）

[18] 蔡鸿生，《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231页

第五篇：20世纪义和团研究百年

20世纪义和团研究百年

--各阶段评价变化

【关键词】：义和团运动学界评价20世纪观点论著

【摘要】：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发生的一次农民暴动。因其性质和所处历史环境引起了广泛关注，20世纪内学界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大致可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不同的评价，出现了代表性的论著，讨论呈现逐步深化的趋势。

【正文】：

背景介绍：

义和团，又称义和拳、义和团事件、庚子事变，或贬称为“拳匪”、“拳乱”、“庚子拳乱”等，是19世纪末中国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人士包括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所进行大规模群众暴力运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根据教会方面的统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远超过教民。

因为义和团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歪曲事实，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义和团评价众说纷纭。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学界对义和团的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现了几次研究义和团运动的高潮，几乎每次都提出了有创见有影响的论点，也出现了有代表性的论著。百年来义和团研究多半不是单纯的学术论争或坐而论道，而是有着鲜明的政治性和现实意义，但也不乏严谨和高水平的论著。对义和团评价变化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十年间：诋毁否定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早期研究，即从失败到辛亥革命的十多年间，有关义和团的著述、日记、书札、笔记、文集等等不下百余种，或综述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全过程，或记述某地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大多是作者的亲身见闻，亦有记录传闻者，成为义和团研究的重要史料。其观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贬损、诋毁义和团，称之为“拳匪”或“拳祸”。其中以曹倜《的古春草堂笔记》、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管鹤的《拳匪闻见录》、柴萼的《庚辛记事》、艾生的《拳匪纪略》。其中李的《庚子国变记》被称为是义和团运动的信史。

“拳匪于右安门内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国变记》。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乃在直隶，……试拳匪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遁而至直隶。”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记事》

这些记述强调的是封建顽固势力为报复外国人而煽起义和团运动，塑造出一

种所谓源于愚昧的民族心理, 并受清廷守旧派的权力追逐所支配的义和团形象。

拳匪祸乱几乎是中外各界的共识。

然而，在当时，资产阶级对义和团运动的观点不一。以康梁为代表的极力诋

毁否定义和团，粱启超曾以历史见证人与历史学家的双层身份，并略带士大夫的口吻，专题探讨过义和团运动的前因与后果，并且对义和团本身有所评论。他写

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章，反对民主革命，连带

攻击义和团。少数的资产阶级则盛赞义和团是爱国的伟大的，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

这一阶段，人们对义和团的研究刚刚开始，显得比较粗糙，虽然涉及到源流、起因、地位、作用和性质等方面，但总的来说还是不系统的。

图书：《拳事纪闻》日本左原笃介

《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梁启超

二、20到40年代：两种对立的观点

这一阶段出现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方和以王芸生、李鼎声为代表的另一方

对义和团评价的截然不同的观点。

梁启超在1922年出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史迹之论次”中，用了

很长的篇幅论及义和团运动。他是用“因果报应”的方法来分析义和团运动，力

图从历史事件中寻找必然联系。同时代的一些著作，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

等，在对义和团评价中大都沿袭了梁启超的看法。梁启超认为，义和团之“因”，在新的方面为排外的心理和迷信的心理，在境的方面为外力之压迫，政纲之废弛。义和团之“缘”，又分为亲缘、间缘，亲缘又分为主缘和助缘，戊戌政变，教案

问题等都是义和团运动之缘。义和团之果，主要有：山东直隶团匪组织蠢动，两

省官长纵容，围攻使馆，毁坏铁路等。义和团之报则为：八国联军入京、东南互

保、俄占东三省、辛丑条约、清末新政等。

有些史学家持不同看法，王芸生的《六十年中国与日本》、李鼎声的《中国

近代史》、《陈捷的义和团运动史》和陈功甫的《义和团与辛丑条约》等，对义和

团的起因、性质、作用都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如李鼎声认为，义和团是一种反

帝国主义运动，反映了民众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

引入西方历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形成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尖锐对立。一些学者也开始

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义和团运动。

早期的共产党人对义和团的研究始于1924年。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用马列史学方法和理论对义和团进行了重新评价。从

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给义和团以肯定的评价，称赞义和团的排外精神是中国国

民革命的头一次充分地体现，并认为义和团所进行的这场民族运动具有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的性质。此外，尖锐地批评了义和团排外仇杀的盲目性和斗争手段的拙劣性。从历史的、阶级的等原因上分析了义和团失败的必然性。他们开创了以

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研究义和团运动的方法和观点。当时的论著如范文澜的《中国

近代史》，以唯物史观研究义和团运动，后来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所接受。

主要论著：

论文：《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概念》陈独秀《向导周报》1924年9

月81期

《拳匪事变之分析》昭坤《清华周刊》1929年10-11月32卷2、3期

《的庚子拳乱》郭斌《武大文哲季刊》1932年11月1期

《中国第一次反帝运动》 马一行《史地知识》1936年6月1卷2期

《作为民族斗争的义和团运动》吴泽《劳动季报》1937年11月1期

《戊戌与庚子》黎东方《新认识》1936年12月6卷3、4期

图书：《义和团运动史》陈捷 1930年

《义和团》齐一 1944年

《中国近百年史》宋云彬 1948年

三、50到70年代：充分肯定到过分拔高

总的来看，建国初期到1966年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

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

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各地义

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

代表人物有翦伯赞、金家瑞等。翦伯赞在1 956年发表的《义和团运动》

讲演是称誉一时的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他认为义和团打击洋人的外国侵略者所表

现出来的狭隘的排外和仇教是可以理解的，并认为义和团的阶级成分虽然复杂，但它的反帝爱国精神永不磨灭。翦伯赞把义和团运动看作是一个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到1958年，翦氏又把这一点

表述为：义和团是中国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自发的农民战争，是一次自发的农

民反帝运动。这个观点基本上成为五六十年代的主流观点。

此时著作主要有金家瑞 《义和团运动》，1956年三联书店《义和团运动史

论丛》论文选辑也从不同方面肯定了义和团的正义性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

行，清理解放前的各种诋毁义和团运动的旧史观。

因为 在当时的政治——学术氛围中，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革命

性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到处是一片认同之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十年**和极左思潮大泛滥，对义和团的研究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几乎没有真正的学术，只是作为政治伎俩。

在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 对义和团的赞颂达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 学术界此前曾经指出的义和团笼统排外等落后的内容也被作

为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而加以歌颂。

主要论著：

论文：《义和团运动》（1900-1901）司绶延等《历史教学》1952年3期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戴逸《人民中国》1955年13期

《六十年前的反帝斗争》华封《新民晚报》1958年8月4日

《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对义和团运动的歪曲和污蔑》李润苍《四川大学

学报》1960年2期

《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彻底揭露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陈桂英《北京

师大学报》1960年3期

《“义和团”一章教学的若干问题》金家瑞《历史教学》1962年1

期

图书：《义和团运动》翦伯赞 1956年

《义和团运动》金家瑞 1957年

四、70年代末到20世纪末

有中国学者在评论80 年代初有关义和团评价的争论时说:“这一时期关于

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 但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这比较清

楚地看到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争论在学术上的局限性。

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学术重心的转向, 义和团运动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义和团运动研究本身在国内逐渐受到冷淡,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类研究也

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与此同时, 一些更具学术性的课题, 如义和团的起源、思想的研究, 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作用等问题的研究, 逐渐成为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内容。从研究方向来看, 具有突破性的成果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义和团思想意识的研究和义和团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

学者们充分肯定了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面意义, 义和团的起源、组织、领袖

和群体行为等问题, 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肯定性的评论。

另一方面李时岳和陈旭麓等人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 与同时发表的专题文章一起, 揭开了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

李侃提出, 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 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

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 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

王致中的文章则更具挑战性, 他不仅否认义 和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 而且认

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 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

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 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

彩。”作者继而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 并且把

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 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

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上述反思, 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在近代史

方面, 曾经被视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据着学术研究中心集团的农民阶级及

其斗争, 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了。

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 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主要论著：

论文：《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胡绳《近代史研究》1979年1期

《论义和团运动的特点》 廖一中 1982年

《义和团运动再认识》李时岳《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1期

《义和团现象的再认识》王毅《北京观察》1999年第2期

图书：《义和团运动史》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1981年

《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陈振江、程 1985年

《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李文海、林敦奎、林克光1986年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路遥、程1984年

《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路遥1990年

【义和团档案史料】

《拳时上谕》，包士杰辑，l卷，北京救世堂1919年铅印本、《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由故宫博物院编，共44册，88卷，北京1932

年铅印本

《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辑，王亮编，共243卷(包括卷首1卷)，北京

1932年铅印本。

《奉禁义和拳汇录》 劳乃宣辑．1册，1900年刻本

《庚子京师褒恤录》 王守恂编，4卷o，1902年刊行

《庚子教案函牍》祝芾辑，1905年铅印本

《庚子剿匪电文》录杨慕时辑，l册，1915年铅印

解放后编纂：

全国性《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02册 中华书

局北京

《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2003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

《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一版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1979

年出版

地方性《山东教案史料》义和团资料丛编之一，廉立之、王守中合编，齐鲁书

社1980年出版

《山东义和团案卷》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齐

鲁书社1980年出版

《东北义和团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科院历史所合编，辽宁

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筹笔偶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朱金甫、庄建平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清实录山东史料选》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选编，共

3册，齐鲁书社1984年出版．

《忠义军抗俄斗争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辽沈书社1984年出版．

【参考文献】

图书：《义和团研究百年》苏位智 2000年

论文：《语境、政治与历史：义和团评价50年》王学典（山东大学历史系，济南 250100）

《义和团百年研究回眸》 程赵树好（中国人民大学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2）

《梁启超笔下的义和团运动》郭世佑（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浙江 杭州 310028）

《义和团百年研究学术成果揽要》马洪林阎丹红《学术月刊》2000年第9期

《1978-1992年间 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评述》晓峰《高校社科信息》2000年第2期

《50 年来义和团研究述评》 刘天路苏位智《文史哲》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