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为何与义和团失之交臂？ 教案

第一篇：革命派为何与义和团失之交臂？ 教案

革命派为何与义和团失之交臂？

教学目标：

通过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史陈列”以及阅读有关资料，让学生用对比的方法分析同一时期的历史问题。让学生尝试用发散性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并能在此基础上深层思考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

教学步骤：

步骤一：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的“近代史陈列”。对义和团的图片和辛亥革命的图片采用对比的方式观看，形成感性认识。

步骤二：从图书馆、网上查阅有关详细资料并进行筛选。

步骤三：就所选取的材料及感想在小组内讨论，形成小组意见。

步骤四：课堂交流小组意见，相互取长补短，借鉴方法并达成共识。教学资源：

图书馆、人民网、新华网。教学分析：

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辛亥革命前，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两者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但革命派并没有与义和团合作，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口号的不同，还是认识上的差距？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局限性？引导学生深层思考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参考资料： 1．材料1：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爆发。它又是长期以来此伏彼起、遍及全国的反对洋教侵略斗争的一个总汇合。义和团是在烧教堂、驱逐“洋鬼子”的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人数众多，但却互不统属，自成山头。1900年6月中旬，西太后感到外有“洋兵”，内有义和团大军的进逼，她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这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已进入高潮。义和团配合清政府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清政府并没有真正抵抗的决心，致使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西逃时，下令清军剿杀义和团，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失败了。

2．材料2：

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的浪潮冲击京津地区时，孙中山正在日本横滨。他没有发表什么文告，表明对义和团运动的态度，更没有与义和团合作进行反帝排满的意图。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却认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积极筹备兴中会的第二次武装起义。7月16日，孙中山亲赴香港，准备潜回内地领导起义。孙中山曾向英国香港总督和日本驻台总督求援„„惠州起义终因日本改变对华政策，军火接济不上而失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利用这场正义斗争所造成的时机，进行着革命活动，这是应该肯定的。不过，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缺乏本质的认识。不相信广大群众，而相信帝国主义，这几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资产阶级难以治愈的“老病”。直至1903年，孙中山才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明确肯定义和团的英勇斗争表达了“民情”，指出由于义和团的斗争使帝国主义不可能“分割”中国。

3．小组意见：

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能正确对待义和团，原因是“扶清灭洋”口号与革命派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格格不入。革命派不“扶清”，而要“反满”，清政府已经成为洋人统治中国的工具；革命派不主张“灭洋”，而要学习欧美各国先进的民主共和国制度。同时，人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还未看出义和团运动的本质，义和团运动就很快失败了，直到义和团运动失败革命派才认识到“义和团运动有功于中国”。

②革命派不与义和团合作的原因是受时代、阶级地位的限制。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奋斗目标、组织纲领、斗争方式的哪一方面来说，都没有联合的可能性。

③如果革命派与义和团联合的话，也许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打击会更大一些。但是从后来的史实看，多数革命党人看不到农民的巨大力量和迫切的革命要求，因而也就不能依靠和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斗争。在他们看来，属于“上层社会”的官僚豪绅、地主富商，是革命的对头，但属于“下层社会”的胼手胝足、“愚昧无知”的农民，也没有资格肩负革命的重任。只有他们所代表的“中层社会”，即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先知先觉和中流砥柱。只要他们这些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革命志士，奔走呼号，抛头洒血，就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亿万农民就会箪食壶浆迎接光复，跳出水深火热之中，而登衽席之上。然而，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农民需要的是能够满足自己切身利益、摆脱封建压迫的领导者，而不是高高在上、把自己看成是芸芸众生的救星的“救世主”。

④当然，也有一些革命党人，看到了封建官府、地主豪绅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盘剥，对农民的深重苦难寄予同情，要求改变农民的悲惨处境。但他们却没有明确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同情和怜悯，愤怒和不平，多于切实的有效办法。

甚至到了1908年，还有的革命党人，认为“民族思潮，灌输于中等以上”，至于“老圃佣工、贱夫走卒之属，农氓役隶之流”，是没有资格谈革命的，对农民表现了严重的轻视。综观辛亥革命的全部过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在会党和新军中进行了很有成效的革命发动，并且成为多次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但是，他们只是看到了会党的勇敢和新军的武装，而没有看到和更不相信会党和新军背后的广大农民的力量。更何况1900年时，革命派还不太成熟，更谈不上与义和团合作。

⑤我们组在查找辛亥革命历史资料时，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在浩繁的史料中关于革命的宣传、革命团体的建立、历次武装起义、各省光复以及革命人物的传记等等，都不乏记载，但是如果要了解和研究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农村的活动和革命在农民中所产生的影响，简直找不到什么具体的材料。在辛亥革命的诸多亲历者所撰写的回忆录中，也几乎没有什么有关农村和农民情况的回忆文字。这并不是回忆者们的疏忽，而是反映了一个明显的客观事实，因为革命党人本来就没有把农村和农民工作放在革命议程上来。

⑥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对待州县政权和农民问题上的种种局限和失误，使革命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们在指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这种局限和失误的时候，却不能只从某些革命党人自身在思想认识、性格品德等方面去寻找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从封建传统的漫长和封建经济结构的牢固，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去找原因。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子上找。

第二篇：当代水墨与义和团情结

当代水墨与义和团情结

程美信

发表：2013-07-29 22:27阅读：855

一种黑色的绘画材料，被说成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和历史血脉，甚至被神化为可以抵御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武器。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竟然出现这种“义和团”水墨绘画，表明除了资本疯狂和学术堕落，还有一些文化人和艺术家的心术不正，利用中国近代民族仇恨兜售水墨这一“黑之又黑”方士艺术。

“当代水墨”是个市场化概念，用它区分传统的水墨绘画，在上个世纪90年代称为“实验水墨”，当时还分为“现代水墨”、“都市水墨”和“新文人画”和“抽象水墨”。从事水墨实验的画家虽然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大多在高校任教，有一定的教研影响力，至少丰富了水墨画语言形态。确切的说，实验水墨是来自“中国画穷途末路”历史悲情下的催生物，它随着九十年代的结束开始销声灭迹，大部分水墨实验画家重操传统笔墨，在艺术品市场上卖得红红火火，宣告八十年代的忧患意识和理想主义全部消失殆尽。

中国历史总是难以摆脱一种风水轮流转的怪异宿命，上个世纪末的文化改良主义者，今天摇身一变全成了保守的历史卫道士。或许，这是不排除中国人的暮年症结所引发的艺术现象，不论这些艺术家年轻时多么进步开明，但他们最终难以摆脱“落叶归根”的宿命墓穴。事实上，实验水墨在将近20年里无大变化，从语言到题材均出现呆滞局面，与千篇一律的文人画并无区别。可是，20年来中国艺术品市场却是高潮一浪胜过一浪，从传统字画到当代艺术，唯有实验水墨处在两不靠的尴尬状态，迟迟未能轮到出场，甚至出现“该轮到水墨出场了”急躁声。当中国经济神话不再，“水墨元年”无疑给即将崩溃的艺术品市场泡沫注入强心针，使“实验水墨”这一无人问津的老姑娘终于有了粉墨登场的机会。从季羡林的“最民族的是最世界的”到黄专的“当代水墨实验是对西方文化权力中心的抵御”，再到朱青生的“水墨与民族复兴”和王春辰的“水墨与艺术复兴”，仿佛水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横扫世界的绝杀武器，随之而来的是水墨艺术展览和理论口号的泛滥成灾。

2012年不光水墨画展热火朝天，甚至出现水墨拍卖专场和水墨专题双年展。嘉德、保利、荣宝斋、天成国际、苏富比和佳士得纷纷推出“当代水墨”这个被人遗忘的老姑娘。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台湾画商率先涉足大陆实验水墨，他们受到刘国松成功个案的启发，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了一大批实验水墨作品，并出资办展览、出画册和做宣传，使得实验水墨得到扶持发展和传播推广。但是，进入新世纪的商业化时代，文化艺术却没有真正繁荣，实验水墨的创作成果和人员阵营均没有获得壮大发展。

素墨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主体地位，宋元兴起文人画，对中国后期绘画起到全面墨化的覆盖后果，致使“水晕墨章”成为中国画的审美定格。唐朝之前，中国绘画还有丰富的多样形态，谢赫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六法主张，基本符合美术造型的实证原理。从发掘的汉唐墓室壁画、汉经幡帛画、石窟壁画、彩陶、漆画来看，中国唐前绘画是丰富斑斓的色彩世界。宋元始起，中国绘画变成一个“玄之又玄”而“黑之又黑”的阴森世界，“气韵说”被神秘化和“骨法说”被道德化，出现“墨分五色”、“以形写神”、“无法大法”的玄理教条，至今仍是中国画的金科玉律。

文人画在思想观念上始于黄老，成于魏晋，兴于宋元，广于明清，标志着中国封建皇权和道德学问走向登峰造极，士大夫阶层士气衰落不堪，成为名副其实的男臣女妾，奴才性格世代相承。文人画追求玄理趣味和笔墨效果，从五四以来一直饱受批评，实验水墨在意识上始终没有突破“水墨”既定局限，最终沦为民族主义的“义和团”艺术。强调水墨的民族性和主体性，均不利于艺术的开放自由，何况艺术材料只是表达工具，当它成为既定权威的范式标准，必定起到本末倒置的异化作用，艺术创作毫无实益，反而抑制材料工具本身自由开放性。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和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他们的艺术绝对不会受制一种材料风格，更别说把一种黑色绘画当作民族的文化身份血脉。

第三篇：尊攘运动与义和团

尊攘运动与义和团

2012-10-01 第09版：中外历史

作者：张剑锋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

421一个十九世纪的傍晚，一个穿着西服的年轻人独自走在浸透着古老东方国度气息的街道中，夕阳的余晖透过宁静的树荫洒在他的身上，显得格外温暖。突然，几个身穿传统民族服装、手持利刃的壮汉迎面冲了过来！他们大喊：“你这个穿夷服的国贼！我们今天要替天行道，实行天诛，铲除你们这些夷奴！”接着他们不由分说，一刀砍在了青年的头上，然后是第二刀、第三刀……看到这一描述，你会觉得这既像发生在日本的尊王攘夷运动，又像发生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因为两者实在太像了。

首先是背景相同。两者都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其次是主张相近。就从口号来看，义和团是“扶清灭洋”，尊攘派是“尊王攘夷”。虽然一个白话一个文言，但其实基本的涵义如出一辙，就是要消灭一切外来事物，恢复西方入侵前的封闭局面。然后是做法类似。义和团攻使馆、烧教堂、杀洋人和“二毛子”的做法是大家熟知的。而尊攘志士们的做法与此也不遑多让。在尊攘运动最高潮的时候，大量尊攘派浪人聚集在京都、江户、大阪等都市，佩着刀在大街小巷活动，看到有宣扬开国或是与夷人、夷物沾着点边的“卖国贼”就一刀砍将过去。除此之外，尊攘志士们也火烧过英国公

使馆、袭击过地方政府，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

可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其最终的结局有着天壤之别。义和团运动最后招致了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变”，让中国一度走到了亡国灭种的深渊旁边。而尊攘运动却走向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奋发图强，一举从落后挨打的弱国崛起成为世界列强之一。这是为什么呢？本来看上去似乎一模一样的民族主义群众运动，怎么最后就来了个“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呢？ 究其根本，还是两个运动的领导不同。

首先是领导层的组成不同。

尊攘运动的领导者，多为日本西南各强藩的藩士，具备较高的个人素质和灵活的思维能力。虽然由于长期锁国政策和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得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化初期产生了本能的抗拒情绪，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他们都很快认识到一味“攘夷”的不可行，而逐步实现从攘夷向开国的思想转变。

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除了慈禧太后本人还不能简单的说成是顽固派之外，义和团运动中大部分的高层政府领导者都是像刚毅、徐桐、载漪、毓贤这样死硬的顽固分子。不要说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开国的理念，就是连一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他们都拒绝承认。大学士徐桐就曾经有这样的“名言”：“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国，史所未闻，籍所未载，荒诞不经，无过于此。”在这样一批人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不撞南墙就奇怪了。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个问题。在义和团运动中，维新派人士纷纷

走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或是对其避之唯恐不及。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明智的行为，实际意味着把群众运动的领导权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拱手让给了顽固分子们。尊攘运动和义和团运动领导层的巨大差异并不完全是客观因素的结果，中国维新派人士的不作为也是原因之一。而领导层的这一差异正是两个运动发展方向不同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领导策略的不同。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对尊攘运动有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论：“攘夷，我们理解就是排外主义，可实际却存在着一掌握政权就立刻停止排外的倾向……（明治政权）为了„攘夷‟与幕府相争，掌握政权后却采取措施，保证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通商和自由往来。”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说明了明治政权对尊攘运动的态度，即利用其达到动员社会、打击政敌（幕府）、夺取政权的目的，同时小心翼翼地控制运动不要过火，而一旦这一目的实现，就扭转运动的方向，停止攘夷。当然，明治维新并不是某一个人根据某一份事先制定好的计划书来一步步完成的。因此，我们也不好判断是不是从一开始尊攘运动的领导者们就有这样长远的策略谋划。但是，至迟到 1863―1864年的萨英战争（萨摩藩与英国的冲突）与马关战争（长州藩与荷、美、英、法等国的冲突）之后，尊攘运动的主流领导者（萨摩藩和长州藩）就已经认清了现实，思想由攘夷转为了开国。从这两次冲突之后，“尊攘派”就再也没有进

行过任何大规模的实质性攘夷行动。然而，这些领导者并没有立刻就此放弃群众运动乃至走到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去，而是巧妙地一方面继续把炮口对准幕府政权猛轰，另一方面逐渐淡化攘夷的色彩，最终悄无声息的把攘夷改成了倒幕，在倒幕成功后又改成了维新。方向虽然改变了，但“志士”还是志士，他们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变，整个社会动员的效果没有变。整个转变过程自然、流畅、不露痕迹。

而中国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刚毅、徐桐这些人就不用说了，这些连西班牙的存在都不肯承认的榆木疙瘩自然不可能带领群众运动走上正确的方向。而就是还不算彻底无可救药的慈禧太后，在义和团运动中也完全迷失了方向，更不必谈对义和团运动进行策略性的引导了。慈禧太后启用顽固派和义和团的初衷在于与光绪帝党的权力斗争。且不说其目的是否光彩，单就谋略看，她在挑起群众运动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好好地考虑在实现了政治目的之后如何控制局面、如何善后收场、如何把群众运动的力量由破坏转为建设。当义和团的烈火熊熊燃起的时候，慈禧太后非但没有有效地去引导运动的方向，反而自己被运动所裹挟，导致整个局面完全失控，自己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一个是领导者有目标、有策略地主动引导群众运动的方向，另一个是领导者被群众运动所裹挟，与群众一起迷失了方向，这正是尊攘运动与义和团结局迥异的直接原因。

同样的起点，相反的结局，历史给我们上了一堂非常难得的实

验课。实验的结果告诉人们，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就像熊熊燃烧的大火，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一能量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光明，也可以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关键看什么人去用，如何去用。明治政权的领导者是会用火的，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的维新派是不会用火的，他们白白地把火交给了对手，而自己成了历史的看客，眼睁睁瞧着自己的房子被对手放火烧掉；慈禧太后和顽固派们则是玩火的，在点火之前根本没想明白火燃起来之后该怎么办，而玩火者有什么样的下场，大家都很清楚。

第四篇：初中历史与社会八年级下册教案《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教学设计：

第六课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导入新课：甲午中日战争后，因受列强瓜分狂潮的强烈刺激，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急剧高涨，并与各地反侵略、反瓜分、反压迫的群众斗争汇合在一起，终于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讲授新课：

一、义和团运动

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提问：义和团运动最早兴起于哪里？（山东）提问：那么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是出现在山东？

教师讲述：因为当时的山东是外国教会侵略最为严重的地区，甲午战争中受到日军战火蹂躏；战后，列强又强租威海卫和胶州湾，掀起瓜分狂潮，促使山东的反洋教斗争更加高涨。随后，这场运动迅速发展到北方的许多地区，南方各省也普遍爆发了反洋教斗争，但是这场运动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系统和集中的领导指挥机构。

2、义和团的成员

主要成员：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小商贩等

3、“扶清灭洋”的旗帜

开始他们练习拳棒、传授武术，以散布传单等形式，进行反清活动。后来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外国传教士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的斗争矛头开始指向帝国主义，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学生活动：讨论“扶清灭洋”旗帜的利弊得失

4、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发展

1899年秋，山东平原县的义和拳在朱红灯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取得平原大捷。平原大捷后，义和拳改名义和团。1900年夏，义和团的势力发展到京津地区。由于形式所迫，慈禧太后要利用义和团抵抗外国侵略者，以达到同时削弱义和团的险恶用心。于是承认义和团合法。义和团纷纷涌进北京、天津。他们张贴文告，揭露外国侵略者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北京和天津一时被义和团控制了。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提问：面对义和团的提出“扶清灭洋”，帝国主义列强能善罢甘休吗？

教师讲述：既然帝国主义列强不能善罢甘休，必然要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1、时间：1900年6月

2、经过：1900年6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八个国家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奋起狙击侵略者，侵略军狼狈逃回天津。

到7月中旬，八国联军再次攻陷天津。慈禧太后慌忙派人向外国求和，八国联军不与理睬，继续向北京进犯，8月中旬，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领光绪皇帝仓皇逃往西安。在逃跑途中，慈禧太后下令斩杀义和团，并无耻地请求八国联军“助剿”。就这样，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下失败了。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3、学生活动：文件夹《八国联军侵华大事记》

三、《辛丑条约》

1901年9月，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主要内容：清政府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付清，本息合计达10亿两左右；拆除大沽炮台；禁止中国人民一切形式的反帝斗争；划定使馆区并由各国驻兵保护。

2、影响：是《南京条约》以来对中国危害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

根据《辛丑条约》的内容逐条分析给中国带来的危害。a、赔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同时加强了列强的力量。b、拆除大沽炮台：中国人民的主权遭到严重损害。

c、禁止反抗等：清政府完全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

3、学生活动：讨论：清末革命志士陈天华痛斥清政府以成为“洋人的朝廷”。他为什么这么说？

课堂练习

一、基础训练：（请把正确答案填在每题后面的括号内）

1、义和团运动的旗帜是（）A、“自由、平等、博爱” B、“扶清灭洋” C、“灭清灭洋” D、“攘外安内”

2、由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战争是（）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D、甲午中日战争

3、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条约是（）A、南京条约B、天津条约 C、北京条约D、辛丑条约 4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的时间（）A、1900年

B、1901年

C、1989年 D、1902年、下列各项最能说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是（）

A、总理衙门的设立 B、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C、政府保证严禁人民参加反帝活动 D、允许帝国主义国家派兵驻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 答案

1、B

2、C

3、D

4、A

5、C

二、能力训练

辛丑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哪些危害？

三、实践与提问

阅读下列材料：

义和团揭贴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切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平安。”

——〈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

请回答：

1、义和团是如何对待“鬼子”的？

2、揭贴的看法有何落后性？产生这种看法的根据是什么？

答案：

1、一切全杀尽

2、盲目排外，看不到外国先进的东西。农民阶级没有科学的理论做指导。

第五篇：“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

——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帝制兴衰：辛亥百年话“传统”之七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入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图为义和团团民。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文化传播层面的“西化”与制度进步层面的“现代化”虽有联系，毕竟绝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是制度进步，而不是文化更替；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取代传统帝国的命令经济和专制政治。单从文化角度讲，也应该是从“罢黜百家、独尊一教”转向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无论是独尊儒术而禁绝西学，还是独尊耶教而禁绝四书五经，都同样是愚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只是个旁生的枝节，并不是主流。因为太平天国尽管比同时的洋务派、后来的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更热心于基督教（教义很不正统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说拜上帝教与基督教还没有儒教与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这正如极端敌视基督教的义和团也没有为儒家文化做任何贡献一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可以说，太平天国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可以不论，那么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钳制言论著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它从金田起兵时就对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实行封禁焚毁政策，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后更实行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书籍对民众进行灌输宣传，每年印行若干种，每种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按最晚一本书的总目计，“旨准颁行诏书”总共出了29种。此外太平天国末期又出了《资政新篇》等书，由于不再附有“总目”而不详总数，但已发现的有10种，连同以上29种，加上可能湮没不为人知的，太平天国在存在的14年中，总共出书不会超过50种。

这些书包括基督教圣经新、旧约的改编删节本，传统兵家著作删改的汇编（称《武略》），每年出版的天朝历书，天朝自编的童蒙教材《三字经》、《幼学诗》，其他大部分是太平天国的各种典章制度如《太平礼制》、《太平军目》之类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语录，以及天朝官员撰写的政论文集如《建天京于金陵论》等，即基本上都是官方政治宣传品和规章制度类读物。号称“旨准颁行诏书”，其实与中国传统诏书只指皇帝发布的文告不同，由于太平天国认为他们的这些出版物都是宣传上帝的旨意、天国的真理，所以都叫“诏书”、“天书”，后来的研究者则称为“太平天国官书”。它们基本上都是字数不多的小册子，如那本《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才3000字，相当于今天一短文。可以推测所有这些读物加起来大约也不到30万字左右，不过与今天的一本书相当。其中还包括了像“田亩制度”这样印数极少的“内部读物”。这几乎就是皇皇天国14年里的全部“文化”积累，几千万天朝臣民只能读到这点东西。而对除此而外的丰富文化遗产，它又基本上视为“妖书”，采取拒绝和禁毁的态度。杨秀清还相对开明一点，杨死后，洪秀全的禁书焚书，更加厉害。不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孔孟程朱，禁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甚至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名人不准提，大事不准讲，史书不准看，到最后连当年自己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了，“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见王庆成：《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93页）。因此可想而知，说太平天国是一片文化沙漠应该不算过分。最“规范”的西化：洪秀全如何反对“修正主义”

太平天国的偏执“西化”还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它的历法即所谓《天历》也完全弃绝了中国自古以来的阴历为主、阴阳结合的传统，而采用西方式的“纯阳历”，并且引进了西方的礼拜日概念。但它却是一种最原始的“西历”，比古罗马时代的儒略历还落后，一年12月366天不置闰，没几年就产生了相当的误差。为何西历都置闰，天历却不置？据说是因为洪秀全特别喜欢一刀切的规范化。西历小月30日、大月31日取代了中历的朔望月，但西历的2月却显得“不规范”，洪秀全比西历还“西化”，不接受这种“修正主义”，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更加正统（其实是更加原始）的“原教旨西历”了。所以，太平天国的“西化”并不是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倒有点像“西方中世纪”化。这当然有悖于历史潮流。人们通常把带有制度进步意义的“西化”叫做“启蒙”（当然，这个词如今引起了争论），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寻找真理”恐怕不能这么说，叫做“蒙启”（蒙昧的开始）还差不多。

今天太平天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革命”的光环，人们批评它专制、愚昧，说洪秀全生活腐败，太平军有过屠杀。但历史地看，这些还不足苛责，过去只骂清朝“暴君”而无视天朝“暴民”固然偏颇，现在只骂“暴民”而放过“暴君”也不能说公允。像简又文等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们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我以为是可信的。简又文先生尤其反对神化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而我们很多人现在在这方面确实走得太远了。

但是太平天国有些负面因素，已经不是一般的“暴君”“暴民”之类词汇可以概括。例如我们很难说洪秀全是不是比清朝皇帝更专制更腐败，但他的措置乖戾，天国制度安排上的很多莫名其妙之处，在历史上的民变与朝廷中都是够荒唐的。像前期的洪杨“二元权位”，不是权力制衡，却又要天有二日，明摆着就是会惹出大祸的。而后期的胡乱封王，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历史上空前绝后。这已经不是用什么“乌托邦的悲剧”或者“专制文化的土壤”这类“宏大叙事”可以解释的了。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素养太差了，至少比清朝皇帝是明显不如。偏执加上愚昧，使他的“文化”政策危害尤大。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入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拳民”与“教民”的由来 天朝灭亡三十多年后，中国出现了又一次“文化”大潮，只是方向相反：义和团“奉旨造反”，大闹京师，不仅反“洋教”，而且对戊戌维新反攻倒算，要废掉光绪，杀光维新派乃至洋务派“二毛子”，还要“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总之是对与西方有关的一切，从“文化”、“制度”直到“器物”，全都要一锅端。近来有人说，义和团“烧铁道，拔电杆”是军事需要，不能简单视为排斥西方“器物”。其实，除了那个揭帖，当时拳民仇视新“器物”的言行也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如时人所记：“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其痛恨洋物如此。”（佚名：《天津一月记》）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柴萼《庚辛纪事》）可见其“反西化”之极端。当然，义和团反“西化”的最主要对象还是“洋教”。今天在这个问题上，两极化的“义和团立场”和“洋教立场”都显得偏颇，我们应当平心而论。

应该说在人类文化交流中，信仰（不限于宗教信仰）的传播遍见于古今中外。在中国，早于基督教的有印度“传教士”竺法兰等传入的佛教，尤其是达摩传扬的禅宗。晚于基督教的，有马林、罗易、吴廷康这些来华传播马列主义的“国际使者”。说实话，与此前和此后的这些人相比，基督教的在华传播不很成功。佛教由竺法兰等人传入后就在中国扎下了根，后来号称“佛教中国化主流”的禅宗，事实上也是由印度来的“达摩祖师”奠定的。至于苏俄派来传播马列主义并促成了中共建立的马林、罗易等“国际使者”，与来华传播基督教并促成中国教会建立的那些人相比就更有意思了：后者扎根于穷乡僻壤，而前者游走于大都市；后者系政教分离下的教会所派，不像前者那样受本国政府派遣、深涉政治运作、在华也有更大的特权。应当承认两者来华都是出于信仰（直到今天，对传教士的谴责也主要是指他们的政治角色，说他们牟利也都是指教会的经济利益而言，几乎没人指责这些传教士是为个人发财的），一开始也都是未经当时中国政府（敌视西方的清政府和敌视苏俄的北洋政府）允许的违禁冒险，两者传入的新信仰也都对中国的老“传统”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最有趣的是：两者传播的社会基础也有很多相似性。有一篇为“教民”鸣不平的文章写道： 洋教士最开始把传教对象瞄准知识精英，但碰了钉子。„„于是，洋教士们调整了策略，把目标锁定在底层老百姓身上。其实基督教在西方最开始也是在穷人中传播的，后来才被上流社会接受。

向底层老百姓传教，仅仅靠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的传教士宣讲上帝的福音是不起什么作用的，教会的主要办法就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新教教会的办法主要是办医院、办孤儿院和赈灾等，但不是很灵。那时中国人根本不信西医，只有极少数快死了的人，在中医没有辙的情况下，才送去看西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办孤儿院对中国人更没有吸引力，中国人命不值钱，孩子说卖就卖说扔就扔，没有人会因为你收养了孤儿就认定你善，随你信教，没准还怀疑你收养孤儿是为了吃小孩脑髓呢。唯有赈灾救助还起些作用，一些被救助的灾民入了新教。

天主教会的切入点比较切合实际，他们除了做新教做的那些善事外，还增加了一项，就是帮助老百姓打官司。天主教的传教士发现，中国的官吏极其腐败，司法极其不公，办案手段野蛮愚昧，没钱没势的老百姓冤屈太多。于是，天主教教会就常常帮助教民打官司。老百姓发现信上帝可能不受欺负了，于是信教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19世纪的中国是极其封闭落后的农业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敢于信教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遭到同村人的歧视、辱骂和孤立。有的村子不准教民用井水，有的私塾老师不教教民的孩子。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实际生活中的压力，教民还要加入教会呢？信教的教民大多数是贫穷百姓，是最弱势的群体，加入了教会遇到了难处有人帮有人管，这是最大的吸引力。由于弱势，才找依靠，官府靠不住，只好去信教。（郭老学徒：《义和团杀害的是什么人》，《杂文月刊》选刊版2009年第7期）

此文说的基本不错。笔者当年曾在晚清“西林教案”发生地附近插队9年，那是一个极其偏僻贫困的大山区，自晚清以来直到民国年间一直有法国教会的传教活动。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当地的教民村寨都是瑶族和“高山汉”（晚来的汉族移民，由于相对好点的地方都已有土著占据，他们只能在高、寒、旱的穷山落脚，属于弱势族群，与其他地方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优势不同）寨子，即当地最贫困的人群，而条件较好的壮族村寨和坪坝地区似乎没有教民的踪迹。

不过应该补充的是：弱势本身并不是不变的，穷人并不一定是进步的同义词，底层也不总是意味着正义——当然，这几项不确定并也不仅仅对教民有效。

一般来讲，在中国传统秩序中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居于优势的阶层（所谓统治阶级）无求于教会，并且作为传统社会的受益者，他们通常会敌视传统秩序的可能颠覆者，因此教民以上流社会排斥的弱势群体（穷人、劳动者）和社会边缘群体（无业游民和各种“痞子”）为主，这并不难理解。在一些记载中他们与别人的冲突甚至有点像1950年代的“穷人斗争”叙事：如1900年3月河北清苑教民王洛敏为东家张洛第“锔锅”、“钉火镰”而张“不给工钱”，导致王上门“坐索、口角”，其他教民赶来相帮，遂发展为一场民教冲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93-96页）

又如更早时四川一女教民、佃户戴高氏“骗赖”了地主张洪彦两年租谷不交，还要索回从前所交的押租银，而据说在教会干预下县官居然判准，等等。因此时人称教民中常有“或租项应交业主，延不清偿；或钱粮应交公庭，抗不完纳”等“恶行”（李东源《传教论》，转引自《光明日报》2000年09月29日评论员文章《“庚子教难”初探》）。当然这些事连同男女关系上的不尊礼教、对迎神赛会、团练保甲、宗族祠堂等等后来被称为“神权、族权、夫权”的传统事务的不敬等等，都被当时的上流社会视为痞子、无赖行为。不过看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知道，对这些“痞子”行为的指责远不只庚子时才有，更不是只针对“教民”的。而在这些方面，20世纪的“农民革命”继承的究竟是“教民”的传统，还是“团民”的传统，实在是耐人寻味的问题。义和团只是“民教冲突”的产物？ 显然，教民入教不仅仅是为信仰。不过无论是为信仰还是为权益，本身都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可能要么别人欺负你，要么你欺负别人，阿Q革命成功变成赵太爷，如此反复循环。随着晚清国势衰弱，列强步步进逼，从国际关系中的强势者，通过帝国主义行为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又成为社会上的强势者。教会以列强的政治势力为后盾来传教，就可能走向信仰自由的反面了。传统吏治腐败司法不公，弱者没有靠山会被欺负，但有强势教会做了靠山，就有可能扮演强者的角色去欺负别人了。同时所谓痞子，既是上流社会对底层抗争的一种蔑称（类同于“刁民”），也不能否认流氓无赖确实在底层社会存在着，他们平时被社会边缘化，一旦得势成为“权痞”，确实可能比传统的“权贵”表现还恶劣。对于晚清各地多发的教案，如今有谴责“排外”和肯定“反侵略”两种对立观点。实际上恐怕不能一概而论。随着晚清列强势力的增加，我们看到教案出现了类型上的演变：早期教案如“西林教案”，多是官府主动镇压传教士，带有较多的传统统治者排斥异端的色彩。但是到了晚期，“石头剪刀布，百姓洋人官”的局面形成，民间社会挑战教堂、而官府畏列强之势出来保护教堂、弹压百姓的案例（如巨野教案）越来越多。虽然即使晚期教案也不是只有这一种类型，但显然它与一些教堂（以及教民）以列强的权势为后盾行为不公、并招致中国民众的反感有关，不能说教堂完全是无辜的。

不过，仅仅这个因素是不足以造成“庚子之祸”那样的大乱的。因为晚清的几个因素使“教民特权”受到很大限制：第一，如果要说依靠政治势力强行传教，那么清末的基督教会无论如何不可能像太平天国走得那么远。晚清官府再屈服于列强，也仍然是个“儒表法里”的朝廷，不可能变成太平天国那样的神权国家，不可能像天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耶教”。晚清教会再得势，也做不到“焚书坑儒”，像洪秀全那样对儒家进行异端审判，或者像洪那样去打砸“偶像”庙宇。19-20世纪之交的西方列强自己都已政教分离，更不可能像16世纪西班牙人征服拉美那样去强制传教。当时的在华教会至少在形式上也承认信仰自由，只能“诱人”入教而不能逼人入教，其“文化特权”是有限的。

第二，晚清教会的新信仰、新观念与教民作为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对传统秩序、主流社会的冲击，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革命”的程度。纵使底层教民靠着教会撑腰，对上流社会表现出不敬，也不是教会传教的本意。教民可能不交迎神赛会份钱、不尽团练保甲义务、不参加宗族祠堂活动，并因此招致反感，但他们不像过去的天朝和后来的“农会”，并没有能力去禁止别人从事上述活动，由此造成你死我活的冲突是不合逻辑的。

第三，晚清教民中的确有借着官府对列强的畏惧而狐假虎威的“权痞”行为，就个案而言，有的行为可能比“权贵”还恶劣，但就整体而言，教民“权痞”之害只是“权贵”之害的一个投影。晚清官府本来不把草民当回事，但“在教”的百姓“只要拿着主教的名片，就可以去求见地方长官，而地方官惧于教会的影响，常常不得不出见。川督骆秉章曾致函总理衙门说，习教之人，‘恃法国为其教主，常有赴衙门求见，干预公事。拒之则在外喧嚷，接见则日不暇给。’”（见腾讯网：《转型中国第08期：晚清教案：勿轻言乡民非理性》）说实话，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官府拿百姓当回事绝非坏事。但只拿你当回事，对其他百姓就构成了不公，倘若你因此自以为成了回事而对其他百姓也傲慢无礼起来，那不是找抽吗？

不过对这种现象我们到底该怎么办？一种态度是：你本来就草民一个，居然把自己当回事，该抽，抽了你大家都乖乖当草民就好了。另一种态度是：凭什么只有你才是回事，我们就不是？官家必须把我们都当回事，否则咱们就抽他。但是，后一种态度直到辛亥时才比较普遍。而在庚子年间，百姓往往只知道（或者说官府只让他们知道）前一种态度。

就以当时最遭人反感的教会“包揽词讼”过问司法而言，本来在“衙门八字开，无权无钱莫进来”的背景下，教会对弱势教民（如佃户戴高氏、雇工王洛敏之类）进行“法律援助”不能说就是坏事，当然可以指责他们何以只援助教民，不过普遍援助恐怕谁也做不到。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整个司法体系还是那么腐败、不公，那么得到教会援助的人对其他人而言就等于拥有了司法特权，容易造成恶果。但这里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难题：是让所有人都成为司法腐败的牺牲品而置之不理，还是改革司法体制实行公平法治，让所有人都得到正义？对此，辛亥时人们普遍的回答，同样与庚子时不同。事实上，如果司法本身是公正的，教会的“法律援助”不会造成问题，如果司法本身不公正，谁有权势就偏向谁，那么教会势力与其他权贵势力干预司法的恶果是一样的。当时教会只能“包揽词讼”帮教民打官司，而不能私设公堂，像中世纪西方教会那样拥有相当程度的司法权。因此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司法体制本身的腐败。更何况教会涉足词讼也只是天主教会的特点，新教教会一般不这么干。

总之，对于晚清社会上的“反教”风潮，教会与教民方面是有责任的，不能仅仅责备中国人“排外”。但是当时的“民教矛盾”并没有今天一些著述渲染的那么严重。晚清的“教案”尽管有增多的趋势，但直到“己亥建储”时都远没有达到失控的程度，更不必然导致社会爆炸。

而1899年以后“民教冲突”突然失控，很快变成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一场社会爆炸，其实另有原因。（待续）iRe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