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创新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第一篇：以色列创新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摘 要】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仍然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该时期发展对我国未来有关键影响。以色列国家在创新经济发展进程中，不断创造奇迹，促进国家实现发展与进步。由于中国和以色列国家之间具有互补性，因而促进两国合作尤为重要。然而，在中以合作中，存在一定的阻碍，对其合作产生不良影响。对此，本文主要对以色列创新经济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建构主义理论和国关理论视角而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以色列；创新经济；我国经济发展；启示

一、前言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国家发展中，应建构图式，并且促进个体对世界知觉理解和思考，以创建认知结构。在以色列国家发展中，从一穷二白到科技强国，其中创新经济发挥着重要的推动性作用。我国与以色列国家之间具有互补性，只有加强二者的合作研究，才能使处于经济转型关键时期的我国如鱼得水，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我国相关部门人员有必要对以色列国家创新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指导。

二、以色列创新经济

在我国经济发展，以色列国家是推进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条件。一方面，以色列国家的创新能力较强和科技水平较高。该国的自然资源十分匮乏，但其坚持走创新经济之路，实现知识型经济的成功飞跃。创新是以色列的创新经济灵魂，依靠创新，逐渐解决生存问题，并且能够科技竞争实力逐渐增强。在其发展中，政府给予支持、以出口为主、大力发展国内风险投资、注重将风险投资和科技发展相结合，同时坚持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另一方面，以色列国家重视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将其上升至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政府对该观点给予高度认可，为中以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条件。现阶段，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以色列国家能够对我国提供外援式的帮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佳伙伴，同时为我国提供有力支持。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从以色列国家创新经济视角出发可知，对我国经济发展给予一定的启示。我国要更好实现经济转型，必须坚持与以色列国家之间合作，并清除中以合作阻碍因素，实现求同存异及提出促进中以合作的有效策略，对推动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1.中以合作中的阻碍

首先，中以两国之间存在着文化和思维的差异性。在中以建交20多年以来，双方合作越来越密切，但仍然对彼此的了解不够。就两国思维方式而言，以色列国家遵循“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我国坚持“中庸之道”。例如：就两国农业发展来看，以色列农业设备设施十分完善，但农作物大棚却朴实；我国农业设备设施相对较为先进，但软件系统、管理理念仍然有所欠缺，阻碍农业发展进程。其次，受国关影响相对较大，主要受阿拉伯、美国等方面的影响，中以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受其牵制较大，影响两国之间建交的深度、广度。再次，政府层面的统筹机制相对较为缺失，不能为中以两国深入合作提供有力的框架支撑。最后，双边关系相对不具备对称性，受国土等资源的限制影响较大，亟需得到双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正确引导，以促进两国之间合作企业的良好发展。

2.促进中以合作的策略

从建构主义和国关理论来看，中以合作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选择，我国经济发展中有必要积极借鉴以色列国家的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以充分激发中以技术合作的潜力。

首先，我国应从战略高度而对待以色列国家，积极发展双方合作的项目，如农业中节水技术、海水淡化技术等；公共卫生事业及新能源开发等，并重点突破。我国是农业大国，解决“三农”问题尤为重要。以色列国家的农业相对较为发达，不仅农业设备设施相对较为完善，而且农业管理水平较高，能够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有力借鉴。其次，中以合作中，应加强政府和民间的交流与合作，以夯实合作基础，为我国提供创新经济的借鉴。基于此，中以两国应确立合作机制，并构建合作平台，促进各层面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合作。从建构主义理论视角看，能够为中以两国合作提供行为路线图。再次，中以两国之间应加强fta的商谈，将中以合作推向新的高度。最后，创新中以合作方式和提高合作层次[3]。

四、结论

通过国关理论可知，各国要更为积极的应对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与挑战，必须营造良好的国际关系，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形成国家发展的重要动力。以色列国家创新经济发展中，使该国从一穷二白走向富强，与我国而言，具有激励性。因此，我国相关部门人员应加强对其创新经济的研究，从中获取启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充足动力，推进我国经济转型的发展进程。

第二篇：以色列教育启示

以色列的教育：边玩边学求思辩

中东弹丸小国以色列以科技发达、军事领先、国力强大受到世人关注，也成为许多国家研究和考察的对象。以色列在建国后52年里之所以能迅速崛起，除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鼓舞下从世界各国汇聚而来的高素质犹太移民之外，还当归功于该国完善的教育体制。

重视和发展教育是古老的犹太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年轻的以色列国求生存、图发展的基本国策。犹太人认为，良好的儿童教育是世界的希望所在。基于这种信 仰，以色列人更重视娃娃阶段的启蒙教育。尽管国家规定义务幼儿教育从5岁开始，但几乎所有孩子从三四岁起就开始在幼儿园学习，从语言、算术和艺术方面接受 启蒙教育。这种学前启蒙教育使许多先天条件超常的儿童得到及时的培养。据统计，有约3%的儿童进入小学后能被选送到“神童班”。神童班是科学家和艺术家的 摇篮。

寓教于玩 寓思于辩

综观以色列的教育，初、中级阶段科学性强，寓教于乐，高等教育学术性强。整个教育体系自始至终强调启发学生的先天智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使学生在实际参与和应用中获得和掌握知识，而不是培养“高级工匠”。以色列虽有全国统一教材，但多数学校认为这些教材死板老化，因而自行设计教育内 容。据调查，有高达70%的中小学校都使用自己编制的教材。小学生的知识多是在“玩”的过程中学到的。老师要求二年级的学生到室外拍摄照片或者写生，三四 年级的学生要根据学到的花鸟鱼虫等自然知识，能够自己绘图讲解，五六年级的学生便开始做类似小论文式的课题。例如，一个学生对哥伦布航海感兴趣，他会在老 师的指点下找参考书，把哥伦布航海的有关情况综合起来做一篇小型“论文”。完成一篇小“论文”至少需要一个星期。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找参考书、复印附图、构思文章等，全都是独立完成。为了找书，他们在图书馆和家里的书架上翻个不停，除少儿读物外，还会翻出他们几乎搬不动的精装大百科全书，他们并不认为这些 书是给大人用的，有人会指着其中的插图说，这就是我需要的！

到了中学，老师会根据当前国家大事，结合课程内容，鼓励学生做“专题报告”。学生将自己准备的报告拿到课堂上宣讲，然后大家展开辩论。老师无须担心这 样做会冷场，因为学生大多会自告奋勇，这可能是由犹太人与生俱来的竞争意识所决定的。从科学原理到国家时事政治，学生们辩论起来面红耳赤，小小的教室里简 直就像议会。有这样一种说法：以色列600万人口中有600万个总理，看来中学课堂就是未来总理的诞生地。

课外吃“小灶”

以色列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国家12年义务教育所提供的只是最一般的基础教育，旨在为学生开启一个通往浩瀚知识海洋的通道，学校不是教育的惟一场所。由 于使用科学的教育方法调动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孩子们吃完学校的“大锅饭”后，还纷纷到各种课外场所吃“小灶”。这些小灶有的是“佐菲姆”（即眼界、视野 的意思），类似我国的“少年宫”，有的是各种培训班或补习班。每个城市都有数个“佐菲姆”，学生在那里根据个人爱好和时间参加各种活动。许多家长认为，培 养孩子具有良好的气质与掌握全面的文化科学知识同样重要，因此，有条件的家庭还尽量鼓励孩子多学些艺术课程。

如此下来，按说学生的负担应十分沉重，但以色列的学生仍生活得轻轻松松。这一方面是因为家庭作业较少，另一方面学生参加的各种课外活动都是自愿的。

以色列一年当中节假日很多，一般学校很少在假期给学生留作业。学生在家进行的多是音乐绘画等补充课程的练习，而且还有较多的时间用来看电视和电话聊 天。正因为很少死记硬背，许多学生连乘法口诀都背不下来。但老师和学生家长却都不以为非———“不是有计算器吗？”校内的启发式教学、校外的针对性补充和 家庭的鼎力支持，使以色列中小学生始终生长在理想的教育环境中。同时，在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和熏陶下，学生的自立能力也普遍较强。按照犹太教和犹太生活习惯，女孩12岁、男孩13岁便接受“成人礼”。虽然法律上成年年龄仍规定在18岁，但接受过“成人礼”的孩子在环境的影响下，在心理上有“自己是大孩子 了”的感觉。如果谁被嘲笑为“妈妈的宝贝儿”，就会感到无地自容。

以色列教育孩子的方式

1992年，当我辗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13岁的老大、12岁的老二和10岁的小女儿都还暂时留在中国。选择在 那时回到以色列，完全是穷途末路：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二战时逃亡到上海，并在那里生下了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拋弃了我们，12岁那年父亲去世，我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我在上海铜厂当体力女工。结婚生下3个孩子后，丈夫离我们而去。留在上海，满眼都是痛苦的回忆。正好那时中以 正式建交，怀著一种逃避的心情，我成為了第一批回到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像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父亲教的古希伯莱语早已不在以色列使用)，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新移民可以有一笔安家费)，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

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必须找到赚钱的办法，还要早日把孩子接到我身边。我苦攻希伯莱语，学最基本的生活语言，然后，我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捲。

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 2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於100雅戈洛。我的春捲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1993年5月，我把3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

孩子们初到以色列的时候，受到了不少邻居们的责难。以前在国内时，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依旧做著我合格的中国式 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捲。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们就来春捲摊，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面给他们做餛飩下麵条。

一天，当3 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著你母亲忙

碌，自己就像废物一 样。”然后，邻居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我和老大都很难受，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得没错。妈妈，让我试著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度眨⒆觽冎形缇头艑W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著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捲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老大身上的转变大得连我自己都想不到，除了帮我做春捲，他还提出由他们带做好的春捲去学校卖给同学。每天早上，他和弟弟妹妹每人带20个春捲去 学校，放学回来的时候，会把每人10谢克尔的卖春捲收入全部上交给我。我觉得很心酸，让他们小小年龄就要担起生活的担子。可是，他们没有表现出我想像的那 种委屈，他们说他们慢慢开始喜欢这种赚钱的感觉了。

邻居太太经常来跟我聊天，告诉我正规的犹太家庭应该如何咦鳎瑧撊绾谓逃⒆印q太人从来不觉得赚钱是一个需要到达一定年龄才能开展的活 动，与中国的“教育从娃娃抓起”一样，他们始终觉得 “赚钱从娃娃抓起”才是最好的教育方式。邻居太太告诉我，在犹太家庭里，孩子们没有免费的食物和照顾，任何东西都是有价格的，每个孩子都必须学会赚钱，才能获得自己需要的一切。我觉得这样的教育 手段比较残酷，不是那麼容易接受。但是，孩子们在学校也被灌输著这样的理念。他们比我更容易地接受了这种犹太法则。於是，我决定改变以前在国内对孩子们的习惯，试著培养他们成為犹太人。

首先，我们家确立了 有偿生活机制，家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无偿使用，包括我这个母亲提供的餐食和服务。在家吃一顿饭，需要支付给我 100雅戈洛的成本费用，洗一次衣服需要支付50雅戈洛……在收取费用的同时，我给予他们赚钱的机会，我以每个春捲30雅戈洛的价钱批发给他们，他们带到 学校后，可以自行加价出售，利润部分可自由支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捲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 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捲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儘管只有 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捲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 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於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捲，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捲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 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眾，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像。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著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為没有奉献 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著什麼逃走？”对於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著，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讚赏老师说的这麼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 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 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產。然后，老大跟我说因為他给我提供了资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於决定把 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儘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他人不做的、无须 花钱和投资的工作。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著，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 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週交稿 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 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 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４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我们家的 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 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有了中国孩子作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像的还要优秀——在回国之 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產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 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 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著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 太法则的產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為优秀的人才……”

第一天下午回来以后，我得知3个孩子卖春捲的方式竟然截然不同：老三比较老实，按照老价钱，50雅戈洛一个零 售，赚到了400雅戈洛；老二则使用了批发手段，40雅戈洛一个直接将春捲全部卖给了学校餐厅，儘管只有 200雅戈洛的利润，但他告诉我餐厅同意每天让他送100个春捲去；老大的方式比较出人意料，他在学校举办了一个“带你走进中国”的讲座，由他主讲中国国 内的见闻，讲座的噱头就在於可以免费品尝美味的中国春捲，但是需要买入场券，每人10雅戈洛，每个春捲都被他精心分割成了 10份，他接待了200个听眾，入场券收入2000雅戈洛，在上缴学校500雅戈洛的场地费用后，利润1500雅戈洛。

除了老三的方法在我意料以内之外，老大和老二的经营方式都超出了我的想像。我真的没有料到，只在短短数日之间，以前只会黏著我撒娇的孩子就摇身一变成了精明的小犹太商人。

他们的学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為了琢磨出更多更新颖的赚钱方法，他们很努力地去学习和思考——老师授课的内容很对他们胃口，因為没有奉献 精神之类的说教。老师问过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当遭到异教徒的袭击，必须逃命的时候，你会带著什麼逃走？”对於这个问题，回答“钱”或“宝石”是不对的。这是因為，无论是钱还是宝石，一旦被夺走就会完全失去。正确的答案是“教育”。与财物不同，只要人活著，教育就不可能被别人夺走。他们很讚赏老师说的这麼一句话：“如果你想将来成為富翁，就学好眼前的东西，它们将来都会大有用处 的……”

当老大在法律课上学习了移民法后，他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应该可以去移民局领取安家费。我半信半疑去了，结果一下领回了6000谢克尔的安家 费，这对我们一家来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财產。然后，老大跟我说因為他给我提供了资讯，我应该付给他10％的酬金。我犹豫很久，终於决定把 600谢克尔这笔大钱给他，他拿到钱后，给我和弟弟妹妹都买了很漂亮的礼物，剩下的钱，他说他会拿去变成更多的钱。

老大用这笔酬金邮购了一批在国内很便宜的文具，然后去学校进行售卖，利润再投入继续进货，1年以后，他户头上的金额就已经超过了2000谢克尔。儘管老大很会赚钱，但在实际上，老二比他更能领会犹太法则的精髓——犹太人共同的一点是，从事那些不用投入本钱的行业，从事其他人不做的、无须 花钱和投资的工作。当老大在利用国内的资源赚钱的时候，老二也在如此做著，不过，他赚的是不需要成本的精神领域的利润——老二以他14岁的年龄和文笔，竟 然在报纸上开设了自己的专栏，专门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每週交稿 2篇，每篇1000字，每月8000雅戈洛。

老三是女孩子，因為比较矜持，也没有展露出赚钱方面的才能，但是我在她身上欣慰地看到了犹太人对生活的乐观和优雅。她学会了煮茶和做点心，每天 晚上，她会精心煮一壶红茶，配上她自创的口味不同的点心，一家人围坐下来边吃边聊天——老三的点心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不过，这些点心 不是免费的，两个哥哥支付的点心费用，刨开成本和每天需要交给我的费用外，老三也能活得很滋润。

当我们家的资金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们一家４口合资开办了我们家的中国餐厅。我占40％股份、老大30％、老二20％、老三10％。当我们家的 餐厅越来越有名的时候，我也引起了很多关注。当我获得拉宾的接见后，我成了以色列的名人。此时的我已经完全掌握了希伯莱文，再加上我的母语中文，我最后被 以色列国家钻石公司邀请担任驻中国首席代表。

当我回国任职的时候，孩子们也跟随我一起回到了中国，有了中国孩子作為比较对象之后，我方才发觉我的孩子成长得比我想像的还要优秀——在回国之 前，每个孩子都去购买了很多以色列產的物品。回国之后，老师来找我了，她说我的孩子在校园推销来自以色列的商品，从饰品到民族服装甚至到子弹壳无所不有，她建议我好好管教一下孩子。我告诉她，我无权干涉我孩子的行為，这是他们赚取他们学费的方式——因為，我已经不再负责他们的所有学习费用。老师的眼睛顿时 瞪得大大的，她理解不了像我这样月薪 5000美元的母亲竟然会不给孩子学费。我请她品尝一下女儿做的在家售价2块钱一个的小点心，微笑著告诉她：“这是我的孩子在以色列生活几年以来，学会犹 太法则的產物，我相信他们将来都会成為优秀的人才……”

第三篇：《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读后感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读后感

对以色列的了解，多是因为“巴以冲突”这个全球性的热点政治问题，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不断强化着人们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国土狭小、土地贫瘠、水源不足、战争频繁„„。但是，这些并不是以色列的全部。实际上，以色列已经是中东地区最为工业化、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对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也有着相当重大的贡献。

两位作者赛诺和辛格都是或曾经是美国政府外交政策顾问，对以色列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就主要的经济指标而言，以色列是当今世界最能集中体现创新和创业精神的国家。以色列已成为全球创业企业密度最高的国家，已成为全球风险资本产业的重要中心，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位于世界前列，在NASDAQ上市的公司数量除美国之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两位作者将支撑以色列强大的创新能力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称为“以色列独有的一些因素”。比如，各种学科、领域之间的大胆融合，良好的团队合作意识，独立更是联系，以小的形式存在、却有大的发展目标，基于这一切的文化核心。这表明，两位作者的研究视角触及到了文化层面。

“文化”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入经济学与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不是新鲜事情了。但是，“文化”这个因素往往会成为研究中最富争议的议题之一。两位作者对以色列文化的解释，却获得了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高度评价。西蒙·佩雷斯在给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做如是说：“这本书讲述了不囿于现状、敢于挑战传统的以色列人的故事，是他们创造了‘以色列的秘密’，并树立了他们的国家成为世界上领先技术公司的重要研发中心的地位”（第XI页）。

凭直觉，每个人也都能够理解，以色列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创新能力，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根据两位作者对以色列经济奇迹的揭示，创新不仅是技术层面的东西，也和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两位作者高度重视文化因素对以色列创新精神和创业活动的强大支撑作用，为我们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创新型组织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在提倡创新精神、促进创业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创造具有促进性的文化正能量，也需要克服具有阻碍性的文化负能量。

无论是文化正能量，还是文化负能量，都很难捉摸。无论是文化正能量的创造，还是文化负能量的克服，更是难以捉摸。我们应该借鉴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关于文化的观点，“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第四篇：《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读后感三篇

如果说柏拉图把哲人主政的国家称作„'理想国”的话那么充满勃发的创业激情的以色列则应算现代世界的另一种“理想国”。大家阅读了之后都有哪些感受呢?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创业国度读后感3篇，供大家参考。

创业国度读后感篇一：

近期，我认真阅读了《创业的国度》这本电子书，对犹太人的成功感到很惊奇，我觉得犹太人的成功，除了由于他们拥有聪明的智商、强烈的危机意识外，还有其他因素。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以色列是一个那么富有韧性的国家，以色列人民是那么的坚强、那么的努力和那么的团结，并由此可以看出以色列以及以色列人的独特之处：一是“肆无忌惮”的沟通方式，预备兵役制以及这个民族的传统，使得学生能勇敢挑战教授、下属能勇敢挑战上级。二是对失败的包容，只要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实验，就没有失败，因为你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三是忧患意识，以色列战争连连，他们长期受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围攻，即使在外国生活的犹太人，他们也必须在自己的领域冒尖，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低，总受到排斥，只有努力争先，才能在社会上立足。四是“扁平式”的管理模式，使得以色列人不唯上、不唯权、唯科学、唯真理，这为以色列人充分地发挥创造性思维提供了空间。

古语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出现，我认为正是她独特的处境，以及自身和外界不断的争斗中得来的。只有做到最好，才有出路，才有被人瞧上一眼的可能。不在寻找出路中爆发，就在寻找出路总灭亡。以色列人浑身的血液沸腾着，在一小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让世界刮目相看。

以色列独有的体系其他国家难以复制，通过国防工业，而衍生或将技艺运用到其他产业上，以色列的人们通过军队的磨练，甚至经过生与死的考验，再加上堪称完美的执行力和坚强的韧性，敏锐的思维，自成体系，并且相互之间的团结，使得与生俱来民族独有的质疑精神也在平常的工作中得以充分发挥。以色列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是团结就是力量。回想中国的过去，日本这么一个小小的国家侵略我们，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完全有力量去抵抗他们，但因为中国腐败的政治还有国民散沙一盘，中国政府屡屡签下不平等条约，所以才有悲剧的南京大屠杀，直到后来，国民开始觉悟，他们终于知道团结的力量是多么强大，才有了战争的胜利。二是成功背后少不一群精明的政治家。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仅是因为有众多人口，而是有一些出色的人。以色列人具备了这么一点，英明的决策将带离国人脱离困境。相反，中国的过去就是缺少了这样一些人，那些政治家太过于愚昧无知，只知道从国人那里汲取利益，久而久之，国人开始反抗，国家开始走向灭亡。三是创新是国家迅猛壮大的原因。一个国家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了前进的动力;一个国民没有创新意识，只懂得搬照前人的知识，只能停滞不前。日本是一个小国，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迅速发展成世界经济大国，靠的就是创新，以色列人不缺乏创新人才，所以国家经济才得以发展。中国具备创业国度的人文基础，中国的资本市场日渐成熟，金融危机后，中国一枝独秀，应该说是非常有潜力，中国的经济转型发展靠什么呢?靠创业精神，只有创业精神，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

创业国度读后感篇二：

如果说柏拉图把哲人主政的国家称作„'理想国”的话，那么充满勃发的创业激情的以色列则应算现代世界的另一种“理想国”。在这种理想国中，有宽松自由的社会氛围，有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有无畏乐观的国民精神……这种种因素的结合,才能在不毛地带诞生像以色列这样奇迹般的国家。

以色列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于被攻击、被包围的状态，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也没有可供企业成长的国内市场或地区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除了创新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这是一个“要么创新、要么灭亡”的选择题。有人认为创新就是有好点子，但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好点子的人很多，能创新并最终创业成功的人很少?这是因为，在很多国家，有好点子的人愿意去大公司供职，而在以色列，人们却乐意通过创业让创新的点子生根发芽。

就如这个国家的名字一样，以色列的希伯来语意为“与神角力者”，她的国民从不循规蹈矩的生活着，与生俱来的冒险气质，和对待任何事物的怀疑态度，包括对他们的上司和领导，一、勤于寻找市场机会的“背包客”周游世界。在以色列，绝大部分人只要过了20岁，就尝试着到外面的世界去挖掘机会。他们从不惧怕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也不担心和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打交道会发生什么麻烦。到35岁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就已经游历过12个以上的国家。他们的“旅行癖”，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个世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色列曾经遭到2000多年的驱逐、62年的制裁，与周边国家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因而不得不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很远的市场。以色列的企业家对于那些大型的、容易识别的制造品不感兴趣，因为它们的运输成本很高，而对那些体积小、不知名的组件和软件则善于发明创造。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接受网络、软件、计算机和电信等事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中，边界、距离和运输费用实际上都没有意义，高科技通信作为一种全国性的运动，能帮助以色列人克服生活在一个小国所产生的那种“幽闭恐惧症”。在当今全球经济转向知识型、创新型的背景下，周游世界为以色列的创新创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年轻的以色列“背包客”足迹遍布全球，与以色列的科技企业家们渗透到国外市场，两者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正是因为如此，以色列在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数量，比中国、印度、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整个欧洲大陆在此上市的公司数量还要多。

二、源于“永不满足”、争辩中出真理，孕育创新的文化土壤。以色列人的创新创业精神，并不全是因为“犹太人特聪明”，归结于“聪明”似乎太过简单。犹太人的智慧的确是从种族遗传中汲取的营养，但这种营养并非凭空而来，也不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真正的答案在于更加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根基：以色列人一直保持着犹太文明的特征——怀疑和争辩，他们的思维方式是“解释、反解释、重新解释、反对性解释”这样一种开放型、充满善意的争辩文明，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更是一种极有可能孕育创新的民族文化土壤。在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土壤的催生下，以色列人永不满足，充满着企业家精神。在以色列，人们生活在一种“扁平化”的社会中。移民是这个国家创新潮的推动者，而一个移民国家就是一个企业家国家，其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那些移民。也是在这种文化现象和文化土壤的催生下，以色列人永不满足，具有一种强烈的风投意识。风险投资是这个国家的普遍现象，政府借钱给公民投资，如果失败了，一分钱不用还：如果成功了，只要把最初的投资再加上每年必要的利息还上即可。以色列人的信条里从来只有成功不甘失败，政府在这当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社会对于国人的“建设性失败”或“聪明的失败”也都能给予包容。也正因为这样，全以色列国总资本超过10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业，在全球规模仅次于美国，人均创业风险投资位居世界第一，等于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特色和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源泉。

创业的国度——以色列，有永不满足的文化土壤，有乐观向上的国民精神，有鼓励创造的制度环境。这些因素的结合，正是该国今日经济奇迹背后的“秘密”，更是一个经济体“进化和再生”的永动力。

创业国度读后感篇三：

因某些缘分，我看过《创业的国度》这本书。讲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各章相对独立，向我们讲述了一段段传奇。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更加发达，几乎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东西在50年前基本是不可想象的。而高科技的发展必然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比如改变人们购物方式的阿里集团，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18个人，当时情况也很艰难，而现在我们基本离不开网上购物了。这些公司都是通过创业走过来的，其实创业公司能存活下来的还是少数，而我们不能忽视那个时候他们的努力，以及改变一切的梦想。

这本书讲到，以色列的科技发展相当超前，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和，超过全欧洲的企业总和。我们不禁对此发出疑问，“究竟以色列为何有如此魔力?”。哲学上讲，存在即合理。有果必有因，以色列绝对有自己的法宝。所有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说到人，首先我们说说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基本都是犹太人，我们对犹太人接触不多，而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的事，我们还是知道的。有人说这是因为犹太人太聪明，而希特勒又不能控制犹太人。真正的原因我们无法知晓，从这本书中我们对以色列人有了一点了解。

以色列人的个人信条：坦率，不惧传统，专注。坦率这一条，可以说强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交往，他们有什么想法都会当面说出，不会私底下议论或者说人坏话，这就使人与人的交往变得简单许多，没有掺杂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第二条不惧传统，这才是难能可贵的，俗话说，不破不立。因循守旧也有可取之处，而打破传统，敢于创新在高科技大力发展的今天，显得更加可贵，毕竟新事物总有失败的可能。第三条专注，这是决定事情能否做好的关键。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成不了事，只有付出努力，我们才能收获甜美的果实。细看这三点，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的成功也并非偶然，我们有些方面也是需要向他们学习。

少数人的成功是偶然的，而这么多以色列人的成功必然有它的深层次原因，要说以色列人的历史也不简单，自从建国后，众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进行了多次战争，而以色列也从中吸取了经验。以色列几乎每个人都要在军队服兵役，然后，就把最优秀的人才留在军队，这样一方面保证了军人是最优秀的，另一方面也让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有了不一样的经历，不得不承认，在军队中收获的好多东西在其他场景学不到。而军队生涯让以色列人坚强很多，毕竟在四周国家都不友好的时候，能够活下来是很难的。而正如书中讲到的，军队内部的灵活性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高级军官很少，低级军官就有了很大的责任，他不得不要学很多东西，同时士兵也有更大的灵活性。远离呆板的领导一言堂机制，对于军队来说，难能可贵，因为在战争中，战机是稍纵即逝的，而对于以色列来说，很可能很快又卷入战争。当有过军事生涯的人回到公司或者自己创业的时候，军队里的这种高度灵活性又给了他们不一样的待人待物态度，让他们应用在创业中。经历过战争的以色列人们又喜欢出去走走，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大部分以色列人在35岁的时候，就已经游历超过12个国家。而看看我们，步入社会后就要为生活所迫，疲于生计。旅游也是一种不错的历练，能够接受不同的风土人情，对人生阅历也是很好的提升。而走出去看看这段经历，也会让他们创业的时候思维更加开阔，服务的是全世界。

正如书中所说的，以色列一开始人口非常少，而且国外的犹太人，都在其他国家受苦受难，以色列展开了一系列营救计划，先后多次把大量犹太人运回以色列，先不说以色列自己有没有什么想法，这种行为很高尚，毕竟是人道救援，而

且是尊重那些人意愿的。当然，以色列这么做也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财富一开始并不是那么明显，当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以色列之后，首先以色列要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让这些人融入以色列的生活，同时一个文化大融合的国家也将诞生。有专家说，美国就是一个文化大融合国家，黑人白人，欧洲后裔，印第安部落，最后组成美利坚合众国。所以说，以色列的崛起也不足为奇。文化大融合对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及它的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想，这也为以色列成为现在创业的土壤打下了基础。

以色列高新科技发展迅速，很快就吸引了美国几大巨头进行投资或者收购。如第九章中写到的，谷歌、微软、英特尔还有巴菲特都对以色列颇感兴趣，正如巴菲特所说的，“设备坏了可以重建”，他看重的是以色列的员工以及这家公司的潜力。而以色列人果然没有让人失望，在处于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依然正常上班，为他们的客户完成订单，力争不丢下每一个订单。以色列整个国家及个人对成功的不懈追求——你越是攻击我们，我们就越是会成功。这就是以色利人的执着，就是这份执着，让他们以及国家逐渐强大起来。

唐太宗曾问大臣，“创业与守成孰难?”，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从现在社会来看，守成不易，创业更难。创业需要新的思路，新的人员，做全新的事情，去面对更多未知的可能。当今科技水平高速发展，科技公司未来还有无数可能，而这些，都是创业者们的努力。我相信，发生在以色列的创业者的故事，以后还会有很多，而我们也应该从中学到点东西，让有梦想的人去实现更伟大的抱负。

第五篇：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

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与中国高等教育创新范文

潘懋元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他开创了高等教育学这个新的学科领域,还在于他丰富的教育理论和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研究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可以更全面系统地理解和领会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理论及其思想体系,避免因片面理解而产生的错误认识,同时对促进高等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促进高等教育科学的多学科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高等教育经济学是研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高等教育经济学所必须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潘懋元先生的大量著作中,我们可以充分地领会到这一点。在他创造性地提出教育的两条规律(即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中,他将正确处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教育的外部规律的重要成分之一详加论述,并以此贯穿于他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理论中。

他提出,“教育必须与社会相适应:一方面,教育要受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所制约;另一方面,教育对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起作用,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在这里,他将经济置于政治、文化之前,表明了他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就高等教育发展而言,“最基本的制约因素是生产力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因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专业的设置与课程的选择、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科学的教学内容、现代化教学手段的运用,无不直接受生产力与科学技术所制约。”而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教育,要求教育为其服务。事实上,教育本身具有巨大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最基本功能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把可能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把一般劳动力培养成为具有一定的生产知识、劳动技能、有觉悟、有文化素养的特殊的劳动力,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通过对二战后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和经济关系的比较研究,潘懋元先生认为,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起直接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起飞和加速发展,得力于这类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资源。他对“文革”期间教育的极其浓厚的政治化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当时的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批评所谓„白专道路‟,忽视教育要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这就违反了教育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规律,以致教学质量下降,不但不能很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也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他非常赞赏“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教育发展方针,强调教育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是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的形式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是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些人才将直接走向经济部门担任专门工作,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对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应持积极态度,而不应囿于将教育看作是纯粹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

但另一方面,他反对将教育的经济功能扩大化,反对“教育商品化”。他认为,“教育商品化”是只看到商品经济对教育的积极作用,而忽视其消极影响,整个教育实践偏重于经济效益(姑且不论经济效益如何)。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既有产品性的一面,但又有社会性的一面,而“教育的商品化”是将教育的社会性的一面也商品化了,这是应该反对的。不应该将“教育商品化”等同于“教育产业化”。无论是“教育政治化”还是“教育商品化”,由于未能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因此都必然会影响教育的综合效益,不利于教育多种功能的发挥。如何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呢?根据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潘懋元先生富有创见性地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原则:(1)要全面适应不要片面适应;(2)要主动适应不要被动适应。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中心工作,但是教育与社会适应不能局限于教育适应于经济的发展而忽视适应其它方面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适应是全面的适应,任何只强调某一方面的适应而不顾其它方面是否适应,这种片面性的所谓„适应‟,必将走向全面的不适应。”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适应不是盲目的“紧跟”形势,不是不加批判适应一切,尤其是那些不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消极的、落后的、有偏差的、错误的东西,而是“对积极面的适应,抓住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凡符合教育自身规律,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提高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改革的,一般说是积极的、正确的;否则,可能是消极的、错误的。”他提醒人们:“教育的失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纠正过来,不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最终必将危及经济及社会的进步。”

分析潘懋元先生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深刻领会到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创造性。其一,他认为研究和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能脱离高等教育与社会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关系,用纯经济学的观点难以全面、科学地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其二,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他强调,在探讨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要将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关系联系起来考虑,将科学技术融入经济中共同与高等教育发生关系。这一点是以往的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中所普遍忽视的问题。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是高级专门人才,如果现代经济发展中科技含量不足,势必影响经济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吸收能力,既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影响经济的繁荣。

知识经济的兴起进一步佐证了他有关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论点,同时更激发了他深入探讨高等教育与知识经济关系的热情。他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成为生产力内在要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积累与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的高等教育(大学),也就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至整个社会的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大学从经济社会边缘走进社会中心,体现了知识经济的本质特点,也体现了知识经济与大学之间内在的关联性和一致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经济的最基本的资源和生产的最核心要素……知识驱动经济,知识创造财富。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沿着两大方面展开:一方面是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另一方面是知识的经济趋势……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所从事的活动,也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以知识为中心的经济和以知识为中心的大学教育,发生了许多重合。二者统一于知识这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由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可能融为一体。“从理论上讲,在知识经济时代拥有知识优势的大学,应当是一方首富。”我们坚信他的这一宏伟构想能在不久成为现实。

二、高等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

自本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适应经济体制的改革与经济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界的热门话题。对此,潘懋元先生作了系统而又科学、精辟的阐述。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主要作用于教育体制,通过体制改革以促进教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证,体制不改革,教学改革很难展开……一切体制改革工作,必须围绕着(教学)这个核心”,而其中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受到的冲击最大。针对理论界有关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的种种议论,潘懋元先生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由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决定了他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科技的关系比基础教育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因此,高等教育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就更为尖锐,更为深刻,高等教育要想独立于市场经济之外是绝不可能的。他认为,“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作用,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重性,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高等教育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和效益原则,能够激励高等教育不断地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但是,在价值观方面,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是价值规律,而其驱动力是逐利思想,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实施。“在运行机制方面,市场经济是按价值规律和供求变化来进行市场调节的,这种调节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盲目的,市场行为的短期性、速效性、波动性非常突出,与教育的周期长、稳定性、滞后性、长效性等特点相冲突。”为了克服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消极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潘懋元先生提出,高等教育必须全面、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参见第一部分),扬长避短,促进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

由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引入和发展,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非公有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对原来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高等教育提出了巨大挑战。潘懋元先生敏锐地抓住这一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强大因素和动力,率先提出了在我国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富有战略性和超前意识的观点。早在80年代末,潘懋元先生就指出,“30多年来,我国不复存在私立高等教育体制,乃是经济体制决定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更由于这些经济成分在生产水平上的提高,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与发展就有其必然性。”民办高等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有利于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广开财路,增办高校”;“有利于调整高等教育结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引进竞争机制,促进教育改革的深化”;“有利于开发智力资源,征聘所需师资”,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降低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运作成本。所以,尽管民办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如质量问题、盈利问题等,但是只要政府在目标质量上严格管理,在人事、财务上不要干涉过多,允许其自主经营,确认其社会地位,将民办高校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并给予适当的资助,那么,民办高校一定会在我国得到快速发展。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迄今,民办高校已逾千所,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他的倡议、参与和指导下,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也蓬勃展开。鉴于潘懋元先生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巨大贡献,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委员会授予他“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理论奖)”的崇高荣誉。

三、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

按照传统的教育经济学的理解,经济的技术结构决定教育的层次结构,产业结构、行业结构决定教育的专业结构。潘懋元先生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思想,另辟蹊径,根据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各种状况,将经济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分析经济结构对高等教育结构的影响。“从层次结构看,中国的产业结构大量的还是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的产业,需要大量的专科层次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趋向低重心”。所以,他非常赞赏高等专科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培养专科层次人才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他认为,在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高等专科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他反对将专科划入低于本科的一个层次中去,“高等专科教育与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或称第三级教育)系统中的同一个层次的两个并列的子系统。它们基本区别在于培养目标与规格,不在于年限与水平。”

在经济发展中,职业的种类日趋多样化,与产业结构、部门行业结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职业结构对高等教育专业结构的影响引起了潘懋元先生的高度关注。一方面,对于依据社会的热门职业而设置的热门专业,如经济信息、文秘、广告、证券交易、房地产经营等,他给予了充分肯定:“由于市场经济起调节作用,专业课程、教材往应用方面倾斜,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高等教育脱离社会需要的弊端。”另一方面,对其中出现的某些偏颇,如自然科学人才的数量与质量的削弱、师范院校的不被重视,表现了一定的忧虑,并希望在发展中加以克服。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启示我们: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规模。这就决定了我国在高等教育发展中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制约高等教育各种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而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将要走的是发展区域经济与地方经济的道路,“如果说,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具有明显经济功能的高等教育来说,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就更为重要。”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之一是发展区域与地方经济,因此,必须实行高等教育地方化,使高等教育适应地方经济发展,为地方经济服务,成为地方的文化科学中心;使高等教育管理的权限属于地方,并以地方财政拨款作为办学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他和邬大光教授看来,“高等教育地方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敏感的反应,可以部分地满足地方经济的需求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集资办学”,“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内部改革”,使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保持最密切联系,促进高等学校潜力的充分发挥。

就农村而言,随着农村经济、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等教育需求,潘懋元先生及时、敏锐地预见了这种需求,率先倡导并开展高等教育如何通向农村问题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忘记农村的现代化建设;„科教兴国‟战略不能不包括„科教兴农‟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也不能不包括广大的农村青年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乡镇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存在着对高等教育的极大需求。……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和需求,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之后,高等教育通向农村问题,是一个带战略性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一名博士研究生完成了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为题的博士论文。他们认为,“以高等教育通向农村,并不是主张把大学办到农村,而是在人才培养规格、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考虑农村经济发展需要,高校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服务等也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建立和健全促使大学毕业生乐于到农村工作的机制。同时,要探索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的制度化教育形式。”可以预见,这些思想和建议,对我国高等教育今后的改革和发展,必将起到巨大的积极作用。

四、高等教育投资与经济效益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反映了国家、个人、社会等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如何,与其看他那庄严的誓言,不如看它的教育经费预算;教育事业计划能否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拨款。潘懋元先生认为,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教育的经济效益,虽然不能直接、立即体现在市场经济交换过程中,却存在于社会之中;教育不仅有经济效益,而且是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各国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担是合理的。但是,教育经费主要由政府承

担并不等于只能由政府承担。实践证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高等教育经费,全部依靠政府财政拨款,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大大限制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情形下,“如果高等教育发展过快,势必挤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费,影响义务教育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发展。”面对上述困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种种矛盾问题,潘懋元先生提出,“改革教育投资体制,多渠道筹集资金以充实教育经费。在中国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这是必然的选择,也是人们所能理解的。”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体制应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多种渠道集资为辅,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对不断提高的学费额标准和奖学金受益面低、款额低的状况,潘懋元先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强调,“向大学生收学费,要充分调查研究一般家庭的承受力,不应只着眼于少数富裕家庭的收入。否则,许多有才能的优秀青年,将被排斥在大学门之外。”当然,民办高等学校的学费可以略高一些。

鉴于民办高等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潘懋元先生呼吁政府从财力上扶持民办高校。他指出,民办高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办学者的捐赠、学生的学费以及学校自身的收入。但在办学过程、尤其在发展过程中,似乎不应理解为政府不给予必要的资助。因为在中国,“当前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公有制以外的社会财力,远不如资本主义国家财团资财雄厚,个人的财力更为有限;收学生学费,则必须考虑一般工资收入者的承受力。所以,政府有一定的资助是必要的。”对于民办高校的营利性问题,他是这样看的:中国的教育法明确规定“不得以营利为办学宗旨”,这是符合教育事业的社会性质的。但是,教育又有产品性的一面。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私人及私营企业投资办高等教育,可否以营利为目的,尚值得研究,不宜过早下结论。在另一方面,“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不等于学校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公立高等学校,尚且可以通过营利活动筹集经费,何况私立高等学校。

在高等教育发展中,投入了一定的教育经费,是否就一定能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呢?潘懋元先生不以为然。他回顾本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在西方流行时,许多国家受其影响,大量投资发展高等教育。但大规模的投入并未能产生预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高等教育规模膨胀过快,一方面国家财力不胜负担,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尚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严重。”也就是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其它社会条件,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非经济功用。在他看来,单纯追求教育的经济效益,也许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某种特定条件下,有暂时的效果,但是最终将影响教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与经济效益相比,教育的其它效益,往往表现为隐性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隐性的非经济效益将逐步发展为显性的联系,并将起着更为深远的作用。在他的倡导下产生了“高等教育的综合效益观”之新思想:“教育的效益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政治上、道德上、文化上以及社会的其它诸多方面。……社会进步,是社会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因而教育的效益也是综合的”。

他认为,高等学校自身的经济效益要讲,但更要着眼于社会效益,要讲国家的经济效益,以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作为衡量学校工作的准绳。他强烈呼吁,“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的整体功能与综合效益,建立可以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使教育决策与教育实践有所遵循,这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高等教育供求关系与高等教育大众化

高等教育供求关系反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需求和个人需求的适应状况。实现高等教育的供求平衡是教育外部关系规律的客观要求。潘懋元先生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应用性人才的需求量增大,必然要求与社会发展有着直接联系的高等教育在专业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课程教材上都趋向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任何高校所无法回避的。在学习他的有关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下述思想显得尤为突出。第一,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等意义上的需求,因而要求高等教育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多种功能,满足上述多种需求。第二,应从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出发,保持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平衡。急功近利的发展观只会加剧高等教育供求的不平衡,阻碍高等教育(供方)和社会、个人(需方)的健康发展。高等教育对市场经济的“全面适应”和“主动适应”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潘懋元先生有关正确处理高等教育供求关系的指导思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也日趋强烈。为此,潘懋元先生呼吁,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注意满足个体的高等教育需求。

他寄希望于即将到来的21世纪,通过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既持高等教育与个体之间的供求平衡。他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必然的趋势,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就现实来讲,“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既不应该徘徊不前,也不应该操之过急。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适度超前发展。”针对在我国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潘懋元先生置之坦然:其一,“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岗位,不是一个常数,而是一个变数。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需要高等教育水平的职业岗位必将增加;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进步,那就不是只占据一个岗位,而可能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二,大学毕业生多了,可能出现“高才低就”,“从短期看,可能是一种浪费。但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看,未必不是好事。”

由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一种不同于精英教育模式的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式或新思路,因此,潘懋元先生强调指出,一方面,“不能用精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规格、学术方向与标准……办学体制与管理体制等来规范大众化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众化高等教育并不排斥而应包括精英教育作为它的组成部分”,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和出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政府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潘懋元先生提出了颇具创意的“节支”与“增收”的方法。“节支,就是采取非精英教育的消费水平以扩大高等教育”,在保证一定比例的精英教育条件下,发展类似国外的社区学院、成人高等学校、开放大学、远距离高等教育,以减轻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负担。“增收,就是发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以吸收法人或私人投资和学生较高的学费。”他坚信,“在21世纪,教育消费将成为国民消费强有力的增长点,投资者也看好这一教育产业。”“如果按照教育作为一种产业的性质,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允许给予适当的回报,并加强立法管理,将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资金投入开辟一条重要的增收途径”,使我国高等教育在大众化过程中顺利通过征途中的关隘。

高等教育经济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开始就受到潘懋元先生的极大关注。他认为,高等教育经济学起步较早,曾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近年来进展不大。他提出,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问题要从多学科角度进行,而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否则,难以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结论。他希望有更多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