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
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
作者:朱苏力
一、问题的界定
有别于案情复杂、事实不清的“疑难案件”或影响巨大的“重大案件”,难办案件(hard case)事实清楚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或适用的结果不合情理甚或有悖“天理”(所谓自然法),法官因此面临艰难抉择,需要“造法”或通过解释“造法”,但这不仅有悖执法者的角色,受制度制约,而且可能引出坏法律(hard cases make bad law)。“许霆案”就是一个难办案件。随着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8月20日的裁定书,作为民众和学人广泛参与的公共事件以及作为一个案件的许霆案已经结束。它推动了中国司法和法治与公众的互动,得到了一个普遍可以接受的结果,推动了主要是刑法学某些方面的研究发展;但对于法学人来说,社会耗费了如此多的资源,仅仅得到这个结果是不够的,为避免“黑瞎子掰苞米”,我们或许还应该从中获得更多有关制度建构和理论发展的可能。[1]
本文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它集中关注作为制度的司法在难办案件中的决策过程,其中包括了但不等于个体法官甚或某一法院的决策。我质疑以个体法官思考为根据的法条主义——主要是法教义学和法律论证推理——在难办案件中的排他有效性,尽管它们是处理常规案件的基本手段。我将论证,在难办案件中,法官无论怎样决定都必须并首先作出一连串政治性判断,即使裁判者完全没有自觉的政治考量。所谓政治性判断,我指的是立法性质的判断。在许霆案件中就是,该行为该不该处罚,现有处罚是否过重,该如何化解相关难题等等;这都不是可以依据明确规则作出的判断。真正的和经验的司法研究不可能也不应当回避、或以法条主义技能来包装这类判断,相反应充分理解这一判断的实际发生和限度。我还认为,在当代中国主要属于大陆法系的司法体制中,法律人应以一种追求系统性好结果的实用主义态度,充分利用各种相关信息,基于社会科学的缜密思维,尽可能借助作为整体的司法制度来有效处理难办案件。
因此,我也反对简单地把许霆案理解为司法民主化的胜利,或司法对民主化的呼唤,尽管在一种最宽泛的、但因此没有多少实在意味的层面上也可以这么解读。我将努力展示许霆案处理的另一面,对司法制度和程序的依赖以及社会道德法律共识的凝聚;它提供了一种处理难办案件的制度模式,对当下中国司法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本文尽管集中关注的是许霆案的司法处置,但更多是对当代中国法学和法治理论的一个反思,也即批判。本文的许多观点不仅不符合当下流行的部门法和司法的经典教义,而且必定与当下中国法治意识形态的主流表达不一致。不追求政治正确,不指望说服本文批评的学者,其中大多是我的学友甚至同事,我甚至不指望说服本文的许多读者。我追求基于许霆案提供的个案经验,从制度视角,在经验和实证层面,激发学界反思当代中国法治主流话语与司法实践存在的缺陷,力求在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表达中国的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中国的法治实践。向前看是我的学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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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苏力(朱苏力),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祖籍江苏东台,1955年出生于安徽合肥。1970年入伍,1976年退伍后当测绘工人,1978年考入北大法律系,1982年毕业获法学学士,在海关工作两年后,1984年考入北大研究生院。1985年-1992年留学美国,先后获LL.M(商法税法),M.A(美国司法制度),Ph.D(法律交叉学科研究)学位。1992年回国任教于北大法律系。现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主席。专业方向:法理学、法社会学、司法制度、法律思想史。二、一审判决的对与错
我的讨论始于广州中院一审判决是否错了?以及——如果错——在什么意义上错了?因为这场社会讨论就发端于2007年底公众和法律人对广州中院一审判决结果的严厉且高度一致的批评。[2] 我分享这种直觉判断。“先定后审”,面对许霆案相关情节,面对主观感受强烈的畸重惩罚,人们立刻从不能接受的判决结果反推一审法院一定是判错了。
“先定”并不像法条主义法律人认为的那样错了;问题是不要因“先定”了就放弃了“后审”,以及基于“后审”对先定的完善、修改甚至重创。[3] 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广州中院作出了一个直观上明显畸重的判决。难道真的是法官素质不高,不懂法律,或不通人情吗?或是干脆如某些网民称是“枉法裁判”吗?事实上,就在许霆案一审判决一年前,广州某区法院就曾另案以盗窃罪判处参与许霆“作案”的郭安山有期徒刑一年,处罚金1000元。这一判决没有引发任何社会非议和争论,却与许霆案一审判决差别巨大。尽管没有证据,但我还是相信,作为郭安山案二审的广州中院,审理许霆案时,不可能不了解或没参考郭安山案。一审法官必有难言之隐。
而且,尽管有学理分歧(后面会细致论述),绝大部分——尽管并非全部——刑法学者都认为,一审判决定性盗窃罪,从犯罪构成上或刑法法理上看,没有大错,只是“量刑上,重了些” [4],量刑是法定的,一审法官已经裁量选择了最低的法定刑。[5] 有理由猜测,一审法官是被迫判了许霆一个在他们看来也不合情理的刑期。但当代中国的法治意识形态不就是“罪刑法定”、“有法必依”、“依法治国”、“法律的同等保护”,以及“程序正义”而不是“实质正义”(不能仅因为许霆的具体身份、案件情节而随意从轻)吗?也没有人指出有可能影响这一判决的程序错误或非法行为。[6]
问题在立法? [7] 但立法只能是一般性的,针对各地发展不平衡的中国的一般情况,不可能顾及每个可能受制于法律的具体人的具体情况。金融机构涉及的不是某个人的财产,而是大量公民、法人以及国家的财产。金融机构的或留存金融机构的“财产”数量巨大、集中,一旦失窃,损失巨大。对影响如此广泛且重大的利益,法律以更严厉的刑罚予以保护,可以推定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立法者制定这一规则时,也许还意识到,鉴于金融机构都有比较严格的保安措施,最有可能“成功”盗窃金融机构的往往是金融机构内部的或内外勾结的人,或是那些花费了特别时间、技能、工具和手段因此比较“职业”的盗窃者或盗窃团伙。有鉴于此,事先来看,立法机关有理由也有权力对盗窃金额数额特别巨大的行为予以严厉惩罚。《刑法》第264条第2款关于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处罚是有道理的。这个规定背后是立法者的一个有民意和长期司法实践支持的政治判断。
但立法者永远不可能预见有些情况,属于制定法的字面范围,但不属于该法的目的范围,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一个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中国。立法机关肯定理解这一点,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问题是如何防止出现合法不合理的结果。方法之一是留下宽大的量刑幅度,比方说,立法规定对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量刑从3年有期徒刑到死刑,个案量刑则留待法官裁量。这种看来不符合三权分立教义的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合作其实很常见,至少在英美法国家中是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重要考量之一。
但这种制度安排在当代中国行不通,很危险。行不通在于它与当代中国的法治主流意识形态——法条主义——无法兼容,特别是违反了罪刑法定的刑法教义。其次,实际更重要的 2
是,法官对刑事被告有如此大的裁量权,实在危险。法官量刑会显得很专断;宽大的量刑幅度可能“造租”,给法官和刑事辩护律师,创造太大的受贿行贿的可能和激励。在当代中国,这一定会变成现实。立法者不能容忍,从一开始就必须尽可能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严格的规则主义、法条主义、罪刑法定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法学界、法律界和法律教育界的主流和主导法治意识形态。这种选择说到底不是学术的影响,而是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选择,是权衡利弊后的不得已甚或必须。刑法学者之所以普遍赞同罪刑法定,之所以一般认为97《刑法》比79《刑法》更为完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理由之一就在于此。[8]
为回应这两种看似不可兼容的需求,当代中国实际形成了一种从世界角度看比较特殊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之为“两级立法”。为防止制定法过于具体,不能有效适应大国的各地情况,或防止因社会发展迅速而法律过时,立法机关仅制定相对概略的法律;立法机关通过明确委托或默认司法或执法机关,针对实践需要,以各种名义,制定并及时调整变更具体的实施细则类的法律。有学者称这类一般由法院、检察院各自或会同其他相关部门制定的规则(解释、细则、规定)为“司法法”。[9] 在许霆案中,这就是学界批评甚多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1998年)。该规定将《刑法》264条中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界定为“以3万元至10万元为起点”。在经历了近1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后,这一数额确实脱离实际,受到了学者理所当然的质疑,特别是面对许霆案的一审判决。[10] 但这一明确规则在当时是有道理的:它简单明确,可以保证法律适用在全国的相对统一和在各省的统一,可以预期会比较有效地限制司法裁量权,减少司法腐败的可能。尽管不灵活,但规则稳定是有好处的。[11] 此外,国外的经验研究也已表明,立法总有某种程度的滞后性,“立法者”(在此包括了制定相关规定的最高法院等)行动有惯性(也即惰性),[12] 规则修订注定不可能甚或有时不应当与时俱进。最后,修改了这个标准也未必能减轻许霆的惩罚。设想,最高法院和广东高院在2003年(5年后)将这一规则调整到15万,而不是20万元(考虑到立法者无法避免的公关考量,这可能是当时调整的极限),因此只要严格依法,在2007年审理许霆案时,许霆仍将是无期徒刑。
公道而论,导致了许霆案一审判决不合情理的相关刑法规定都有合理的社会政策考量,并非不明智立法的结果。
也许是预见到在特定情况下罪刑法定可能造成量刑过重,97《刑法》第63条第2款开了一个紧急出口: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但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据报道这一规定自97《刑法》颁布以来,还无人使用。[13] 这看似中国司法或法官的懈怠,首先未必,[14] 其次,即使有懈怠,若放在中国司法特别是刑事司法的制度性要求中来理解,也可以理解。法官不主动援用这一条款,从积极意义层面上看,反映了法律的驯顺—— 一种法治的美德。[15] 如果法官一遇到难办案件就援用例外,除势必颠覆罪刑法定外,最高法院(以及各高院甚或中级法院)将不堪重负; [16] 一定会引发腐败;或引发公众的“司法腐败”疑惑,大大危及司法的权威性。紧急出口不可常用,能不用一定不用,后门走惯了大门必定门庭冷落。这一考量是有意义的,应予以高度尊重。
具体到广州中院,更可以看出许霆案一审法官没援用刑法63条有语境化的合理性。从法条文字上看,63条第2款仅仅说“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并未说“应当”,一审判决在法条主义层面仍不为错。其次,援引,他们没有任何资料或先例指导和参考,一审法官甚至不敢确定自己的援用可能获得省高院或最高法院的层层同意和核准(注意一审与重审 3
法官的境况是相当不同的,前者还没有社会的法律共识支持,后者已经有了)。相反,援引这一款有违法裁判的嫌疑。依据《刑诉法》181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397条第3项,检方有义务(“应当”)提出抗诉,也不排除会引发另一种社会对法院的非议和猜疑;一审法官很难用重审时已获得普遍认同的“特殊情况”为自己有效辩解;一审结果有可能更糟——不仅不能减轻许霆的刑罚,而且对一审法官甚至整个广州中院都极端不利。
另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广州中院在一审判决前非正式征求高院和最高法院的意见。且不说这能否获得高院和最高法院的有效关注以及某种正式且肯定的答复,无论是否获得和获得了什么样的答复,又都会强化法学人批评的另一种现象——法院内部的非正式请示和批示制度。判决前请示与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或法官独立思考明显矛盾,还会进一步强化法院系统内部的行政性。许霆案一审法官与就许霆案一审判决发表评论的法学人或法律人的处境是非常不同的,后者都是站着说话的人。
以上的分析表明,第一,从法条主义层面上看,鉴于一审判决没有任何违反制定法,这至少是一个“不错”(字面含义)的判决;是法理上应予尊重的判决。第二,但由于量刑大大背离了社会对此案判决的直感,我们又可以说在“天理人情”或“自然法”的层面上,一审判决“错了”。
这还在某种程度上表明:(1)尽管大多数法律人强调“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一遇到实际问题,和普通民众一样,都更看重“实质正义”或“结果公正”;(2)他们同样是“先定后审”,根据结果可否接受来判断司法或程序是否有错,而不是相反。而这两点,恰恰是过去十多年为中国法学界诟病并力图纠正的。
因此,许霆案以一种高度浓缩的方式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和主流法学提出了非常尖锐并且相当深厚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从我梳理的文献来看,中国法律人已经作出了三种积极的回应。但由于对相关问题缺乏深度和平衡的理解,视野相对狭窄,缺乏制度视角,缺乏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分析很是不够,甚至出现了法学人在场但法学不在场(只有表态,没有分析)的尴尬现象。容我一一分析。
三、法律教义学
首先是并主要是法律教义学的回应。所谓法律教义学,“核心在于强调权威的法律规范和学理上的主流观点。” [17] 在许霆案中,这种回应具体表现为,许多法律人——无论是律师还是学人——都诉诸了各种法律的教义分析(主要是犯罪构成),试图以减轻刑罚甚或宣判无罪的方式来消除一审判决的不合情理。一些学者通过广义民商事法的教义论证,许霆的行为违法、不公、不道德,但不构成刑法惩罚的犯罪行为,只构成广义的民事违约或侵权行为; [18] 或主张严格的罪刑法定(主要是犯罪构成分析,但隐含了形势政策的分析——为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实践)而主张宣布许霆无罪。一些刑法学者试图通过教义分析(主要仍然是犯罪构成分析,但也有部分短视的、结果导向的刑事政策分析)将许霆行为界定为刑罚(比盗窃罪)大大减轻的“侵占罪”或其他罪。[19] 更多的刑法学者则通过教义分析认定许霆案定罪不错,但应当诉诸《刑法》第63条第2款减轻处罚; [20] 这种观点最终获得了司法的认可。[21]
我不打算重复这些学者的单独看来出色又精细的分析——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比他们更 4
为精细。但这些精细却局限于教义的分析本身无法解救教义分析(或法条主义分析)给许霆案留下的那个重大难题:为什么当教义分析得出的判决与直觉冲突时,必须或应当换另一个教义分析?法律教义分析本身并没有指示,逻辑上也推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人应当服从直觉,从其他法律或刑法的其他规定中寻求出路。法律人之所以这么做,或是我们认为(一种信仰)法律教义学要求我们这样做,或是因为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一种非法律教义学发生的、政治性的压力)和强烈的伦理直觉(这同样是非法律教义学的力量)不得不作出的妥协(而这是一种政治的判断)。
即使把这种个体直觉或社会舆论视为“天理”或“人情”或自然法,那也只是表明:在此案中,仅有教义分析还不够。但这所谓的“天理”也仅仅否弃一审判决,而没有指示我们去适用民法或侵占罪或援引《刑法》第63条。多种法律教义分析的存在,尽管有高下之分,也表明教义分析本身甚至不能保证一个公认的教义分析,不能导致一个确定的结果,更不保证这个结果为社会普遍接受。法律人必须直面的事实是:重审判决采纳了关于盗窃罪和《刑法》63条的教义分析,并不等于重审判决是盗窃罪和《刑法》63条的教义分析导致的,这两个看似相似因此容易混淆的命题其实是很不相同的。重审判决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不等于人们接受了并认为与这一判决相伴的教义分析是最正确的分析。接受重审判决仅仅因为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接受了这一结果才默许了法律人援引63条的教义分析。这个分析只是在法学家看来重要,普通民众并不怎么关心这个教义分析,就像他们没怎么管一审判决的教义分析是否有理一样。
因此,在所有无论是民法、刑法或其他法律的教义分析中还有某种东西没有展示出来,却实际支配和引导了学者和法官的起始的和更改的教义分析;而这些教义分析已有意无意地遮蔽了某些考量,那就是一审判决没有考虑或是为了恪守法律而有意忽略的东西。这是一个或一些政策性的甚至在功能上是政治性的判断,尽管有学者可能为回避政治而愿意美其名曰“价值判断”。
判断之一是,尽管教义分析表明许霆的行为落入目前刑法明确规定的罪名下,但相应的刑罚大大超出了我们可以容忍的惩罚许霆的严厉程度。判断之二,许霆的行为尽管反映了人性的弱点,有可原谅之处,通过罪刑法定的严格教义分析甚至可以不入罪,但毕竟许霆的行为是这个社会不希望的行为,或是希望能够减少的行为。[22] 从相关刑法规定我们判定,立法者已通过相关刑法规定表达了其意愿,希望减少这类行为,并判断适度的处罚(包括但不仅是刑事处罚)可以遏制或减少这类行为。有了第一个在先的判断,我们才有可能觉得简单套用刑法第264条不合适,但拒绝套用264条并没有指向某个必须适用的条款。从逻辑上看,它没要求援引第63条或《刑法》第270条(侵占罪)或任何其他刑法条款或民法。适用或不适用任何条款都是开放的。就在这里,对于大多数法律人来说,第二个判断起作用了,许霆必须受到某种刑事惩罚。这个判断也是一个政治性(也即立法性)判断,一个政策性判断。有了这个判断才可能诉诸《刑法》63条或270条或其他条款,才有可能有新的教义分析。
任何关于许霆无罪或应适用民法的主张,都不是教义分析的结果,哪怕是伴随了教义分析。这些主张首先都必须有一个政治性、政策性判断,不论主张者是否自觉。以严格罪刑法定为由主张许霆无罪的任何作者都没有否认许霆有过错,只是在他们看来,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和期待、维系法治权威的意义要高于对许霆的刑事惩罚的意义。主张以民法处罚或处理,隐含的可能是,民法就足以有效甚或比刑法更有效处理许霆的案件。无论对错,这都不是教义分析,都是政治性判断。
但在此案中,无罪判决的选项早早就出局了。出局不仅因为许霆的行为是社会不可欲的,所有论者都有意无意忽略的,但许霆案一审法官无法忽略的是,之前另案处理的郭安山,他曾受许霆“教唆”非法取款,行为比许霆显著轻微,却已经以盗窃罪被判有罪。如果一审或重审判许霆无罪,那天下还有公道吗?问题不只是郭安山会怎么想怎么做,会有什么麻烦,更重要的是这会向社会传递一个什么信号?这不仅有关广州中院的形象,而且有关整个中国司法的形象,有关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道德法律共识。任何负责任的法官和法律人都不能不考虑这个规则治理和刑罚格局稳定的问题。郭安山案并非先例,但它以及司法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已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刑事司法格局,规定了无论如何都不能判许霆无罪。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主张许霆无罪的教义分析,[23] 无论其如何雄辩和仔细,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进入此案法官的视野。即使这些教义分析作为思维训练和理论探索有意义,但对审理此案的法官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尽管教义分析是司法实践中最有用也是中国司法非常缺乏的,但如果不嵌入具体司法语境,把握不住基本情势,没有一个或一些非教义分析的判断作指导,再精美的教义分析也一定会沦为司法实践中的花拳绣腿。有关许霆无罪的教义分析就是这样的花拳绣腿。
有学者主张许霆定侵占罪,高艳东博士就此展开了详尽的教义分析。但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盗窃罪不合适,侵占罪就合适了?在该文中一个不太起眼的脚注中,我看到了作者的逻辑。他表明这一主张“深受 [„„] ‘以量刑反制定罪’观点的启发”。[24] 说白了,这一观点就是主张,当严格依法的判决有悖天理人情之际,法官应首先从总体上判定一下是否应当予以惩罚,大致应予以多重的处罚,然后从刑法条文中寻找刑罚合适的最相关罪名,并展开详尽的教义分析和论证。这很坦诚,也大胆。但这不是教义分析,而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判断和措施,侵占罪的教义分析追随这个判断而来。
我不否认这种思路有道理。否认也没用,司法实践中肯定有些法官在一定限度内就是这么做的,建议给许霆定其他罪名的学者其实自觉不自觉地也是这么做的,[25] 只是不像高艳东博士,不像启发了高博士的、我的同事梁根林教授这么坦诚或自觉而已。这其实是一个贡献:他们把先前某些“可做不可说”或先前不自觉的东西摆在了法学人面前,要求给予关注和分析,这就是对学术的一个刺激和挑战。但权衡之下,我认为总体上这不是一个好的、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很糟的进路。第一,这种进路颠覆了作者随后对许霆行为的侵占罪教义分析,定侵占罪不过是对“量刑”的一种装饰或正当化。第二,这种做法摆脱了教义分析对司法权力的某些制约,再向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在司法上以“社会危害性”来量刑定罪的老路上了。以社会危害性来确定惩罚并不都错,立法机关制定刑法时采取的就是这一思路,司法也可以借鉴。但在现代社会立法司法已有分工并且试图以立法制约司法权的制度条件下,作为司法处理难办案件的一种思路,这有点不安分;法官——甚至不是司法制度——会“篡夺”立法者的权力。第三,即使仅限于许霆案,这也可能导致一种典型的个案结果导向或个案实体正义的司法实践。即使在许霆案中获得了可接受的“公正”结果,但脱离了规则指导,就很难保证在此后个案中能获得前后一致的良好后果,一种总体的系统良好后果。第四,放弃了规则约束,这种思路势必更多诉诸或者是法官个人的道德直觉,或者是不太稳定的民众情绪,或者是两者,因此很容易为个人直觉或民粹正义左右,很难保证法律的同等保护。这种大胆乃至于冒险的观点出现在一篇主要是刑法教义分析的论文中,这更表明教义分析无法独立的、言之成理的稳妥处理许霆案;或表明,许霆案不是一个简单运用法律教义分析就能妥当处理的常规案件。
排除了这些理论上可能的选项后,渴望缓和盗窃罪严厉惩罚的法律人和法学人面前的选项就是刑法第63条第2款了。从这个宏观视角来看,许霆案重审判决选择了这条路,不是因为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更多、更著名(即使是,根据支持者多少或多著名程度作出选择也不是教义分析的结论),也不仅仅因为他们的教义分析在逻辑上、概念上一定比其他主张的教义分析更强大,更多在于选择这一观点得出的结果比无罪判决更合理,至少与侵占罪判决同样合理,有望为人们普遍接受,且同现行司法制度、基本格局以及主流刑法理论更为兼容。只要看看我的同事陈兴良教授以及张明楷教授的分析就可以了。尽管表述不同,他们都比较了各种罪名的教义分析,然后认定从刑法63条第2款切入得到的结果更为合理。[26] 尽管有大量的犯罪构成分析(教义分析),但贯穿其全部分析的主线其实是比较各种罪名的教义分析的可能后果及其利弊,不断排除那些不合适的结果。这其实是一种政策分析,一种利益权衡,并在也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最后结论都是务实(实用主义的)的判断。重审判决书以及核准裁定书中展示的是基于《刑法》63条第2款的教义分析,人们似乎感到重审判决完全是教义分析的胜利。但“一将功成万骨枯”,光荣并不仅仅属于63条第2款的教义分析,当判决书排除了其他教义分析之际,也就湮灭了幕后的司法实用主义的功劳。
四、法律的推理和论证
教义分析更多是欧洲大陆法的产物和传统;在英美法系中,与之相似的言说则称之为法律推理和论证,只是不那么拘泥于制定法的文字和法律教义。这是因为在英美法系中,特别是在美国,法官造法得到了普遍承认,不仅在普通法(通过法律推理),而且在制定法领域(通过名为法律解释的论证),法律推理、论证和解释因此被认为是解决难办案件的良方。更多受英美法影响并偏爱英美法的我的两位同事陈瑞华教授和贺卫方教授,在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的评论许霆案的短文中,在一定程度上就自觉不自觉地试图通过诉诸英美法官的技能和创造性来化解许霆案的难题。
陈瑞华教授批评一审判决,1、没有解释ATM机究竟为何属于“金融机构”;
2、没有解释“合法”操纵ATM机为何属于“盗窃”;
3、没有将ATM机出现故障、银行存在严重过错、许霆逃亡途中曾有归还钱款的举动等作为量刑情节;以及
4、没有给出足够的裁判理由。他批评中国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一般缺乏必要的说理,只是列举证据,忽略了对法律适用问题的理论解释。尤其是对辩方意见轻视和不屑,通常不予置评,拒绝采纳。陈教授结论说,“一份在逻辑推理上令人疑窦丛生的判决书,肯定无法取得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27]
这些批评以及我没有在此一一概括的批评,单独看完全可能成立,但问题是,这是否是许霆案一审判决不为广大民众和法律人接受的症结所在呢?是否一审法官在判决书中给出了解释(这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弥补了这些欠缺,逻辑推理上更为严密,消除了这些丛生的疑窦,无期徒刑的判决就能取得人们的尊重和信任了?或是广州中院一审就可以判许霆一个较轻的惩罚——例如现在的5年徒刑?非也。如果这些都论证了,解释了,可能会令基于教义分析得出的无期徒刑在逻辑论证上更顺理成章。这样一份判决书可能赢得那些读过该判决书的法学人(如果他们读了的话,因为他们大部分不读)的尊重和信任,但这个判决肯定还是不能赢得民众的尊重和信任。令民众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份判决书,而是这个判决。
真要较真,在许霆案的五份法院公文中,推理论证最弱的其实是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书。它只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八个字,就打发了一审判决。但民众和法学界都尊重了这一判决,很多人为之庆幸。不是这八个字论证得好,而是因为这一决定符合了他们的基本期望。7
但这八个字完全是“不实之词”。因为重审判决依据的事实和证据仍然是原一审判决书依据的那些事实和证据,为什么重审时广东高院认为事实就清楚了,证据就充足了呢?除了我这种不明事理瞎较真的人外,所有人都知道这八个字就是广东高院一个合理的不讲道理的“官话”。广州中院没有质疑广东高院二审判决书,不是因为二审判决书充分讲理了,而恰恰是因为它不讲理,这是二审判决,背后是司法的权力。我并不是批评广东高院,我支持广东高院的二审判决,但支持它不是因为它说的理让我信服了,而是因为它作出了一个我认为正确的政治判断。
贺卫方教授批评陈瑞华教授对一审法官太不理解、太不宽容,他认为问题更多地出在中国当代司法的历史和体制的限制:“在这两个方面,我国都不鼓励那些过于个性化和原创性的判决起草。法官如果超越法律条文,诉诸法律外的资源作为论证的基础,不仅有侵犯立法权的嫌疑,而且,由于我们缺乏规范和统一司法解释的有效机制,还可能导致司法判决的高度不确定性。” [28] 这些分析有制度和历史眼光,善解人意。但一回到许霆案,贺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却走了陈瑞华教授的路子——“呼唤法官推理”。并且,以“能否”这样的商榷性修辞予以弱化的贺的建议与陈也基本相同:
1、认为ATM是否属于“金融机构”大有文章可作;法官可追溯立法本意,论证立法者理解的盗窃金融机构不大可能想象到许霆的盗窃。
2、建议以ATM有故障作为许霆的有力抗辩理由。以及
3、多年前规定的“特别巨大”标准不应在此案适用。
至少在这三个问题上,法律推理、论证或解释都不大可能有多少作为。立法本意和解释的考察会表明所谓盗窃金融机构历来就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钱款等,因为金融机构本身是无法盗窃的。[29] 受害人有过错在中国刑法理论和实践中从来不是法定减轻处罚的情节,最多是可以纳入量刑考量的一个从轻情节。[30] 多年前的“特别巨大”尽管今天明显不合理,但它仍然白纸黑字写在法律上。你怎么推理?不是说不可能展开论证,但重要的不是法官有无能力展开或是否展开了强有力的论证,而是法官必须判断在这些问题上是否必须,以及最重要的是否有权力在此案判决上“超越法律”。这要求的是判断,还要有权力,而不是一个论证。强有力的推理和论证也许可以说服高院和最高法院认可广州中院在许霆案一审判决中超越法律,但不能保证他们一定能获得这种认可。论证法律推理在许霆案中的重要性,如果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至少是无的放矢。
热爱法律论证和推理源自两位作者都比较熟悉和欣赏美国司法制度和程序,但恰恰因此,陈、贺两位教授也都表现出“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批评许霆案一审判决之际,他们不仅对中国刑事法律制度比较随意,常常把在美国刑事诉讼中视为自然的做法,例如混合过错,直接搬到了属于大陆法系的中国,而大陆法系拒绝受害人过错减轻被告刑事责任;而且也表现在他们对司法制度有意无意的天真和混淆,似乎广州中级法院法官只要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伟大的大法官马歇尔、霍姆斯、卡多佐那么雄辩,善于推理和论证,就可以在一审判决中大大减轻对许霆的处罚。但法系、国家都不同,法官的位阶也不同。他们忘了另一位伟大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克逊的实话,“我们说了算不是因为我们不犯错,我们不犯错是因为我们说了算。” [31] 司法关涉智力,但更关涉权力。
当执着和偏爱法律论证和推理掩盖了司法的权力关系,把司法变成了纯智力较量之际,这就是另一种法条主义。尽管说贺卫方教授法条主义,这对法条主义和贺教授都是一种“亵渎”或至少是“名誉侵权”,但贺卫方教授马上就以生动有力的表达扶持了我:“在司法中,法官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泯灭自己的个性,对了,就是要像自动售货机那样„„一边是输 8
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的入口,一边是输出司法判决的出口,机械运行,不逾雷池半步”。[32] 谢谢了,只是我不知该不该把这话当真。如果这就是贺卫方教授的理想法官,那么他就不应当批评中国司法的历史和体制限制,他就应当高度赞扬许霆案的一审法官了。但这样一位理想法官又怎么可能有效展开他倡导的法律推理和论证呢?自动售货机在什么意义上能说是独立的呢?好东西太多了,贺教授看来有点眼晕了。但这也再一次表明法条主义的严谨和逻辑只是表面的,它甚至不能让贺卫方教授看清自己到底要什么,中国司法到底要什么,许霆案中的法官需要什么。
许多人会把法条主义同思想僵化连在一起,未必,法律职业的宿命就是与法条主义的不许离异的包办婚姻,一点法条主义都没有,未必是好的法律人。波斯纳法官就曾雄辩地分析指出,即使反法条主义的法律实用主义者也常常会使用法条主义作为其韬略之一。[33] 若仅就偏爱论证推理而言,这种法条主义更可能与智识优越以及与教学职业有关。智识优越并以教学为生的人或多或少地会倾向于夸大理论、论证、推理、雄辩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修辞的力量,似乎世界上的事情是靠道理推动的,因此认为判决书要比判决重要,修辞要比利益重要。而说到修辞,前引贺卫方教授的极端法条主义的文字就是一例。他知道这种法条主义不可能有,也未必应该有,但他还是要把话说得很“满”,很“冲”。陈瑞华教授文中也有一例,我非常欣赏但极不赞同:“法官们〔在许霆案一审判决中〕断然选择了自由刑的最高幅度”。[34] 这话一点也没错,无期徒刑确实是一审法官选择的,确实是最高的自由刑,并且这个选择也是断然的(难道他们还应考虑是否适用死刑吗?)。但这个断然选择的是法定最低刑,这种断然是人性、常识的体现。由此可见两位教授是多么喜爱修辞了,这几乎是教授的职业病,因此也是我的。从这篇文章中读者就可以看到我的病入膏肓——明知是修辞,却还较真;明知不可能说服两位教授,我还是收不住论辩。但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有这个毛病,而在于我们能否让法官感到我们推荐给他们的这些工具真的有用。
有用,但很有限。显然,广州中院的重审判决,广东高院的裁定书,都听取了许多法学人的建议,有了更好的论证和推理。许多人服了,包括贺卫方教授,[35] 但还有人不服。许霆的父亲就不服,不少法律人还在媒体上挑剔这些论证,而且也并非没有道理。[36] 而且服的人也大多不因为这两份司法文件的说理,而是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我不知道接受这个结果的法学人中究竟有几位真的看完了重审的两份司法公文,我就没有看完,但我们都是后果主义者,不是彻底的法条主义者。
我不是否认论证、推理或解释以及教义分析在司法中的重要,我也分享贺、陈两位教授对中国法院的某些批评。不同的只是,在许霆案一审判决上,我不认为问题出在论证、推理或解释上,因此就不可能用这些手段来解救。法律推理、论证或解释,这些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手段,不过是“看上去很美”。
五、司法民主化?什么意思?
由于许霆案引发了社会争论,重审后果基本可以接受,这就再一次激活了近年来因民意介入一系列争议案件的最终解决而引发的关于民意与司法的讨论。“司法民主化”或“大众化”的口号浮出水面。[37] 许霆案似乎印证了这一思路的可行。
司法要考虑民意的观点和实践从来就有,只不过表达的方式与时俱进。从古代的“天理、国法、人情”,到近代以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司法为民”,以 9
及新近从“三个依据”中被单独抽出来讨论因此引发学界争议的“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等等; [38] 与此相关的还有近年来关于人民陪审员和陪审制度的设置和讨论。如果不是抠字眼,走极端,断章取义,或找一两个好的或糟的例子支持某种观点,抽象看来,所有这些说法以及司法制度设置说到底就是要回应法律上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如何协调法律与民意,特别是在许霆案这样的难办的案子上,在那些法律或事实不清的案件上。而这表明,法律或法治,和其他人类的创造一样,不可能是什么永恒理性的产物。即使真如法律人为保证自己的话语权和利益所自诩的,法律代表了人类的理性,那么人类的理性也注定是不完善的 [39](上一节提及的法律修辞也已表明了这一点)。[40] 因此,在难办案件上,从正式法律文件以外汲取相关信息作出明智决定不仅必须,而且有根据。
特别是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价值多样化可能带来法律与民意或与某些民意脱节,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或为保持国家法治统一或为兼顾各地具体情况也难免引发法律与民意的紧张。而不论法律因何原因失去了广泛的民意基础,不仅某些司法判决会引发激烈的社会争议,司法机构甚至整个政权都可能丧失正当性和权威性。更具体地说,还一定会导致政治性部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政法委)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媒体、民众)的各种方式的干预,在这种压力面前,司法很难坚持其独立的判断。因此,从现实性来看,吸纳民意未必贬损司法独立,相反可能是司法独立的保证和司法权威的培育,至少在中国目前如此。这个实用主义的道理不用多说。
目前的争论其实不在是否要吸纳民意,而在于如何吸纳民意,由谁来吸纳民意,以及通过什么渠道?是否要“司法民主化”?这涉及民主化的界定。如果把民主视为一个有比较确定含义的社会制度和实践,并且考虑实践的后果,我认为不宜提司法民主化。我的立论基础不是司法职业化,而着眼于中国整体的民主政治发展。因为从我国宪法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一府两院”制都决定了,人民民主应当主要通过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来完成。强化这一点对于现代政治体制的发育完善极为重要。这强调了政府的不同部门在职能上和权限上有分工和分立,不是让每个部门都变成民意表达和吸纳机构,否则,民主化的司法就会侵犯政治部门的立法权。问题也不在于权力分立的教义,而是从长远看,这会造成立法部门的功能萎缩,立法修法时可能比较随意或有更大的惰性,或为了避免立法争议而“卸责”,把“脏活累活得罪人的活”全塞给司法机关,这不利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相反,强调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审判,会迫使立法机关更多承担起反映民意的责任,会引导民众把具体问题以及政策的争论引导到立法机构和立法渠道中。这有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完善,也会减少因司法在风口浪尖上冲锋陷阵给自己招徕的巨大社会压力。一定要真正理解多年来一直被法学界误读的那句名言,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并不是说它是最正义的一道防线。
还必须考虑到,中国是大国,民意难免有地方性。如果民主化导致法官在个案中必须关切甚至依据民意,全国法律的统一,法治的统一,隐含的国家主权的统一都不无可能只留在字面上,而不是实践中(当然,适度的不统一不可避免,甚至可能有制度竞争的收益)。从实践上看,也不是说司法机关不能通过吸纳民意有效处理某些问题,而是说由于司法的局限,它很难解决一些本来应当由立法慎思统筹解决的问题。因为什么是需要统筹解决的问题什么是个案解决的问题,实践中边界并不总是很清楚的。司法还没有足够有效的民意收集机制和议事决策机构,弄不好很容易被一些小但组织强有力的利益群体利用。[41] 事实上,这类问题一直困扰着几乎每一个基层法院。一个家族、一个村庄,集体行动起来,就会直接或通过党政间接迫使法院作出某些不一定公正甚至可能就是不公正的决定。
司法的最终正当性在于民意,但现实的民意常常不稳定不持久,而稳定性无论如何都是法律或法治的美德之一,尽管不能过分。这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互不可缺。民主不仅需要法治的保障,而且需要法治的约束,特别是涉及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要防止流水的民意左右法律。这一点,许霆案就已经有强烈且比较鲜明的反映,特别是在网上。一审判决下来后,许多网友都在认为处罚过重的意义上支持许霆,批评广州中院,甚至主张许霆无罪;但重审时,仅因许霆说了一句最初曾想“替银行保管钱款”这样一句也许其主观上并非虚假的话,[42] 马上就引发许多网友转向,认为许霆活该判无期。
我没有用司法需要专门知识和技能这一论点来批评司法民主化。不是忘了,也不是疏忽,甚至不是省略,而是因为这并非一个可以成立的论点。不错,司法需要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但立法就不需要吗?行政就不需要吗?事实上如今就有了与法律硕士并列的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并非反对或支持司法民主化的理由。
不仅如此,而且仅就法律决策(而不是法律的表述)而言,或是那些引发了社会争议的难办案件而言,我并不认为有什么真正并仅仅属于法律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这也是对诉诸法律技能的那种法条主义的一个批判)。至少在近年来引发争议的案件中,“彭宇案”除外,法律人的推理与普通人的推理没什么根本的差别,没什么特别的,除了论证针对的是法律问题。面对这些难办案件,推理和论证如果不能说服一般智识的人(绝大多数诉讼当事人和关心诉讼的民众都如此),那么这个推理和论证还有什么意义?别拿马伯利诉麦迪逊或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或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这类判决说事,只要看看其中的论证,除了偶尔涉及几个专业术语外,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法律”的。所谓的法律解释其实也与解释无关,不过是基于对语词含义的重新界定,一种权力实践而已,需要考虑的是后果,而不是语词的本义。[43] 至于修辞也并非与法律有关,相反我们看到不少法律教义分析非常枯燥甚至晦涩。因此,尽管我和贺卫方教授在不主张司法民主化这个结论上完全一致,根据和论证却是不同的,而且也不互补。[44]
另一个省略是司法民主化可以防止司法腐败,防止枉法裁判。这已经不是看起来很美,而是听起来很美了。民主是否可以防止司法腐败,很难论证清楚,因此不论证了。但就经验来看,美国的司法体制中既有民主的也有不民主的,但不民主的联邦司法(法官由总统任命,参议院同意)远要比那些实行民主制的州司法(选举和选举确认)更为清廉;而廉洁的新加坡司法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司法都不是民主的,都是更为精英和贵族制的。这些例子并不想证明司法民主化不能防止腐败,也不是论证司法职业化、专业化能够防止腐败,[45] 而只是证明了司法民主或不民主、司法职业化或非职业化与腐败在经验上没什么直接的关系,至少是复杂的。民主是治疗某些疾病的良药,但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
至于人民陪审员或英美国家的陪审团等制度,吸纳了民意,但我不认为是司法民主化。严格说来,其主要功能是分权,是制衡,而不是民主,不是反映民意。如果了解美国陪审团成员的实际选择过程,更可以发现与民主无关,陪审团成员的挑选往往是把那些了解并反映主流民意的人筛选出去,中国法学人津津乐道的辛普森案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陪审团仅仅在法官指导下定罪(民主受制于“专制”),不参与量刑(而这是许霆案的难题)。最极端时,如果法官认为定罪不当,理论上允许法官拒绝采纳陪审团的定罪。因此,司法中看似民主的制度也不是民主理念的产物,而是基于许多现实的考虑。最重要的是,如果司法民主化仅仅指这些或其他具体的制度,在仔细考察了其引入中国的具体设置,盘算了其利弊之后,我可能赞同。只是为什么话不直说呢,为什么一定要祭出民主的大旗呢?除了大词的力量外,究竟 11
有什么实在的意义?
我赞同今天中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以某种制度的方式吸纳民意。但所有这些与司法民主化都无关。因为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指直接或间接对民众或选民负责,而这样做的结果一定是把法官置于更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法官对民意的吸纳一定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不是信息和知识的,而更多是情感和态度的。我赞同法院或法官在司法中以某种制度化方式吸纳民意,力求在司法制度和程序内自我微调,自主吸纳对有效解决法律问题的新的和有用的重要信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路。
六、制度模式,许霆案的启发
而如果落实到这一点上,许霆案全过程为司法提供了一个回应难办案件的可能的制度/过程模式,并且与上面分析的三种解决难办案件的思路有重大不同。乍看起来,这三种思路的立场、前提很是不同,仔细考察却可以发现它们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假定:司法决策是法官个体或单个法院的决定,没有法院层级和审级以及过程的概念。这些看似非常不同的回应其实思路高度单一。实际情况是,现代司法是一个系统,是一个制度。每个司法决定都是一个制度的产物,是司法过程的产物(尽管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每次都必须完整)。在回应难办案件之际,一定要把这种制度和过程的视角捡回来。
许霆案的处理就体现了这一模式。一审判决严格依法,判决发布后,引发社会关注,也激发了上级法院的关注,在社会和法律共同体的争论中逐渐形成了关于此案的法律和道德共识,浮现了处理此案的较好法律方案;二审法院将案件发回重审,迫使重审法官更有效且平衡地考虑法律规定和社会共识,并依照制度和程序的要求获得最高司法权对重审判决的认可。而当法律没有紧急出口之际,这种难办案件则可能促使或推动相关立法机关立法或修法的行动。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保证法院首先严格执法,恪守一审法官循法办事的法律美德,而且在法官必须有所创新之际,他们也可以以我为主地主动吸纳、运用在社会和法学界讨论中形成的共识、相关思路和必要信息,使重审判决建立在一个凝聚了足够社会共识和学术共识的基础上,最后通过必要的司法程序加以确认。这种制度进路强调各级法院恪守自己的制度角色,充分运用各级法院法官的智慧,充分利用法定程序来发挥整体司法制度的作用,以法院和法官为中心通过过程来吸纳民意。
这一过程是吸纳民意的过程,却不是简单地对民意的妥协。它既是各级法院和法官不断从民意中吸纳相关信息作出合理判断(以及规则调整和创制)的过程,因此也一定需要而且更可能有效运用和整合教义分析和法律技能。教义分析和法律技能是这一决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不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司法过程对各种相关信息的吸纳,是各层级法官的教义分析,司法技能的运用,特别是上诉(二审或终审)法院的政策性考量和政治性判断的共同作用。它不仅仅受制于个别法律精英(特别是出庭律师)的教义分析和法律技能,相反,整个社会中的法律精英(法官、律师和法学人)会由此强化了对民意的理解和吸纳。
如果这一模式成立(尽管还是雏形),那么它会有助于促成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法律文化的转变。例如,一审严格执法的结果不合理,有可能打破立法机关的惰性,促使立法机关或细则制定机关及时回应一审法官的需求;或是促使二审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理解和关注一审法院的困难处境,关注以民意方式表现出的社会共识。从这个角度看,许霆案的一审和重审其实是一个司法共识凝聚的过程。
要保证这一过程真正有效运作,还要一些必要条件。第一,相关的党政机关甚至高层级法院都应尽可能如同在许霆案中一样,至少是如同许霆案中看起来那样,在这个诉讼程序尚未完成时,不要干预或指示法院的一审、二审或重审判决,要尽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程序来完成这个民意辨认、凝聚和吸纳过程。[46] 这需要时间和耐心。第二,这还要求二审法院逐步转换功能,要把关注点更多放在法律问题上,而不是如同今天中国常规的二审实践那样,往往更多重复关注了一审法院关注的事实问题。这将变“二审”为真正意义的“上诉审”。充分发挥上诉审的政策协调功能和法治统一保障功能,有深刻的制度意义。这意味着,在许霆案二审中本不应有所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广东高院发回重审在外观上是一种“卸责”,把烫山芋扔给了广州中院。从法理、司法原理和法律上看,对这种事实清楚的案件,广东高院不仅可以,依据法律也完全应当改判,[47] 由它诉诸例如《刑法》第63条第2款,基于许霆案事实对援引这一款作出充分说明,就像它在重审裁定书的论证一样,并报告最高法院核准;这样一个过程会更有效率,节省司法资源,而且增加了二审司法的权威性,并解脱了一审法院的尴尬。第三,相应地,这也要求法律界、法学界乃至媒体和民众也要逐步转换思维,要充分理解一审法院和法官的制度角色和法律定位。只要一审判决不是在案件事实上——无论因何原因——出了重大偏差,适用法律基本正确,那么即使判决看上去不那么合情理,也要有耐心等待二审法院对法律问题的处理。要允许司法的“试错”。第四,上级法院必须充分理解和体谅处于风口浪尖的一审法院法官的艰难,这要求法院系统改变目前有点偏颇的“错案”标准,不再简单以个案判决是否符合民意,或有多少被改判来判断一审法院和法官的绩效。
这都是外部条件。一审法院内部也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有所动作。遇到诸如许霆案这类合法不合情的难办案件,一审法院应更多依据法院组织法和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尽可能发挥审判委员会的功能,以减轻法官在发表了合法不合情、合法不合理的判决后可能面对的巨大社会压力。审判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一般说来会较快引发二审法院和上级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关注和反应。在许霆案中,一审法院是否利用了或在什么程度上利用了审委会,并不清楚。
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即使结果看似民意的胜利,法院在民意面前还是有了更大的自主和回旋余地。
七、结语
对本文的观点做一个概述,并挑明一些隐含的寓意。
首先,本文讨论的是难办案件,而不是司法中更为大宗和日常的常规案件。大量常规案件都应当也可以通过教义分析、法律论证推理比较简单地解决。因此,本文批评的教义分析和法律论证推理一定是司法中最常用的基本工具。
其次,政治性判断和政策考量不可避免。司法永远都会遇到一些难办案件,即使教义分析和法律技能仍然发挥重大作用,但它们独自不足以有效回应难办案件。包括理解和吸纳民意的政治判断和政策考量不可避免,并且必要。即使判决书展示的完全是教义分析或法律推理解释,在难办案件处理中起支配或指导作用的仍然是一些政治性判断和政策考量。法官在判决书中一般不展示这些判断,但这不意味没有这些判断和考量。法学人必须有更深邃的眼光,看到判决书和判决背后的因素,努力予以描述和解说。养成这种眼光不是为了抛弃教义 13
分析和法律推理,而是为了更有效地推动法学发展,培养更杰出的政治家/法律人,有利于理解和完善司法制度,有利于促进中国法治与民主的发展。
第三,这意味着,除了法条主义视角外,法律人还要始终坚持一种制度眼光来考察司法。这包括在整个中国政治制度中理解司法,也要在整个中国政治民主发展进程中来理解司法,以及在整体司法制度和程序中理解难办案件的处理。对难办案件中的法官的两难和压力有足够的理解,甚至对他们的差错有某种程度的宽容。法官并不是事先装备好了等待难办案件的来临,而是同我们一样(尽管装备了更多的教义分析和法律论证的武器)突然遭遇难办案件。他们不仅是普通人,并且受制于制度角色,因此可能出错,甚至因制度角色而只能“将错就错”。要把对正确判决的期待从个体法官和单一法院转到司法制度甚至民主立法的制度上来。这就是司法制度的意义,甚至也是民主制度的意义。
第四,民意是司法合法性的最终基础,司法当然应当回应,但更须有效回应,必须在现行制度下依据制度和程序来有效回应,其中包括完善制度和程序。但司法首先要依据法律,否则就可能从根本上背离法治。吸纳民意不是对民意中判断性和情绪性因素的简单妥协和接纳,更重要的是对民意中包含的、与妥善决定相关的信息的有效吸纳。在这个意义上,拒绝民意不仅政治上不明智,司法上很有害,而且在法律思维上也是封闭和不求上进的,是另一种法条主义。
第五,要善于总结中国的经验,而不仅仅用外国做法来批评中国。要把那些还不完善、过于粗陋甚至有错的中国经验提升、概括到理论层面,使之成为具有指导意义的中国司法经验,进入中国法学理论。这需要开阔的理论视野,求实的态度,更需要法学人对中国法律人的智慧和实践的根本自信。
附录:许霆案提出的刑法理论和实践以及法律制度问题
许霆案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在制度和法学理论层面上——并且不限于刑法领域——都非常重要的甚至可能是影响深广的决定。难题其实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学界讨论,并可能影响刑法实践。
1.重审判决、重审二审裁定以及最高法院裁定是否已经承认或默认了“被害人过错”的一般性概念,并作为减轻处罚的根据?重审判决书称“许霆是在发现银行自动柜员机出现异常后产生犯意„„行为与有预谋或者采取破坏手段盗窃金融机构的犯罪有所不同”;二审裁定书称“许霆取款的柜员机出现了故障,已非正常的‘金融机构’„„许霆的盗窃行为之所以得逞,柜员机的故障客观上提供了便利”;“许霆是趁自动柜员机发生故障之机„„犯罪情节相对较轻”。三份法律文件都至少把ATM机故障作为减轻处罚的裁量性情节之一,而二审裁定书则将之视为犯罪发生的便利条件,因此可视为减轻处罚法定情节之一。可否将这里所说的“异常”或“故障”理解为受害人的“过错”?
2.无论是否理解为受害人的“过错”,此案事实上已成为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一个“先例”。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先例?是一个司法可以但不必须采纳的说服性、论证性的范例?还是已经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般规则——毕竟该决定已经为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
3.无论是作为范例还是作为一般规则,只要允许援引,就有两个与援引或适用范围有关 14 的问题。一是法域的。是在广州中院的管辖内(因为这是获得法律认可的重审判决)适用或援引?或是广东高院或全国的管辖内(毕竟已经得到了高院和最高院的裁定核准)?二是有关刑法规则。是仅对诉诸刑法63条第2款的犯罪,还是对所有罪名?
4.这就涉及裁定核准的法律意味究竟是什么?是仅对此案重审判决结果的认可,因此仅仅是对量刑的认可;或是对此案判决的认可,包括对重审判决书(以及二审裁定书)所阐述理由和所体现的一般规则的认可,并因此具有普遍的规则意义?
5.若是后者,且受害人过错成为裁量性的或法定的减轻甚或从轻处罚的辩解,那么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一定会有重大变化。何为受害人过错,需要大量司法实践和法学研究来予以严格界定。财务制度有漏洞,是否构成受害人的过错,因此可以减轻贪污者的罪责?女性穿着暴露,语言挑逗,是否构成过错,可以减轻强奸者的罪责?在特定情况下会否导致罪名的改变?这类此刻看来极端荒谬的辩解迟早会在法庭上出现,边界的划定和分类将成为法官面临的司法难题之一,并会成为大宗刑法教义分析论文的主要渊源之一。
6.这也意味着中国刑事法学理论可能会有重大改变。受害人“过错”有可能成为中国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一个前沿的同时牵涉广泛的问题。它可能改变以大陆法系刑法教义为基础的不承认混合过错的中国刑法理论,不得不更多借鉴英美法的刑法理论。这会导致刑法理论的一个不小的变革。之前的许多以其他名目反映的刑法教义问题(例如正当防卫)以及其他刑事辩护理由(例如某些因幼女自愿而发生的“强奸”)都可以纳入这一框架重新分析,因此一定会导致法律经济学的刑法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法律经济学分析的核心可以说就是比较过错(想想科斯的“权利的相互性”和“权力配置”)。
所有这些,但可能远不仅这些,也是为什么我在正文一开始提出的“难办案件可能引出坏法律”的一个注解。研究这些问题足以成为法学博士论文(不限于刑法)的出色选题。
【作者简介】
朱苏力,就任北京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法学院院长等职位。
【注释】
[1]已经有了这方面的努力,参见吴情树:“从‘许霆案’看刑事个案解释的必要性”,《法治论丛》2008年第3期;参见桑本谦:“传统刑法学理论的尴尬”,载《理论法学的迷雾——以轰动案件为素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页123-141。又可参看本文的附录。
[2]这类批评很多,可参看陈瑞华:“许霆案的法治标本意义”,载《南方周末》2008年1月17日。
[3]这就是哲学阐释学的“阐释〔理解〕的循环”。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曲新久教授语。请看:“许霆案成大悬念,全民投入辩辩辩”,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28日,A6版。关于赞同盗窃罪的刑法法理分析的,又请看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 15
分析”,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第5版;张明楷:“许霆案的定罪与量刑”,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第5版;王作富:“许霆构成盗窃罪”,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4月1日,第6版;以及赵秉志:“许霆案尘埃落定后的法理思考”,载《法制日报》2008年6月1日。
[5]《刑法》第264条第2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1998年3月26日)。
[6]陈瑞华教授〔同前注 [2]〕批评了此案的程序,但也没指出有足以导致此案另样判决的程序差错。
[7]贺卫方:“许霆案:法官何以说理?”,载《南方周末》2008年1月24日,法治版。
[8]可参看高铭暄:“20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中国法学》1998年第6期,页27;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页101。〔“1997年刑法确认了罪刑法定原则,从而使我国刑法进入了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黄金时代。”〕
[9]例如,陈兴良、周光权:“刑法司法解释的限度——兼论司法法之存在及其合理性”,《法学》1997年第3期。
[10]陈兴良,见前注 [4]。
[11]关于明确规则与有弹性的标准之间的利弊交换,可参看Russell B.Korbkin, Behavioral Analysis and Legal Form: Rules vs.Standards Revisited, Oregon Law Review 23〔2000〕.[12]Richard A.Posner, How Judges Thin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特别是第10章。
[13]“许霆案因援引刑法第63条由无期改为5年”,载《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4月7日。
[14]我说未必,并非是猜测。在刑法学界,在许霆案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中,我还没有查到有学人专门针对63条第2款做过系统研究;也从未听说有刑事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提出适用这一规定的法律请求。从司法的消极性而言,法官一般也不应主动启动这样的司法实践。
[15]参见〔英〕霍布斯:《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毛晓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一个很好的解读,请看毛晓秋:“法律的驯顺与政治的审慎——解读霍布斯《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北大法律评论》卷7辑1,2006年,页178。
[16]有关的程序要求,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8-270条。
[17]许德风:“论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中外法学》2008年第2期,页167;又请看武秀英:“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页134。
[18]这种观点的文章不少,例如:关永宏:“在银行ATM机‘多取款行为’的法律定性——从合同法和电子商务法视角对‘许霆案’的辨析”,《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页17以下。
[19]参见高艳东:“从盗窃到侵占:许霆案的法理与规范分析”,《中外法学》2008年第3期,页457以下。
[20]除了前注 [4]所引各文外,更为系统且细致的分析,请看张明楷:“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页4以下。
[21]请看,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08〕穗中法刑二重字第2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8〕粤高法刑一终字第170号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8〕刑核字第18号。
[22]就直觉而言,许霆“盗窃”17万的数字都不是人们中最看重的此案因素,这不过是可以借助的法律根据;最重要的是他“取款170次”的行为,这太机会主义了。
[23]一个比较完整的概括,请看赵秉志、张心向:“刑事裁判不确定性现象解读——对‘许霆案’的重新解读”,《法学》2008年第8期,页41-42。
[24]高艳东,见前注 [19]。
[25]其他学者还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罪名〔可参看赵秉志、张心向,见前注 [23],页42-43〕;但这些观点若是作严格的教义学分析,都会遇到明显的甚至更大的教义学上的麻烦〔可参看陈兴良,见前注 [4]。〕而且为什么要寻求其他罪名呢?我的一个猜测是,依据这些罪名,无需诉诸《刑法》63条就可以判许霆相对低的刑罚。
[26]陈兴良,见前注 [4];又请看,“张明楷教授分析的许霆案,”http://blog.edu1488.com/u/30/archives/2008/1165.html。
[27]陈瑞华,见前注 [2]。
[28]贺卫方,见前注 [7]。
[2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资金等„„不包括盗窃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的行为。”
[30]张明楷,见前注 [20];参见游伟:“许霆盗窃案设计的法律关系梳理及反思”,《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页10-11。
[31]Brown v.Allen, 344 U.S.443〔1953〕, at 540〔Jackson, J.concurring〕.[32]贺卫方,见前注 [7]。但这也反映在贺的其他著述或演讲中,包括他的关于法袍和法槌的一些司法建议。
[33]Richard A.Posner, Law, Pragmatism, and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34]陈瑞华,见前注 [2]。
[35]参见贺卫方:“许霆再上诉已无意义”,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7日,版A10。
[36]参见陈瑞华:“我们从许霆案中反思什么?”,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A4法治版。
[37]相关文章,可参看,贺卫方:“不走回头路”,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16日;陈忠林:“中国法治——应该怎样向前走”,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1日,第39版;张千帆:“司法大众化是一个伪命题”,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26日;何兵:“司法民主化是个伪命题吗?”载《经济观察报》2008年8月28日;龙卫球:“司法是要‘职业化’还是‘民主化’?”,载《检察日报》2008年9月11日,第3版。很有点讽刺意味的是,主张司法专业化的学者在大众媒体上以大众化或民主化的方式讨论非常专业化的问题;这在逻辑上弱化了其主张,尽管实用主义上看来可能强化了其主张的社会力量。针对许霆案的有关民意的更系统的学理分析,还可看,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对许霆案的延伸思考”,《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页167以下;又请看吕方:“大众的法律意识与法官的职业思维——以许霆恶意取款案为研究范本”,《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页13以下。
[38]有关这一说法的来历,请看,“别拿执行率和老百姓说事”,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11日,页A09。全部表述为“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王胜俊谈到三个依据。‘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但《人民法院报》、《法制日报》均没有类似的报道。如果仅就这段媒体概括或转述的文字而言,“三个依据”的表述不够准确,司法实践中也不可行。但如果不是死扣字眼,意思是明白的;并且我认为是正确的政治性判断,也是各国法治的实际状况和经验。司法当然要首先依据法律,但完全不考虑治安状况,不考虑人民群众的感受,必定是法条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值得注意的是该报道中一句没有得到足够社会关注的话,“王胜俊也指出,对于确实有从轻情节的,也要敢于从轻判处。”这至少在时间上看似与许霆案的争议是有关系的。
[39]想想休谟的著名命题:“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页453〕;韦伯关于“魅力”在社会变革中的理想功能〔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273〕;以及近年来日益进入法学研究的行为经济学关于情感与理性的研究(参看,Richard A.Posner, The Frontiers of Legal The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特别是第3编)。
[40]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另参见〔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章〔“修辞、法律辩护以及法律推理”〕。
[41]参见〔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2]因为从心理学上来看,一个人在干他自己也认为是“坏事”时,常常会有甚至必须有一种自欺或正当化,才能理直气壮地做下去。窃贼常常以自己贫穷;贪污者可能以自己的劳动没有得到充分的回报或制度不完善;花心者用“真正的爱情”为自己的违法或不道德行为辩解,是生活中常见的。因此,不能排除许霆的陈述是真心话,而并非荒谬的狡辩。而法律并不仅仅关注行为人行为时的清醒的自觉意识,法律对行为人的动机、目的都是认定的,而并非对行为人的自觉和下意识的动机或目的真实描摹〔这也再次表明法律教义学的不足〕。
[43]参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究”,《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44]贺卫方的观点,可参看,《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特别是页26以下。
[45]职业化、专业化、知识化的法官腐败的情况事实上更为常见,部分因为在中国这类法官的地位更高,权力也更大。最新的例子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08年10月28日决定撤销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务〔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41223/8247606.html〕。黄是改革开放后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的首届入学的学生,有博士学位,并在全国多所著名法律校、院担任博士生导师。黄是新中国司法系统六十年来因贪落马的最高层级的官员。
[46]见,“最高院副院长姜兴长:许霆案一审量刑过重”,载《新京报》2008年3月11日,A07版。
[47]《刑诉法》,第189条第2款。
(本文原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第二篇:反恐怖主义法学习专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学习专题
1、(单选题)对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或者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员该如何处理?()
A.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帮教
B.公安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帮教
C.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依法处置
D.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关押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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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未依照规定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站、公路长途客运站、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A.五万元以下罚款,五千元以下罚款
B.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万元以下罚款
C.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万元以下罚款
D.一万元以下罚款,二千元以下罚款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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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选题)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对恐怖活动人员和恐怖活动嫌疑人员,有权作出的决定不包括()。
A.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
B.宣布其出境入境证件作废
C.决定不准其出境入境
D.决定将其驱逐出境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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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选题)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A.保护
B.协助
C.支持
D.保证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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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单选题)下列关于采取技术侦察措施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A.只能用于反恐怖主义应对处置和对恐怖活动犯罪、极端主义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B.必须是因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工作的需要
C.必须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D.对侦查到的信息必须长期保存以作他用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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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组织。
A.两人
B.三人
C.四人
D.十人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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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单选题)国家不向任何恐怖活动()作出妥协,不向任何恐怖活动人员提供庇护或者给予难民地位。
A.单位和个人
B.组织和人员
C.学校和医院
D.团体和企业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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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单选题)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
A.国家发展战略
B.国家发展规划
C.国家安全规划
D.国家安全战略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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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下列关于公安机关的职权说法不正确的是()。
A.发现恐怖活动嫌疑,需要调查核实的,应当迅速进行调查
B.调查恐怖活动嫌疑,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嫌疑人员进行盘问、检查和传唤
C.调查恐怖活动嫌疑,对了解有关情况的人员只能在公安机关进行询问
D.调查恐怖活动嫌疑,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相关信息和材料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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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保障相关系统正常运行。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A.120日
B.30日
C.90日 D.60日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11、(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不得超过(),情况复杂的,可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延长一个月。
A.一个月
B.三个月
C.二个月
D.四个月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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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单选题)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和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对于需要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应当向()提出申请。
A.国务院
B.中国人民解放军
C.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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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单选题)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由()予以公告。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国务院
C.中国人民解放军
D.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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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虚假恐怖事件信息,不得报道、传播可能引起模仿的恐怖活动的实施细节。
A.不得观看
B.不得相信
C.不得编造、传播
D.不得保存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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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恐怖活动嫌疑人员违反公安机关责令其遵守的约束措施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A.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B.十五日以下拘留
C.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D.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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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单选题)为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有关机关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遵守下列一项或者多项约束措施,其中不包括()。
A.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指定的处所
B.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C.两年内不得参加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从事特定的活动
D.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活动情况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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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活动人员,是指()。
A.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B.恐怖活动组织者
C.实施恐怖活动的人
D.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正确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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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并按照规定及时向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A.给予监控
B.应当立即予以冻结
C.可以冻结
D.经批准后冻结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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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单选题)下列关于国(边)境安全管理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应当严密组织国(边)境巡逻
B.应当在重点国(边)境地段和口岸设置视频图像采集和防越境报警设施
C.在国(边)境地段和口岸设置拦阻隔离网
D.应当依照规定对抵离国(边)境前沿的人员进行检查 正确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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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合理补偿 B.及时解除有关措施,予以退还
C.进行公开拍卖
D.进行销毁
正确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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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多选题)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的单位、场所、活动、设施等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报本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备案。
A.曾发生过重大的人身伤亡
B.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较大
C.遭受过恐怖袭击
D.遭受恐怖袭击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 正确答案: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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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多选题)有关部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织,按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和指挥长的统一领导、指挥,协同开展()等现场应对处置工作。
A.救护
B.救援
C.打击
D.控制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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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主义,是指通过()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A.破坏
B.暴力
C.恐吓
D.胁迫
正确答案: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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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多选题)对依照《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因履行反恐怖主义职责的紧急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
A.国家安全机关
B.中国人民解放军
C.公安机关
D.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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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事件,是指()。
A.正在发生的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B.正在发生的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C.已经发生的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D.已经发生的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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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多选题)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制定国家应对处置预案,具体规定哪些内容?()
A.恐怖事件安全防范
B.应对处置程序
C.事后社会秩序恢复
D.恐怖事件应对处置的组织指挥体系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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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多选题)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对恐怖活动人员和恐怖活动嫌疑人员,有权()。
A.扣押不法分子
B.宣布其出境入境证件作废
C.决定不准其出境入境
D.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
正确答案: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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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多选题)采取技术侦察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A.极端主义犯罪的起诉
B.反恐怖主义应对处置
C.极端主义犯罪的审判
D.极端主义犯罪的侦查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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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多选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A.煽动歧视
B.煽动分裂
C.鼓吹暴力
D.煽动仇恨
正确答案: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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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传唤
B.检查 C.盘问
D.拘留
正确答案: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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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多选题)以下选项中,属于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遵守的约束措施的有()。
A.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B.不得参加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从事特定的活动
C.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指定的处所
D.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特定的场所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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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多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生产和进口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对以下哪些物品作出电子追踪标识?()
A.民用爆炸物品
B.枪支
C.管制器具
D.危险化学品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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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多选题)对于哪些恐怖活动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刑事管辖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
B.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
C.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
D.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 正确答案: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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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多选题)通过反恐怖主义国际合作取得的材料可以在()中作为证据使用,但我方承诺不作为证据使用的除外。
A.民事诉讼
B.刑事诉讼
C.行政处罚
D.行政诉讼
正确答案: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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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多选题)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可以采取()措施。
A.扣押
B.冻结 C.查封
D.销毁
正确答案: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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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多选题)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
A.宗教信仰自由
B.隐私权
C.民族风俗习惯
D.个人尊严
正确答案: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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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多选题)国家鼓励、支持反恐怖主义(),开发和推广使用先进的反恐怖主义技术、设备。
A.组织建立
B.技术创新
C.技术革命
D.科学研究
正确答案: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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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多选题)对依照《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空域、航空器和飞行活动管理,严密防范针对航空器或者利用飞行活动实施的恐怖活动。
A.公安
B.飞行管制
C.检察院
D.民用航空
正确答案: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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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多选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对任何()恐怖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A.实施
B.准备实施
C.组织
D.策划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40、(多选题)在恐怖活动的应急处置中,哪种情况下,人民警察、人民武装警察可以使用武器?()
A.持刀具正在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 B.持枪支正在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C.持枪支准备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
D.使用其他危险方法,正在实施暴力行为的人员,经警告无效的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
41、(判断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正确答案:对
42、(判断题)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对恐怖活动人员和恐怖活动嫌疑人员,有权决定不准其出境入境、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宣布其出境入境证件作废。正确答案:对
43、(判断题)国家鼓励、支持反恐怖主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开发和推广使用先进的反恐怖主义技术、设备。正确答案:对
44、(判断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正确答案:对
45、(判断题)《反恐怖主义法》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较大以及遭受恐怖袭击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的单位、场所、活动、设施等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报本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备案。正确答案:对
46、(判断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因履行反恐怖主义职责的紧急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但必须补偿。正确答案:错
47、(判断题)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可以依法进行调查,但无权采取冻结措施。正确答案:错
48、(判断题)《反恐怖主义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正确答案:对
49、(判断题)新闻、广播、电视、文化、宗教、互联网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正确答案:对
50、(判断题)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加强对服刑的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的管理、教育、矫正等工作。监狱、看守所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根据教育改造和维护监管秩序的需要,可以与普通刑事罪犯混合关押,也可以个别关押。正确答案:对
23、(多选题)以下选项中,属于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遵守的约束措施的有()。
A.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B.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特定的场所
C.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指定的处所
D.不得参加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从事特定的活动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24、(多选题)海关在对进出境人员携带现金和无记名有价证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发现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应当立即通报()。
A.有管辖权的国家安全机关
B.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C.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D.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正确答案:BC
用户选择:ABC导入到我的错题
29、(多选题)单位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有()。
A.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撤销登记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B.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C.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撤销登记
D.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正确答案:BC
用户选择:ACD导入到我的错题
33、(多选题)因报告和制止恐怖活动,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作证,或者从事反恐怖主义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经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A.变更被保护人员的姓名,重新安排住所和工作单位
B.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C.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被保护人员
D.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BCD
38、(多选题)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A.删除相关记录
B.保存相关记录
C.停止传输
D.删除相关信息
正确答案:BCD
用户选择:BC
41、(判断题)《反恐怖主义法》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制作、生产、储存、运输、进出口、销售、提供、购买、使用、持有、报废、销毁前款规定的物品。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2、(判断题)被认定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对认定不服的,可以通过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申请复核。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3、(判断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三人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组织。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4、(判断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5、(判断题)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可以依法进行调查,但无权采取冻结措施。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用户选择:错 解析:展开解析↓
46、(判断题)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7、(判断题)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反恐怖主义意识。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8、(判断题)电信、互联网、住宿等业务的经营者和服务者,对身份不明或者拒绝身份查验的客户,应该在提供服务的同时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用户选择:对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49、(判断题)被认定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对认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用户选择:对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50、(判断题)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制定、组织实施城乡规划,还应当符合反恐怖主义工作的需要。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1、(单选题)对被教唆、胁迫、引诱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或者参与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人员该如何处理?()
A.公安机关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帮教
B.公安机关应当立即关押
C.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依法处置
D.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其进行帮教 正确答案:A
用户选择:A 解析:展开解析↓
2、(单选题)为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有关机关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遵守下列一项或者多项约束措施,其中不包括()。
A.两年内不得参加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从事特定的活动
B.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C.定期向公安机关报告活动情况
D.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指定的处所 正确答案:A
用户选择:A 解析:展开解析↓
3、(单选题)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应当立即()。
A.进行监视
B.予以退还
C.予以冻结
D.直接销毁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解析:展开解析↓
4、(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虚假恐怖事件信息,不得报道、传播可能引起模仿的恐怖活动的实施细节。
A.不得观看
B.不得相信
C.不得保存
D.不得编造、传播
正确答案:D
用户选择:D 解析:展开解析↓
5、(单选题)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
A.国家安全战略
B.国家发展规划
C.国家发展战略
D.国家安全规划
正确答案:A
用户选择:A 解析:展开解析↓
6、(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查封、扣押、冻结的期限不得超过(),情况复杂的,可以经上一级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延长一个月。
A.一个月
B.三个月
C.二个月
D.四个月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解析:展开解析↓
7、(单选题)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A.支持
B.保证
C.保护
D.协助
正确答案:D
用户选择:D 解析:展开解析↓
8、(单选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分工,实行(),依法做好反恐怖主义工作。
A.互帮互助
B.工作责任制
C.领导制
D.民主集中制
正确答案:B
用户选择:B 解析:展开解析↓
9、(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活动人员,是指()。
A.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B.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C.实施恐怖活动的人
D.恐怖活动组织者
正确答案:B
用户选择:B 解析:展开解析↓
10、(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未依照规定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站、公路长途客运站、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A.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万元以下罚款
B.五万元以下罚款,五千元以下罚款
C.一万元以下罚款,二千元以下罚款
D.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万元以下罚款 正确答案:A
用户选择:A
11、(单选题)国家不向任何恐怖活动()作出妥协,不向任何恐怖活动人员提供庇护或者给予难民地位。
A.团体和企业
B.单位和个人
C.学校和医院
D.组织和人员
正确答案:D
用户选择:D 解析:展开解析↓
12、(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组织。
A.四人
B.两人
C.三人
D.十人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解析:展开解析↓
13、(单选题)对依照《反恐怖主义法》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收缴的物品、资金等,经审查发现与恐怖主义无关的,应当()。
A.合理补偿
B.进行销毁
C.及时解除有关措施,予以退还
D.进行公开拍卖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解析:展开解析↓
14、(单选题)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由()予以公告。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国务院
C.中国人民解放军
D.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 正确答案:D
用户选择:D 解析:展开解析↓
15、(单选题)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外交部门和省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对于需要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应当向()提出申请。
A.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国务院
D.中国人民解放军
正确答案:A
用户选择:A 解析:展开解析↓
16、(单选题)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A.秘密进行
B.依法进行
C.定时进行
D.持续进行
正确答案:B
用户选择:D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17、(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值班监看、信息保存使用、运行维护等管理制度,保障相关系统正常运行。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A.120日
B.60日
C.90日
D.30日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解析:展开解析↓
18、(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依靠、动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
A.联动配合机制
B.领导机制
C.相互联系机制 D.通讯机制
正确答案:A
用户选择:A 解析:展开解析↓
19、(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恐怖活动嫌疑人员违反公安机关责令其遵守的约束措施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A.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B.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罚款
C.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D.十五日以下拘留
正确答案:C
用户选择:C 解析:展开解析↓ 20、(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并按照规定及时向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和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A.可以冻结
B.应当立即予以冻结
C.经批准后冻结
D.给予监控
正确答案:B
用户选择:B
21、(多选题)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对()进行社会危险性评估。
A.服刑期间的表现
B.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
C.犯罪性质
D.犯罪情节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22、(多选题)国务院有关部门根据国务院授权,代表中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和有关国际组织开展()。
A.国际资金监管合作
B.反恐怖主义政策对话
C.执法合作
D.情报信息交流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23、(多选题)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
A.隐私权
B.个人尊严 C.民族风俗习惯
D.宗教信仰自由
正确答案:CD
用户选择:CD 解析:展开解析↓
24、(多选题)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A.删除相关信息
B.停止传输
C.删除相关记录
D.保存相关记录
正确答案:ABD
用户选择:ABD 解析:展开解析↓
25、(多选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对任何()恐怖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A.准备实施
B.组织
C.实施
D.策划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26、(多选题)海关在对进出境人员携带现金和无记名有价证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发现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该如何处理?()
A.应当立即通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B.应当立即通报民兵组织
C.应当立即通报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D.应当立即通报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正确答案:CD
用户选择:CD 解析:展开解析↓
27、(多选题)海关在对进出境人员携带现金和无记名有价证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发现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应当立即通报()。
A.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B.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C.有管辖权的国家安全机关
D.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正确答案:AB
用户选择:AB 解析:展开解析↓
28、(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事件,是指()。A.已经发生的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B.正在发生的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C.已经发生的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D.正在发生的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29、(多选题)单位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有()。
A.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撤销登记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B.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C.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D.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撤销登记 正确答案:BD
用户选择:BD 解析:展开解析↓ 30、(多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下列属于公安机关有权做出的有()。
A.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B.公安机关经调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侦查
C.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相关信息和材料
D.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31、(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明确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坚持()原则。
A.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B.全民防恐
C.防范为主、惩防结合D.先发制敌、保持主动
正确答案:ACD
用户选择:ABCD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32、(多选题)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对恐怖事件的发生和应对处置工作进行(),提出防范和应对处置改进措施,向上一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报告。
A.集体讨论
B.总结评估
C.向社会公开
D.全面分析
正确答案:BD
用户选择:ABCD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33、(多选题)因报告和制止恐怖活动,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作证,或者从事反恐怖主义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经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A.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B.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被保护人员
C.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D.变更被保护人员的姓名,重新安排住所和工作单位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34、(多选题)下列行为中属于《反恐怖主义法》所指恐怖主义性质的是()。
A.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B.宣扬恐怖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
C.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戴宣扬恐怖主义的服饰和标志的D.为恐怖活动培训提供信息、资金 正确答案:ABCD
用户选择:ABCD 解析:展开解析↓
35、(多选题)对于需要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应当向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提出申请的主体包括()。
A.国务院公安部门
B.国家安全部门
C.市级以上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
D.外交部门
正确答案:ABD
用户选择:ABCD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36、(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主义,是指通过()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A.恐吓
B.胁迫
C.破坏
D.暴力
正确答案:ACD
用户选择:ACD 解析:展开解析↓
37、(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明确规定,()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军事法规以及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根据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部署,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
A.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B.各级国家机关
C.中国人民解放军
D.民兵组织
正确答案:ACD
用户选择:AC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38、(多选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
A.煽动歧视
B.鼓吹暴力
C.煽动分裂
D.煽动仇恨
正确答案:ABD
用户选择:ABD 解析:展开解析↓
39、(多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负责严密组织国(边)境巡逻的职责主体有()。
A.中国人民解放军
B.公安机关
C.民兵组织
D.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正确答案:AB
用户选择:ABCD导入到我的错题 解析:展开解析↓ 40、(多选题)下列选项中属于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履行的职责的是()。
A.指定相关机构或者落实责任人员,明确岗位职责
B.实行风险评估,实时监测安全威胁,完善内部安全管理
C.采集的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不得少于六十日
D.制定防范和应对处置恐怖活动的预案、措施,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 正确答案:ABD
用户选择:ABCD
41、(判断题)国务院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境外投资合作、旅游等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2、(判断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因履行反恐怖主义职责的紧急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但必须补偿。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用户选择:错 解析:展开解析↓
43、(判断题)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加强对服刑的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的管理、教育、矫正等工作。监狱、看守所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根据教育改造和维护监管秩序的需要,可以与普通刑事罪犯混合关押,也可以个别关押。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4、(判断题)《反恐怖主义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5、(判断题)新闻、广播、电视、文化、宗教、互联网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6、(判断题)检验检疫机关发现涉嫌恐怖活动物品的,应当依法扣留,并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7、(判断题)《反恐怖主义法》规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无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用户选择:错 解析:展开解析↓
48、(判断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49、(判断题)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对恐怖活动人员和恐怖活动嫌疑人员,有权决定不准其出境入境、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宣布其出境入境证件作废。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解析:展开解析↓ 50、(判断题)国家鼓励、支持反恐怖主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开发和推广使用先进的反恐怖主义技术、设备。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用户选择:对
第三篇:主义与问题
主义与问题
作者:古尔思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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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主义和问题作了一番概念考察,揭示了一些关于主义及其与问题关系的观念误区,提出了一些主义;在对主义的反思中针对中国当代的一些根本问题作出了回应;对与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一些主要问题与主义作了反思。
关键词:主义,问题,实践,理论,时代,马克思
意志主义哲学体系,是以意志观念为根本的观念支撑点演绎出来的哲学体系。自由主义政治学说,是以自由为根本的价值支撑点演绎出来的政治学说。证信主义论辩学说是以追求人类客观认识为自觉目标并以证信为根本方式与态度的理论观与方法论,一方面,证信概念涵盖了人类客观概念,并可以由证信演绎出穷省、洽理、螺旋递进、据同表异、据同辩异、互动共进等理论认识与共识方法方式,另一方面,必须在自觉批判、防止和抵制追求绝对客观认识、独断、轻信、迷信、圣战、怀疑论、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等劣质认识方式与态度的过程中才能促进证信方式与态度的坚持贯彻。
把某种根本性的主张、态度、原则、方法、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就是某某主义了。因此,主义是用于自律律人的根本性的人为规则,是对现实生活世界根本规律即根本自然规则的补写,是人类改造自己生活与实践世界的根本抓手,是思想文化中的核心硬件。
逻辑是命题的因果律,是推论法;规律是实事的因果律,是推理预见依据。逻辑和规律是演绎的支撑条件,是主义具有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因而逻辑主义、规律主义是最根本的主义。
“军事冒险主义”、“逃跑主义”,这样的说法显然并非指称某种被自觉坚持的主义,而只是喻指某种不自觉的行为定势,是一种嘲讽的修辞手法,不是正式的理论语言。
“马克思主义”是自觉坚持什么的主义?是坚持贯彻马克思的观点和主张么?然则马克思的具体观点和主张是发展变化的。是坚持贯彻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么?然则什么是马克思学说成熟时期的根本观点和根本主张?鉴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众说纷纭,“马克思主义”这一措辞也就必然带来误解和误导。直接说出应该坚持的观点和主张,才能避免误解和误导。比如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形而上学历史观时启发我们的,历史观不能僵化,也不能空洞,而应回答时代问题,言之有物,与时俱进。比如科学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在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中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而提出的,由此演绎出一套关于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制度理想与道路的学说体系,在当时是先进的。资本主义阵营主要汲取了马克思批判当时现实的资本主义的成果;社会主义阵营都是经济与文化落后的国家,更多是汲取了马克思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成果尤其政治经济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反帝反封建革命、工业基础建设等任务中获益良多。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与道路学说哪个更根本?显然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更根本。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诞生,不仅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社会物质是社会活动的先决限制条件,而且因为他把这作为一个根本观点贯彻到历史观的一切领域中去,严谨的措辞表述应该是物限主义历史观,其中的“主义”本来就意味着要作为根本加以坚持贯彻的,凡有与之冲突的错误观点都将被扫除,这种意义上的“唯”才是周正可取的。物限主义历史观本身就构成对形而上学唯心史观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动哲主义历史观方法论的根本论据。
好的主义基于好的硬道理,是现实规则的完善力量,是思想文化的硬实力。也有邪恶的主义,比如法西斯主义;执迷的主义,比如原教旨主义。好的主义搞好世界,坏的主义搞坏世界。没有自觉坚持的主义的人,无所谓理性,无所谓改造、完善世界,但可以享受世界,仍可能搞乱世界。
好的主义中,以颠扑不破的道理和价值为根本的主义才适合加以永远坚持贯彻,比如证信主义。也有一些主义只在一些特定的时机是好的,比如革命集体主义的伦理观,个体自由主义的伦理观。三民主义大体是好的,但当时只是理想、宗旨,关于道路,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其中根据也是时机论。蒋介石按军政、训政阶段行事,发展民权当然不是重点,民族主义大体得到了坚持,也有发展经济民生,只是发展工农的民生不诚心不买力,否则国共内战是可以避免的。不务民生,却只管把中国共产党赶尽杀绝的主义,是掩盖工农民生问题的主义,对中国而言不是一个好的主义,根本原因是,蒋介石政府坚持的主义只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义。
好的主义必须同时是自觉到自己局限的主义,否则就是偏颇的主义。比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若各只执一端,就都是偏颇的主义。物限主义只是历史观的理性视角之一,并不能单独地构画全面的历史观。物限主义加上(心物)辨证主义,就是心主物限的实践主义。物A就只是A,这是本能、自然,心(意识、意志)则能A能B能-A,这是灵能、自由。只肯定心的主观能动性是片面的,心是灵能自由的主导者,是构成主体的本质的东西。人是身心一体的人,也是特定时空的实践生活共同体内心灵互感语言互通的社会人,人类心主物限的实践及其历史表现为心物辨证运动、人与人交往的互动共动、文化与自然的辨证运动。实践主义历史观更加全面一些,但仍然只是历史观的理性维度之一。
主义之所以需要坚持贯彻,还因为它不是人的自然常态,当主义成为常识常态、理所当然,也就没有了坚持贯彻一说,也就不成其为主义了。或者说,主义是激越精进的,但颠扑不破的好的主义终究要常态化,融入文化的自然而然之中,归于平淡。一时为好的主义比如革命理想主义,若被误解为理所当然,一味地激越精进,“继续革命”,则将导致人为的困扰乃至灾难。革命主义可以获得民族解放、阶级解放,个人的解放却还是要靠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解放主义的必要阶段。当然,这自由主义不是西方形而上学历史观中的抽象的原子个人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历史观中的以社会化方式立身处事的个人的自由主义。解放生产力的基本手段也是自由主义。因而,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既是科学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理想,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走向高级阶段的手段。
由于主义的根本性,它们天生就是哲学发明的作品和研究的对象。哲学是爱智慧的思想与对话活动,追求认识的透彻和圆满,在传统西哲表现为追求绝对真理和自圆其说,在传统中哲表现为追求世事洞明和融会贯通。追求透彻需要穷省,追求圆满需要洽理。不洽启动穷省,穷省推动洽理,洽理答疑证信,意义的圆满则还需要证融。洽理需要据同表异,据同辩异;利益上求同存异,据同融异。中西之别只在于是否讲究形式逻辑。主义以穷省所得的透彻成果为根本,终究首先是逻辑主义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没有与主义的相对应的词汇,而西方理论都是力图合乎逻辑地系统化的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道、仁、禅,靠的是身体践行和比会参悟来穷省领悟,形式逻辑没有帮上什么大忙;领悟之后也不须坚持贯彻,而讲求默会,更没形式逻辑什么事了。主义推动的是客观智慧的发展,而中国传统智慧则偏重主见。因而,当年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应该看作反对形而上学和原教旨主义圣战来理解,应理解为强调主义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并非一般地抵制各种主义,否则是不利于文化更生进步的。
主义是用来面对和解决问题的。真问题不一定具有提问的形式,却必然给人们带人困扰,人们由困扰发现问题,问题即是不洽之处。发现、提出并直面新问题,穷省、洽理,质疑、证伪,证信、证融,如此发展着主义以解决新问题,是实践史和思想史互动共进的实质过程。主义终究是对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思想成果的贯彻推广,解决问题中获得的启发和锤炼促进着主义的进步。主义不仅补写完善现实世界的根本规律以改造完善世界,也是对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改进完善。主义与问题的联动螺旋递进,内在于思想史和实践史的联动螺旋递进。
对于时代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时代的,其次才是理论的;因为时代的问题应当由当时代的人来回答,而过去时代的主义理论是过去时代的产物。过去的理论成果有颠扑不破的,当然应该继承,但仍然要融合在解决时代问题当中来继承。过去理论的问题当然要批判改进,但也要结合解决时代问题来批判改进。
对于中国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世界的、人类的。当年中国要反帝反封建,欧美却是帝国主义者,具体问题差异很大。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欧美则是发达国家,具体问题差异仍很大。他国文明成果固然值得借鉴,但对中国的时代问题的解答当然还是中国特色的好。同理,对于个人的主义而言,问题首先是个人的,其次才是集体的、人类的。
然而还有另一面,时代的主义也首先是理论的,然后才是实践的,理论工夫不能荒疏。也因此,中国的主义也首先是人类的,然后才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不能作为排斥普遍真理和普世价值的借口。同理,个人的主义也首先是类群的,然后才是个人的,也因此,个人与类群才是能沟通的,哲学家的反省才能是有普世意义的。
虽然时代的问题首先是实践中的问题,时代的主义首先是思想中的主义,然而思想中也有自生的问题,实践中也有自生的主义。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是经院哲学问题,实践中自生的主义是永恒的潜(默会的、心照不必宣的)规则,都与时代无关。反思起来,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有主义,比如可以说中国有道德主义,比如君(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实业老板)君臣(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上的员工)臣,成人成己,也可以说中国有权谋主义(比如恩威并施、执两用中),但它们讲求的是默会的实践法则,用于自律但不宣示以直接律人(比如君道不自示于臣),也就不曾冠以主义之名。中国人是如此聪明慧智,善读无字之书;然而多数中国人又讲求默会空灵过度,以致考究逻辑的名家和考究自然规律的墨家终被视作巧言、奇技所凭依的旁门左道。思想中自生的问题,比如追求绝对真理、独断、诡辩、悖论、伪问题、曲解、病辞误导,等等,这些问题并不必然直接与时代实践问题相关,却常常是制约时代实践问题解决的症结,提出和批判这些问题,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避免搞乱实践问题,乃是经院哲学的价值。中西传统文化的上述不同特质也正说明,传统西方文化多理想主义,传统中国文化更讲究实在实用。美国信赖的实用主义哲学则是批判扬弃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用主义,不能混淆。胡适师承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理解他提倡的“少谈些主义,多想些问题”,就有一般地把问题凌驾于主义之上的嫌疑,至少,虽然时代的问题可以凌驾于时代的主义之上,但不能凌驾于非时代性的问题之上。虽然实用主义在已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美国可起到矫枉过正的功效,但是对还当时还没有深厚的主义文化的中国则是过于超前的。
作为宗旨的主义必须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实现,否则就是空想的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是因为只把社会主义作为宗旨,却没有考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也没有具体可行的实现道路,或者说没有更基础的可行的主义成就和支撑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也是如此,现实条件不具备,也就无从实现,也就是空想无政府主义,相比而言,共产主义则是未来无政府主义。不民主虽是个现实问题,但民主只能作为宗旨加以坚持贯彻,如果没有成就和支撑民主的更基础的可操作实行的主义,同样是空想民主主义。民主主义的前提是自由和法治主义,自由和法治主义的前提是平等主义,包括平等主义的一切主义的前提是逻辑主义。因而民主问题就不只是政治制度问题,也是文化问题。
主义是根本法则,宪法则是根本法律,它们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主义是思想的、用于自律的,宪法是公约的、用于共同自律的,宪政必然以依据明文根本规则自律律人的主义文化为基础,其中最核心的基础乃是法治主义意识与文化。西方的宪政法治源于市民社会的推动,是有法治主义的意识与社会文化根基的宪政。没有与宪政相匹配的强烈的主义意识,没有相应的浓郁的主义文化,实行宪政就象先结婚后恋爱,仍然是要经历曲折才能修成和美正果的,甚至往往只是徒具宪政形式而已。向来讲究道德治国的中国,必须研究和发展建立道治与法治的融和互补的关系,才能修成和美的宪政正果。主义是穷省的成果,道德是洽理的要求。主义本身就是法治精神的,“坚持贯彻”本身就是一种执法。道德却要不执著,要灵活待人处事以求合情合理乃至尽善尽美。那么,可以根据必要的主义设定一定的道德底线以划界,底线以下法不容情,底线以上道德导航。如此实现法治与道治的分工互补,大体是可行的。
作为主义的担当者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比如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如何分工合作?按道理讲,应该是,政治活动家提出时代实践问题,理论家解答问题并提供主义,政治家再贯彻执行主义,如此循环,螺旋递进。理论家要理解政治活动家提出的问题,政治活动家要理解理论家提供的主义,这就需要有两方面相互关注、相互学习的机制。
民主制度下的主义之争,如果是只有一条大路出阳关的态势,可以不必是圣战,而应该据同辩异地实现证信。如果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态势,尽可以抓阄确定暂时的输赢,这就要愿意赌服输。西方最早的民主制度在选人方面就是抓阄决定的,而现代西方的竞选制度则实质包含了证信(以竞争选票)和抓阄(一方面,选民投票受到非理性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计票机制可能左右多人竞选的最终输赢,都一定程度上导致好象是选民在抓阄一样)双重成分。如果实质是利益之争,仍可以展开利益协商,协商无解时仍可票决,西方议会制度的作用正在于此。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要文明地摆平主义之争,方法亦不外乎证信、协商、抓阄、票决四个方面。如果超出这些方法以不正当手段大搞个人权力之争,则是民主制度应当力图避免的。
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等,这些两极道理如何兼容?这就是个实践问题,需要执两用中,要从实践所具备的条件和面对的问题出发,找好平衡点,没有一成不变的具体方案。对一个国家而言,文明地找平衡点,也应以证信、协商、抓阄、票决的方式实现。
马克思告诉和启发我们,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增殖规律决定的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机制,在其中人们自觉坚持贯彻的是什么?是自觉服从资本增殖规律,比如,资本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交易要讲信用,要有自由劳动力市场,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商品用途决定使用价值,市场供求大环境决定商品市场价值,供求小环境影响商品成交价格。商品生产中力求增值,商品交易中力求增价。生产增值是因为创造了剩余价值,交易增价是因为优化了资源配置,这都资本主义好的方面。
过去资本主义的问题集中在是分配制度方面。正如马克思揭示的,早期资产阶级通吃独占剩余价值(其实还有剩余价格),结果富者愈富,穷者愈相对穷;结果随着富者生产力提高,自身消费力增长却有限,穷者消费能力则相对下落,终至产能远大于消费能力、供远大于求,必然周期性地陷入经济危机。正如列宁揭示的,为解经济危机燃眉之急,资产阶级需要加快拓展国际市场和攫取殖民地廉价资源,于是资产阶级政府加强帝国主义政策。在帝国主义抢夺市场与资源的较量中又演变出了通吃与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美洲土著被帝国主义者大规模屠杀只是没有受到理论的重视而已,法西斯主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之间也产生了种族歧视和灭绝政策。在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和落后国家民族革命的多重教训与推动下,资本主义才渐渐演变进入了兼顾公平分配的阶段,但目前的国际公平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公平相比仍很不公平。在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中,人权观念受到重视,民权运动则推动着人权制度落实。然而过去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并不彻底。犹太人几十年来针对纳粹分子个人的报复行为仍只是狭隘的种族主义行为;人们也没有认识到,法西斯主义其实是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是强者通吃逻辑的强盗文化的产物之一。西方贵族本来就多是强盗出身,资产阶级又多出身贵族,圈地运动的先占先得是强盗之间的契约,屠杀美洲土著也是强盗行径,帝国主义就是以国家面目实行的强盗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强者通吃。私有制主张的是独占主义,共享利益被忽视;独占主义导致通吃主义,导致强盗、独裁、独占剩余价值、种族歧视与灭绝、极权等社会政治现象;因此,私有制作为万恶之源,错在独占主义即全盘私有化,恶在通吃主义。平等一开始只是作为强盗集团的资产阶级内部的平等,人权问题则是等到法西斯主义威胁到了资本家的人权才被受到重视。共产主义当然赞同平等和人权,但不止于此,共产主义还要建立公有制,实际只须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不致力于全球的分配公平,却一味只推行全球人权,效率必然事倍功半;问题是,美国真是诚心办好事么?实际上,在全球推行人权从根本上只是实现其本国利益的工具,否则不会在许多事情上搞双重标准。美国的人权旗帜似乎是道德的,法西斯主义似乎受到抑制,但独占主义的私有制文化和通吃主义的帝国主义行径却没有得到忏悔和纠正。祸根不除,祸端总会以新的面目产生。没有通吃主义,会有恐怖主义么?这个道理很简单,美国人却不愿意正视和接受。
另一方面,分配公平只能解决产能与消费能力总体平衡的问题,市场调控对短期或局部的经济平衡与走向也有很大影响,因而市场调控方法也一直得到资产主义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改进,比如调整税率扬抑供求保证眼前的经济平衡,反垄断以鼓励竞争从而保护市场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等等。虚拟经济无外乎以交易增价为动力,以优化资源配置为意义,如果无益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和消费,则应该得到调控治理。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如果少数既得利益者操纵市场调控政策,就会导致调控偏向甚至失效,损害整体经济,甚至导致经济危机。因此,政府应该超越财团的操纵左右,这仍然需要建立总体上的公有制,强调共享利益和分配公平,克服独占主义和通吃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的结合。
马克思揭示的资本主义金钱拜物教问题也至今仍没有得到解决。资本是用于增殖的商品,商品则是被市场物化量化的价值,资本主义导致几乎一切事物的评价都直接或最终被物化和量化,人的价值也总是被物化量化,人几乎只在物量空间保有主体地位。或者说,资本是人性的异化,资本主义却使得人的生活世界被资本给挤扁了。同样,科学主义也存在把人的生活世界物化和量化从而挤扁人的问题。后现代主义只是批判资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现代性,却没有超越现代性的理性建树,无法宏观地改造世界,只能以自悖自嘲或自欺欺人的手法装点粉饰一下的压抑的生活世界和落寞的内心世界。只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制度才能给破解资本挤扁人的问题提供政治经济条件,而超越逻辑主义和规律主义从而超越科学主义的东西合壁的文化则是破解资本与科学挤扁人问题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要干什么?首先是要借鉴应用马克思与列宁的理论成果解决中国问题,这一点争议不大;其次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形成马列理论成果的中国化表述和中国特色的应用方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这方面的代表,问题是应用性过重,研究性不足,主见性强,客观性不足,离开马克思这样的理论家则难以有超越中国眼前实践语境的深远洞见;然后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这方面工作光靠政治领袖是不行的,必须解放思想者,论辩证信化,道理证融化,在哲学社会科学全面的大发展中才能有马克思开启的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
第四篇: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学习专题
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学习专题
1、(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第十九条,物流运营单位发现违禁品的,不应当()。
A.向公安机关报告 B.予以封存 C.予以隔离 D.予以销毁
正确答案:D
2、(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的范围?()
A.宗教活动场所 B.宗教教职人员 C.宗教活动 D.境外宗教组织
正确答案:D
3、(单选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应对处置恐怖事件指挥体系,设立的三级指挥机构不包括()。
A.乡(镇)B.州市(地)C.县市(区)D.自治区
正确答案:A
4、(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将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A.乡级以上 B.县级以上 C.自治区 D.市级以上
正确答案:B
5、(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由()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设立。
A.县级 B.乡级 C.自治区 D.市级
正确答案:C
6、(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以上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A.中级 B.地方 C.初级 D.高级
正确答案:A
7、(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恐怖事件的有关信息,由()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
A.市级 B.县级 C.乡级 D.自治区
正确答案:D
8、(单选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嫌疑人员,可以依法采取的措施不包括()。
A.拘留 B.检查 C.盘问 D.传唤
正确答案:A
9、(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下列恐怖活动罪犯、极端主义罪犯中,不属于由监狱、看守所单独关押的是()。
A.在教育改造过程中态度不端正的
B.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和罪行重大的
C.对抗教育改造且有暴力倾向的
D.服刑期间又犯罪或煽动、教唆其他罪犯违法犯罪的
正确答案:A
10、(单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应当实行安全查验制度的物流运营单位不包括()。
A.送餐 B.邮政 C.货运 D.快递 正确答案:A
11、(多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应当()。
A.依法打击、宽严相济 B.尊重习俗、保障人权 C.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D.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正确答案:ABD
12、(多选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三条规定,下列哪些行为被认定为恐怖活动?()
A.准备实施恐怖活动 B.为恐怖分子提供技能培训 C.协助招募恐怖分子 D.制作视频传授恐怖袭击方法
正确答案:ABCD
13、(多选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规定,电信、互联网、金融、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
A.搜身检查 B.查验 C.实名登记 D.信息备案
正确答案:BCD
14、(多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下列哪些恐怖活动罪犯、极端主义罪犯应该由监狱、看守所单独关押?()
A.社区矫正失败的 B.服刑期间又犯罪或煽动、教唆其他罪犯违法犯罪的
C.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犯罪组织中的首要分子、共同犯罪中的主犯和罪行重大的
D.对抗教育改造且有暴力倾向的
正确答案:BCD
15、(多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宗教事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的管理。
A.宗教活动 B.宗教教职人员 C.境外宗教组织 D.宗教活动场所
正确答案:ABD
16、(多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坚持的原则包括()。
A.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B.专群结合、全民参与 C.防范为主、惩防结合 D.先发制敌、保持主动
正确答案:BCD
17、(多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在()情况下,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和有关单位应当根据情况,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提升安全防范等级,控制重要部位、重要设施的出入口和外围区域,必要时设置防爆设备、安检设备、车辆阻挡装置等。
A.战争期间 B.大型活动举办期间 C.特殊敏感时期 D.突发紧急事件
正确答案:BCD
18、(多选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规定,货运、邮政、快递等物流运营单位,发现违禁品的,应当予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A.封存 B.隔离 C.退回 D.销毁
正确答案:AB
19、(多选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下列哪些恐怖活动罪犯、极端主义罪犯应该由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等分别进行教育改造、矫正?()
A.被判处拘役的
B.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C.裁定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 D.被判处管制、缓刑的
正确答案:ABCD
20、(多选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规定,()有义务协助、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
A.宗教组织 B.单位 C.个人 D.邻国
正确答案:BC
确答案:A :
21、(判断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向上一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报告工作,紧急情况应当立即上报,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22、(判断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初级以上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依法认定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23、(判断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市(区)应对处置恐怖事件指挥机构负责指挥在县市(区)范围内发生的恐怖事件的应对处置。没有反恐怖领导机构的,由当地公安机关行使指挥权。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24、(判断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将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工作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25、(判断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规定,公安机关传唤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嫌疑人员,无须书面传唤或出示工作证件。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26、(判断题)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27、(判断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恐怖事件的有关信息,由县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统一发布。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28、(判断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建立应对处置恐怖事件指挥体系,设立自治区、州市(地)、县市(区)三级指挥机构,实行指挥长负责制。
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29、(判断题)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法》的规定,对刑满释放前经评估仍有社会危险性的恐怖活动、极端主义罪犯,监狱、看守所应在该罪犯刑满释放前三个月内将危险性评估结果和安置教育建议报送罪犯服刑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30、(判断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级以上人民政府会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边境地区管理,建立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边境防控体系。
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第五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学习专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学习专题
1、(单选题)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对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公告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应当立即()。A.予以冻结 B.直接销毁 C.进行监视 D.予以退还 正确答案:A
2、(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虚假恐怖事件信息,不得报道、传播可能引起模仿的恐怖活动的实施细节。A.不得相信 B.不得观看 C.不得保存 D.不得编造、传播 正确答案:D
3、(单选题)审计、财政、税务等部门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有关单位实施监督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资金流入流出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应当及时通报()。A.反洗钱行政部门 B.国务院 C.公安机关 D.上级部门 正确答案:C
4、(单选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派员出境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由()批准。A.中央军事委员会 B.国务院 C.人民代表大会 D.全国人大常委会 正确答案:A
5、(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活动组织,是指()以上为实施恐怖活动而组成的犯罪组织。A.两人 B.三人 C.十人 D.四人
正确答案:B
6、(单选题)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监狱、看守所应当在刑满释放前根据其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服刑期间的表现,释放后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等进行()。A.记录档案 B.监视 C.社区矫正 D.社会危险性评估 正确答案:D
7、(单选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根据分工,实行(),依法做好反恐怖主义工作。A.领导制 B.民主集中制 C.工作责任制 D.互帮互助 正确答案:C
8、(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规定,()对安置教育的决定和执行实行监督。A.人民检察院 B.公安机关 C.人民法院 D.社区委员会 正确答案:A
9、(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安置教育由()组织实施。
A.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B.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C.国家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 D.省级人民政府 正确答案:D
10、(单选题)反恐怖主义工作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A.依法进行 B.持续进行 C.定时进行 D.秘密进行 正确答案:A
11、(单选题)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A.学历审查 B.安全背景审查 C.应急能力测试 D.全面身体检查 正确答案:B
12、(单选题)被认定的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对认定不服的,可以通过()申请复核。
A.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的办事机构 B.检察院 C.公安机关法院 D.国家
正确答案:A
13、(单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活动人员,是指()。A.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B.实施恐怖活动的人和恐怖活动组织的成员 C.恐怖活动组织者 D.实施恐怖活动的人 正确答案:B
14、(单选题)铁路、公路、水上、航空的货运和邮政、快递等物流运营单位应当实行安全查验制度,对禁止运输、寄递,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或者客户拒绝安全查验的物品,()。A.准予运输 B.不得运输、寄递 C.予以封存 D.予以销毁 正确答案:B
15、(单选题)对依照《反恐怖主义法》规定,查封、扣押、冻结、扣留、收缴的物品、资金等,经审查发现与恐怖主义无关的,应当()。A.进行销毁
B.及时解除有关措施,予以退还 C.进行公开拍卖 D.合理补偿 正确答案:B
16、(单选题)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的义务,发现恐怖活动嫌疑或者恐怖活动嫌疑人员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A.保护 B.支持 C.保证 D.协助
正确答案:D
17、(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依靠、动员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反恐怖主义工作。A.领导机制 B.通讯机制 C.相互联系机制 D.联动配合机制 正确答案:D
18、(单选题)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有关部门和单位、个人应当对履行反恐怖主义工作职责、义务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A.予以公开 B.予以保密 C.记录档案 D.报告主管部门 正确答案:B
19、(单选题)国家将反恐怖主义纳入()。A.国家安全规划 B.国家发展战略 C.国家发展规划 D.国家安全战略 正确答案:D
20、(单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未依照规定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轨道交通站、公路长途客运站、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物品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A.十万元以下罚款,一万元以下罚款 B.五万元以下罚款,五千元以下罚款 C.二十万元以下罚款,二万元以下罚款 D.一万元以下罚款,二千元以下罚款 正确答案:A
21、(多选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A.煽动歧视 B.鼓吹暴力 C.煽动仇恨 D.煽动分裂 正确答案:ABC
22、(多选题)海关在对进出境人员携带现金和无记名有价证券实施监管的过程中,发现涉嫌恐怖主义融资的,应当立即通报()。
A.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 B.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C.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 D.有管辖权的国家安全机关 正确答案:AC
23、(多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生产和进口单位应当依照规定对以下哪些物品作出电子追踪标识?()A.枪支 B.管制器具 C.危险化学品 D.民用爆炸物品 正确答案:ABCD
24、(多选题)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可以采取()措施。A.销毁 B.扣押 C.冻结 D.查封
正确答案:BCD
25、(多选题)因报告和制止恐怖活动,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作证,或者从事反恐怖主义工作,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经本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申请,公安机关、有关部门应当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A.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B.变更被保护人员的姓名,重新安排住所和工作单位 C.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D.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被保护人员 正确答案:ABCD
26、(多选题)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将()的单位、场所、活动、设施等确定为防范恐怖袭击的重点目标,报本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备案。A.遭受过恐怖袭击
B.遭受恐怖袭击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或者社会影响
C.曾发生过重大的人身伤亡 D.遭受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较大 正确答案:BD
27、(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主义,是指通过()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A.胁迫 B.破坏 C.暴力 D.恐吓
正确答案:BCD
28、(多选题)对依照《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空域、航空器和飞行活动管理,严密防范针对航空器或者利用飞行活动实施的恐怖活动。A.公安 B.检察院 C.民用航空 D.飞行管制 正确答案:ACD
29、(多选题)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对嫌疑人员进行()。A.盘问 B.传唤 C.拘留 D.检查
正确答案:ABD
30、(多选题)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依法取缔恐怖活动组织,对任何()恐怖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A.准备实施 B.实施 C.策划 D.组织
正确答案:ABCD
31、(多选题)以下选项中,属于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遵守的约束措施的有()。A.不得参加大型群众性活动或者从事特定的活动
B.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指定的处所 C.未经公安机关批准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进入特定的场所
D.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正确答案:ABCD
32、(多选题)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应当尊重公民的(),禁止任何基于地域、民族、宗教等理由的歧视性做法。A.宗教信仰自由 B.个人尊严 C.民族风俗习惯 D.隐私权
正确答案:AC
33、(多选题)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应当对恐怖事件的发生和应对处置工作进行(),提出防范和应对处置改进措施,向上一级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报告。A.集体讨论 B.全面分析 C.向社会公开 D.总结评估 正确答案:BD
34、(多选题)对于哪些恐怖活动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刑事管辖权,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A.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
B.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
C.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恐怖活动犯罪
D.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实施的恐怖活动犯罪
正确答案:ABCD
35、(多选题)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落实网络安全、信息内容监督制度和安全技术防范措施,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发现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并向公安机关或者有关部门报告。A.删除相关记录 B.删除相关信息 C.停止传输 D.保存相关记录 正确答案:BCD
36、(多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下列属于公安机关有权做出的有()。
A.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根据其危险程度,责令恐怖活动嫌疑人员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
B.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相关信息和材料
C.公安机关经调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立案侦查
D.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查询嫌疑人员的存款 正确答案:ABCD
37、(多选题)《反恐怖主义法》所称恐怖事件,是指()。
A.正在发生的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B.正在发生的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C.已经发生的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D.已经发生的造成重大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 正确答案:ABCD
38、(多选题)出入境证件签发机关、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对恐怖活动人员和恐怖活动嫌疑人员,有权()。A.宣布其出境入境证件作废 B.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 C.决定不准其出境入境 D.扣押不法分子 正确答案:ABC
39、(多选题)单位违反《反恐怖主义法》规定的法律后果有()。A.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B.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从事相关业务、提供相关服务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C.情节严重的,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撤销登记或者责令停产停业 D.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有关证照或者撤销登记 正确答案:BD
40、(多选题)根据《反恐怖主义法》的规定,负责严密组织国(边)境巡逻的职责主体有()。A.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B.民兵组织 C.中国人民解放军 D.公安机关 正确答案:CD
41、(判断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因履行反恐怖主义职责的紧急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但必须补偿。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42、(判断题)国家鼓励、支持反恐怖主义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开发和推广使用先进的反恐怖主义技术、设备。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43、(判断题)《反恐怖主义法》规定,被安置教育人员无权申请解除安置教育。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44、(判断题)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反恐怖主义情报信息搜集工作,对搜集的有关线索、人员、行动类情报信息,应当依照规定及时统一归口报送国家反恐怖主义情报中心。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45、(判断题)新闻、广播、电视、文化、宗教、互联网等有关单位,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社会进行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46、(判断题)国务院外交、公安、国家安全、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商务、旅游等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境外投资合作、旅游等安全风险评估制度。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47、(判断题)检验检疫机关发现涉嫌恐怖活动物品的,应当依法扣留,并立即移送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48、(判断题)恐怖事件发生后,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A.对 B.错
正确答案:错
49、(判断题)公安机关调查恐怖活动嫌疑,可以通知了解有关情况的人员到公安机关或者其他地点接受询问。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
50、(判断题)监狱、看守所、社区矫正机构应当加强对服刑的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的管理、教育、矫正等工作。监狱、看守所对恐怖活动罪犯和极端主义罪犯,根据教育改造和维护监管秩序的需要,可以与普通刑事罪犯混合关押,也可以个别关押。A.对 B.错
正确答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