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研究

第一篇：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研究

【摘要】本文认为，彩礼虽然在新中国成立时就在国家法上予以取缔，但在民间却不曾消失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彩礼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虽然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但也具有积极功能。

【关键词】彩礼；变迁；功能

彩礼从西周就以国家法的形式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中华民国时期。但在共产党的实际控制根据地，收受彩礼被认为是买卖婚姻的手段，彩礼在法律上被明文予以废止。从此，彩礼彻底被排除在国家法之外，演变为民间习俗。彩礼以民俗的方式存在于乡土社会，是婚姻交换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伴随着男女双方（家庭）在具体彩礼的财与物的多少上的讨价还价，婚姻交换得以进行。

就本文为而言，主要是基于笔者在云南省昭阳区a村的社会调查，主要想探讨彩礼作为乡土社会婚姻缔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呈献出上升的趋势，这种趋势是否影响到农民的生活，又是怎样影响的？

一、彩礼消费的变迁

彩礼伴随着婚姻的出现，是旧时婚礼的程序之一，但建国以来，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法律的进步和发展早已被取代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农村经济得以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大部分地区都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彩礼却有所抬头。

费孝通在《三访江村》中指出：“名义上男方要给女方一笔礼金，而这一笔礼金实际上是给女方准备嫁妆的津贴，这几年经济好转后，女方提供的嫁妆，一般说来都超过礼金所能购买的东西”。就彩礼的的性质来说，韦斯马尔克认为：“在新郎方面的赠礼所表示的好意或尊敬是以此证实自己有维持妻子的能力”。韦氏的这一看法很有道理，得到了许多婚姻事实的证明。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彩礼是从男方家庭转移出来的，出于不同的目的或心态和用途，是结婚的一种必备条件，它不仅仅是婚姻费用支持，也是一种文化传承。另外，目前的彩礼不再是买卖婚姻的性质，而是对现实的回应。

根据文献资料分析，从1978年至今彩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30年的功夫，彩礼从几十块长到几百块，几百块再长到几千块，几千块又长到现在的几万块。至于彩礼的多少，视情况而定，由于各地的习俗不同，彩礼的形式与内容也不同，但不外乎物品、现金、食物之类的东西。根据调查，80年代，彩礼费用一般在几百元到两三千元，除了给女方的衣物，见面礼外还包括电视机（一般是黑白的）、自行车、缝纫机；进入九十年代，费用提升到七八千元，包括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等。而近几年，农村彩礼‘行情’是少则两三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向城市靠齐，追求“新三样”： 电脑、首饰、房子甚至是汽车。调查中，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中，49.4%的家庭收（送）过彩礼。①一位农民说，现在的彩礼“行情”是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元②结婚费用不断提高。高额的彩礼使许多生活本不富裕的家庭，为了给付彩礼而举家债台高筑，造成了极其沉重的经济负担。

二、农村彩礼消费的功能分析

功能主义认为，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相互依从的各部分组成，系统中的每一部分都有一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作用而将功能划分为正功能和负功能。笔者将彩礼放于整个社会系统中探讨其功能。

（一）正功能

1.彩礼性质的转变，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彩礼是由西周“六礼”中的纳征转化而来，即男方家为了与女方家订婚的目的而向女方家送的一定数额的货币或实物，女方一旦接受了男方所送的财物，就构成承诺、宣告订婚。在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环境下，妇女也是劳动力之一。当女子一旦嫁到男方家后，女方家就缺少了一个劳动力，为了弥补女方家庭因此而受到的损失，男方家就以彩礼作为补偿以报答女方父母的养育之恩。且现在乡土社会中兴起的彩礼不同于传统中“彩礼”的性质。传统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转移到女方家庭的财物和货币，有买卖婚的嫌疑。现在的彩礼它并不是传统习俗的复兴，而是地方民众对社会政治、经济变迁的回应与对策。③因为男方并未因给了彩礼而在经济上处于可以支配女方的地位，女方也并未因索取接受了男方的彩礼而出卖了自己，两者之间的人身关系仍然是平等的。同时，彩礼并不仅仅限于新郎对新娘家的补偿，而且是婚姻双方父母出于对婚后小家庭的帮扶与资助，主动和自愿的以彩礼的形式实现财产在代际之间的转移。

2.男女双方家庭在彩礼数额上的谈判，女性获得了参与权

传统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方家长就彩礼数额的多少进行商谈，双方父母起到决定作用，未婚男女在婚姻谈判中处于从属地位、被支配地位。同时，从男方家庭流向女方家庭的彩礼是男方对女方家庭养育之恩的表达，受益者是女方家庭，妇女对自己的彩礼没有支配权。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受经济水平以及社会政治、文化运动的影响，婚姻消费处于低谷。农民的基本生活都难以得到保障，婚姻中的彩礼也大大简化。

案例一：洪某，男，61岁。1971年与同村的赵某结婚。当时由于经济较差、兄弟姐妹又多，每顿基本上都吃不饱。洪某当过三年的兵，退伍后转业到当地的林业局，工资30元左右，这在当地还属于工资较高的了。在与赵某谈恋爱时，初次见面时送了赵某一双袜子和一块手巾。两人半年基本上就确定了关系，准备结婚。在开庚（当地订婚的一种说法，即男方请着介绍人带着彩礼去女方家定亲，交换双方男女的生辰八字，以备开庚后确定结婚的日子）的时候，介绍人陪着洪某去赵家，他只带了两盒当地的特产绿豆糕、两瓶酒、两包糖，二套半（送给女方的布料，制作一套衣服需要12尺布。由于是结婚讲究成双成对，一般都会选择双数。同时，当地风俗里还时兴“有余有剩——每年除去生产生活所需的花费，年底还有余钱”，象征着日子红红火火。因此根据家庭情况，送给女方的布料一般是二套半、四套半最多到八套半）以及 “七斤方八斤肉”（当地特有的一种风俗，代表婚后生活和美富裕。七斤方：是指正方形的一块猪肉；八斤肉：是指八斤左右的一块火腿）就去订婚了。

80年代后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彩礼的变化。除了原有的礼俗，开庚时带着的礼物种类也大大丰富，不仅仅包括成双成对的食品，送给女方的衣服或布料，还囊括了当时比较时尚的“三响一转”，以及原先男女双方上谈好的礼金。所有的彩礼都会用红纸包装好来凸显喜庆的气氛。礼金也随着生产的发展得以提高，从最初的几十块一直提升到现在的一两万，最高的甚至有送56000的。女性在开庚前的对彩礼商议也有了发言权，比如像调研中的访谈对象王某。

案例二：王某，女，2007年结婚的。王某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挺有经济头脑，自己做点小生意。在和笔者谈到当时自己开庚时彩礼时就说“我开庚前就和他说好了（她老公），开庚的时候东西我不管，但礼金一定要有16000元，少了我不干。当时村子里边大家的礼金差不多都是一万多，我也不能少了。再说了，把礼金给我，还不是为了买家具（嫁妆，当地的习俗是男方提供房子和彩礼，女方买家具。在结婚前一天，过礼——新郎请着亲戚，去新娘家把家具搬回到新房）呀”。

3.彩礼为小家庭奠定经济基础

过去，新娘由于年轻和没有经济收入，新娘在对自己嫁妆置办时，也由过去的完全依赖与父母转变为父母和自己共同筹办。自己的嫁妆完全没有发言权，父母决定给什么就是什么，给多少就是多少。在父母看来，女儿就是个赔钱的，不仅白养大还要白送给人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女性接受教育以及出外打工，受到城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经济的独立，逐渐提高了她们的家庭地位。在婚姻谈判中，她们也会积极参与进来为自己的家装进行筹划。同时，彩礼的用途也在两个家庭之间发生着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对女方家庭的补偿，而且转变为对新婚小家庭的资助，女性对彩礼也有了支配权。无论男方给女方多少的礼金，新娘最终会以嫁妆的形式带入新家庭。而且女方父母也不会将彩礼完全据为己有，除了男方开庚时送的食品会留下外，礼金包括衣服、首饰等都会留给女儿。女性在得到礼金后，就会和自己的父母、男朋友商议要买哪些什么家具，或者存着作为自己的储蓄。女方父母也会再给与新娘一些资金资助，使其婚后生活宽裕。在婚后生活时，女性自己仍具有对礼金的绝对管理权和支配权。

案例三：2012年1月，李某（23岁，女）与徐某结婚（34岁，男）。在开庚时，男方给了她14606块的礼金。结婚时的住房、家具都是男方提供了，李某只买了一些床上用品，礼金基本上完全存着。婚后，李某利用存着的礼金，在自己家一楼开了个超市，生意做得还不错。

（二）负功能

彩礼本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它着眼于礼，加强了姻亲之间的联系。同时女性也在彩礼的博弈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和支配权。但高额的彩礼消费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第一，居高不下的彩礼给农村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影响到男方的正常生产生活。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收入有了明显提高，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但是急剧上升的彩礼却从几十块增加至几万元对农民的生活造成影响。彩礼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在女方提出自己彩礼要求时，如果超出了男方的语气而且男方并没有经济能力的情况下，往往会请介绍人与女方协商。如果协商后女方并没有让步，结果要么是因为彩礼问题意见不同而分道扬镳，要么是男方家庭咬牙借债以满足女方的要求、但婚后生活可能就会节衣缩食慢慢还债。

第二，彩礼消费尽管一定程度上促使家庭生活质量的变革，但盲目的攀比却不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彩礼作为一种炫耀性消费，直接涉及到人们的面子问题。就像在一个村子里面，尽管各家的彩礼只是男女双方家庭在商议，但这已经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假如女方在彩礼谈判中要求礼金需要8000，那么很快大家都知道了。其他家结婚的时候，一般都不会少于这个数，因为如果低了，被人就会说闲话，而且自己也不甘心“凭什么我得少要呀”。村民们互相攀比的心理，为了面子，为了炫耀，为了名声，提高彩礼金额。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这样一个例子：

王某，女，2005年结婚，从其他村嫁给官坝村的于某。在农村婚姻谈判中，王某提出购买冰箱，于某并不同意，因为在农村冰箱还属于奢侈消费品，对于日常生产活动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在交涉过程中于某妥协了，因为女方说如果不买冰箱就不结婚了。没办法，于某只得照办。但结婚后却从来没有用过。

笔者问为什么不使用。

王某答：“电费太高，再说结婚后就和老人分家，人又少，根本没必要用。”

“那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一定要男方买呢？”

王某：“当时我们村有几家结婚的，人家都买了冰箱，在我们村还很新鲜，大家心里面都很羡慕，我当然也很想要。再说，那几年结婚，大家差不多都是这个经济水准，我总不能比别人低，那会让人瞧不起的。”

由此看来，老百姓其实并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会想方设法的购买高档商品，他们并不是想消费物品本身，而是想消费这种物品所代表的符号，地位，身份。

第三，高额彩礼消费不利用农村婚姻自由和现代婚恋观念的建立。现代社会婚姻法规定了在领取结婚证以前，男女双方遵循自由恋爱。而彩礼作为婚姻缔结的程序之一，使婚姻的自由受到了限制。在调研地区，男方在开庚的给女方家彩礼，相当于订婚，即在全村人面前确定了男女关系，任何一方都不能随意解除，否则根据习俗就得赔偿对方的青春损失费、农忙时来帮忙的劳务费、以及赠送物品的价额等。这笔赔偿往往会很高，因此只有是男女双方根本没办法相处，一般都不会悔婚。这样的彩礼不利于现代婚姻观念的建立；它使婚姻蒙上了太多的物质因素，影响了婚后的生活质量与家庭的稳定。

三、小结

彩礼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农村婚姻礼俗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功能。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是正确地客观的认识彩礼问题。彩礼是在历史变迁中形成的，在我国当前社会里，彩礼消费既有其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因此，我们要区别对待。彩礼作为婚姻民俗，应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过度消费。其次是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彩礼之风在农村比在城市盛行，原因之一是城市青年在经济上比农村青年有更多的独立权。农村青年尽管已经是成年人，但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分配上还一定程度依赖于家庭，婚姻易受父母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因此利用法律手段，村规民约，制约不良风气的增长态势；加大宣传和教育，深化农村适龄青年的“四自”精神和价值观、婚恋观教育，让婚育新风真正进家庭，改变传统的陋习，崇尚积极进取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走向富裕、和谐、文明。

【注释】

②杜丽言.农村婚嫁彩礼负担调查[j].新闻世界，2006，（02）.③吉国秀著.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1.【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吉国秀.婚姻仪礼变迁与社会网络重建：以辽宁省东部山区清原镇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孙淑敏.农民的择偶形态：对西北赵村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刘达临.婚姻社会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5]尼古拉·埃尔潘著，孙沛东译.消费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作者简介】

张恩义（1987—），女，云南昭通人，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区研究；张洪才（1956—），男，云南昭通人，昭通学院思政课教学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第二篇：农村消费维权问题研究

农村消费维权问题研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真实掌握农村消费维权现状以及当前农村消费当前的存在问题、建议，按照“五个四”和“五个更加”的要求，结合我区开展“七个工商建设”和“解放思想、赶超跨越”大讨论活动，以切实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责，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主题，对我县农村消费维权问题进行调研：

一、我县农村消费维权现状

1、我县维权网络建设情况。为了进一步扩大消费维权网络的社会覆盖面，积极推进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络体系建设，快捷高效受理和处理消费者申诉、投诉和举报，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局结合“五进”工作，稳步推进“一会两站”建设，经过近几年的努力，农村消费维权网络建设得到了迅速扩大。目前，已在全县建立了＊个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个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分会，在＊＊＊个行政村建立了＊＊＊个消费者投诉站和12315联络站，占全区行政村的＊＊＊%，在＊个商场、＊个企业、＊个社区、＊个市场建立了＊＊＊个消费者投诉站和12315联络站；已形成了农村消费者投诉不出村的维权格局。

2、我县农村消费维权受理情况。2009，我县共受理各类农村消费者申诉＊＊起，举报＊＊起，调解处理＊＊起，调解处理率100%。2010，我县共受理各类农村消费者申诉＊＊起，举报＊＊起，调解处理＊＊起，调解处理率100%。2011，我县共受

1理各类农村消费者申诉＊＊起，举报＊＊起，调解处理＊＊起，调解处理率100%。

二、农村消费维权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我们积极推进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格体系建设，扩大农村消费维权网络的覆盖面，但农村消费维权仍存在较多问题，比较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消费者维权意识不强、能力不够。

当前，农村消费者的法律观念还比较淡薄，同时又受传统习惯的影响，在自己的权益受损时，很多农村消费者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打掉牙往肚里吞，不积极寻求相关部门的帮助；农村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选购商品往往只注重价格，而不太注重质量，为了节俭，食用不安全、不卫生的食品、药品、保健品的情况时有发生。其次，证据意识不强，很多消费纠纷就是因为没有证据而很难顺利开展调解。最后，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和相关法律知识的欠缺，农村消费者在维权过程中也常处于不利地位。两站维权员

2、两站维权员农村消费环境堪忧。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问题商品充斥农村市场，虚假广告欺骗农村消费者，农村服务环境差，使得农村消费者的权益比城市消费者的权益受损机率更大。首先，农村消费者的消费环境不理想，大部分村民表示日常生活用品一般是在村上的副食店就近购买，但这些副食店经营者都是本村的农民，本身对假冒伪劣商品的辨别能力差，有的为了贪图价格便宜，根本不在正规的市场和批发商进货，造成农村日用消费品市场商品质量得不到有效保

障。其次，是过期变质食品充斥市场。两站维权员由于农村消费量小面广，副食店的商品到了有效期以后，店主舍不得扔掉，要么自己吃，要么继续销售，造成过期变质食品比较普遍。

3、农村经营者的素质不高，辨别商品真伪的能力较低。

农村商店的经营者大多为农民，且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对法律和商品知识了解有限。经营者在购货时大都无法辨别商品的真假，有时购进的商品就是假劣或是要到期的，结果在自己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销售给了农村消费者，造成了一定的危害。

4、农村消费维权监督网发挥作用不明显。

首先，两站维权员年龄偏大，70%以上年龄在40-50之间，40岁以下的不到30%；文化层次偏低，60%以上为小学文化，只有10%左右达到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专业水平不高，法律法规不熟悉，绝大部分两站维权员没有系统接受消费维权知识培训，缺乏熟练的消费调解工作技巧；工作责任意识不强，推诿、应付等现象时两站维权员有出现；全部属兼职，缺乏时间保障，忙于其他事务，未能尽监督职责。其次，经费缺乏保障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利益激励机制是调动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手段。由于受财政经费供给体制限制，工商部门或地方财政没有专门的经费用于两站维权员队伍运转开支，目前两站维权员属于一种纯义务性地配合工商部门工作。两站维权员工作是一项需要耗费大量人力、时间的经常性工作，没有稳定的经费保障，必然影响两站维权员工作的正常开展，特别是对长期坚持必将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对村级消费维权点的检查过程中，已经暴露出类似的问题，部分两站维权员的登记台帐目前还是空白。没有经费的保障，两站维权

员工作可能会两站维权员流于形式，甚至会引发部分两站维权员的抵触情绪，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工作的深入开展。

5、两站维权员消费维权力量薄弱，农村在开展消费维权宣传、教育方面宣传不够。

消费者保护组织在农村不够健全，各相关职能部门由于受人力、交通、信息、经费等条件限制，对农民消费维权力不从心，很难及时发现问题并实施有力的监督。基层工商所不仅要对市场经营主体进行日常监管，还要对辖区内违法经营主体进行查处，此外每年还有不少的阶段性和临时性的工作，还要随时配合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从以上的各种数据不难看出监管工作的的繁重，使得维权力量相对薄弱。

6、农村居民收入及购买力水平低下。

农村消费者分散低下的购买力使许多新兴的现代商业组织

缺乏进入农村市场的诱动力。另一方面，支付能力的限制也使农村消费者购买商品时常以追求价廉为主要动机两站维权员而忽略和降低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从而使假冒伪劣商品在农村市场上得以存活，使农村消费者权益屡受侵害。在劣质婴儿奶粉事件中，许多家长选购劣质奶粉的原因两站维权员就是图便宜。

三、农村消费维权建议

根据我县目前农村消费维权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开展消费维权知识下乡扶贫，提高农村消费者的维权能力。一两站维权员方面，各级政府、工商部门和消协者组织，应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普法宣传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形

式普及维权知识，使宣传教育和维权工作进入村组、进两站维权员入农户、进入田间地头，提高农村消费者自我维权意识，使他们能够善于并勇于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维权，与侵权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经营者的诚信两站维权员教育，帮助他们树立良好的经营道德观，自觉履行经营者维权义务。

2、完善维权网络建设，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一是由政府组织，工商牵头，有关部门参与，在乡（镇）政府有关部门建立12315互动联络网，形成社会合力；二是把维权工作关口前移，在市场和经营企业建立12315联络网，使其加强自律，严把商品进货、销售、服务关；三是在农村行政村建立12315联络站（点），聘请工作责任心强、热心为群众服务的村干部担任维权工作员，协助工商、消委会等部门更好地处理农村消费者的投诉、申诉、举报。

3、抓住特点，突出重点，注重维权工作的实效。要两站维权员根据农业生产季节和农民消费习惯等特点，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维权工作，力求收到实效，避免形式主义。一是要以方便群众投诉，快速调解为重点。快捷、简两站维权员便、高效地调处一般消费纠纷，挽回消费者损失，让群众满意；二是以查处大要案件为重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利益。特别是对涉及农业生产、生活所需的重要商两站维权员品的假冒伪劣、欺诈等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必须严肃依法查处；三是以商品质量监管为重点，从源头上把好市场准入关，对假冒伪劣商品立即查扣和销毁，使其两站维权员不得再次流入市场，并同时追根溯源，做到标本兼治；四是以市场巡查动态监管为重点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的日常监管，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变事后保护为事前预两站维

权员防；五是建立健全农村消费维权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是严格执法、依法行政，使维权工作有章可循；六是加强经营者信用建设，建立经营信用等级，分类监管，促两站维权员进经营者依法经营。

4、细化消费维权工作责任，杜绝“不作为”现象。各级政府应把农村维权工作纳入政府的目标考核，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各乡镇政府、执法部门的职能职责。一经发现失职渎职、以权谋私、行政不作为等行为和对年终目标考核不过关者将依法依纪进行严肃处理。

5、加强对农村维权工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其综合素质。消两站维权员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新型的消费纠纷不断产生，消费者维权工作不断向深层次领域发展，对从事消保工作的工商干部提两站维权员出了更高的要求。各级工商部门和消费者组织既要加强对维权工作的领导，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又要下大力加强维权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维权工作人员的两站维权员综合素质。特别是对聘请的农村维权工作人员要组织好培训学习，使他们掌握维权必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更好地适应农村维权工作的需要。

第三篇：结婚彩礼法律问题研究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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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彩礼法律问题研究

作者：岳超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2期

【摘要】婚约财产案件及离婚引起的彩礼返还问题在现今民事案件中仍占一定比例，由此也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结婚给付彩礼现象仍大量存在。彩礼在中国历史悠久，现今在我国广大农村、经济不发达地区仍存在此现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

第十条对彩礼返还的条件进行了规范，为人民法院审理大量彩礼案件提供了可供适用的法律依据，该条规定实施以来，效果不尽如人意，经常导致判同案不同判，显失公正，引起当事人累诉、上访、缠诉的尴尬局面。

【关键词】彩礼；比例返还；自由裁量

一、彩礼的特征及性质

彩礼的给付目的在于将来缔结婚姻关系，这一给付目的将彩礼与一般的赠与行为区别开来。作为给付彩礼的代价中，本身蕴含着以对方答应结婚为前提。男女双方在婚前可能互赠礼物而不附加任何条件，并不以结婚为目的，是一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赠与行为，已经履行完毕的，不能要求返还。在男女双方恋爱期间，购买衣物、食品等必需品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价值较小，在不能证明系为结婚而特意购买等情况下，应认定为一般的赠与而非彩礼，但诸如大额现金、房屋、饰品等物品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特别是戒指等饰品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义，是为了缔结婚姻而赠与，应当认定为彩礼。以下对彩礼的特征和性质进行讨论：

（一）目的作用

彩礼给付不只是订婚时给付，不经过订婚程序直接结婚的也要给付。彩礼一般由男方给付女方，是对女方抚养教育的补偿，对女方父母赡养的预支，为女方制办嫁妆和酒席等开支。女方接受彩礼后，根据习俗也需回馈男方礼品，如西装、皮鞋和摩托车等，这种财产来往是不平等的，来多去少。彩礼给付接受后，当事人确立了恋爱关系，若双方再与他人恋爱，则要承担彩礼归属的风险。

（二）范围

彩礼给付的形式一般为现金和物品，它的名称一般为聘金、见面礼、新娘衣和酒水钱，送节礼和各项金器。

（三）主体

给付方一般要拿出家中大部分积蓄，有的还要借债置办，接受方为女方及其父母。若因彩礼负债一般由父母或结婚后男女双方共同偿还。

（四）彩礼支出

接受的彩礼一般用于购置嫁妆，回馈男方，制办酒席。开支后一般所剩无几，有的女方还要额外出资。

（五）地域

一般为广大农村，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最容易产生彩礼返还的纠纷，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彩礼返还的情况一般比较少，都懂得相互礼让。

司法实践中对男方给付的财物哪些属于彩礼认定不一，彩礼不是法律用语，《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征求意见稿采用了“结婚前给付对方的财物”的用语，是为了缩小结婚前给付财物返还的适用范围，才不得已用了彩礼这个名称。对于彩礼给付的性质，理论上有附解除条件说、所有权转移说、从契约说、证约定金说等，以附解除条件说为通说，这种民事法律行为在条件成就前只成立未生效，只有当条件成就后，才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要件。《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对没有形成婚姻关系的，彩礼应当返还，形成婚姻关系的，原则上可以不用返还，只是在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已缔结婚姻关系的彩礼也要归还给对方，这样相互矛盾的规定，显于附解除条件说不适应，因附解除条件说认为，只要已结婚，给付彩礼的民事行为已生效，无论出现何种特殊情况，皆不发生返还。

二、彩礼的范围及返还

建立婚约，男方给女方的财物一般有聘金、见面礼、酒水钱和金器，司法实践出现的各种财物给付形式那此属彩礼没有界定，根据附条件赠与说的法律特征，判断依据为给付此项财物时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是为了培养、增进感情的给付还是以结婚为条件的给付。实际生活中当事人给付财物时不会明说更没有书面合同表达心理状态，是默示意思表示，判断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给付的时空，财物的价值，依社会一般观念为之，如聘金，较大数额的见面礼，按女方提供的礼单给付的各种财物就是附有条件的，而双方父母给付的小额礼物，男女双方非正式情况互赠的礼物就没有附有条件。因此，彩礼没有固定的名称和范围，而是根据上述方法判断。

彩礼应如何返还，存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理解适用《关于适用若干问题解释

（二）》第十条规定的“应当”的规定，有的认为是适当返还，有的认为是全部返还。根据附条件解除的赠与法律特征和他国的规定，“应当”是全部返还，而司法实践一直是适当返还。不难看出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一直也持此观点，1984年《关于贯彻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女方有重大过错的借婚姻索取彩礼的行为，只是酌情返还，更何况在女方没有任何或过轻的过错，按习俗接受彩礼的情形下，更应当适当返还。因此，实践中各级法院对彩礼返还皆适用适当返还，只是没有阐述法理依据而已。因此，我们对《意见》第十条“应当”应作以下理解，对彩礼是否返还进行肯定表态，返还比例由各地法院根据实际情况、风俗习惯自由裁量。

三、比例返还之法理

我国地域之大，民风习俗各异，经济发展不平衡，彩礼的返还比例问题很难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司法又不能回避矛盾，正确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之法理又不能否定抛弃，因此，我们可参照《台湾民法典》第977条之规定，建立婚约损害赔偿制度，其损害的范围为财产上的损失和非财产上的损失，以保护女性及无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在适用婚约损害赔偿时，判断过失，应有利于女方解释，考虑当地的风俗习惯，依当地的社会一般观念，公平合理保护女性的权益。如，男女双方已同居，男方无故不结婚要求返还彩礼，男方有禁止结婚的疾病，采取欺骗手段等可认定男方具有过错，对女方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失进行赔偿。彩礼返还是针对女性担责而设立的制度，对女性明显不公，而婚约损害赔偿制度是针对保护女性设立的制度，只有将二者同时配合设立，法律制度才是公平和谐的。

在女方非借婚姻索要财物的情况下，可以将嫁妆、金器折价归男方，男方为女方购买的衣物或用钱折给女方自购的衣物视为没有附条件的赠与，以此操作保护女性一方。当然女方给付男方的财物，也应在彩礼返还中进行折算。

四、条件成就的原因与返还

目前我们尚未建立婚约损害赔偿制度，在程序上如何操作还待摸索，一般为反诉或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司法实践中，为了公平合理处理彩礼案件，对彩礼进行比例返还，保护女性的合法权益，在判决法理和思维中，可对女方因婚约产生的损害进行补偿，在彩礼返还中进行扣除，根据各类情况，一般应作区别对待：

（一）解除婚约

若当事人双方没有过错，根据附解除条件赠与的法律特征，当事人双方附有条件给付对方的财物，应全额返还。根据过错程度，若双方已同居或发生了性关系，女方无故毁约的，可返还60至80%之间，男方无故毁约的，返还控制在60%以下；按夫妻关系同居生活并已生育子女的，男方无故毁约，提出彩礼返还的，返还50%以下；女方无故毁约的，返还60%-70%；男方隐瞒禁止结婚的疾病、采取欺骗手段的，返还60%以下；隐瞒其它疾病造成不能成婚的，返还70%以下；

（二）借婚约或婚姻索要财物

女方完全是为了借婚约索取财物，而非出于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彩礼一到手就提出解除婚约或制造事端迫使男方提出，应全额返还。对于已结婚的，若没有同居生活，应全额返还，虽已同居生活，但未生育子女，且婚姻未二年，可返还50-70%，若双方已生育，且婚姻满两年或以上的，原有的假借结婚之名骗取财物的，此时已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如果假借结婚之名骗取财物，不会为其生儿育女并且共同生活两年或两年以上，此时离婚可不考虑彩礼的返还，若男方确实困难，又为婚姻欠债，可适用《婚姻法》第四十二条予以救济。

（三）离婚

当事人结婚后离婚，附解除条件赠与行为已生效，民事法律关系已完成，已没有解除赠与的条件，当然也没有依此返还彩礼的问题。对于结婚未愈二年，且没有生育子女，因给付彩礼造成男方生活困难，根据男方生活困难的程度、女方的实际情况适当返还彩礼。

（四）无效、可撤销婚姻

造成无效、可撤销婚姻若与当事人获取彩礼目的无关，因当事人已实际同居生活，履行了夫妻的权利义务，有的已生育子女，对于彩礼返还，可参照上述离婚之规定办理。

总之，应尽快完善我国有关结婚彩礼返还的相关规定，在立法过程中，不但要参照国外的成熟理论，我国的本土民事习惯也应当得到尊重，其中的合理成份应当吸收到法律中来。要注意保护无过错一方的利益，因为婚姻不成本身对无过错一方是有损害和伤害的，不但在时间、精力、财产上有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也可能会受到较大的伤害。

参考文献：

［1］马强.婚约解除后赠与物归属问题研究［J］.法律适用，2000（05）.［2］孙勇.浅析解除婚约后财物纠纷的处理［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04）.［3］冯磊.订婚应存在法律必要性［J］.经营管理者，2010（24）.［4］代丁利.浅析彩礼的认定［J］.法制与社会，2011（05）.［5］范高峰.彩礼返还之法律分析［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8（03）.

第四篇：县农村婚嫁彩礼调研报告

**县农村婚嫁彩礼调研报告

（2014年4月）

一、我县婚嫁彩礼现状

通过对全县南北二塬和川区的6个乡镇、18个村的抽样调查，全县农村彩礼普遍较高，由于地理环境、交通条件、经济条件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所调查的各个村镇之间彩礼价位各不相同，总体呈现出北塬高于南塬、川区高于北塬的趋势，总体彩礼在13万-20万之间。具体为，南塬在14-15万之间，北塬在15-18万之间，川区在16-20万之间，高于20万的属极少数特殊情况，其中：靠近县城、乡镇街道的村子，彩礼在13-14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虽远离街道，但交通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4-15万之间；居住在塬上、远离街道、交通不便的村子或者居住在川区的交通基本便利的村子，彩礼在15-16万之间；居住在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生活条件艰苦的村子，彩礼在20万左右，但家庭困难、家里兄弟多、老人年迈、残疾的整体高于以上价位区间，最高的甚至达到27万元；婚嫁彩礼平均每年以3万元左右的速度增长，整体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婚嫁彩礼已成为部分农民致贫的主要原因。

二、“高价彩礼”形成原因分析

1、宜婚男女比例失调。调查发现，在全县各个乡镇，普通存在着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为了结婚几家人相互抢着出高价彩礼的现象。在调查的村子中，婚龄青年男女比例持平的几乎没有，婚龄青年男女数量相差最悬殊的泾明乡练家坪村男女比例竟然达到了4: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20世纪80、90年代农村较严重的重男轻女的现象和计划生育国策深入相互作用的结果；另一方面，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年外出打工，女青年留在大城市、嫁到条件较好的地方较多，这也加剧了农村婚龄青年男女比例失调，男孩找媳妇只有掏高额彩礼从条件更差的地方往回“买”媳妇。

2、受自然经济条件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家系列惠民政策的扶持，农村的生存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受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的制约，贫困仍然困扰着绝大多数的山区农民。在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山区的农民一方面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改变贫困的生活现状，另一方面为给儿子娶媳妇积累资金或借此偿还娶儿媳妇欠下的债务。调查发现，在一些自然条件落后、交通条件不便、经济状况差的村子以及生活在这些村子里家庭拖累较重的家庭，结婚的彩礼普遍比较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掏高价彩礼也没愿嫁入的现象。不少做父母的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打光棍，宁可债台高筑，也要用高额彩礼为儿子早早“占”个媳妇，有的甚至去借高利贷。

3、相互攀比现象严重。在农村，村民们但凡有点时间都会在庄前屋后围成圈子，议论别人家里一些事情。结婚送彩礼自然是村里的大事，每家嫁娶所花费的金额村民们都会通过闲聊来了解。这样一来，大家都会了解到现在彩礼的“行情”，男女双方在谈论彩礼问题前也都对这一“约定俗成”的彩礼数额心知肚明。同时，虽然人们在闲聊中对巨额的彩礼会加以嘲笑，但是主要舆论的走向是人们对嫁出女儿获得高额彩礼而“一夜暴富”的羡慕，以及对嫁出女儿获得彩礼较低者的嘲笑。其次，还有一些人认为，彩礼是女子身价的标志，嫁女儿不收彩礼，就意味着女儿不值钱，只有收了才够体面，而且收得越高身价也越高，面子便也越大；还有一部分嫁女儿的人家看到别人要了彩礼，就想着自己不要，面子上过不去，也怕别人说自己家的女儿有毛病，从而出现攀比下的“行情”上涨现象，使得彩礼居高不下，这无疑又助长了高彩礼婚姻之风。这种典型的“要面子”、“想长脸”想法是村民的普遍心态。

4、受市场经济观念冲击。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受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潮流的冲击，“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在农村盛行，逐利思维也在激发着人们的物欲，尤其是随着物价逐年上涨，许多女方家长认为辛辛苦苦把女儿养大，付出了很多代价，就这样送给了男方，等于是给人家养的，所以，应该得到男方的金钱补偿。少数家长甚至将自己的女儿视为敛财工具，靠收彩礼来还自己的债务，这一思维模式在有一儿一女的农村家庭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收入的不断增加，农村青壮年年均收入一般都在4万元左右，一个家庭年均收入能达到7万元左右，挣钱相对容易，经济收入也逐年增加，从而致使人们对高价彩礼出现跟风现象，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出于摆阔、显示自己能耐的心理，在送彩礼时大方出手，为彩礼上涨推波助澜，而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家庭虽然苦恼，但也只能随波逐流，相互攀比讲排场的虚荣心也难逃其咎。

5、职业媒婆推波助澜。由于受家庭自然条件差、自身长相不好、家庭经济条件差、男女比例失衡等原因影响，男青年找媳妇困难加大，彩礼数额逐年走高，在农村普遍存在一些依靠给人说媒赚钱的职业红娘，他们每撮合成一对后，都会按照一定比例抽取酬劳，一般婚介的中介费为彩礼的5%至10%，由于彩礼数额普遍较大，这些红娘每撮合成一对都能获得不菲的酬劳，为了获取更多收入，他们在婚介行为中也会有意哄抬行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对“高价彩礼”现象进行改进和干预的建议

1、加强农民思想道德教育。宣传、司法、妇联、团委、民政等部门要在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村大张旗鼓地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之遵纪守法并自觉与高彩礼婚姻、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作斗争。各类媒体要充分发挥宣传引导作用，通过各种渠道宣传高彩礼婚姻的危害性，揭露和曝光反面典型，提高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各乡镇、村组要开展“反对高价彩礼，倡导婚嫁新风”的主题教育，广泛宣传文明节俭婚事的新风。要不断要充分发挥民间红白理事会在婚丧嫁娶中的协调、宣传、监督、引导作用，引导农村家庭把精力用到勤劳致富增加收入上，逐步改变传统不文明的婚嫁陋习，消除除部分农民想通过高价彩礼而“一夜暴富”的思想，有效地制止高彩礼婚姻的发生。

2、加大农村山区扶贫力度。要抢抓国家加大扶贫开发的有利时机，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摆脱贫困提供有利的先决条件。对于特别贫困的山区，要加大通村油路、扶贫开发整村推进、移民搬迁项目实施力度，给与政策、资金上的倾斜。要通过引导、帮助村民发展致富的主导产业，不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一些边远山区村民通过用嫁姑娘得到的巨款彩礼来改变家庭经济拮据现状的现象。

3、依法打击婚姻买卖行为。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却大打折扣。各有关执法部门要加大《婚姻法》执行力度，完善婚姻登记制度，规范结婚、离婚办理程序，充分发挥离婚调解职能作用，依法坚决打击低龄婚育现象和干涉婚姻自由、买卖婚姻、婚姻诈骗行为，对因高价彩礼婚姻引发的案件，要严肃认真查处，要根据情节和后果予以批评教育、行政处分、民事制裁、经济处罚等措施，切实遏制高彩礼婚姻蔓延。积极探索划定彩礼上线，对不切合当地经济实际，索要高价彩礼的行为要及时进行制止，并对双方父母进行教育，保障婚龄青年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

4、规范农村婚姻中介行为。建议由各乡镇指导妇联、团委等群团组织建立乡镇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不定期地对行业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法规培训、职业道德素质教育，规范农村婚介人员队伍。对培训合格的婚介所、婚介人颁发资格证书，设定收费标准，实行持证上岗，引导其规范行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树立行业形象，着力打造婚介市场诚信的内部环境，坚决打击媒人哄抬彩礼行为。

第五篇：公车消费研究

浅谈公车私用问题的现状及其解决措施

公车泛滥、公车私用多年来一直是官场的顽疾，与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并列为“三公消费”，被称为“马路上公开的腐败”。具体表现在，公务用车费用过高，公车私用现象严重，超编制超标准配备用车问题屡禁不止，公车使用效率低，浪费惊人。财政部数据显示，2011年，中央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93.64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59.15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六成以上。有报道称，目前中国公车数量超过400万辆，公车消费超过4000亿元，但仅1/3用于公务活动，1/3是司机个人，还有1/3属于个人和家庭。

公车私用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首先，从干部成长角度言，易滋生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其次，从经济角度看，公车私用会造成巨大的浪费。早有资料表明，公车的不当使用，已大大超过国防开支，成为财政不堪重负的包袱和增加政府行政成本的一个“大漏斗”。再次，从社会角度方面来说，公车私用诱导不良的价值取向。公车私用像是一种流动的腐败广告，极大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如今不少人对公车私用的行为似乎已经习惯成漠然，有的民众甚至带着一种羡慕心态及目光在对待。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并做出约法三章,“本届政府任期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要求“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

规范使用和减少数量成为解决公车问题两种主流声音，我们先来看一下国外的做法，德国，德国公务配车特别高的门槛，整个柏林总共92辆车，如果不是外交接待的话，开车回家都得交租公车费。在南非，公车有1/3的车款是要自己来付。在日本，有专门的公务出租车票。在芬兰，允许公私合用但是需要缴税。

整体上来说，1、要注重法制建设，建立长效机制，坚定不移的推行公车改革

2、加强公车公共财政预算管理，从源头上堵塞漏洞，3严格贯彻执行禁止公车私用的各项规定，做到执行必严，违者必究，4重视思想教育，筑起心理防线

具体来说，目前我国各地采取的治理做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统一公车标志，接受社会监督

2、给公车安装GPS定位系统，实时监控公车动向

3、实行公车私用收费制度

4、取消公务用车，改为发放交通费用补贴，等等

总而言之，要从根本上纠正公车问题，不仅需要建章立制，加强监督，也需要全社会形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违规公车不仅惧畏制度的追责、舆论的曝光，也害怕身边每个人的眼神。这样，豪华公车的生存空间自然就会大大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