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PE与VC投资时对赌协议的18个陷阱
PE与VC投资时对赌协议的18个陷阱
对赌协议双方中,公司与公司大股东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只能签订“不平等条约”,业绩补偿承诺和上市时间约定是协议中的重要条款
这是理财周报记者为你总结出的对赌协议中常见的18种条款。对赌协议,这是PE、VC投资的潜规则。
当年,蒙牛VS摩根士丹利,蒙牛胜出,其高管最终获得价值高达数十亿元股票。反之,也有中国永乐与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对赌,永乐最终输掉控制权,被国美收购。作为“舶来品”,对赌在引进中国后,却已然变味。企业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签订“不平等条约”。于是,越来越多投融资双方对簿公堂的事件发生。
当你与PE、VC签订认购股份协议及补充协议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否则一不小心你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8条,我们将逐条解析。财务业绩
这是对赌协议的核心要义,是指被投公司在约定期间能否实现承诺的财务业绩。因为业绩是估值的直接依据,被投公司想获得高估值,就必须以高业绩作为保障,通常是以“净利润”作为对赌标的。
我们了解到某家去年5月撤回上市申请的公司A,在2011年年初引入PE机构签订协议时,大股东承诺2011年净利润不低于5500万元,且2012年和2013年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均达到25%以上。结果,由于A公司在2011年底向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PE机构在2011年11月就以A公司预测2011年业绩未兑现承诺为由要求大股东进行业绩赔偿。
另一家日前刚拿到发行批文的公司B,曾于2008年引进PE机构,承诺2008-2010年净利润分别达到4200万元、5800万元和8000万元。最终,B公司2009年和2010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仅1680万元、3600万元。
业绩赔偿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赔股份,另一种是赔钱,后者较为普遍。业绩赔偿公式
T1年度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1-公司T1年度实际净利润/公司T1年度承诺净利润)T2年度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投资方T1年度已实际获得的补偿款金额)×〔1-公司T2年度实际净利润/公司T1年度实际净利润×(1+公司承诺T2年度同比增长率)〕
T3年度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投资方T1年度和T2年度已实际获得的补偿款金额合计数)×〔1-公司T3年实际净利润/公司T2年实际净利润×(1+公司承诺T3年度同比增长率)〕 在深圳某PE、VC投资领域的律师眼中,业绩赔偿也算是一种保底条款。“业绩承诺就是一种保底,公司经营是有亏有赚的,而且受很多客观情况影响,谁也不能承诺一定会赚、会赚多少。保底条款是有很大争议的,如今理财产品明确不允许有保底条款,那作为PE、VC这样的专业投资机构更不应该出现保底条款。”
此外,该律师还告诉记者,业绩赔偿的计算方式也很有争议。“作为股东,你享有的是分红权,有多少业绩就享有相应的分红。所以,设立偏高的业绩补偿是否合理?”
在财务业绩对赌时,需要注意的是设定合理的业绩增长幅度;最好将对赌协议设为重复博弈结构,降低当事人在博弈中的不确定性。不少PE、VC与公司方的纠纷起因就是大股东对将来形势的误判,承诺值过高。上市时间
关于“上市时间”的约定即赌的是被投公司在约定时间内能否上市。盈信瑞峰合伙人张峰认为“上市时间”的约定一般是股份回购的约定,“比如约定好两到三年上市,如果不能上市,就回购我的股份,或者赔一笔钱,通常以回购的方式。但现在对这种方式大家都比较谨慎了,因为通常不是公司大股东能决定的。”张峰这样告诉理财周报(微信公众号money-week)记者。公司一旦进入上市程序,对赌协议中监管层认为影响公司股权稳定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协议须要解除。但是,“解除对赌协议对PE、VC来说不保险(放心保),公司现在只是报了材料,万一不能通过证监会审核怎么办?所以,很多PE、VC又会想办法,表面上递一份材料给证监会表示对赌解除,私底下又会跟公司再签一份“有条件恢复”协议,比如说将来没有成功上市,那之前对赌协议要继续完成。”
方源资本合伙人赵辰宁认为“上市时间”的约定不能算是对赌,对赌只要指的是估值。但这种约定与业绩承诺一样,最常出现在投资协议中。非财务业绩
与财务业绩相对,对赌标的还可以是非财务业绩,包括KPI、用户人数、产量、产品销售量、技术研发等。
一般来说,对赌标的不宜太细太过准确,最好能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否则公司会为达成业绩做一些短视行为。所以公司可以要求在对赌协议中加入更多柔性条款,而多方面的非财务业绩标的可以让协议更加均衡可控,比如财务绩效、企业行为、管理层等多方面指标等。关联交易
该条款是指被投公司在约定期间若发生不符合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公司或大股东须按关联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向投资方赔偿损失。
上述A公司的对赌协议中就有此条,若公司发生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大股东须按关联交易额的10%向PE、VC赔偿损失。不过,华南某PE机构人士表示,“关联交易限制主要是防止利益输送,但是对赌协议中的业绩补偿行为,也是利益输送的一种。这一条款与业绩补偿是相矛盾的。” 债权和债务
该条款指若公司未向投资方披露对外担保、债务等,在实际发生赔付后,投资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赔偿。
启明创投的投资经理毛圣博表示该条款是基本条款,基本每个投资协议都有。目的就是防止被投公司拿投资人的钱去还债。
债权债务赔偿公式=公司承担债务和责任的实际赔付总额×投资方持股比例 竞业限制
公司上市或被并购前,大股东不得通过其他公司或通过其关联方,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毛圣博告诉记者,“竞业限制”是100%要签订的条款。除了创始人不能在公司外以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外,毛圣博还提醒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投资方会要求创始人几年不能离职,如果离职了,几年内不能做同业的事情,这是对中高管的限制;二是投资方要考察被投公司创始人之前是否有未到期的竞业禁止条款。股权转让限制
该条款是指对约定任一方的股权转让设置一定条件,仅当条件达到时方可进行股权转让。“如果大股东要卖股份,这是很敏感的事情,要么不看好公司,或者转移某些利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公司要被收购了,大家一起卖。还有一种情况是公司要被收购了,出价很高,投资人和创始人都很满意,但创始人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想卖,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条款是领售权,会约定大部分股东如果同意卖是可以卖的。”毛圣博这样解释道。
但这里应注意的是,在投资协议中的股权限制约定对于被限制方而言仅为合同义务,被限制方擅自转让其股权后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并不能避免被投公司股东变更的事实。因此,通常会将股权限制条款写入公司章程,使其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实践中,亦有案例通过原股东向投资人质押其股权的方式实现对原股东的股权转让限制。引进新投资者限制
将来新投资者认购公司股份的每股价格不能低于投资方认购时的价格,若低于之前认购价格,投资方的认购价格将自动调整为新投资者认购价格,溢价部分折成公司相应股份。反稀释权
该条款是指在投资方之后进入的新投资者的等额投资所拥有的权益不得超过投资方,投资方的股权比例不会因为新投资者进入而降低。
“反稀释权”与“引进新投资者限制”相似。毛圣博表示,这条也是签订投资协议时的标准条款。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签订涉及股权变动的条款时,应审慎分析法律法规对股份变动的限制性规定。优先分红权
公司或大股东签订此条约后,每年公司的净利润要按PE、VC投资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于其他股东分给PE、VC红利。优先购股权
公司上市前若要增发股份,PE、VC优先于其他股东认购增发的股份。优先清算权
公司进行清算时,投资人有权优先于其他股东分配剩余财产。
前述A公司的PE、VC机构就要求,若自己的优先清偿权因任何原因无法实际履行的,有权要求A公司大股东以现金补偿差价。此外,A公司被并购,且并购前的公司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并购后公司的表决权合计少于50%;或者,公司全部或超过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被转让给第三方,这两种情况都被视为A公司清算、解散或结束营业。
上述三种“优先”权,均是将PE、VC所享有的权利放在了公司大股东之前,目的是为了让PE、VC的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共同售股权
公司原股东向第三方出售其股权时,PE、VC以同等条件根据其与原股东的股权比例向该第三方出售其股权,否则原股东不得向该第三方出售其股权。
此条款除了限制了公司原股东的自由,也为PE、VC增加了一条退出路径。强卖权
投资方在其卖出其持有公司的股权时,要求原股东一同卖出股权。强卖权尤其需要警惕,很有可能导致公司大股东的控股权旁落他人。一票否决权
投资方要求在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对特定决议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一权利只能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实施,《公司法》第4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要求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也就是“同股同权”。管理层对赌
在某一对赌目标达不到时由投资方获得被投公司的多数席位,增加其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回购承诺
公司在约定期间若违反约定相关内容,投资方要求公司回购股份。股份回购公式
大股东支付的股份收购款项=(投资方认购公司股份的总投资金额-投资方已获得的现金补偿)×(1+投资天数/365×10%)-投资方已实际取得的公司分红 回购约定要注意的有两方面。
一是回购主体的选择。最高法在海富投资案中确立的PE投资对赌原则:对赌条款涉及回购安排的,约定由被投公司承担回购义务的对赌条款应被认定为无效,但约定由被投公司原股东承担回购义务的对赌条款应被认定为有效。另外,即使约定由原股东进行回购,也应基于公平原则对回购所依据的收益率进行合理约定,否则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亦会受到影响。
二是回购意味着PE、VC的投资基本上是无风险的。投资机构不仅有之前业绩承诺的保底,还有回购机制,稳赚不赔。上述深圳PE、VC领域律师表示,“这种只享受权利、利益,有固定回报,但不承担风险的行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认定为是一种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二项: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利息的罚款。违约责任
任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占实际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损失。
上述A公司及其大股东同投资方签订的协议规定,若有任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实际投资额(股权认购款减去已补偿现金金额)1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上述深圳律师告诉记者,“既然认同并签订了对赌协议,公司就应该愿赌服输。但是当公司没钱,纠纷就出现了。”据悉,现在对簿公堂的案件,多数是因为公司大股东无钱支付赔偿或回购而造成。
第二篇:PE投资 对赌协议案例
案情简介:
甘肃世恒原有股东为香港迪亚公司,后甘肃世恒为甲方,海富公司为乙方,香港迪亚公司为丙方,陆波为丁方签订《增资协议》。主要约定:乙方对甲方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1885万元不作为注册资本金,作为资本公积金,另外115万元作为注册资本金;甲方增资。也就是说乙方对甲方进行股权投资。该协议又约定:如果甲方2008年实际净利润完不成3000万元,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予以补偿,如果甲方未能履行补偿义务,乙方有权要求丙方履行补偿义务。并约定了补偿的计算方式。另外,还约定了如果至2010年10月20日,由于甲方的原因造成无法完成上市,则乙方有权要求丙方回购乙方持有的甲方的全部股权。后经批准,甘肃世恒为中外合资企业。
后工商年检报告记载,2008甘肃世恒公司净利润26858.13元。
海富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世恒公司、香港迪亚公司、陆波想起支付协议补偿款1998.2095万元。
一审判决与主要理由:
(1)关于补偿的约定,违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
(2)关于补偿的约定,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
判决:该约定无效,要求补偿的请求失去前提。驳回全部诉请。
二审判决与主要理由:
(1)超出注册资本金的出资部分,即1885万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四条第二项关于“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与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去而合同无效”的情形。
(2)原审认定“关于补偿的约定,违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净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违反《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损害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准确。
判决:撤销一审,改判甘肃世恒公司、香港迪亚公司返还海富公司1885元及利息。终审判决与主要理由:
(1)海富投资的投资可以获取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甘肃世恒的经营业绩,损害了甘肃世恒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一审法院、二审法院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和《中外企业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的规定认定《增资协议书》中的这部分条款无效是正确的。
(2)二审法院认定海富投资18852283元的投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并判决甘肃世恒和迪亚公司向海富投资返还该笔投资,最高法认为,此处没有法律依据,予以纠正。
(3)在《增资协议书》中,香港迪亚公司对于海富投资的补偿承诺并不损害甘肃世恒及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判决:
1、撤销二审判决;
2、改判香港迪亚公司向海富投资支付协议补偿款19982095元。
第三篇:PE对赌协议**(定稿)
2013年的跨境并购市场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双汇收购美国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
(SFD),这项于今年5月宣布并于9月完成的并购案以71亿美元的交易金额成为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收购之最。
在此次并购中,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对赌协议。一方面,双汇并购案中的兼并协议设计了“双层式企业解约费”,即“如果与两个既存竞标人之一达成协议,则减少应付解约费”。具体规定为:如果SFD与双汇解除兼并协议,以寻求在与双汇签订兼并协议的30天内与两个“既存竞标人”之一达成交易,SFD付给双汇的解约费为7500万美元。另一方面,兼并还规定若由于双汇方面的原因导致收购不成功,需支付给SFD2.75亿美元“反向分手费”。
近年来,对赌协议逐渐进入视野,并引起不少争论。正确认识和对待对赌协议,将有利于更多企业合理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为自身的快速发展创造可能。
那些有赢、有输的“对赌”案例
飞鹤乳业VS红杉资本
2009年8月,飞鹤乳业宣布以30美元/股的价格,向红杉资本定向增发210万普通股融资6300万美元。红杉中国则获得飞鹤乳业共计10.5%的股份,当时,飞鹤正从纽交所中小板转至主板。
此外,双方还额外签订一份对赌协议,主要规定:如果飞鹤乳业2009年~2010年每股收益未完成预期目标,要向红杉资本再次增发最多不超过52.5万股股份;从本次融资协议执行的第3年后15个交易日中,如果飞鹤乳业流通股的平均收盘价低于每股39美元,红杉资本将有权要求飞鹤乳业将这部分股份全部赎回;如果2009年~2010年公司达到协议规定的盈利目标,将可以原先的认购价来回购;如果未实现盈利目标,则回购价格必须是原始认购价格的130%。
此后,由于2009年未达到收益预期,飞鹤不得不按照对赌协议的约定按照上限向红杉增发52.5万股,红杉持有飞鹤股份上升至13%。而红杉入股后飞鹤股价一直在低位徘徊,与协议约定的39美元目标相差10多倍。根据协议,飞鹤在2009年要实现每股收益3美元,或者2010年达到4.3美元。据此测算,2009年飞鹤应实现约6000万美元的净利润,或者2010年实现约8600万美元。然而,2009年飞鹤净利仅为1958万美元,2010年全年更是净亏了约990万美元。
最终,在对赌协议尚未到期的2011年2月,飞鹤宣布以每股24美元的价格回购红杉资本持有的262.5万股股份,提前终止双方之前签署的协议,共分4次向红杉资本支付约6500万美元(按2010年底红杉所持股本及债务的账面价值核算)以及年利率1.5%的利息。
蒙牛VS摩根士丹利、鼎辉、英联
2003年,蒙牛与摩根士丹利、鼎辉、英联3家投资机构签订了一份基于业绩增长的对赌协议,协议约定:在2003年~2006年,如果蒙牛业绩的复合增长率低于50%,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层要向外资方赔偿7800万股蒙牛股票,或以等值现金代价支付;反之,外方将对蒙牛股票赠予以牛根生为首的蒙牛管理团队。
此后,蒙牛乳业业绩增长远远超出了对赌协议预定的盈利目标,2004年6月就提前达到了预期增长目标。2005年4月,3家机构投资者以支付本金为598.76万美元的可换股票据的方式提前终止了双方协议,最终分3次退出蒙牛乳业,所获得的投资回报率高达550%,蒙牛高管也获得了价值数十亿元的股票。摩根士丹利等机构投资者投资于蒙牛乳业的业绩对赌,让各方都成为赢家。摩根士丹利对于蒙牛乳业基于业绩的对赌之所以能够划上圆满句号,总结归纳,该份对赌协议中有如下特点:一是投资方在投资以后虽然持有企业的原始股权,但仅是财务型投资,而非战略经营性投资;二是除了普通股权外,还持有高杠杆性的、换股价格仅为0.74港元/股的可换股证券;三是高风险性,赌注是几千万股股份;四是蒙牛乳业虽然是创业型企业,但企业管理层富有行业经验,公司所属日常消费品行业,周期性波动小,企业一旦形成相对优势,竞争对手难以替代,投资的行业风险小。
太子奶VS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
2007年初,为解资金困境和尽快实现上市,太子奶集团引入英联、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机构投资7300万美元,同时由花旗银行领衔,联合荷兰银行等6家外资银行共同对太子奶提供了5亿元的授信。太子奶集团董事长李途纯与三大投行签署了一份对赌协议,约定以3年为期,如果太子奶业绩增长超过50%,投资方就调低股权;若增长低于30%,李途纯将失去控股权。当时太子奶实现连续10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100%,给了李途纯很大的底气。
借助这些资金,太子奶开始疯狂扩张。然而协议签订后不到两年,太子奶就传来资金链紧张的消息。2007年以来成本飙升,面对伊利、蒙牛的挤压,还得经常折价销售,太子奶的利润已经
越来越少,预期业绩未能完成。雪灾、地震、金融动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以及三鹿奶粉事件,又都在太子奶紧绷着的资金链上重重地踩了一脚。
2008年11月,在四处筹款、引进战略投资者无果的情况下,李途纯按照协议交出所持61.6%的股权,后湖南省株洲市政府再注资1亿元,不过仍未能救活太子奶。据德勤审计的结果显示,集团负债高达26亿元左右。2010年7月,太子奶被迫进入破产程序。
什么是对赌协议
对赌协议是指投资者与融资者对于企业未来某些事项的不确定性暂不争议,而是约定根据运营的实际情况调整企业的估值,从而重新划定双方的利润边界。通俗点说就是投资方和融资方在达成协议的时候,对未来某种不确定情况的约定,如果约定条件出现,那么投资方可以行使某种权利,用以补偿企业价值被高估的损失;反之,如果约定条件未出现,则融资方可以行使某种权利,用以补偿企业价值被低估的损失。由于结果是不确定的,与赌博有点类似,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对赌”。
对赌协议是投资协议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投资方衡量企业价值的计算方式和确保机制。对赌协议产生的根源在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不确定性,目的是通过激励被投资方以实现投资方所设定的目标,以此达到投资方利益最大化,同时根据对称性原则,被投资方也必须拿出对等的博弈筹码,充当对既设目标失败损失的弥补,尽可能地实现投资交易的合理和公平。它既是投资方利益的保护伞,又对融资方起着一定的激励作用。所以,对赌协议实际上是一种财务工具,是对企业估值的调整,是带有附加条件的价值评估方式。
对赌协议的成立有赖于几个前提:一是企业的股权能够反映企业的整体价值,而这一整体价值的评估则依赖于企业未来的业绩;二是企业价值虽然是由品牌、技术、管理等多要素构成,但其最终将整体反映在企业未来的收益中;三是由于未来无法准确预知,因而企业价值的判断有赖于未来的实际业绩体现。正是基于上述前提,对赌协议的实质是股权转让方和收购方对企业未来的不同预期。
我国由于尚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一直处于模糊状态。但在国际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投资中,对赌协议已经被广泛采纳。在创业型企业投资、成熟型企业投资中,都有对赌协议成功应用的案例。
“对赌”的风险主要有哪些
对赌协议的最高境界是获取“双赢”,但是要想达到这样的结果,对于投融资双方来说,一些风险需要格外的关注和重视。
——不切实际的业绩目标。
企业家和投资者切勿混淆了战略层面和执行层面的问题。“对赌”机制中如果隐含了不切实际的业绩目标,强势意志的投资者资本注入后,将会放大企业本身不成熟的商业模式和错误的发展战略,从而把企业推向困境。
——急于获得高估值融资。
企业家急于获得高估值融资,又对自己的企业发展充满信心,而忽略了详细衡量和投资人要求的差距,以及内部或者外部当经济大环境的不可控变数带来的负面影响。
——忽略控制权的独立性。
企业家常会忽略控制权的独立性。商业协议建立在双方的尊重之上,但也不排除有投资方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向目标公司安排高管,插手公司的管理,甚至调整其业绩。
——业绩未达标而失去控股权。
一般来说,国内企业间的对赌协议相对较为温和,但很多国外的投资方对企业业绩要求极为严厉,很可能因为业绩发展低于预期,而奉送企业的控制权。
因势利导来规避风险
对于已经签订对赌协议或者急于融资不得不签类似协议的企业,应该有效控制这类协议的“魔性”。
首先,要注意推敲对方的风险规避条款。在签订对赌协议时,要注意设定合理的业绩增长幅度,最好将对赌协议设为重复博弈结构,降低当事人在博弈中的不确定性。
其次,在一些合同细节方面也要特别注意,要充分考虑“对赌”双方是否公平,可以设立“保底
条款”。如果没有保底条款,即使企业经营不错,PE(这里指市盈率,即股权价格)也可能降为0。
另外,对于准备签订对赌协议的企业,建议合理设置“对赌”筹码,确定恰当的期权行权价格。对于融资企业来说,设定“对赌”筹码时,不能只看到赢得筹码获得的丰厚收益,更要考虑输掉筹码是否在自己的风险承受范围之内。
而对于那些已经签订对赌协议的企业,则可以在出现不利局面时,申请调整对赌协议,使之更加公平。企业可以要求在对赌协议中加入更多柔性条款,比如财务绩效、赎回补偿、企业行为、股票发行和管理层等多方面指标,从而让协议更加均衡可控。
合理设定“对赌”的评判标准
要想实现双赢,关键是要设定合理的“对赌”标准。对于融资方的企业管理层来说,全面分析企业综合实力,设定有把握的“对赌”标准,是维护自己利益的关键渠道。企业管理层除了准确判断企业自身的发展状况外,还必须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态势,如行业情况、竞争者情况、核心竞争力等有良好的把握,才能在与机构投资者的谈判中掌握主动。
“对赌”双方都要调低预期。尽管对赌协议不是导致企业败局的元凶,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赌协议”让输家(特别是融资方)雪上加霜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重新考量对赌协议的机制、作用并认真研判其中利弊,对求资若渴的本土企业来说也是异常重要。
设置对赌协议条款的重要目的是给目标企业(包括企业原管理层)带来“激励效应”,但过分的激励也可能会让企业变得非理性甚至走入歧途。特别是对于风险投资人,他们更加关注的是短期效益和自身安全撤退,这与企业追求长期持续发展的经营目标发生冲突,一旦二者不能很好调适和校正,一有变故必将伤筋动骨。
不管是原始股东,还是新进入的风险投资人,在对赌协议中一定要主动调低双方的预期,尽可能为目标企业多留足灵活进退、自主经营的空间才是明智之举。
2013年初,业界广为关注的国内首例PE对赌协议诉讼案落槌。最终,最高法院做出终审判决,认定海富投资与甘肃世恒大股东香港迪亚公司之间的对赌协议合法有效。
这是一场持续了4年的拉锯战,其过程跌宕起伏,颇值得回味和思考。
2007年底,海富投资以现金2000万元人民币对甘肃世恒进行增资,占甘肃世恒总注册资本的3.85%。同时,合约约定了对赌条款:如果2008年甘肃世恒净利润低于3000万元人民币,海
富投资有权要求甘肃世恒予以补偿,如果甘肃世恒未履行补偿,海富投资有权要求香港迪亚(甘肃世恒为其全资子公司)履行补偿义务。
2008年,有色金属全行业哀鸿遍野,甘肃世恒的利润跌到2.68万元。根据对赌协议,甘肃世恒需补偿海富投资1998万元。2009年,在多次沟通未果后,海富投资诉至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甘肃世恒、香港迪亚赔偿1998.2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此案争议焦点在于前述补偿条款是否有效。2010年底,一审法院判定,这一条款不符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八条关于企业利润根据合营各方注册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的规定,同时损害了公司利益及公司债权人利益,不符合《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故该院驳回了海富投资的全部请求。随后,海富投资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焦点是上述补偿条款是否有法律效力。最终认定,海富投资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是“名为联营,实为借贷”,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同时,二审法院判定,海富投资除已计入甘肃世恒注册资本的114.8万元,其他1885.2万元应属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并判甘肃世恒和香港迪亚向海富投资返回1885.2万元及占有期间的利息。甘肃世恒、香港迪亚等不满二审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前述补偿条款使海富投资可以取得相对固定的收益,该收益脱离了甘肃世恒的经营业绩,损害了公司利益和公司债权人利益,一审、二审认为这部分条款无效是正确的;二审认为海富投资的其他1885.2万元投资名为联营实为借贷,没有法律依据,予以纠正。前述补偿条款中,香港迪亚对海富投资的补偿承诺,不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有效的。并最终判定,香港迪亚向海富投资支付协议补偿款1998.2万元。
最高院的判决,实际上是否认了投资方与被投资公司之间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但认可了投资方与被投资公司股东之间对赌条款的合法有效性。
海富投资诉甘肃世恒案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该案是国内首例对赌协议诉讼案,法院判决结果对于对赌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具有示范效应。而审理过程可谓一波三折,一审、二审、终审的判决和判决依据各不相同,正证明了对赌协议合法性在中国的模糊状态。最高院的最终判决明确表明了法律立场,为对赌协议合法有效提供了判例依据,具有标杆意义。
第四篇:对赌协议的18个陷阱
对赌协议的18个陷阱
对赌内部文件:对赌协议里的18个致命陷阱威胁大股东如履薄冰,随时崩盘
对赌协议双方中,公司与公司大股东一方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只能签订“不平等条约”,业绩补偿承诺和上市时间约定是协议中的重要条款
对赌协议,这是PE、VC投资的潜规则。
当年,蒙牛VS摩根士丹利,蒙牛胜出,其高管最终获得价值高达数十亿元股票。反之,也有中国永乐与摩根士丹利、鼎晖投资对赌,永乐最终输掉控制权,被国美收购。
作为“舶来品”,对赌在引进中国后,却已然变味。企业方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签订“不平等条约”。于是,越来越多投融资双方对簿公堂的事件发生。
当你与PE、VC签订认购股份协议及补充协议时,一定要擦亮眼睛,否则一不小心你就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18条,我们将逐条解析。
财务业绩
这是对赌协议的核心要义,是指被投公司在约定期间能否实现承诺的财务业绩。因为业绩是估值的直接依据,被投公司想获得高估值,就必须以高业绩作为保障,通常是以“净利润”作为对赌标的。我们了解到某家去年5月撤回上市申请的公司A,在2011年年初引入PE机构签订协议时,大股东承诺2011年净利润不低于5500万元,且2012年和2013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均达到25%以上。结果,由于A公司在2011年底向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PE机构在2011年11月就以A公司预测2011年业绩未兑现承诺为由要求大股东进行业绩赔偿。
另一家日前刚拿到发行批文的公司B,曾于2008年引进PE机构,承诺2008-2010年净利润分别达到4200万元、5800万元和8000万元。最终,B公司2009年和2010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仅1680万元、3600万元。
业绩赔偿的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赔股份,另一种是赔钱,后者较为普遍。业绩赔偿公式
T1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1-公司T1实际净利润/公司T1承诺净利润)T2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投资方T1已实际获得的补偿款金额)×〔1-公司T2实际净利润/公司T1实际净利润×(1+公司承诺T2同比增长率)〕
T3补偿款金额=(投资方投资总额-投资方T1和T2已实际获得的补偿款金额合计数)×〔1-公司T3年实际净利润/公司T2年实际净利润×(1+公司承诺T3同比增长率)〕
在深圳某PE、VC投资领域的律师眼中,业绩赔偿也算是一种保底条款。“业绩承诺就是一种保底,公司经营是有亏有赚的,而且受很多客观情况影响,谁也不能承诺一定会赚、会赚多少。保底条款是有很大争议的,如今理财产品明确不允许有保底条款,那作为PE、VC这样的专业投资机构更不应该出现保底条款。”
此外,该律师还告诉记者,业绩赔偿的计算方式也很有争议。“作为股东,你享有的是分红权,有多少业绩就享有相应的分红。所以,设立偏高的业绩补偿是否合理?”
在财务业绩对赌时,需要注意的是设定合理的业绩增长幅度;最好将对赌协议设为重复博弈结构,降低当事人在博弈中的不确定性。不少PE、VC与公司方的纠纷起因就是大股东对将来形势的误判,承诺值过高。
上市时间
关于“上市时间”的约定即赌的是被投公司在约定时间内能否上市。盈信瑞峰合伙人张峰认为“上市时间”的约定一般是股份回购的约定,“比如约定好两到三年上市,如果不能上市,就回购我的股份,或者赔一笔钱,通常以回购的方式。但现在对这种方式大家都比较谨慎了,因为通常不是公司大股东能决定的。”张峰这样告诉理财周报记者。
公司一旦进入上市程序,对赌协议中监管层认为影响公司股权稳定和经营业绩等方面的协议须要解除。但是,“解除对赌协议对PE、VC来说不保险(放心保)(行情专区),公司现在只是报了材料(行情 专区),万一不能通过证监会审核怎么办?所以,很多PE、VC又会想办法,表面上递一份材料给证监会表示对赌解除,私底下又会跟公司再签一份„有条件恢复‟协议,比如说将来没有成功上市,那之前对赌协议要继续完成。”
方源资本合伙人赵辰宁认为“上市时间”的约定不能算是对赌,对赌只要指的是估值。但这种约定与业绩承诺一样,最常出现在投资协议中。
非财务业绩
与财务业绩相对,对赌标的还可以是非财务业绩,包括KPI、用户人数、产量、产品销售量、技术研发等。
一般来说,对赌标的不宜太细太过准确,最好能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否则公司会为达成业绩做一些短视行为。所以公司可以要求在对赌协议中加入更多柔性条款,而多方面的非财务业绩标的可以让协议更加均衡可控,比如财务绩效、企业行为、管理层等多方面指标等。
关联交易
该条款是指被投公司在约定期间若发生不符合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公司或大股东须按关联交易额的一定比例向投资方赔偿损失。
上述A公司的对赌协议中就有此条,若公司发生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大股东须按关联交易额的10%向PE、VC赔偿损失。
不过,华南某PE机构人士表示,“关联交易限制主要是防止利益输送,但是对赌协议中的业绩补偿行为,也是利益输送的一种。这一条款与业绩补偿是相矛盾的。”
债权和债务
该条款指若公司未向投资方披露对外担保、债务等,在实际发生赔付后,投资方有权要求公司或大股东赔偿。
启明创投的投资经理毛圣博表示该条款是基本条款,基本每个投资协议都有。目的就是防止被投公司拿投资人的钱去还债。
债权债务赔偿公式=公司承担债务和责任的实际赔付总额×投资方持股比例
竞业限制
公司上市或被并购前,大股东不得通过其他公司或通过其关联方,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
毛圣博告诉记者,“竞业限制”是100%要签订的条款。除了创始人不能在公司外以其他任何方式从事与公司业务相竞争的业务外,毛圣博还提醒另外两种情况:一是投资方会要求创始人几年不能离职,如果离职了,几年内不能做同业的事情,这是对中高管的限制;二是投资方要考察被投公司创始人之前是否有未到期的竞业禁止条款。
股权转让限制
该条款是指对约定任一方的股权转让设置一定条件,仅当条件达到时方可进行股权转让。“如果大股东要卖股份,这是很敏感的事情,要么不看好公司,或者转移某些利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当然也有可能是公司要被收购了,大家一起卖。还有一种情况是公司要被收购了,出价很高,投资人和创始人都很满意,但创始人有好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不想卖,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条款是领售权,会约定大部分股东如果同意卖是可以卖的。”毛圣博这样解释道。
但这里应注意的是,在投资协议中的股权限制约定对于被限制方而言仅为合同义务,被限制方擅自转让其股权后承担的是违约责任,并不能避免被投公司股东变更的事实。因此,通常会将股权限制条款写入公司章程,使其具有对抗第三方的效力。实践中,亦有案例通过原股东向投资人质押其股权的方式实现对原股东的股权转让限制。
引进新投资者限制
将来新投资者认购公司股份的每股价格不能低于投资方认购时的价格,若低于之前认购价格,投资方的认购价格将自动调整为新投资者认购价格,溢价部分折成公司相应股份。
反稀释权
该条款是指在投资方之后进入的新投资者的等额投资所拥有的权益不得超过投资方,投资方的股权比例不会因为新投资者进入而降低。
“反稀释权”与“引进新投资者限制”相似。毛圣博表示,这条也是签订投资协议时的标准条款。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签订涉及股权变动的条款时,应审慎分析法律法规对股份变动的限制性规定。
优先分红权。
公司或大股东签订此条约后,每年公司的净利润要按PE、VC投资金额的一定比例,优先于其他股东分给PE、VC红利。
优先购股权。
公司上市前若要增发股份,PE、VC优先于其他股东认购增发的股份。
优先清算权。
公司进行清算时,投资人有权优先于其他股东分配剩余财产。
前述A公司的PE、VC机构就要求,若自己的优先清偿权因任何原因无法实际履行的,有权要求A公司大股东以现金补偿差价。此外,A公司被并购,且并购前的公司股东直接或间接持有并购后公司的表决权合计少于50%;或者,公司全部或超过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被转让给第三方,这两种情况都被视为A公司清算、解散或结束营业。
上述三种“优先”权,均是将PE、VC所享有的权利放在了公司大股东之前,目的是为了让PE、VC的利益得到可靠的保障。
共同售股权
公司原股东向第三方出售其股权时,PE、VC以同等条件根据其与原股东的股权比例向该第三方出售其股权,否则原股东不得向该第三方出售其股权。
此条款除了限制了公司原股东的自由,也为PE、VC增加了一条退出路径。
强卖权
投资方在其卖出其持有公司的股权时,要求原股东一同卖出股权。
强卖权尤其需要警惕,很有可能导致公司大股东的控股权旁落他人。
一票否决权
投资方要求在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对特定决议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
这一权利只能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实施,《公司法》第43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要求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也就是“同股同权”。
管理层对赌
在某一对赌目标达不到时由投资方获得被投公司的多数席位,增加其对公司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回购承诺
公司在约定期间若违反约定相关内容,投资方要求公司回购股份。
股份回购公式
大股东支付的股份收购款项=(投资方认购公司股份的总投资金额-投资方已获得的现金补偿)×(1+投资天数/365×10%)-投资方已实际取得的公司分红
回购约定要注意的有两方面。
一是回购主体的选择。最高法在海富投资案中确立的PE投资对赌原则:对赌条款涉及回购安排的,约定由被投公司承担回购义务的对赌条款应被认定为无效,但约定由被投公司原股东承担回购义务的对赌条款应被认定为有效。
另外,即使约定由原股东进行回购,也应基于公平原则对回购所依据的收益率进行合理约定,否则对赌条款的法律效力亦会受到影响。
二是回购意味着PE、VC的投资基本上是无风险的。投资机构不仅有之前业绩承诺的保底,还有回购机制,稳赚不赔。上述深圳PE、VC领域律师表示,“这种只享受权利、利益,有固定回报,但不承担风险的行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认定为是一种借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第二项: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的风险责任,不论盈亏均按期收回本息,或者按期收取固定利润的,是明为联营,实为借贷,违反了有关金融法规,应当确认合同无效。除本金可以返还外,对出资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利息应予收缴,对另一方则应处以相当于银行(行情 专区)利息的罚款。
违约责任
任一方违约的,违约方向守约方支付占实际投资额一定比例的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损失。上述A公司及其大股东同投资方签订的协议规定,若有任一方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实际投资额(股权认购款减去已补偿现金金额)1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其违约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上述深圳律师告诉记者,“既然认同并签订了对赌协议,公司就应该愿赌服输。但是当公司没钱,纠纷就出现了。”据悉,现在对簿公堂的案件,多数是因为公司大股东无钱支付赔偿或回购而造成。
第五篇:对赌协议成PE退出渠道
对赌协议成PE退出渠道:IPO遭封 并购退出仅能保底?
发布时间: 2013-3-2 10:13:00来源: 上海国资作者: 王铮相关行业: 投资行业
PE投资退出的传统渠道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IPO退出,另一种就是对赌协议
PE行业的冬天来了。
2012年,对于国内的VC/PE行业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的年份。自2011年下半年至今,PE市场活跃度持续下滑。据投中集团统计,2012年前三季度披露募资完成的基金数量,分别为18支、22支和23支;募资完成规模分别为73.4亿美元、18.4亿美元和33.3亿美元。募资基金数量同比下降85%,募资规模则亦下降了70%左右。
市场人士认为,目前PE基金普遍面临三大困难,一是募资困难;有限合伙人LP数量减少、断供、实际出资减少;二是投资困难;各类投资项目都处于下降的走向趋势,很难找到投资项目;三是退出困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行情转淡,私募基金2011年全年的收益为负17.8%,2012年平均回报率为2—3倍,加上中国证券市场近4个月没有一单IPO,PE亏损渐成常态。“像2009年和2010年那样回报率动辄30—50倍的暴利时代已经终结。”市场人士表示。冷静下来的PE行业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和退出渠道。参与并购
企业大步海外并购给与PE参与机会。近年来国内企业开始接受投行、VC/PE等金融机构一起组团出海。
事实上,企业和PE合作对外投资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2008年中联重科联合弘毅投资、高盛、曼达林基金收购意大利CIFA公司;2012年,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全额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等。
中国企业“走出去”并购过程确实蕴藏投资价值。
据数据,2011年VC/PE支持的海外并购案例有17起,交易总金额为59.58亿美元。
2012年,联想控股旗下弘毅投资为此专门成立跨境收购项目团队,专职负责海外并购项目。
据数据,截至2012年11月,国内PE通过IPO退出的项目降至60%,而通过MBO、并购和股权转让退出的比例提升至37%。
不过,并购的回报率并不高,这是PE参与并购投资的软肋。
“如果企业海外并购缺少资金,通常情况下是向PE借款融资,如果并购成功,PE将用债转股的方式作为股东,再和企业以什么条件回购股份。”深创投沪浙片区总经理尹於舜对《上海国资》表示。
他表示,一般情况下,回报率可能最高在8%—10%左右。“不会超过IPO的收益,因为并不是每家并购企业都能上市。”
多数PE行业人士认为,国内企业并购海外企业,成功仍是极为少数。“后续因为文化和管理观念不一样,成长性不理想,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国内企业并不知道并购对象藏有多少陷阱和负债。”尹於舜表示。
虽然当前国际上以IPO形式退出占比约9%,而并购转让占绝大多数比例。但与尹於舜一样,大多数PE基金对以并购退出仍持相当谨慎态度。
尹於舜认为,如果并购后的企业能上市,则PE乐于参与,此外,最可能的是签订对赌协议。
多数投资界人士表示,目前中国PE投资退出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传统的IPO退出,另一种就是对赌协议。而因为对赌协议不健全、有违风险公担原则,导致并不普及。而并购退出仅承担为投资回报保底的角色。市场人士认为,如果2013年二级市场行情回暖,PE重挤“IPO退出”的热闹场面仍会重演。投资阶段前移
大约3年前,深创投开始将投资盯住中小企业培育发展期。
“我们帮助企业爬坡,看中有前景的中小企业,做好项目普查。”尹於舜表示。
但他承认,因为宏观经济低迷,相当部分企业并没达到承诺的业绩。而且,当被投资企业需要第二轮投资时,往往LP已不希望再追加投资。
不过,深创投并没打算放弃。
“投资收益来源于两方面,一是成长性收益,一是资本市场收益。现在资本市场收益空间越来越窄,高溢价的时代已经过去,那我们的重心是在投资过程中,如何提高企业的成长性溢价。”尹於舜表示。
“我们内部已经加强了对Pre-IPO项目的审核。”达晨创投人士表示。据媒体报道,达晨创投的投资方向是,60%的资金将是成长性项目,10%—20%做Pre-IPO项目。
放缓节奏成为各PE基金的共同选择。深圳力合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方表示:“会适当地放慢脚步,比较理智地按照整个金融投资的规律做工作。” 云锋基金董事总经理黄晓滨亦对外表示:现在做PE投资,关键是要去判断企业未来的成长性,真正的好公司估值并没有下降,都在10倍以上的水平。如果要指望在股权投资上有好的回报,就要把投资阶段往前提,虽然风险更大,但可能回报率更高。
在深创投看来,因为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相对有比较优势的企业会浮现出来。他们目前的投资方向是新技术新材料或有商业新模式的企业。“从行业来说,我们会投资有关消费、节能环保领域,未来空间可能会较大。”尹於舜表示。不过,若投资企业前期,这对PE投资后管理挑战巨大。
上海市股权投资协会对PE基金的建议是,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受资企业对PE投资增值服务要求越来越高。“PE基金必须做好投后管理,和企业一起共度难关,从而使所投项目取得良好回报。”
事实上,PE投资前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推动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有意推动新兴技术领域企业发展,所以,在一些投向早期项目的PE资金中都有政府的身影。
PE于是加强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力度。
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
PE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除了双方都有投资企业前期的共同目标外,从PE的眼光来看,政府引导基金、天使基金、大型企业等投资者拥有较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在目前整个投资市场格局中扮演的作用愈发重要。“这些基金的设立将大大拓宽VC/PE融资渠道。”上海市股权协会相关人士表示。
另外,更重要的是,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对PE的专业化要求较高。“政府引导基金重要的是,通过扶持一些初创型或高科技的企业,最终形成一些当地成功的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的是专业的基金管理公司。他们可以为地方政府选择什么样的产业突围,设立什么类型的子基金确定方向。”市场研究人士表示。
尹於舜亦表示,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会吸引各类专业人士,“更加加强行业间的技术协作和合作,增强PE对企业的增值服务。”
但政府引导基金,有可能会产生PE和政府间的矛盾。诸如政府推荐项目,而PE可能并不认同。
“我们与地方政府合作的前提条件,必须是深创投的投资委员会做决定,根据市场和商业原则决定投资与否。”尹於舜表示。
他表示,在政府引导基金合作过程中,确有政府推荐项目,但他们不会违背自己的投资原则。“投资的可行性和企业的可盈利性是我们较为看重的。比如,我们不会参与一家为政府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企业,但会投资为城市基础建设提供各类服务的中小企业。”
除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合作外,PE目前还希望参与国企改革重组。
2012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中积极引入民间投资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引人注意地指出,民间投资主体之间或者民间投资主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可以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共同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开展境外投资。
上海市股权协会人士对《上海国资》表示,比如,国有企业可以和PE合作,培育新兴产业项目。“通过引入投资基金,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会大大提高项目的运行效率,而且出资人的多元化,也会提高对项目本身的监督效力,提升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更好的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不过,对PE来说,更多的机遇在于,很多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都需要对一些产业进行剥离,但这些产业对于单个民营企业而言又显得太庞大。“共同设立股权投资基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成为民间资本撬动国有企业改革的有效杠杆。”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企业研究部部长王志刚对媒体表示。
风险投资界的GP和LP是什么意思?LP=limit parter 有限合作人GP=general parter 一般合作人LP就是出钱的不直接参与投资的,GP类似职业经理人,不出钱直接找项目进行投资管理的。Limited Partnership(LP)通译为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企业中又分LP指的是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就是出钱的,仅仅投资资本,但不参与公司管理。GP指得是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就是负责投资管理的,两方面合起来就采用有限合伙的方式。Limited Partnership这种制度安排是由资金的所有者向贸易操作者提供资金,投资者按约定获取利润的一部分,但不承担超过出资之外的亏损;如果经营者不存在个人过错,投资者亦不得要求经营者对其投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0世纪以来,风险投资行为采用的主要组织形式即为
有限合伙(LP),且通常以基金的形式存在。投资人以出资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而基金管理人以普通合伙人的身份对基金进行管理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这样既能降低投资人的风险,又能促使基金管理人为基金的增值勤勉谨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