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对香港法律的影响

第一篇：《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对香港法律的影响

《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对香港法律的影响 《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若干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如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窃取国家机密等。由此可见，第23条渉及的都是政治敏感度较高的课题，因此，自从《基本法》在1990年通过后，香港市民以至国际上都很关注第23条将如何实施，这种关注或甚至担忧是可以理解的。

值得留意的是，第23条并没有直接禁止叛国等有关行为，也没有就这些行为提供明确的定义，它只授权特区-实际上便是它的立法机关-对这些行为予以界定和禁制。这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的一种表现，保证香港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更保证有关的中国内地法规不会直接在香港实施。

香港回归祖国的五年多以来，第23条尙未全面立法实施，幸好亦没有出现叛国等渉嫌个案。有人认为，既然在香港并没有出现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活动，那么特区政府便根本没有需要在去年9月24日推出《实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咨询文件》。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基本法》第23条的确设定了一项必须由特区政府履行的法律义务，就是以特区本地立法的形式实施第23条。如果在特区成立后，特区政府仍无限期拖延实施第23条的立法，便可能违反了它的宪法性义务。

在《咨询文件》发表后的三个月的咨询期内，市民踊跃地表达了支持、反对和其它相关意见。在整理和研究有关意见之后，政府在今年1月28日发表了有关的《意见书汇编》和一份题为《实施基本法第23条前瞻》的小册子，就原有建议提出了九项重大的澄淸或修订。其后，有关的《国家安全（立法条文）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2月13日刊宪，并在2月26日在立法会进行了首读。虽然法案至今仍未通过，但由于草案的基本原则似乎已取得立法会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香港法律和法制将会因《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而出现怎样的变动。

叛国

根据《草案》的建议，现行《刑事罪行条例》中关于叛国罪的定义范围将会收窄，限于加入或协助与中国交战的外国军队或鼓动外国入侵中国的情况。“战争”的现有普通法涵义亦将收窄，限于公开宣战或军队之间武装冲突的情况，而不包括一般的骚乱。现有《刑事罪行条例》中的“叛逆性罪行”、“袭击国君罪”、“有代价对叛国罪不予检控罪”和“隐匿叛国罪”将会被取消。上述关于叛国罪的法律修订，以及下述的关于煽动叛乱罪的修订所表明的是，这次实施《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的目的并不是要把香港的有关法律变得更加严苛，而是在第23条的基础上对原有法律予以检讨和改进，并同时废除那些殖民地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合时宜或有违当代国际人权标准的法规。

煽动叛乱

正如叛国一样，煽动叛乱也是现行《刑事罪行条例》中的罪行，内容类似其它前英国殖民地的相关立法，十分严苛。举例来说，任何言论如“引起憎恨或藐视女皇或香港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便足以构成煽动叛乱。在1952年，港英政府便曾引用这项条例来检控《大公报》的费彝民等人，法院更判他们罪名成立。同一项条例也把持有和处理（例如印制、入口，展示或出售）“煽动性刊物”定为刑事罪行。可幸的是，自从七十年代以来，港英政府已经没有严格执行这项条例。[!--empirenews.page--] 根据现在的《草案》的建议，原有的与煽动叛乱有关的条文将会有所放宽，主要的有以下几方面：

（1）煽动叛乱的定义范围将会收窄，限于煽惑他人叛国、颠覆或分裂国家或煽惑他人进行会严重危害中国的稳定的公众**。这即是说，除非是怂恿他人以暴力或其它（下述的）严重犯罪手段去进行有关的危害国家安全的行动，否则将不会触犯煽动叛乱罪。

（2）取消持有（管有）煽动性刊物罪。

（3）把原有的“处理煽动性刊物罪”的定义范围收窄，限于犯罪者有意煽惑他人叛国、颠覆或分裂国家的情况。

（4）把“煽动性刊物”的定义范围收窄，引进《约翰内斯堡原则》中第六项原则中的“可能性”概念（即“煽动性刊物”限于“相当可能导致”他人犯叛国、颠覆或分裂国家罪的刊物）。

以上的对原有煽动叛乱罪的多项修订，是有利于香港的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

颠覆与分裂国家

第23条提到的其中两项罪名-颠覆和分裂国家-在中国内地法律中有所规定，但不存在于香港原有法律中。不少人担心这样会导致中国内地法律概念（尤其是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法律概念）被引进香港，从而损害到“一国两制”。但是，如果我们细看现在的《草案》的有关条文，我们便会发现，特区政府并没有把内地的颠覆和分裂国家的标准照搬来香港，相反，《草案》中对这两项罪的定义基本上是全新设计的，其构成元素主要来自香港原有法律。

根据《草案》的条文，颠覆和分裂国家罪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是“进行战争”或“使用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以颠覆罪而言）或领土完整（以分裂国家罪而言）的武力或严重犯罪手段”，而“严重犯罪手段”的定义大致上与香港在2002年通过的《联合国（反恐布主义措施）条例》中对“恐怖主义行为”的定义相同。由于有了对于上述元素的要求，《草案》中的颠覆和分裂国家罪的范围较中国《刑法》103和105条规定的相关罪行远为狭窄。但是，我认为《草案》中关于这方面的条文仍有值得改良的地方，例如“恐吓中央人民政府”这个概念作为颠覆罪的一个元素便可能过于笼统和含糊。

官方机密

第23条也要求特区立法禁止窃取国家机密。在1997年6月，香港已经通过了《官方机密条例》，就间谍活动和非法披露受保护资料作出规定，这《条例》基本上沿用了英国《官方机密法》的有关规定。现在《草案》建议对《条例》作出若干修订，主要的有三方面：

（1）（1）《条例》原来规定的有四种受保护资料，现建议增设一类，即关于《基本法》规定由中央管理的香港特区事务的资料，例如关于国防和外交资料，如果这些资料的披露危害到或相当可能会危害到国家安全的话。由于《条例》在1997年通过时，香港尙未回归，所以未有对这种情况作出规定。

（2）（2）增加一项罪名，就是未经授权而披露在指定的违法情况下取得的受保护资料并造成损害，这些指定的违法情况是计算机黑客行为、盗窃、抢劫、入屋行劫和贿赂。政府认为这个规定是必要的，因为原有《条例》存有漏洞，就是[!--empirenews.page--] 它只针对公务员自愿泄露机密资料的情况而没有处理上述违法取得资料的情况。

（3）（3）对《条例》中就“公务人员”的定义予以“本地化”，去除其殖民地色彩，并予以淸楚界定。这项修订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条例》的运作中，某项资料是否受到保护，一定程度上乃决定于它是否由公务人员持有。

大致来说，以上关于《官方机密条例》的建议修订是合理的，尤其是它没有把内地的国家机密概念和保密制度延伸到香港，符合“一国两制”精神。但是，不少社会人士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公众利益”和“事前已经出版”等辩护理由，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的，尤其是关于引进类似《防止贿赂条例》第30（3）条的辩护理由的建议（第30条设定了披露受调查人身分等资料的罪行；有关的辩护理由是有关披露公开了廉署人员的不合法活动、滥用权力、严重疏于职守或其它严重不当行为，又或公开了一项对香港的公共秩序或安全或公众的健康或安全的严重威胁）。

被禁制组织

第23条的其中一个要求是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并禁止香港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1997年香港回归时对《社团条例》作出的修订，已经实施了这些规定。根据这项《条例》，特区政府有权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禁止某个本地社团的继续存在。现在的《草案》则建议把这项权力进一步具体化和明确化。

《草案》规定，如有本地组织进行叛国、颠覆、分裂国家、煽动叛乱或谍报活动，又或它从属于在内地因国家安全理由而被禁制的组织，而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合理地相信因国家安全的缘故，确有必要予以取缔，则可颁令予以取缔。法院有权审查禁制该组织是否符合国际人权准则。如果有关组织的负责人或成员在其被禁制后仍继续活动，则构成刑事罪行。

这项建议引起最大争论的主要有两点。第一，不少市民反对以一香港组织从属于某被禁制的内地组织为理由而激活考虑禁制此香港组织的程序，认为这样有损“一国两制”的精神。但是，“一国”和“两制”是需要取得适当的平衡的，不能顾此失彼。如果这项条文的目的是传递一个讯息，就是香港不可被用作颠覆内地政府的基地，那么它是可以理解的。在监察这项权力的行使及防止其滥用方面，香港的法院将会是任重道远的。

第二个争议点则涉及《草案》中授权首席大法官在有必要避免涉及国家安全的资料被披露的情况下，制定关于被禁制组织的上诉的缺席聆讯的规则。虽然这个建议受到不少批评，但政府的辩解是这是有先例可援的，如英国1997年的《特设入境上诉委员会法》和2000年的《恐怖主义活动法》。我认为这个授权性安排原则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我们希望以后首席大法官在制定有关规则时，会先进行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广泛咨询。反而另一个涉及上诉的问题是更值得实时的关注的，就是根据《草案》的安排，将同时存在两种关于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被禁制的社团的上诉机制（一是原有的向行政会议的上诉，二是新设的向法院上诉），被禁制社团可以采用哪种上诉途径，完全决定于政府使用《社团条例》原有的禁制权力还是现在的《草案》新设的禁制权力。这样的安排是不很合理的，希望议员们在审议《草案》时能予以正视。[!--empirenews.page--] 结论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将不能讨论到《草案》的每一方面，以上的是最主要的几方面。总括来说，我认为作为实施《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措施，《草案》的整体设计和基本原则是恰当的；它在香港原有法律的基础上响应了第23条的要求，并把原有法律中某些不合时宜或过于严苛的规定予以废除，一方面尽量照顾人权和“两制”的考虑，不把内地的概念和做法搬到香港，另一方面肯定了“一国”的原则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这次立法的咨询过程中出现的大辩论也是健康的，它充分体现了香港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更充分反映出香港的公民社会的活力。《基本法》第23条的实施不但没有削弱我对“一国两制”的前景的信心，反而增强了我的信心。其实即使是“非典型肺炎”事件，也见证了“一国两制”的生命力。从两地政府在当地爆发这个疫症时的处理手法以至当地传媒和民间社会的反应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制度的独特之处和可贵之处。因此，在香港面临最大的困难和考验的今天，我们仍有理由对这个城市的未来投下信心的一票，并将我们的前 途和这个城市的前途紧密相连，融为一体。

第二篇：罗马法律对后世影响

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在古代世界各国中，罗马法是内容最完整、体系最完善的法律。它既是维系和稳定帝国统治的工具，也是罗马人对人类文明的最卓越贡献。作为重要的人类文化遗 产，罗马法无疑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对近代世界，尤其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罗马法反映的是罗马帝国的现实，它却成为现代西方的法学渊源和法律先导，以及大陆法系的立法基础。1804年3月21日公布的《法国民法典》(又称《拿破仑法典》)，采用了《民法大全》中四种法律文献之一的《法学阶梯》(又称《法理概要》)的结构体系，并确定了所有权绝对化、契约自由、过失责 任三项基本原则。这样，它与德国民法典一起，共同构成了大陆法系的两大支柱和源流。欧洲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南美洲的许多国家，都因为《法国民法典》而与罗 马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此外，《法国民法典》对后世的《日本民法典》以及《六法全书》《中华民国民法》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虽然普通法系(不列颠法系)看起来受罗马法的影响较小，与罗马法之间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是，包括英国、英联邦国家、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也 从罗马法有关契约、债务和继承制度等内容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事实上，不论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它们都吸收了罗马法的陪审制度、律师制度以及诉讼原则。所以，一位美国法学家不得不承认：“尽管罗马帝国的人口或许为5千万，但现在有8亿7千万人生活在由罗马法所造就体系之下。”

第三，如果说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以“宪法至上，民法轴心”为理念，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马法正是现代西方民法的源头。今天，西方国家的法律体系就是 以罗马法为基础而确立起来的，它们从法源上继承了罗马法的许多概念、术语、理念和原则。例如，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以及人法、物法、诉讼法的体系，一直成为大陆法系各国民事立法的依据和当代国际私法的起源。

第四，罗法学家的思想、学说以及罗马法的发展成果，正是现代西方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塞罗指出：“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 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罗马法体系涉及自然理性、现实实践、法律与正义、人作为人的权利、法律与道 德等基本问题，构成现代西方法学的重要内容，而罗马人所秉持的自然法思想对后世信奉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天赋人权观，以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基本 理念，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正如近代启蒙思想家卢梭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19世纪德国伟大的法学思想家耶林甚至做了这样的评价：“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为罗马帝国的 灭亡而消亡，宗教随着人民思想觉悟的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唯有法律政府世界是最为永久的征服。”

第三篇：《行政诉讼法》实施对依法行政有什么影响

《行政诉讼法》实施对依法行政有什么影响

日前，在新的《行政诉讼法》实施之际，贾启华主任应约接受了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的采访，就新《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以及对大陆未来依法行政的影响发表独立见解。

《南华早报》(英文名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是香港最大的英文报纸，发行量为11万份左右，读者以政界、商界的高层人士为主，南华早报在1903年创刊，内容覆盖中港两地以至全亚洲，其报道具权威性，且独立中肯，在业内享负盛名。过去百年来，南华早报一直是香港、内地以至亚洲最具公信力的报章。凯诺律师所由于近几年在征地拆迁和行政诉讼领域的出色表现，先后获得2012年优秀律师所、2014年公益服务先进律师所、2014年“影响中国”十佳律师所和2012-2014北京优秀律师所五十强等荣誉称号，凯诺已然成为了目前国内专业征地拆迁和行政诉讼维权团队的领军品牌，贾启华主任作为凯诺拆迁律师团的首席律师，也以潜心研究办理征地拆迁行政诉讼业务十六年的突出业绩而连续两年获得中国百强大律师称号。

针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贾启华主任如数家珍的向媒体介绍了修法的几个亮点，比如立案改革、起诉期限延长、“红头”文件审查、行政负责人出庭以及复议机关做被告等等，在肯定了立法进步和对未来依法行政产生积极意义的同时，贾主任又表达了谨慎的乐观，贾启华认为，虽然立案门槛降低，由审查立案制改为登记立案制，但实体法律审理的公正性还有待观察，同时，贾主任还对最高院继续加大跨区行政法院的改革寄予了期望，希望借此进一步推动行政诉讼的司法独立性和公正性。

第四篇：论对近现代欧洲法律和社会制度和影响

论对近现代欧洲法律和社会制度和影响

随着罗马奴隶制国家形成，罗马法也随之产生。当然，共和国早期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罗马法是一种反映罗马奴隶主阶级的意志，保护奴隶制的剥削关系，巩固奴隶主阶级在国家机关中的统治地位以及对奴隶的无限权力的社会规范体系。《十二铜表法》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公布于罗马广场。次年，又制定法律二表，作为对前者的补充，构成了所谓的《十二表法》，由于这些表法当时都是由青铜铸成的，所以又称《十二铜表法》，这是古代罗马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罗马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对于贵族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法律已经编成了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按律量刑，须以条文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贵族的专横和滥用权力作了限制。但是平民的胜利还是初步的。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两者之间的斗争也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之后又发展出了公民法，万民法，《国法大全》。

虽然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制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影响更为直接。正是在全面继承罗马法的基础上,形成了当今世界两大法系之一的大陆法系,也称作为罗马法系或者民法法系.罗马法的有关私法体系,被西欧大陆资产阶级民事立法成功地借鉴与发展.罗马法中许多原则和制度,也被近代以来的法制所采用。

《人权宣言》中，“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合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能被剥夺。《拿破仑法典》的内容中，第一编是人法，是关于个人和亲属法的规定，实际上关于民事权利主体的规定；第二编的物法，规定了各种财产和所有权及其它物权；第三编是关于取得所有权的各种方法，这一编规定了继承、赠与、遗嘱和夫妻财产制,还规定了债法。

罗马法的人法规定，公民有自由地缔结各种契约的权利。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商品社会中，商品交换双方地位平等，市场规则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也要求人们自由交换而不受非法的约束。在罗马法中，裁判官在裁决契约纠纷案件时，运用“衡平”原则进行处理，严格维护契约的神圣性，契约自由得到充分体现，即契约只要签订了，良心要求双方必须履行。这一原则在近代民商法典中得到充分贯彻，并不断充实。

无论从哪个层面都可以看出罗马法对近现代欧洲法律和社会制度和影响是源远流长的。

第五篇：香港占中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报告

香港“占中”事件对旅游业的影响研究报告

组员：王燕娇 吴玉娇 向冬琴 周磊

一、事件背景

2014年9月28日，因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２０１７年行政长官普选的决定不满，香港部分人士发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给外国势力代言人成功上位夺取最高香港治权，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门槛。如果接受全国人大相关决定，就意味着西方多年扶持的反对派势力，将长期无缘问鼎特区行政长官，这将使外国势力费心费力费钱支持扶植香港反对派、试图控制香港治权的多年努力落空。因此，外国势力及其支持的反对派势力十分焦虑与恐慌，于是采取“占中”这种孤注一掷的动员方式，力图通过误导民众参与的大规模群体事件，迅速削弱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迅速控制话语权，迅速拓展反对派的政治生存空间，甚至企图迅速催熟一种由反对派左右香港治权的政治土壤，这便是香港激进反对派之所以不顾多数港人的反对迫不及待地推动“占中”行动的重要原因。

二、案例主角

特区政府、社会群体、人权活动人士、旅游相关行业

三、案例回放 “占中”指的是正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占领中环”，全称“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简称“和平占中”或“占中”。“占中”于2013年3月27日发起，至2014年9月28日正式启动。近年来，“占领”运动在各国都有出现，已经成为一种街头政治的主要表现形式，是社会部分公众尤其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表达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表现出更强的对抗性。这类“占领”活动在社会对抗情绪严重的国家经常会导致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而这种通过激烈对抗表达诉求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法的，警方都有权依法处置。

四、各方态度

1、政府

“占中”发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已多次表明将秉公执法，不会容忍违法行为一直持续下去。另一方面，特区政府也展现出通过对话平息事态的巨大诚意。“占中”启动当天，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全体非官守议员两次发表声明，理解及支持警方果断执法、尽快恢复公众秩序。同时，呼吁市民珍惜特区的安全及稳定，切勿参与违法的“占中”活动。10月5日再次发表声明，谴责集会现场发生的暴力行为，支持警方维持公众秩序、秉公执法，并促请学联就讨论政改与政府开展对话

2、警方

对此，香港警方保持着克制。一线员警都戴着头盔，手持盾牌和警棍，所有督察级别以下的警员均未佩枪，以防在冲突中有意外发生。警员一方面要以肉体之躯抵挡部分激进分子的冲击，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他们的语言挑衅甚至辱骂。此外，周末夜晚一直是市民和外来游客到旺角购物的“黄金时光”。在现场执法的香港警察既要应对“占中”者冲击，还要分流引导购物人流，以防在一些狭窄街道发生踩踏事件。香港警方保持了极大的耐心，相应的处置也保持了一贯的专业水平。

3、香港主流社会

香港社会要求警方清场的声音越来越大。民间团体“蓝丝带行动”11日设下限期，要求警方周二午夜前，将旺角和铜锣湾被“占中”人士强占街道清场，否则将发动“反包围行动”，夺回属于广大市民的道路。当天，“蓝丝带行动”约20名成员在旺角行人专用区摆设街站，收集市民签名，支持政府立即对“占中”清场，并解散立法会，踢走支持“占中”的立法会议员。行动召集人李偲嫣在白布喷上“苦”字，指“占中”为香港社会带来苦痛和苦难，并带领在场的数十名成员及市民高呼“支持警察，严正执法”、“还我旺角”等口号。

“占中”行为严重影响香港广大市民生计及正常生活，甚至引发暴力及违法行为。调查显示，大部分市民对罢课及占中等活动抱反对态度，被访者也认为教育界和家长应当明确反对中学生参与这类活动。比如港大校长马斐森呼吁参与“占中”的师生尽快离开示威现场。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向全体师生发公开信，深切期望师生冷静下来，立即撤离现场。更有不少市民和团体就“占中”影响生活和生意、耽误紧急医疗救治等提出投诉，或公开斥责。香港总商会、民主建港联盟、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也呼吁全港市民抵制“占中”，谴责策动暴力和“占中”的幕后黑手，防止暴力事件重演，认为这不但罔顾自身及公众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亦无助推进香港民主政制向前发展。

4、旅游行业

联业工会联会、香港专业导游总工会和香港百货商业雇员总会等旅游、零售、饮食及酒店业七间行业工会指出，“占领区”向多个消费及旅游旺区延伸，旅游、零售等相关行业已受到波及，旅客及消费者大幅减少，生意额下滑，部分金饰店、食肆不敢开门营业，客人取消宴会订场。同时，旅行团客减少，旅客改变行程致酒店入住率下降等各种负面情况正陆续浮现。工会担心，如果“占中”持续，会将逾60万名旅游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推到“手停、口停”、甚至失业的悬崖边。香港旅游行业协会纷纷举行活动或发表声明，表达对“占中”的强烈不满，呼吁市民理性克制，让社会重拾秩序。

五、事件结果

已经持续了一个月的示威活动并没有显示出即将结束的迹象，即便示威者的人数大大下降。一场“占中”毁掉了“黄金周”数以千亿的市场预期，餐饮、零售和旅游业者成为最大的直接受害者，“占中”尚未结束，业界已保守地估计直接损失高达3500亿港元。在零售业方面，因占领中环抗议活动发生在三个繁忙的购物区：金钟、港岛铜锣湾和九龙旺角，时间刚好在“十一黄金周”假期前夕，并且示威游行打乱了购物区的治安秩序，导致原本会涌向香港商场购物的许多内地旅客不敢来消费。占中”开始后，金钟地区沿街的许多品牌零售店和小商铺被迫关门停业，维持营业的也都生意惨淡。“占中”蔓延至九龙尖沙咀以后，广东道名店街许多店铺关门，许多中小型药店和零售店遭遇“零销售”，激起店主的强烈不满。有一些店主自发前往“占中”地区抗议示威者“断了别人的生路”。业界人士表示，如“占中”继续，未来前景也不会乐观。

“占中”也重创香港旅游业，相关行业没能如愿收获一个丰收的“十一黄金周。中国内地是香港最大的旅客来源市场，去年内地访港旅客总数达4070万人次，占整体访港旅客的75％。然而，今年受“占中”影响，“十一”黄金周首两日内地来港旅客同比减少1.7％，内地自由行旅客更减少6.4％。众多旅行团出现退团潮，业界估计下周内地团数目将减七至八成。此外，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发布了赴港旅行预警。“10月８日之后，旅行团和个人游访港的数字锐减，旅行团由３００多团下降到约２００团，跌了约三成以上；酒店入住率方面的影响也开始陆续浮现，部分酒店出现取消预订的情况；连锁化妆品店卓悦“十一”黄金周销量下跌，１０月１日至７日其港澳地区合计零售销售按年下跌８％，同店销售甚至有的倒退１６％。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示，因为这场抗议活动使酒店预订和总信用卡消费已经下降了20%到30%。“这个下降是惊人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它不是一个缓慢的下降，而是突然暴跌。”

然而，更加不利的长期效应才初露端倪：香港的自由港形象受到无法挽回的负面影响，担忧物流受阻的客商不得不重新权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社会和政局的安宁是所有投资者的首要考虑，而“占中”期间已经导致的大批的投资者撤离这一是非之地；“占中”扰乱了香港的正常经营秩序，影响到大陆游客赴港的旅游信心。期间，一些大陆游客在港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极大影响了香港特区的旅游形象，对当地旅游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风光已久的旅游业在短期内难以吸引游客回归更是不争的事实。

六、案例点评

（1）应对危机的成功之举

1、政府表明立场

香港特区政府应对此次危机时，表明了秉公执法的立场，支持警方恢复社会秩序，果断执法，通过展开对话表明平息事态的诚意，对控制整个动荡起到了主导作用。

2、警方对 “占中”进行事前预防，事中监控。

香港媒体2014年9月16日披露，反对派酝酿多时的“占领中环”行动将于10月1日国庆节发动。而香港警方已有行动预案，机动部队、防暴装备、临时收押中心等都已准备就绪。事发后，面对非法集会的混乱和无序，警方表现出的极大的耐心和处理事情的专业水平，让事件没有进一步恶化，体现了香港警方应对危机的素质和能力。

3、社会主流群体和市民积极配合平息事端。

面对“占中”不盲目跟从，能认清事件的本质，从大局出发，以市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反对“占中”人士的做法，谴责事件引发的**。比如，民间团体“蓝丝带行动”就是面对危机，和平理智参与应对的正确做法。

（2）应对危机的失败之处

1、媒体抹黑“占中”，激发社会矛盾。

2014年8月17日，有部分香港媒体抹黑此次游行是“港版文革大串联”、“亲共政治总动员”，不实报道引发社会恐慌。

2、部分群众混淆视听，参与“占中”的方式极端激进。激进派人士到游行队伍旁边滋扰、叫骂，给公众错误的信息，激发“占中” 事态的恶化。

3、旅游相关行业应对危机缓慢，导致大陆游客对赴港旅游信心低落，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扩散。

七、应对危机的对策

1、媒体作为社会公众的信息向导，应该对危机事件的发生进行真实报道，以客观的立场传播信息。在保持原真性的前提下，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聚集社会力量来谴责此次占领中环非法集会活动，成为协助应对危机的桥梁。

2、旅游相关行业在事件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时应有所作为。针对此次政治**，旅行社可推出相关解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比如：推迟进港旅游时间，游玩香港受此次波动较小的旅游点。和利益相关各方积极沟通协调，取消相关预定。开辟多条不同类型产品，以确保企业运营能力，等待时机再次进攻新市场。酒店方面对此前在这些占领区域预订酒店的客人，有更换住所要求的，积极为其协调更换其他位置的酒店。零售业主应积极关注事情动态，制定应急销售方案。

3、对于政府来说，不仅需要应对危机，还要具有危机管理能力，成功地应对危机事件不仅需要坦诚的态度，而且需要准确的局势掌控能力、心理自控能力、形势判断能力。

4、在政府救援措施执行不到位、预警无法准确的情况下，建议处于危机中的人们要提早有效的预防。在危机面前，社会群众需要对形势做准确的判断，对应该参与还是避开危机事件要马上做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