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所交大的历史溯源[最终版]

第一篇：中国五所交大的历史溯源[最终版]

中国五所交大的历史溯源——百年交大，天下一家 2014-04-25 WeAre

稍稍对中国高校有些注意的人都会知道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但中国冠以交通大学名的却决不止这两所，至少西南交通大学和北方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也同样引人注目。北大未名BBS里有一个交大国际论坛，由这四所交通大学，加上亚洲名校、台湾的新竹交通大学共同组成。那么，这五所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相信大多数人除了知道上海交大与西安交大的血缘关系外，其他是一无所知的。因为交大的这历史太复杂，条理太乱，以至便是交大学生也不一定能说清楚。

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诞生于1896年，与同为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同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最早创办的大学。从此南洋北洋交相辉映，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史的新篇章。其实客观公正地讲，中国第一所具有高等学府意义的大学是北洋大学堂也即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则为第二。但由于19世纪末天津闹义和团，北洋大学堂师生被迫转移到上海南洋公学教学，因此近代中国第一批大学生是在南洋大学毕业，学生中较为出名仍在世的有曾任清华副校长的张维等。

北洋大学堂虽然早于南洋公学，但由于战乱原因，发展一直不如南洋公学，特别是抗日迁自西安联合北平其它院校成立北洋工学院，备受抗日战争战火摧残，已经逐渐消亡，直到解放后在天津旧址成立天津大学，但历史脉络已断，今非昔比。今日我们到天大网上主页上仍可看到“原北洋大学”字样，他们对历史传统的尊崇仍值得我们肃然起敬。话说回来，南洋公学由于地处上海，位于租界，免受战火侵拢，成立后发展很快，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前一直无可争议是中国第一高等学府，这当然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北大、中央大学尚末觉醒，而清华还末成立的原故。当时交大学生灿若星辰，出名的有黄炎培（后为共和国第一任政务院副总理）、李叔同、王安等。其中李叔同更是交大历史上独树一帜的人物，文词歌赋，样样精通，这在交大以工救国的办学百年历史上是罕见的。

交大当时教学用的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原版教材，被世人称为“东方MIT”。可惜到现在五所交大已经无人敢再提当年之勇了。百年沧桑变化，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南洋公学创立后如同当时的政府变迁一样几经易名，甚至曾一度叫上海工业学校，直到本世纪十年代后期才有了个比较亮响的名字--南洋大学。可是好景不长，二十年代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交通建设和教育，把当时南洋大学和唐山路矿学校（即现西南交通大学的前身）和北平邮政学校（即现北方交通大学的前身）联合起来成立了国立交通大学，归交通部管辖。本部设在上海，依次称第一、第二、第三交通大学，后两所后来又称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和北平工学院。

据说正因为叫交通大学，后来唐文治校长确定校庆的时候，就定于4月8日，取自交通是为了“四通八达”的意思；另外有种迷信说法，是“四分五裂”，后来交大确实是四分五裂的命，分成了五个交大，院系调整的还不算数。话说回来，自从归交通部更名为交通大学后，就把交大定位于理工科大学了，交大发展的方向基本确定了。

本来南洋公学时交大是具有很好的人文基础的，原来有个南洋公学特班，班主任曾是大名鼎鼎的蔡元培，该班培养了不少人很有名气的人文艺术方面的人才（如李叔同）。当时上海大多文艺名流都来进修，如同今天的交大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一样。据说连当初在上海失意落魄的蔡锷将军在红颜知已小凤仙的劝说下也来弄了个研究生文凭（野史），由此可见很有名气。后来，南洋大学时期人文气氛也不错，因为唐文治校长是前清进士翰林，是著名国学大师，本专业当然要有些活。到了交通大学时期，文科消失殆尽。有名的校友邹韬奋，在交大读土木时由于交大理工科要求严格，读得半夜吐血，读不下去，只好转学到圣约翰大学去学新闻了。要是没有趁早跑，恐怕中国近代史上又少了位名人，这只能说是交大的悲哀。后来交大除了理工科外，三四十年代逐渐兴办了管理学院，成为中国较早开办财会、管理等专业的大学之一，可惜解放后又被院系调整，调到复旦、上海财大去了，当时交大在人文方面一个比较有名气、可称大师级人物的教授朱东润也跑到复旦去了。现在世界一流大学大都是综合性大学。交大由于先天不足，很吃亏的。

一个大学的发展与学校的领导紧密相关，一个好校长往往标志着学校发展的里程牌。北大有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清华有梅怡崎、蒋南翔；浙大有竺可桢，路甬祥；在交大历史众多校长中，对交大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有盛宣怀、唐文治、叶恭绰、凌鸿勋、彭康，邓旭初（党委书记）。在二三十年交大名校长辈出，叶恭绰、凌鸿勋，还有黎照寰，交大也因此蒸蒸日上。当时交大的办学思路是建成“东方的MIT”，当时的交大的老师大部分是留美博士，水平非常高，如朱物华是哈佛博士，张钟俊是MIT博士，还有凌鸿勋，钟兆琳，王之卓等，不胜枚举。当时大学教授社会地位非常高，全社会对大学教授非常崇敬，工资几百个大元是当时普通公务员平均工资的十几倍。

当年的国立交通大学用的大都是MIT的原版教材，要求非常严格，有硬性的不及格率，能进交大都是千里挑一，能拿到交大文凭意味拿到了金饭碗。钱学森去美国加州理工时，发现许多东西跟在交大学的一模一样，要求免修得到批准；茅以升从交大唐山工学院毕业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时，由于学习特别优秀，名列第一，校方决定从此对中国交大的留学生免试入学；王安去哈佛时，由于抗战没有带交大毕业证书和成绩单，哈佛知道是交大毕业的，决定破格录取。因为之前去哈佛的交大学生都非常优秀，交大当时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具有相当知名度的。

由于二三十年代交大名校长治校有方，交大在国内享有盛誉，成为有志于工程的学子的最高学府。在抗战前交大达到了历史上最辉煌的顶点。当时中国的名校格局大体是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平起平坐。中央大学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学府，由蒋介石亲自任校长，学科门类最齐全，综合实力最强。交大则是专注工程、管理类，是工程方面的最高学府。清华由于二十年代是留美预学校，在短短十几年间也名声鹊起，也日渐成为综合性大学，理工文都有很强实力。此时的北平大学经历了五四的荣耀，除了人文方面实力很强外，整体实力已经稍逊。当时交大南有交通大学上海本部，擅长机电类；北有交大唐山工学院，执全国土木之牛耳，交相辉映。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唐山交大（即今西南交通大学），水平之高，名气之大，人才之多，当时绝对可以和上海交大本部平分秋色。现在从校史博物馆列出的一百三十多名交大出的院士，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出自唐山分部。

抗战后交大上海分部内迁到陪都重庆，也说明了国民党对交大的重视，唐山、北平分部也内迁至贵州遵义，虽受一定的影响，交大依旧实力雄厚。但此时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实力已经强于交大。浙大由竺可桢治校后也奋起直追，到了抗战后也逐步赶上了交大。离开了大上海，交大发展也进入停滞不前阶段，抗战后，西南联解体后，失去了龙头老大的位置。当时的中国大学格局是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北平大学。交大仍是工程类的最高学府，但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都已经成为综合性的大学。当时交大的名教授也明显少于上述三校。

返回上海后交大逐渐恢复元气。在四年内战中交大基本没有受太大影响，但交大学生也不再耽于书本，开始积极参加政治运动，用血的代价铸就了当时上海的“红色堡垒”。当时交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政治意识，不少当时学生后来也因此成为了政治活动家，像江泽民、丁关根等。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败局已定，开始把交大的一些名教授带去台湾，如凌鸿勋、李熙谋等，正是他们后来在台湾“恢复”了国立交通大学（即今新竹交通大学），现在已经是亚洲知名学府，实力远超大陆四所交大。

交通大学在迎来解放曙光的同时，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高校调整。解放时的王之卓校长被调往武汉测绘学院。解放后的负责人开始是李培南，再后是彭康，前者是二野军队南下干部，后者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共产党干部。解放前后学校总体保持平稳过渡，实力依然很强，继续保持“北清华、南交大”均衡局面。到了一九五二年，由于中央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在教育上也采用苏联单科分类别大学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第一次校院大调整。在当时的几所顶尖大学中，北京大学（由北平大学吞并燕京大学并占了燕大的校园）、清华大学由于位于首都，得于重点加强，从全国各大学抽调精英壮大实力，成为院校调整的受益者。中央大学由于是国民党的中央学府，自然没有好果子吃，而被强行拆成南大、南工、南医、南农等几个学校，从此消亡。交大则成了下蛋的老母鸡，由具有相当规模的理、工、管理的多学科大学被拆成单一工科大学：理学院中的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被调到复旦大学，化学还支援成立了华东化工学院；实力雄厚的土木建筑全部被调入同济大学，带走了俞调梅等一大批教授；独具特色的管理学院的管理、会计、财务等系并入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部分支援成立了上海财经学院；纺织系分离出去成立了中国纺织大学（即今东华大学）；水利系由严恺带去成立华东水利学院（即今河海大学）；航空系分出成立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中的电子部分支持了南工（即今东南大学），55年又支持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机电中还支持成立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带走了一大批著名教授；此外还有部分院系分出去支援了西北工业大学、上海海运学院等许多学校。当然交大也从外面调入了一些工科力量，但除了造船得到同济支援得到加强外，其它都是被撤掉的上海二流大学的专业并入。一出一进，实力大损，但比起中央大学来血脉还得以保存，已是庆幸。当此时复旦从交大、浙大的调整过程占了大便宜，从解放前的二流的私立大学一举成立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后来上海市委副书记徐匡迪在上海交大211工程中预审中也指出“复旦是院校调整的最大受益者，而交大则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当然也包括后来的1956年交大的分裂。其它几个交大下场也很惨，著名的唐山交大被迁到四川几乎消亡，北方交大则变成了北京铁道学院。

就在交通大学六十周年的1956年前后的二次院校调整中，交大上海本部再次被拆分。今日五个交大局面最终形成：当时中央考虑到东西部院校不均衡，决定在贫穷落后的大西北建立一所高水平大学。挑来挑去，北京的高校加强还来不及自然不在考虑范围；中央大学已经消亡并且政治上也不太“可靠”；上海高校最多，交大实力最强，交大解放前后又是红色大学，无论学术和政治都最合适，于是当时国务院和高教部就选上了交大。当时的交大党委和校领导一听，觉得中央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交大，是对交大的信任，也就接受。于是彭康等校领导就到西安去选校址，直到1956年西安校舍盖好后要搬家时问题发生了。

当时交大的教师中大部分都是上海人或在上海住了很长时期，对上海和交大感情都很深，部分教师觉得西迁是削弱交大，感情和生活都不能接受，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氛都不敢提出来，只好逐步开始西迁。到了1957年，西迁问题在交大师生引起了强烈的讨论。当时分成两派：支持派主要是政治上支持加强大西北建设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反对派主要是老教授和认为这样会削弱交大的教师，已经到西安的师生生活很不适应也助长了反对之风。结果越吵越大，还没搬一半就停下来了。高教部长杨秀清部长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亲自召集交大校领导和老教授进行研究。周总理明确说，西迁就是要牺牲交大支持大西北，并提出三个方案：要么继续全部迁到西安；要么已迁去的全部迁回；要么维持现状一边一半，迁不迁由你们决定。其实当时绝大数教师都反对西迁，但这在政治上是什么后果大家也都明白。经过艰难地讨论，采用了折中的办法，一边一半。但此时大部分设备已经先期运到西安，教师和学生也有60%到了西安。机电系、能源系等较早过去的留在西安；造船系、起重机械系等没过去的则留在上海；同时允许已经去西安感到不适应的或妻了和子女不便可回上海。于是一个交大，上海、西安两个分校就形成了。由于两地较远，不便统一管理，1959年交大终于分裂成西安交大和上海交大。上海交大有19个专业，西安交大有24个专业。

1959年分成了两个交大后，彭康校长去了西安交大，程孝刚、朱物华副校长留在了上海交大。实是求是分析，在分割过程中，老教授中有三分之二留在上海，包括当时交大全部四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周志宏、程孝刚、朱物华等，还有著名的张钟俊、陈石英等；三分之一的老教授去了西安，著名的有钟兆琳、陈大燮、张鸿等。这也是上海交大七、八十年代学部委员比西安交大的多的重要原因。在中青年教师中有三分二去了西安，三分之一留在上海，这也是现在西安交大中坚力量比上海交大强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后，又有不少是上海人的西安交大教师陆续调回上海交大，如杨世铬等，使得上海交大元气逐渐恢复。按照西安交大在1996年在《研究生学位教育研究》杂志上的说法是：“实验设备的大部分，60%的教师去了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对去西安的教师从来没有进行统计，但老交大的风水宝地留在上海这点则是毫无疑问的。

交大分家好比兄弟俩，一个出远门，一个留在家里，结果导致了后来相互争遗产的历史问题，并产生两个交大之间的精神上的分裂和对立情绪，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对立表现为到底是爱国还是爱交大？？去西安的认为留在上海的是逃兵，而且独自霸占了交大的遗产，西安交大才是正宗交大。而上海交大则认为上海交大保存下了老交大的底蕴，由于解放前人们为了区别唐山交大和北平交大习惯称在上海的交通大学本部为上海交大的历史缘故，在名气方面也确实是占了很多便宜，对西迁历史很少也不愿意再提起。而且交大校友由于毕竟在上海念书对上海交大也比较有认同感，校友各种简历也全部写上海交大，比如江总书记和两院院士的介绍以及平常的说法都说是上海交大毕业的，没讲是交通大学毕业，更不用说是西安交大毕业的。校友们捐钱也大部分都给上海交大，统计上海交大获校友捐款就达两亿多，校内各种建筑都是校友捐盖的。这对于西安交大在感情方面肯定是不能接受。于是争论谁是正宗也越来越激烈，并在百年校庆的到来前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西安交大坚持认为彭康校长带了60%的师生去了西安，因此是西安交大才是正宗。上海交大则认为当时西迁老教授很多都没走，况且后来西安还有不少教师和学生跑回上海交大，上海交大得了老交大的家产，还用争谁是正统吗。去西安的对大西北是作了很大的贡献，但生活却水土不服，感情上念念不忘上海；留在上海的使老交大在上海得以延续，生活上也比较好，但在政治上抬不起头，不少反对西迁的在文革残遭批判。其实，如果是纵向比，两所交大综合实力都堪称一流，进入全国前十名不成问题；如果横向比，论名气上交比西交响，再加上地理位置又好，高考学生的分数线比西交高不少，校园硬件设施比西交强得多；论教师水平，则西交水平比上交高，学科门类也比上交完整。上交虽则声名日响，可是所做的实际而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却稍逊于西交的。海外的校友对交大有种亲切的称呼，以西交为唐城交大，上交为申城交大。唐申二校，一西一东；一黄原，一东海；一长乐坊，一徐家汇。以黄原上高大的城墙卷积厚重的长乐坊，凭东海边呼啸的海风振荡轻扬的徐家汇，谐振东西于海山，卷舒南北之晴空，则“交通大学”四字几可无愧无憾。

现在，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五所交大已经联合成立“交通大学校友总会“（Jiao Tong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其宗旨是：加强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团结和合作，发扬交大的优良传统，共同为振兴中华，为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母校的发展贡献力量。其任务是：沟通校友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联系、发挥海内外校友的智力优势和广泛影响，为母校的发展作贡献，为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作贡献。

而交大海外校友因其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光荣传统，虽身居海外，却仍然魂系母校，积极关心母校，从学术上，财力上，社交等方面鼎力支持母校发展教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交大海外校友超过5000人，遍布世界各地，其中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巴西，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并且都成立了当地校友会，定期举行校友活动。

在美国，交大校友最多，校友活动也最活跃，在纽约，华盛顿，南加州，北加州，休斯顿，中西部，纽芬兰等地均建立了校友分会，每5年举行交大校友大团聚活动。2000年第7次全球交大校友年会已经圆满结束。据当时《世界日报》报导，来自台湾的老校友蒋光照，在会议结束前，宣布“全球交大校友联谊会”成立。首任会长为汪道涵；副会长8位包括五校现任校长谢绳武、谈振辉、周本宽、张俊彦、王文生及美洲校友会总会会长李天和、台湾交大校友会长郭南宏、香港交大校友会长陈明敏；秘书长蒋光照。

香港校友会也十分活跃，同母校联系密切，支持甚大。每年4月8日校庆，海外校友不远万里，纷纷返校，参加毕业周年大联欢并捐款捐物，讲学指导，以表达海外赤子的心意和期望。留学日本的校友均是80年代以后出国深造的，大都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并在大学任教或在大公司任职，于1998年汇集l00多位校友成立了留日校友会。

交大百年，天下一家„„

第二篇：西南交大历史

西南交大百年历史

1.全国解放前的五次迁徙(1900-1949)

(1)山海关校舍在1900年(庚子年)被八国联军强占,曾使我校历史一度中断当时的校名是山海关北洋铁路学堂,归北洋铁路总局领导。北洋铁路也叫津榆(天津至山海关)铁路,随后又延伸,并相继改称关内外铁路、京奉铁路(北京至奉天,即至沈阳)。1896年11月在上海《新闻报》和《申报》登载了铁路学堂章程和招生告白。1897和1898年,在天津和上海等地共计招生40名,编为第一届。1899年招生20名,因文化水平高低不齐,经考试甄别,合格者仅6名,让其继续学习,其余均遣散。1900年3月,第一届学生完成学习课目者为37名,其中发给毕业证书、准予毕业者为17名。同年9月,校舍被八国联军所侵占,学校工作中断。

(2)唐山校舍在1933年4月至11月被汉奸部队所强占,被迫南迁,停课8个月。1905年,关内外铁路筹备恢复铁路学堂。为使学生到工厂实习方便,决定将校址迁至唐山(因铁路机器厂,即今唐山机车车辆厂,是在唐山)。于是,修建校舍,招收新生。于1907年2月,在唐山开学。1931年,东北三省被日军所强占。1933年,日军进犯山海关,侵入冀东,国民党军队退至天津,汉奸李际春部队强占我唐山校园。当时,我院属于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在上海交通大学办公。按照多数师生意见,遂南迁上海,借上海交大校舍住宿并复课。但黎校长意欲将我院并入上海,并假借铁道部名义限制我院秋季招生人数。经过师生及上海校友的力争,黎乃作罢。同年5月底,国民GOV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唐山暂时得到“安定”。6月,我院1933届学生在上海毕业,其余师生于7月北返,暂借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居住,并在北平〈北京〉进行铁路测量实习。11月初,学生返唐山。几经交涉,伪军在12月撤离,我院乃顶住逆境恢复上课。这时,在日本操纵下,冀东成立了“特区”。但仅在我院院墙之内,可以升国旗。一出院墙,便是日伪势力。

〈3〉抗日战争期间,唐山校舍在1937年被日军长期侵占,师生分散南迁,在湖南及贵州复校1934届至1937届,是在唐山逆境中培养并毕业的。共计:土木工程毕业生为161人,肆业19人;矿冶工程毕业生为13人,肆业1人。当时的院长是孙鸿哲。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阀挑起卢沟桥事变。7月17日,日军侵占我唐山校园。孙院长当时在北平〈北京〉住院治病〈随后在10月下旬逝世〉。师生陆续分散地南往上海、南昌、湘潭等地。黄寿恒、许元启两教授同校友李中襄、侯家源等计议,先需解决院长人选及复课地点问题。在11月中,公推茅以升博士为民选院长。11月下旬,上海沦陷,南昌震动,校友杜镇远、侯家源、裴益祥、薛兆枢、庆承道等商量,建议于12月15日在湘潭〈湘黔铁路工程局局址所在地〉复课。黄、许两教授赞同这一建议,并以函、电及由中央电台广播通知有关师生。12月15日,校友裴益祥在湘潭主持了开学仪式。1938年2月,黎校长电请茅以升为我院代理院长(5月,正式聘为院长)。2月11日,茅到湘潭就职。3月下旬,教育部决定让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并入唐院,于是,师生人数增多,湘潭房屋不敷应用,乃于5月下旬迁往湘乡杨家滩。这时,罗忠忱、伍镜湖等教授陆续来到。8月,1938届在杨家滩毕业。11月,因日军进犯湘北,国民党军队纵火焚烧长沙;下旬,我院师生分批离开杨家滩,于月底到达桂林。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我院损失惨重。嗣经决定迁往贵州福泉(当时叫平越〉。1939年2月,在福泉复课。土木、矿冶和铁道管理各系原有的及增聘的教师基本到齐。教学秩序、教学质量,由此得到保证。这年11月,1939届在这里毕业。1942年,教育部指令我院改名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两院(唐山工程学院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

(4)1944年因战争威胁而仓皇离开贵州福泉

在贵州福泉安定办学6年,共有6届毕业生,每届毕业生都是三个系齐全〈土木、矿冶、铁道管理〉。1944年11月,日军在攻占湘桂之后,前锋到达贵州独山。福泉陷入混乱。在重庆的校友洽派汽车来接运我院师生,但这些汽车在贵阳被国民党军队扣住。于是,校领导只得宣布学校解散,师生自己设法往重庆集中。赖校友茅以升、赵祖康等的安排,在遵义等地有接应。这样,在年底前后,绝大多数师生到达重庆。罗忠忱校长同校友商讨复校地点,决定在璧山县丁家坳。于是,1945年2月15日,在丁家坳复课。1945及1946届在丁家

坳毕业。在日本于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1946年6月,我院的复员队伍离开丁家坳,于8月下旬到达阔别9年的唐山校园。11月1日,在唐山开始上课。

(5)解放战争期间,1948年11月至1949年6月,大部分师生南迁上海

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是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唐山解放是在1948年12月12日。但在唐山解放之前,国民党加紧迫害进步势力,顾宜孙院长(当时校名是国立唐山工学院)不肯按照其所开黑名单交出进步学生,只好辞职,并于7月回家(在上海)。11月,在唐的大部分师生决定南迁。不久就到达上海。由于通货极度膨胀,众多师生难于在上海久留,大部分在12月转到江西萍乡,少数人则鼓动迁往台湾。在教育部已同意顾院长请假的情况下,校友赵祖康、侯家源等同意茅以升、顾宜孙的推荐,由顾院长聘请唐振绪为我院水利工程教授,并推荐其代行院务(1949年3月,得教育部正式任命为院长〉。唐于1949年1月11日到职。在商得上海交通大学借给部分教室、实验室以便复课之后,2月1日召开教授会议并决定不去萍乡、不去台北、积极在上海筹备复课。3月28日,复课终于实现。4月下旬,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加紧迫害进步学生,随后又勒令各高等学校紧急疏散。我院师生被迫迁往徐家汇启明新村。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中央军委铁道部指派李泳、赵锐两同志来沪迎接师生返唐,唐振绪院长乃带领在上海的师生及家属回到唐山。从此结束了我校因战争而流离的苦难史。

2.1951年以来的迁校和建校

唐山校园是在开滦煤矿采掘的波及范围之内,且原校园占地只290亩,建筑面积不过24000m²,不适应学校发展,所以,在50年代初,曾派人到天津、北京、兰州等地寻觅新址,进行勘探、规划、设计乃至施工。但均因多种原因而未果。到1961年,乃决定在唐山不受采煤波及地区(河沿庄以东)建校,这便是“三分部”.该项建校工程到1964年时,铁道部又决定将我校迁移到“大三线”,到四川峨眉建校,并让我校将唐山“三分部”42000m²校舍移交给铁道部Pol.ice学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1年底,更决定让我校在唐人员全部迁至峨眉。1974年,又让我校将唐山校园本部、一分部及二分部,建筑面积共76000 m²移交给铁路第三设计院。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空前的大地震,使该处原校舍遭到毁灭性破坏。

1984年,国家计委批准铁道部关于在成都市扩建我校总校的报告。经过校址选择、勘探、规划及设计,现在的新校舍遂于1986年开工。1989年9月,校机关由峨眉迁至成都办公。到1995年,成都总校占地1000多亩,建筑面积超过400000 m²,这才使我校拥有一块可赖以发展的基地。

3.所承受的损失

在时间上,由于学校多次迁徒,影响到建校,影响到长期规划,这使我校遭受了不少损失。

在师资力量上,1952年的院系调整,将我土建学科的建筑系全体师生、以及水利教授黄万里等调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在峨眉的生活及工作条件都差,招生人数少,教学及科研;任务轻,不少骨干教师陆续调出。在物资和仪器设备方面,①1937年至1945年,整个唐山校园任由日军去践踏,仪器设备.〈包含其能量为1780kN的万能材料试验机〉及文书档案损失殆尽;唯独图书则因主任江秀炳设法转运到保定莲池图书馆保存,在复员时运了回来;②1944年11月仓皇离开福泉,将6年的积累完全弃置；③1948年冬,将联合国救济总署赠送给我唐院的一整套结构试验设备从上海〈当时寄存在上海交通大学〉运往台湾；④1971年冬季将唐山物资运来峨眉,由于房屋不够,天气潮湿,不少设备受毁；⑤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更使我校留在唐山、已遭“文化大革命”劫难的残余物资完全丧失.4.所取得的发展

抗日战争之前,唐山的在校学生总数不过200人多一点。以1936年为例,全院学生共208人,内土木

工程系为166人〈其余42人为矿冶工程系〉。在全国解放前,1948年在唐山,全校学生409人,内土木及建筑二系合计263人〈其余为采矿及冶金二系〉。就毕业人数讲,在解放前,总人数是1930人,内土木工程1331人(其余是机械、矿冶和铁道管理)。

解放以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以院系调整后的1953年为例,全院学生总数1937人,内土木工程1366人〈计铁道建筑本科416人,桥隧本科160人,各个专修科790人〉。“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全院学生人数3403人,内土木工程1285人(铁道666人,桥隧619人〉。在迁到峨眉后,1985年,全校学生人数5182人,内土木工程人数1976人〈土木本科1095人,航地本科367人,其余是干部班、专修科、走读班〉.在迁到成都后,1995年,全校本科5434人,内土建学科1797人;全校硕士研究生595人,内土建各学科141人,全校博士生225人,内土建各学科77人。

解放以前,我校只培养本科大学生,并给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1957-1966年,开始培养研究生,但无学位制度。1979年以来,正式建立了学位制度。在土木学科之内,我校现有权授予博士及硕士学位的学科是两个(桥梁与隧道工程,铁道工程),有权授予硕士学位的学科还有六个〈建筑结构工程,结构力学,水力学和河流动力学,工程测量,工程地质,工程图学〉。到1994年,我土木学院共有博士生指导教师12名。在1996年,按新规定,增补了博士生指导教师5名。

就仪器设备讲,1949年,在唐山校园内,因战争劫难,业已破坏殆尽。在50和60年代,在唐山,添置了测量仪器、力学仪器、完善了水利实验室。新建了土力学试验室、工程结构试验室、施工实验室、线路实验室。在80年代,在峨眉,新建了轨道实验室、路基实验室、工程地质实验室,并为工程结构试验室增设了混凝土试件制造车间,还添置了航测、工测及遥感等设备,且在其后期增设了风洞试验室〈1992年始启用〉。在90年代,在成都,工程结构实验中心、岩土工程实验中心等正式建立,其他仪器设备更是不断扩充与完善,在许多方面业已达到当代水平。

第三篇：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中国的商会溯源与历史发展

协商汇

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社团民非组织的放开，全国各地商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分分成立。那么大家究竟对商会组织的宗旨、形式、职能及运作模式了解多少呢？本专题将为大家系统性的介绍中国商会组织的创立起源及国外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以供各级商会学习借鉴。

一、中国商会的溯源与发展

在西方近代商会产生之前，我国各地已有为数众多的商业行会和手工业行会。据史料记载，我国的行会组织起源很早，上可追朔至西周、始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从6世纪末叶起，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行业组织为首者有“行头”、“行首”、“行老”之称。当时的“行”已具有商业行业和“工商业者组织”的含义。从古代到近代，商会组织的形式如下：

西周———肆

据史载，中国的行会最早出现于春秋时代的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前后。从西周开始，我国手工业已经比较发达，分工也逐渐细化。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加上城市的出现和繁荣，产生了行会的萌芽，《论语》中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这里的“肆”，指的就是中国最早的行会组织。

先秦时代———行

这个时期的行会被称为“肆”，汉代称为“行列”、“市列”，隋唐代后则称为“行”。据《中国史稿》记载：大都市经营同一行业的店铺增多，就产生了同行业的封建性组织———行。行由行首或行头主持本行的事务，在行内负责贯彻有关官员和市场的规定，向政府交纳税收，办理与官府的交涉关系事项等。封建政府则利用“行”这一特别的组织和“行”头加强对各行的控制。

手工业者和商人组成行会，一方面是为了限制竞争，另一方面是为了应付官府的差遣，便于行会会员共同承担应尽的义务和分摊各会员应付的份额。从官府来看，行会便于其统治和管理手工业、商业者，可以简便地有效率地通过行会征徭役、派官差和推行各种经济政策。

明代———商帮

在明代以前，我国商人的经商活动多是单个的、分散的，是“人自为战”，尚没有出现具有特色的商人群体，也即有“商”而无“帮”。自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商品数量和品种的增多，在商业中具有“龙头”作用的行业在一些地区兴起，传统“抑商”政念的转变，商人队伍的壮大，商业竞争的激烈，以致在商业战线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喧闹局面。最明显的是，在全国各地先后出现了不少商人群体———商帮，他们是驰骋于商界的一支支劲旅，操纵着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的商品贸易。

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的自发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最后阶段的开始。

它的活动在商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中国商业史中，山东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宁波商帮、龙游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徽州商帮等十大商帮，在明清300余年中，都是称雄逐鹿于商界的商人群体。一个商帮，是一方经济势力的代表。他们的活动，除与整个社会有一定联系以外，更主要的是影响一个地区的方方面面。

明清朝代———行会

行会在宋代有了一个较大发展。进入明清朝代，行会则因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文化领域，开始分别以行帮、帮会、会馆和会所等不同名目和组织形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这个时期各类行会的作用大致如下：

(一)通过制订行规行纪，用对会员强制的办法，限制行业内部的竞争，同时抵制来自外部的竞争。

(二)举办周济同业人员的贫穷、疾病、养老、送老等福利事业。

(三)承接并应酬官府的要求，保证本业人员所能承担的最低限度的征役，努力抵制官府的过分剥削和欺压。

二、中国近代商会的发展

中国真正的商会制度的建立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可以说是晚清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商会，并呼吁中国政府和商人设立商会的是著名的企业家、思想家郑观应。他认为，通过商会的形式连结官、商是一种好办法。而建立商会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商会制度的建立实则有赖于清政府官方的强力推动。清政府推动建立商会的目的在于：促进国家经济的振兴与加强对经济组织的管理。清政府希望通过商会向官员阐述商人权利，同时传达政府政策并使这些政策被商人所接受。

1903年，在郑观应、康有为、张謇和一些清政府官员的呼吁下，清朝在中央各部之外新设立了商部，作为统辖农工商实业的最高管理机构。商部成立后，其最早的活动就是促成商会的成立，全力推进全国各级商会的建立。1904年，根据商部的意见，清廷谕令颁布了《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和《商会章程附则六条》。这项法律文件是中国早期商会成立的法律依据。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共计26条，内容包括对商会宗旨的规定、商会的设立等。它规定：商会应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同时要剔除内弊，考察外情，成为重商之脉络。

《章程》还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较次之地，设立分会，仍就省份隶属于商务总会。

《禀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第一个创立的商会是上海商务总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商会就发展为具有800个商会和分会的全国性网络，并成立了全国商会联合会。在《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章程》中，商会的职能被描述为九个方面：调查商情；发展商业；振兴商穴；维持商务；辅助商政；议订商律、商税和议结对外商约；裁判商事；竞赛商品；其他商务。

从中国商会创立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商会从一开始便包含着民间和官方的二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官府和商民之间的纽带和中介。就商会与官方密切关系和其成员的社会地位而言，商会又多少带有半官方机构的意味，商会领导人和部分会员都具有准官僚的社会和法律地位。所以中国的早期商会是当地工商界的主要代言机关，亦是政府对商人进行管理的重要凭借。

1928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解散，代之而起的是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全国商会联合会，这一年成了中国商会正式加入国际商会的起点。

这个时期的商会表现形式为： 鸦片战争后———同业公会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在中国开始创办的近代工业，为中国第一回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随着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作坊和以军火工业为代表的近代企业的涌现，社会也需求与之相适应的行业组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性质的同业公会相继在清末民(国)初开始出现并发展起来，20世纪初在中国各地普遍开始成为“商会”。1902年，上海出现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即后来的“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经改组称为“上海总商会”。

民国时期———同业公会、商会 同业公会在中华民国时期发展得很好。中国各地区每个行业几乎都组织有同业公会，如1943年3月成立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1946年成立的北平市商会，1947年依照国民政府《工商会法》，北平市商会划分出机器制造业、面粉制造业、印刷业、剥革业等17个工业公会，建立了“北平市工业公会”。1948年上海市各工业同业公会也另行成立了“上海市工业会”，至上海解放，在工业会中有86个同业公会，在商业会下有215个同业公会。解放初期的同业公会在恢复生产、建设新中国以及促进公私合营、抗美援朝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三、新中国商会

新中国诞生前夕，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就着手对旧商会进行改造，并商议成立新商会等重大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会见原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就表示，准备成立工商联组织。同年8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提出“工商业以合并成立工商业联合会”的制度构想。随后，许多市、县在新中国诞生后纷纷接收、改组旧商会和旧工业会，成立工商联。

1952年6月，中共中央批准并由中央统战部发出的《关于改组工商业联合会的指示》，明确了工商联及同业公会改组的方针和原则，确立了工商联的组成、性质、组织机构和任务，这是新中国诞生后，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工商联的方针政策方面所发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同年8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47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并于8月6日公布施行。

1953年10月，全国成立了1955个各级工商联，同时，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也正式宣告成立。到1954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05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6．6％。1955年底，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032个，占全国行政区划总数的88％。1956年10月，全国各级工商联组织发展到2116个，其中县工商联1928个，占全国2110个县份的91．4％。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工商联组织的发展曾一度受到影响。1957年2月，中共中央批准并同意发布《关于继续发挥工商业联合会的作用的意见》。文件指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工商联仍然需要存在，并且需要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此后，工商联按照《意见》精神调整、巩固和发展，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全国县和县以上工商联仍有2070个。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工商联名存实亡，其组织瘫痪达10年之久。

解放后———工商联合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政务院的指引下，各地相继成立了工商联合会，并着手整顿旧的同业公会，将同业公会作为团体会员参加工商联，但是工商联的各项工作都是通过这些同业公会贯彻执行的。1953年，同业公会改为工商联领导下的专业组织。这时的这种专业组织与原来的行会或同业公会相比就出现了两个变化：一是改变后的这种专业组织不再或基本不再具有代表本行业企业利益和要求的义务，而是逐渐形成代表工商联与这个行业进行联系的渠道；二是这种变化使参加工商联的同业公会只是以个人身份直接加入工商联，而不再作为团体会员开展活动。1956年公私合营后，到1958年前后，作为私营工商企业的民间联合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商会演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商联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1988年11月30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工商业联合会章程》第1条首次规定，“中国工商业联合会是中国工商业界组织的人民团体，民间的对内对外商会”，赋予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以中国民间商会的法律地位。1991年上半年，有921个县及县以上行政区已经恢复建立了工商联组织。到1997年底，全国县及县以上工商联组织已发展到2925个，并建立了14076个乡镇分会或乡镇商会，形成了以行政区为基本单位、深入到基层的庞大组织网络。

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担的工作范围继续扩展，不断增设新的机构，增加工作人员，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城市增设了分会和支会。1986年5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经过长期的筹备和吸收一大批企业会员、团体会员和个人会员的基础上，召开了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新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章程》，选举了新的委员会。1988年6月，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各地方分会、支会也相继组建了“中国国际商会”。从1988年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开始建立行业分会，以促进有关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增进国内外同行业间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第28届国际大会通过决议，正式接纳中国人会。1994年11月，国际商会第168次理事会正式通过决议，同意中国加入国际商会并组建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1995年1月1日，国际商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包括中国国际商会在内的171家工商组织、经贸团体及企业作为创始会员，中国国际商会作为主席单位，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国际商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目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已同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界建立了广泛的经贸联系，与160多个对口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并同一些国家的商会建立了联合商会；同时，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还在1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驻外代表处。在国内，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49个地方分会、600多个支会和县级国际商会，还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农业、汽车、石化、商业、冶金、航空、航天、化工、建材、通用产业、供销合作、建设、粮食、外企等部门建立了18个行业分会，全国会员企业近7万家。

1978年之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启动，在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同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特别是同行业之间的协调作用开始受到国家和企业的重视。以1978年成立的上海包装技术协会、食品工业协会为标志，一种新的由同一行业的工商业企业组织起来的行业协会，逐渐步入了当今中国的社会、经济舞台。1983年成立的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是一家全国性的行业协会。1986年以后，由于政府权力的进一步下放和政府机构改革的需要，大部分具有行政和行业管理职能的公司、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或被撤销，或被改组，或被合并，由被撤销、改组或合并的行政性公司与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转化而来的行业协会相继成立，截至1987年，全国性的行业协会就达到71家。(23)在随后的几年里，原有的国务院属下的纺织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冶金工业部、机械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等政府行业性职能管理机构也相继进行了改组，一部分作为行业主管局合并到后来新设立的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现在的商务部），一部分组建为全国性的行业总公司，一部分即为新的全国性行业协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其服务、沟通、公证、监督作用。当前要着重发展会计师、审计师和律师事务所，公证和仲裁机构，计量和质量检验认证机构，信息咨询机构，资产和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中介组织要依法通过资格认定，依据市场规则，建立自律性运行机制，承担相应的法律和经济责任，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行业协会的市场调控作用被中央决策层所重视，行业协会的改革与建设也已提上了日程。1997年，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下达了《关于选择若干城市进行行业协会试点的方案》，正式启动了我国行业协会的改革，行业协会由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至1999年4月，工商领域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已达420余家。

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了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载体的中国民间商会、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为组织形式的中国国际商会、以全国性行业协会为主体的行业商会这一三足分立、多元多层的商会制度格局。

第四篇：山东省立医院历史溯源及简介

一、前言

刘奇院长的 祝词、签名

二、历史溯源

1、山东省立医院历史及简介

1897年德国万国缔盟博爱恤兵会医院

1915年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济南医院

1925年日本同仁会济南医院

1938年新四军卫生部直属医院

1938年山东省政府诊疗所

1939年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后方医院

1943年山东省政府医务所

1945年山东省立医院

1946－1948年华东国际和平医院

山东省立医院始建于1897年，迄今已有114年的历史，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和预防保健、指导基层等任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也是山东省红十字会医院和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

山东省立医院现有员工2476余人，其中高级专业技术人员718名，具有博士学位人员570余名，博士后学位人员46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员40余名，拥有泰山学者岗位7个，泰山学者岗位特聘专家7名。山东省医药卫生重点学科12个，省级医学中心14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2个。近五年，医院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一等奖8项，二等奖17项，三等奖60余项；目前承担国家级大课题52项，省部级课题245项。医院每年都获得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十一五支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和省部级科研立项课题经费1500万元以上。

山东省立医院编制床位1858张、开放床位2100余张，年平均门诊量224.3万人次，出院病人7.8万人次，手术4.1万台次。

2004年，以山东省立医院为主体组建了山东省立医院集团，包括山东省妇产医院、山东省立医院集团眼耳鼻喉医院、山东省医学影像学研究所、山东省儿童医院，现已成为山东省最大的医疗集团。2007年，山东省立医院东院区奠基并动工兴建，医院占地400余亩，按照三级甲等医院标准建设，编制床位2000张，建筑面积21.6万平方米，将满足济南市东部新城区100余万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同时，为在济南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提供了医疗保障服务。

山东省立医院现设有74个临床和医技科室。山东省临床医学研究院、山东省临床检验中心、山东省医院感染监控办公室、山东省远程医学信息中心、山东省继续医学教育培训中心等18个省级医学研究中心设在医院。医院引进了PET-CT、核磁共振、CT、动态平板胃肠机、机器人导航手术显微镜系统等先进医疗设备，不断开展新技术新业务，标志着当今先进诊疗技术发展方向的微创手术、介入治疗、脏器移植术、人工假体及危重监护治疗、分子生物学与基因诊疗技术等均获得较大发展，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山东省立医院作为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承担医学系英语班、七年制医学生、外国留学生班和研究生授课和临床

带教工作。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医院所有临床、医技学科。山东省立医院不断扩大对外交流，先后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的著名医院及中心建立了友好关系。

近年来，医院先后荣获“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十佳文明服务示范医院”、“全国百佳医院”、“全国创建文明行业先进单位”、“全国首批百姓放心示范医院”、“全国首批管理创新单位”“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第五篇：《乡土中国》读后感：寻根溯源

寻根溯源

——《乡土中国》读后感

壶关局 宋超

《乡土中国》是一本剖析四十年代的中国乡土社会生态现象的研究著作。横跨半个世纪，本书中的观点放在我出生的九十年代乡村的风土人情同样适合不过。乡村，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城市，也因着上学的缘故辗转生活过，所以我对于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生态现象的明显差异深有体会，也能感受到二者血脉相连的关系。在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里，两种社会生态并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是寻根论理，特别是对“乡土社会”看似不合理的现象进行的合理诠释。

全书共有十四个章节，深入浅出地把乡土社会学晦涩难懂的定义请下了神坛，整本书平易近人而耐人寻味。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到如何更好地提高乡村文化教育水平;探寻我国自古而来“己”为核心辐射的差序格局如何在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何中国社会的男女有别是仅次于等级森严的第二个社会壁垒;如何权衡情礼法，更和谐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文字下乡看教育。近三十年来，小学教育五年制变为六年制，文理两科分分合合，教育制度改革进入了一个迷茫停滞的阶段。而在乡村，从村村有小学，镇镇有中学到现在尽数荒废，如今农村家庭需要举全家之力送孩子去县区读书。费老在文字下乡章节中谈到乡村教育，最后总结说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如今，知识改变命运理念深入乡村，然而求学远、成本高、回报难三座大山高高屹立。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如何实现教育脱贫，值得深思。

差序格局看公私。在读到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里说道国民劣根性之一自私的特点时，我深刻的感受到作者那种恨铁不成钢的痛心。然而，何为“自”如何“私”的根在本书中篇论述的我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可见一斑。差序格局即以“已”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形成的层层水纹般的社会结构，并且大小不一，伸缩变幻。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群己的界限是相对的，方向一变，则公和私也随着变化，因此在我国历史上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的人和事屡见不鲜。

男女有别看两性。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因为男和女在认知上千差万别，其实，永远划分着男女界线的是生理差别。本书中写到，在乡土社会的发展中，中国的家庭是以“父”系扩大的，已结婚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外家人，所以，在家庭这个传承性的事业社群，主轴在父子之间，夫妇成为了配轴，夫妇之间感情故而随之淡漠。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同性方向去发展，“男”“女”成为最敏感最忌讳的话题。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研究男女俩性心理差异、男女相处之道的书籍和节目出现在大众视线中，夫妇逐渐成为了主轴，譬如在外事访问和重大国际活动上我们的领袖及其夫人均是共同出面，而这便是中国男女关系走向黄金时代的好现象。

无讼礼治看法治。乡土社会既非人治，也非法治，可以说最确切是礼治。礼是地方传统规矩，是祖祖代代逢事首要选择的方式，是人们的行为规范，所以十里八乡的纠纷，乡里百姓首先会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者进行明辨，而讼师则是最不讨喜的人。因为依着现行法去判决，时常与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当前，《小郭跑腿》、《金牌调解》等节目在百姓中很受欢迎，因为老百姓始终觉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与是否合乎法并不太紧要。“法”对于普通人仍是很高冷。

总的来说，个人觉得“乡土社会”主要在于情感和伦理，“现代社会”主要体现自由和规则，这也是未来的潮流趋势。我国的“现代社会”有独特的成长背景，有自己特有的“土气”。希望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寻根溯源、标本兼顾、科学健康、和谐发展。

——后记：木宝在写读后感时倍感艰难，《乡土中国》博大精深，自己但得一二便庆幸万分，又将与书友分享便十分惶恐见笑于大方，故而推荐书友们阅读原书，方能体会到原汁原味，希望您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感悟，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