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第一篇：钱伟长：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部分大学校长缅怀钱伟长、畅谈大学精神

“我的毕业证上不会再有‘钱伟长’三个字，但您，永远是我们的校长„„”在上海大学哀悼老校长钱伟长的网站上，一名学生这么留言。

1983年，钱伟长来到上海大学的前身上海工业大学——一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工科学校担任校长，1994年，他续任新的上海大学校长，直至逝世。逝世前，他是我国年龄最大的大学校长，也是担任校长时间最长的高校校长。“钱校长”，也是钱伟长生前最喜欢的称呼。

当钱伟长这位杰出的大学校长溘然长逝之际，许多大学校长缅怀钱老，进而深入思考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的首要目标

2005年7月，上海大学毕业典礼，93岁高龄的钱伟长穿着大红的校长服，颤巍巍地出现了，当时他需要人搀扶走路，口齿也不清晰。但在座的上大学子，却终生难忘校长的临别赠言——“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我希望加两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是什么，是老百姓；忧的是什么，是火箭升不了空，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多。孩子们，你们是否能记在心上？”

全场震撼，继而大家热泪盈眶。这是钱伟长最后一次出席毕业典礼。

钱伟长高足、上海大学常务副校长周哲玮说，开学、毕业典礼每年亲躬，这是钱伟长校长留给上大校领导的“传统”。曾有人问年事已高的钱校长：每年参加开学、毕业典礼，累不累？他回答：“校长就应该亲自把自己的学生送走，送到国家的各个岗位上去！”

为国家民族培养人才——这是钱伟长作为大学校长的矢志追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大学对社会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人才。大学应以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应把人才培养和繁荣学术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因为耳目一新的演说词而被学生昵称为“根叔”的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说：“我们是研究型大学，但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这个研究的本身也是在培养人，培养人是我们根本的任务！”

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钱伟长提出，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复旦大学多年来探寻“通识教育”，校长杨玉良说，推行通识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培养的学生，真正成为一个人格完整的人。在通识教育中，我们要告诉他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什么？世界优秀文化是什么？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站在全球视野中看待自己的国家？怎样以历史的、中国的立场看世界？

钱伟长有句名言：“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周哲玮说，高校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首先就要从为国家、为人民奉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开始，否则培养的人才也是“废才”“庸才”，甚至可能是“坏才”。

李培根表示：大学本身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培养的人才，也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不久前公布，纪宝成表示“欢欣鼓舞”，他说：当前贯彻《纲要》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将高校发展从以外延扩张为主的轨道转到以内涵提高为主的轨道上来，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核心地位。

“大学校长不是官”

钱伟长生前有诸多头衔，但他最喜欢的是“钱校长”。因为“校长不是什么官，最重要的是全身心投入。”事实上，钱伟长虽然为上海大学发展呕心沥血，但他是一名“义务校长”——在上海大学是不拿工资的，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在学校里。

“高校行政化”近年一直遭到诟病，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提出：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我们大学存在的官气多了一些，学气少了一些。这个官气不仅表现在大学干部层面，而且甚至表现在我们一些做学问的人身上，哪怕即使是某一位学者可能完全没有领导职位，但是不等于说他脑子里面没有官气的影响。”李培根反思说。

杨玉良并不赞同“大学行政化”这个提法，因为“行政化”的概念有些含糊。他认为，如果“行政化”指的是行政对学术的干预，那么还不如将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加以区分和界定。如果“行政化”指的是大学里的官僚化倾向，那么我们应该更加鲜明地提出来并加以反对。

他说：“我不赞成高校存在行政级别，高校行政级别的真正弊端在于，它为政府和教育行政机关过度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依据，它也为大学内部管理的官僚化倾向提供了温床。”

高校去行政化，还需较长的过程。杨玉良赞成大学里干部的任用应该消除行政级别的影响，“不管什么人，只要是合适的，就可以到合适的岗位去，包括大学校长的任用。既然校领导有行政级别，那么各级就会推演出现诸如‘教授对应于什么行政级别’的荒唐命题。高校内部要消除行政级别，首先要取消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并在学校各级干部的任用方法与过程方面都要符合大学作为学术和教育机构的特质，要坚决摈弃政府机关干部任用的习惯做法。”

大学校长应该捍卫大学精神

钱伟长走后，举国欷歔。人们为什么如此痛惜这位老人的远去？因为他立德、立言、立行，为后辈树立良好楷模。

纪宝成说：大学校长向钱伟长学习什么？大学校长应在“学术立校、教化树人”上下工夫，守护大学的职能和使命，弘扬追求真理的大学精神。

近年来，有关大学的负面新闻层出不穷，学术腐败、道德失范，个别高校负责人甚至因犯罪而锒铛入狱„„大学精神的缺失，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李培根坦言，审视中国大学的精神，会发觉这方面的不足，一些学校从教育的本质上思考很少，我做校长也反省过我自己，我对教育的本质思考过多少？校长关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指标，科研经费多少、获奖多少、论文多少，还有高校排名，做校长的压力也很大。有时不得不“屈从世俗”——这是李培根的烦恼，也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同烦恼。

“钱伟长一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纪宝成说。

李培根表示：“我们以前有一些好的东西，正在逐步退化。大学精神，是需要我们去坚守的，千万不能丢掉，我们不仅要坚守，还要靠这个去引领社会。”

理想中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什么样？杨玉良的答案是：大学校长，首先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当社会出现失范的时候，大学校长和他的教授们要出来发警示之言；第二，大学校长应该是社会道德的楷模；第三，大学校长必须是大学使命和教育理念的坚守者；第四，他应该是一所大学学科宏观布局的总设计师，具体如何办好一个学科则是这个学科的教授与专家的事。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证明无论是教育主管部门、教育界自身，还是社会各界，对当前中国教育的认识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杨玉良说：当大家都能够坦诚地面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而不是无端地指责与埋怨，这样大家会共同想方设法去解决存在的问题。

据新华社上海8月1日电

第二篇：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简介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 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湖南大学，胡庶华——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他，由冶金专业出身，却以人文思想治校，号召“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据说建国后，我们邀请德国建钢铁厂，他们婉言谢绝：“中国不是有个胡庶华么？”

“为什么不能为胡庶华先生立一座雕像？” 一位湖南大学网友如是说。

北京大学，蒋梦麟——他自称是北大“功狗”，解放后，我们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然而他确是迄今为止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任上，北大完成了从学运中心向学术中心的转变。有人说“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压抑了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莫过于蒋梦麟。” 这话不无道理。

清华大学，蒋南翔——“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这句话便出自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蒋南翔之口，他是主政清华时间第二长的校长。在他主持清华的15年中，喊出了“又红又专”的教育口号。这一切，让他成为清华乃至全中国最具争议的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李登辉——“台湾那个李登辉纯粹是侮辱这个名字。”一位同学说。

李登辉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每年夏天，他会把妻子的皮衣拿出晒晒，她生前衣物，无不完好。有朝一日，一定要去复旦“相辉堂”，这个以马相伯和李登辉命名的地方，可以勾起对历史的斑斑回忆。

安徽大学，刘文典——他可能是西南联大时期最受欢迎的老师，他的狂傲是庄周的遗风，他的潇洒让人感觉是诗仙复生。蒋介石来到安徽大学遭到冷遇，因为校长刘文典说了一句：“大学不是衙门。”

“今天的大学还能如此么？”

燕京大学，陆志韦——据说他在燕大做校长，有一年春节，一帮学生到他家拜年，见陆校长出来，领头的一声令下“拜年！跪！”十多个学生齐刷刷跪倒在地，陆志韦也一起跪下，大家哈哈大笑。

“拜年是出自真情实感，强求不来的。”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罗家伦——他是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招来了蒋廷黻、冯友兰、萧公权等多位大师，使得清华成为和北大比肩的全国一流高校，然而他最终在“驱罗”运动中黯然离去。清华赶校长的传统，应该就从他开始吧。

复旦大学，马相伯——（1840-1939），从一场战争走到另一场战争，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留下无数丰碑，马相伯，便是后者，然而其中最为壮丽者，当属他变卖祖产，一手创建的复旦大学。

马相伯去世前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北京大学，马寅初——马寅初曾经说翦伯赞不爱运动，文革时，翦伯赞夫妇留下一句“实在交代不出来”服下过量的安眠药，而马寅初则坚持“绝不检讨”，直到文革后听到了平反的消息。这位每每自称“兄弟我”的老人，是如此硬朗的文人。董桥曾经建议我们：“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清华大学，梅贻琦——有人评价说，梅贻琦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他第一个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本人可能算不上“学术”的大师，但他给清华缔造的，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大师”。

厦门大学，萨本栋——抗日战争爆发后，厦大迁往长汀山区。没有电，一到夜晚学生老师只能靠油灯照明。电机工程出身的萨本栋把学校分给自己的汽车拆了，发动机改成发电机，亲自安装电路。复明一刻，全校欢呼，震天动地。在厦门大学的四种精神中，以他为代表的自强精神，赫然在目。

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北平学生为抗议政府对日不抵抗，组织赴南京请愿，燕大宣布罢课。他在上海下船时，先问燕大学生是否来请愿了，得到“是”的答复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情愿，那说明我这些年来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他的遗愿是骨灰可以葬在燕大，可至今没有实现。

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即上海交大前身），唐文治——光绪进士，官至农工商部的代理部长，却急流勇退，弃官办学，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937年后，双目失明的他，带领无锡国专千里内迁，此时他已年过七旬。1954年，唐文治病逝，历经三朝半个世纪，他始终是那个时代上海教育的象征。

武汉大学，王星拱——从樱顶往下看，武大这个全国最美大学尽收眼底。王星拱的铜像就立在这里，俯瞰他的武大。他继承蔡元培“学术自由”的理念，使得战火下的武大一跃成为与西南联大并肩的名校。王星拱死后，陈毅手书挽联，上写“一代完人”。

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谁是《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的女性？她叫吴贻芳。解放后，她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从小缠了三寸金莲的她走遍江苏一千多所学校调查研究。据说她主持的金陵女大监考老师只负责发卷，随后便可离去，考生全凭自觉，几十年中从没有人作弊。

中央大学，吴有训——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请时任原子能所所长的吴有训讲话，他看到讲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许多都是自己的学生，开口说道：“同学们！”随即意识到不对，马上改口，“同志们”。“可他并没能直接参与原子弹研发，至于原因，不好说呀。”物理系的老先生如是说。

云南大学，熊庆来——杨振宁说过，他仅凭一人之力创建了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4所中国大学的数学系，堪称中国数学教育之父。1949年，一次会议期间，因为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他毅然决然地改用左手写字，终生研究数学，至死不辍。

中山大学，许崇清——当时有人引用马克思的话“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来“整”教授，许崇清从家中取出德文的马克思原著，一字一句的翻译说这句话原意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真理而不是政治服务的。”一位哲学系同学感叹道。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如果你听说过这个人，那应该是在阅读《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的时候。因为“大师”的作品，这个赶走刘和珍的校长就此被定性。1938年，因为阻止日军掳掠女学生，两个日本兵向她开枪，并将她抛入河中，见她还在摇手，又补上两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南开大学，张伯苓——那年笔者到南开，伯苓楼附近没找到他的雕像，问了好些同学，终在一处小花园见到老人的半身铜像。有人说，南开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张校长，他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1951年，张伯苓病逝，身上只有几块钱用来乘车。他至死一贫如洗，但桃李天下，他也是最富有的人。

岭南大学，钟荣光——因对清政府不满，他中举后流连风月，30岁仍在吃喝嫖赌。可在投入岭南大学建设后，他走遍半个地球，为岭大募款。据说第二次募款时，旅居南美的华人一边招手，“钟先生，你又来了！”，一边解囊相助。今天中山大学康乐园那美丽的红砖老楼，仍在默默诉说当年的艰辛。

武汉大学，周鲠生——武汉临近解放之时，白崇禧要求武大迁往桂林。周鲠生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迁校”，这才留下武大的一片江山。可以说，周鲠生对于武大的意义，正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带来了富有个性的校格和大师，而这些恰恰是成就大学的关键。

清华大学，周诒春——笔者采访了两个清华的同学，对周诒春这名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由他确立，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也由他主持兴建。清华温源宁教授说：“他离职那天，对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学生、他自己，全是悲哀的一天。”对他的遗忘，值得我们深思。

浙江大学，竺可桢——1974年2月6日，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颤抖地写到：“气温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第二天，老人逝世，他留下了800多万字的小册子，从1936年到1974年，没一天中断，共计38年37天。“求是”，是他和他的大学，最美的追求。

中山大学，邹鲁——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西山会议的领袖让他成为反共的始作俑者；而执掌中山大学的9年间，他使中山大学从中等规模的普通高校变成国际知名的重点大学。也许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诗最能反映他的艰辛：蓝缕荜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

第三篇：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根叔”的致辞引领了大学校长们的新潮之风。（CFP/图）

北大的校长爱唱歌。前校长许智宏和现任校长周其凤，都喜欢在新年联欢会上唱唱流行歌曲。（CFP/图）

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

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雷磊 李顺 梁琪 于梦溪 彭彭 钱小敏 校长一开腔，公众就笑了。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里，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突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原因很简单，校长们似乎变了腔调：

笑点的确不少：

“我相信很多新生入学后不久就会有抱怨，抱怨复旦的住宿条件差，前不久的暑假，天气很热，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抱怨的帖子，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在为我准备演讲稿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材料，说是网络上有一则民间人士为厦大撰写的招生广告，广告称：„她是985＋211，不断电，不断网，不禁校园亲热；免费米饭，免费矿泉水，公费医疗；师生和谐；言论宽松；5A级校园，国际化办学，国防前线；面向太平洋，气候适宜，氛围浪漫，靓仔一片，美女如云。请认准代码10384，欢迎报考厦门大学！”“会读书，就要努力把„成都理工‟读成„麻省理工‟；就要努力把一所大学读成两所甚至更多；就要努力把德智体美读得无一偏废；就要努力把男生读成文质彬彬，女生读成知性端庄；就要努力把自己读成无论张口还是抬手，都让人分明看出你读过大学。”

三段开学典礼的致辞分别出自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

一贯严肃的大学校长院长们纷纷变身小沈阳，开学典礼大有演变成脱口秀之势。学生们喜欢弥漫开学典礼上的幽默感，公众也乐见越来越多“会说话”的校长。校长变身的背后，我们的大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算不算一种进步？

校长新风：从八股到八卦

“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有人说，校长们变得会说话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当领开创之功。

今年7月，李培根在华中科大的毕业典礼上，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人们因此亲切地把李培根称为“根叔”。要说上面几位校长模仿根叔，可能冤枉了他们。厦大的朱校长在2007年的开学典礼就说过希望每个同学在厦大四年能再长高3厘米，令媒体惊呼中国的校长变了；那一年北大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朱苏力也诗意大发，演讲题目就是通感修辞的好例证：“你听见阳光的碰撞”。

校长们换个方式说话，确实不是从今年开始。不过，这不妨碍把根叔冠为大学校长一代致辞新风的代表人物：

其一，论堆砌潮流用语的功力，根叔确实登峰造极；

其二，论对排比修辞的参悟，同行中人难出其右。正如一位听过他今次开学演讲的学生所言，如果没有排比，“质疑”两个字不可能出现82次。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根叔致辞和其他感性平易的校长发言一样，都有过去的校长讲话无法比拟的效果，那就是，学生乐意听。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奇葩开。根叔式的发言风靡大学校园：

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毕业典礼致辞中引用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词：“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与华中科大的根叔相对应，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而在此之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因为在校园新年联欢会上演唱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而被冠名“许爷爷”；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也以诸多亲近学生的举动而被亲昵地称为“纪宝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校长们的“新潮”发言满意。以根叔火爆网络的2010毕业致辞为例，同样有华中科大的学生表示，除了对根叔擅长排比句式印象深刻，也没听明白校长的讲话对自己的治学之道与人生之路有何启示。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致辞中说：“你要坚信，人海陌生，质地温暖。只要你能够与人为邻、与人共舞，社会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等你结识、等你合作”。这段颇为温暖的演讲却被网友们评价为“高中作文范文”——当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即为《与你为邻》。

在亲切与欢笑之后，校长们还表达了些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即对这一代新风表示了忧虑。他说，这是从一种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实不可取。原来那套，八股生硬、官腔十足；现在这套，滥发情感、浮夸轻佻，做这样的致辞，“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引领新风的校长们，还是不会说话。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请根叔发表看法，根叔再三推托，还特别叮嘱记者：正面的别说，负面的可以说。

要说负面的评价，算评论人士袁岳的评价最直接：“我要说，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腔调演变：从革命鼓动到领导指示

“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与其说校长变了，不如说外界希望校长们有所改变，哪怕只是换几个词、多用几个排比、多发一点温情。大学校长们别扭的腔调，大家早就听腻歪了。那么，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致辞腔调是如何演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斗志与热情之下，开学典礼听到的大都是战斗的号角。

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向总理周恩来汇报了他亲笔起草的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恩来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

参加当年开学典礼的学生史济怀曾回忆，当天他看着郭沫若校长陪着聂荣臻元帅往礼堂里走，他是跟在后面一起走进去的，听完聂元帅和郭校长致辞，从那一刻起，他认识到，“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命。”

聂荣臻说，中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郭沫若在致辞中谈了对中科大的定位：“是一所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他还对学生提了一个特别的希望，“本校值得夸耀的是，在1600名同学中，党团员占84％，同学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水平是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成为党团员，随着年龄和思想的成长都成为党员，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百分之百的党校。”

在那一年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吴玉章也谈了红与专的问题：“只专不红固然不对，只红不专也是无用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

这些话现在听来有些政治说教的味道，在那个时代却都受到学生的激赏。

一方面，这些大学校长都是老革命，本人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他们的发言甚至能走出校园，对整个社会甚至大政方针有直接的影响，比如，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就是他作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二来老革命家的讲话都各具个性。后来的毕业生回忆，马寅初每次演讲时说到自己，都不说“我”，只说“兄弟”，这种个人风格强烈的发言让学生饶有兴趣，每次校长讲话，都搬着凳子争相去听。

学者丁东说，当时的大学校长讲话，必须紧扣国家的任务，但是他们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保有教育家的气质，“他们很想办好教育，不是想着做官”。

但饱含激情的号角声逐渐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官样文章。1980年代后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确立，之前试图给大学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暂停，大学校长们做起了官样文章，开学讲话也无限趋近于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成都理工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在大学的党委宣传部工作过十几年。他回忆说，校办甚至有个讲话稿库，每年开学时，工作人员会从讲话库里调出那篇用过很多次的文档，“年年第一句话都是„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有一次，他想给校长写篇有个性一点的致辞，校长觉得不习惯，讲稿最后被扔进了垃圾桶。

陈俊明总结出过去三十多年大学校长们致辞的模板：开学典礼就是“欢迎加几点要求”，毕业典礼是“欢送加几点希望”，年年如此，校校相同。校长们的腔调总是居高临下，一上来就是要求学生要如何如何。

在过去的十年里，校长腔调的变化是加入了“竞争意识”：自从高等教育资源开始整合，打造巨无霸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十年中的致辞模板加上了一项：炫耀家底。比如，学校现有教授院士多少、实验室图书馆教学楼几何、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几，等等等等。2008年，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还细数了当年参加奥运火炬接力的校友人数。

四川一所高校的校长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对新生们提出的希望更加直白：四年后，有更多的同学走进中国科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家“985”高校研究生行列，有更多的同学考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党政部门成为公务员，有更多的同学进入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对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的原则是：一般不讲就业话题，“这是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 今天，问遍周围在过去30年读过大学的人：你还记得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吗？很多人一开始是迟疑，然后摇头。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校长的开学讲话就像开学典礼上主席台那排面无表情的校领导一样，面目模糊。

有几句话倒是始终似曾相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同学们，你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光阴似箭时不我待”；“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不过，没人说得清这是在别人的开学典礼上听到的，还是在中学开学典礼上听到的。奥威尔曾经预言，如果一个人惯于说套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我表达，他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预言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身上不幸应验。

校长之言：实关“何谓大学”

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

按照学者丁东的判断，八股也好，八卦也罢，千人一面、肤浅庸俗的腔调背后，是校长们对于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偏离。“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79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的这句话，用词朴实，修辞简单，却成为关于大学理念的世纪之言。

史料上说，梅校长并不热衷于讲话，相反，他话很少，但一旦发言，必是侃侃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学者谢泳说，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说话不刻意挑场合，少事先备稿，言语所及，意味盎然。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这几位备受尊崇的校长，都在开学典礼上留下过隽永的言论。这些言论，又都跟“何谓大学”有关。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们的话往往抱定宏旨，切中为学之根本，因而有流芳后世的启示力。

综观老校长们的讲话，文辞每有新意，宗旨却抱定不变，谆谆之言总是不离两个主题：如何做好学问，如何为社会与国家服务。

在老校长们看来，校长为指导，为楷模，也为服务，讲话的方式自然言之有物又平易亲切。

这与欧美名校典礼上的致辞颇有相通之处，校长们可以讲笑话，但并不追逐潮流，相反，他们更关注亘古既有的传统价值。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上，校长Drew Faust开篇即言：“我应该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她说，哈佛让学生们一入校就以精英自居，就以毕业后的高薪和伟大责任为期待，实在是学校的过错；她只是希望接受过哈佛教育的人“自觉地生活，在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她也要求学生们“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

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大学校长致辞，都是纯然发自内心，口吻亦师亦友。香港学者蔡子强向本报记者推荐了一篇香港学界公认的好致辞——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院长沈祖尧在就职典礼上的发言。其中沈院长说道：教育关乎帮助青年人的成长，使其成为成熟的成年人，这是他从事这项事业的梦想，恳请同学们分享他的梦想，并使之成真。如果沈院长抱着官员的心态，恐怕说不出“恳请”和“感谢”同学们的话来。

正因大学是青年人成为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阶段，大学校长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有时难以估量。一位资深媒体人说，1994年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开学典礼上老校长江平的一席话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他记得，江平当时说，现在的领导人主要是学理工的，但是我相信，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末了，还说，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这句话过后，全场掌声雷动，这么多年了，当时的场景还很清晰。”

作为一个社会中应该是人文素质最高的群体，大学校长的腔调还传达出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学生在听完根叔的演讲后说，根叔说得很好笑，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一样搞笑。既然如此，有人提议，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例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明年开学致辞，不必绞尽脑汁想讲稿，直接把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读一遍，比什么都好：“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第四篇：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教育观察：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组图)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10月04日 14:59 南方周末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根叔”的致辞引领了大学校长们的新潮之风。

北大的校长爱唱歌。前校长许智宏和现任校长周其凤，都喜欢在新年联欢会上唱唱流行歌曲。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

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

校长一开腔，公众就笑了。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里，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突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原因很简单，校长们似乎变了腔调：

笑点的确不少：

“我相信很多新生入学后不久就会有抱怨，抱怨复旦的住宿条件差，前不久的暑假，天气很热，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抱怨的帖子，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

“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在为我准备演讲稿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材料，说是网络上有一则民间人士为厦大撰写的招生广告，广告称：‘她是985＋211，不断电，不断网，不禁校园亲热；免费米饭，免费矿泉水，公费医疗；师生和谐；言论宽松；5A级校园，国际化办学，国防前线；面向太平洋，气候适宜，氛围浪漫，靓仔一片，美女如云。请认准代码10384，欢迎报考厦门大学！”

“会读书，就要努力把‘成都理工’读成‘麻省理工’；就要努力把一所大学读成两所甚至更多；就要努力把德智体美读得无一偏废；就要努力把男生读成文质彬彬，女生读成知性端庄；就要努力把自己读成无论张口还是抬手，都让人分明看出你读过大学。”

三段开学典礼的致辞分别出自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

一贯严肃的大学校长院长们纷纷变身小沈阳，开学典礼大有演变成脱口秀之势。学生们喜欢弥漫开学典礼上的幽默感，公众也乐见越来越多“会说话”的校长。校长变身的背后，我们的大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算不算一种进步？

校长新风：从八股到八卦

“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有人说，校长们变得会说话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当领开创之功。

今年7月，李培根在华中科大的毕业典礼上，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人们因此亲切地把李培根称为“根叔”。

要说上面几位校长模仿根叔，可能冤枉了他们。厦大的朱校长在2007年的开学典礼就说过希望每个同学在厦大四年能再长高3厘米，令媒体惊呼中国的校长变了；那一年北大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朱苏力也诗意大发，演讲题目就是通感修辞的好例证：“你听见阳光的碰撞”。

校长们换个方式说话，确实不是从今年开始。不过，这不妨碍把根叔冠为大学校长一代致辞新风的代表人物：

其一，论堆砌潮流用语的功力，根叔确实登峰造极；

其二，论对排比修辞的参悟，同行中人难出其右。正如一位听过他今次开学演讲的学生所言，如果没有排比，“质疑”两个字不可能出现82次。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根叔致辞和其他感性平易的校长发言一样，都有过去的校长讲话无法比拟的效果，那就是，学生乐意听。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奇葩开。根叔式的发言风靡大学校园：

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毕业典礼致辞中引用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词：“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与华中科大的根叔相对应，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而在此之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因为在校园新年联欢会上演唱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而被冠名“许爷爷”；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也以诸多亲近学生的举动而被亲昵地称为“纪宝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校长们的“新潮”发言满意。以根叔火爆网络的2010毕业致辞为例，同样有华中科大的学生表示，除了对根叔擅长排比句式印象深刻，也没听明白校长的讲话对自己的治学之道与人生之路有何启示。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致辞中说：“你要坚信，人海陌生，质地温暖。只要你能够与人为邻、与人共舞，社会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等你结识、等你合作”。这段颇为温暖的演讲却被网友们评价为“高中作文范文”——当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即为《与你为邻》。

在亲切与欢笑之后，校长们还表达了些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即对这一代新风表示了忧虑。他说，这是从一种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实不可取。原来那套，八股生硬、官腔十足；现在这套，滥发情感、浮夸轻佻，做这样的致辞，“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引领新风的校长们，还是不会说话。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请根叔发表看法，根叔再三推托，还特别叮嘱记者：正面的别说，负面的可以说。

要说负面的评价，算评论人士袁岳的评价最直接：“我要说，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中国大学校长致词的腔调演变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10月04日 14:59 南方周末

腔调演变：从革命鼓动到领导指示

“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

与其说校长变了，不如说外界希望校长们有所改变，哪怕只是换几个词、多用几个排比、多发一点温情。大学校长们别扭的腔调，大家早就听腻歪了。那么，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致辞腔调是如何演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斗志与热情之下，开学典礼听到的大都是战斗的号角。

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向总理周恩来汇报了他亲笔起草的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恩来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

参加当年开学典礼的学生史济怀曾回忆，当天他看着郭沫若校长陪着聂荣臻元帅往礼堂里走，他是跟在后面一起走进去的，听完聂元帅和郭校长致辞，从那一刻起，他认识到，“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命。”

聂荣臻说，中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郭沫若在致辞中谈了对中科大的定位：“是一所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他还对学生提了一个特别的希望，“本校值得夸耀的是，在1600名同学中，党团员占84%，同学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水平是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成为党团员，随着年龄和思想的成长都成为党员，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百分之百的党校。”

在那一年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吴玉章也谈了红与专的问题：“只专不红固然不对，只红不专也是无用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

这些话现在听来有些政治说教的味道，在那个时代却都受到学生的激赏。

一方面，这些大学校长都是老革命，本人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他们的发言甚至能走出校园，对整个社会甚至大政方针有直接的影响，比如，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就是他作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二来老革命家的讲话都各具个性。后来的毕业生回忆，马寅初每次演讲时说到自己，都不说“我”，只说“兄弟”，这种个人风格强烈的发言让学生饶有兴趣，每次校长讲话，都搬着凳子争相去听。

学者丁东说，当时的大学校长讲话，必须紧扣国家的任务，但是他们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保有教育家的气质，“他们很想办好教育，不是想着做官”。

但饱含激情的号角声逐渐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官样文章。1980年代后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确立，之前试图给大学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暂停，大学校长们做起了官样文章，开学讲话也无限趋近于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成都理工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在大学的党委宣传部工作过十几年。他回忆说，校办甚至有个讲话稿库，每年开学时，工作人员会从讲话库里调出那篇用过很多次的文档，“年年第一句话都是‘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有一次，他想给校长写篇有个性一点的致辞，校长觉得不习惯，讲稿最后被扔进了垃圾桶。

陈俊明总结出过去三十多年大学校长们致辞的模板：开学典礼就是“欢迎加几点要求”，毕业典礼是“欢送加几点希望”，年年如此，校校相同。校长们的腔调总是居高临下，一上来就是要求学生要如何如何。

在过去的十年里，校长腔调的变化是加入了“竞争意识”：自从高等教育资源开始整合，打造巨无霸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十年中的致辞模板加上了一项：炫耀家底。比如，学校现有教授院士多少、实验室图书馆教学楼几何、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几，等等等等。2008年，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还细数了当年参加奥运火炬接力的校友人数。

四川一所高校的校长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对新生们提出的希望更加直白：四年后，有更多的同学走进中国科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家“985”高校研究生行列，有更多的同学考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党政部门成为公务员，有更多的同学进入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对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的原则是：一般不讲就业话题，“这是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

今天，问遍周围在过去30年读过大学的人：你还记得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吗？很多人一开始是迟疑，然后摇头。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校长的开学讲话就像开学典礼上主席台那排面无表情的校领导一样，面目模糊。

有几句话倒是始终似曾相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同学们，你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光阴似箭时不我待”；“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不过，没人说得清这是在别人的开学典礼上听到的，还是在中学开学典礼上听到的。

奥威尔曾经预言，如果一个人惯于说套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我表达，他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预言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身上不幸应验。

校长之言：实关“何谓大学”

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

按照学者丁东的判断，八股也好，八卦也罢，千人一面、肤浅庸俗的腔调背后，是校长们对于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偏离。“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79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的这句话，用词朴实，修辞简单，却成为关于大学理念的世纪之言。

史料上说，梅校长并不热衷于讲话，相反，他话很少，但一旦发言，必是侃侃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学者谢泳说，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说话不刻意挑场合，少事先备稿，言语所及，意味盎然。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这几位备受尊崇的校长，都在开学典礼上留下过隽永的言论。这些言论，又都跟“何谓大学”有关。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们的话往往抱定宏旨，切中为学之根本，因而有流芳后世的启示力。

综观老校长们的讲话，文辞每有新意，宗旨却抱定不变，谆谆之言总是不离两个主题：如何做好学问，如何为社会与国家服务。

在老校长们看来，校长为指导，为楷模，也为服务，讲话的方式自然言之有物又平易亲切。

这与欧美名校典礼上的致辞颇有相通之处，校长们可以讲笑话，但并不追逐潮流，相反，他们更关注亘古既有的传统价值。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上，校长Drew Faust开篇即言：“我应该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她说，哈佛让学生们一入校就以精英自居，就以毕业后的高薪和伟大责任为期待，实在是学校的过错；她只是希望接受过哈佛教育的人“自觉地生活，在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她也要求学生们“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

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大学校长致辞，都是纯然发自内心，口吻亦师亦友。香港学者蔡子强向本报记者推荐了一篇香港学界公认的好致辞——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院长沈祖尧在就职典礼上的发言。其中沈院长说道：教育关乎帮助青年人的成长，使其成为成熟的成年人，这是他从事这项事业的梦想，恳请同学们分享他的梦想，并使之成真。如果沈院长抱着官员的心态，恐怕说不出“恳请”和“感谢”同学们的话来。

正因大学是青年人成为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阶段，大学校长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有时难以估量。一位资深媒体人说，1994年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开学典礼上老校长江平的一席话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他记得，江平当时说，现在的领导人主要是学理工的，但是我相信，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末了，还说，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这句话过后，全场掌声雷动，这么多年了，当时的场景还很清晰。”

作为一个社会中应该是人文素质最高的群体，大学校长的腔调还传达出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学生在听完根叔的演讲后说，根叔说得很好笑，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一样搞笑。既然如此，有人提议，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例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明年开学致辞，不必绞尽脑汁想讲稿，直接把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读一遍，比什么都好：“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雷磊 李顺 梁琪 于梦溪 彭彭 钱小敏)

第五篇：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越来越接地气

中国大学校长致辞越来越接地气

2015年07月06日 16:01 来源：环球网

中国大学的开学季又到了。近年来，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成了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各大媒体纷纷撰文，盘点比较各校校长的致辞内容。有的称这些校长寄语为“新生的第一堂课”，有的则把它称为“新生必备甜点”。有的逐句分析致辞内容，认为能从中探究时下执中国大学牛耳者的想法和动向，有的则批评校长致辞不应走向娱乐化，认为演讲内容缺乏内涵，容易令人生厌。

近年来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受到关注，相信是从2010年开始。当时有大学生把校长致辞的有趣内容分享到网上，引起大家围观。大家七嘴八舌地评论哪位校长讲得好，哪位校长比较幽默，哪位校长的致辞让学生“听不下去”。据《南方周末》在当年10月1日刊登了一篇题为《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文章，指中国校长的的致辞开始从“八股”走向“八卦”，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文章特别提到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指他喜欢用潮流用语、排比修辞等，引领“致辞新风”。从此之后，直至他今年3月卸任，李培根的演讲就一直备受关注，甚至影响其他大学校长一改沉闷的风格，变得愈发亲切随性。

今年，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网、《广州日报》、《郑州晚报》等多家媒体都盘点了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并流露出媒体对大学校长致辞的期许。例如《人民日报》指大学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致辞，不只是一个人生若只如初见的隆重仪式，更成了传播教育理念的思想广场，成为一笔值得全社会聆听的共同财富。“新华教育”指开学致辞是大学气质最直观的展现。校长们在致辞中所传递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都将对大学生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广州日报》指各高校校长都铆足了劲，或谈理想，或谈抱负，或谈做人，火力全开，为大学生献上了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心灵鸡汤。《郑州晚报》则指出，开学迎新典礼上的校长寄语，在一定意义上还代表着这所大学的精神和内涵。《中国青年报》总结，百年名校喜欢追溯历史。清华大学必谈梁启超的那场《君子》演讲，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来源于此，北京大学则会反复强调胡适、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新兴的大学更愿意描述未来。抚今追昔之后，大学生活怎么过这个实际问题，也是校长讲话的重要内容。

评论员易国祥撰文指出，北大、清华、复旦和浙大四所大学校长对今年新生的致辞，少了对社会骄子的夸耀，如称他们是初生的太阳;少了对时尚新潮的迎合，如秀高频流行词赢得喝彩;少了对青春绽放的娇宠，如嘱咐别忘了谈一场恋爱。他认为，上了大学仍被校长盯住小节，得了“高分”并不意味你都对。类似的见面语，能让准明星们马上冷静下来，内心归零，站稳脚跟，新的一步跨出在即，要找准自己的基准线。不再重复“先用一年或半年享受成功”，或者“学科不挂唯此为大”，或者“熬上四年找个好工作保底”，等等。《京华时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则分析，今年有代表性的校长寄语，其侧重大抵可分为“思想说”与“求知说”。他认为校长寄语未必会凑公众之“趣”，刻意制造“噱头”;而教育的核心理念，其实没有太多新鲜可言，因此今年媒体对大学校长寄语的议论，与往年相比似乎不太热闹。

曾任校长多年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表示，大家越来越关注校长在说什么是一件好事。校长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同时也可以展现大学的特色。这是多元化的表现，也说明大学办学的自主权越来越大。他还说，“接地气”是一种社会进步。但他强调，校长讲话可以“生活化”，但不能“低幼化”。“我们的确要尽量去找共同话语，但也不是哄小孩子。大学校长还是要通过广博的知识、独到的观点、深邃的思想去影响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