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如何产生[五篇材料]

第一篇：中国大学校长如何产生

中国大学校长如何产生？

2013年07月11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3年7月9日

作者：葛倩 林鹭茜（南方都市报记者）

今年6月26日，中组部宣布重庆大学原校长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前，一份以浙大校友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在网络广为流传，引发外界再次对中国大学校长的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又从哪里产生？

从2012年底开始，教育部分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校长，开启了校长选拔方式的新渠道。但毕竟海选只是凤毛麟角，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仍多由上级任命。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中，几乎一半正局级高校校长由教育部直接任命。而副部级高校则由教育部提出校长任命意见，由中组部任命。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今年更换的8位校长，全部为博士学历，4人为院士。其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3位从本校内部升迁。分析认为，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仍是校长选拔的条件之一。而长期的学校管理经验，已超越“人脉”、部委经验，成为校长选拔的又一因素。“内部升迁”传统思维占主流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共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知识化”和“专业化”包含其中。我国的大学校长采用任命制，其遴选依据选拔党政干部的标准。约定俗成的选拔方式便是校长至少是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者一个研究型的学者。

其中，从本校内部选择熟悉学校情况的学术带头人更为常见，延续至今。如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是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学术成果众多，曾主持过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此前，董奇已任北师大副校长3年时间。

今年3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恩哥升任该校校长。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他，此前已为中科院院士，并为多家全球知名高校的国际学术顾问。2009年起，相继在北大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正局级)、常务副校长。

董奇、王恩哥不过“冰山一角”，近年来，提拔学术权威执掌高校，已成惯例。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中，从本校内部上升的就有38人，其中包括34人由副校长升任校长。此外，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则由本校党委书记转任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岩荣则由本校党委副书记升任校长。

而在上一届校长换届时(大约2008年)，共有44位校长从本校升任。而在2003年时，从本校内部升任校长的则高达52位。

“这反映出教育系统选择领导干部，仍非常注重经验的传承”，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分析。

近日。浙江大学校长更换时，有人称新任校长林建华“不熟悉浙大”，即是这一思维的反映。官员“空降”数量日趋减少

现任教育部直属高校中，5位校长来自政府行政部门，其中，2位来自教育部，分别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和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这两人有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出任校长前，分别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玉良2009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张尧学接替杨玉良操刀以上两个职务。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成就了多位高校校长。在杨玉良和张尧学这一对新老交替前，先例已不断。比如2001年4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周其凤，此后出任北大校长；接替周其凤的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也在两年后出任浙大校长。“教育部官员熟悉教育决策和宏观信息，他们出任校长后，往往更能领会和贯彻高层的教育理念”，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

而据另一位曾调任高校的教育部官员介绍，这种“空降”往往被内部称之为“交流”，“部委官员如果总在部委，不熟悉地方发展情况”，他表示，而有了一定的地方工作经验，反而能够帮助上层作出更实际的决策。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25位有教育部工作经历或兼职。

教育部也是校长的一个锻炼渠道，部分副校长等高校管理者通过在教育部一定时间的锻炼，又返回高校出任校长。比如杨玉良，早在1999年，他就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出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又回归复旦，出任校长一职。

相比之下，部委官员任校长在以前更为普遍。上一任校长中，共有8位校长从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空降”，其中人民大学、北师大等在内的诸多国内一流高校校长：人大前任校长纪宝成原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师大前任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以及浙江大学前任校长杨卫。

而今年更换的校长中，则没有“空降”。

缘何“空降”数量有所减少？“行政空降的校长对学校的情况了解不够，高校工作经历的欠缺，就会在日后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认 为，高校合并后，学校越来越大，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仅仅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就很难适应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因此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从原本的高校管理者中选择。高校“换血”，跨地区流动突出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34位为“外来户”，除5人为行政部门“空降”外，29人来自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其中12人此前为他校校长，属于平行调动，14位由其他学校的副校长升任。另有3人来自科研机构，分别是中科院和铁道科学研究院。

今年走马上任的8位教育部直属高校掌门人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只有3位为本校内部升迁。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换血”的现象在上月底的校长换届中尤为明显：三所高校三天内同时换帅：浙大校长林建华原为重大校长；重大新校长周绪红此前则为兰州大学校长；接替周绪红掌舵兰大的则是原河海大学校长王乘。这三个人的调动，实现了南北、东西的人才流动。

而在大约5年前的上一任校长中，出身于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校长仅为22人；2003年一届的校长中，这一数量仅为15人。

“„换血‟能突破此前学校内部的传统思维束缚，或者更直白一点说，能打破此前学校内部的条条框框”，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称，即使近年来新招收的普通教师，很多高校也更愿意要外校的毕业生而不选择本校。

“高校校长实现地区交流，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带动高校本身的地区交流”，储朝晖分析。

截至目前，75所直属高校中，一半以上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实现了交流任职。

据教育部一位官员透露，教育部还通过加强部机关、直属高校、直属单位、驻外教育机构四支干部队伍的统筹交流，推进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交流任职达到144人，其中，直属高校之间交流51人。公开选拔仅限于专业型高校 高校校长遴选制度也一直在改进，公开选拔是方向之一。

“其实公选校长，而不是从本校内部选择任命，本身就是为了扩大校长的交流任职”，教育系统一位官员介绍。

从2002年起，教育部就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此后，教育部党组不断加大直属高校正职交流使用力度。

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离”，行政任命校长，被视为高校行政化的主要症结。同年，辽宁省曾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校长。

去年，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在校长任用制度上寻求“破冰”，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由“任命制”向“选拔制”转变，分两批在全国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校长等5所高校校长。

交流在此过程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教育部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的5所直属高校校长中，3人都来自于其他高校副校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部高层官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中国公开选拔校长仍不具备经验，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并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尝试。此前两次试点的高校均为专业型高校，比如师范大学、财经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学科结构较为单一，校长的选拔也相对简单。而类似于浙江大学的综合类大学，则需一定的经验后才能尝试。

第二篇：中国知名大学校长简介

北京大学，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授治校，可以说，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没有蔡元培，正如中国不能没有西藏。因为蔡元培的存在，才出现了民国时代中国的学术井喷，出现了那些让我们至今久久回味的名师大家。

陈时，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以一人之力缔造私立大学，而使之卓然学术，开前无古人之先例，这便是陈时。陈时毁家兴学的时候，全中国只有国立的北大和省立的山西大学、北洋大学。陈时一手打造的，却是一个综合性的私立大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需要多大的勇气呀！

复旦大学，陈望道——他是中国新闻学教育的集大成者，复旦新闻系“好学力行”的系训便出自他口，他的伟大，绝不是一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可以概括得。

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陈序经——他自称“只是一个教书的”，然而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陈寅恪晚年那光耀万世的成就，也没有广东的学术文化。这份无量的功德，让它成为岭南，耀眼的明珠。

金陵大学、南京大学，陈裕光——“金陵大学师生以覆我之青天为誓，以照我之白日为誓，以祖国山河为誓，以祖宗丘坟为誓，誓以热血，誓以至诚，终我一生，永不使用日货。如有悔心，或生二志，人天共戮！此誓。” 济南惨案后，这个校长带领学生发下这个誓言，至死不渝。

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陈垣——北平沦陷，所有大学把日语列为必修，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能够独树一帜，人称“学术抗日”。他对学生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

四川大学，程天放——“程天放，这个人的资料可能找不到多少吧”，四川大学一位老师告诉笔者。他的评价在海峡两岸截然相反，确实他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推广者，但另一面，他也为川大招来了不少大师。历史的迷雾仍在眼前，也许未来一天我们才会发现，真的往事并不如烟。

台湾大学，傅斯年——1919年5月4日，他是游行总指挥，第一个冲进赵家楼。他是“史料学派”创建者，让今天的史学界呐喊：“回到傅斯年！”台大钟每节课都响21下，因为这位校长说：“一天只有21个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多么哲学而又科学的方法呀！”一位同学感慨道。

东南大学，郭秉文——国民党“教育部长”张其昀离开大陆后回忆说：“民国10年左右，‘南高’与‘北大’并称，隐隐然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上两大支柱。”“南高”，便是易名东南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郭秉文，是它的缔造者，在清华之前可与北大并肩者，可能只有这个时代的东南大学。

暨南大学，何炳松——上海沦陷期间，在被称为“孤岛”的租界中，居然屹立着一所中国的国立大学，那便是国立暨南大学。1940年汪精卫就任伪职，上海各大学放假一天以示庆祝，惟有暨南大学书声依旧。校长何炳松的理由掷地有声：“曹汉不两立，忠奸不并存！” 湖南大学，胡庶华——三次出任湖南大学校长的他，由冶金专业出身，却以人文思想治校，号召“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据说建国后，我们邀请德国建钢铁厂，他们婉言谢绝：“中国不是有个胡庶华么？”

“为什么不能为胡庶华先生立一座雕像？” 一位湖南大学网友如是说。

北京大学，蒋梦麟——他自称是北大“功狗”，解放后，我们很少再听到这个名字，然而他确是迄今为止北大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在他任上，北大完成了从学运中心向学术中心的转变。有人说“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压抑了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莫过于蒋梦麟。” 这话不无道理。

清华大学，蒋南翔——“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这句话便出自当时还是清华学生的蒋南翔之口，他是主政清华时间第二长的校长。在他主持清华的15年中，喊出了“又红又专”的教育口号。这一切，让他成为清华乃至全中国最具争议的大学校长。

复旦大学，李登辉——“台湾那个李登辉纯粹是侮辱这个名字。”一位同学说。

李登辉妻子早逝，他终生未再娶，每年夏天，他会把妻子的皮衣拿出晒晒，她生前衣物，无不完好。有朝一日，一定要去复旦“相辉堂”，这个以马相伯和李登辉命名的地方，可以勾起对历史的斑斑回忆。

安徽大学，刘文典——他可能是西南联大时期最受欢迎的老师，他的狂傲是庄周的遗风，他的潇洒让人感觉是诗仙复生。蒋介石来到安徽大学遭到冷遇，因为校长刘文典说了一句：“大学不是衙门。”

“今天的大学还能如此么？”

燕京大学，陆志韦——据说他在燕大做校长，有一年春节，一帮学生到他家拜年，见陆校长出来，领头的一声令下“拜年！跪！”十多个学生齐刷刷跪倒在地，陆志韦也一起跪下，大家哈哈大笑。

“拜年是出自真情实感，强求不来的。”

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罗家伦——他是清华的第一任校长，招来了蒋廷黻、冯友兰、萧公权等多位大师，使得清华成为和北大比肩的全国一流高校，然而他最终在“驱罗”运动中黯然离去。清华赶校长的传统，应该就从他开始吧。

复旦大学，马相伯——（1840-1939），从一场战争走到另一场战争，有的人碌碌无为，有的人留下无数丰碑，马相伯，便是后者，然而其中最为壮丽者，当属他变卖祖产，一手创建的复旦大学。

马相伯去世前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北京大学，马寅初——马寅初曾经说翦伯赞不爱运动，文革时，翦伯赞夫妇留下一句“实在交代不出来”服下过量的安眠药，而马寅初则坚持“绝不检讨”，直到文革后听到了平反的消息。这位每每自称“兄弟我”的老人，是如此硬朗的文人。董桥曾经建议我们：“学学马寅初的硬朗。”

清华大学，梅贻琦——有人评价说，梅贻琦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他第一个指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本人可能算不上“学术”的大师，但他给清华缔造的，是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大师”。

厦门大学，萨本栋——抗日战争爆发后，厦大迁往长汀山区。没有电，一到夜晚学生老师只能靠油灯照明。电机工程出身的萨本栋把学校分给自己的汽车拆了，发动机改成发电机，亲自安装电路。复明一刻，全校欢呼，震天动地。在厦门大学的四种精神中，以他为代表的自强精神，赫然在目。

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北平学生为抗议政府对日不抵抗，组织赴南京请愿，燕大宣布罢课。他在上海下船时，先问燕大学生是否来请愿了，得到“是”的答复才放心。“如果此次燕京学生没有参加情愿，那说明我这些年来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 他的遗愿是骨灰可以葬在燕大，可至今没有实现。

商务部高等实业学堂（即上海交大前身），唐文治——光绪进士，官至农工商部的代理部长，却急流勇退，弃官办学，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937年后，双目失明的他，带领无锡国专千里内迁，此时他已年过七旬。1954年，唐文治病逝，历经三朝半个世纪，他始终是那个时代上海教育的象征。

武汉大学，王星拱——从樱顶往下看，武大这个全国最美大学尽收眼底。王星拱的铜像就立在这里，俯瞰他的武大。他继承蔡元培“学术自由”的理念，使得战火下的武大一跃成为与西南联大并肩的名校。王星拱死后，陈毅手书挽联，上写“一代完人”。

金陵女子大学，吴贻芳——谁是《联合国宪章》第一个签字的女性？她叫吴贻芳。解放后，她出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从小缠了三寸金莲的她走遍江苏一千多所学校调查研究。据说她主持的金陵女大监考老师只负责发卷，随后便可离去，考生全凭自觉，几十年中从没有人作弊。

中央大学，吴有训——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总理请时任原子能所所长的吴有训讲话，他看到讲台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许多都是自己的学生，开口说道：“同学们！”随即意识到不对，马上改口，“同志们”。“可他并没能直接参与原子弹研发，至于原因，不好说呀。”物理系的老先生如是说。

云南大学，熊庆来——杨振宁说过，他仅凭一人之力创建了国立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4所中国大学的数学系，堪称中国数学教育之父。1949年，一次会议期间，因为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他毅然决然地改用左手写字，终生研究数学，至死不辍。

中山大学，许崇清——当时有人引用马克思的话“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来“整”教授，许崇清从家中取出德文的马克思原著，一字一句的翻译说这句话原意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为真理而不是政治服务的。”一位哲学系同学感叹道。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如果你听说过这个人，那应该是在阅读《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的时候。因为“大师”的作品，这个赶走刘和珍的校长就此被定性。1938年，因为阻止日军掳掠女学生，两个日本兵向她开枪，并将她抛入河中，见她还在摇手，又补上两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

南开大学，张伯苓——那年笔者到南开，伯苓楼附近没找到他的雕像，问了好些同学，终在一处小花园见到老人的半身铜像。有人说，南开什么都没有，但有一张校长，他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

1951年，张伯苓病逝，身上只有几块钱用来乘车。他至死一贫如洗，但桃李天下，他也是最富有的人。

岭南大学，钟荣光——因对清政府不满，他中举后流连风月，30岁仍在吃喝嫖赌。可在投入岭南大学建设后，他走遍半个地球，为岭大募款。据说第二次募款时，旅居南美的华人一边招手，“钟先生，你又来了！”，一边解囊相助。今天中山大学康乐园那美丽的红砖老楼，仍在默默诉说当年的艰辛。

武汉大学，周鲠生——武汉临近解放之时，白崇禧要求武大迁往桂林。周鲠生公开表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迁校”，这才留下武大的一片江山。可以说，周鲠生对于武大的意义，正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带来了富有个性的校格和大师，而这些恰恰是成就大学的关键。

清华大学，周诒春——笔者采访了两个清华的同学，对周诒春这名字，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由他确立，清华早期“四大建筑”也由他主持兴建。清华温源宁教授说：“他离职那天，对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学生、他自己，全是悲哀的一天。”对他的遗忘，值得我们深思。

浙江大学，竺可桢——1974年2月6日，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颤抖地写到：“气温最高零下一度，最低零下七度，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第二天，老人逝世，他留下了800多万字的小册子，从1936年到1974年，没一天中断，共计38年37天。“求是”，是他和他的大学，最美的追求。

中山大学，邹鲁——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西山会议的领袖让他成为反共的始作俑者；而执掌中山大学的9年间，他使中山大学从中等规模的普通高校变成国际知名的重点大学。也许他自己所作的一首诗最能反映他的艰辛：蓝缕荜路启山林，寸寸山村尽化金；树木树人兼树谷，规模远托百年心。

第三篇：揭秘大学校长产生：公开选拔仅限专业型高校

揭秘大学校长产生：公开选拔仅限专业型高校

新闻滚动南方都市报[微博]2013-07-09 06:52 揭秘大学校长产生：公开选拔仅限专业型高校

今年6月26日，中组部宣布重庆大学(微博 招生办)原校长林建华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前，一份以浙大校友名义发布的公开信在网络广为流传，引发外界再次对中国大学校长的讨论，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大学校长？大学校长又从哪里产生？

从2012年底开始，教育部分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校长，开启了校长选拔方式的新渠道。但毕竟海选只是凤毛麟角，目前中国大学校长仍多由上级任命。教育部(微博)直属的76所高校中，几乎一半正局级高校校长由教育部直接任命。而副部级高校则由教育部提出校长任命意见，由中组部任命。南都记者统计发现，今年更换的8位校长，全部为博士学历，4人为院士。其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3位从本校内部升迁。分析认为，具有一定的学术造诣仍是校长选拔的条件之一。而长期的学校管理经验，已超越“人脉”、部委经验，成为校长选拔的又一因素。

1、“内部升迁”传统思维占主流

“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中共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知识化”和“专业化”包含其中。我国的大学校长采用任命制，其遴选依据选拔党政干部的标准。约定俗成的选拔方式便是校长至少是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者一个研究型的学者。

其中，从本校内部选择熟悉学校情况的学术带头人更为常见，延续至今。如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校长董奇，是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人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学术成果众多，曾主持过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等多个重大科研项目。此前，董奇已任北师大副校长3年时间。

今年3月，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恩哥升任该校校长。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的他，此前已为中科院院士，并为多家全球知名高校的国际学术顾问。2009年起，相继在北大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正局级)、常务副校长。

董奇、王恩哥不过“冰山一角”，近年来，提拔学术权威执掌高校，已成惯例。

南都记者统计发现，目前教育部直属的75所高校中，从本校内部上升的就有38人，其中包括34人由副校长升任校长。此外，华南理工大学校长王迎军则由本校党委书记转任校长，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校长李岩荣则由本校党委副书记升任校长。

而在上一届校长换届时(大约2008年)，共有44位校长从本校升任。而在2003年时，从本校内部升任校长的则高达52位。

“这反映出教育系统选择领导干部，仍非常注重经验的传承”，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分析。

近日。浙江大学校长更换时，有人称新任校长林建华“不熟悉浙大”，即是这一思维的反映。

2、官员“空降”数量日趋减少

现任教育部直属高校中，5位校长来自政府行政部门，其中，2位来自教育部，分别是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和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这两人有极为相似的经历，即出任校长前，分别担任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杨玉良2009年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张尧学接替杨玉良操刀以上两个职务。

需要注意的是，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成就了多位高校校长。在杨玉良和张尧学这一对新老交替前，先例已不断。比如2001年4月担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的周其凤，此后出任北大校长；接替周其凤的清华大学(招生办)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卫，也在两年后出任浙大校长。

“教育部官员熟悉教育决策和宏观信息，他们出任校长后，往往更能领会和贯彻高层的教育理念”，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解释。

而据另一位曾调任高校的教育部官员介绍，这种“空降”往往被内部称之为“交流”，“部委官员如果总在部委，不熟悉地方发展情况”，他表示，而有了一定的地方工作经验，反而能够帮助上层作出更实际的决策。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中，25位有教育部工作经历或兼职。

教育部也是校长的一个锻炼渠道，部分副校长等高校管理者通过在教育部一定时间的锻炼，又返回高校出任校长。比如杨玉良，早在1999年，他就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6年，他出任国务院学位办主任和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年又回归复旦，出任校长一职。

相比之下，部委官员任校长在以前更为普遍。上一任校长中，共有8位校长从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空降”，其中人民大学、北师大等在内的诸多国内一流高校校长：人大前任校长纪宝成原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北师大前任校长钟秉林原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以及浙江大学前任校长杨卫。

而今年更换的校长中，则没有“空降”。

缘何“空降”数量有所减少？“行政空降的校长对学校的情况了解不够，高校工作经历的欠缺，就会在日后管理中出现很多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认 为，高校合并后，学校越来越大，对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仅仅具有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就很难适应学校整体管理工作，因此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从原本的高校管理者中选择。

3、高校“换血”，跨地区流动突出

现任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校长，34位为“外来户”，除5人为行政部门“空降”外，29人来自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其中12人此前为他校校长，属于平行调动，14位由其他学校的副校长升任。另有3人来自科研机构，分别是中科院和铁道科学研究院。

今年走马上任的8位教育部直属高校掌门人中，5位是从其他高校调任，只有3位为本校内部升迁。这种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换血”的现象在上月底的校长换届中尤为明显：三所高校三天内同时换帅：浙大校长林建华原为重大校长；重大新校长周绪红此前则为兰州大学校长；接替周绪红掌舵兰大的则是原河海大学(招生办)校长王乘。这三个人的调动，实现了南北、东西的人才流动。

而在大约5年前的上一任校长中，出身于其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校长仅为22人；2003年一届的校长中，这一数量仅为15人。"换血’能突破此前学校内部的传统思维束缚，或者更直白一点说，能打破此前学校内部的条条框框”，教育系统一位内部人士称，即使近年来新招收的普通教师，很多高校也更愿意要外校的毕业生而不选择本校。

“高校校长实现地区交流，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带动高校本身的地区交流”，储朝晖分析。

截至目前，75所直属高校中，一半以上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实现了交流任职。

据教育部一位官员透露，教育部还通过加强部机关、直属高校、直属单位、驻外教育机构四支干部队伍的统筹交流，推进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科研院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干部交流。

教育部公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8月，直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交流任职达到144人，其中，直属高校之间交流51人。

4、公开选拔仅限于专业型高校

高校校长遴选制度也一直在改进，公开选拔是方向之一。

“其实公选校长，而不是从本校内部选择任命，本身就是为了扩大校长的交流任职”，教育系统一位官员介绍。

从2002年起，教育部就开始在一些高校实行副校长职务公开选拔。此后，教育部党组不断加大直属高校正职交流使用力度。

2010年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推进政校分离”，行政任命校长，被视为高校行政化的主要症结。同年，辽宁省曾向全国公开选拔辽宁师范大学等5所省属本科高校校长。

去年，教育行政部门开始在校长任用制度上寻求“破冰”，开展直属高校校长公开选拔改革试点，由“任命制”向“选拔制”转变，分两批在全国公开选拔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校长等5所高校校长。

交流在此过程中得到更为明显的体现。教育部两批面向海内外公选的5所直属高校校长中，3人都来自于其他高校副校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育部高层官员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中国公开选拔校长仍不具备经验，还需要通过多次“实验”，并选择不同类型的学校尝试。此前两次试点的高校均为专业型高校，比如师范大学、财经学校和医科大学等，学科结构较为单一，校长的选拔也相对简单。而类似于浙江大学的综合类大学，则需一定的经验后才能尝试。

南都记者葛倩 实习生 林鹭茜 发自北京

第四篇：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根叔”的致辞引领了大学校长们的新潮之风。（CFP/图）

北大的校长爱唱歌。前校长许智宏和现任校长周其凤，都喜欢在新年联欢会上唱唱流行歌曲。（CFP/图）

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

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雷磊 李顺 梁琪 于梦溪 彭彭 钱小敏 校长一开腔，公众就笑了。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里，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突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原因很简单，校长们似乎变了腔调：

笑点的确不少：

“我相信很多新生入学后不久就会有抱怨，抱怨复旦的住宿条件差，前不久的暑假，天气很热，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抱怨的帖子，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在为我准备演讲稿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材料，说是网络上有一则民间人士为厦大撰写的招生广告，广告称：„她是985＋211，不断电，不断网，不禁校园亲热；免费米饭，免费矿泉水，公费医疗；师生和谐；言论宽松；5A级校园，国际化办学，国防前线；面向太平洋，气候适宜，氛围浪漫，靓仔一片，美女如云。请认准代码10384，欢迎报考厦门大学！”“会读书，就要努力把„成都理工‟读成„麻省理工‟；就要努力把一所大学读成两所甚至更多；就要努力把德智体美读得无一偏废；就要努力把男生读成文质彬彬，女生读成知性端庄；就要努力把自己读成无论张口还是抬手，都让人分明看出你读过大学。”

三段开学典礼的致辞分别出自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

一贯严肃的大学校长院长们纷纷变身小沈阳，开学典礼大有演变成脱口秀之势。学生们喜欢弥漫开学典礼上的幽默感，公众也乐见越来越多“会说话”的校长。校长变身的背后，我们的大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算不算一种进步？

校长新风：从八股到八卦

“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有人说，校长们变得会说话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当领开创之功。

今年7月，李培根在华中科大的毕业典礼上，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人们因此亲切地把李培根称为“根叔”。要说上面几位校长模仿根叔，可能冤枉了他们。厦大的朱校长在2007年的开学典礼就说过希望每个同学在厦大四年能再长高3厘米，令媒体惊呼中国的校长变了；那一年北大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朱苏力也诗意大发，演讲题目就是通感修辞的好例证：“你听见阳光的碰撞”。

校长们换个方式说话，确实不是从今年开始。不过，这不妨碍把根叔冠为大学校长一代致辞新风的代表人物：

其一，论堆砌潮流用语的功力，根叔确实登峰造极；

其二，论对排比修辞的参悟，同行中人难出其右。正如一位听过他今次开学演讲的学生所言，如果没有排比，“质疑”两个字不可能出现82次。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根叔致辞和其他感性平易的校长发言一样，都有过去的校长讲话无法比拟的效果，那就是，学生乐意听。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奇葩开。根叔式的发言风靡大学校园：

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毕业典礼致辞中引用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词：“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与华中科大的根叔相对应，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而在此之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因为在校园新年联欢会上演唱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而被冠名“许爷爷”；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也以诸多亲近学生的举动而被亲昵地称为“纪宝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校长们的“新潮”发言满意。以根叔火爆网络的2010毕业致辞为例，同样有华中科大的学生表示，除了对根叔擅长排比句式印象深刻，也没听明白校长的讲话对自己的治学之道与人生之路有何启示。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致辞中说：“你要坚信，人海陌生，质地温暖。只要你能够与人为邻、与人共舞，社会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等你结识、等你合作”。这段颇为温暖的演讲却被网友们评价为“高中作文范文”——当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即为《与你为邻》。

在亲切与欢笑之后，校长们还表达了些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即对这一代新风表示了忧虑。他说，这是从一种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实不可取。原来那套，八股生硬、官腔十足；现在这套，滥发情感、浮夸轻佻，做这样的致辞，“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引领新风的校长们，还是不会说话。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请根叔发表看法，根叔再三推托，还特别叮嘱记者：正面的别说，负面的可以说。

要说负面的评价，算评论人士袁岳的评价最直接：“我要说，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腔调演变：从革命鼓动到领导指示

“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与其说校长变了，不如说外界希望校长们有所改变，哪怕只是换几个词、多用几个排比、多发一点温情。大学校长们别扭的腔调，大家早就听腻歪了。那么，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致辞腔调是如何演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斗志与热情之下，开学典礼听到的大都是战斗的号角。

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向总理周恩来汇报了他亲笔起草的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恩来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

参加当年开学典礼的学生史济怀曾回忆，当天他看着郭沫若校长陪着聂荣臻元帅往礼堂里走，他是跟在后面一起走进去的，听完聂元帅和郭校长致辞，从那一刻起，他认识到，“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命。”

聂荣臻说，中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郭沫若在致辞中谈了对中科大的定位：“是一所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他还对学生提了一个特别的希望，“本校值得夸耀的是，在1600名同学中，党团员占84％，同学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水平是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成为党团员，随着年龄和思想的成长都成为党员，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百分之百的党校。”

在那一年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吴玉章也谈了红与专的问题：“只专不红固然不对，只红不专也是无用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

这些话现在听来有些政治说教的味道，在那个时代却都受到学生的激赏。

一方面，这些大学校长都是老革命，本人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他们的发言甚至能走出校园，对整个社会甚至大政方针有直接的影响，比如，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就是他作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二来老革命家的讲话都各具个性。后来的毕业生回忆，马寅初每次演讲时说到自己，都不说“我”，只说“兄弟”，这种个人风格强烈的发言让学生饶有兴趣，每次校长讲话，都搬着凳子争相去听。

学者丁东说，当时的大学校长讲话，必须紧扣国家的任务，但是他们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保有教育家的气质，“他们很想办好教育，不是想着做官”。

但饱含激情的号角声逐渐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官样文章。1980年代后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确立，之前试图给大学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暂停，大学校长们做起了官样文章，开学讲话也无限趋近于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成都理工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在大学的党委宣传部工作过十几年。他回忆说，校办甚至有个讲话稿库，每年开学时，工作人员会从讲话库里调出那篇用过很多次的文档，“年年第一句话都是„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有一次，他想给校长写篇有个性一点的致辞，校长觉得不习惯，讲稿最后被扔进了垃圾桶。

陈俊明总结出过去三十多年大学校长们致辞的模板：开学典礼就是“欢迎加几点要求”，毕业典礼是“欢送加几点希望”，年年如此，校校相同。校长们的腔调总是居高临下，一上来就是要求学生要如何如何。

在过去的十年里，校长腔调的变化是加入了“竞争意识”：自从高等教育资源开始整合，打造巨无霸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十年中的致辞模板加上了一项：炫耀家底。比如，学校现有教授院士多少、实验室图书馆教学楼几何、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几，等等等等。2008年，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还细数了当年参加奥运火炬接力的校友人数。

四川一所高校的校长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对新生们提出的希望更加直白：四年后，有更多的同学走进中国科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家“985”高校研究生行列，有更多的同学考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党政部门成为公务员，有更多的同学进入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对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的原则是：一般不讲就业话题，“这是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 今天，问遍周围在过去30年读过大学的人：你还记得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吗？很多人一开始是迟疑，然后摇头。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校长的开学讲话就像开学典礼上主席台那排面无表情的校领导一样，面目模糊。

有几句话倒是始终似曾相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同学们，你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光阴似箭时不我待”；“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不过，没人说得清这是在别人的开学典礼上听到的，还是在中学开学典礼上听到的。奥威尔曾经预言，如果一个人惯于说套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我表达，他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预言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身上不幸应验。

校长之言：实关“何谓大学”

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

按照学者丁东的判断，八股也好，八卦也罢，千人一面、肤浅庸俗的腔调背后，是校长们对于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偏离。“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79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的这句话，用词朴实，修辞简单，却成为关于大学理念的世纪之言。

史料上说，梅校长并不热衷于讲话，相反，他话很少，但一旦发言，必是侃侃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学者谢泳说，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说话不刻意挑场合，少事先备稿，言语所及，意味盎然。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这几位备受尊崇的校长，都在开学典礼上留下过隽永的言论。这些言论，又都跟“何谓大学”有关。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们的话往往抱定宏旨，切中为学之根本，因而有流芳后世的启示力。

综观老校长们的讲话，文辞每有新意，宗旨却抱定不变，谆谆之言总是不离两个主题：如何做好学问，如何为社会与国家服务。

在老校长们看来，校长为指导，为楷模，也为服务，讲话的方式自然言之有物又平易亲切。

这与欧美名校典礼上的致辞颇有相通之处，校长们可以讲笑话，但并不追逐潮流，相反，他们更关注亘古既有的传统价值。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上，校长Drew Faust开篇即言：“我应该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她说，哈佛让学生们一入校就以精英自居，就以毕业后的高薪和伟大责任为期待，实在是学校的过错；她只是希望接受过哈佛教育的人“自觉地生活，在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她也要求学生们“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

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大学校长致辞，都是纯然发自内心，口吻亦师亦友。香港学者蔡子强向本报记者推荐了一篇香港学界公认的好致辞——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院长沈祖尧在就职典礼上的发言。其中沈院长说道：教育关乎帮助青年人的成长，使其成为成熟的成年人，这是他从事这项事业的梦想，恳请同学们分享他的梦想，并使之成真。如果沈院长抱着官员的心态，恐怕说不出“恳请”和“感谢”同学们的话来。

正因大学是青年人成为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阶段，大学校长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有时难以估量。一位资深媒体人说，1994年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开学典礼上老校长江平的一席话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他记得，江平当时说，现在的领导人主要是学理工的，但是我相信，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末了，还说，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这句话过后，全场掌声雷动，这么多年了，当时的场景还很清晰。”

作为一个社会中应该是人文素质最高的群体，大学校长的腔调还传达出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学生在听完根叔的演讲后说，根叔说得很好笑，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一样搞笑。既然如此，有人提议，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例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明年开学致辞，不必绞尽脑汁想讲稿，直接把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读一遍，比什么都好：“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第五篇：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教育观察：不会“说话”的中国大学校长

(组图)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10月04日 14:59 南方周末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根叔”的致辞引领了大学校长们的新潮之风。

北大的校长爱唱歌。前校长许智宏和现任校长周其凤，都喜欢在新年联欢会上唱唱流行歌曲。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

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

校长一开腔，公众就笑了。

在刚刚过去的开学季里，大学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突然成为公众的关注焦点，原因很简单，校长们似乎变了腔调：

笑点的确不少：

“我相信很多新生入学后不久就会有抱怨，抱怨复旦的住宿条件差，前不久的暑假，天气很热，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抱怨的帖子，称要把校长绑架到学生宿舍去，看看能活几天。”

“学校办公室的同志在为我准备演讲稿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材料，说是网络上有一则民间人士为厦大撰写的招生广告，广告称：‘她是985＋211，不断电，不断网，不禁校园亲热；免费米饭，免费矿泉水，公费医疗；师生和谐；言论宽松；5A级校园，国际化办学，国防前线；面向太平洋，气候适宜，氛围浪漫，靓仔一片，美女如云。请认准代码10384，欢迎报考厦门大学！”

“会读书，就要努力把‘成都理工’读成‘麻省理工’；就要努力把一所大学读成两所甚至更多；就要努力把德智体美读得无一偏废；就要努力把男生读成文质彬彬，女生读成知性端庄；就要努力把自己读成无论张口还是抬手，都让人分明看出你读过大学。”

三段开学典礼的致辞分别出自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成都理工大学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

一贯严肃的大学校长院长们纷纷变身小沈阳，开学典礼大有演变成脱口秀之势。学生们喜欢弥漫开学典礼上的幽默感，公众也乐见越来越多“会说话”的校长。校长变身的背后，我们的大学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样的变化算不算一种进步？

校长新风：从八股到八卦

“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有人说，校长们变得会说话了，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当领开创之功。

今年7月，李培根在华中科大的毕业典礼上，把近年来的网络热词来了个大串烧：打酱油、俯卧撑、哥呀姐的，贯穿整个典礼致辞，让校园内外雀跃不已。人们因此亲切地把李培根称为“根叔”。

要说上面几位校长模仿根叔，可能冤枉了他们。厦大的朱校长在2007年的开学典礼就说过希望每个同学在厦大四年能再长高3厘米，令媒体惊呼中国的校长变了；那一年北大法学院的开学典礼上，院长朱苏力也诗意大发，演讲题目就是通感修辞的好例证：“你听见阳光的碰撞”。

校长们换个方式说话，确实不是从今年开始。不过，这不妨碍把根叔冠为大学校长一代致辞新风的代表人物：

其一，论堆砌潮流用语的功力，根叔确实登峰造极；

其二，论对排比修辞的参悟，同行中人难出其右。正如一位听过他今次开学演讲的学生所言，如果没有排比，“质疑”两个字不可能出现82次。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根叔致辞和其他感性平易的校长发言一样，都有过去的校长讲话无法比拟的效果，那就是，学生乐意听。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奇葩开。根叔式的发言风靡大学校园：

北大校长周其凤在毕业典礼致辞中引用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词：“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与华中科大的根叔相对应，北大的学生们现在把周校长称为“凤哥”。

南开校长饶子和则以流行语态提醒学生们重视学业：“挂科可以补考，人生只有一次。”

而在此之前，北大前校长许智宏因为在校园新年联欢会上演唱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而被冠名“许爷爷”；人民大学的校长纪宝成也以诸多亲近学生的举动而被亲昵地称为“纪宝宝”。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校长们的“新潮”发言满意。以根叔火爆网络的2010毕业致辞为例，同样有华中科大的学生表示，除了对根叔擅长排比句式印象深刻，也没听明白校长的讲话对自己的治学之道与人生之路有何启示。

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在致辞中说：“你要坚信，人海陌生，质地温暖。只要你能够与人为邻、与人共舞，社会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热心人等你结识、等你合作”。这段颇为温暖的演讲却被网友们评价为“高中作文范文”——当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即为《与你为邻》。

在亲切与欢笑之后，校长们还表达了些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问题。1980年代的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即对这一代新风表示了忧虑。他说，这是从一种套话走向了另一种套话，实不可取。原来那套，八股生硬、官腔十足；现在这套，滥发情感、浮夸轻佻，做这样的致辞，“有失大学校长的身份”。

校长讲笑话，的确受欢迎。但一片欢乐之后，公众对校长致辞的期待不仅仅局限于“亲切”和“潮流”，更希望能听到治学之理、修身之道乃至兼济天下之法。打破旧八股远远不够，人们真正期待的还是能够代表大学精神的致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今引领新风的校长们，还是不会说话。

南方周末记者就此请根叔发表看法，根叔再三推托，还特别叮嘱记者：正面的别说，负面的可以说。

要说负面的评价，算评论人士袁岳的评价最直接：“我要说，能脱稿，说感性点，这真的也算个进步，只是这个进步看起来真的够寒碜的。” 中国大学校长致词的腔调演变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10月04日 14:59 南方周末

腔调演变：从革命鼓动到领导指示

“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

与其说校长变了，不如说外界希望校长们有所改变，哪怕只是换几个词、多用几个排比、多发一点温情。大学校长们别扭的腔调，大家早就听腻歪了。那么，中国大学校长们的致辞腔调是如何演变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革命斗志与热情之下，开学典礼听到的大都是战斗的号角。

1958年9月17日，郭沫若向总理周恩来汇报了他亲笔起草的中国科技大学开学典礼致辞内容，周恩来说：“可以，是施政方针了”。

参加当年开学典礼的学生史济怀曾回忆，当天他看着郭沫若校长陪着聂荣臻元帅往礼堂里走，他是跟在后面一起走进去的，听完聂元帅和郭校长致辞，从那一刻起，他认识到，“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是中国科大与生俱来的使命。”

聂荣臻说，中科大培养出来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忘我劳动的、工人阶级的战士。郭沫若在致辞中谈了对中科大的定位：“是一所尖端科学加共产主义的大学，也就是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大学”；他还对学生提了一个特别的希望，“本校值得夸耀的是，在1600名同学中，党团员占84%，同学们的政治品质和思想水平是有一定的高度的，但我们不能以此自满。我们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成为党团员，随着年龄和思想的成长都成为党员，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百分之百的党校。”

在那一年人民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吴玉章也谈了红与专的问题：“只专不红固然不对，只红不专也是无用的。只红不专，便是空头政治家；只专不红，就会迷失政治方向。”

这些话现在听来有些政治说教的味道，在那个时代却都受到学生的激赏。

一方面，这些大学校长都是老革命，本人具有相当高的威望，他们的发言甚至能走出校园，对整个社会甚至大政方针有直接的影响，比如，马寅初的团团转理论，就是他作为北大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提出。二来老革命家的讲话都各具个性。后来的毕业生回忆，马寅初每次演讲时说到自己，都不说“我”，只说“兄弟”，这种个人风格强烈的发言让学生饶有兴趣，每次校长讲话，都搬着凳子争相去听。

学者丁东说，当时的大学校长讲话，必须紧扣国家的任务，但是他们有相当的办学自主权，保有教育家的气质，“他们很想办好教育，不是想着做官”。

但饱含激情的号角声逐渐变成了面目模糊的官样文章。1980年代后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始确立，之前试图给大学校长更多办学自主权的校长负责制改革试点暂停，大学校长们做起了官样文章，开学讲话也无限趋近于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

成都理工文法学院院长陈俊明在大学的党委宣传部工作过十几年。他回忆说，校办甚至有个讲话稿库，每年开学时，工作人员会从讲话库里调出那篇用过很多次的文档，“年年第一句话都是‘金秋九月，丹桂飘香’”。

有一次，他想给校长写篇有个性一点的致辞，校长觉得不习惯，讲稿最后被扔进了垃圾桶。

陈俊明总结出过去三十多年大学校长们致辞的模板：开学典礼就是“欢迎加几点要求”，毕业典礼是“欢送加几点希望”，年年如此，校校相同。校长们的腔调总是居高临下，一上来就是要求学生要如何如何。

在过去的十年里，校长腔调的变化是加入了“竞争意识”：自从高等教育资源开始整合，打造巨无霸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后，十年中的致辞模板加上了一项：炫耀家底。比如，学校现有教授院士多少、实验室图书馆教学楼几何、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全国第几，等等等等。2008年，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在毕业典礼上，还细数了当年参加奥运火炬接力的校友人数。

四川一所高校的校长在2010年开学典礼上，对新生们提出的希望更加直白：四年后，有更多的同学走进中国科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国家“985”高校研究生行列，有更多的同学考入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各级党政部门成为公务员，有更多的同学进入各级各类事业单位。

对此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的原则是：一般不讲就业话题，“这是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

今天，问遍周围在过去30年读过大学的人：你还记得大学校长的开学致辞吗？很多人一开始是迟疑，然后摇头。对于他们来说，大学校长的开学讲话就像开学典礼上主席台那排面无表情的校领导一样，面目模糊。

有几句话倒是始终似曾相识：“你们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同学们，你们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光阴似箭时不我待”；“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不过，没人说得清这是在别人的开学典礼上听到的，还是在中学开学典礼上听到的。

奥威尔曾经预言，如果一个人惯于说套话，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次又一次地放弃自我表达，他先是简化自己的言论，尔后导致思维的退化，最后是个性化的表达能力丧失殆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个预言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们身上不幸应验。

校长之言：实关“何谓大学”

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

按照学者丁东的判断，八股也好，八卦也罢，千人一面、肤浅庸俗的腔调背后，是校长们对于大学独立、学术自由精神的偏离。“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79年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说的这句话，用词朴实，修辞简单，却成为关于大学理念的世纪之言。

史料上说，梅校长并不热衷于讲话，相反，他话很少，但一旦发言，必是侃侃而谈，畅达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风趣横溢。学者谢泳说，那个年代的大学校长，说话不刻意挑场合，少事先备稿，言语所及，意味盎然。

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胡适，这几位备受尊崇的校长，都在开学典礼上留下过隽永的言论。这些言论，又都跟“何谓大学”有关。

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梅贻琦：“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张伯苓把自己办学的目的明确规定为培养学子“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他们的话往往抱定宏旨，切中为学之根本，因而有流芳后世的启示力。

综观老校长们的讲话，文辞每有新意，宗旨却抱定不变，谆谆之言总是不离两个主题：如何做好学问，如何为社会与国家服务。

在老校长们看来，校长为指导，为楷模，也为服务，讲话的方式自然言之有物又平易亲切。

这与欧美名校典礼上的致辞颇有相通之处，校长们可以讲笑话，但并不追逐潮流，相反，他们更关注亘古既有的传统价值。在2008年哈佛毕业典礼上，校长Drew Faust开篇即言：“我应该站在这儿，告诉你们那些永恒的智慧”。她说，哈佛让学生们一入校就以精英自居，就以毕业后的高薪和伟大责任为期待，实在是学校的过错；她只是希望接受过哈佛教育的人“自觉地生活，在所做的一切中寻找、定义价值，成为一个自我的分析家和批评家，从最高水平上掌握生活的展示方式”；她也要求学生们“牢记那些我们告诉你们的远大理想，就算你觉得它们永远不可能实现，也要记住：它们可以指引你们，让你们到达那个对自己和世界都有意义的彼岸”。

古今中外流传下来的大学校长致辞，都是纯然发自内心，口吻亦师亦友。香港学者蔡子强向本报记者推荐了一篇香港学界公认的好致辞——2008年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院长沈祖尧在就职典礼上的发言。其中沈院长说道：教育关乎帮助青年人的成长，使其成为成熟的成年人，这是他从事这项事业的梦想，恳请同学们分享他的梦想，并使之成真。如果沈院长抱着官员的心态，恐怕说不出“恳请”和“感谢”同学们的话来。

正因大学是青年人成为成熟的成年人最重要的阶段，大学校长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有时难以估量。一位资深媒体人说，1994年他进入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时，开学典礼上老校长江平的一席话对他日后的人生影响至深。他记得，江平当时说，现在的领导人主要是学理工的，但是我相信，学习人文科学的人，迟早要担负领导国家的责任，末了，还说，我们要有信念，做到只向真理低头。“这句话过后，全场掌声雷动，这么多年了，当时的场景还很清晰。”

作为一个社会中应该是人文素质最高的群体，大学校长的腔调还传达出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有学生在听完根叔的演讲后说，根叔说得很好笑，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一样搞笑。既然如此，有人提议，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其再费尽心机搞新腔调，不如“取法祖宗，师夷长技”。例如清华大学的校长明年开学致辞，不必绞尽脑汁想讲稿，直接把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读一遍，比什么都好：“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实习生 雷磊 李顺 梁琪 于梦溪 彭彭 钱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