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对中共形象的建构

第一篇：试论抗战时期国际友人对中共形象的建构

【摘 要】 本文阐述了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三位著名的国际友人在抗日战争期间访问延安，向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人、中国人民坚决抗战的实况；论述他们对中共形象的宣传、建构方面的作用和贡献。

【关键词】 国际友人；中共形象；建构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战时期，有一大批国际友人长途跋涉来华，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直接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革命斗争之中。作为新闻记者的国际友人来华，他们追求真理，通过实际的采访与亲历亲闻，客观、公正地向外界介绍中国国内实况，向外界真实宣传了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的真实情况和共产主义运动及其革命主张，使各国和外界人士对其有了新的认识与改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力的打破了国民党之前对中共的恶意丑化、隐瞒实情，并真实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使各国民主人士对中国人民反对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表现出的勇敢、坚定和不屈不饶的精神而感动，从而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在国际友人来华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巨大的贡献和作用就是身为作家和新闻记者身份的国际友人，以“三s”为代表（即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三位贡献突出的著名国际友人）对中共领导人以及八路军真实情况的报道，起到了对中共整体形象的宣传与建构，从而使外界更多的了解了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共领导的红色政权，使各国与外界人士认识到了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能够有力支持和支援中共的革命主张和抗日斗争。

一、第一个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和揭秘毛泽东的国际友人――埃德加?斯诺

在中共中央落脚于陕北苏区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一边对陕北共产党政权进行军事打击、经济和消息封锁，一边向国内和外界歪曲事实、恶意丑化共产党形象，对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污蔑和丑化，如称共产党人为“共匪”、“红头魔鬼”等，在这种情况下，外界人士对中共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并且随着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和共产主义运动形式的初步高潮，引起了西方各国不同程度的注意，驻华记者们对此倍加关注，但当时还未有一名记者亲身采访过共产党员，并对红色苏区的真实情况进行报道。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打击、新闻封锁以及丑化歪曲事实的举措，1936年中共中央给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去信，请宋庆龄推荐一名外国新闻记者和一名医生前往苏区，希望外国记者能真实客观的报道中国红色政权的情况，以便让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色苏区，打破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支援和帮助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恰在这个时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向宋庆龄提出了希望去苏区访问的要求，希望能实现采访共产党人和红军的梦想。

斯诺为了能实现他采访红军的梦想以及对中共革命的关心，在国共两党对峙、国民党严查并封锁了去陕北苏区的道路的严峻形势下，他依然顽强、勇敢，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宋庆龄的帮助与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1936年6月3日从北平出发了。„„斯诺就这样成了第一个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西方新闻记者，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的美国人。”[1]

1、与周恩来的第一次见面和交谈

1936年7月斯诺和马海德通过层层阻力，闯过了西安城、洛川镇和延安城三道严密的封锁关口，开始向西徒步跋涉，到了安塞县。7月9日，斯诺在安塞白家坪见到了周恩来，在斯诺与周恩来的交谈中，周恩来的言谈举止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2]

斯诺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周恩来这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的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3]

2、对毛泽东的采访和《毛泽东自传》一书的写作背景

斯诺和马海德在红军官兵的护送下，来到了保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保安城一片火红色。“在快到了红军司令部时，已经有许多红军干部和战士排成两行，正列队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到来。„„斯诺和马海德看到这种隆重的场面，为红军在这样的山沟里举行的仪式而感动。”[4]欢迎仪式结束后，斯诺和马海德住进了外交部招待所，这是一栋只有四间小砖房的屋子。

1936年7月16日晚，毛泽东派人请斯诺去他的窑洞。斯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后，“毛泽东主动而热情地同斯诺打招呼，并彬彬有礼地说：‘欢迎！欢迎！’斯诺借助窑洞的灯光，见毛泽东身高消瘦，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目炯炯有神，他的第一印象就觉得毛泽东像林肯。”[5]当斯诺与毛泽东初次见面时，斯诺的印象是“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6]

毛泽东连续同斯诺谈话，从抗日谈到内政、土地政策和教育等问题，每次谈话总是从晚上开始进行，直到凌晨两三点钟，“经过反复多次的交谈，斯诺不仅详细地了解了这位既是苏维埃主席，同时又是红军指挥员的毛泽东家庭、童年、婚姻以及个人成长的经历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还了解了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特别是搜集了关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在交谈中，毛泽东也向斯诺询问了许多美国政治、经济、地理、气候、人口的情况，表现出对远隔重洋的美国人民的关注。”

1936年9月底，斯诺与马海德再次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并希望通过采访向外界宣传真正的毛泽东，正如他对毛泽东所说的：“有些人认为你会说流利的法语，有些人则说你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7]就这样，从此以后，接着十几个夜晚，毛泽东开始了他人生的叙说，这就是之后的《毛泽东自传》一书诞生的背景。当斯诺即将离开苏区时，斯诺为毛泽东拍下唯一戴军帽的戎装照片，这成了毛泽东最好的一张照片，也成了毛泽东的相片中最著名的一张。

在陕北苏区九十二天的采访，对斯诺来说是一段难以忘怀、兴奋的经历，这次的西行采访，使他对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以及苏区的广大群众有了真挚的感情，从而对处在革命与战争浪潮中的中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36年10月12日斯诺离开陕北到达西安，之后到了北平。不久，一部影响世界的著作即将诞生――《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第一次真实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陕北红色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打破了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的长期封锁，生动而真实地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影响甚大，很快就出版了多种文字的译本，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被认为是一部“真正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的著作”。这部著作的出版，向外界对中共整体形象的正确宣传与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之后更多的国际友人来苏区采访、支援和帮助中国革命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3、一生心系和宣传中国革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不久，斯诺因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被国民党政府吊销了记者许可证，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当斯诺回国后，他积极的宣传中共，向美国人民和美国领导人描述了一个真实、客观、积极进行抗日斗争的有实力、有前途的共产党形象，并且说到：“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需要什么，„„”“中共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士气高昂，在艰难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从将军到士兵都对胜利充满着信心。”[8]

由于斯诺积极宣传中共形象，罗斯福总统曾三次与他秘密会谈中国问题，使得罗斯福总统对华政策的转变，尽管由于之后罗斯福总统不幸病逝，美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合作计划流产，但还是为中美关系的进程与后来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72年2月15日，斯诺在瑞士日内瓦逝世，一生心系中国的他，在最后的遗嘱中将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中国。他一生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大地的女儿，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1、在上海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

史沫特莱从1929年到1936年在上海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史沫特莱就开始帮助鲁迅把中国左翼作家和革命的文学宣传到上海。1932年出版了《国民党的反动的五年》，记录了蒋介石自1927年到1932年破坏淞沪抗战的反动历史，揭露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不抵抗的消极态度。

1933年5月，史沫特莱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联系，之前她不了解中共革命的情况，她希望有机会能亲眼去看一看。“通过宋庆龄、鲁迅等人介绍，史沫特莱在上海巴恩公寓的住所成了江西苏区秘密潜入上海的红军联络点和接待站。„„写出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成为世界上第一本介绍中国红军的文献。”[9]

2、奔赴圣地延安，书写《伟大的道路》，积极宣传中共革命

在 “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勇敢地承担起张学良东北军总部电台的英语播音员，成了这一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她用尖锐的言辞评论和驳斥了南京广播电台的子虚乌有的造谣说“蒋介石已经遇害身亡”、“红军占领了西安”，以客观、真实、准确的事例向外界及时报道了事变的真相，维护了中共红军和中共中央积极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的形象。

1937年1月12日，史沫特莱终于实现了她多年的愿望――奔赴圣地延安。到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由马海德陪同，见到了朱德司令。她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描写了当时会见的情景，她写到：“这时一个穿着灰布补丁制服的矮而结实的人的身影，从点着的蜡烛的桌子后面站了起来。于是，我看见了多年来在我的文章中讲到过的朱德。”[10]史沫特莱对朱德的第一印象，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序曲中写到：“双方对面而立，先互相打量一番。我原知道他当时是51岁，不过，当面看来，脸上皱纹很深，双颊下陷，至少见老了十岁。„„”[11]

当史沫特莱第一次与朱德见面后，就决定为朱德写一本传记，当朱德问其原因时，她回答到：“因为你是一个农民。中国人十个有八个是农民。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向全世界谈到自己的经历。如果你把身世都告诉了我，也就是中国农民第一次开口了。”[12]可以看出，史沫特莱是想通过写朱德的人生经历来透视中国农民整体的生活历程，是将朱德的人生经历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每一位农民的缩影，这不仅向外界客观、真实描写了中共领导人的具体形象，而且也让外界人士对当时处在中国革命时期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世界更为了解和关注。就这样，一部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被称为描述红军和抗战中国的经典著作又一次诞生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这本倾注了史沫特莱全部心血的书，不仅记录了中国人民敬爱的朱德同志60岁以前所走过的道路，同时也生动地展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对中共形象的宣传和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永远深爱着中国的土地，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

1941年史沫特莱回到美国后，尽管生活、健康问题困扰着她，但她一如既往地表达对中国革命的热爱和关心，在美国四处演讲、广播，写文章报道中国革命和抗战的真相，为中国抗战募集捐款。

1943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城市大厅讨论会上的一次演讲，她当时的对手是从1934年就住在美国的林语堂，日本反战作家石垣绫子在一篇文章中描述到：“站在宽敞舞台上的史沫特莱把手背在身后，在话筒周围走来走去，挺着胸膛，挥舞着双手，拿着话筒好像是要倾倒听众中去一样热烈讲演。”[13]史沫特莱与林语堂的这次辩论，“把被美国人民视为英雄的蒋介石政权的镀金层剥落了”，美国人开始知道蒋介石脱离人民的黑暗独裁统治已经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共两党鲜明的对比之下，更有利于对中共形象的宣传与建构。1950年5月5日，史沫特莱不幸逝世，她没有看到自己的心血之作《伟大的道路》出版就离开了人世，生前也没有回到心中永远挚爱的中国的土地上。但她对中国革命的热爱与贡献、对中共领导下的红色政权的关心与帮助，她的国际主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于心。三、一生六次访问中国，晚年在中国度过的国际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及时发表“皖南事变”真相，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诡计，维护了中共团结抗日的形象

1940年12月，斯特朗第四次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同斯特朗见面会谈，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正在计划投降和内战的阴谋，预言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反共事件和战争，并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正不断加剧同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冲突的详细情况告诉给斯特朗，同时还向斯特朗提供了许多关于国民党将领已经准备同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信息，说到：“但是，你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到我捎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14]

之后，斯特朗在回国的途中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等她到了美国后，她收到了斯诺从香港给她的信，了解了“皖南事变”的真相，1946年初，她收到了一封航空信件，信中只有一句话：发表你所知之事的时机已经到了。同时，信中还装有中共重新组建新四军的正式命令和列举重庆当局亲日分子要把中国纳入法西斯轴心国的十五点阴谋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正式声明。

2、到延安访问中共领导人，离开时不忍离去，伤心痛哭

1946年7月31日，斯特朗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延安，这是她第一次抵达红色苏区，采访中共领导人。

1946年8月6日下午，斯特朗来到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住处枣园，并和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斯特朗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毫无拘束，举止缓慢、有力而从容，很像一位美国中西部的农民。„„在一种深邃而机敏的理智的驱使下，他周身充满活力。”[15]在采访中，斯特朗向毛泽东询问了中共对与国民党的关系、对内战的看法以及土地政策的相关问题，毛泽东给了详细的解答。当斯特朗问起毛泽东对帝国主义的看法时，毛泽东在思考中用了一个很生动形象地比喻回答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6]毛泽东与斯特朗的这个谈话后来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论断，这个谈话也让她重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毛泽东，了解了中共党人的思想与共产主义的目标，真正的体会到中共的力量与影响力绝不是共产党人自封的，而是在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充分信任和支持中获得的。

1947年1月底，由于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企图摧毁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共中央做出了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的计划。当斯特朗向陆定一提出，她想跟着中共和群众一起走，舍不得离开时，陆定一没有同意她的要求。但她没有放弃，仍然决心要跟随部队撤离，后来，朱德和周恩来一同劝说她，最后斯特朗伤心痛苦地表示理解，于1947年2月14日乘坐最后一架飞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热爱的延安。她在回国期间，写下了《中国的黎明》一书，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革命即将到来，之后，她又以访问延安、东北和华北解放区的见闻为素材，写下了《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记述了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过程，对中共形象的宣传与建构起到了重要作用，让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中共革命。

3、情系中国，在中国度过晚年

1958年9月22日，72岁高龄的斯特朗冲破重重障碍，第六次回到了她热爱的中国大地上，从此定居北京，住在周恩来特意安排的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大院，把中国作为了自己的家乡和最后的归宿。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

总之，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与进程中，离不开国际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尤其是以作家、新闻记者身份来华的国际友人，他们在向外界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的整体形象客观、真实、公正的宣传和建构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各国民主人士对中国革命的急切关注与支援，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与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铭记和学习。

第二篇：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

作者：李东朗 《光明日报》（2015年08月28日 02版）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是反对日本法西斯肆虐和荼毒人类、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战争。中华民族在为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而战的过程中，坚决阻击、沉重打击和极大消耗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是为中国战同时也是为世界战的战争。中国在积贫积弱的情况下与强大而野蛮敌人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同情。在中国人民开展的无比壮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大批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提供的援助

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主要呈现三种情况。一是通过各种途径推动和发起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援。如以季米特洛夫为代表的共产国际，从“九一八”事变起就一直大声疾呼，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团体运用各种形式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开展了同样的活动。柯乐满等“世界学生保障和平自由文化联合会”（简称“世界学联”）代表团，1938年来华考察中国抗日战争后，推动“世界学联”组织一个宣传团体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荷兰的著名大学，宣传中国青年的生活与抗日斗争。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美国劳工联盟、“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等，都曾大力促使美国政府和国会采取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措施，如对日禁运军需品等。英国民权保障会发起成立“援华会”，开展声援中国、抵制日货的运动；英国“国际医药援华会”组织了国际红十字医疗队。法国民间成立多个援华组织，如中国人民之友社、法国援华委员会等，并推动法国一百多名议员在议会中组织援华集团。国际运输总工会及其下属的各国工会，发起对日货的抵制和拒绝运送军火原料至日本的运动；著名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甘地共同签署发表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呼吁断绝日本经济合作的宣言，等等。

二是代表政府做出或执行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如“七七”事变后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中国急需的军械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援华航空队援助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都曾做出有利于或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决策。还有一批执行各国援华抗日决策的官员，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高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史迪威和派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等；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和苏联军事顾问团的朱可夫、崔可夫等；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薛穆和英国军事顾问团等。据1939年重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当时常驻重庆的外国人有1129人，其中英国人最多，有329人，美国人次之，有168人，苏联人有163人，这些外国人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商务、医务、教育等各个方面，尤以外交、军政人员为主。

三是直接介入和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詹姆斯·贝特兰、汉斯·希伯、白修德、田伯烈等大批新闻记者以及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和美军观察组成员等，深入中国抗日第一线采访，把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中国人民英勇不屈、浴血奋战的真相，报道给全世界和相关政府。加拿大美国医疗队的白求恩、帕森斯大夫和琼·尤恩护士，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卓克华，由来自波兰、捷克、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联等8个国家21名医生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以及美籍医生马海德，加拿大的布朗、麦克卢尔、哈利生，新西兰的霍尔，德国的汉斯·米勒，奥地利的傅莱和罗生特，朝鲜的方禹墉等，或到前方诊治伤病员，或协助训练医务人员和传授医术，或参与筹设医疗机构。法国医生贝熙业冒着被日军捕杀的危险，频繁设法把宝贵的药品运送给中国抗日游击队。一些国际友人还积极参加中国的各项建设，如发起“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展经济救亡的路易·艾黎、乔治·何克、赖普吾、普艾达等；参加中国科技教育和交流工作的李约瑟、林迈可、班·威廉和克兰尔夫妇等；参加抗日文化建设的郑律成、尤里斯·伊文思、罗曼·卡尔曼，保卫中国同盟的国际友人克拉克女士、诺曼·法朗士教授和爱泼斯坦等；投身中国抗日斗争的野坂参

三、鹿地亘、池田幸子、绿川英子、尾崎秀实、中西功和“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奋战在敌后抗日战场的朝鲜义勇军。有的国际友人还在危难中尽力救助中国难民，如由世界红十字会联合中国红十字总会等成立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创办上海“南市难民区”、救助大量难民的法国天主教神甫饶家驹。以约翰·拉贝和约翰·马吉为首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成员，在日军疯狂制造南京大屠杀之时，保护了数十万中国难民。美国医务工作者艾伦·R·鲍因顿在武汉救助两万多难民。还有声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印度国大党首领尼赫鲁等。他们中的一些人，把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白求恩、柯棣华、希伯，苏联志愿空军队的大队长库里申科、拉赫曼洛夫和“飞虎队”的美国军人等。

国际友人援助对中国抗日战争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第一，增强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实力。中日国力、军力十分悬殊，日本是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日本在军力、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绝对、压倒性的优势。国际友人从医疗、物资、技术等方面支持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不足，解决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难；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援助，增加了中国抗战的力量，更是直接对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对日本的禁运、对日本侵略的谴责和限制，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

第二，推动世界大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立场和政策的转变。众所周知，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遏制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经历了一个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友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战争犯罪的揭露，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日业绩的报道，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和日本帝国主义危害全世界的宣传，在促进更多的人警惕和奋起，影响一些国家的民众进而影响其政府转变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37年8月29日，美国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同盟上书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改变美国观望政策”。11月5日，美国劳工联盟领袖勃劳特在演说中强烈批评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的纵容政策：“如果我们默许日本帝国主义，以其全部新锐的武器来对付中国民众而毫不牵制它，那么，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侵略，并给美国种下祸根。”

第三，鼓舞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意志和斗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进行了10年的局部抗战和4年多的全面抗战，独立奋战，艰苦卓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中国抗日战争在有力支援美英“先欧后亚”战略和配合太平洋战场的过程中，仍然艰苦卓绝。而国际友人长期的支持，无论是实质性的还是道义上的、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使处于水深火热、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感受到了朋友之谊、同志之情，在鼓舞中国军民士气、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协调盟国关系、调解国共合作问题等方面，国际友人的支持都发挥了特殊作用，使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合更紧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更突出。

第四，向全世界介绍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继美国记者斯诺之后，一批又一批的西方记者、学者、传教士和美国海军情报官埃文斯·卡尔逊，涌入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量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及其抗日武装、抗日斗争，“其结果是带来了大量前所未有的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手材料和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丰富的公开赞誉”。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绩与巨大威力，在全世界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决策层，如美国海军情报官卡尔逊几乎每个星期都写信给罗斯福，报告他在中国的见闻。罗斯福曾说：“卡尔逊的信件激起了我的想象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价值的扣人心弦的图景。”罗斯福还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三次约见斯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第五，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切同情、大力支持、积极帮助（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对战后的中外关系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和历史的影响。

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帮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

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友人，是一个颇为广泛的群体。他们遍及世界许多国家，人数众多，其中有政府官员，有社会知名人士，有教育工作者，有作家、记者，有医务工作者，有实业界、宗教界人士，有军人。他们的出身、职业不同，人生信仰和对中国的看法不尽一致，甚至来华、援华的目的也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处在危难和奋战之时，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其中许多人千里迢迢甚至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在战火纷飞、危险艰苦的环境中，致力于有益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各种活动。他们的决策、援助和辛勤工作，体现出的对中国的情谊，帮助中国的精神和业绩，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人民永远珍惜、不能忘怀的历史记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9周年的讲话中，对此的论述完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为中国人民提供了宝贵的人力物力支持。朝鲜、越南、加拿大、印度、新西兰、波兰、丹麦以及德国、奥地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日本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不会忘记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等方面支持的国家和国际友人，不会忘记在南京大屠杀和其他惨案中为中国难民提供帮助的外国朋友，不会忘记同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不会忘记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白求恩、柯棣华医生等外国医护人员，不会忘记真实报道和宣传中国抗战业绩的外国记者，不会忘记在中国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各国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的宝贵贡献！”

（作者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第三篇：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精)

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

摘 要：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不仅充分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且充分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这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抗战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地实现了在抗日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一、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经验

（一）推动中国宪政进程，树立民主进步形象

1.极力主张和倡导宪政。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共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今年的几个月内，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8月，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的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的要求，主张实行宪政。1939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该纲领具有“宪法”的性质。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的宪政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1940年2月2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毛泽东作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重要讲演。1944年8月12日，周恩来指出：“只有立即实行民主，才能增强团结抗战的力量，只有寻民主的途径，才能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与经济国内其他一切政治问题。”并且重述了信守七年前关于民主政治的诺言。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指出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区，首先表现在各阶级各党派合作的“三三制”政府工作中。“凡参加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工作、政府工作及社会工作的一切人员，不问属何党派，或无党无派，应该一律被尊重，应该一律有职有权。”［1］292-293

2.积极推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早在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政治主张。1944年，中国共产党适时地提出了“废止国民党***”，实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口号。1944年9月4日，中共中央指出“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的政治斗争目标，以反对国民党一党统治及其所欲包办的伪国民大会与伪宪。”［2］9月15日上午，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受命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正式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11月7日，国共两党达成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协议，“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所在”。12月15日，毛泽东指出：“摆在解放区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想出种种能够促成联合政府的办法来。”［1］296，389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结束国民党***的两个步骤是：“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新的联合政府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3］1068-1069 8月27日，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谈判后签定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了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同时召开，这成为新民主主义宪政运动中最辉煌的一页。“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4］

（二）推行根据地民主选举，树立全国民主建设的榜样

“民主政治，选举第一”。［5］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具有以下特点：

1.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中共在抗战时期制定的选举制度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从陕甘宁边区三次大型的选举来看，参加选举的选民分别占总选民的70%、80%、82.5%。在当时农民文化素质非常低的条件下，民主选举运动采用了开会选举、背箱子选举等直接选举方式和票选法、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投豆、烧香点洞、举手表决等多种多样的投票方式，大力鼓励基层民众参与选举，为直接选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2.选举坚持无记名投票和竞争原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根据地内普遍文化落后、文盲较多，选举中一律采用正规的无记名投票。各抗日根据地的选举法都明确规定了竞争原则。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提名候选人时，不仅推荐自己的党员，同时也推荐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他们提供条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活动去帮助真正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非党人士竞选。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竞选运动自下而上、从城镇到乡村迅速展开。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和团体的候选人纷纷发表竞选演说，申明自己的政见、主张和抱负。甚至在偏僻的农村，竞选也很激烈。

3.坚持民主选举中的平等原则。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的平等性体现在：一是每个有选举资格的选民，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选举。在每一次、每一级的选举中，都只有一个投票权，并且效力相等，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权。二是不同阶级阶层一律公平对待，没有因阶级阶层的不同而规定不同的比例。三是男女平等，妇女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改变了妇女无权的地位。四是民族平等，规定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

（三）建立“三三制”政权，创新中国民主政治形式

中国共产党根据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在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创新中国民主政治的形式。

1.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奠定“三三制”政权的社会基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战争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辅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3］808为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中共还制定了一系列的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除奸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

2.建立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民党先后成立的国防参政会、国民参议会都无法真正动员人们积极抗战的情况下，中共在边区建立了真正的人民管理国家的权力机关参议会。参议会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最高一级权力机关，其职权主要有：地方立法权、选举罢免权、监察弹劾权、监督促进权、议决权、审批权、追认权。各根据地先后都建立了参议会或临时参议会，一般以边区或省为单位，在边区内，省内设立三级或四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的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会的全权机构为各级参议会参议员大会，大会期间还设主席团和秘书处、议员资格审查委员会、提案委员会等。参议会休会期间，边区、县均设有由议员互选产生的常驻议会。

3.运作方式上实行政治协商，民主合作。毛泽东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6］760在政府施政上，则实行广泛的民主协商。如何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首先是共产党员必须在各方面做出表率。为此，要求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做到“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7］共产党员要“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6］742-743必须对党外人士给予充分的信任和尊重，“一方面，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放手让他去做，同时，帮助他完成任务，以提高其积极性和自信心；有成绩给以表扬，有缺点帮助他改正。”［8］还要讲求方法，特别是“对参加我们政权的党外人士的生活习惯和言论行动，不能要求他们和共产党员一样，否则将使他们感到不满和不安”。［6］743遇有意见分歧，争议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

4.以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全党“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6］529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三个党内法规文件，对于在集中领导下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起了巨大作用。1945年4月七大的召开，使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加具体化、制度化。延安整风为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有效方式、“治病救人”的价值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9］中共党内民主的完善和扩大，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所具有的民主意识、作风和习惯无疑会对根据地乃至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享有了集会、结社、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民主党派能够参政议政，都离不开中共党内民主的完善。

（四）建立监督保障机制，优化民主政治的环境

1.建立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的权力制约机制。“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其组织形式，应该是民主集中制”。［6］383各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各级民主政府的委员制、代表会议制，实行普遍的选举，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适当的权力约束机制。主要表现在：一是各根据地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边区参议会，各县有同级参议会，村一级有村民代表大会。参议员由群众选举产生。参议会对同级政府领导人和司法部门负责人有选举、罢免、质询、弹劾的权力。二是政府执行同级参议会决议并对其负责。参议会对政府有监督权，政府对参议会决议有执行的义务。三是司法部门由同级参议会监督、政府领导，同时保持审判独立。

2.建立广泛的监督机制。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3］809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了相应的监督机制。参议会拥有对政府的监督权；共产党内部，中央有党务委员会，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均有监察委员会，监督党的机关、干部、党员的行为；政府内部大都设有自我检查部门；各根据地的报刊经常刊登先进人物的事迹、揭露典型的违法违纪案件，进行舆论监督。而来自于人民群众的监督更体现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性。这种监督不仅体现在按照各根据地参议会组织法和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人民可以对他们的代表参议员和行政司法人员进行监督、检察、批评、控告、罢免，而且还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仅允许群众自由批评政府，而且政府也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并为之提供必要的渠道，如晋察冀边区的边区或县行政会议。“有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但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10］“边区政府依靠着民众的检举，才相当保证了各县政府的廉洁，并间接保证了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11］

3.优化民主政治建设的法制环境。施政纲领是边区政府的立法基础。以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方针，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制定了许多施政纲领，对边区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各施政纲领的指导下，几乎所有根据地都制定了保障人权的法律、条例，颁布政权组织法，制定大量选举法规。另外，抗日根据地还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土地法规、劳动法规、婚姻和继承法规、刑事法规等，从各方面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这些法律、法规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保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领导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1945年7月4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造访延安。在一次交谈中，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造就了一批模范的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向民主新中国迈进的新的战略起点，具有重要启示。

二、抗战时期中共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启示

（一）民主政治的建立是加强政党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

“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13］“大多数人民承认的，选举的，就是合法的。……在敌后建立的这种抗日民主政府,在实质上是最合法的。”［14］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民族主义的高度,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成功，赢得了广大爱国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像毛泽东所说：“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主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5］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是加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加强党的执政合法性，必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执政为民的根本体现在于政治上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通过实行民主政治来提高行政效率就有了初步的探索。通过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选举，人民群众可以选出有能力、素质高、执政为民的好干部，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主观条件，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权力制约机制、广泛的监督机制的建立以及相应的法律、条例的制定，为提高行政效率提供了外部条件，建设廉洁效能政府为提高行政效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上能够取得前无古人的成就，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今天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提高行政效率提供借鉴。

（三）民主政治的完善必须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民主政治建设能够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最后胜利提供有力的保障,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民主政治建设适应了全民族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需要,服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抗日民主政权的施政方针体现了抗日与民主两大精神,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日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及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居住、营业、思想等的自由权利。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战,以抗日为前提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新模式。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实行依法治国。

（四）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民主政治得以在抗日根据地充分实行并取得辉煌成就,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正确发展。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16］国民党坚持独裁统治、民主党派幻想“第三条道路”,民主政治建设只有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最终建立属于人民的民主政权。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首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使党能够获取群众支持,取得抗战及全国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其次,在思想理论建设上,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新的理论思想——毛泽东思想。在组织上,党内民主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第三,学会与民主党派实行民主合作,政治协商。

（五）没有监督就没有民主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建立健全了民主集中制指导下的参议会、政府、司法机关相互制约的权力约束机制,保障权力机制的健康运行。建立了共产党内部的监督、政府内部的监督、舆论监督、法律条例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相结合的广泛的监督机制,层层监督机制保证了抗日民主政权的良性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党外监督提供了良好的素材。还颁布施政纲领、人权保障条例、政府组织法、选举法规、行政法规等多项法律条例,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规范政府工作程序,使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有法可依，为抗日民主政权能够健康的发展创造了必备的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把党内监督同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的监督结合起来,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逐步形成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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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刘少奇选集［M］.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76.［15］ 毛泽东文集［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2.［16］ 毛泽东选集［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1.15.

第四篇：建构形象的历史课堂

建构形象的历史课堂

[内容摘要]素质教育要求我们更新教育观念，提高教育的形象性、直观性，多媒体教学手段应运而生。理论依据：

（一）创设历史情境，建构形象课堂。

（二）引入无意注意，开发历史思维。

（三）优化教学过程，突出教师的个性魅力。应用要求：

（一）多媒体制作要突出重点、难点。

（二）多媒体制作的目标要明确，问题的设置要合理

且有渐进性。

（三）实施形象课堂的目标化管理。

[关键词]素质教育多媒体形象直观历史情境无意注意渐进性目标化

过与画面主题相关问“囊萤映雪”、“凿壁借光”、“头悬梁，锥刺股”自古以来被奉为劝学名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教育观。似乎只有苦学才是解决教育的唯一出路。随着教育观念的更新和发展，传统的教育观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减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让学生从应试教育的压力下解放出来，变苦学为乐学几成共识。“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嘴”的传统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素质教育的需求，革故鼎新，代之以形象直观的多媒体教学法成为当今教育的发展趋向。

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虽然多媒体教学在多数地区还没有形成整体规模，但其形象逼真的视听效果仍使不少教师乐此不彼。历史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注重历史本身的社会性，即历史人物或事件带给今天社会的思考。理性认识是它的突出表现。但理性认识是源自感性认识的，所以历史教学采用多媒体手段势必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从而为史学的理性分析打下坚实的基础。

比较而言，多媒体手段有着许多突出的优势，其形象、直观的特点是传统教学方式所望尘莫及的。

一、创设历史情境，建构形象课堂。

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场景，远离现在，因而与现实有隔离感、陌生感，使得传统的历史课堂无法摆脱抽象乏味的历史说教，影响了课堂教学效果。

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心理动力，是求知的前提。现代教育教学理论认为，学习过程是学习者自我教育、自我实现的过程。学习不仅仅是一种认知活动，它还要求学习主体积极的参与。历史课堂要想获取学习主体全身心的投入，就必须创设优化的历史情境，诱导学生的历史兴趣，把学生带入形象的历史课堂，从而形成良好的学习态势。

例如讲授《近代文化--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一课时，我一改过去文化课“圈圈点点”（即只划出重点难点）的习惯做法，借助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指导学生进行分析性鉴赏。分析性鉴赏，是指以鉴赏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而导引出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认识为目的的史学分析手段。通过图片资料和多媒体课件的演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热烈讨论，由此引发学生的想象、联想来补充和扩大作品的形象，经过画面形象进入历史情境，使学生以轻快的心态融入历史学习，于潜移默化里认识历史的真实。

1、历史的具象美是创设情境的前提。

人类发展的历史十分漫长，而中国又是文明古国，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历史财富，除了翔实的文字记载外，更多的是可观可感可触的历史实物，如古代墓群建筑，古代石窟艺术，战国编钟，古代钱币等等，它们都是活生生的历史。这些历史实物，正是我们了解历史、回味历史的宝贵资料。

2、创设情境，以美育人。

利用多媒体手段创设情境，再现生动的历史情景，营造浓厚的历史氛围，可以激发学生关心历史、热爱祖国的美好情感。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古今通贯，源远流长，其中不乏可资借鉴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诸如包拯的铁面无私，文天祥的碧血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林则徐的不畏列强。这些历史人物的高尚的情操，足可成为学生们人生追求的榜样。

不可否认，知识教学在历史教学中至关重要，它是历史课进行能力培养的基础和依托，但不能一味突出历史的知识性，而把历史教学的任务限制在传授历史知识这一狭小范围内。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德育、智育功能外，历史课还有美育功能。

历史不单是教科书上那一行行抽象的文字，更是一幅幅血火交融的历史形象，爱恨情仇寓于其中。作为历史教师，我们该做的不只是传授那些一成不变的历史知识和已成定局的历史评价，更应该注重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在健全和发展学生高尚人格上的良好导向作用。

二、导入无意注意，开发历史思维。

历史记录具有过去性，它既无法观察，更无法体验。众多生动的历史场景、鲜活的历史人物、复杂的历史事件只能依靠历史教师单薄的语言来描绘、解说，自然难以展现其全貌。因此形象化的信息是历史教学迫切需要的。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特征突出的新奇刺激物或学生熟悉而感兴趣的话题来导入新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讲《近代文化--杰出的作家和作品》一课时可以这样导入。利用投影仪展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如：大卫塑像，蒙娜丽莎画像，夸

张的“唐·吉柯德”头像，《小人国》插图等。先由学生观察，然后提问：“这几幅图画的是谁？它们的作者是谁？”学生借助积累的知识很容易的得出答案，接着再问：“他们是哪个文化时期的艺术家？”回答是“文艺复兴时期”。由此引出导语：“文艺复兴，是14到16世纪欧洲资本主义自由发展与阻碍他们发展的封建制度发生尖锐矛盾冲突，而最终衍化成的一场思想

文化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即摒弃”神“中心论，强调”人“的发展。这里展示的一些作品突出的表现了这种进步倾向，同时也向我们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即将在欧洲孕育而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正是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新兴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及其产生和发展。”至此完成了从直观形象到抽象概念的过渡。用这种方式，可营造直观教学的氛围，易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轻快的完成联想、记忆的教学目标。

教学实践表明，在教学中利用无特定思维目标的无意识心理活动，让学生去随意转化，融合他们所听到的、见到的、想到的知识，是促使学生加速学习进程的好方法。这种认识活动充分调动了暗示功能，实质上是无意注意向有意注意不自觉的转化过程。多媒体手段所具备的声、光、视、听等立体效果最易于吸引学生的无意注意，令学生陶醉其中。在相同的学习时段里，学生在不自觉中充分调动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的积极参与，加深了对历史知识、历史形象的理解。

传统的教学模式相对单一，抑制了学生的联想、想象等思维能力。因为历史场景的过去性特点，使得历史教学往往停留在教师的讲授、分析上，教学偏于知识花、抽象化、符号化，重历史逻辑，轻历史形象，造成教学过程的枯燥、呆板。而多媒体教学变劣势为优势，化语言抽象为直观形象，将学生引入一个积极思维的境界，借助声光渲染，视听刺激，使学生的认知结构不断重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有机结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双向互补。

历史事件、人物，通过形象化的诠释，变得自然通俗、形象有趣，使学生更易于理解，也更乐于参与这样的教学过程。当学生在有声有色的历史氛围里一个又一个的解决原本抽象难懂的问题时，自然由此引发历史学习的自觉意识，培养其历史成就感。

三、优化教学观念，突出个性魅力。

多媒体教学以动态的方式扩大了教学的容量。历史教材虽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图片资料，但其固化特点制约了历史的形象直观。而多媒体的连续性和动态感以及超强的人机交互能力，更使得历史再现其生动的活力。同时教学内容的课前制作，课内的有序展示，既扩大了课堂容量，也为课堂教学匀出了部分时间，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学生活动太少的矛盾。

多媒体课程因其准备时间较长，教师在准备阶段势必要搜集大量的历史材料，因而在备课、思考、制作课件的过程中，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扩大了视野，提高了个人的历史素养，也使课堂教学投入、发挥游刃有余，从而优化了教学过程。

此外，历史教师课堂教学情绪的张扬也能起到很好的感染作用。如，讲授“近代史--不平等条约”一章时，我们在借助画面、视频及声音渲染气氛，诱发学生爱国情绪的基础上，把握时机，适时穿插叙述、分析，调动学生的知识积累和情感积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和情绪化的表情及肢体动作来激发学生的热情，推波助澜，将爱国情感导引入历史思考。

把握多媒体教学中图示历史的“度”。

多媒体教学手段有着传统教学法所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点，其教学过程、节奏、容量也与传统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要上好多媒体课，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课堂的一些环节。

一、多媒体制作要突出重点、难点。

以“板书”的演示为例，图示要直观、简练，有较强的提示性、对比性、层递性。如将古代埃及这个金字塔国度的“奴隶社会阶级关系”如讲到“殖民主义罪恶”时，用下面的三角图示表现“三角贸易”。通过图示将复杂的内容制成简要的提纲，直观又有条理，突出了重难点。

二、多媒体制作的目标要明确，问题的设置要合理且有渐进性。

最大限度的发挥课本插图及多媒体手段的作用，在迎合学生兴趣心理的前提下，加深对教材的理解。为避免学生形象思维活动的随意性，可通题的设置、讨论和反馈练习等来宏观调控学习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三、实施形象课堂的目标化管理。

多媒体教学有形象化的优势，但学习主体的非理性心理，也有可能偏离学习的主导方向，而淡化教材的知识属性。所以历史教师要善于穿针引线，适时地归纳、总结，使课堂教学条理化、目标化。通过目标化管理将学生的形象思维有目的、有意识地导向历史逻辑思维。

此外，还要做好课后的反馈工作。在多媒体教学中反馈工作尤其重要，它对课堂教学内容有着非常重要的互补作用。

[参考文献]

《素质教育与教学改革》（宁德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历史教研组编）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中《世界近现代史》教师教学用书（人民教育出版社）

《现代教育技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编写）（好范文整理）

第五篇：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 2011-08-11 10:40:46

李细珠

[中文摘要]秋瑾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她的革命家形象是通过多种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而建构起来的。秋瑾案引起的广泛的社会舆论，促成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各种民间的尤其是政府的纪念活动，使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获得了政治权威合法化保证；学术界的学术研究为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从小说、戏曲、话剧到电影与电视有关秋瑾的各种文艺形象的塑造，使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在所有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诸种历史因素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关 键 词]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女权革命

[作者简介]李细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006）

一、缘起：由秋瑾案引出的问题

秋瑾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象征，著名的女革命家，这是历史给予秋瑾一生革命贡献及其影响的确切定位。以往学术界对于秋瑾革命历史的本身，如秋瑾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秋瑾的革命思想及其革命经历与贡献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既以承认秋瑾革命家地位为前提，又是对秋瑾革命家地位的进一步肯认。但是，历史曾经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在秋瑾被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时，当时的一般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并为此与官府展开了激烈的抗争。

1907年7月15日，因受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死安徽巡抚恩铭案的株连，浙江官府在绍兴轩亭口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当时，一般民间舆论对于浙江官府制造的秋瑾案，从证据到性质，都进行了根本的否定：一方面认为秋瑾只是一个学界爱国新女性而不是革命党人，另一方面认为浙江官府关于秋瑾案的各种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认为秋瑾案是一桩典型的冤案。[1]

民间舆论之所以敢于否定秋瑾案，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关于秋瑾本身。其时，秋瑾虽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并积极联络革命力量，加紧进行革命活动，但是，她的公开身份主要是以归国留学生资格出任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南浔女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及其附设体育会的教员等职。更重要的是，秋瑾的革命尚在密谋状态，而没有公开发动。二是时代所致。当时清政府已公开标榜预备立宪，“庶政公诸舆论”① 是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中的说法，也是预备立宪时期民间舆论得以发扬的冠冕堂皇的依据。浙江官府在处理秋瑾案上的种种作为，在民间舆论看来，均是野蛮的专制制度的产物，根本不合宪政制度下的法制规范。舆论甚至认为，即使秋瑾确系徐锡麟党羽而有革命党之嫌，因尚未发动，按理说也不应该如此草率办案。“浙省之秋瑾与大通学堂，姑无论是否果为徐党；就令确为徐党，亦不过在预备阴谋之列。以常事犯论之，只有预备阴谋、未至措手实行者无罪，所谓只问行为、不问意思，刑法无诛意之条，与道德宗教判然殊也。以国事犯论之，预备者比措手实行者减一等，若阴谋未至预备者减二等，此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也。”[2] 但浙江官府并没有按照“文明国对于国事犯之办法”来做，恰恰反其道而行之。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举措，正是无视法制规范而肆意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完全剥夺了人民的基本人权甚至生命权。“此次之党狱，政府官吏之对于我人民，可谓侵削生命权之甚矣。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匿帖可信，罪名可诬。一切敲诈之事，乘此而大起。人有旦夕之恐，士无一线之安。行旅不得自由，居处不得自由，书信不得自由，一切营业不得自由。世界普通所有之人权，大概尽为所侵削，而复日处生命危险之地位。”[3] 这是与以发扬民权为根本精神的宪政理念背道而驰的。由此，民间舆论进而怀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真实性，并对其宪政前途深感疑虑。“就今日皖变观之，毕现政府专制野蛮真面目，而后知乌头可白、马角可生，立宪竟不可期也。呜呼，政府将以此终古耶！”[4] 民间舆论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攻击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信心与前途，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显然，民间舆论以宪政精神为思想武器来否定秋瑾案，使正在标榜预备立宪的清政府处境颇为尴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官府与民间关于秋瑾案性质的分歧，主要是因为双方对秋瑾身份认定的歧异。历史的悖论在于：浙江官府以谋乱或通匪罪处死秋瑾，而使其以革命家的形象名垂青史，但当时的民间舆论并不认为秋瑾是革命党人。可以说，秋瑾虽然是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先驱人物，但她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那么，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呢？这是本文试图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舆论效应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初步建构

秋瑾被浙江官府处死时，引起了江浙舆论公愤。虽然民间舆论对于秋瑾是否革命党人的问题总是闪烁其词，甚至对浙江官府公布的秋瑾革命罪案严词批驳，但事实上，通过舆论的大肆渲染，秋瑾的革命英雄形象业已初显端倪，并逐渐高大起来。

通过舆论的宣扬，对于秋瑾的形象可以得到如下三点印象：

其一，秋瑾是学界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秋瑾案发后，一般民间舆论多以之为爱国新女性，因被徐锡麟案株连而惨死，大都深表同情。如《申报》云：“秋瑾女士曾至日本游学，程度颇高。近被人指为徐锡麟党羽，遂被拿获，立予斩决。闻者莫不慄慄”。[5] 秋瑾“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6] 《南方报》称：“学界中人以秋女士实为女学界不可多得之人，名誉卓著，咸皆惨惜。”[7]

其二，秋瑾是女权革命的代表人物。《时报》相继发表秋瑾生前好友吴芝瑛的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认为秋瑾是一个如“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的女权革命者。“女士平时持论谓：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仰给男子。今新少年动曰‘革命，革命’，吾谓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8] 《申报》在发表《秋瑾之演说》时，编者特写文前按语，认为秋瑾所主张的革命乃“男女革命”，所谓“汲汲焉提倡女学，以图女子之独立”，其实并不是“种族革命”，而“今乃以种族革命见杀，论者所以冤之也”。[9]

其三，秋瑾是新时代女界革命英雄的代表人物。《时报》刊载明夷女史来稿《敬告女界同胞》称：“秋女士平日之宗旨，或主革命，或以他故而波及，俱不能深悉。„„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尠。欧学东渐以来，国民渐知民族的国民主义，大声疾呼，以救危亡，然皆出于男子，而女界无与也。女界之愚弱，仍如故也。故新学之士动谓我二万万同胞为无用，动谓女子为男子累。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尠。盖秋瑾之革命虽未见实行，而政府杀之也以革命故，则秋瑾即非革命党，而亦不得不革命，何也？政府加之，人民即不得不公认之。然则秋瑾果系革命与否，不必深辨。而秋瑾终不能辞革命之罪，即亦不能辞革命之名。„„吾知继秋瑾之后者将闻风接踵而起，崇拜之，欣慕之，女界革命之传播，必速于置邮而传命，今日者特其起点而已。政府诸公果能举二万万之女子而尽杀之斯已耳，否则，民智大开，禁闭乏术，人人可以革命，即人人可以为秋瑾，是不啻杀一秋瑾，而适以生千百秋瑾，一秋瑾易杀，而千百秋瑾难除也。„„愿我二万万同胞人人心中有秋瑾之铜像，人人脑中有秋瑾之纪念，则秋瑾虽死犹生。”[10] 在这里，秋瑾是否革命党人的问题看似模棱两可，其实是不言自明的。秋瑾被清政府以革命罪惨杀，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女界革命英杰，她的死应当成为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

可见，在清朝官府宣布秋瑾的革命罪状和民间舆论予以否认批驳的过程中，秋瑾的革命家形象便自然地映现在人们的心目之中。

三、革命领导人的褒扬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政治权威合法化

秋瑾的革命家形象是否得到革命党人的认同呢？答案是肯定的。

皖浙事变中，秋瑾与徐锡麟等革命志士的死难，不仅引起了一般社会舆论的震惊，更使革命党人深切关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16号以整页的篇幅刊登了徐锡麟与秋瑾的大幅照片。章太炎等人曾在东京开追悼会，公祭秋瑾与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章太炎还为秋瑾的诗词集《秋瑾集》作序。② 尚在奔走革命的孙中山曾对同盟会员邵力子说：“秋侠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他还指示陈其美回国营救秋瑾旧部王金发。[11] 光复会首领陶成章撰《浙案纪略》，为秋瑾立传，详述秋瑾加入光复会及其在浙江的反清革命活动事迹。传末赞曰：“秋瑾席诸党人已成之业，发挥其手腕，改弦而更张之，未及三月，而难作，竟以身殉。记曰：‘谋人之邦国，败则死之。’秋瑾有焉。”[12] 显然，无论是同盟会还是光复会的革命党人，都肯认了秋瑾是为反清革命而殉难的英雄。

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造就了英雄，英雄导引着革命。孙中山、周恩来等历代革命领袖人物对秋瑾革命事迹的褒扬，为中国民主革命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也使秋瑾的革命家形象得到政治权威的合法化认同。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辛亥革命成功后，他曾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迹。1912年12月，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的孙中山莅临杭州，在革命党人欢迎会上的演讲中称秋瑾为“最好的同志秋女侠”，并亲到西泠桥畔吊祭秋瑾烈士墓。据说，他还欣然允任秋社名誉社长，并挥毫题词：“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同时拟撰楹联一副：“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讨袁之役胜利不久，孙中山再到杭州凭吊秋瑾墓，称秋瑾为“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随后，孙中山又在绍兴各界欢迎会上演讲说：“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1918年，孙中山在所著《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再次把秋瑾与徐锡麟、熊成基等革命志士并称，褒扬其革命功绩。③

周恩来是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及革命胜利后，他也曾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贡献。1939年春，时在重庆任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回绍兴故乡，曾给表妹王去病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他认为秋瑾是一个带头打破“三从四德”封建束缚的“新女性”，是一个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解放以后，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仍然非常关心绍兴秋瑾纪念馆的成立事宜，并号召文艺界撰写有关秋瑾的文艺作品。1973年春，他在与王去病的谈话中，曾经明确地说：“秋瑾是资产阶级革命家”。④ 这是中共领导人对秋瑾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的历史定位。

另外，吴玉章、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革命领导人，也曾为纪念秋瑾题词。1958年9月，吴玉章题词：“为革命而英勇牺牲，秋瑾烈士永垂不朽！”1979年8月，宋庆龄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⑤ 1987年6月，邓颖超题词：“秋瑾女杰，坚强不屈，英勇就义，永垂不朽！”同年7月，康克清题词：“秋瑾英烈，光照千秋！”⑥ 这些题词，既是对秋瑾革命功业的颂扬，同时又时刻提醒国人深切缅怀秋瑾的革命业绩。

正是在一代代革命领导人的倡导下，各种民间与政府的纪念活动层出不穷，使秋瑾的英名永垂革命史册。1908年初，秋瑾生前好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将秋瑾的灵柩安葬在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并在凤林寺开追悼会。稍后，徐自华又与南社诗人陈去病等人密结“秋社”，以号召海内。1912年，民国成立后，浙江省政府允拨西湖刘典祠归秋社，改修秋祠。在秋瑾成仁五周年之日（阴历六月初六日），秋社同人在杭州西湖凤林寺开纪念大会，并征集秋烈士遗物。湖南妇女界及同盟会呈请都督府批准，将长沙市陈浞祠改建为秋女烈士祠。王金发等人还以秋瑾的号为名，在上海创办竞雄女学，以资纪念。1930年，浙江绍兴轩亭口建立秋瑾烈士纪念碑，由蔡元培撰写碑文。1957年，为纪念秋瑾就义五十周年，《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刊发各种纪念文字和画刊。1958年，浙江绍兴人民委员会在秋瑾故居成立秋瑾纪念馆，由何香凝亲笔书写“秋瑾故居”匾额。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在杭州西湖畔重建秋瑾烈士墓，并用汉白玉大理石建立秋瑾雕像。⑦ 各种纪念活动，尤其是政府支持或主办的纪念活动，可以说是秋瑾的革命家形象得到政治权威合法化认同的保证。

四、学术研究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学理支持

由于秋瑾之死颇有轰动性的舆论效应，这使她迅速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人们关注她，纪念她，进而研究她。据不完全统计，自秋瑾去世至今近百年中，学界已发表研究和介绍秋瑾的学术论文与文章二百多篇，出版各种传记、年谱、普及读物及资料集50种左右。⑧ 这些对于秋瑾研究与介绍的文字，不但数量甚多，而且时间上连绵不断，有历久不衰之势。这是一般的历史人物难得享受的殊荣。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与郭沫若论述秋瑾的文字，由于他们在中国史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的文字确立了评价秋瑾历史地位的基调。1956年，范文澜在《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一篇回忆性的学术文字《女革命家秋瑾》，径称秋瑾为“女革命家”，认为：“秋瑾是中国历史上妇女的伟大代表人物。”“她认定革命是救国的唯一道路”，并“坚决走革命道路”。“她在轩亭口从容就义，用纯洁的血为中国妇女画出了一条鲜明的路线来，后来千千万万的爱国妇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队伍，正像秋瑾所希望的那样，为‘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13] 1958年，郭沫若为《秋瑾史迹》作序，称：“秋瑾烈士是中华民族觉醒初期的一位前驱人物。她是一位先觉者，并把自己的生命奉献了给反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崇高事业。她在生前和死后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秋瑾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⑨

范老、郭老充分肯定了秋瑾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中的贡献，因此慷慨地赠送她“女革命家”的称号。20世纪80年代初，几种重要的辛亥革命史著作，都着重描述了秋瑾在妇女解放与反清革命两方面的业绩，并对秋瑾作了类似的评价。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称秋瑾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卓越女英雄”。[14]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认为：“秋瑾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牺牲的一位杰出的女英雄。”[15] 金冲及、胡绳武著《辛亥革命史稿》更是明确地认定：“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是中国第一个为民族民主革命流血的女革命家。”[16]

大陆学者研究秋瑾的代表作当推郑云山、陈德禾所著《秋瑾评传》。该书通过详细论述秋瑾为反清革命、为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充分论证了这样一个中心论点：“秋瑾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爱国者。”⑩ 这是大陆学者普遍接受的有代表性的观点。

台湾学者研究秋瑾的重要著作是杨碧玉所著《秋瑾政治人格之研究》。作者在《自序》中说明，该书拟从政治心理学的方向探讨这样几个问题：秋瑾为何成为清末妇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秋瑾采用了什么方法与态度以达到其提倡妇女运动的目标及革命的理想？秋瑾何以能为革命而从容就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探讨，其对秋瑾历史地位的基本评价是：秋瑾是“为中国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位女烈士。终其一生，她都在为伸张女权而奋斗，在为革命建国而努力，把妇女运动与排满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17] 这与大陆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

所有关于秋瑾研究和介绍的文字，均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建构了秋瑾从事女权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基本史实，从而从学理上支持了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建构。

五、文艺形象的塑造与秋瑾女性革命家形象的世俗化

秋瑾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作为清末革命女性的先驱人物，其行为确有不同寻常之处，且不论其主动与丈夫离异、只身赴东洋留学等惊世骇俗之举，即是日常生活方式，也颇为怪异而令人惊奇。“女士平日乘马驶骤，且作男子洋装，或送以目，或称为奇事也”。(11)当时，作为新潮女性的秋瑾被官府砍头，这更增添了浓郁的传奇色彩。这无疑是文艺创作的绝好题材。

据近人研究，在秋瑾就义后不久，《小说林》杂志就连续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和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其他相关题材的小说有静观子的《六月霜》、尚武静观自得主人的《女铜象》、红叶的《十年游学记》、哀民的《轩亭恨》、无生的《轩亭复活记》（后改题《秋瑾再生记》）；戏曲有悲秋散人的《秋海棠》杂剧、伤时子的《苍鹰击》传奇，尤以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和古越赢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最为著名。民国成立前后，文明戏时兴起来，鉴湖女侠的形象开始被搬上舞台，进化团和春阳社两家文明戏剧团首先演出《秋瑾》，随后新民社、民鸣社、开阳社、启明社等剧团也相继上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清末民初的各种小说、传奇、杂剧和文明戏，所写秋瑾故事，重点突出一个“冤”字，主要着眼秋瑾敢于反抗家庭而倡导男女平权的娜拉式新女性形象，所刻画的秋瑾形象尚不够完整、真实和高大。1936年冬，夏衍写出了第一个话剧本《**》，后在40年代改名为《秋瑾传》，才真正恢复了秋瑾不仅是女权主义者而且是民族民主革命家的本来面目。1940年，在吴玉章和徐特立两位革命老人的提议和支持下，“三八”妇女节时在革命圣地延安上演了四幕话剧《秋瑾》，对于塑造秋瑾的革命艺术形象更具象征意义。解放后，各种地方戏曲也相继上演秋瑾戏。1958—1962年，柯灵将夏衍的话剧本改编为电影剧本。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中国戏剧舞台更出现一阵“秋瑾热”：北京京剧院二团的《风雨千秋》、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二团的《秋风秋雨》、浙江歌舞团的《秋瑾》、杭州话剧团的《秋瑾》、江苏省昆剧团的《鉴湖女侠》、天津市京剧三团的《鉴湖女侠》、安徽芜湖市梨黄戏剧团的《鉴湖碧血》等，以话剧、京剧、昆剧甚至芭蕾舞剧等多种剧目形式，塑造了丰富多彩的秋瑾艺术形象。黄宗江、谢晋还根据夏衍、柯灵原著改编了电影剧本《秋瑾》，由谢晋导演，摄制了首部彩色宽银幕电影片，将秋瑾的艺术形象搬上了电影银幕。(12)1995年，为了纪念秋瑾诞辰120周年，浙江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拍摄了八集越剧电视连续剧《秋瑾》。有评论家认为：“电视剧所着力塑造的秋瑾这个光彩照人形象，是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革命家。”[18]

通过各种传统文艺形式的表现和现代大众媒体的传播，秋瑾的女性革命家形象逐渐获得民众与世俗社会的广泛认同。

六、结论：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

历史人物研究中有一个近似于“马太效用”的现象：对于某个历史人物，由于某些历史因素的机缘际会，人们关注得较多，研究也较多，其形象自然会被逐渐放大，相关的历史记忆也相应地逐渐强化起来，因而可能在悠远的历史长程中占有难以磨灭的一席之地；反之，如果较少人关注，较少人研究，这样的历史人物就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最终被历史所遗忘。秋瑾有幸成了前者的一个典型。她去世至今将近百年，不但没有被历史遗忘，其革命家形象反而愈益高大，并不断地受到人们的崇敬与怀念。

建构秋瑾革命家形象的历史因素固然甚多，但关键的一点是颇有意味的，那就是她作为女性的性别优势。秋瑾的出现，是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潮流的产物。可以说，“女性”是秋瑾革命家形象建构的基石。这一点往往被人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里有必要特别提出来讨论。

有一个事实是不能忽视的：秋瑾案本是徐锡麟案之余波，但秋瑾案发后，随即成为舆论集中关注的焦点，个中玄机很值得考究。按理说，徐锡麟一举刺死安徽巡抚恩铭，并遭受“剖腹”且“先剜心祭酒再斩首级”的酷刑，[19] 其英雄壮举与牺牲之惨烈程度，都是秋瑾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徐锡麟身后的英名却似乎比不上秋瑾。究竟何以会如此呢？近年已有研究者注意到性别因素的作用，认为：“秋瑾作为女性而就义这一性别的因素，在使其死事迅速曼衍、掀起轩然大波的过程中，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20] 的确，秋瑾以一弱女子与革命案件相牵连而遭到官府的杀害，当然更是破天荒惊天动地的故事。这一性别的优势，又实在是徐锡麟无法比拟的。

总之，在秋瑾去世时，各种社会舆论充分关注秋瑾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注她的女性性别的特殊意义。秋瑾去世后，孙中山、周恩来等革命领导人褒扬秋瑾，学术界研究秋瑾，文艺界宣扬秋瑾，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女性性别的特殊意义。老革命党人吴玉章给秋瑾的历史地位评价说：“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女英雄，她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从而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妇女的楷模。”[21]近代中国是一个革命的时代，革命离不开作为“半边天”的女性。秋瑾有幸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女性革命的一面旗帜：一个代表近代中国革命女性的颇具象征性意义的标志性历史人物。

注释：

① 民间舆论就秋瑾案攻击浙江官府的基本情形，参见夏晓虹《晚清人眼中的秋瑾之死》，《晚清社会与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208—248页；拙文《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敭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1—44页。

②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上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233—235页。祭文与序文刊于当年的《民报》第17号，117—119页，1907年10月24日。

③ 以上参见《孙中山六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北京：华文出版社，1989年，1—4页。

④ 以上参见《周恩来五论秋瑾》，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5—7页。

⑤ 吴玉章、宋庆龄题词，见《秋瑾史迹》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⑥ 邓颖超、康克清题词，见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卷首。

⑦ 以上关于纪念秋瑾各项活动的事实，主要参考陈象恭《纪念秋瑾活动大事记》，《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7—122页。按：关于绍兴轩亭口秋瑾烈士纪念碑建立时间，该书系于1920年，今据蔡元培《秋侠就义纪念碑文》（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5—6页）予以改正。

⑧ 资料来源如下：（1）陈象恭：《研究秋瑾文章史料目录索引》，《秋瑾年谱及传记资料》，123—133页；（2）晨朵：《1949年以来全国出版关于秋瑾的单行本著作一览表》，王去病、陈德和主编《秋瑾史集》，193—194页；（3）余幼钦、林颖：《辛亥革命研究论文目录索引（1949—1990）》，林增平、郭汉民、饶怀民主编《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677—682页；（4）《近代史研究》1978—2003年所载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5）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中国学术期刊网1994—2004年论文检索。

⑨ 郭沫若序，见《秋瑾史迹》卷首。

⑩ 郑云山、陈德禾：《秋瑾评传》，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页。按：陈旭麓先生为该书作序，也充分肯定地认为：“秋瑾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富有开创性格的杰出女性”，她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旗帜”和“中国民主革命领先的女革命家”。

(11)《越郡党祸风潮纪实》，1907年8月2日《南方报》。范文澜先生的回忆可为佐证，他说：“我所看到的秋瑾总是男子装束，穿长衫、皮鞋，常常骑着马在街上走。她骑着马来了，我们跑到马左马右瞪眼看她，她也看我们。”参见《女革命家秋瑾》，周芾棠、秋仲英、陈德和辑《秋瑾史料》，1页。

(12)以上参见魏绍昌《秋瑾的艺术形象永垂不朽——从传奇、文明戏到话剧和电影》，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512—530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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