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余探索“党建+商会”新模式,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2016年6月2日)

第一篇：新余探索“党建+商会”新模式,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2016年6月2日)

新余探索“党建+商会”模式 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

近年来，新余市按照中央关于“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新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选择民营企业家相对较多的渝水区水北镇作为试点，积极探索以党委引导、基层商会为载体，本土民营企业家多角度参与本地乡村治理的新路子，取得良好成效。今年春节前夕总书记视察江西时，对新余市“党建+商会”创新做法给予肯定。

一、改革举措

一是创新组织建“平台”。新余市在水北镇建立江西省首家有别于异地商会、全部由本土民营企业家组成的乡镇商会——水北商会，并充分发挥商会与会员联系紧密、影响力大的优势，构建以商会党委为核心，会员企业支部为主体的乡镇商会党组织架构。根据企业和党员的区域分布，以行业统建方式，建立建筑行业、新兴行业、文化产业、服务业、客运物流业5个党支部；以区域统建方式，建立了宜春、九江、赣州、深圳、江苏5个流动党支部，实现了商会135家会员企业党组织全覆盖，不仅破解了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难的问题，而且为

本土民营企业家搭建起了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的坚实组织平台。

二是明晰职能防“空转”。明确商会党组织主要职能是：加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实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全覆盖；团结引导民营企业家回报家乡、服务社会、联合发展，积极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明晰的职能促进了商会党建工作的常态化开展，有效防止了非公企业党组织机构空转现象。

三是双向互动求“共生”。建立“党组织与商会领导层”、“党组织与理事会”等双向互动机制，做到工作相互通报、活动相互沟通、大事协商解决。商会党组织与商会良性互动，党委带支部，支部带党员，党员带会员等“党建+商会”工作新机制，破解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难问题，形成“共生效应”。

二、改革成效

一是培育了乡村社会治理和建设的新的力量。成立3年多来，水北商会党委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自愿为家乡建设捐资近7000万元，其中新农村建设捐资3900多万元，学校建设捐资960多万元，居家养老基金捐资850多万元，修桥修路捐资460多万元。同时，各支部会员利用各自在本村的威信和影响，出面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共197起，排查隐患129起。通过有效引导，商会会员在参与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弘扬社会良好风尚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成为参与农村社会发展和治理的一股新的重要力量。

二是形成了民营企业家回报家乡的有效合力。过去新余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家有着报效桑梓、服务社会的愿望，但囿于缺乏组织平台，仅靠个人单独行动、小打小闹、资金分散、办不成大事。如今通过商会这个统一平台整合，分散的捐赠形成可办大事的资源，资金使用效果十分明显。如经过集中整合民营企业家捐资，水北镇已形成了850多万元的农村“老年人养老基金”。用养老基金每年的增值收入，在10个行政村建立了27个“颐养之家”，为358名老年人免费提供“一日三餐”，解决了农村老年人特别是留守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问题。

三是改变了民营企业家在群众中的社会形象。商会党组织一方面积极引导民营企业家回报家乡，一方面大力宣传民营企业家帮助家乡发展的典型事迹，让农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了这些企业家扶持家乡修路建桥、建造校舍、养老助学等的好处，极大改善了民营企业家和农民群众的关系，优化了民营企业家整体形象，有效化解了农村“仇富”现象，增进了农村社会团结和谐。在当地，除了企业家捐资解决老年人“一日三餐”问题，还有许多事例在农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如从熊坑村走出去的企业家熊氏四兄弟，捐资3600多万元，为遭受特大洪灾的本村居民重建家园，村民每户均获得一套3层住

房，一座崭新的新农村在灾后废墟上拔地而起，成为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美谈。

四是搭建了民营企业家抱团发展的有效平台。之前尽管从新余本地走出来的民营企业家不少，但由于缺乏交流平台，互不相识，难以在经营发展上互相支持和帮助，甚至还会形成盲目的竞争关系。商会成立后，本土民营企业家有了相互认识和交流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大家互通信息，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抱团发展，既扩大了业务规模，又提高了竞争能力，为各自的事业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第二篇：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调研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调研

一、准确把握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新要求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一体化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乡村社会变迁对乡村治理提出更多新要求。与此同时，乡村发展的历史进程与乡村治理的实践逻辑，驱动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取向。

（一）基层党建引领治理新格局形成的新要求

党的*届*全会明确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围绕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变迁作为一个重要维度，深刻反映着乡村社会发展态势。随着市场劳动力流动加快，乡村作为人口的“净流出”地，乡村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甚至出现“空心化”和“老龄化”现象。“能人”外流与骨干劳动力流失，不仅影响着乡村自治能力，而且导致党组织后备力量不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村党组织的“空心化”。此外，随着乡村治理改革不断深入，“乡政村治”治理体系在稳住基层政权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方面发挥一定作用，但这种模式如果产生裂变将会带来某种程度的负面影响。对此，“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村委会规范化建设”。可见，在结构层面，乡村治理各种新变化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

“一号文件”提出“健全乡镇党委统一指挥和统筹协调机制”。如果乡村治理主体之间缺乏协同，甚至难以合作，将会导致基层治理出现大量权责不清、职责混乱等问题。这就需要党建引领来强化统筹协调能力，尤其是“强化县级党委抓乡促村职责，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明确工作责任，厘清职责权限，重构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治理面临多元治理主体。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属性又决定了要形成系统的治理体系，并将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整合为一个整体。那么，面对多元治理主体，如何将各方力量整合为一个整体？这就规定了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取向。“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也就是要构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多种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新格局。对此，面临乡村治理变迁所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全面构建立体化组织体系，构建党组织领导的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实现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治理内生动力。

（二）基层党建面临破解治理新难题的新形势

党的*届*全会明确指出：“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这是因为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繁重。随着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一些规范逐渐被消解，加之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期“不在场”状态，以及对村庄的主体感不断弱化，“半熟人社会”下村民之间联系日益减少，关系逐渐疏离。进入21世纪以来，村干部与村民联系纽带不再那么紧密，村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紧密地捆绑在乡村发展的利益链上，这使得基层干部动员村民变得困难，对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因此，实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发挥。乡村治理是一项事繁责重的系统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这反映出乡村治理所面临的常规任务、重点任务、临时任务等呈现任务短期化、碎片化趋势。乡村治理过程所面临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所协调的多元主客体关系，都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增加。从各地实践来看，化解任务碎片化矛盾，减少任务完成过程中摩擦和消耗，迫切需要通过党建引领抓实乡村治理，确保乡村治理的方向正确，这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这是因为，方向正确，离不开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对此，“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排查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正如指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提衣提领子，牵牛牵鼻子。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有了这一条，无论抓稳定还是抓发展，都会有力量、有后劲”。

（三）基层党建引领治理新共识形成的新使命

党的*届*全会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对此，“一号文件”提出“创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平台载体”，“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这是因为，乡村治理中全部问题和矛盾的关键就在于，产生和形成于农耕文明经济基础之上的小农经济思想，并没有随着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进入社会主义文明阶段，而同步发生深刻的现代性转变。随着各种社会力量进入乡村，农民与市场发生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在推动乡村振兴的同时，也推动形成了乡村治理中多元价值观的共存局面。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益渗透并影响乡村社会，乡村社会已经成为半工半耕、亦工亦农、城乡流动的“过渡型社会”，村庄的合并、搬迁等情况发生，村庄人口流动逐渐发生，维系农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乡土意识也逐渐被稀释。面对市场多元价值观的强力冲击，传统乡村价值共识的凝聚力减弱。从现实情况来看，来自不同职业、领域，具体不同年龄、学历、身份等群体在价值观存在的差异或分歧，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乡村治理效率。尤其是随着农民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市场价值多元的现实性，助推了基层矛盾冲突的滋长蔓延，带来多元利益主体不必要的摩擦和纠纷，也增加了乡村治理的成本与难度，这体现出文化凝聚力对促进乡村治理的必要性。

二、*省*市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实践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推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势能，并将其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尤其是面对多样性的乡村治理格局，需要开放更多空间给基层党组织进行实践创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可以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聚集治理合力，破解繁杂任务，其优势及其效能是有目共睹的，但也需要继续深化和拓展。对此，*省*市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促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不断释放基层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与治理效能。

（一）结构：面向主体协同的党建政治引领实践创新

从结构层面来看，在我国乡村治理场域中，传统乡土社会被称为缺乏组织化的“一盘散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向乡土社会延伸，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乡村治理呈现出在党的领导下治理主体“多元融合”的特性。可以说，构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格局，需要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对此，*市通过以党组织为基础，以彼此协作为准则，以整合优化为保障，构建“共治+自治+共建”新模式，积极打造乡村治理的协商模式，提升政治势能的传导度，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1.“多元共治+社会共担+融合共建”新模式一是多元共治，构筑自治“新框架”。

由县级政府主导，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体系，按照“政府支持、部门协同、社会运作”的模式搭建“*+*+N”乡村治理框架，建立三方联席议事制度，各村（社区）根据差异性实际提出治理建议，会同相关部门单位议商后提出共治方案。二是社会共担，激活自治“新常态”。创新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组建“百姓议事会”，收集居民意见和建议、评议民生事项，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热情，逐步形成民主提事、民主议事和民主评事的自治氛围。孵化不同类别的志愿者队伍，吸纳专职社工按照“*+*”模式为老旧村（社区）居民提供困境儿童关爱、居家养老保障、社会法律援助等综合服务，提升群众对村（社区）工作的知晓度，引导群众融入乡村治理。三是融合共建，开辟自治“新路径”。通过百姓议事会提议，“多元共治”联席议事决定，将困难人员帮扶与乡村治理相融合，共筹资金、统一管理，为失业人员、贫困人员提供就业岗位，处理农贸市场乱停乱放、占道经营、夜间安全等治理难题，提升群众参与治理主动性，进一步增强自治活力。

2.“乡村夜话”小微协商新模式

一是夯实协商基础，让“乡村夜话”有“优”的氛围。

在镇级层面成立“乡村夜话”民主协商工作协调小组，统筹指导各村（社区）“夜话”协商活动。在村（社区）层面，按照“*+*”模式建立“群众议事会”，酝酿和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从村两委班子、驻村干部群众代表及新乡贤等*类群体中选出议事会成员及理事长，根据“夜话”主题，邀请法律顾问、业务能手等人员参与协商，给予法律、政策等方面专业性指导和规范性监督。制定《群众议事会履职工作规则》和《积分管理细则》，激励和引导议事会成员立足实际提出意见建议。设立“群众议事厅”“群众议事堂”等协商场所，推动基层“夜话”协商有场地、有制度、有氛围。

二是规范协商流程，让“乡村夜话”有“实”的内容。

由群众议事会成员收集提出议题，村（社区）党组织会前预审确定议题，议题准备不充分不协商，有法律或政策规定可从其规定的不协商，“村规民约”有约定的不协商。提前*到*天通知相关单位和人员参会，并充分准备有关学习和协商资料，三分之二以上议事会成员到场方能召开会议，各参会人员就解决问题方案依次发言、认真协商，达成基本共识，并经会议表决形成决议，交由村（社区）“两委”班子执行落实。每次召开“夜话”协商会议时，由议事会理事长通报前期议定事项工作推进情况，并逐一销号。

三是发挥协商作用，让“乡村夜话”有“好”的效果。

围绕粮油、农作物种植技术、病虫害防治等老百姓关心的内容，邀请种植大户、致富能手现身说法，讲授金点子、传授致富经，用群众身边的鲜活事例来引导说教，并结成帮扶对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例如，仙鹤镇石龙村协商成立“二长四员”（理事长、监事长，纪检员、协调员、张罗员、出纳员）“村落理事会”，为红白喜事商议规定礼金定额，有效减少群众之间的攀比心理，为村规民约的执行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关系：以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引领实践创新

在多元治理主体彼此互动中，*市聚焦乡村治理资源集聚难、重心前移难、力量下沉难、成效提升难等问题，探索网格化服务管理新模式，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农村微治理工作，积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服务作用，激活乡村治理“神经末梢”。

1．基层党组织“三双”党建网格机制

建立乡镇与辖区党组织“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引领”党建网格机制，推动学校、派出所、卫生院等党组织与村级党组织对接建立“资源清单、需求清单、责任清单”，统筹供需资源，跟进责任落实，以项目化管理推进群众事务件件有回应。建立县、乡、村三级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五步闭合”网格化服务管理流程，坚持“事必理、理必结、结必访”的一站式服务标准，打破“靠熟人、找关系、欠人情”的陈规旧习，构建“功能多集聚、服务多下沉、群众少跑腿”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实行村干部挂牌值班制度，建立党员责任区、党员示范岗，推行“党群连心、结对认亲”帮带机制，为群众提供政策宣传、调解纠纷、技术帮带等服务，在疫情防控、人口普查、森林防火等工作中发挥作用。加快整合党群服务中心阵地资源，完善值班值守、便民代办等8项制度，推行预约服务、一站办理、全岗通等便民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效能。

2．“村网共建”“多网合一”农村要素保障服务新模式

*市积极探索开展“村网共建”，建立“多网合一”农村要素保障服务新模式，实现要素保障服务改革与镇村建制调整改革“同频共振”，着力提升农村要素保障能力，让群众能够拥有更加方便、快捷的生活方式。

一是政企合作，构建运行有序的乡村服务网络。

坚持以“整合资源、合并‘网格’、集中服务”的思路，构建运行有序的乡村服务网络，撬动社会力量。由区政府按照“企业主体，专兼结合、镇管村用、共建共享”原则，与供电、燃气、水务、移动、电信、广电、邮政、自来水等*家要素保障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搭建政府与服务企业间“村网共建”“多网合一”合作平台，明确从规划制定、执法授权、联管服务、考核约束等*个方面开展合作，推动农村要素保障力量向基层延伸。同步成立区“村网共建”服务合作协议工作小组，建立“公司———镇村”定期联席会议机制，设立村网协服务办公室，明确各方职能职责，构建起“区镇村三级联动，‘水电气’等多方协作”的工作格局，高效推进基本服务落实到村。立足各企业服务人员多、业务差异大特点，整合各村“网协员”队伍，通过专业化培训，把多个业务员身份集为“一体”，企业以购买服务方式委托“网协员”实施秩序维护、安全知识宣传等风险小、门槛低的业务，有针对性地向企业反馈故障检修、线路维护等专业性较强的需求信息，做到一般性问题“网协员”处理、专业问题专人处理，高效推进基础服务“组团”到家。

二是聚才赋能，建强执行有力的基层网络服务队伍。

针对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村“两委”离职干部较多、服务响应不及时等新情况，每个村至少设立*个“网协员”岗位，优化进入方式，按照“长期住村熟悉村情、有一定文化知识、热情服务人品端正、有较强服务能力”四大选拔标准，着重从退职村社干部、村社后备干部等基层人才中择优选拔“网协员”，实现农村“网协员”全覆盖。聚焦企业委托事项“网协员”接得住、办得好，群众真正享受到“村网共建”实惠，在各乡镇搭建“村网共建，镇企共训”平台，大力开展“网协员”履职能力提升培训。乡镇层面结合基层党校开展理论培训，重点提升党性修养、服务意识和群众工作方法，各企业主要采取技术专家现场实操、专业讲师当面讲解等方式，就问题诊断、业务流程、通识技能等进行集中培训，培训结束后颁发结业许可证和岗位“授权书”持证上岗。同步编制《“网协员”工作指南》，固化设施保护、宣传发动、施工协调、服务保障等工作职责以及业务处理流程，便于“网协员”工作开展。

（三）文化：促进共识形成的党建价值引领实践创新

文化与文明是乡村的灵魂。文化是包括知识、思想、观念、情感、信仰、习俗等在内的形态系统。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到一定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支配。乡村治理是在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等支配下的实践过程和运行形态。村民以何种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参与治理活动，决定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走向。因此，在文化意义上，“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村民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发育和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共识是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精神力量。价值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具有整合、规范和引导社会成员心理和行为的功能作用。对此，*市结合实际，在“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开展思想学习教育”的基础之上，将文化融入到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作用。

1．“三个融合”营造良好乡村风气

一是组织融合，强化德治，营造良好乡村风气。

成立村级道德信用社。道德信用社“客户群体”为“户籍在所在村”的村民和户籍“不在所在村但居住满一年”的村民。坚持“以人为本、自我管理、量化评比、动态调整、公平公开、激励争先”的基本原则，明确道德信用社章程，量化生态道德、村规民约、遵纪守法等积分内容。

二是制度融汇，端正四风，破解“乡土风情不淳”困局。

双向施策，纠正“重宗族、轻村规”风气。建立宗族关系网格化管理制度，以村组为单位，编制“族谱户户通”，构建枝干清晰、一目了然的宗族关系网络，灵活运用于群众入党、选任村干部、聘任乡贤、矛盾调节等方面，弱化宗族势力影响力。实施“村规民约驻村领导责任制”，乡镇驻村领导牵头召开群众大会，结合村情实际和民意诉求，制定升级版村规民约，提高村规民约权威性。建立村规民约奖惩制，监委会对违反村规民约者处以罚款，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对有突出贡献者给予表彰。

三是平台融通，拓宽途径，解决“民意诉求不达”困难。

一方面，健全“乡贤”“村士”体系。聘请老干部、道德模范等“乡贤”“村士”，分村建立“乡贤堂”“村学馆”等教育建设平台，不断发挥“乡贤文化”在群众自治方面积极作用，有力营造见贤思齐、邻里守望的社会新风。以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公开选聘乡风监督员，常态化组织乡风监督员开展红白喜事登记、节假日民风巡查等。

村民文明习惯、社会风气有了大的好转，为乡村振兴、乡村治理有效凝聚了正能量。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节庆文化活动。举办“永远跟党走”“白马文化歌会”等大型活动，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穿插知识问答、重点政策讲解、文明农户评选、发放物资奖励等环节，坚持文明与文化结合，以文载道、以文化人、寓教于乐，以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去凝聚群众、引导群众，凝聚基层治理强大活力。

2．“三个引领”化育文明乡村新风

在乡村治理中，*市注重以文化打底、用文明铸魂，通过“三个引领”化育文明新风，赋能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和文明细胞创建，建设美丽城乡。

一是自治引领，推动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我先行”。

以村建制调整改革为契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让遵纪守法、友善互助、热心公益、移风易俗等要求内化为村民的行动自觉。加强“两大一好”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治理，集中开展垃圾乱扔、杂物乱堆、乱牵乱挂、乱排乱倒等不良现象整治。增强基层群众对基层治理的参与度和认同感，为塑造文明乡风淳朴民风构建强有力的社会心理基础。

二是项目引领，激励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我参加”。

整合党群服务中心、镇村文化站（室）、农家书屋、文化院坝等公共文化资源，不求为我所有，但能为我所用。提前制定全年志愿服务项目计划、每年开展创投比赛，每季度发布文明实践活动要点，每月、每周通报活动开展情况，以“滴水石穿”“汇涓成流”的坚持，让文明新风蔚然壮大。整合利用“直播*”“*发布”等网络媒体，开辟乡村振兴、杜绝餐饮浪费、扫黑除恶、“两大一好”、移风易俗等公益栏目，发布实施志愿服务项目，举办疫情防控、全民健康、法治宣讲、*全会宣讲、带货助农等直播活动，在线互动上百万人次，真正实现“新时代群众在哪里，文明风尚引导与服务就覆盖到哪里”。

三是活动引领，实现文化阵地文化活动“大家乐”。

围绕学好时代“新思想”、传好社会“正能量”、讲好身边“好故事”，开展送文化（戏曲）下乡、文艺志愿服务、图书漂流等文化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舞蹈、朗诵、合唱、古筝等免费培训，参加群众年均上万人次；广泛开展“兴趣社团”组建行动，鼓励城乡能人领办曲艺、垂钓、广场舞、健身跑等兴趣爱好协会组织*余个；扎实开展“书香*␎全民阅读”活动，“云图书馆”平台系统在*个镇*个农家书屋实现全覆盖。利用春节、清明、中秋等传统节日开展文明祭祀、经典诵读、文艺表演、民俗竞猜、诗会歌会、体育健身、劳动技能比赛等活动，引导农民群众从牌桌上、寺庙里走出来，让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有力传承，精神风貌进一步优化。

三、*省*市以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创新的经验启示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任务，不仅要在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上实现现代化，更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没有人的现代化，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也无从谈起。

如何把乡村振兴的外部性，转化为乡村治理的内部性，转变为推动人的现代化的内生力量？

这是从根本上实现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乡村治理既要依靠“人”，也是为了“人”，因而，“人”是目的也是手段。*市在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将人的现代化贯穿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始终，重视人的主体地位，通过党的领导，激发人改造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内生动力。

（一）加强党的领导，释放政治势能，促进治理效能的传导性

乡村治理有效需要进一步结合中国特色，着力“将政党带进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塑造中国特色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模式，不断激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与活力。也就是，以加强党的领导，释放政治势能，系统提升治理效能，激发全社会力量主动参与乡村治理，这也是人的类本质的体现。人的类本质表明人的活动是自由有意识的活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人是类存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这就要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自由的、有意识的类本质特性，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党的全面领导之下，全力支持全社会力量参与。对此，应聚焦党建领航，强化战斗堡垒力量，夯实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基础。

1.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为基层治理注入“强心剂”

乡村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增强党组织的组织力和政治功能，凝聚各种党建资源，既让农村基层党组织因村施策推进发展，也激发社会各级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在此基础之上，支部功能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是领导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农村发展动力和全部战斗力的体现，只有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紧密团结带领群众，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驱动，主要作用发挥在于释放基层党组织政治势能，发挥政治引领作用，促进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调整利益格局，有效破解乡村治理主体碎片化。在横向上，将政治势能延伸至党建工作薄弱之处。在纵向上，以党组织为核心，建构多主体和多层级的联动体系推动全方位、立体化治理格局形成。

2.以夯实队伍为重点，改善基层治理干部结构

着眼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引领力，应大力开展党员亮身份、作表率行动，探索建立党员领班责任制，划分党员责任田，切实压实党员责任，让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发挥在集体经济发展一线，营造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良好发展氛围。*市探索构建村（社区）干部“六一二”制度体系（六即六化：岗位定责专职化、选拔配备多元化、待遇保障工薪化、教育培训专业化、推动成长持续化、管理考核规范化；一即一个基本组织队伍；二即二型：开放型、扎根型），实施“*+N”基层治理专干选聘计划，开展公职人员“还乡振兴”行动，不断强化工作举措，激发村干部队伍活力，夯实乡村治理根基。

3.以责任清单为统揽，不断健全基层治理顺畅经脉

乡村治理必须坚持实现党建引领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死角”全覆盖。*市始终坚持抓全面、重细小，强化“县—乡—村”党组织三级联动，分级构建基层治理组织体系，制定《城乡基层治理考核办法》，压紧压实工作责任。持续落实“四责一体”党建责任制和“示范引领+全面达标”工作机制，扎实开展“软乡弱村”专项整治和党支部规范化达标建设“清零行动”，形成党建工作“书记抓、抓书记”的良好态势。同时，创建“城乡基层治理”微信公众号，乡、村依托微信网络，分别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形成“县里大中心+乡镇综合室+村社全网格”格局，切实营造良好氛围。

可见，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全面领导”这一执政原则应始终贯彻到底。党只有抓牢抓实抓细乡村治理的各项工作，才能使政治势能有效地转化为治理优势。“无论农村社会结构如何变化，无论各类经济社会组织如何发育成长，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地位不能动摇、战斗堡垒作用不能削弱”，这是确保我国乡村治理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善治之路前进的根本保障。

（二）织密共建网络，重建乡村共同体，强化治理效能的服务性

马克思曾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个体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得以实现。每一个个体的需要和本质在共同体中得以实现，才使共同体真正成为现实。“那个脱离了个人就引起个人反抗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是人的本质。”共同体的功能在于为个人创造条件、使个人在共同体中得到全面发展。重建乡村共同体助力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这体现了实现人的本质要求。

为了人的共同体能永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真正的社会联系，就是以满足个人利益和需要为前提的分工协作。个人利益和需要也只有在协作中得以满足，而这种协作就是一种社会联系。乡村治理是乡村群体的治理，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乡村共同体的合力作用。而农村基层党组织可以牵头协调各方力量，通过建立和完善问题提出、梳理、研判、解决的机制，发挥激励和督促作用，聚集治理合力，推动问题尽快得到解决。只有“人人参与”，才可能实现“共同分享”，并走向“共同富裕”。对此，*市针对边远山区规模小、治理力量分散等问题，以提升治理效能、增进群众福祉为目标，以三个“区域化联合体”建设为主线，逐步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公共服务圈、群众自治圈和社会共治圈，探索边远山区基层党组织深度融入乡村治理的的新途径和新载体。

1．聚焦组织引领，以“体系”打造区域化党建联合体

“一号文件”指出：“深化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这是突出实效改进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保障。一是完善村（社区）运行体系。推行乡镇“大工委”、村（社区）“大党委”运行机制，吸收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担任村党组织兼职委员。推行村（社区）党委与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党支部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相互挂职”，搭建“问题共商、困难互帮、利益协调”平台。二是深化共驻共建体系。组织县直机关党组织与村（社区）党组织开展“结对联姻”并签订共建协议书，每季度双方以告知书、认领书的形式，发布和认领《供需清单》项目，开展党员亮牌解难题活动，凝聚家园意识。

2.聚焦共治共享，以“融合”打造区域化治理联合体

实施“四片互融”基层治理党建示范工程，分为磨刀河流域、清漪江流域、火溪河流域、虎牙河流域，以名片打造、特色产业、民族团结、藏羌融合为核心内容，对基层党建工作分区域提要求、下指标、定任务，按照不同的工作标准，实行分区域打造，形成基层治理党建工作总体格局。一是推动党的组织与网格深度融合。按照居民小组、街巷楼宇、商家店铺、重点场所把村（社区）划分为多个网格，结合网格的规模和空间布局、党员分布等建立网格党支部。二是推动治理主体与村（社区）深度融合。建立共治共管轮值主席制度，驻区单位、群团组织、城市“两新”组织等按季度轮替担任主席负责治理工作。

3.聚焦服务群众，以“基地”打造区域化服务联合体

“一号文件”指出：“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由注重机构行政区域覆盖向注重常住人口服务覆盖转变”，这是激发乡村治理效能服务性的一个关键。一是打造服务群众实践基地。统筹“热线服务+预约服务+便民服务”三大平台资源，建立涉及医疗、法律等多个专业的专职志愿服务队伍；建立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实行便民服务窗口登记预约、“当日办结”“一站式办结”等制度；实施重点特殊群体“五必访五必问”，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开展贫困村“十指扣BM项目”共建互助行动，统筹各方面资源带动帮扶村增收致富。二是打造社工人才培育基地。组织党员服务队与困难群众结对子，推行“党员奉献日”计划，开展爱心助考、爱驻夕阳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招募从事公益事业人士参与基层服务，实施“小义工”培育计划。

（三）壮大集体经济，提升生产活力，激活治理效能的自生力

乡村振兴源于乡村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乡村治理也应该从满足人的这种需要入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人的发展本质。正如马克思曾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满足生命的需要是人类终极目的，生产、分工和扩大再生产为此提供了条件。因此，需要成了人的发展本质的核心。“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提供决策依据。壮大集体经济，助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根本依托，是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根本保障。对此，*市探索集体经济联合发展模式，打破区域制约格局，不同乡镇村联合发展集体经济产业，改变各村集体经济资金少、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的产业发展格局。

1．深入开展“三变改革”，盘活用足村域资源优势

“一号文件”指出：“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可以说，引入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民间资本培育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此，开展“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三变改革，可以充分利用好农村特有的“人、文、地、产、景”等特色资源。在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下，要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成党组织领导下的市场经营主体，激活农村人、地、钱等资源要素。坚持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区位条件和集体经济积累等客观实际，做好规划、选准产业、精准施策，探索符合各村实际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子，以实现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

一是成立“村投企业”，实现资源管理模式变革，盘活村域资源。

针对传统产业发展模式中村民分散经营，长期稳定收益难保障，产业发展方向难控制、规模上不去、标准难统一，经营主体恶性竞争，议价能力弱，市场混乱和村集体经济权益归属不明确等难点、痛点问题，依托集体经济合作社，从整合村域资源入手，成立“村级投资企业”，发挥“资产管理、投融平台、金融互助、产业运营”职能，从资源管理模式上寻求变革。

二是坚持“农旅融合”，实现产业发展模式变革，用足村域资源。

针对传统农耕产业生产方式粗放，产业结构单一，生态友好度差，生产效率低等问题，为了实现“一方水土富一方人”，狠抓“观光农业”示范带建设，构建“三产融合、产业联动”的发展新格局。打造精品民宿集群。依托生态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势，打造民宿休闲度假+自然教育科普体验生态旅游核心区。以生态、康养、科普体验为特色，坚持“农旅养结合”，着力打造精品民宿集群，提档升级差异化发展。完善旅游基础设施。通过财政投资、整合项目资金、PPP项目等方式多方筹集资金，全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打造农旅融合产业园。在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扩大产业规模的同时，注重融合观光、体验、科普功能，实现“农旅融合”发展。政府大力引导推动，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发挥带动作用，“绿十字”“桃花源基金会”等合作伙伴，发挥其“智力资源”和“销售渠道”优势，进行创意农业设计、发展定制订单农业、分析预判市场趋势等，努力提升规模效益。

2．创新盘活利用模式，拓宽乡村多业态发展路径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更加注重的是长效治理。而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可以解决村级组织没资源为百姓干事的困境。尤其是对于乡村公共事务，当前财政还没有完全覆盖，无可支配的收入，村级组织很难应对众多公共事务。对此，可以充分挖掘农业资源、产业基础、生态环境等优势，“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不断解放和发展乡村社会生产力，激发农村发展活力”。

一是创新“*+N”联合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建立“村集体经济组织+金融+县属国企+龙头企业+社会资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联合发展模式。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到由县属国有企业主导的凤集、新希望等代养项目，投资入股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通过“固定分红+盈利”增加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入。县属国企主导项目建设和运营，保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投入资金和分红安全。村集体经济组织、县属国企、社会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投资，按一定的比例入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占股比例）。社会资金缺口份额，（可）由县属国有企业代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自筹资金入股，暂未参加的成员由集体经济组织代持股份。

二是创新基层供销社经营模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由县供销社牵头统筹，各乡镇辖区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入股，新建或重组乡镇（街道）基层供销社合作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层供销社），在各乡镇人民政府挂牌。基层供销社以市场化运作形式进行农产品收购、农资销售，开展耕、种、管、收、烘干等社会化服务，取得实体化运行收入，定期分红，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实际业务开展，取得集体经济收益。乡镇党委、政府负责组织领导基层供销社开展业务，整合区域内农业产业资源，制定“供销消薄”计划，向村集体下达目标任务，组织落实贷款。村“两委”负责落实经营场地和中转库房，收集村内农资、社会化服务等需求，以及农产品待售情况，及时上报基层供销社。县供销社负责汇总全县各基层供销社收集情况，组织优质货源，保障让利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

三是稳步推行承接农村项目建设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把给资金变为给项目，交通、发改、水利、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负责从财政支出的农村项目建设中，筛选出适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项目，或者筛选出项目中适合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的部分内容，由村集体组织本村劳动力实施，项目验收后资金及时拨付到位，实施项目所得的收入部分为集体经济收入。由县级政府发改部门牵头，出台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农村项目建设相关政策，明确可承接清单，制定承接规范。

四是创新“飞地抱团”合作体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支持自身确无条件发展产业的“薄弱村”，将生态和生产资源、资产或财政扶持资金量化入股到其他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项目，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鼓励集体经济条件好的村通过产业带动、技术扶持、共享市场等方式帮助薄弱村增收。支持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供销合作社、新型农业经营服务组织及农户打破行政区划和行业限制，共同出资组建经济联合体，按照适度规模经营原则，推动产业集中连片发展。

五是稳步推行资产资源盘活量化入股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支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原来存在违规发包、逾期未收回承包费、逾期未分红、拖欠款等问题的集体资产资金进行依法清理或收回。盘活撂荒地、非耕地资源，引进业主投资，对闲置村办公室、村小学等房屋、建设用地进行统一管理使用、统一量化、统一流转，增加集体收入；对小二型水库、塘、堰、池由各村在属地管理下开展生态养殖。

六是稳步推行开展代理服务发展村级集体经济。

积极开展“撂荒地”治理，探索统一组织土地经营权流转，收取土地流转服务费。变给经费为购买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接村运行维护、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村庄道路日常养护、小型农田水利维修养护等服务，并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付相关经费。抱团发展乡村经济，承接养老、托幼、智慧停车场建设等代理类服务。

第三篇：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途径

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实现途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治理各领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理念和目标，即“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笔者认为，只有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切实解决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创新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使社会治理实现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要实现社区内的自治组织管理，为社区内自治组织提供有利条件。加强社区公共空间的开放程度，建设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广场、群众阅读室等公共活动场所，使人们能够在社区活动的过程中相互交流，促进各种社区组织的活跃度。要赋予社区组织独立的法律主体地位，明确社区管理、社会组织管理以及党组织管理之间的关系，有效杜绝多方管理、责任推诿等问题。社会组织要从“服从”向“协同”转变，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学联、青联、科协、文联、记协、残联、贸促会等人民团体应在引导相应群体的行为、维护其权益、化解矛盾方面发挥更大作

用。社会组织要明确自身的服务使命和宗旨，从以往的服从政府领导逐渐向协同社会治理的方向转变，突出社会组织自身的主动性，提升社会组织成员自身的素养，建立良好的公共服务形象。

确保利益协调机制畅通。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也存在诸多社会矛盾、冲突与问题，这严重阻碍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效，构建畅通的利益协调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要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体的关注，予以及时和必要的物质帮扶，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为农民群众解决包括失地、就业、保障等现实问题。完善对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弱势群体的公共服务，在医疗、教育、子女安置、住房等多方面加强管理与帮助。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切实保障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利益，最大程度实现社会平等。要保证分配公平，进一步加强技术、资本、管理以及劳动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制度建设，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确保社会建设的成果能够在收入分配中得到合理体现。企业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工资发放制度，推动工资分配在起点上实现公平。要改变以往按照身份、户籍以及编制进行工资分配的不平等限制，严格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同工同酬。此外，政府还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科学化建设，在充分尊重企业工资分配自主性的前提下，加强必要的监督，促进劳资双方平等协商工资分配方式的形成。

推动政府的社会治理模式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的社会治理

模式向“服务型”转变，并不意味着完全剥夺政府的权力，而是要实现合理“分流”，将社会治理的权力交还社会，培养政府与公民的合作与诚信。可以考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在治理方法上广泛吸纳社会智慧，鼓励和挖掘来自社会成员与组织机构的社会治理力量，促进社会治理创新构思的不断产生。政府不仅要积极转变理念，为社会治理提供完善的服务产品，还要肩负起社会组织力所不能及的其他服务，并对公共服务生产和供给进行有效的宏观监督。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利益调节机制的建设和优化，使群众能够认识到从合法途径获取利益的重要性，明确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从而通过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和引导，使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都能够得到更好的满足。要重视社会民生问题，牢牢把握改善和保障民生这一工作重点，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创新工作理念、方法与手段，特别是要把保基本的责任履行到位，但同时也要扩大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通过政府职能转变、拓展治理主体来提高民生事业的质量和效率。在保障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加快社会各领域事业的快步发展。要将科学的财政体制覆盖到广大城乡地区，从住房、就业、教育、医疗、收入分配以及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为更多的群众做好服务，以期赢得社会各界群众的有力支持与认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积极借鉴先进的社会治理思想实现制度优化。许多国家在社会

治理方面做出了多种尝试，例如，美国克林顿政府1993年推行的“重塑政府运动”，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放松管制、精简政府部门、裁减冗员、推行绩效管理以及引入竞争机制等；英国的社会治理则以资本的投入为核心，实现“消极的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型国家”的转变，加强就业政策的改良，将原有的社会福利转变为更多的就业岗位。新形势下，我们有必要积极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社会治理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制度的优化。要始终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置于工作的重要位置，使人民群众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创造未来，推动社会稳定与发展，实现和谐社会。

第四篇：创新社区党建工作体制机制的探索

创新社区党建工作体制机制的探索创新体制机制，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目标要求之一。近年来，各地在社区党建工作中，通过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全面提高了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充分发挥了社区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但是，随着城市建管体制的调整和管理重心的下移，如何进一步提高社区党组织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水平，发挥其领导核心及组织协调作用，显得十分迫切。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社区党建工作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度。在实践中，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积极进行探索，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一、完善社区工作组织领导体系。在区一级层面，建立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由区委分管党务的书记任主任，区组织、宣传、民政、劳动人事、财政等职能部门的有关同志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党群办公室和社区事务办公室。党群办公室纵向上发挥社区党建工作牵头组织作用，明确组、纪、宣、统及群团部门在社区党建工作中的职责和任务，协调区内各方党建工作力量；横向上发挥纽带作用，统筹、协调驻区单位党组织发挥作用，形成推动社区党建的综合优势。社区事务办公室的主要职能为，明确界定社区自治、协管和监督的内容，统一研究、部署、检查社区工作。建立和完善社

区工作准入机制，社区工作由社区事务办公室下达任务，属于有关部门自身完成的行政性任务，不得硬性摊派到社区。各政府部门(派出机构)承担的事务性工作，需要社区承担或协助的，必须转移工作职权和经费。

在街道层面，建立事业单位性质的街道社区工作指导中心，充实城市街道社区工作领导力量，充分发挥党建工作联席会功能。目前城市街道党工委的党建工作任务、工作要求已与乡镇党委区别不大，城市街道党务书记、组纪宣干事事实上承担了相当于乡镇党委3-4个人的工作任务。城市街道党工委要增设专职组纪宣委员岗位，与街道党务书记、组纪宣干事一起组成街道社区工作指导中心领导班子。成立社区工作指导中心，核定专项事业编制，其主要职能是领导、指导社区工作，并作为定期吸纳为事业编制的优秀社区专职工作者的蓄水池。

二、构建“一体两翼”的社区工作模式。社区工作者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难以有机统一。上面布置的任务完不成，影响考核成绩。服务百姓不到位则会影响下一届居委会选举自己能否当选。因此，可在社区层面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由党群工作站、劳动保障站、民政工作站、计生服务站、社工服务站等构成。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分会为依托，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为“两翼”开展工作。

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人员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干部一般交叉任职，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主任、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般实行一肩挑。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作为街道办事处派驻社区的专业工作机构，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和政府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下开展工作，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社区居委会的监督。主要职能是代理代办政府在社区的公共服务，协助社区居委会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开展便民利民服务。通过构建“一体两翼”的社区工作模式，达到集中办事、集约服务、兼容共享的效果。有条件的社区另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超市、社区药店等，实行低利润有偿服务。

三、建立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社区党建工作要抓基层、打基础，为社区居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创新创优各项工作，必须有一支作风过硬的社区专职党务工作者队伍。目前各地城市社区设定的专职工作者岗位一般为主任1名，副主任2名，主任助理2名，未设专职党务工作者岗位。社区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般“一肩挑”，主任非党员的社区，一般由党员身份的副主任兼任书记。由于社区工作头绪复杂，社区工作人员负担均较重。社区书记、主任“一肩挑”不能较好保证党建、群团等工作的开展。要在社区党组织换届前，为每个社区配备专职党务工作者。公开选聘年龄相对较轻，阅历较为丰富，政治素质高，具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和

较高创新能力的党员同志，充实社区党组织队伍，专职从事基层党群工作。

四、健全社区专职工作者管理工作机制。一是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对现有的社区干部进行社会工作者职业认证考试，合格者过渡为专职社区工作者。面向社会推行社会工作者资格认证考试，新录用社区专职工作者，须取得由区或区级以上人事、民政部门颁发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通过公开招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程序进入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二是建立和完善选拔任用机制。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拔优秀社区专职工作者担任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等领导职务。目前社区工作者的上升空间比较狭窄，选聘为街道事业编制的比例较小、机会太少。社区专职工作者择优进入事业单位要制度化。采取组织推荐、民主测评、公开考试、严格考察等程序方法，按照一定比例，每年将优秀社区专职工作者选聘进入社区工作指导中心，解决事业编制，但仍留在社区工作，确保社区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三是完善教育培训机制。区层面培训社区党组织正副书记、居委会主任，街道培训居委会副主任、委员。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居委会主任的集中培训，每年不少于5天；其他社区专职工作者的集中培训，每年不少于3天。四是健全收入正常递增机制。建立社区专职工作者收入正常增长机制，每年提高体现工作实绩的奖金数额，逐步缩小与事业单位人员

收入差距。五是完善目标考核机制。进一步强化社区专职工作者的岗位责任制，采取个人述职，党员、居民群众和驻区单位代表评议，街道检查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对社区专职工作者履行岗位职责等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报酬待遇挂钩。六是完善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引导社区专职工作者参政议政，市、区人大、政协换届，名额适当向社区专职工作者倾斜。对考核结果优秀、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社区专职工作者，要进行宣传、表彰和奖励。畅通输出渠道，对工作积极性不高、能力不强、实绩不明显、居民群众不满意的，要按规定程序及时作出调整，形成动力与压力并存、激励与约束相联的监督管理机制，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相对稳定的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

五、探索“8+N”岗位认领机制。积极推进社区党建载体创新。社区建立政策宣讲服务队、义务联防服务队、民事调解服务队、居家养老服务队、家电维修服务队、环境整治服务队、法律咨询服务队、医疗保健服务队等8支义工服务团队。条件成熟的团队进行社会团体登记注册，符合建立党组织的将支部建在团队。在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志愿者社区行”活动，在无职党员中深化“定责上岗”活动，在在职党员和机关干部中推进“服务进社区”活动，认领上述8个团队中的服务岗位。亦可根据自身特长，创造新的服务岗位，即“N”。通过岗位认领，使每一个党员、入党积极分子都能在社区发挥

作用。

六、实行机关事业单位党员服务进社区制度。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干部到所居住社区党组织报到制度，认领“8+N”义工服务岗位，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接待在职党员报到，并登记建立档案，实施台账管理，记录在职党员基本情况、活动情况及意见建议。根据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职业特点、专业、特长，登记造册，设计活动载体，为在职党员发挥作用搭建舞台，提供方便。建立在职党员服务社区反馈制度，实行双重管理。社区通过《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活动情况反馈表》，在每年考核、民主评议党员前，如实向在职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反馈其参与社区活动和表现情况。机关事业单位党组织就在职党员服务社区情况建立考核制度和公示制度，公示本单位党员干部服务社区情况，作为民主评议党员和干部考核的依据之一。实行干部考察进社区制度，提拔选任领导干部，必须听取其所居住社区党组织意见，在所居住社区进行公示。通过社区党建工作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断提升社区工作整体水平。（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委组织部）

第五篇：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党建亮色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党建亮色

xx年“七一”前夕，XX街道正式启动“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工作平台，按照“一会统筹、N区联动；分类推进、全面提升”的党建工作思路和“强化党建、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工作目标，横向上，按照行业组建行政区、社区、商区、校区、园区五个党建联盟，覆盖区域内40多家基层党组织，构建区域党组织枢纽式工作格局；纵向上，形成党工委、二级党委、党建联盟、党（总）支部的四级组织网络，及党建峰会、党建联盟联席会议的工作体系，构建区域化党建协同联动体系；形式上，通过“自动、小联动、大联动”，优化“内循环、外循环”，形成服务型党组织引领的社区治理统筹联动机制。xx年多来，区域化党建的杠杆效应逐渐传导至社会治理领域，逐步形成了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格局。

一、立足“两大主题”，应对地区“四大需求”——“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缘起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是事关上海当前改革和未来发展的全局性大事。XX探索“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正是植根于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这两个重要主题。一方面，街道提出“实现全面城市化、打造美丽新XX”的战略目标，要求党建工作和群众工作紧扣“管理有序、环境优美、文化繁荣、宜居宜业”的城市化治理理念；另一方面，市民全面发展和产城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又要求尊重基层首创，拿出切实举措，真正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问题。

“N区一会”牢牢扎根于XX地区发展和社会治理的现实，是应运而生的创新举措，具体表现为用区域化的方法为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过程中呈现的“四大需求”提供解决路径。

一是群众诉求从“基本型”向“多元化”发展，产生“张力”需求。

XX的基本需求仍然占据较大比重，如全街道低保户占全区三分之一左右，60岁以上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31%。同时，精神文化、市政发展、环境卫生、公共服务等新型需求表现日渐旺盛，居民在就医、出行、教育、居住、物业管理等领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资源利用和分配成为群众普遍关注的焦点。

二是区域格局从“单一型”向“混合型”发展，产生“合力”需求。

XX曾有“市场兴、百业兴”的说法，但在“调结构促转型”的要求下，以专业市场为主的单一产业格局，近年来已经演化为集电商、汽配、金融等为一体的多元型产业结构；原本以曹安路为主线的商圈分布，演化为全区域覆盖的混合型产业布局。而地铁13号线开通、14号线即将动工，也使业态、地缘之间的关系更为纵横交错，产城融合和区域治理的需要更为迫切。

三是社会建设从“内生型”向“公共性”发展，产生“动力”需求。

公共服务平台、条块治理模式逐渐充实进管理体系，取代居民区、经济单位、行政部门的自我管理。近年来，针对内生型需求溢出带来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问题，街道推出“大联勤”、“小联勤”等社会管理综合性平台，加大开放参与和公共治理的力度，并在“N区一会”工作中提出实现区域化党建靠动力激发的要求。

四是党的建设从“单位制”向“社会化”发展，产生“活力”需求。

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少资源”无法应对利益诉求多元交叉的立体格局，无法解决群众具体的问题就意味着失去一部分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组织建设“低活力”难以匹配市民生活和产业发展的活跃程度，固步自封带动不了群众参与、监督、评判。“自扫门前雪”、闭门抓党建的传统基层组织建设方式已经疲态尽显，作为社会治理的“领头雁”，基层党组织迫切需要提升自身活力。

二、围绕“三个方面”，推动“xx服务”——为社会治理提供组织保障和工作平台

“N区一会”工作的出发点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通过党组织自身作用的发挥，提升党建工作对社会治理的引领效应。着力点是开门搞党建，跳出党建抓党建，实现党的建设与群众工作、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的全面融合,实现单位内外、行业内外、区域内外资源统筹利用。据此，“N区一会”着重在基础性、组织力、项目化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推动，实践中也产生了一首富有XX特色的“xx”党建工作经。

一是突出“基础性”。

把组织建设作为加强社区治理的重要基础，具体为：“联会峰会明确了路子”，每年召开一次党建峰会的同时，每季度各联盟召开联席会议，实行轮值主席制，增强联盟的常态运行力；

“课题调研开阔了脑子”，各党建联盟完成调研课题；“特色工作亮出了法子”，基层党组织每家至少实施一项党建特色品牌，部分工作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先锋指数测出了影子”，对全部党组织和党员进行了先锋指数测评，形成了“群众眼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反映。

二是强化“组织力”。

称之为“十项机制建起了架子”，机制包含两项“组织架构建设”（组织领导、党建峰会机制），形成神经系统；五个“运行规范建设”（联盟联动、党群联动、联勤联动、品牌创建、专题研讨机制），犹如“手和脚”；三项“保障支撑建设”（先锋指数测评、专家咨询、督导指导机制），赋予“大脑”和“小脑”功能，以此形成一个集街道党工委、党建联盟、基层党组织及社会力量一体运作、各司其职的区域化党建“神经链”，并有效传导至社会治理的基础和末梢。

三是巧用“项目化”。

即分解推动、项目运作。具体为：“联动共建搭起了台子”，构建38对联盟内党组织“小联动”结对，84对联盟间党组织、与区域内体系外党组织、区域外党组织三个层面的“大联动”结对，围绕社会治理展开共建内容；“统一行动吹响了号子”，五个联盟实施五个统一行动，共同目标面前凝聚共同力量；“共治项目开出了方子”，根据社会治理要求，联盟形成“一年以一个重大项目解决一个重要问题”的推进思路和措施；“集中服务甩开了膀子”，每半年开展一次联盟统一行动日。

三、推动“N区汇聚”，提升“整体效应”——“N区一会”的初步成效

以区域化之“法”，党建联盟之“实”，党组织之“活”，开展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有效推动了XX区域内党组织共谋党建、共享资源、共同服务、共建和谐的能力和水平，使“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优化管理、维护稳定”的作用得到明显提升，有效推动了基层党组织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深化“服务结对”，形成“联动”效应。通过多渠道的资源引入，打造街道层面结对的30多对共建关系，联盟层面结对的25对共促关系，基层党组织层面结对的120余对区域内外联动关系，不断推动社会治理合力形成。根据跳出XX推进区域化党建的思路，党工委结合街道特色，对应结对内容，在“N区一会”工作中全面深化与“五个结对单位”——市商务委干部人事处、市综治办党支部、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市企业联合会、xx区检察院的双向互动，为地区发展和群众工作提供坚强的外力支撑。其中，市商务委干部人事处在3131电子商务园建立“商务人才XX服务基地”，还为东方汽配城申请“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项目”提供政策服务，并指导其申请到一笔意料之外的扶持基金；市综治办对“大联勤”向社区“小联勤”拓展予以具体指导；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与街道联合举办后备干部培训班，为街道发展和干部队伍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市企业联合会对街道企业招商、组建企业家联谊会等工作进行具体支持；区检察院则对街道开展干部教育监督工作给予了指导。依托党建联盟的实体运作，在联盟内开展

“小联动”结对，相同业态、相近特点的单位党组织结成xx个对子，以共同发展、相互借力的形式推进服务群众、社会治理工作；与联盟间党组织、区域内体系外单位党组织、区域外单位党组织开展“大联动”结对，基层党组织建立区域内外结对共建关系xx对。XX市场监督管理所党支部与XX经济城党支部开展“所城联动”，探索共同服务企业发展、推动区域治理的新模式。坐落于曹安路的上海市轻纺市场，在参加街道商区党建联盟后将“星级”商户的评选与商户的社区表现挂起钩来——不仅要看经营，还要看社区表现。租户一改以往在租住地乱堆乱扔现象，邻里关系和睦了，还激发了社区志愿服务的热情。

打通“服务分割”，形成“联合”效应。依托社区党委、行政组织党组，形成“二级党委（党组）”领导和推动“N区”党建联盟的工作架构。街道各科室紧紧围绕“N区一会”谋划和开展工作，形成部门联动、工作联合的服务态势。园区党建联盟综合服务中心，由机关干部轮流开展“一口受理”，切实体现党群部门机制联享、组建联推、阵地联建、活动联办、考核联动的要求。同时，在各类群众性问题研究和解决过程中，全面开展资源整合、力量联合，严格执行“一、三、十五工作日”制度的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当天给出初步答复，三个工作日给出明确答复或解决，十五个工作日内基本予以解决，不能解决的给出明确解释。在此基础上，带动“网上信访联合接待大厅”、“大联勤”、“大数据

”等群众综合治理平台建设，共同组成群众问题和社会矛盾解决体系，推进影响群众满意度的“老大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和及时回应。

优化“服务体系”，形成“主体”效应。按照市委、区委关于联系服务群众工作的要求，“N区一会”全面统筹街道群众工作，形成区域支撑、基层自治为主要特点的群众工作格局。一是强化基层自治机制。在社区全面实施“五联”工作法，构建先锋议站（家）、社区议站（家）。二是建立区域单位支撑机制。全年区域单位参与社区服务两千余人次，向社区捐助资金近百万元；三是改进机关干部在联系服务群众中的作风建设。街道机关党总支在全面实施“顺民心、听民意、解民忧”的“三民”工程中，结合找准解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做到定点联系、定项参与、定期解决、定责落实。去年，街道各党组织有效解决群众反映问题1500多条。四是开展先锋指数测评。在街道全部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中开展的党组织和党员先锋指数测评，随机抽取群众进行打分，聚焦“四风”、“不严不实”等问题，对照群众迫切期望解决的问题和社会治理效果，形成“群众眼中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整体反映。

凝聚“服务力量”，形成“共同”效应。以党建联盟为单位，打造党组织共同服务力，是“N区一会”的重要目标。五个党建联盟分别实施了各自的统一行动项目，行政区党建联盟“四进四强”行动，社区党建联盟“五联”工作法，校区党建联盟“三优三名

”工程，商区党建联盟“五位一体”工作体系，园区党建联盟“四阵地”建设，成为凝聚共同服务力，分领域明确服务主线和服务内容的重要抓手。新郁社区在实施“平改坡”工程中，许多底楼居民不让脚手架搭在天井，“平改坡”眼看要“白搭”。社区党总支根据社区党建联盟统一行动——“五联”工作法要求，建立“三专”队伍，在工程建设和居民之间架设意见反馈、解决、监督的平台，10多家单位参与的专项工作组，在部门间吹响“集合令”；150多名居民骨干组建的专区服务队，在邻里间响起“征询声”；近10名居民代表担任的专门监督员，在施工队旁架起了“摄像头”，平稳完成全部建设，却没有一起矛盾升级。在统一行动的范畴内，党建联盟每半年开展一次“统一行动日”集中服务，五支“联动服务队”走上街头、走入市场、走进家庭，通过集中服务和集中走访，形成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具体举措；按照“一年以一个重大项目推进一个重要问题解决”的思路，各联盟明确各自“共治项目”，努力让群众感受到“N区一会”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创新带来的变化：行政区党建联盟建设“网上信访联合接待大厅”，推进问题解决；社区党建联盟构建“党群议事体系”，推进居民自治；商区党建联盟打造“曹安路商圈诚信经营公益服务共同体”，推进社会责任；校区党建联盟运行“品质教育社会资源库”，推进校园建设；园区党建联盟建好园区“一中心一基地”服务点，推进人才服务。同时，党建联盟以服务群众为重点，每年开展一次集中性课题调研，去年形成4万余字联合调研报告。

突出“服务特色”，形成“抓手”效应。结合自身实际，当前，五个党建联盟内48家党组织提出并实施了50余项党建特色品牌，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社会治理领域。在一次沿街路面乱设摊治理过程中，XX城管中队的党员看到摊贩大多生活困难，“放任不行，贸然取缔却容易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怎么办？党支部组织党员和骨干队员在现场路段设置“微型党课流动授课点”，并开展“城管进社区”活动，全面听取意见建议，探索“亲民、文明、服务”为一体的城管新形象。街道机关党总支的“浸社区”联系服务、铜川社区的“四事”活动、景域集团的服务“三带动”、轻纺市场的“心桥驿站”、XX幼儿园的“送教进市场”等，在XX的党员群众中日渐深入人心，成为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相关启示

“N区一会”为XX街道基层党建、社会治理、区域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初步形成了汇聚区域资源的枢纽效应，也为区域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引领和启示。

一是激活区域单位“动力”，是区域化方法开展社会治理形成持久生命力的源泉。

就XX“N区一会”实践而言，区域化开展社会治理的动力体现在三个方面：“利益型”纽带，主要体现在为小微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环境型”纽带，主要表现在为区域单位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工作环境；“服务型”纽带，针对一些经营效益好、社会责任强的区域单位，为他们融入区域生态提供切实可行的服务项目。正是采取了分类实施、诉求对接的做法，“N区一会”激起了区域单位参与社会治理的普遍热情和共同话题。

二是坚持平台建设“开放”，是区域化方法开展社会治理形成广泛参与监督评判基础的前提。

党工委明确“N区一会”开门搞党建的基本运行模式，有效助推了基层自治体系的建立完善，提出以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一平台五机制”为重点，推动基层党组织开展社会治理工作，也是立足于开放参与这个前提和基础。在近年来的党内主题学习实践中，坚持先锋指数测评机制，发挥“群众眼睛”的监督和评判作用，确保了党性锻炼植根于丰厚的群众土壤。

三是找准问题解决“实效”，是区域化党建带动社会治理创新统筹协调作用的关键。

群众对党的基层组织，普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要求。因此，区域化党建从问题导向入手，推动问题查找、即知即改、项目转化。“共治项目”即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探索，通过区域力量聚焦区域问题、党建联盟统筹项目推进、职能部门支撑项目落地、社会力量评判项目实效，寓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群众工作于项目平台运行之中。同时，党建联盟通过统一行动，党组织通过特色工作创建，也形成了常态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渠道。

四是做实部门力量“支撑”，是区域化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形成稳定运行效应的基础。

一方面，行政区党建联盟将机关、窗口单位纳入基本服务力量，构筑了“N区一会”枢纽的关键支撑点。如园区党建联盟综合服务中心，就是以机关干部“一口受理”的形式开展园区企业服务。另一方面，行政区单位将区域联动作为基本考核内容，形成了问题解决机制的推动力。如以“一、三、十五工作日制”为依据，对机关干部每季度联系社区、联动区域的情况进行考核，在机关干部普遍树立了参与社会治理、解决实际问题的部门责任和联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