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

第一篇：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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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由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协办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市场价值”研讨会在广州召开。人民法院、法学理论界以及相关部门的代表百余人参加会议，会议就如何破解侵权损害“赔偿难”问题、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与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确定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路径和方法以及不同领域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龚稼立出席研讨会并致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汉东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李顺德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及华东政法大学王莲峰教授，分别就该主题发表演讲。

本专题由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黎炽森主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汉东教授、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李顺德教授、西南政法大学张玉敏教授、华东政法大学王莲峰教授分别发表演讲。

吴汉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我们要重塑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价值理念，认识知识产权的无形产权特性，将“成本加收益”的无形资产价值学说作为知识产权司法裁判的基本理论基础，架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裁判的规范体系，具体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以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认定方式；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全面赔偿；以权利内分为基础的损害计量；以补偿性赔偿为基础的赔偿机制。

第一，损害的对象。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是知识产权所蕴含的无形资产价值，具体来说是已经进入市场并有可能获得收益的法定的无形资产。如专利权在相关技术市场中产生的支配地位和独占利益；著作权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效果和其带来的市场价值；商标权所承载的商誉或形成的市场份额，这都是人民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审判赔偿中所要考量的因素。

第二，损害的范围。侵权损害范围的划定，应当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是一种长期的资产价值。法官在考量资产价值的长期性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客体存在的自然存续周期。知识产权所保护的对象是一个信息产品，它的自然存续周期会影响长期资产，出现阶段性、成长性的特点。二是知识产权权利保护的法定周期。知识产权无论是专利、商标、著作权都设定了长短不一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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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损害事实。知识产权所蕴含的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其存在的长期性相辅相成。法官在审理活动中，不仅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和金钱评价，还涉及到法律理论的分析和法律技术的运用。民法侵权行为价值评价的理论通说为自然损害理论，也叫差额说，以已经发生的事实损害为基础。对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当中，规范说也非常重要，它强调与损害有关的主体的能力、机会、精神等价值要素作为损害评价的标准。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差额说与规范说并重，定额说做补充。定额说是指对特殊的侵权损害赔偿采取分类定额赔偿的方法，这是法定赔偿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损害赔偿案件中，由权利人对损害的发生进行举证，消减损害则由被告来举证。最终由法官采取以主观计算为主、客观计算为辅的方法，作出赔还是不赔、少赔还是多赔的金钱评价。

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的司法定价，应该基于权利种类的差异，就不同的损害构成的因素进行市场类型分析，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再采取市场占有份额的分析方法和市场交易机会的分析方法，来计算出非法所得、实际损失和合理使用费的赔偿数额。后面两种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最终得出合理的损害赔偿计算数额。

李顺德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授

知识产权是一种法定权利，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知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产物。在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也是我国推行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知识产权的价值主要是指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是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动态价值，并非一成不变。

知识产权只有在市场中运用才能体现其价值。知识产权的运用或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模式包括：知识产权的产业化、商品化（转让、许可、质押、信托、并购）以及资本化。知识产权的资本化包括用知识产权进行投资、合作经营、特许经营、定制加工、定牌加工等。

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的体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以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成为企业的主要资产； 第二，知识产权成为商品和服务价值的重要组成； 第三，知识产权作为资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

第四，知识产权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和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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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知识产权成为投资的重要资本。

知识产权经营成为企业经营的重要内容，具体表现在：知识产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的经营方式之一；以经营知识产权为主业的企业开始兴起；知识产权投资运营成为了一种产业；知识产权开始成为制约企业上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制造业开始注重知识产权的投入和运营；专利非实施实体（NPE）作为一类市场实体引起广泛争议。

知识产权成为竞争的重要工具的表现形式体现在，知识产权成为重要的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诉讼成为打击竞争对手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侵权指控成为排挤对手参展的“杀手锏”；知识产权成为企业兼并的重要考量因素；知识产权滥用成为反垄断审查的重要内容；知识产权与标准相结合，成为企业追求的重要目标。

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因素。应充分尊重权利人对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选择权。坚持个案处理原则，充分注意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动态性。坚持比例适度原则，防止权利滥用，服从有利于社会科技经济文化发展的总体导向。

张玉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减损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有关。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除权利本身，还包括大量技术转化产生的价值。影响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因素包括消费者的喜好变化、替代产品、新技术的出现等，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知识产权的侵权损失是未来可得利益的损失，例如产品的市场份额、盈利能力等。知识产权侵权损失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法官裁判的难度，也给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空间。

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应当与我国参与的国际条约保持一致，以故意和重大过失作为判断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要件。侵犯知识产权，特别是侵犯专利和商标权的边界是模糊的，不容易判断。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分配采用无过错责任的方式是不合理的，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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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以过错或者重大过失作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条件，不会影响权利人的利益，不会降低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水平。将打击知识产权侵权的重点放在故意侵权上，还将节约司法资源。

王莲峰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在知识产权强国的背景下，知识产权的理念转变和观念更新非常重要。确定赔偿额应当以实施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作为参照。具体考虑因素包括考虑知识产权对于产品附加值的贡献的分摊原则。借鉴美国制度，采用假定许可费的支付方法，在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中引入许可费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比例非常低。从域外司法经验来看，日本、美国在司法实践中采用假定许可费的方式非常多，尤其是美国，80%以上的专利侵权案件中使用了合理的许可费的计算方法。

美国的假定许可费的计算方法，通过虚拟的谈判，对尚未存在的许可费进行构建。这一计算方法的关键在于，考量市场是否有相关可比的许可费用。如果不存在可比的许可费用，法院会根据专家证人的证言来确定赔偿的额度。此外，美国司法实践中还设立了司法判赔的分层，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恶意侵权行为以及非故意侵权行为的判赔额度不同。对于非故意侵权者，如果它属于非盈利机构，法院可能做出零判赔的判决。

此外，建议完善举证责任与举证妨碍制度，在立案阶段就积极引导双方当事人，特别是原告进行举证。建立专业的专家库评估机构，聘用专家辅助人共同确定合理的侵权损害赔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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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张晓津)

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与实践

张晓津

上传时间:2003-4-

21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因而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一直为知识产权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广为关注。在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如何认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如何计算精神损害赔偿数额都是司法实践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过和施行无疑对民事侵权，包括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在对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该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提出对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一点建议，以期促进对权利人精神权利的保护。

一、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一）相关法律规定

对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能否造成精神损害，能否要求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有所不同，对精神权利的保护程度是不一致的。英美法系并未规定对侵犯精神权利的经济赔偿的救济措施；大陆法系则通常都规定了对精神权利的侵犯采取赔偿权利人精神损失的救济措施1。我国民法通则和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对此问题并未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从中可以找到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该规定中的“赔偿损失”可以理解为我国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最根本的法律依据。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了著作权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人身权是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对于侵害著作权人权利的行为，该法规定了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形式。这里的赔偿损失可以理解为对侵害著作人身权而对权利人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直接具体的法律依据。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作者可以包括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著作人身权应当同公民一样受到同样的保护。对于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各国版权法所保护的内容有所不同，而《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2第一款所明确规定的精神权利仅仅有两项，即作者身份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权利，并有权反对对其作品的任何有损其声誉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或其他损害行为。”因此我国著作权法对精神权利的保护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的要求的，且保护水平较高。此外，我国著作权法第36条还规定了作为邻接权主体之一的表演者的表明表演者身份和保护表演形象不受歪曲的精神权利。从国际保护来看，作为邻接权主体之一的表演者的精神权利较版权人的精神权利的出现要晚得多。伯尔尼公约仅规定了对版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而有关邻接权保护的罗马公约及其他任何国际条约都未规定对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保护问题，直到1996年的《世界表演和唱片条约》才明确规定了表演者的精神 1

权利。

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于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及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未作规定。

（二）学界理论观点

对于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对知识产权侵权中涉及的侵害人身权的问题，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予以补救。其赔偿范围仅限于对受害人人身精神权益的精神损害赔偿，不包括因侵害知识产权人身精神权益而遭受的财产损失。对于侵权情节一般的，首先应当适用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或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形式，而不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对精神损害情节较重，适用其他民事责任形式不足以使受害人的权益受到保护的，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在确定赔偿数额时要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避免出现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2。

二、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实践

（一）侵害著作人身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侵害著作权人人身权的问题，已经适用了精神损害赔偿对权利人进行保护。这也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中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最主要和常见的一种类型。如在吴冠中诉被告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案中，两被告联合在香港拍卖出售了一幅假冒其署名的画，法院认为被告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判令赔偿原告由此受到的损失3。

网络的发展在对著作权人经济权利的保护提出挑战的同时，也对著作权人精神权利的保护提出了挑战。在网络环境下，精神权利是否仍应受到保护呢？是否应当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络已经使得天衣无缝地改变他人作品并在网络上传输变得易如反掌，作者的精神权利，尤其是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极易受到侵害。在网络时代保护作者的精神权利还是极为必要的，因为这一方面是保护著作权，鼓励和促进作者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需要，一方面也是保证公众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保障网络健康发展的需要。此外，网络环境下对于表演者精神权利的保护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网络技术使得侵权人可轻而易举地对表演者表演形象非法歪曲，对表演者表演进行篡改，破坏表演者表演的完整性等等。

在法院去年处理的六作家诉世纪互联公司网络版权侵权纠纷一案中，原告方认为被告擅自将其作品上网，使原告受到各方询问，干扰了写作计划，从而遭受精神损害,故六作家各提出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的请求。由于该案中不涉及侵犯作者精神权利的问题，在网络上传输的作品均是完整的，并对作品予以正确署名，因而判决驳回了六作家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后原审法院提出在互联网上应承认精神权利的保护，如果侵权内容包括了作者在作品中依法享有的精神权利，即可判决赔偿4。可见，法院还是倾向于保护权利人在网络空间的精神权利的。但在适用精神损害赔偿时，笔者认为应强调这种赔偿属补偿性，而非惩罚性，因而应将精神损害赔偿额限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避免出现过高的精神损害赔偿额。

（二）侵害专利权、商标权和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侵害其他知识产权如专利权、商标权，进行不正当竞争等纠纷中，侵权行为也会造成对权利人的商誉、信誉等关于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的精神利益的损害。虽然相关法律对此并未

作出具体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对此类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的案例。例如对于因侵权造成的商誉损失，在北京巴黎大磨坊食品有限公司诉北京太阳城商场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商誉损失一万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另外，在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诉被告珠海巨人高科技集团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名誉损失费320万元，后双方在二审就商誉损失问题达成调解。

三、最新司法解释与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

（一）指导性原则

2001年3月1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民事侵权包括知识产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提供了指导性原则，包括：

1、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条件

只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法院才可根据受害人的请求判令侵权人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未造成严重后果，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一般不予支持，而是根据情形判令其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2、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该解释中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性质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即是一种补偿性的赔偿，而非惩罚性赔偿，因而应避免出现过高的赔偿额。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应参照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

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

（二）有关侵害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著作人身权、商誉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该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人身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当其上述精神权利受到侵害时，也应有权请求赔偿精神损害。这里就出现了著作权法的规定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相矛盾的问题，容易造成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而且，在侵害其他知识产权而引起商誉等有关法人或其他组织名称权、名誉权的案件中，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前述的对其商誉损失予以赔偿的案例。如果依该解释，这些案例所确定的对商誉的精神损害赔偿似乎也不能成立。因此该条规定与其他法律规定之间所产生的不统一应当引起重视，笔者建议对于涉及侵害法人和其他组织知识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应予以明确规定，并与现行法律保持一致，以充分保护权利人的精神权利。

注释：吴汉东、曹新明、王毅、胡开忠：《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39页。蒋志培：《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载于《中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网》。周林：《“冒名”侵权探究》载于《知识产权研究》（第二卷），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58页。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涉及互联网络的著作权案件若干问题之探讨》载《民商法学》2000年第8期。

第三篇：浅谈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浅谈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和民法基本理论，民事侵权基本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但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著作权侵权认定时应归入“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已成为司法实践中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著作权法》应进一步加以明确的问题。

（1）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及归责原则

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和物权、债权等一般民事权利相比，确有其特殊性，如作为著作权客体的智力成果有无形、可复制的特点。著作权作为一般民事权利具有专有性、地域性和时间性特点。它们决定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例如，由于著作权客体的无形，权利人的专有权范围被他人无意及无过失闯入的可能性及实际机会，比物权等权利多得多，普遍得多。就是说，无过错而使他人的著作权受到损害，在某些情况下有普遍性。而侵害物权则没有这种普遍性，因为侵害有形物的专有财产权，一般须采取入他人室、取他人物等明显的违法行为，而侵害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则往往不表现为这类活动。这也正是目前我国不少人侵害他人著作权而不知为侵权的重要原因。于是无过错而给他人著作权造成损害的“普遍性”，就成了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同时，在著作权侵权纠纷中，原告要证明被告“有过错”往往很困难，而被告要证明自己“无过错”却很容易，这也是带普遍性的。在图书出版中，许多被侵权人虽然能见到充肆于市场的侵权制品，但根本无法确认谁是抄袭者或其他侵权人，甚至难以断定是否存在出版者之外的侵权人。他只能到司法机关起诉出版者，而出版者又很容易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因为它尽到了适当查询的义务。即使出版者提供了抄袭者或其他过错之责任人的姓名、地址，但被侵权者要想主张权利仍然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而且仅仅追究抄袭者或其他侵权作品提供者的责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弥补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也不可能阻止其损失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人们对这种特殊性的认识，在制定民事基本法时还不深刻。因为这种权利毕竟是在商品经济及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较新的民事权利。就我国而言，《民法通则》公布时，《著作权法》尚未制定出来，整整五年以后《著作权法》才正式实施。可以说，我们在制定《著作权法》时，对著作权侵权行为特殊性的认识还远远不够，那么在制定《民法通则》时的认识就更不足了。因此，那种认为《民法通则》中的一切规定，应毫无 保留地完全适用于在后的、人们认识已深化时制定的《著作权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因此，鉴于著作权侵权行为的特殊性，在确立其归责原则时，既要考虑权利人维护权利的可能性，又不致把侵权责任者的范围无限扩大。比较可取的办法是：在确认是否侵害了著作权并要求侵权人停止有关侵权活动时，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在确定是否赔偿被侵权人或确定赔偿额度，以及一切间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时，则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

著作权侵权的归责原则，虽然在我国还远远没有解决，但在国际上却并非如此。国外已有的、可供我们借鉴的做法是不少的，不仅一些国家的国内法中有，学者著述中有，在国际条约中也有。了解这些做法，对我国的著作权立法及司法都会有所帮助。

大陆法系的德国，在1995年修订的《版权法》第97条（1）款中规定：“受侵害人可诉请对再次复发危险的侵权行为，现在就采用下达禁令的救济，如果侵权是出于故意或出于过失，则还可同时诉请获得损害赔偿。”该法第101条（1）款又规定：“如果侵权行为人既非故意，又无过失，却又属于本法第97—99条依法被下禁令，被令销毁侵权复制件或移交侵权复制件之人，则在受侵害人得到合理补偿的前提下，可免除损害赔偿责任。”这里规定得再清楚不过了：过错的有无，是确认可否免除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是认定侵权与否的前提。也是大陆法系的日本，其现行《著作权法》第113条第（1）项A项中，规定了直接侵权属无过错责任，在B项中，规定了间接侵权属过错责任。在意大利，1961年有一则法院判例，其原则至今被意大利版权学者及法院认为仍旧可行。该原则即“严格责任原则”。一音乐作品的提供人向出版商保证了不侵权，又无任何理由认为该出版商有其他过失，法院仍旧判决该出版商侵权。作为英美法系的英国以及同属英联邦国家的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家的版权法，在划分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上，从没有“一刀切”地否定过侵犯版权的无过错责任，而是将直接侵权的无过错责任与间接侵权的过错责任区别开来，至于美国，版权侵权上的无过错责任原则更是不言而喻的。在国际公约方面，有关过错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原则，比较突出的体现在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第45条中。该条分为两款，第1款规定“对已知或有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活动系侵权的侵权人，司法当局应有权责令其向权利人支付足以弥补因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持有人造成之 损失的损害赔偿费”。这一款告诉我们，赔偿损失民事责任的承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要有过错。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所实施的行为系侵权行为，即主观上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但其第2款又规定：“司法当局还应有权责令侵权人向权利持有人支付其开支，其中还包括适当的律师费。在适当场合即使侵权人不知、或无充分理由应知自己从事之活动系侵权，成员仍可以授权司法当局责令其返还所得利润或令其支付法定赔偿额，或二者并处。”在这里，无过错不仅可被定为侵权，而且可判其负赔偿责任，同时又是双重的赔偿责任。“在适当场合”的规定，又排除了“一刀切”地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综合分析上述两款，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首先肯定的是过错责任原则。但对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权利人的请求和提供的证据责令停止侵权，并立即执行。司法机关在下达停止违法行为的裁定时，不考虑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也不要求权利人提供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的证据。此外，在一定条件下，司法机关对无过错的行为人可以责令返还所得利润，国家立法可以对无过错的行为人作出一定数额的法定赔偿规定。董东 许侃侃

第四篇：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授权委托书

知识产权侵权投诉授权委托书

致：腾讯公司

授权方：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营业地址/居住地：电子邮箱：联系方式：

被授权方：

营业执照号/身份证号：营业地址/居住地：电子邮箱：联系方式：

授权方现授权被授权方作为授权方的知识产权代理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制止、打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侵犯授权方知识产权的行为，具体授权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被授权方全权代表授权方向腾讯公司投诉拍拍上（包括拍拍网、QQ网购）任何侵犯 授权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享有的知识产权的行为；

2、被授权方在投诉过程中有权代表授权方签署及接受各类法律文件、递交各种证据材 料、进行沟通联系、协助查处工作、接受调解或和解、撤销投诉等；

3、被授权方有权对涉嫌侵犯授权方享有的知识产权的商品进行真伪鉴定，出具鉴定书 等。

被授权方实施的以上行为均视为授权方的行为，因此给腾讯公司或任何第三方造成损失的，由授权方承担赔偿责任，被授权方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本授权书有效期至年月日。

授权方：盖章（或签字）

被授权方：盖章（或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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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医疗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

医疗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

医疗人身侵权损害的赔偿标准有两种：一种是医疗事故条例规定的赔偿标准，但此规定只适用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患纠纷；第二种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及人身损害精神损害赔偿等相关司法解释所规定的赔偿标准，适用于医疗事故等特殊案件外的所有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件。

具体赔偿范围包括以下：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此外，受害者还可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法律、行政法规对精神损害赔偿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对于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和医疗费用不足、被抚养人生活费确需增加等情形，受害者还可以再次向人民法院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