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的比较

第一篇：中外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的比较

合并报表最大早在美国采有。不少美国公司早在本世纪初之前就已公布这种报表。而真正形成合并报表范式的是在新泽西州注册的美国钢铁公司，该公司从开业起就一直公布合并报表。美国比其他国家更早地采用合并报告，可部分地解释为控股公司在那里发展得较早。在英国，控股公司以及合并报表起步较为迟缓。在英国最早出现的合并报表始于1910年，当1923年吉尔伯特。加恩希的有关合并的第一本英国著作发表时，合并报表在美国几乎已司空见惯。直到30年代末合并财务报表才得到普遍使用，1939年，伦敦证券交易所把提供合并报表作为新股票上市的一项条件。直至1947年集团报表（合并报表的一种形式）才由法律最终予以规定。在欧洲大陆，荷兰最早的合并财务报表出现在1926年；德国的公司在30年代开始编制合并报表，到1956年成为法定要求；法国1967年时有22家公司公布合并资产负债表，直到1985年以后，合并报表才具有强制性，但仅限于股份上市的公司。

我国于1995年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的征求意见稿，至今尚未修订完成。该征求意见稿包括十个部分，其名称及所包括的内容分别是：

（1）引言，指出了准则所涉及的范围，即涉及企业集团合并会计报表的编制。

（2）定义，在这里准则的征求意见稿给出了11个术语的定义。其中包括合并会计报表、企业集团、母公司、子公司、控制权、权益性资本、少数股东权益、少数股东损益、内部交易、合并价差、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

（3）编报单位，限定了合并合计报表的编报主体即母公司，并指出了母公司可以不编合并报表的两种特殊情况。

（4）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指出应当编进合并报表的子公司范围和可以不编入合并报表的特殊情况。

（5）合并会计报表的种类，包括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损益表、合并利润分配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

（6）合并会计报表会计期间与会计政策，提出应当以母公司的会计期间为合并资产负债表日。并指出子公司的会计资产负债表日原则上应当与母公司会计期日和资产负债表日保持一致，并提出了可以不一致的情况和处理方法。在会计政策的选择上也基本要求子公司与母公司保持一致和不便一致的处理等。

（7）合并会计报表程序，给出了编制合并报表的依据即母、子公司各处的会计报表，在相互抵销内部交易对母、子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影响的基础上，合并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各项目编制。

（8）内部交易的抵销，主要规范了五项内容：

第一，母公司对子公司权益性资本投资的数额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母公司所拥有的份额抵销。

第二，企业集团内部债权与债务项目，包括应付、应收、预收及预付等项目应当相互抵销。

第三，内部交易所形成的销售收入、费用和投资收益应当予以抵销。

第四，内部交易所形成的存货中，由于内部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应当全部予以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失，除其成本不可能收回者外，也应予以抵销。[!--empirenews.page--] 第五，内部交易取得的固有定资产及其他们资产中，由于内部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应当全部予以抵销；未实现内部销售损失，除其成本不可能收回者外，也应予以抵销。

（9）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损益，指出予公司所有者权益中少数股东权益的列示、拥有份额的确定，以及少数股东损益在报表中的列示等内容。

（10）合并会计报的附注，规定除包括个别会计报表应附注的事项外，还应包括纳入合并的子公司一些情况及原因等。

二、比较

不同国家在合并合计报表的理论和实务领域里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以上的关于合并会计报表准则的简介中已经介绍了各国在采用合并财务报表时间先后上的差异。下面就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的征求意见稿与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合并财务报表和对附属公司投资的会计”以及英、法、德、美、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一）关于定义

合并财务报表是在把企业集团视为一个单独的会计主体的基础上编制的。国际上基于对合并报表的信息向谁提供该信息的目的这两点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对合并集团三种不同的概念。（1）“母公司”集团概念。这种概念认为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是为现有的和可能的普通股东编制的。对于部分控股的子公司，则片面强调母公司或控股公司的股东权益，而忽视甚至不惜牺牲少数股东的利益。（2）“主体”集团概念。这种概念强调的是集团中的所有企业这一经济主体，并对所有股东，不论是多数股东还是少数股东，一律同等对待、一视同仁。（3）“所有权”概念。这种概念用来概括这种情况，即一个企业隶属于一个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既没有单一的母公司，也没有少数股东，既不存在法定支配权，也不存在单一的经济主体。按照“所有权”概念，既不能强调法定控制，也不强调经济要体，而是强调能对经济和财务决策产生“重大影响”的可能性的所有权。在这种概念下，当年的损益及资产与负债均可以按比例列入报表。

英国的法律和惯例主要以“母公司”概念为基础。但以“所有权”概念为基础的权益法也被视为标准的惯例；而且“主体”概念也常被使用。英国第14号标准会计惯例公告（1978年）将集团定义为“一家控股公司及其子公司”；1985年的公司法对子公司下了定义，并认为如果其它公司是它的子公司，这家公司才是另一家控股公司。其标准是：

（a）董事会的成员资格及控制权；

（b）持有超过半数的股权资本名义价值。对于不属于子公司或控股公司的“联营公司”和“联属公司”，公司法也给予明确的界定。

美国的惯例也是以“母公司”概念为基础，并结合运用权益法，而且还广泛应用“权益结合法”。权益结合法是以“主体”概念为基础的，难以与“母公司”概念相协调。德国的法律和惯例与英、美相去甚运，主要是以“主体”概念为基础的。与其它国家不同，企业集团是以法律主体的形式存在，通常称为“康采恩”。法国的法律和惯例是同时以母公司和所有权概念为基础的。荷兰的惯例与英国十分相近。企业集团史是会计上的概念，并非法律主体。从我国的《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和《企业会计准则第×号-企业合并（征求意见稿）》的要求与实务中的操作来看，我国主要以“母公司”概念为基础，并结合运用“购买法”（参考本书第九章第三节）[!--empirenews.page--]

（二）关于编报单位

在编报主体的规定上，各国基本一致。即合并会计报表由企业集团中的母公司编制。但当母公司本身完全被其他企业拥有时，则不需要呈报合并财务报表。并指出当母公司本身是被另一母公司几乎完全拥有的子公司时，在少数股东同意的情况下，也可以不单独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类母公司应当在其单独编报的会计报表中说明未编合并会计报表的理由，公开合并会计报表的母公司的名称和注册地。

（三）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征求意见稿在这方面的规定较详细，与国际会计准则和日本会计法规相比，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一致的，都规定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母公司应当将其所有的子公司，包括境内和境外从事各种经营业务的子公司，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合并范围。除此之外，我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都规定并列举了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但其基本条件存在着差异，我国子公司的范围包括母公司拥有其过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的被投资企业；间接拥有其过半数以上楼益资本的被投资企业；直接和间接拥有其过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的被投资企业。国际会计准则指出合并财务报表应包括由母公司控制的所有企业，如母公司直接或通过附属公司间接控制一个企业过半数的表决数，即可认为[1][2][3]下一页 存在控制。日本会计法规中规定原则上所有的子公司都作为合并的对象，母公司和子公司是根据有无义决权超过一半的实质上拥有来定义。从以上表述可知，我国是根据是否拥有子公司过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作为标准，而国际会计准则和日本会计法规则是依照是否拥有子公司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权和议决权。

另外，我国和国际准则都给出了除了上述控制其半数以上的权益性资本或表决权的被投资单位被纳入子公司的范围之外，若不满足上述条件但与母公司之间存在着下列情况之一的，该被投资企业应当作为子公司：

（1）根据与其他投资者的协议，拥有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2）根据法规或协议，拥有统驭企业财务和经营政策的能力；

（3）有权任免董事会或类似管理机构的大部分成员；

（4）在董事会或类似管理机构的会议上，有权投多数票。

而日本会计法规对不应包括在合并范围内的被投资企业做出了界定，包括：

（1）因不存在有效支配从属关系，被认为缺乏组织一体化的公司；

（2）不被认为是继续经营的公司（破产公司、清算公司等）；

（3）被认为母公司只一时性拥有其议决权超过一半的公司；

（4）通过合并，恐怕会使利害关系者的判断失误的公司，应从合并范围内排除。进而，对于缺乏重要性的小规模子公司亦可以从合并范围内排除。

我国准则也列出了与此相类似的不应包括在合并报表的子公司范围，但与日本准则相比，没有上面的第（4）条，而多了另外两条，即：

（1）非持续经营的，所有者权益为负数的子公司不应包括在合并会计报表的范围内。[!--empirenews.page--]（2）受所在国外汇管制及其管制，资金调度受到限制的境外子公司。

（四）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的种类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的应编报的合并会计报表有：

（1）合并资产负债表；

（2）合并损益表；

（3）合并利润分配表；

（4）合并现金流量表。

日本会计准则中规定的登工财务报表包括合并借贷对照表或称合并资产负债表、合并损益计算书即合并损益表、合并留存收益计算书，与我国的合并利润分配表相似。

关于合并报表的公布要求，中西各国对应予公布的合并报表的要求各具特点：

（1）在美国。美国的合并惯例受证券产易委员会（SEC）的规定及有关会计准则的约束，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公司都必须提交合并报表。此外，还必须提高母公司本身的报表。证券交易委员会还对合并报表和汇总财务报表的形式和内容作出了若干规定，它要求合并报表应明确地反映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2）在英国。根据1985年公司法的要求，当一家公司在财务年度终了时拥有一家子公司，而它本身又不是另一家在英国注册的全资子公司时，就必须提供“集团报表”，不过，集团报表不一定是合并报表。它是反映一家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业务及损益情况的报表。集团报表必须真实并公允地反映母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的业务情况及损益。

（3）中国在《合并会计报表暂行规定》是明确指出：凡设立在我国境内，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子公司的母公司，应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以综合反映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形成的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同时，母公司除单独报送合并报表外，还应当按原渠道报送本公司的会计报表和汇总会计报表。

（五）关于合并报表会计期间与会计政策

中外会计准则对合并会计报表的会计期间一般都规定以母公司的会计期间为准，并要求子公司的会计期间和资产负债表日应与母公司的保持一致。而且我国准则指出，当子公司会计期和资产负债表日与母公司会计期间和资产负债表日不致时，应当按照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日和会计期间重新编制子公司会计报表，以重编的子公司会计报表作为合并会计报表编制的基础。另外，我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都提出如果子公司资产负债表日与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日相差在三个月以内时，也可以以三个月以内子公司编制的会计报表为基础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同时，应对子公司资产负债表日与母公司资产负债表日之间发生的重大内部交易或其他事项在其会计报表中作必要的调整。并根据一致性原则的要求，报告期的长短和报告日的差距，在各期之间应当相同。

一般地，各国会计准则都要求子公司与母公司相同的会计政策。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合并会计报表中还指出当子公司不便于与母公司采用一致的会计政策时，也可直接利用该会计报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但应当在合并会计报表中作必要的说明。国际会计准则与我国准则在这方面几乎相同，但多了一项应说明的内容即应说明在合并财务报表中采用不同会计政策的项目的比例。[!--empirenews.page--]

（六）关于合并会计报表程序

我国准则提出合并会计报表以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编制的会计报表为依据，在相互抵消内部交易对母公司及其公司个别会计报表影响的基础上，合并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各项目编制。对于合并报表的合并程序，我国与其他国家相同，在实务中都是通过作调账分录，将母公司及其子公司财务报表逐项相加后的结果进行调整，抵消内部交易的影响，从而得出合并会计报表。

（七）关于内部交易的抵消

各国在内部交易的抵消的程序上可能存在某些顺序上的差异，但基本方法和抵消内容却基本相似。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母公司权益性资本投资数额与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母公司所拥有的份额抵消。其中，子公司所有者权益中母公司所拥有的份额应根据子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扣除子公司中少数股东所拥有的份额确定，而该份额与母公司权益性资本投资的差额在合并报表中应当作为合并价差处理。子公司与子公司相互投资的也应相应地抵消。

（2）企业集团内部债权与债务项目应当相互抵消。其中，内部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抵消后，其内部应收账款计提的坏账准备也应相应抵消；内部债券进行抵消时，内部债券投资数额与内部应付债券之间如果发生抵消差额，其差额应当作为合并价差处理，并与前述抵消权益性资本投资时发生的合并价差合并列示。

（3）内部交易形成的销售收入、费用和投资收益应予以抵消。

（4）内部交易所形成的存货中，由于内部交易民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应当全部予以抵消；未实现内部销售损失，除其成本不可能收回者外，也应予以抵消。

（5）内部交易取得的固定资产及其他资产中，由于内部交易所产生的未实现内部销售利润应当全部予在抵消；未实现内部销售损失，除其成本不可能收回者外，也应予以抵消。同时，对内部交易形成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时，固定资产中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当期计入或少计入折旧的数额应予抵消。而且，固定资产中的未实现内部销售损益中计入或少计入等计提折旧的数额也应当予以抵消。

其中关于合并差异，各国的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在英国和美国，标准的做法是在买收日按现价对净资产进行计量，把买得金额与净资产的现行价值之间的差额称为“合并商誉”。在美国，合并商誉须在不超过40年的期限内摊销。在英国，要求把商誉立即从准备金中注销，或在不超过其经济寿命的期限内分期注销。在荷兰，合并商誉应在不超过五年的期限内摊销。在德国，合并差异必须在每一资产负债表日期加以计算，被投资公司的账面价值被定义为：包括股本和各项准备以及尚未扣除股利的当年损益。因此，合并差异的数额每年都会发生变动。法国的大多数公司采用类似于德国的做法，但也并非完全相同。合并差异是在每个资产负债表的日期计算的；被投资公司的账面价值包括股本、准备及前期结转利润，但不包括当年的损益。我国目前的合并会计报表的规定只适用于国家国有资产管上一页&nb [!--empirenews.page--] sp;[1][2][3]下一页 理局授权试点的企业集团、股票上市公司和需要编报合并会计报表的外贸企业。按要求，不确认合并中出现的商誉，而作为“合并价差”处理，并逐年摊销。

（八）关于少数股东权益和少数股东收益

中外准则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列示要求几乎是相同的，即少数股东权益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应与负债和母公司的股东权益分开列示。集团收益内的少数股东权益也应分别列示。我国会计准则还规定在子公司发行有优先股的情况下，计算少数股东损益时应当以扣除优先股股利后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我国准则对少数股东损益的界定是将之作为企业集团总利润的减项，在合并损益表中单独列示。少数股东损益根据少数股东持有权益性资本的比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子公司本期净损益计算确定。并规定少数股东增加对子公司的投资应当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作为融资活动家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处理；少数股东本期损益，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作为营业活动所在地的现金流量处理；子公司将利润分配给少数股东，在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作为融资活动所产生的现金流量处理。

与我国准则相比，日本准则指出子公司的资本账户中不属于母公司权益的部分，应作为少数股东权益表示。但是子公司的亏损等的分担额超过少数股东权益金额的场合，其超过额应由母公司的权益负担，不使少数股东权益的金额为负数。与此相对应，国际会计准则中还规定在予以合并的附属公司中，少数股东应占的亏损可能超过少数股东在附属公司的权益。超过的部分以及应归属少数股东的亏损，除了少数股东有约定义务并能够弥补的亏损外，应冲减多数权益。如附属公司以后报告利润，所有这些利润均应分配给多数股东，直至以前由多数股东承担的少数股东的亏损额全部收回为止。

（九）关于合并报表的附注（披露）

我国准则指出合并会计报表附注中除包括个别会计报表应附注的事项外，还应当包括如下事项：

（1）纳入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重要子公司名称、业务性质、注册地、母公司所持有的各类股权的比例；

（2）纳入合并会计报表的子公司增减变化情况；

（3）拥有其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的被投资企业未纳入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原因；

（4）未拥有过半数以上权益性资本的其他被投资企业纳入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原因；

（5）纳入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的子公司与母公司会计政策不一致时，未进行调整的情况；

（6）纳入合并会计报表合并范围，经营业务与母公司经营业务相差很大的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等有关资料。

国际会计准则中除了上述我国准则中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还要求披露购买或外置附属公司，对报告日的财务状况、报告期经营成果以及对前期相关金额的影响。日本会计准则合并财务报表的说明事项有：规定为合并的方针、决算日的差异、会计处理的原则及手续、利润分配的处理方法、外币表示的财务报表项目的换算方法等有关事项。

第二篇：会计报表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是会计报表分析最常用，也是最基本的方法。它是通过主要项目或指标数值变化的对比，计算差异额，分析和判断企业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一种方法。比较分析法在会计报表分析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差距，找出产生差异的原因，进一步判定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确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折收益性和资金投向的安全性。按比较对象的不同，比较分析法可以分为绝对数比较分析、绝对数增减变动比较分析、百分比增减变动分析及比率增减变动分析。

（1）绝对数比较分析法

绝对数比较分析法是将各有关会计报表项目的数额与比较对象进行比较。绝对数比较分析一般通过编制比较财务报表进行，包括比较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比较资产负债表是将两期或两期以上的资产负债表项目，予以并列，以直接观察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每一项目增减变化的绝对数。比较损益表是将两期或两期以上的损益表各有关项目的绝对数予以并列，直接分析损益表内每一项目的增减变化情况。

（2）绝对数增减变动比较分析法

从上述绝对数字对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和现金流量表的比较中，会计报表的使用者很难获得各项目增减变动的明确概念，为了使比较进一步明晰化，可以在比较会计报表内，增添绝对数字“增减金额”一栏，以便计算比较对象各有关项目之间的差额，借以帮助会计报表使用者获得比较明确的增减变动数字。

（3）百分比增减变动分析法

通过计算增减变动百分比，并列示于比较会计报表中，可以反映其不同增减变动的相关性，使会计报表使用者更能一目了然，便于更好地了解有关财务情况。

使用比较分析法时，要注意对比指标之间的可比性，这是用好比较分析法的必要条件，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说明问题，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所谓对比指标之间的可比性是相互比较的指标，必须在指标内容、计价基础、计算口径、时间长度等方面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如果是企业之间进行同类指标比较，还要注意企业之间的可比性。

此外，计算相关指标变动百分比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相关财务指标的增长率，但也有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变动百分比的计算受基数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如果基数的金额为负数，将出现变动百分比的符合与绝对增减金额的符合相反的结果。②如果基数的金额为零，不管实际金额是多少，变动百分比永远为无穷大。

③如果基数的金额太小，则绝对金额较小的变动可能会引起较大的变动百分比，容易引起误解。

解决变动百分比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如果基数为负数，则取按公式计算出的变动百分比的相反数；若基数为零或太小，则放弃使用变动百分比分析法，仅分析其绝对金额变动情况。

第三篇：合并会计报表编制时间如何规定

合并会计报表编制时间如何规定 2011-11-1 14:40 互联网 【大 中 小】【打印】【我要纠错】

【问】甲集团公司有5个子公司，正常运营过程中，编制合并会计报表的时间周期怎样确定？是每月、每季、半年、还是合并一次？

【答】《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第十一条规定，合并财务报表应当以母公司和其子公司的财务报表为基础，根据其他有关资料，按照权益法调整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后，由母公司编

制。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七条规定，企业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财务会计

报告。

会计期间分为和中期。中期是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的报告期间。第十三条规定，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的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有助于财务会

计报告使用者对企业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情况作出评价或者预测。

根据上述规定，合并报表的编制期间应与经济决策需要相关，新准则明确为和中期，中期可以是

半年、季度，也可以是月度。

实际工作中，很多企业是参照原《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六条中对期间的规定编制的，即：“会计核算应当划分会计期间，分期结算账目和编制会计报表。会计期间分为、季度和月份。、季度

和月份的起讫日期采用公历日期”。

第四篇：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中外司法制度比较

一、司法制度形成的理论基础比较

司法制度是指国家体系中司法机关及其他的司法性组织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组织与活动的原则以及工作制度等方面规范的总称。

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三权分立”理论基础之上的，“三权分立”理论以权力分立和制衡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将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分开、并立，分别由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由此形成了独立的司法制度。尽管西方各国的法律规范不尽相同，但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共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司法机关的地位独立。司法机关的设置、权限、活动方式和程序等，都由法律明确规定，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改变或撤销。而且，司法机关的经费包括人员工资和活动经费按照法律规定实行预算单列，由国库直接拨付。第二，司法活动独立。司法机关按照法律规定，依照法定程序独立行使司法权，自主进行司法活动，其他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行使司法权或干预司法审判活动。而且，一个法院的审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涉。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不当判决，也只能依据上述程序进行变更。第三，法官独立。西方各国一般都以法律规定法官职务终身制。法官一经法定程序任命，非经弹劾，不得被免职、撤职或令其提前退休。而且，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言行不受法律追究。[1]

而我国的司法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是“议行合一”，即决定和执行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由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我国的司法机关虽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是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的，它最终要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对审判、检察机关和司法人员公正司法的情况进行监督，受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申诉和对司法人员的控告，督促他们依法办理。

二、组织体系比较

中西方司法机关组织体系的构成存在明显差异。西方国家的司法机关组织体系一般是指法院的组织构成，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严格地说，不是司法机关。就中国而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律师组织、公证组织、仲裁机构等组织统一构成我国的司法组织体系。

就法院组织体系而言，西方国家大多实行三级制，只有少数国家是四级制(如英国)；西方国家在普通法院之外，还设有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税务法院、专利权法院等等专门法院(如美国)；在一些联邦制国家，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并立，均有各自的组织体系，互不隶属。而在中国，法院体制实行单一制，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严格的控制关系，并设有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等专门法院，全国还普遍设立了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派出机构。

此外，在检察机关的组织构成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存在较大差异。西方国家的检察机关不是独立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它通常附设于法院中(如法国)；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则隶属于行政机构系统(如美国)。而在中国，检察机关与法院、行政机关并立，从中央到地方分四级设置，并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派出机构。

三、审判制度比较

审判制度也称法院制度，是审判机关适用法律过程中的一系列有关组织和活动的法律制度，包括法院的设置、审判组织、法官、审判原则、审判方式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一）法官。作为国家审判权的行使者，法官如何运用法律，如何正确地实施法律，直接影响审判工作的质量，影响司法的公正。因此基本上各国都对法官的资格、任免、保障等一系列要求做出了严格而明确的规定。

1．法官的任职资格。即对法官在业务、政治和道德素质上的要求。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较高。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首先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并且从事律师工作若干年，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如英国的上诉法院法官从执业15年以上的辩护律师中选择，郡法院的法官也要有7年以上的辩护律师经历。在政治素质上，西方国家一般要求法官中立，名义上禁止参加政治活动，在道德素质上，一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评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依据我国05年制定的法官法，担任法官同样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良好的品行。在业务素质上，一般要求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获得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或者非法律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一年，其中担任高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应当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在政治素质上，要求有政治上的坚定性，即忠于宪法，拥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道德素质上，必须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秉公执法，公正廉洁，作风正派。

2．法官的任免与任期。西方各国的法官都依一定的程序产生，主要有任命、选举两种方式。大多数国家的法官由国家元首或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产生，如美国联邦法院的所有法官都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在州法院系统中，加利福尼亚、弗吉尼亚等洲的法官由州长或州议会任命。而美国绝大数州法院的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28个州的法官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4个州的法官由本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在任期上，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法官终身任期制。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法官都是终身任职。有的国家虽有一定的任期，如瑞士为六年，但可以连任，没有任期限制，实际上有名望的法官几乎是终身任职。[1]

中国法官的任免权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除了法院院长由选举产生，其他法官均以任命方式产生；除了法院院长有任期限制(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但不超过二届)，其他法官均可终身任职，“非法定事由，非因法院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处分”。

3．法官保障制度。即从职业、身份、工资、人身等方面对法官履行职责予以法律保障。西方国家强调司法独立，而司法独立的表现就是“法官独立”。为保证法官独立行使职权，各国都规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内容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他人的指示及不适当的影响，只服从法律；专职法官任期终身制，即使实行任期制，其任期往往也较长。法官非经弹动，不得被免职、撤职或提前退休；实行高薪制。除工资外，还有岗位津贴等，并有退休金、抚恤金、残疾金；此外，还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免责特权，即法官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条件下，对于其履行法官职务中的有关事务，享有不受诉讼及不出庭作证的权利。只有在构成法律规定的罪行时(如德国，故意枉法罪)才负法律责任。实践证明，西方对法官的保障卓有成效。中国法官法同样对法官履行职责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法审理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非因法定事由，非因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执行国家公职人员统一的福利保险等政策和定期增资制度；法官的人身权受法律保护。在为法官提供保障机制的同时，不少国家也提供了制约机制。西方国家主要对构成主观故意的较大的犯罪追究法律责任，而我国法官法也对法官的惩戒作了具体规定。这种法官在享有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判承担责任，体现了权利与责任的统一。尽管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依法履行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并且从人身身份、工资等方面规定了保障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仍然受到诸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到独立行使职权。例如，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不是唯一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还包括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在处理与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时，法官的独立不可能是绝对的，独立的程度多少取决于司法工作是否真正的保证了司法公正，是否体现了法的正义，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2]

（二）审判方式

在审判方式上，西方国家实行两种不同的原则。英美法系国家一般实行四级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当事人主义的审判模式。在庭审中，强调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力量的均衡，法官居中公断，是消极的“仲裁者”，举证责任由起诉方承担，特别重视证据法。在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庭审的作用极大。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实行三审终审制度。多采用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庭审过程中，法官处于主导地位、起诉方与被起诉方地位相对弱化，在刑事诉讼中。虽然规定控辩双方地位平等，但控方为国家检察机关，控辩双方自然不持衡。

中国实行四级两审终审制，采取类似于职权主义的审判模式。而且具有自身特色：公、检、法机关在刑诉中分工负责、相互配台、相互制约，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更是法律监督机关。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居于审判主导地位，控诉双方职能相对弱化。法官在法庭调查中成了主要举证人，可主动调查取证，不受起诉方证据的限制；而且在开庭前，受理案件后即进八实质审判阶段。

中外司法制度改革

当今的司法改革有三个发展趋势：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开始淡化；第二，民族意识、宗教冲突和本土文化兴起；第三，贸易自由化使各国在法律方面的交往日益方便，国外的法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广泛。中国的司法改革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中国司法改革的特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第二，职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10年最令人瞩目的现象；第三，外来知识持续引入，但不断受到本土文化的阻却，表现在：诉诸人心的观念、官方权力的过分依赖及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影响。

国外司法改革

一、公正与效率兼顾

公正和效率是司法活动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

在刑事司法领域,世界各国解决诉讼迟延问题的举措是简化诉讼程序,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规定举证期限和审判期限。首先是简易程序的采用。如美国的辩诉交易,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实行的处刑命令,各国刑事程序中的简易裁判程序。其次是减少诉讼环节,如英美等国的罪状认否程序,常常导致法官直接定罪和处刑,从而简略了组织陪审团进行听证和辩论程序。最后是对特殊程序的采用,如交通案件速决程序、少年案件程序。当然这些都是在坚持公正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民事司法领域,作为诉讼超级大国的美国主要面临诉讼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和诉讼费用高昂。1990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民事司法改革法》对法院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1998年10月通过了世界第一部专门的ADR立法《替代性纠纷解决法》,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应当允许在所有案件中使用ADR。在美国,民事诉讼证据开示程序、审前会议、公共政策性案件等使美国的法官已从超然裁判者,转变为类似于行政人员的“案件管理者”。而在德国,目前民事司法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不断增加的诉讼案件。德国《民事诉讼法》自1877年颁行以来,已经进行了近百次修改。晚近几次大的修改,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简化程序,加快诉讼的进程,加大审理的集中程度。例如, 1976年12月3日的《简化与加快诉讼程序的法律》、1990年12月17日的《简化司法程序法》以及最近一次(2001年)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英国, 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诉讼改革以“接近正义”为目标,在负责这项改革的沃尔夫勋爵发表的《接近正义》中期报告(1995)和最终报告(1996)的基础上,英国于1998年公布了新《民事诉讼规则》,并于1999年4月26日正式施行。截至2008年6月30日,该规则共进行了46次修改。针对程序复杂、耗费较大、诉讼拖延等方面弊端,沃尔夫勋爵提出的司法改革原则以及新的分配正义诉讼哲学主张,都体现在英国新《民事诉讼规则》中。

二、司法民主化与专业化并进

司法的民主化改革是世界各国的一个共通的特点。例如,在日本,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于2004年5月正式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之后,又于2007年7月通过了《裁判员参加刑事裁判的规则》。根据日本司法改革的进程,上述立法确立的裁判员制度将于2009年5月正式生效并付诸实践。日本裁判员制度是一种颇具特色的国民参与司法的制度。在裁判员选任方面,它吸收了英美等国陪审团制度的经验;在裁判员职权方面,它借鉴了德、法等国参审制度的做法。日本的检察审查会制度是国民参与司法的又一重要制度,由公民审查检察官的不起诉处分决定是否妥当,以便对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进行监督和限制。为了提高监督实效,修改后的《检察审查会法》则规定:检察审查会作出起诉决定后检察官仍不起诉的,检察审查会可以再次决定起诉,并由裁判所指定的律师代替检察官提起公诉。此外,韩国国民参与刑事裁判制度也富有特色。为了提高司法的民主性和正当性,韩国于2007年6月1日制定颁布并2008年1月1日实施的《关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法律第8495号)在刑事诉讼中正式引入陪审团审判制度。在俄罗斯,广大民众把陪审制的重建看作是刑诉制度改革乃至全部司法改革的“核心”和“中心环节”。“立法者力图通过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陪审团取代职业法官来裁断公民是否有罪,以确保法庭审判不再仅仅沦为对侦查结果的草率审查,而成为完全意义上控辩两造的理性对抗的新格局。

专业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民事司法中,从私力救济到公力救济的纠纷解决发展过程也是纠纷解决的专业化程度提高的过程。公力救济的权威源于其专业而不仅仅是强制。在刑事司法中,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专门负责犯罪侦查/刑事公诉/刑事审判的刑事司法官员,以及专门负责刑事辩护的律师等,这也是刑事司法职能的独立化,刑事司法人员的职业化,刑事司法工作的正规化;而且,随着刑事司法工作越来越专业化,刑事司法人员在不同层面上出现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专业化是推广法治原则的要求,要求司法行为“中规中矩”;另一方面,专业化也是回应纠纷新类型和犯罪智能化、技术性的要求,要求司法技能“与时俱进”。

三、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结合

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以权利为本位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根据现代法治的精神,权利是权力的本源,权利应该优于或高于权力;而权力应该是权利的后盾和保障。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权力很容易膨胀和滥用,并成为权利的侵害者,因此,为了保障权利,必须制约权力。法治的基本目标是要以法的精神为基础,建立一种稳定且良性运转的社会秩序。法治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重心和一个基本点。所谓“两个重心”,包括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所谓“一个基本点”,就是治官限权,即“为官者不得违法”。这首先“有良法可依”,还要坚持“依法办案”的原则。“依法办案”之要旨就在于依照法定的程序办案。各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总体上体现出从传统的注重打击犯罪到现代的注重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目标转向。例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司法价值取向上由同犯罪作斗争转向保护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扩大了追诉对象和辩护人的权利。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辩护人的地位也获得了大大的提高。其一,扩大辩护人参与诉讼的范围:辩护人不仅可以在公民被提起诉讼之时起,就可以获得辩护人的帮助,而且对于经济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免除其法律帮助的全部或部分费用。其二,增加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介入诉讼后的会见权不受时间和次数的限制;辩护人有权在提起控诉时在场,参加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等调查活动;同时,辩护人有权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案件的材料和证据材料。

此外,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也不应被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在有些情况下,被害人的利益与打击犯罪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一致,因为在具体案件中某个被害人所强烈追求的未必都是社会全体成员对打击犯罪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刑事司法系统所面对的是一种三角形利益关系,即社会利益、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及其家属的利益。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就要在这种三角形利益关系中寻求平衡,全面合理地保护人权。

不过,在某些国家也存在着相反的趋势,例如, 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为了有效地打击和遏制本土的恐怖犯罪活动,在刑事诉讼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变革。变革的基本方向是扩大联邦政府的刑事侦查权力,这使得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到侵蚀,进而改变了社会安全与人权保护两大价值目标之间既有的平衡关系,同时也影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基本宪政结构。尤其是2001年9月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对恐怖主义犯罪和恐怖分子做了模糊界定,扩大了打击和追诉对象的范围;赋予行政执法部门羁押外国人几乎是无限的权力;扩展了联邦执法部门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权力范围,使刑侦手段更加灵活多样,更加富有效率。又如,英国2002年7月《司法改革白皮书》强调对犯罪的控制和案件事实的查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是以牺牲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四、诉讼主体合作与程序多元互补

现代社会多元的价值需求决定了司法程序的多样化。为了应对犯罪高峰和诉讼爆炸,司法效率某种程度被摆在了“优先”的地位。作为美国法律制度核心的对抗制诉讼的社会价值是将诉讼主导权赋予当事人(通过其代理律师)行使,但是也有其零和博弈的底蕴。因此,出现了通过“合作”诉讼缓和对抗制模式的实践范式,在摒弃零和博弈之不利后果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放大对抗制所独具的社会效用,或者以当事人在依然保留对诉讼结果的主导权的前提下提高替代诉讼的协作型纠纷解决机制的应用;或者在对抗制模式常见的竞争框架范围内强化合作。辩诉交易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每年大约90%以上的刑事案件,都是以辩诉交易的方式结案解决的。这种方式尽管备受质疑,但是它有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社会效益,大大提高了办案的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这使得辩诉交易在美国由地下转向合法(直至20世纪70年代,联邦最高法院才在判例中予以认可),并且由一国推广至英国、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家。

司法和谐的价值也促进了司法模式的多样化。例如,近年来,一些国家尝试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引入调解的机制,而且从系统的角度采取各种措施来实现“恢复性司法”,即促使那些因一念之差或其他偶然因素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回归健康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特殊程序的设立也体现了程序多元的特点。例如,在日本,少年诉讼程序、强制医疗程序以及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都是对常规程序的补充。

在民事司法方面,英国以公正审理权(或正当程序权)为国民的程序基本权,在宪法和普通法中皆有表现,不仅包含公正审判的权利,而且包含诉诸法院的权利, 1999年实施的新《民事诉讼规则》的首要目标就是确保法院公正地审理案件,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诉讼成本、实施法律援助政策、加强法官对案件的管理、设置多元诉讼程序等。加拿大、美国等国也都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法院对案件的管理。可见,在某种程度上,程序的规范化从公正审判转移到保障诉权,从对抗制转化为管理制,强调当事人对抗与法官管理、普通程序与多元程序相辅相成。

法国1975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突破1806年拿破仑时期《民事诉讼法》的观念,强调诉讼中的“合作”精神,即:一是实施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保护保险制度,保证平等行使诉权;二是减轻上告的负担。后者包括:(1)强制实行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律师制度;(2)在1967年设置调查法官制度协助主审法官基础上于1984年又新设调查官减缓上告法官审判任务过重的问题;(3)1978年在最高法院设置选择系属制度对上告理由进行判断而直接作出受理、驳回或者撤销的简易处理。这三项措施以既存上告制度为前提,还推出意见照会制度(如同我国的请示答复制度)对上告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三是简化诉讼程序和手续,防止诉讼迟延;四是以丰富多元的ADR制度对仲裁和诉讼进行有益补充,等等。通过这些措施寻求法官权力和当事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德国百余年来经过百余次修改的民事司法的发展方向从当事人进行主义到当事人自由逐渐被限制、法官干预逐渐加强,这分别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法律的特点。2002年1月1日新《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新一轮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增加法官的阐明义务、扩大独任审理来实现一审程序的强化;二是重新构建了上诉条件和方式,由此重构审级功能,增强初审法院裁判对当事人的影响力,限制上诉数量;三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推广应用。该法第278条规定强制性的“和解辩论”程序,即所有的民事诉讼在口头辩论之前必须有一个善意和解的协商程序。

在民事司法中,现代西方各国“简易程序”名目各异,大致包括:(1)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是以支付金钱为诉讼标的的案件;亲自诉讼、口头进行、非专业化;职权主义介入较多,注重调解;较低的诉讼费用标准;赋予当事人选择权;法官的司法权和当事人程序保障权两方面都受到一定限制,当事人一般不允许反诉,原则上实行一审终审制。简言之,小额诉讼与普通诉讼程序完全分离,小额诉讼程序与其说是一种诉讼程序,毋宁说是一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2)大陆法系国家的“简易普通程序”,即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3)大陆法系用于分流金钱诉讼的督促程序。(4)普通法系国家用于分流形式性问题和程序性事项的即决判决程序和与之类似的“根据诉答状作出的判决”及“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当然,各种简易程序也是在一定理念基础上根据或单一或多样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设计的。20世纪,各法治国家围绕着怎样更好地保障社会成员利用司法的权利,掀起了接近正义运动的“三次浪潮”,从创立和完善诉讼周边制度到现代型诉讼(扩散性利益司法保护)再到构建诉讼外争端解决机制(ADR),纠纷解决的功能逐渐从法院向社会化的ADR转移,形成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与诉讼之间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指导ADR运动的两大方向,一是接近司法或正义指向ADR,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二是自治或自律指向的ADR,从质的角度改善和缓和司法和诉讼的固有弊端。总体而言,ADR除了具有缓解诉讼压力还有社会合作和自治的意义,并且对司法起着量的分流和质的改善的作用,不过正式的诉讼和非正式的ADR之间面临着正式的程序正义和自由裁量的个别正义之间的适度平衡,ADR的运作及其对司法及法治的积极作用,从根本上只能是一个相对合理和不断调整的过程。ADR的发展与司法改革的互动发展,促生新型非正式司法程序的发展如简易程序、小额程序、社区法院等,使法院承担促进、协调和制约监督ADR职能,促进传统诉讼文化向合作和解性转化,促进当事人在纠纷解决程序中的参与程度,以及改变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传统思维方式等。无论是美国迅速发展的司法ADR制度、英国的民事司法以“尽可能避免诉讼”为基本目标的改革方案和ADR具体措施的逐步应用、德国的自治取向的起诉前调解前置,还是日本的以行政主导建构而形成的司法与行政合一体制的管理型纠纷解决模式,都表现了ADR机制与诉讼制度的相互补充。

中国司法改革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机关受地方行政影响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法官、检察官通常是由本级党委组织部门或政府人事部门考察推荐，由本级人大选举或者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上级司法机关虽然也可以参与一定意见，但是最终还是由地方党政说了算。这就使得地方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能够通过掌握用人权，对司法机关的工作形成实际控制，使司法官员在行使职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从而受地方保护主义和当地行政机关的左右，影响司法公正；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2] 司法权地方化。我国宪法设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领导下的“一府两院”模式。事实上司法机关不具有和政府相并列的地位。司法机关的财政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其他国家机关和组织。特别是由于地方司法机关受制于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党政委,由此导致了司法权的地方化。

从财政上看,我国自1980年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以“分灶吃饭”为主要内容的财政体制。这种财政体制虽然调动并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某些领域或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但与此同时,在“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一方面我国的行政机关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财权,各级司法机关的经费必须由同级政府决定;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在装备、办公条件、办案经费等方面会因各地经济发展及财政收入状况不同而大相径庭。而且在职工住房、工资、福利待遇方面也会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财政状况不一而出现大的差异。这样一来,司法部门的经济利益,司法人员的个人物质利益同地区经济利益融为一体,息息相关。因此在这样的经济利益结构中,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在审理案件(尤其是经济案件)执行判决时,都有一种基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考虑的主观愿望,希望本地当事人胜诉, 本地的企业正常经营、盈利、不亏损,本地银行里的钱不被划走。于是司法活动中违背法律规定,抢管辖、滥用职权、枉法裁判、偏袒本地当事人、不作司法协助等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

地方司法机关除了在财政上依赖于地方政府外,在人事制度方面,还受制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党委。在实践中,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地方司法机关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或指派权。实际上是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内定,通过同级人大履行一下选举或任免手续。这种权力机构和权力隶属、权力依赖关系,使得地方司法机关无力抗衡地方政权的权力干预,当然不可能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这就决定法院及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只有与地方政权合作,才能正常开展工作。一些案件的处理明知不合法、不公正,但如果坚持原则、秉公执法,顶撞了地方政权及其有关领导人,法院的经费来源就可能被切断、砍掉,工作就无法开展。法官的司法行政职务及审判职位晋升就面临威胁,甚至可能会被无端免职、调离、遭到政治上的打击报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法院及法官违法滥用司法权,搞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确实有些迫不得已。可以这样说,司法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只是在职能上分开了,但是在体制上依然是难舍难分的。这是司法机关无法充分实现宪法赋予的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重要原因。

（二）司法权行政化

司法模式行政化。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司法的非行政化。由于受政治、文化传统和司法传统的影响,我国的司法体制、法院机构设置、法官制度、司法运行过程都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审判权与行政权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事务进行积极而主动的干预,而法院则不应该采取主动的方式。法院是一个是非的判决者,法官只能坐在法庭上行使权利,不能到处出击主动提供服务。但在现实中,我们的法院所承担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职能。这是由于我们对法官和法院的职能定位以及权力运行特点并不十分清楚。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体制问题造成的,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法院就永远摆脱不了“受制于人”的尴尬境地。

从法院的设置来看,基本上是走行政区划的路子,这种体系无法摆脱司法和行政的各种关联,产生不利于公正司法的因素。从法院内部结构来看,法院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形成了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阶次加以套用的,行政性官员甚至已经成为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衡量器。从法院内部上下级关系来看,不同层级的法院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而是具有行政意义上的上下级领导关系。上一级法院有权对下一级法院的工作进行指导,甚至对个案进行所谓“提前介入”的干预,而下一级法院主动就案件的判决向上一级法院请示汇报,这种关系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这种司法体制本身的行政化,是导致当前我国审判不能真正独立、公正以及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三）审判方式不科学

1．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审判方式是法官职权主义，由法官一手操作调查取证、审理、裁判等全过程。而这种操作往往又在“暗箱”里封闭进行，从而使审判权的行使得不到监督和制约，给法官偏袒一方创造了条件，这种“暗箱操作”难以保证实体公正的结果。

2．在我国，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都是审判组织。合议庭负责审理绝大部分案件，审判委员会则对合议庭审理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但在实践中，许多合议庭只是负责审查事实，提出适用法律的意见，最终判决则是通过请示领导等方式得到了最终结论后才能作出和宣判，从而导致了“先定后审”的走过场现象；法官对案件只有审理的权力，而无裁判的权力，审判委员会集权太多，讨论案件过多，而审判委员会成员又大多不参予具体案件的审理，这就形成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分离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调动审判人员的积极性，还人为地延长了审判时间，导致超审限现象的出现。由于集体讨论，责任分散，出了错案无人负责，违法审判的责任追究落实不了。[5]

3．法院的审判结果最终要体现在裁判文书上。由于裁决文书过去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既不讲判决的道理，也不讲判决的法理，使当事人不信服，导致上诉、申诉居高不下，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因此，为了实现审判结果的公正，体现裁判结果的法律文书的改革势在必行。[6]

（四））司法腐败严重

司法腐败，是对当今社会危害最大的腐败，因为它危害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公平正义的信念和追求。司法腐败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表现在地方，是将公共权力地方化。国家赋予司法人员的职权，成为个人、地方谋取个人私利、部门利益、行业利益的手段，司法活动被用作权钱交易的工具。近几年来一些法官吃、拿、卡、要，索贿受贿，执法犯法，贪赃枉法；有些法院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导致司法不公的问题较突出；这些司法腐败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不仅严重地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司法的权威,而且严重地败坏了党和国家的崇高威望。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五）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降低了法官的地位。低素质的法官给法院工作带来了很不利的影响，直接产生两个方面的恶果。一方面是错案往往难免，由于一些法官素质不高，对法条理解能力偏低，对证据的判断失误，不能胜任高度专业化的审判工作；办案水平低，超审限办案问题依然存在；部分法官缺乏对审判技能的熟练掌握和运用，审判技能较差，无法独立地、高质量地处理复杂案件，不能很好地履行法律赋予的公正司法的职责；另一方面是法官违法违纪情况时有发生。有的法官甚至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殉私舞弊。这两个恶果已严重危害了法院的权威性和司法的公正性。

（六）“执行难”问题

生效的判决应当执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保护，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法律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多年来，法院“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已成为困扰法院工作，影响国家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突出问题。执行机构互不隶属，力量分散，装备薄弱，严重制约执行效率，影响执行效果；整个社会的协助执行观念仍很淡薄，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缺乏应有的尊重；少数领导干部滥用权力，以权压法，公然非法干预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生效的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就会动摇人民群众对国家法律的信心，损害法律的尊严。当发生纠纷时，许多当事人要么是“屈死不告状”，自认倒霉；要么是以私了方式解决；更有甚者，雇佣社会黑势力，以“黑”对“黑”，因经济纠纷引起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刑事案件时有发生，“执行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痼疾。

二、针对我国司法制度的不足所采取的改革措施

（一）改革司法体制，确保司法独立

实现司法独立是我们实现法治、追求司法公正的必要前提。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只能有国家的司法审判机关来行使，其它任何机关均不得行使这项权力。为了使法院摆脱行政的束缚，就必须改革现有法院的组织方式、司法人员的任免程序和方式，改变各级地方司法机关的财政体制。首先要打破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的体系，创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可使司法机关免受利益诱惑和其他地方权力影响的司法体系。同时还必须改革现行司法机关的财政、人事体制，让司法机关摆脱在经费上对地方上的依赖，在人事上受地方上控制。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1）改“平行管理”模式为“垂直管理”模式，收回各级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人、财、物的决定权和供应权，改由中央统一管理。地方不再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充分发挥中央对地方司法权的支配作用，从而实现国家法制的统一。（2）将法院的行政管理事务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进行管理。中央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管理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司法管理机关行使对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的管理权

（二）改革审判方式，确保程序公正

审判方式的改革首先应以审判公开为核心，公开审判的实质就是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和裁判，案件事实调查和认定的整个过程都应当在法庭公开。其次要改革审判方式：一是庭审方式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强调当事人举证，加强对证据的质证和开庭辩论，充分发挥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把开庭审理的过程真正变成调查案件事实、核实证据和双方当事人说理辩论的过程；二是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的责任制，改革现行合议制与审判委员会制，建立主审法官制。改变现行中的审判集体负责制，要改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与判脱节的状况，取消层层审批制度，使参加案件审理的主审法官享有独立裁判的权力，同时让其真正独立地负起责任。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应对主审法官起监督和指导作用，但不能代替主审法官承担责任，一旦出现错案，应由主审法官个人承担责任。同时还要确定法官独立审判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并且对违反该行为规范的后果作出具体规定，从而在制度上确保审判是在严格遵循诉讼程序的前提之下实现的。三是简化诉讼程序，真正体现“两便”原则，避免重复劳动，以最少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审判效果。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实现案件繁简分离，从机制上确保案件审理的快捷高效，使一般经济纠纷，能得以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四是凡是能够调解，当事人也愿意调解的，开庭前可以调解，庭上庭下也可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由审判庭予以受理和审判，不应久调不决。

（三）切实解决“执行难”

切实解决“执行难”，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审判的正义、高效、有序落到实处，必须加快建立执行工作的新体制和新机制，设立独立执行局，对执行工作实行统一管理和协调，统一调度指挥执行装备和力量，组织进行集中执行；确定执行重点地区、重点案件，组织、实施对重大案件的专项执行。各级法院还要积极探索解决执行难的有效途径，强化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依法惩处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犯罪行为，维护案件胜诉方的合法权益。规范执行程序和秩序，对秩序中应当公开的事项一律公开，增大执行工作的透明度，自觉将人民法院的执行活动充分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执行救济，提高执行的公信度。

改革司法人事制度，提高司法审判人员的整体素质

司法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从行政管理模式向依据审判规律而形成的模式转换，全面提高司法人员的队伍素质，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和淘汰制度：一是要提高法官资格取得的难度，严格法官的任免程序，把好选拔关，要严格按照修正后的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选拔、任用、管理法官、检察官，要大力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才进入司法机关的渠道，建立一套从律师队伍中选拔检察官、法官的制度，坚决杜绝非专业人员进入司法队伍从事司法工作。调离、辞退业务能力低下的检察官、法官。推行法官逐级选任，缩减法官人数，实现法官精英化。二是要完善培训机制，实行法官轮训制，努力造就一批精通法律业务、熟悉国际贸易规则、懂外语的专家型法官。三是提高法官待遇，以吸引全社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法官队伍中来。在法院组织体系、人事体制改革方面逐步使地方法院与地方政府发生脱离，通过人事制度改革以减少或消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现象。

(五)改革法官管理制度,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公正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为此,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

第一,严格规范法官的输送渠道与选拔条件,提高法官队伍的资质水平。一方面,要拓展经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法律人员进入法院;另一方面,要严把法院进入关。今后应明确规定,以高等教育政法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为法官的主要来源,无法律专业大专毕业以上学历者不能作为法官的选拔对象。目前存在的复转军人和党政机关分流人员进入司法机关的作法应当严加控制,尽快消除这种现象。对现有法官进行专业知识考试,合格者统一由最高人民法院授予法官资格,颁发法官资格证。对考试不合格者,坚决淘汰出法官队伍。这样才能使得提高法官待遇,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各种保障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这样既有助于防止司法腐败,又能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健全法官考核与淘汰制度。健全对法官的考核制度,既要考核业务知识和办案质量,也要考核政治品质和职业道德。要以考核结果作为法官提职、晋级和加薪以及淘汰的依据,真正实现能者上、庸者下,以激发法官队伍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约束意识,从而形成以制度塑造法官的道德人格,以法官的道德人格支持制度的管理机制。

第三,改善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提高法官职业的社会地位。法官职业极具创造性,是一种专业化和道德人格要求很高的特殊职业,法官的职业活动是一种复杂劳动,社会应给予法官相应优厚的工资与福利待遇。这样不仅有助于增强法官的职业责任和使命感,也有利于培育尊重法官、崇尚法律权威的社会风尚,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应当具备的。

总之,司法改革是制度的改革,更是人的改革,司法改革要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积极探寻现代司法模式,以适应我国4 加强和规范舆论的监督 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导致腐败。但在强化监督的同时，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对司法审判活动的乱干预，个别领导干部以言代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行为，不仅不是正当的监督，而且是违法的，应坚决纠正。

(四)改革合议制和审委会制,建立法官独立审判制。法院严格、公正执法依赖于法官严格执法和公正裁判,而法官公正执法的基本要求是法官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即法官享有独立审理和裁决案件的权利,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裁决承担全部责任。但“两制”的实行情况往往是审判与裁决相分离,这种以取消法官独立审判为特点的体制,消弱、虚化了司法责任制度,直接导致法官队伍进取精神萎缩,政治、业务素质下降,从而与严格、公正执法的法治要求相距甚远。因此,必须改革完善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方式,建立起符合审判规律和法律规定的管理模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审判长和独任审判员的作用;二是强化合议庭的作用;三是审委会应把绝大部分案件的审判权下放给审判长和合议庭;四是认真落实审判责任制,真正做到权责的统一

(三)改革监督机制,强化司法监督。对司法权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目前主要应当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强化此监督的首要任务是在制度上真正落实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具有准司法权。在国外,议会赋予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最高司法行政长官准司法权。当然,赋予国家权力机关准司法权,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替代司法机关,国家权力机关也没有必要介入所有的司法案件。

因此,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司法权时,应当把握一个“度”的问题。从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监督的角度上看,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下列案件行使准司法权:一是涉及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滥用权力的案件,包括司法机关以及司法人员在司法程序中的职务犯罪行为和司法诉讼错案的赔偿案件;二是对法律适用产生异议而需要作出立法解释的案件。这对于强化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确保司法公正具有重要作用。

除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外,还要健全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在法院内部实行立、审、执“三分离”制度,即立案权、审判权、执行权分别由三个职能部门行使,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机制,避免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而失去制约。同时,要制订、实行一系列监督制度:实行法官与当事人隔离制;改革现行陪审制,建立专家陪审制;建立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制定法官道德法等等。总之,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不仅要建立一套监督机制,而且这套监督机制必须具备科学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对司法活动的监督除了立法权的监督外，还应当受到舆论的监督，所谓舆论监督，是指舆论界（主要指新闻界）利用新闻媒体对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予以报道、传播、评论，以行使监督的权利。西方一些国家将舆论监督视为除立法、司法、行政以外的第四种权力。近年来，国外的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大多是被新闻媒体披露出来的，如美国的“伊朗门”事件、日本的利库路特案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全国法院教育整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法院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司法腐败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某些审判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着各种庭前、幕后的非法交易和操作，使原本应该公开的审判活动变成了一种“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可体现为客观、公正、全面地报道案情，使广大民众和社会各界都能了解法院的审理经过和判决结果，这对司法就是一种约束，可以防范司法人员暗中弄虚作假，任意枉判。，从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我们在肯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的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过滥的渲染性报道的负面影响。要使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发挥正面作用，必须使其规范化起来。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闻舆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力度不够，尚未形成足够的社会压力；另一方面过滥的渲染性报道又可能造成对司法活动的不公平影响。损害司法独立和司法活动的中立性。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对新闻监督予以规范，遏制和减少其监督过程中的非规范行为，以避免其产生错误的导向，干扰司法独立。

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必须强化监督机制。尤其是随着法官独立审判和实行责任制的实施，法官权力进一步扩大。权力若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导致专断和滥用，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第五篇：中外诗歌比较

从悼亡诗看中外诗人不同的柔肠侠骨

我爱诗，爱李白“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阔，也爱雪莱“如果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坚定信念。我爱陆游心中承载爱情的沈园，也爱普希金毕生追求的那片自由的大海。我为舒婷《致橡树》中独立的爱情观所折服，也因裴多菲《我愿意是激流》中的奉献精神而感动。

我相信，诗歌是人类共同的语言。纵使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我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和弥尔顿的《On his deceased wife》可谓中西方悼亡诗的璀璨之作。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是高中学的，当时只觉得旋律很优美。再度听见这首词是大学看《甄嬛传》时，果郡王从边关回来，见到甄嬛时，甄嬛内心百味杂陈，见到相爱的人，不能拥抱，甚至连眼泪也不能掉。千丝万缕的感情最终化作“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娓娓道来。那种感情，自此，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每每读来，总是落泪。

也许读惯了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的豪迈壮阔，大家都把苏轼评定为豪放派。在我看来，这个豪放的男子温柔起来，实在可以和容若媲美。

昔日伉俪情深的夫妻，如今已然阴阳相隔数十载。纵使我难以忘记你的温柔体贴，纵使我是那么的想和你“共剪西窗烛,话语夜雨时”，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连你的坟墓都那么的遥远。可是，就算见了又能怎样呢，十年的风雨沧桑，你还能否认出我就是当年那个子瞻。

日夜的思念，你是不是感觉到了呢？梦中，你坐在窗前，正在细细地梳着秀发。一切只如当年。相见的场面我想过千遍万遍，想说的话我有千言万语。然而，真正见了还是“相顾无言”，两行清泪。只是梦罢了，对你的思念无处寄托，只能期盼每年在你的坟墓前诉说衷肠。

我们再来看弥尔顿的“梦亡妻”： On his deceased wife（梦亡妻）

Methought I saw my late espoused saint

我仿佛见到了爱妻的圣灵来归

Brought to me like Alcestis,2 from the grave，好象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Whom Jove's great son3 to her glad husband4 gave，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Rescued from death by force, though pale and faint.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Mine, as whom wash'd from spot of child-bed taint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Purification in the old Law did save，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暇的白璧；

And such, as yet once more I trust to have 因此，我也好象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Full sight of her in Heaven without restraint，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Came vested all in white, pure as her mind:

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Her face was veil'd;5 yet to my fancied sight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Love, sweetness, goodness, in her person shin'd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So clear, as in no face with more delight.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But O, as to embrace me she inclin'd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I wak'd;she fled;and day brought back my night.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第一次读这首诗，只觉得晦涩难懂，后来看翻译，查了一些资料后，才发现这首诗的用情之深可以和《江城子》相比。

诗第一段阿尔雪斯蒂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她为救丈夫埃德米特斯免于死，自愿去死。刚死，就被大力士赫丘利斯从冥王那里抢救回来，送还给了他的丈夫。这里引用这则希腊神话，主要是写妻子进入自己的梦中，梦境之真实，好像这个神话故事在自己身上重现了。

第二段中，诗人阐述了爱妻的死因，即死于产褥。他相信如此善良的妻子死后应该获得了宁静，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诗中，“洗净了产褥的污秽”和“重见到天堂里他的清辉”从两方面阐述妻子得到了救赎，在天堂里身心皈依。

第三段尤其令人感动。早年，弥尔顿就因为操劳过度导致了眼睛失明，因此，他从未见过爱妻凯瑟琳的真实面貌。在第三段中，诗人真真切切的在描述：她一身素装，纯洁美好。含有宗教主义的色彩，也可以看出，虽然，他从未见过妻子，但是，在他心中，妻子的形象如同圣徒一样，是纯洁、洁净的。“面罩薄纱”也可以看出诗人从未目睹过夫人的真面目。

第四段中，当这一切都这么真实的存在梦境中时，作者从梦中醒来，妻子已然离去，只留下自己慢慢回味。

要说起弥尔顿，很多人可能对他存有和苏轼一样的误解。大多数人知道他大概因他的失乐园。要说成就最高的也当属失乐园。但当你把苏轼和弥尔顿的两首诗放在一起读，并且联系他们所处的时代和他们一生的遭遇时，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一、背景

苏轼一生从历史上看应该说是非常坎坷的。早年因受其父苏洵熏陶，发奋读书，博闻强识，为日后文学成就奠定了基础。年方20就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并且获得了第二名。五年后，参加科举考试，一举中的，从此开始了他的仕途道路。

诗人往往都是感性的，因此在政事上，他们少了些许干练纯粹。诗人又是有气节的，从来不会屈从，不会勉强自己违背自己的价值取向。

苏轼因在王安石变法这件事上与新党格格不入，因而被调到杭州，随即又到密州、黄州等地做官。经历了宦海沉浮，几升几降，而能与自己分担的人却早已阴阳相隔。或许是因相思过度吧，正月二十晚上，他的思念幻化成梦境一点一点蔓延开来。

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出生在英国一个富裕的家庭中，同样，受其父影响，他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旅行的途中，他找到了自己应该坚持的道路。回到伦敦后，他开始了宗教论战，主张取消国教的主教制度，并且一生都在为此努力。

国王查理一世被斩首后，他继续写诗歌鼓励人们提高对革命的信心，巩固革命的政权。也在此时，他因为身兼数职，而劳累过度，双目失明。

随后，王朝复辟后，他被捕入狱，但却幸免于难。出狱后，他仍然站在清教徒的角度，为革命战斗着。他的失乐园中，通过对夏娃、亚当和撒旦堕落的描写，反映出了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的失败。

弥尔顿的这首诗是写给他的第二任妻子凯瑟琳的，凯瑟琳嫁给弥尔顿才刚刚一年三个月就因产褥去世了，诗人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诗。

同样是政途上失意的两个人，同样是具有伟大抱负的两个才子，当面对自己政途的不如意和妻子离去的悲痛时，他们的语言瞬间融化了，在读者的心中澎湃，九转回肠。

二、写作手法

苏轼的诗总体是写实为主，而弥尔顿的诗则写虚为主。这或许也是中外诗人最大的不同。西方诗人因为受宗教影响，再加之其受希腊神话和浪漫主义的作用，他们经常极富想象力，而中国的古诗词作家，大多以质朴自然，感情自然流露取胜。

在这两首诗中，苏轼第一段先是写情，写不能相见，阴阳相隔的悲恸之情。而后，退一步，写纵使相见也难以相识的悲咽，讲感情加深一层。第二段写景，写梦中见妻子时的场景，家乡，轩窗，梳妆台以及明月，短松冈这些意象反映出了诗人见到亡妻时的情形。两段，情景分明却有景中有情，情中含景。

弥尔顿在诗中，先是用希腊神话为自己梦见妻子铺陈。第二三段虽描述了梦中妻子的模样，当却因包含有宗教主义色彩而使得凯瑟琳朦朦胧胧，难以触摸。也是因为受到宗教主义的影响，弥尔顿虽未见过亡妻，但在他的想象中，善良的人在死后都会得到救赎，都会得等到身心的宁静。因此，凯瑟琳是一袭白衣，纯洁无杂的。

三、不同的收尾

人生有很多悲痛之事，而最让人无奈的也莫过于阴阳相隔了吧。人死不能复生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然而，西方诗人因为受到宗教影响，常常会认为自己所爱之人死后身心得到了皈依，因此，他们的悼亡诗，悲伤色彩便会减淡不少。在这点上，中国诗则截然不同。在这两首诗中，结尾都以梦醒为基础，写现实妻子早已去世的伤感之情。然而，苏轼的更让人心生悲咽。妻子已然离去，那样对窗梳妆的场景再也不会有了，那个懂自己的人就这样不存在了，独留我们在两地饮尽思念与孤独的愁绪。弥尔顿的则以宗教为依托，认为妻子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了宁静，找到了归宿的地方，因此，纵然，妻子离自己而去了，悲伤也冲淡了些许。

透过不同的结尾，联系是人物的生平，我们也可以看出其更深的意思。苏轼的是对仕途的灰心意冷，对前途的迷茫。而弥尔顿的虽有悲伤之情，却展现出了他对反国教革命仍然存在着信心。

四、相同的爱情观

无论是王弗还是凯瑟琳，我觉得她们都是幸福的，因为有这样侠骨柔肠的爱人。

以前，我一直以为爱情就该从一而终，一辈子只爱一个人才是值得称许的。因此，我无法理解梁思成在林徽因去世后再娶林洙的事实。现在，我逐渐明白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与人会渐行渐远。

我想苏轼和弥尔顿写这首悼亡诗时，他们的续弦是知道的。她们应该也没有嫉妒的心。毕竟，一个人为一个人守候，心里存在她们的位置，这位置任谁也取代不了。后来人与前人各有位置，各有一片天地才好。

这种爱如此豁达，明朗。纵使时间流逝，岁月沧桑也难以抹杀曾经的相思相守。生前恩爱非常，死后这样并不华丽的诗词才能感人肺腑。这样的爱，深沉，浓重，与娶了几任妻子是无关的。他们永远都可以光明正大的说：你是我的挚爱。

相同的角度，不同的思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两位诗人的侠骨柔肠，更是人间真爱的纯净美好。不同的文化碰撞，相同的人类情感，这或许就是诗歌为什么受欢迎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