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读无用之书

第一篇：多读无用之书

多读无用之书——与陈平原教授对话

时间:2012年8月17日 作者：吴永熹 来源:新京报

关键词:

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致辞中，著名作家王安忆对复旦的同学提出三个嘱附，希望他们“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

这篇致辞以《教育的意义》为题于8月5日在《东方早报》刊载，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大学生的价值与追求等议题的讨论。

与之同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也在毕业季面世。

在这本明显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集中，陈平原从“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角度切入，以平和而明晰的语言，与读者讲述读书的心得与喜悦，探讨大学教育的意义与得失，语气谆谆，心意切切。

与王安忆一样，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警惕与远离主流价值观，养成独立的趣味和广博的审美。有感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急功近利，陈平原重提，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人物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影响甚巨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关注学术的流变与大学教育的成败，著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大学何为》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为自己而读书

新京报：如今我们到了一个书籍很多的时代，像你书中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多”。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读书的方法更重要了。

陈平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两千年的经典，有两百年的经典，有五十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的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是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你我认真品鉴，是有时代性的。

但不管怎么说，“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极上流的书”好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值得阅读？不说超前的著作被打压，即便沙里淘金，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比整天背诵、引述名人警句更值得夸耀。

在噪音铺天盖地的当代社会，建立并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是很难的。相信你自己的立场、视野及趣味，不受周围各种声音的诱惑，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周围的人都说好，都说“非读不可”，都说不读就OUT了，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这就很不简单。

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你确实非读不可，不读说不过去；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只是请记得一点，阅读可以消闲，但“消闲”不一定是“阅读”。越是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那我不反对；如果不是的话，需要保持一种警觉。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

新京报：要怎样建立自己的趣味和标准？ 陈平原：在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中，有一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如何重建人文学的自信，选择怎样的读书策略，以及“尚友古人”的好处。其中谈到金克木的经历，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认准几个著名教授，人家来借书，他抄书单；人家还书，他就跟着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

几年下来，金先生也成为一个眼界颇高的“学者”了。还有就是林语堂的故事。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底子原本很薄，经周作人指点，迷上了晚明文人袁宏道，并以此为基点，左冲右突，上挂下联，很快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读书线索。日后撰《四十自叙诗》，有这么两句：“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

不管是追随五百年前的古人，还是结交现实生活中的师友，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跟他/她们一起阅读、思考，就可以事半功倍。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谈读书，会决定你的视野和趣味。

新京报：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什么样的书是他最应该读的？

陈平原：这很难说。阅读最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这上面已经说了。别的，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目标，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公民立场，还是完善自家的审美趣味；是祈求良好的生活态度，还是促成专深的研究方向，这都影响你的阅读策略。

所以，很难说哪一本书是一定、一定要读的。另外，时代变化了，知识在更新，阅读视野也在转移，上一代人觉得必读不可的，下一代人不见得这么认为。除非是在大学讲专题课，否则，我不敢、也不愿意给人开书单。

寻觅阅读的乐趣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很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即“业余”的学问家，为什么？

陈平原：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分工这么细，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回答“不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好处是大家都“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能找到专家来解答。

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就是主张专业之外的读书。为专业而读书，这不必你强调，任何一个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缺的是专业以外的阅读。是的，从专业角度，天文我不懂，地理我不懂，考古我不懂，宗教我也不懂，可我有兴趣，会阅读我能找到感兴趣的相关书籍。

不满于封闭的专业小圈子，穿越各种学科的边界，不是希望从事“跨学科研究”，而纯粹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前者如今成了另一门“学问”，而我想说的是个人的“修养”，一种无关学位与学历，不能拿来评职称、报课题的“阅读的乐趣”。

构建丰盈的精神生活

新京报：在今天学科分工化越来越细的条件下，尤其是你读到博士，以学术为业，好像路确实越走越窄。这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很难打破。

陈平原：是困境，但不是不能打破。看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及趣味，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他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大学突出实用性，人文学日渐边缘化，这决定了一代人的学养及趣味。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作为中文系教授，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或者撰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很容易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的滑落、人文修养的缺失，长远看，危及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民众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本该成为“精神圣地”、“指路明灯”的大学，也都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不能原谅。

新京报：你更提倡博雅而非专深，这是不是你认为中国大学不应盲目学习国外大学的原因？

陈平原：不对，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设计等，之所以过分实用化，并不是学习欧美一流大学的结果。人家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注重博雅课程，要求大学生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才进入专业研究。我们过早地专业化，小小年纪，就划了一条红线，把很多知识排除在外，并贴上标签，注明“这不归我管”。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制度上说，除了中学的文理分科，再就是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过分侧重技术性知识，美其名曰“与市场对接”。我再三提醒，“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当然，如果你认定，我们的“大学”本来就应该是“职业培训学校”，那我没得说。

第二篇：多读“无用”之书

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

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致辞中，著名作家王安忆对复旦的同学提出三个嘱附，希望他们“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

这篇致辞以《教育的意义》为题于8月5日在《东方早报》刊载，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大学生的价值与追求等议题的讨论。

与之同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也在毕业季面世。

在这本明显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集中，陈平原从“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角度切入，以平和而明晰的语言，与读者讲述读书的心得与喜悦，探讨大学教育的意义与得失，语气谆谆，心意切切。

与王安忆一样，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警惕与远离主流价值观，养成独立的趣味和广博的审美。有感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急功近利，陈平原重提，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人物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影响甚巨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关注学术的流变与大学教育的成败，著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大学何为》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为自己而读书

新京报：如今我们到了一个书籍很多的时代，像你书中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多”。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读书的方法更重要了。

陈平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两千年的经典，有两百年的经典，有五十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的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是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你我认真品鉴，是有时代性的。

但不管怎么说，“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极上流的书”好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值得阅读？不说超前的著作被打压，即便沙里淘金，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比整天背诵、引述名人警句更值得夸耀。

在噪音铺天盖地的当代社会，建立并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是很难的。相信你自己的立场、视野及趣味，不受周围各种声音的诱惑，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周围的人都说好，都说“非读不可”，都说不读就OUT了，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这就很不简单。

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你确实非读不可，不读说不过去；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只是请记得一点，阅读可以消闲，但“消闲”不一定是“阅读”。越是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那我不反对；如果不是的话，需要保持一种警觉。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

新京报：要怎样建立自己的趣味和标准？

陈平原：在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中，有一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如何重建人文学的自信，选择怎样的读书策略，以及“尚友古人”的好处。其中谈到金克木的经历，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认准几个著名教授，人家来借书，他抄书单；人家还书，他就跟着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几年下来，金先生也成为一个眼界颇高的“学者”了。还有就是林语堂的故事。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底子原本很薄，经周作人指点，迷上了晚明文人袁宏道，并以此为基点，左冲右突，上挂下联，很快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读书线索。日后撰《四十自叙诗》，有这么两句：“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 不管是追随五百年前的古人，还是结交现实生活中的师友，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跟他/她们一起阅读、思考，就可以事半功倍。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谈读书，会决定你的视野和趣味。

新京报：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什么样的书是他最应该读的？

陈平原：这很难说。阅读最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这上面已经说了。别的，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目标，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公民立场，还是完善自家的审美趣味；是祈求良好的生活态度，还是促成专深的研究方向，这都影响你的阅读策略。所以，很难说哪一本书是一定、一定要读的。另外，时代变化了，知识在更新，阅读视野也在转移，上一代人觉得必读不可的，下一代人不见得这么认为。除非是在大学讲专题课，否则，我不敢、也不愿意给人开书单。

寻觅阅读的乐趣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很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即“业余”的学问家，为什么？

陈平原：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分工这么细，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回答“不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好处是大家都“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能找到专家来解答。

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就是主张专业之外的读书。为专业而读书，这不必你强调，任何一个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缺的是专业以外的阅读。是的，从专业角度，天文我不懂，地理我不懂，考古我不懂，宗教我也不懂，可我有兴趣，会阅读我能找到感兴趣的相关书籍。

不满于封闭的专业小圈子，穿越各种学科的边界，不是希望从事“跨学科研究”，而纯粹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前者如今成了另一门“学问”，而我想说的是个人的“修养”，一种无关学位与学历，不能拿来评职称、报课题的“阅读的乐趣”。

构建丰盈的精神生活

新京报：在今天学科分工化越来越细的条件下，尤其是你读到博士，以学术为业，好像路确实越走越窄。这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很难打破。

陈平原：是困境，但不是不能打破。看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及趣味，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他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大学突出实用性，人文学日渐边缘化，这决定了一代人的学养及趣味。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作为中文系教授，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或者撰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很容易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的滑落、人文修养的缺失，长远看，危及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民众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本该成为“精神圣地”、“指路明灯”的大学，也都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不能原谅。

新京报：你更提倡博雅而非专深，这是不是你认为中国大学不应盲目学习国外大学的原因？

陈平原：不对，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设计等，之所以过分实用化，并不是学习欧美一流大学的结果。人家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注重博雅课程，要求大学生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才进入专业研究。我们过早地专业化，小小年纪，就划了一条红线，把很多知识排除在外，并贴上标签，注明“这不归我管”。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制度上说，除了中学的文理分科，再就是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过分侧重技术性知识，美其名曰“与市场对接”。我再三提醒，“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当然，如果你认定，我们的“大学”本来就应该是“职业培训学校”，那我没得说。

第三篇：陈平原：学子应多读“无用”之书

陈平原：学子应多读“无用”之书

时间:2012年12月3日 作者：吴永熹（新京报记者）来源:新京报

关键词:

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典礼致辞中，著名作家王安忆对复旦的同学提出三个嘱附，希望他们“不要尽想着有用”、“不要过于追求效率”、“不要急于加入竞争”。

这篇致辞以《教育的意义》为题于8月5日在《东方早报》刊载，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掀起了一场关于教育的目标与意义、大学生的价值与追求等议题的讨论。

与之同时，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的新书《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也在毕业季面世。

在这本明显以大学生为对象的文集中，陈平原从“读书”、“大学”、“人文学”三个角度切入，以平和而明晰的语言，与读者讲述读书的心得与喜悦，探讨大学教育的意义与得失，语气谆谆，心意切切。

与王安忆一样，陈平原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之书，警惕与远离主流价值观，养成独立的趣味和广博的审美。有感于当今大学教育的急功近利，陈平原重提，大学的目标，“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人物简介】

陈平原 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散文小说史》等影响甚巨的学术专著。与此同时，关注学术的流变与大学教育的成败，著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与《大学何为》等。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为自己而读书

新京报：如今我们到了一个书籍很多的时代，像你书中说的“书到用时方恨多”。在这样一个时代，其实读书的方法更重要了。

陈平原：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层次的经典。有两千年的经典，有两百年的经典，有五十年的经典；在我心目中，能够在读书人的书架上长期站立的，就算是经典。换句话说，经典的定义及含金量、在现实生活中的命运，以及是否值得你我认真品鉴，是有时代性的。

但不管怎么说，“好读书”与“读好书”，二者应该有一个结合。这就带出另一个问题：什么是好书，什么是坏书。林语堂说过，他喜欢读极上流的书和极下流的书。“极上流的书”好说，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极下流的书”为什么也值得阅读？不说超前的著作被打压，即便沙里淘金，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这比整天背诵、引述名人警句更值得夸耀。

在噪音铺天盖地的当代社会，建立并坚持自己的阅读趣味，是很难的。相信你自己的立场、视野及趣味，不受周围各种声音的诱惑，用胡适的话说，即除了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得添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周围的人都说好，都说“非读不可”，都说不读就OUT了，你还能坚守自己的趣味，这就很不简单。

作为中国人，除了《论语》、《诗经》等几十种经典著作，你确实非读不可，不读说不过去；其他的书，其实都是两可的。只是请记得一点，阅读可以消闲，但“消闲”不一定是“阅读”。越是时尚的东西，越容易过时。假如这个时尚碰巧是你个人的趣味，那我不反对；如果不是的话，需要保持一种警觉。读自己喜欢的书，为自己而读书，这就是我的基本立场。

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

新京报：要怎样建立自己的趣味和标准？

陈平原：在我的新书《读书的“风景”》中，有一篇《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提及如何重建人文学的自信，选择怎样的读书策略，以及“尚友古人”的好处。其中谈到金克木的经历，他在北大图书馆当馆员，认准几个著名教授，人家来借书，他抄书单；人家还书，他就跟着读。读得懂读，读不懂也读。

几年下来，金先生也成为一个眼界颇高的“学者”了。还有就是林语堂的故事。林语堂的中国文化底子原本很薄，经周作人指点，迷上了晚明文人袁宏道，并以此为基点，左冲右突，上挂下联，很快理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读书线索。日后撰《四十自叙诗》，有这么两句：“近来识得袁中郎，喜从中来乱狂呼。”

不管是追随五百年前的古人，还是结交现实生活中的师友，找到你信任的读书人，跟他/她们一起阅读、思考，就可以事半功倍。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交朋友、谈读书，会决定你的视野和趣味。

新京报：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什么样的书是他最应该读的？

陈平原：这很难说。阅读最最基本的经典著作，这上面已经说了。别的，那就取决于你的阅读目标，是希望借此建立一种公民立场，还是完善自家的审美趣味；是祈求良好的生活态度，还是促成专深的研究方向，这都影响你的阅读策略。

所以，很难说哪一本书是一定、一定要读的。另外，时代变化了，知识在更新，阅读视野也在转移，上一代人觉得必读不可的，下一代人不见得这么认为。除非是在大学讲专题课，否则，我不敢、也不愿意给人开书单。

寻觅阅读的乐趣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很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即“业余”的学问家，为什么？

陈平原：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分工这么细，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回答“不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好处是大家都“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能找到专家来解答。

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就是主张专业之外的读书。为专业而读书，这不必你强调，任何一个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缺的是专业以外的阅读。是的，从专业角度，天文我不懂，地理我不懂，考古我不懂，宗教我也不懂，可我有兴趣，会阅读我能找到感兴趣的相关书籍。

不满于封闭的专业小圈子，穿越各种学科的边界，不是希望从事“跨学科研究”，而纯粹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前者如今成了另一门“学问”，而我想说的是个人的“修养”，一种无关学位与学历，不能拿来评职称、报课题的“阅读的乐趣”。

构建丰盈的精神生活

新京报：在今天学科分工化越来越细的条件下，尤其是你读到博士，以学术为业，好像路确实越走越窄。这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很难打破。陈平原：是困境，但不是不能打破。看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及趣味，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他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大学突出实用性，人文学日渐边缘化，这决定了一代人的学养及趣味。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作为中文系教授，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或者撰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很容易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的滑落、人文修养的缺失，长远看，危及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民众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本该成为“精神圣地”、“指路明灯”的大学，也都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不能原谅。

新京报：你更提倡博雅而非专深，这是不是你认为中国大学不应盲目学习国外大学的原因？

陈平原：不对，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设计等，之所以过分实用化，并不是学习欧美一流大学的结果。人家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注重博雅课程，要求大学生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才进入专业研究。我们过早地专业化，小小年纪，就划了一条红线，把很多知识排除在外，并贴上标签，注明“这不归我管”。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制度上说，除了中学的文理分科，再就是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过分侧重技术性知识，美其名曰“与市场对接”。我再三提醒，“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当然，如果你认定，我们的“大学”本来就应该是“职业培训学校”，那我没得说。

第四篇：读书要读有益之书

读书要读有益之书

——读培根《论学问》后

初三年级：庄雁

读书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读书的乐趣在于不断获取新知，不断感悟生活的真谛，不断体验生存的意义。

读书是获取各种信息的最主要手段，是适应社会的基本前提。当今社会，谁不会读书或不喜欢读书，都是不可理喻、不可原谅的。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论学问》一文中精辟的论述了读书、学问、快乐三者的关系。他的精辟论断：“知识就是力量”，不仅奠定了近代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使他成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当之无愧的始祖。他认为，读书求学的用途在于娱乐、装饰、以及增长才干。娱乐主要指修身养性，装饰主要指善于辞令，增长才干主要指人们在处理各种事物中的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

培根的思想和论点是权威而深刻的，也是令人深思的——阅读使人充实，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使人善辩。培根的这些思想和论点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得到具体的验证。然而，从培根哲学意识的高度来探究读书的意义毕竟显得过大过宽，甚至空泛。笔者认为，读书重在深刻，因此我的理解是“好读书不如读好书”即读书应读有益的书。

事实上，并非识字者就会读书。读书必须有目的、有感悟、有教益。学者为探究真理而读书，作家为积累素材而读书，学生为获得成绩而读书，旅客为消磨时光而读书„„凡此种种，不乏目的性与实用性。不过，在当今知识腾飞的时代，我们对读书应有一番更明确的认识，特别是处在应试教育时代的老师和学生，更应该有目的、有选择地读书。如果能像大作家张贤亮一样做到博览群书，那当然可喜、可嘉，如果没有博览群书的能力，那就应该认真选择好书、益书来读，这是一条迅速获取有用知识的捷径。培根还强调，有的消遣类书籍只适宜快速观赏，有的书籍只需要读其中一部分，而有的书却要认真品读，要下一番咀嚼消化的功夫。

我们生活中不乏各类好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了中国以及世界几代青年的积极进取精神；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影响了世界无数少年儿童的心智；瓦西列夫的《情爱论》启迪了多少痴男倩女的情愫；德莱顿的《学习的革命》掀起了全球学习意识的反思„„的确，好书能开启人类智慧之花，好书不厌百回读，读一本好书就能受益终生。因为一本好书就是一个挚友，一个知己、一个知音。我们常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多读心中有本，多写笔下生花”这里的多读书也指的是读好书、读益书。有诗云：“交好友，丰富感情生活；喝好酒，丰富物质生活；娶好妻，丰富家庭生活；读好书，丰富精神生活。”对广大文化人来讲，精神生活远远高于物质生活。由于经济的拮据，读书人再不能丢去这片崇高的精神家园。与此相反，一本坏书就如一个损友，会使你误入歧途，萎靡颓废。时下，中学校园中充斥着一些低级的杂志书刊，有的同学还在津津乐道，什么《惊悚怖客》《死亡游戏》《爱上你不回去》《逆反又怎么样》等，这些书刊会使同学们变得浮躁、狂热、错乱、痴迷，沉溺，应该引起来老师和家长的高度重视。

其实，读好书是一种享受，它不仅能愉悦身心，而且还能积淀情感；他不仅能深化知识，而且还能节约生命。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好好的去看看《史记》《世界名人大全》《我很重要》《拯救男孩》《拯救女孩》《活着》等书籍，他们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做人会有很大的帮助。

总之，书不在多，深刻就行；价不在高，有用就行。读书使人进步，懒惰使人庸碌。读好书使人充实，读坏书使人空虚。诸位，请静下心来，去读几本有益的好书吧！

第五篇：读廉政之书为人民服务

读廉政之书 为人民服务

灯火宁静之时，手捧一卷廉书，与书作者进行精神的交流、与书中人实现心灵的对话，更增添了一份对生命的理解和对“宁静方能致远”感悟。因此，工作之余，我们不妨静下心来，多读读廉政书，多看看廉政报，让思想道德教育、廉政教育再深入、再升华！“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读书活动，将使我们广大党员干部拿起书本，不断进取，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努力营造读书思廉、读书明志、读书修德、读书为民的良好氛围。读书思廉，政治类书籍自然必不可少，这类书能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由此延伸，那些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书籍更必不可少，尤其是一些选录腐败案例的书籍。这些书籍对腐败案例进行剖析，深刻揭示腐败分子从堕落走向毁灭的人生轨迹，给我们提供了种种警示：丧失信念，就会迷失方向；滥用职权，就会埋下祸根；不慎交友，就会陷入泥坑；偏废学习，就会走向误区„„ 而通过读名人故事，可思修身之德，只有身正方能为民。泱泱华夏史，上下五千年，自古以来中国廉吏文化可谓博大精深。范仲淹30年坎坷起落，难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志；郑板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时刻关注百姓疾苦。范仲淹、郑板桥等等这些人，老百姓从古至今都称呼他们为“清官”和“父母官”，这是老百姓对官吏的最高评价和褒奖。作为党员干部，就要与群众心贴心，真心实意地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坚决反对好大喜功、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的现象，要以勤政为民为出发点，以勤促廉。我们要敢于摆脱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条条框框，勇于破除墨守成规、等不良作风和陋习，要“敢为天下先”，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谋求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协调各方面关系、解决群众困难等工作中，努力探求高效、和谐的有效方法，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让人民感到工作有朝气、有魄力、有效率，让人民放心，让人民满意，让人民受益。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些腐败现象逐渐侵入我们党内，侵蚀着党的肌体，腐蚀着一些党员干部包括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严重影响了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能不能通过抓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端正党风，解决党内的腐败现象，关系到党组织能不能得到纯洁，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而腐败行为得不到惩处，腐败现象不能消除，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必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纯洁我们党的队伍，使我们的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所以，要牢记“两个务必”，严守党纪国法，时时处处严格约束自己，做到警钟长鸣，自觉维护党员的良好形象。就“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的学习活动，我们要做到：

在不断学习中加强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封建社会时期的官员都非常讲究加强自身修养。作为共产党人，尤其要注重强化学习，提高素质，加强修养，就是要学习先进模范人物，学习他们牢固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工作作风，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在不断学习中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不被社会上的丑陋现象迷惑自己的双眼。做到一要正，即正气。二要慎，即慎微慎欲慎独。三要公，即以公为家，公私分明，绝不干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事。

要结合自身工作性质，严格律己。“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学习，可以促使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内练素质，外型形象，充分发挥党员干部服务经济、服务地方的职能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回顾历史，不难看到，只要党风正，党的组织纯洁，党员干部能廉洁奉公，廉洁为民，能真正践行“三个代表”，党就会前进，就会发展，人民群众就会拥护和支持，党领导的事业就会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反之，如果党风不正，党的组织、党员以权谋私，侵害人民利益，人民群众就会反对，党就会脱离群众，失去群众，就会遭受挫折。所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就是要严肃党的纪律，端正党风，使广大党员干部能立党为公，勤政为民，认真自觉践行“三个代表”。因此，从党员干部抓起，就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行之以躬，不言而信”，在惩治腐败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起表率作用，要正确对待和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要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切实做到管好自己，管好子女，管好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清正廉洁，勤政为民。我们通过认真阅读廉政书籍，通过典型材料的学习，会深受教育，体会深刻，既提高了思想认识，又增强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认真履行职责、热情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奉行廉政尤需读书，读书可以明志，明志才知修身，身正方能廉政。

“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需要我们努力去实践，更需要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从小事做起。道德失范、信仰缺失，是许多人腐败堕落的重要思想根源。我们要把“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学习活动作为思想道德教育、廉政教育的再深入、再升华，我们每一个人的言行都影响着党的形象。为此，在“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学习中，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学习，再实践是体现“读廉洁书籍，扬清风正气”学习效果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