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搁浅的母亲在挣扎
搁浅的母亲在挣扎
洪玄发
人生就象一条船,疾病如同风浪。幼年是纸折的小船,很轻巧很脆弱,顶不住微波的起伏,只宜在脸盆或水凼中试航,且需一双双大手的用心呵护;青少年是扬帆起航的木船,可是在江河中行驶时,常常会迷失航向,需有经验的老船工时时为其掌舵导航;中年是装备精良的万吨级钢铁巨轮,在海洋上乘长风破万里浪,目标明确且坚定,但也经不住冰山或暗礁的撞击,滔天巨浪的狂掀,稍一失神就会成为海底残骸;老年是千疮百孔的破旧老船,只要稍稍遭遇一点点的风浪就会搁浅或倾覆沉没。
母亲年逾古稀,就是一条弱不禁风的破船,在生活的风浪中摇摇晃晃,随时都有覆没的危险。
母亲生于抗战的第二年闰七月初九,在家排行老三。那时娘家生活正红火,外公头脑活络,开了一家屠店、一家伞店,有田地有房产,会武功,懂医术,但为人谦和,且乐善好施,还曾在解放前当过最后一任保长。在任期间协助族长维修李氏宗祠时,只因有一位族人不肯交均摊的维修费用,外公一气之下搧了那家伙一个耳光,从此结下了冤仇,并付出了沉重的家庭偿还孽债的代价。一解放,那家伙就咸鱼翻身,挤进了农会,仗着手中的权力,肆意在“三查”中公报私仇,将已打成地主并瘫痪的外公予以公审,执行了枪决。
公审当天,外婆带着子女为外公进行了活祭,这名副其实的生离死别的场面,其惨状令人无以言表。据当年目睹的人回忆,外公坐在上首,接受子女一个个哭着跪拜,整个家里弥漫着死神的气息。等一拜完,就有两个凶神恶煞的人一边一个架着外公,可怜因中风而瘫痪的他只能拖着双脚押到刑场,最后也是坐着命赴黄泉的。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特殊年代,家庭成分决定人的一生命运。“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外公他已饮弹而去,彻底解脱了人生的痛苦,而活着的外婆和四个子女就从此陷入了生活无底的深渊。头上戴着地主子女的帽子,人格却低人几等,毫无做人的尊严,就连三岁幼童皆可欺侮他们一番。村人像避瘟神一般躲着他们,生怕他们把晦气沾到身上来,更别说将女儿嫁给地主子女。而要娶地主的女儿也要顶着极大的压力,拿出极大的勇气。父亲是从几十里外的一个小山村抱养来的,好在养父母家境较殷实,还好只划了中农成分。家中还定了个童养媳,可后来一解放,女方就吵着要回家,加之新社会不支持这种落后的旧婚俗,所以也就不勉强。父亲与母亲属自由恋爱,当从地下恋爱阶段转到公开化阶段时,他们遭来了各方的极力反对。有的对父亲娶一个地方子女感到惋惜,因为父亲当时在大队食堂当管理员,工作表现出色,属培养对象,如此一来,可谓断送了政治前途。当时村支书很正言厉色地找父亲谈过一次话,叫他一定要慎重又慎重考虑清楚。在家中祖母更是反对这门亲事,说凭自己儿子的条件,要人样有人样,要才能有才能,什么女子不好找,偏要找个地主子女做老婆,到时会坑了你一辈子的,在人前头都抬不起。但无论压力有多大,父亲就是不放弃,坚决与母亲结了婚。
常听准文盲的母亲凄惨地回忆说:“我与你家老子结婚的时候,政策正紧,不准摆酒席,只买了三斤猪肉两斤鱼,就连新婚的被褥都是向招仂借的,新婚三朝就还了渠(她)家。结婚那天,谁也不准来闹新房,冷冷清清。”又说:“我十九岁进你家的门,苦吃足之,因为家里驮地主(成分),你家褓褓(祖母)嫌我娘家成分不好,没家乡(家族势力),就歧视我,待我很凶,前半辈子受够了气。”还说:“我到你家来的时候,连尿桶脚盆都没有,你家褓褓没一点疼心,一直到好多年后才请桶匠打的。”母亲说起过去驮成分的苦,眼泪不知流了多少次,曾说世上没什么比驮地主更苦的了。在我的记忆中,大约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晚,母亲刚从生产队收工回来,正在吃饭,从门口闯进来一个荷枪的民兵,厉声喝令母亲去大队部开会,母亲跟他解释说自己刚歇工到家,想给孩子(我小妹妹)喂下奶再去,可这位神气十足的民兵却很不耐烦,从肩膀上取下枪,威胁道:“死地主,你再不快点,要老子发火没好事。”母亲只得眼泪红红地放下怀中呦呦待哺的孩子,在民兵同志的押送下走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那晚的情景,那个民兵凶神恶煞的样子也许这辈子不会忘记。他是与我村相隔只一里路叫王村的村里人,别名叫瘪壳,很积极,对四类分子很凶。
日子无论多么艰难,可还是得过下去。母亲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是把苦难的岁月一天天地捱了过来。到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同志为四类分子摘了帽。常听那苦命、打了一辈子单身的舅舅形象地说:“摘了帽,头上觉得轻了许多,腰也不驼背弓弓的,可以挺起胸脯做正常人了。”但记忆中发生在我姐和我身上的几件事,至今想来还感到愧疚和脸红。在斗争地主最激烈的时候,村里街头巷尾的石板路都是四类分子打扫的,少不更事的姐姐跟着其他伙伴,对着正在扫地的外婆等人喊:“地主不老实,扫地不伶俐(干净)。”于是其中有个人轻声跟姐姐说:“你别喊,你家外婆也是地主啊。”外婆故世那年,我十岁,她从牙缝里挤出了两元钱算给我生日红包。外婆皮肤白晳,说话轻声细语,每天连续不断地从河里装水回家,在圆圆的锅台边上象摆龙门阵一样,大碗小碗装满水,从锅沿头摆到锅沿尾。她最后是在一个租的别人的房子里去世的,出殡那天,我(一个少先队员)为了表示自己政治立场坚定,找借口没有参加外婆的葬礼,如今想来当年自己是多么的幼稚和可笑,多少也中了一点极左思想的毒。
还有一次在家中,在外受政治压迫,在家长期受婆婆歧视的母亲,不知因什么事叫我去做,可我没当回事,还顶嘴,母亲坐在灶窖口的烧锅凳上,气得骂了我几句“孤幽鬼”,我一时口急,骂了母亲“死地主”,母亲异常气愤,哭骂道:“人家骂我死地主,还有一套讲,谁叫自己父亲当过保长,作过恶,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也这样骂,真是伤心。”父亲也十分气愤,当即给了我一个巴掌,把我从锅台边打到灶窖口,母亲这时又心疼地把我搂在怀里,责怪父亲打得太狠,耳朵打聋了可就坑了儿子一世。
在家中,婆媳关系一直紧张,这一半也有政治形势方面的原因。祖母怪罪作为地主子女的母亲嫁给父亲后,断送了自己有光明前景的儿子的政治前途,不能入党,也就不能参加组织生活。另一方面也有封建思想作祟的原因,认为婆婆在家中就要压倒媳妇。我们四个子女两极分化,姐姐和我受到祖母的影响较多,给我们灌输母亲不好的仇视意识,使姐姐和我从五六岁开始就从心理上疏远母亲。祖母教唆我们不要叫母亲,她在我们面前都是称我母亲“那个鬼”的,时间一长,我和姐姐就习惯成自然,对母亲叫“好娅”的亲切称呼再也唤不出口。祖母常把家中好吃的藏起来,不给母亲吃。那个年代又是修水库,又是生产队“双抢”,经常两头见星星,消化力强,母亲只喊饿。套用一位文豪的名句,和谐的家庭大抵相同,矛盾的家庭各有各的矛盾。有时婆媳矛盾激化,母亲忍无可忍,与祖母竟然大打出手,引来邻居的围观和劝解。家里总弥漫着一股硝烟战火的气息,我们作为子女的每天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神经总绷得紧紧的,也处在两难境地,一边是待姐和我疼爱有加的祖母,一边是生养我们的亲生母亲,立场站在其中任何一边就意味着得罪另一个亲人。而父亲也难解这个千古难解的仇结,只好一味的采取躲避的态度。因为这两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恩重如山的养母,把他从小当掌上明珠般养育大,另一个是共沐风雨的结发之妻。他常在离家三华里的大队部值夜班,眼不见心为净。
母亲是个喜欢做粗活的人,也是个勤劳的人。在生产队挣分工期间,趁歇息的片刻也要溜到自留地上掘几锄。农闲时就上山砍柴,烧炭。家中一日三餐的菜蔬都靠母亲种来,所以她显得特别忙,也怨言最多。平时不是掘地就是浇菜,再无事就去锄草,总有做不完的事。父亲只在南瓜藤长到快上架时才帮忙搭下架,其他一切不管。他只一心在大队做出纳,管好那几本账簿,村里有红白喜事就去帮忙吹吹打打,一天乐呵呵的样子,不识愁滋味。母亲对家务事不感兴趣,尤其是厨下的事不插手,子女也是交给我祖母带,只在工余休息时回家喂下奶。母亲只认得自己的名字和父亲的名字,但写不来。她觉得读书是无用的,还不如跟她去种种菜。记得我读初中后,学业开始紧张,自己也开始意识到读书的重要,农家子弟只有读书成才一条路。星期或寒暑假在家时,常抱着一本书坐在后门口看,而她正挑便桶要上菜地,叫我帮她挑或跟她一起去锄草,有时动身稍慢或叫几句不应她,她就发火,或边哭边骂,说:“自己生的都给这个死老妪教坏了。”或者又气又恨地说:“一日抱着一本书有什么用,别惹得我发火,把你的书扔进灶窟烧掉,省得抱着一本书不放。”读高中时,有一次我跟母亲上自留地锄草,接近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的烤人,密密的辣椒林里的杂草好象永远锄不完,用锄头又不好使,只得蹲下身子用手一把把地拔,头上热哄哄的晒,地上的滚气蒸着,白花花的阳光剌得人眼都睁不开,而且热汗象断线的珍珠般往眼中钻,火辣辣的,满手的草汁气味难闻异常,实在坚持不住,气得撂下锄头要回家。母亲说我不听话,要我把草拔干净再回家,我就不。母亲气得号啕大哭,骂我“逆子”,说她“血要红的气成绿的”。我两个妹妹相差较大,大妹妹象我父亲,喜欢做细事,对农事粗活不甚感兴趣,因此初中读了一个学期后就回家站柜台,在供销社代销点帮忙卖货。小妹妹喜爱做粗事,贴着母亲帮忙种菜,冬闲时就邀伴一伙一浪地上山砍柴。母亲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得力的好帮手而颇感得意,尤其是当别人夸奖小妹妹能干时,母亲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她也常在人前夸小女儿肯做听话,做事快手快脚,逢人就说她好。
母亲是个肚里藏不住半句话的人,嘴上就是心里,且一句话可以重重复复说上十多遍,如同复读机,令人厌烦。有一次,小妹妹从外面回家,故意一连叫了她十多句“好娅”,母亲感到奇怪,厌烦地说:“你老是叫干什么?叫一句就可以了。”小妹妹噗哧一笑,说:“你也晓得老是叫厌烦,你一天嘴翻来覆去讲得不停,别人也厌烦的。”气得母亲骂她“这个孤幽鬼”。由于她有嘴多的毛病,村里人都有些嫌忌她。当然这也不是她一个人才有的,她的同胞姐弟也一样,尤其是舅舅。舅舅因驮成分而一直未成家,住的是生产队的仓库,但人好讲,走到哪里就声音响到哪里。因此村里人有句话说的就是指他,叫“今日鸟仂飞得没一只”,是说舅舅不在场。
母亲在五十岁前以做室外农活为主,之后由于祖母的去世才开始做家务活。祖母的去世意味着母亲的精神上去掉了一座无形的大山,也一下子失去了一个长期的对手,倒显得有些孤寂了。她不得不与熟稔的田里山上的粗活告别,从头开始学做饭烧菜,喂猪养鸡,一时感到心慌意乱,手足无措。每天的早饭总要到九点过后才能熟,有人笑她是“灵屋里的伙头”。如果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她就更慌了神,急忙去托人来帮忙下厨。尤其过年,我们几家来聚会,她就吵着说要逃走,说弄这么多人的吃吓不过,搞得我妻子说婆婆没有一点客情,对她产生了隔膜。
母亲与父亲属于互补的两个类型的人。也不知当初他们怎么找成功的。一个好吵,一个好憋闷,母亲给父亲的外号叫“捂拢”(不爱说话,尤其在家中)。母亲一个人在厨房时,听起来就像有两三个人在说话,她自讲自应,不知疲倦。父亲评价她是“碰着一个石壁,尿屎臭屁都可以讲一餐”。她讲得最多的是向别人不厌其烦地诉苦,几百上千遍地说祖母怎么欺侮她,如同祥林嫂一般。父亲受不了她的耳朵更,就溜到别人家去玩了,有时是打麻将,或打牌,常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母亲对父亲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应属于时下流行的“找个爱我的人做老婆”。母亲虽从外转内做家务事,但还承担着一家人的菜蔬种植任务,且从不拼着父亲去种,都是自己去或叫子女帮忙一下。她很关心父亲的身体健康,延续了祖母每天早上一碗热米汤加麦乳精冲鲜蛋的传统,而自己却舍不得冲一次吃。父亲平时粗事做得少,加之多年营养良好,故容颜比岁数显得年轻,而长年喜爱体力劳动的母亲就显老得多。有一次,生疏人到家里来,恰好父母都在家,于是礼节性地向父亲说:“你母亲还康健啊!”母亲听得很不是滋味,事后半嗔怪半戏谑地对我们说“我难道就那么老吗”,而父亲却尴尬得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母亲对父亲的好,据我如今想来有几种可能。一来是年轻时的父亲可谓是上下三村有名的美男子(即时下称的“帅哥”),“文革”前曾有过文化繁荣的局面,恰好当时的村支书是个戏迷,一手备办了全套的戏班行头,又从外村请来了师傅教戏和文武场器乐演奏。父亲俊俏的外表被师傅选中学小旦角色,戏台上的父亲扮演的小姐不知迷倒了多少观众。现实生活中自然也不乏忠实崇拜者或称粉丝。母亲是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地主子女,能得到父亲的青睐实属不易,且不知有多少青年妇女心生醋意。加之父亲自小家里就有个童养媳,可谓婚约在身。因此母亲能把父亲抢到手,可谓也施展了自己的个人魅力,也算当了一回“小三”吧。曾听母亲自己坦诚说:“下严田进元公的老婆讲过,能做你家老公一天老婆,就是死了也情愿。”这时的母亲心里是满足的,也是得意的,因为自己不光是父亲一天的老婆,更是他一辈子的老婆。我猜想母亲能任劳任怨,时时处处让着父亲,不忍心让父亲做粗活,可能有爱惜的因素。二来是父亲在那政治挂帅年代,能舍弃自己的前途,与一个人见人怕的地主子女结合,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的。母亲也可能有感恩的情感因素。三则可能带有客家人的特点。在婺源东北乡有个很有特色的村落叫阆山,居住在近千米的山顶上,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几百年来,村民一直延续着“女耕男读”的传统习俗。当地的妇女固守“男人由女人养活”的传统观念,田间的农活、菜蔬的种植、货物的运输等等重体力劳动皆由妇女承担,村中的大男人不是在家打牌就是带小孩,而女人不但无怨无悔,而且认为理所当然,反以为荣。母亲从嫁进门就包了全家一日三餐的菜蔬,五十多年来从不攀比父亲,宁可自己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做,让父亲早上睡懒觉,白天晚上打牌搓麻将。同时还担忧父亲的身体弱,常常给他补营养。
母亲一辈子共怀胎七次,生育了六个,存活三女一男。她常诉苦说:“我那时怀你们经常饿肚子的,没菜都可以一餐吃三大白玉碗饭,你家奶奶嫌我吃得粗,把饭藏起来。有时实在饿不过,把猪食槽里的番薯也捞起来吃。”我的上面有个哥哥,大我四岁,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尽得父亲的优秀遗传基因,颇为可爱得人怜惜,但在自家的方塘里溺水而死。最小还有个妹妹,非常瘦弱,没到两岁就夭折了。四岁哥哥的溺亡令母亲恸哭不已,虽身怀六甲也要抱着给他吸气,只想把潜入哥哥体内的死神吸出来,为挽回哥哥宝贵的生命做着最后徒劳的努力。记得最小妹妹气绝那晚,母亲也是哭得死去活来。按当地习俗,未成年夭亡一般不用棺材盛装,请木匠打个小棺,装殓后趁晚上抬到村外叫猴狲坳的地方挖个坑埋掉,再在上面盖个粪箕。多年后,母亲还常念叨起那两个夭折的骨肉,说在的话应该结婚生子了。
母亲常叹说自己这辈子苦吃足了,前期又是驮成分,又要受到祖母的欺侮。生产队劳动紧张,而且还吃不饱。可惜自己不识字,不然要一条一款记起来,写成一本书。现在好了,再不用驮成分,受别人欺。家在自己手上,要吃什么就自己做,可惜又吃不得什么了。
母亲已在不觉间老了,再不是以前壮丽的模样。容颜象被时间老人无形中抽走了饱满的水分,又象一座漏光了水的水库,只剩坚挺的堤坝和干硬的泥沼。她老态尽显,记性就象被狗吃掉,边说边忘,嘴比以前更叨个不停,如一台打开忘了关的收音机,从天蒙蒙亮就自言自语起,直到睡着了方才记得关掉休息。
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不甘居人后。她不想自己孩子看着别人吃自家没有,每年总要把所有的自留地种满,什么都要种点,而且争取比别人家早吃上,甚至能先送给别人尝鲜,这时她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得到了些许的虚荣和满足。母亲的勤劳常出现在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剩余,种的菜有时吃不完就东邻西舍地送。我从婚后在小城安家,母亲就又把我的小家记挂在心头,时常托人捎菜来,或每次回家都要在袋里塞点菜,有时是刚从菜地里摘来的瓜果,有时是缸中掏出的腌菜,再没有就包十几个自家土鸡下的蛋。母亲爱种菜,也有一套种菜经,常在闲谈时传授给我们,什么菜不能施什么肥料,不然结出的果是苦的。因城中小家位于小城之巅,后门有块余地,母亲有次进城说空了可惜,硬是一锄锄地整理出一畦畦的菜地,并为我们种上菜蔬。回乡下老家后,又立即张罗给我们的菜地准备肥料,将猪粪晒干,用编织袋一一装好,央求开班车的司机给我捎来,让我一次次的哭笑不得。
也许疾病的家族遗传,现代先进的医学也无法解决。母亲在六十九岁那年初春的一天上午,在自家后院内的方塘水埠头洗衣服,洗完站起来感到头晕,父亲回家刚好看到,扶进房就胡言乱语,手乱扯,不知人事。在农村遇见这样情况,首先总想到是否得罪了神灵,马上派人去几十里外问神汉,然后按神汉指示祭献祖宗和各处鬼神。父亲直到中午才把母亲发病情况电话通知我。我立即抓了一辆车急忙赶到家,背起神志不清的母亲就走,在县中医院作了一番检查后,医生诊断为脑梗塞。说来也神奇,医生将疏通脑血管的药水输入母亲瘦弱的手腕上的静脉才两个小时,她就像做了一场恶梦般清醒了过来,立即要下床出房去玩,我们三个子女不得不佩服医学的先进,医术的高明。住院观察了一周后,母亲光荣出院了。然而在这年的年末,我可怜的舅舅却因脑溢血发作而昏迷不醒,而继子在外打工,家中无人作主给他医治,在鬼门关苦苦捱了两天,终于撒手西去,结束了苦难而孤寂的一生。
遗传如同一根无形的绳索,无限地延伸。外公在临死前是先中风后被处死的,大姨妈最后几年也曾中了风。病来如一阵无来由的风,一下就把一个好端端的人吹倒了,像吹飞一张薄薄的纸那么容易。母亲在今年正月时还有个宏愿,要趁身体还好再养一栏猪,因为年初买了一千多块钱的柴。我在吃年夜饭时也说了新年里要完成的几件事,一是争取通过高级职称外语考试,二是装修下城里的房子,三想把自己发表过的旧作结个集印出来。在去年十二月参加报名考试时,我就想趁现在父母的身体较稳定,抓紧时间复习,力争一次过关。在报名后的近四个月时间里,充分利用晚上时间复习,将厚厚四本《古代汉语》课本啃了两个循环。为增加底气和信心,又赴省城参加了为期一周的考前辅导班,记忆与训练结合。三月底到市里顺利参加了考试,对父母病情在我复习期间或考前复发的忧虑似乎成了多余,心中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从市里匆匆赶回县城,父亲催我清明回老家上坟,于是又匆忙回村。就在家里住的那晚,好象下半夜时分,母亲不知为何因,拨开房门闩把我叫醒,要我给她看看一张定期银行存单,我睡眼惺忪地看了看,确定看清了告诉她,是整整一万元,她说:“你拿去吧,你今年要装修房子。”我不耐烦地说:“我不要你的钱,你自己放好就行,装修我自己有点钱,够了。”她又说:“你拿去吧,到时我一口气不来,怕你们寻不着。”我叫她不要胡思乱想,天气凉,快回房去睡。起床闩好房门后,睡意已全无,心想母亲人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有这种不可思议的念头。
预感是个神秘的东西,在冥冥之中又有那么点灵验,只不过愚顽不化的我没有把它当真而已。据后来母亲回忆,她在清明节那天去给她过世的父母祭奠的路上跌倒数跤,过后的半个月里上菜地也常摔倒。四月中旬,嫁在村内的姐端了一碗甜水酒来,母亲一个人喝了,可还不过瘾,又量了一升糯米自己酿了一面盆水酒。她只想把水酒喝个心足过瘾,自己酿的水酒又甜又香,晚饭时喝了一碗,只觉全身发热,坐在堂前的她自己都走不动,还是来我家打六合彩的两个女街坊搀扶进房的。母亲当时也感觉不妙,为想身体不适时有个伴照应,曾要求父亲当晚到她房里睡,可一心迷于六合彩的父亲根本不当回事,还骂母亲“不要脸”。
四月十九日是个雨天,惯于早起的母亲一下床就跌下地,摸索到房门口拨开门闩,刚踏出房门就又不由自主地跌倒了,好在意识还较清醒,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驱使她呼喊“救命”,边喊边拿一只鞋拍打门板,盼着救星的到来。过了许久,睡在老屋房中的父亲才听出异样的呼救声,赶忙起床把她扶进房上床,接着打电话给在县城开店的大妹妹。大妹妹立即通知我,我接完电话,脑子“轰”的一下,知道母亲又脑梗塞复发了。一看时间只刚过七点,而外面的雨却又大且没有半点停的迹象。于是想要个车赶紧回家,先看个究竟再送医院。联系了几个朋友,结果车都不空,最后大妹妹叫了一部车,急驰到家。我进房一看,第一感觉母亲比三年前首次发病要轻些,神智还比较清醒,心神就定了些许,于是决定马上送医院。把瘦弱的母亲背上车又背下车,一口气做了各种例行检查,医生诊断是旧病复发,需住院治疗。我因有前一次的经历,心存侥幸,医生是前次治愈母亲的医生,药物也是疏通脑梗塞的药物,且医生的经验更丰富,心想过几个小时就会好的,就显出几分乐观,还劝两个妹妹不要担心。连续两次的CT检查,医生说后脑左右都有梗塞迹象,且右小脑梗塞面积更大,初步断定母亲中风并会引起左侧偏瘫。据了解,目前医学上有两大顽症,一是癌症,只要确诊得了癌症,家里就准备好三口棺材,然后抬上山;一是中风,两者都没有特效药。这时我才意识到母亲病情的严重,也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母亲是家中的大梁,家外面要种菜,家里要做家务,且是个要强的勤快人,这一病倒对她本人的打击是彻底的。如果治不好,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那这个家就真不象一个家了,靠父亲是靠不住的,因为父亲几十年来过惯了舒服日子,做不来饭,不会洗衣服,对母亲从来不体贴,因此更谈不上去服侍瘫痪在床的母亲了。抱着渺茫的希望,只求医生下好药,盼着有生命奇迹出现。但住了半个多月,没有多大好转的迹象。有医生朋友私下对我说,中风病在医院住一个月也是这样,住半年也是如此,甚至一年还是差不多,不如趁早出院回家去静养。
早先对母亲疾病的幼稚想法随着朋友的一席话而点醒,于是向主治医生提出出院的请求,医生也随人愿,大概也有对中风病的无奈吧。大病是对人意志的一种严峻考验,同时也是对人间爱情亲情人情等等的拷问。母亲住院后,我和两个妹妹围着,我出钱,妹妹出力,送饭喂水,端屎端尿,浆洗擦身,毫无怨言。嫁在本村的姐姐在第三天才来探望,一进病房便诉苦,说自己家里多么多么忙,是没时间到医院来陪护的,再就是自己没钱,自己的四个孩子都不知怎么带大的。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么多年来,由于地利的缘故,父母对她无论是经济上还是人力上都是无微不至的,几个小孩从小到大几乎在外婆家长大,如今她这么说听得人心寒。对母亲有些隔膜的妻子也硬着心肠没去医院探视一下,说:“怕了你母亲,她那种人说不清楚,还想用她婆婆对她的手段来对付我,想把我压住,我不舒服。我不想跟她吵,惹不起但躲得起。”
出院那天到家,本来想在本村找一个邻近且与母亲合得来的当保姆,可一问却反悔不肯,说要去广丰给女儿带小孩。又在村内问了几个有当保姆意向的人家,都找各种借口回绝,想来她们是怕母亲的喋喋不休。只得一边与与县城的职业中介联系,一边安排家中的事务。立马将家中刚养了一个月的小猪照原价倒了给人家,打扫母亲与保姆的房间。父亲好象怕我们不请保姆,急不可耐地在堂前对着众人说:“我不服侍的,要么让你家儿子拿钱请保姆,要么就一餐盛一碗饭放在床头,吃就吃,不吃就算了,管你死活。”说完就扬长而出。唉,五十多年的夫妻到头来就换来这么一句绝情的话。父亲几十年都在大队(后是村委会)混过来的,家中的粗活全扔给了母亲,她操劳这个家累得过早地衰老,满手的老茧,一到冬天手脚就皲裂得如干涸的稻田,胶布缠紧。她一天总有忙不完的事,难得有停歇的时候,就像她那张永不停歇的嘴。而父亲有村干部的光环,整天呆在大队部,保养较好,手脸润泽,故让人产生他们如母子关系的误解。即使父亲从村委会退出后,也还保持不做粗活的习惯,每天打打牌,搓搓麻将,常常玩到夜深人静,害母亲还要为他听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样样帮服务社为我找到了一个保姆,让我进城带到了乡下的家里来。病中的母亲确实有些歇斯底里,如同一头自由奔跑的狮子被困在笼中一般,情绪异常低落,时不时生出轻生念头。一天到晚抱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好象自己忽然之间从一个勤快人变成了一个懒人。一会儿哭哭,一会儿又求天老爷开眼睛,说自己一辈子没做恶事,要让她的病快点好起来。经四姐妹再三商量,最后决定请保姆费用由四个人分摊,按月支付。
一晃五个半月过去了,虽然母亲病情有所稳定,但一家人的生活规律被打破了。唯独父亲还是我行我素,一整天都在外面闲逛,打牌赌博消遣,好似家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偏瘫的病人,还是坚守他不服侍我母亲的诺言,就象遗弃一条病猫一样。有时就想父亲与母亲当初为何要凑合在一起,而且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父亲当年找母亲不知是否看上了她的勤劳和愚忠。或许在半个世纪前,社会上就开始暗暗流行“找一个爱我的人做老婆,找一个我爱的人做情人”的时尚,父亲一生对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都很温柔体贴,却不肯施舍一点点柔情给陪伴一生且为他生养了几个子女的妻子,哪怕分享父亲对别的女人百分之一的温柔也好。爱情在苦难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我妻子在家中俭吃省用,对自己女儿也是体贴入微,恨不得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奉献给女儿,在单位也是勤勤恳恳,诚实做人,但在探视母亲的问题上却执拗之至,不能体谅一个病中老人的心态,让我作为一个儿子难堪之极。难道亲情就这么脆弱,比一张纸还薄。村里以前有几个常与母亲来往的老妪,常来家中串门的村人,自母亲病后,再不见踪影。人情如一炉火,火旺时大家都来烤,剩下灰烬时就冷冷清清。我虽然经常在县城与老家之间来回穿梭,但有时看着母亲的凄惨又可怜的样子,加之她的叨念不休,心里不由地烦乱,忍不住对她发火,而当远在小城,脑际又时时挂念着这个将风雨飘摇的家,家中那奄奄一息且半边身体已交给上帝的母亲。这是人生的无奈还是宿命,母亲的苟延残喘,既在努力挣扎,想摆脱病魔的纠缠,又不时地想轻生,以解脱这一辈子的苦难。母亲这条破旧的船无奈地搁浅在人生的岸边,向后退不进茫茫而充满生机的大海,向前又靠不了生命的彼岸,每天只能象坐牢的犯人一般囚禁在床上或沙发上苦苦挣扎。
2009年10月8---19日
第二篇:母亲在拯救与放弃中挣扎纪实故事
2011年2月21日,北京丰台区法院未成年人法庭副庭长张勇刚到办公室,书记员就抱着厚厚一撂案卷走了进来。这撂案卷里记录的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单亲妈妈吴梅离婚后带着女儿吴媛一起生活,没想到14岁的女儿逃学上网、离家出走,最终被学校开除。为了挽救叛逆的女儿,吴梅决定“圈养”女儿一年。渴望逃走的女儿先是割腕自杀,继而在深夜挥刀砍向睡梦中的妈妈……
案情让张勇的心猛地颤了一下,尽管她审理过许多起刑事案件,但一个14岁的女孩如此狠心地对待自己的母亲,还是令她感到震惊。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孩子对母亲痛下杀手呢?
张勇正想仔细了解一下案情,电话响了。值班法警说:“张法官,有位当事人要找您,说她的孩子要杀她。”
在法院的谈话室里,张勇见到了这位当事人,一位年近40岁的女人,半边脸用头发遮挡着。看到张勇走进来,她赶忙站了起来:“我叫吴梅,吴媛是我女儿。张法官,这个孩子我不要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辛苦把她养大,她竟拿刀砍我,作孽呀!”一开口,吴梅的眼泪便涌了出来。
“你先别着急,慢慢说,你能告诉我孩子伤害你的原因吗?”张勇温和地问。
“我在北京做服装生意,吴媛3岁时我离了婚,为了孩子我没有再婚,就怕委屈了她。可她却不争气,从上初中开始就偷偷去上网,经常夜不归宿。去年10月初她又离家出走,我找了9天才找到她。为了不让她跟那些坏孩子交往,我把她关在家里一年,不准她出门,谁知道她竟拿刀砍我!”吴梅说着,撩开头发露出了遮挡下的右脸,只见脸上一道8厘米长的深深伤疤。“我头上还有好几刀。这孩子下手太狠了,她就是想砍死我,出去跟那些坏孩子玩!”吴梅哭着讲出了事情的原委。
吴梅说,也许监狱才是女儿最好的归宿,除此之外她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法官用心缝补亲情裂痕
送走吴梅,张勇心里很不平静。她忘不了吴梅那既爱又恨的复杂眼神。她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仇恨和绝望,使一个母亲请求法官把女儿送进监狱?张勇决定提审一下吴媛。
吴媛被公安机关拘押后,鉴于她是未成年人,又有亲友担保,已经取保候审。张勇随即通知吴梅,让她带着女儿来法院一趟。
见到吴梅母女,张勇发现吴媛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张勇先是跟吴媛聊了一些学习和生活方面的家常话,然后才慢慢转向了案情。“听说你离家不归,和几个同学在外面租房逃课上网。能告诉阿姨是什么原因吗?”
“妈妈整天忙自己的生意,我觉得自己像被扔掉的小猫一样孤独,没有人给我温暖,只有跟那些小伙伴们在一起我才感到快乐!再说,我们只是上网玩,也没犯法,可妈妈却说她们都是坏孩子,不让我跟她们玩!”吴媛捏着衣角哭泣起来。
“阿姨听说你以前成绩很好,是个听话的孩子,为什么后来变了呢?”张勇又问。“我想找人玩,妈妈却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刚开始我只是离家出走,后来妈妈把我关在家里,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我想过跳楼,也拿刀子割腕自杀过。有一次,我当着妈妈的面把一大桶洗衣液喝了,就是想让妈妈把我放出去。”
从吴媛的讲述中,张勇听出吴梅对女儿管教中的失误,也感受到了吴媛的叛逆。于是,张勇接着问她:“你为什么要对妈妈做那么过分的举动呢?”
“我需要自由,我愿意和朋友在一起。我喜欢上网,在网络里我能得到现实中得不到的关心。虽然妈妈在家陪着我,但我觉得自己很孤独。我没法和妈妈沟通,她一和我说话就指责我,我根本无法接受。被关在家里,我烦躁得有杀人的冲动,我快崩溃了。我觉得死对我和妈妈都是一种解脱。我就拿刀砍了妈妈!”吴媛哭着说。
“你现在怎么想呢?”张勇问道。吴媛含泪说:“出事后我很后悔,不管怎样她都是生我养我的妈妈,我希望她能尽快好起来。我现在担心的是,我要坐几年牢啊?”
听了吴媛的话,张勇安慰她说:“孩子,你先放下思想包袱。我会跟你妈妈一起帮助你的。”
张勇注意到案卷里有一份警方对吴媛的刑事责任能力进行的鉴定,吴媛曾经患有轻微的抑郁症,案发时为分裂型障碍,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吴媛的情况在量刑时是可以从轻的,但如果能够说服吴梅谅解女儿,那么,对吴媛将会更加有利。
和吴媛谈完话之后,张勇又把吴梅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告诉她孩子认错了,希望她能给孩子一个机会,因为她的原谅是减轻孩子刑罚的条件。
吴梅沉默了许久说:“我真的管不了这个孩子了,也许她只有在监狱里才能反省自己的行为,才能让她走上正路。”
张勇说:“我不仅仅是个法官,也是个母亲,正值青春期的孩子,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就会产生病态性格。我知道你很爱女儿,你离婚时争取到女儿的抚养权,就是想用你的爱保护她,但你忽略了她的内心,你知道她心里是多么渴望你的爱吗?”
“我是做买卖的,每天收摊已经挺晚了,就是为了多挣点钱,让女儿的生活有保障。别的孩子有的东西我都给了她啊!”吴梅有些激动,“在教育孩子方面我可能有些极端,我也很痛苦,我真想死了算了。”吴梅哭了起来。
见此情景,张勇安慰她说:“其实我也曾和你一样有过绝望:也曾想过自杀,但我走过来了。活着是最好的,活着就有希望,谅解你的女儿吧,你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她吗?真要是把女儿送进监狱,你舍得吗?”
解开心结接续母女亲情
吴梅母女离开法院后,张勇又拨通了吴梅的弟弟吴刚的电话,请吴刚好好做姐姐的工作,原谅孩子。
第二天,张勇接到吴梅的电话:“张法官,您说的对,我教育孩子的方法确实有问题。我原谅孩子,不会放弃她,希望您能对孩子宽大处理。”
随即,吴梅来到法院,提交了谅解书,希望法院对吴媛从轻处理。另外,吴媛户籍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出具接收证明,愿意对吴媛进行监督改造。
2011年3月28日,吴媛在妈妈等亲人的陪伴下来到法院,法院当庭对案件进行了判决。鉴于吴媛犯罪时尚未成年,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吴梅对女儿表示谅解,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吴媛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
庭审后,张勇抚摸着吴媛的肩头说:“你要好好听话,妈妈为你做了很多,不要再辜负她,以后有什么事多和妈妈沟通。等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就能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了!”
吴梅含着泪对张勇说:“张法官,您救了我的孩子,也救了我,我们会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您怎么也会想到过自杀呢?”
张勇笑着说:“5年前我得过癌症,在病痛的折磨中,我感到生不如死的绝望,动手术前我多次想到了自杀,但为了女儿我还要活下去!医生用手术刀割掉了我身上的癌症病灶。作为法官,法律就是我疗救社会伤痛的手术刀,这把手术刀割去的是社会肌体中坏掉的部分,却不能割断浓浓亲情。”
吴梅听后愣了,她没想到这位看起来一脸阳光灿烂的女法官,也经历过如此的人生磨难。她还想说些什么,张勇劝她说:“赶紧带孩子回家吧,经历过这些事情,孩子精神上受了些刺激,有些抑郁,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我的父母都在部队工作,需要到部队医院我可以帮你联系。”
牵着女儿的手,吴梅给张勇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随后,母女俩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法院。
案子结束后,张勇法官深有感触地说,吴梅爱自已的孩子,却不知道该怎么管教,最终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其实,作为家长,不管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孩子,即使是一个大家眼中的“坏孩子”,也不能一味地指责。因为对孩子来说,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嫌弃她了,她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这样的想法只会让她变得更加叛逆和极端,甚至会用极端的举动来报复父母。但愿这个案子能给家长们一些提醒,只有了解孩子的真实想法,才能成功做父母。
第三篇:搁浅爱情诗歌
爱你时,你的每个微笑如旱土得甘露。
想你时,你的每个动作如绝代歌姬漫舞。
而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离死别,而是我此时此刻在想你,而你却心游天外。
爱上一个不同世界的人呐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爱上你是最愚蠢的、最荒谬的、不能触碰的永远被拜为神一般的恋情
被封存在21世纪
这个带着文明文化气息的和平时代
而弥漫的不是真爱的气息
她是人们所向往的美好
被奉承于天之宿命的恋情
相爱而不能相聚
相视却不能相守
近在咫尺却无法沟通
仿佛两人之间永远放置一块十万八千丈的边缘镜
你打不破魔咒
无法抵抗命运的纠缠
这就是宿命
就让爱的帆船搁浅吧
搁浅的是你我最后的眷恋
搁浅的是尘世的不公
恨你我生于同一片星宿下
却无缘相处一生的悲欢吧!如若有来世
愿舍弃一生所有
伴汝左右
持之之手,与子偕老!
第四篇:在命运中挣扎的勇士——读《俄狄浦斯》
在命运中挣扎的勇士——俄狄浦斯
我们不能说人是渺小的,因为谁也不能够否定一个奋斗的、拼搏的、前进的人所拥用的力量及其所能够创造的成绩。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一个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人,一个拥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人都是值得我们尊重和崇敬的。但是冥冥之中自有那些无法言喻的力量,一直制约着拼搏者的力量,阻挡着前进者的步伐,甚至误导着探索者的方向。我们把这种不可名状、无法战胜而又强加于人们身上的强大力量称之为命运,或许我们也无法给命运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当一个人倾其所有力量抗战这种存在于茫茫宇宙中神秘力量,最终却是跌入莫名的深井,穷尽所有的能力,也终究不过是在井底冲突、挣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其实就是命运面前的失败者——正如俄狄浦斯。
当斯芬克斯的谜语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时候,当弑父娶母的悲剧震颤我们心灵的时候,俄狄浦斯这个悲剧英雄的形象也就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心底。但是,当我们看到个人的抗争在命运的面前显得微乎其微、无能为力的时候,当我们发现命运的手掌正左右着人类道路终点的归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命运的强大以及人的藐小,似乎是命运的权威和人的羸弱,我们所能够发出的也只是对深深的同情和无奈的叹息。那么,这究竟是不是索福克勒斯所要告诉我们的呢?是不是《俄狄浦斯王》所要呈现给世人的呢?——其实不然!
故事中我们看到,命运之神启示奥卡斯塔,他将会被自己的儿子杀死的时候,奥卡斯塔将还是婴儿的俄狄浦斯钉住了脚跟并弃之荒野。但是执行命令的牧人却出于不忍而讲婴儿交给了科任托斯国的国王波吕波斯。这时幸存的俄狄浦斯当上了幸福的科任托斯国的王子,但是,当俄狄浦斯得知自己的身世及降临在自己身上的诅咒时,不知情的俄狄浦斯离开了并非自己生父的波吕波斯国王,以避免“弑父娶母”的厄运,并宣告绝不会再回科任托斯国。在他离开科任托斯国的时候,却在一个岔路口意外的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当他途径忒拜城的时候,忒拜城的国民正挣扎在女妖斯芬克斯的谜语之中,聪明的俄狄浦斯解答了女妖的谜语,使女妖羞愧地自杀了,从而当上了忒拜城的国王,并阴差阳错的娶了拉伊奥斯,也就是他的亲生母亲为妻。就这样,“弑父娶母”的预言还是在万般逃避之中兑现了。
俄狄浦斯当上国王之后,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是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不断向前。但是无情的瘟疫降临了忒拜城,命运再次启示,只有找到杀害老国王波吕波斯的凶手,忒拜城才成幸免于难。俄狄浦斯为了解救国家,毅然决定一定要找到杀害老国王的凶手,并诅咒凶手必将遭到所有人的唾骂和排斥。在挫败了预言师的隐瞒和拉伊奥斯的阻拦后,俄狄浦斯最终知道了自己就是杀害老国王的真正凶手,并且造下了“弑父娶母”的悲剧。羞愧的他最终刺瞎了自己双眼,流放在忒拜城之外。
正是俄狄浦斯的不屈于命运,才使他离开了科任托斯国,从而犯了“弑父”之罪;正是他的聪慧勇敢,才使他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迷,从而造了“娶母”之孽;正是他的正直和执着,才使他挖出了自己的“弑父娶母”的罪行,从而羞愧地自毁双目、自我放逐。我们看到这正是俄狄浦斯的不满于命运,不断地与命运抗争,才使他一步步地接近了预言,一点点地沉进了命运之渊。也许有人会假设:如果俄狄浦斯顺从了命运,或许他将不会犯下难以饶恕的罪恶,也将不会出现这个令人同情悲剧。但是,事情是不允许人们假设的,在命运的支配中人们是不能存侥幸心理的。俄狄浦斯即使不是以这种形式兑现了预言,也会以其他的形式来实现的。然而,也正是俄狄浦斯的这种不屈于命运,勇敢抗争的行径,才使我们看到了他精神中的闪光点,看到了他人格中的伟大,即便最后还是难免是一个失败者,但他留给我们的确是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是一个不向命运妥协的勇士的形象!
如果我们拿另一个有着俄狄浦斯影子的人物与他相对比的时候,我们将会更加清楚地《俄狄浦斯王》所呈示给人们的话语。这个人物就是曹禺《雷雨》中的周萍。周萍也是一个捆缚在命运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这个相貌堂堂、外表让人一见就难免会爱上的人,其实却是一个屈于父亲威严的一个没有主见、内心脆弱的一个人,在他的心中充满着困扰和不满,这种情绪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底,并且不断地滋生壮大,壮大到一定程度它必将会迸发出来,当它迸发出来的时候,它所拥有的冲击力将不再是理智和道德所能束缚的了,所以,他抛开了道德的枷锁与繁漪发生了一场短暂而又的乱伦关系。然而,当周萍冷静下来的时候,他再一次屈服在了他父亲的“威严”及道德的压力之下了,再一次恢复了他软弱的本性。他极力地想逃离这段乱伦关系,逃避这个不幸的命运。这时他将目光投向了温柔美丽的四凤身上,殊不知再一次跌进了命运的陷阱,并且越陷越深。当得知四凤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的时候,周萍彻底地绝望了,他承认了自己在命运面前的失败结局,“我不该是你的儿子”这句遗言昭示着他的无奈与绝望,凄惨的枪声表达出周萍的彻底失败。
虽然两个故事都有着相同的结局,那就是两个人物最终都成为命运面前的失败者,都以一个悲剧的结尾结束。但我们看到俄狄浦斯和周萍身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俄狄浦斯在命运面前始终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即便最后他刺瞎了双眼、自我放逐,也并没有表现出对命运的妥协,相反,所表现的正是对命运的讽刺和不屈,“你们再也看不见我所受的灾难,我所造的罪恶了!你们看够了你们不应当看的人,不认识我想认识的人,你们从此黑暗无光!”,这是他所有的不满的宣泄和斗志的喷发,盲眼放逐,忍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来赎清自己罪恶,这是他最后的坚持和反抗;而周萍在命运面前始终是一个逃避者的形象,最后的呼声和无情的枪响,也表现了他的彻底的妥协和放弃。
或许正如歌者所唱:在命运面前没有幸福的人。但是,俄狄浦斯以他奋力反抗、永不妥协在我们面前树立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而周萍却只是以自己的血液挽回了自己最终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尊严和价值。可见这种俄狄浦斯式的反抗与奋斗才是索应福克勒斯所要呈现给我们的奴隶主民主派所肯定人的奋斗精神,以及强调对人生采取积极态度的观点。
张兴宇(F10814082)汉语言文学2班2009年9月9日
第五篇:搁浅的青春散文
有些爱是浮么,有些爱如烙印。
在岁月的飘零和沧桑里,爷爷奶奶抵不住冥光的诱惑相继去世,妈妈用艰辛里坚强的酸泪在三年里,相继送他们,去了幸福的天国聚会。家里一下子冷清了许多,见不着忙碌的妈妈,我更是无忌的童趣,本就上树摘桃、下河摸鱼的半男孩更成家里唯一纯男。
妈妈也常常怨命的说 :“你这样,长大怎么嫁的出去。”我一直笑着回答:“我陪妈妈,不嫁!"这时侯妈妈摇摇头发出叹息。
在十五岁那年分田到户,日子比从前好过,妈妈却更加艰辛,农忙播扦,半夜放水,成熟收割,得她一人完成,我除了上学外帮不了多少。
在姨娘磨破嘴皮,软磨硬泡的劝说下妈妈终于同意续弦。那男人是姨娘的同学,实在厚道,高大坚实,纯朴的庄稼人。姨娘也是冲这一点撮合妈妈的,他有个比我大一岁的儿子叫晶儿,长的园润,一看便知道,那是背着日头出生,苦命的孩子。
放在现在,人是绝不能选带男孩的主,因为媳妇,房子买不起。
家里有了陌人,我男人气的张杨渐渐收敛,又恢复了半个女儿身,因为童年吸食了那么多鲜活的灵气,和后爸、晶哥的关系,也不是传说中'后妈'的难易相处。
也因为吸食那些,自然鲜活灵气,我在有后爸的第二年,考上了省里的一所函授大学.它是我当时的成绩唯一能读到的农校。这不是实际水平,也非最理想选择,是早恋的颓废坠生,只能接受。
全家在电光石火的喜悦里无辨识的送我去,半读半走的读了四年,在来去之间,也花光了家里一半积蓄。
因为对家,还有几棵果树的思念,我选择农学专业,毕业后不包分配。在无辨识愣懂的莽撞下,游离于家和体制之间。不间断的被骋用,又不间断的换单位,一直作着顶替的角色。今年这单位人员外调,明年那里缺人手,经过一系列考试、面试,在淘汰下几十个埋汰的幸运里,去暂补那个位置。在那“干活看天、看地,工作靠爹、靠妈”的年代,只能认命。
后来是表叔的一个同学作了县长,我才有机会借着面子,正式考到体制内,可好景不常,刚放下的那颗悬着的心,又被现实的残忍捻了起来,揉的粉碎。
试用期还有两个月,那位县长“叔父”在车祸中不幸丧命,我的正式前途随之被别人顶替,被主管领导重新烙印上“邻时”人员二字,留在体制内,由于能写会算,担任着重要的岗位-----基层“文书”。
这个镀着金边的称号,鼓励我在九十年代初期还领着每月五十元的工资,干着正儿八经乡文书的活,捏着一万多人的生死大印,起草乡长的年终报告,各种会议前的准备,会中的记录,会后领导安排事务的督催落实,早上七点开大门,晚上十点关大门,还时不时披着寒衣给不守规矩的人半夜开个后门,人手不济的时侯亲自给村上送个通知,单位人员的伙食调剂收支,等等一切如奶奶的针线嘛篮一样杂乱又全能的工作。
奉上天的恩赐在十几人的乡镇,冠以各种指挥部副总指揮的头衔。熠熠生辉,恍惚其中,乐在消受。这些权力义务,在后来撒区并乡后事无具细的缩减、分开了,一人一事,各司其职。
这样满头辉映金光里,耽浅着前途,也耽浅着感情,更搁浅着青春。
每次回家,我从爸妈相处甚好里得到安慰,也在他们的督催里日渐不安。我儿时的伙伴都相继结婚,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的有了辉煌一个县城的事业,就连晶哥也成家,孩子快上小学了。我却在收入微薄里忙碌,在感情饥渴里渺茫,无头无绪,晕耗终日,高不成、低不就的在旧观念里空悬,走不出内心的幽漫醉漪。在独自承受孤独的时候,欲将拧断柔肠,进拽这年少的苦债。
人生如戏,总是在最美的时侯落下帷幕。
那段刚刚萌生却有被大石压顶,风雨中飘摇,无疾而终的初恋,从此掐断,无有任何联系,划上载着问号的叹号,不想再去揭碰,拽扯。他那紧锁眉头的灵气,成了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
随着年龄渐长,家里的催促,邻人的叱钭目光,长舌在背后的指指戳戳,都成了生活的桎梏。“女大当婚,男大当立”,不得不面对现实,并接受生活摆布。相亲,相亲,再相亲,不如意,不如意,还是不如意。那些经历,尤似,一次次打开相机,只留下底片,却没有现实里的画面,只把漠糊的黑片留在照相倌,做为概念留存,任别人或剪烧,或描绘、添枝加叶的挂进厨窗任风雨评说。
当被生活压的喘不过气的时候,一个人跑到汉河边,看河水的咆哮、奔涌,让思想在不羁绊里翛翛。内心压抑不住的幻想,能有一次解逅,或者一场不明不白的浩劫,不管是谁,只要能放松,能愉悦……世界那么大,先过好当下,好好放纵一会!
有时也看河水平静的潺潺东流,捡起河滩冲洗干净的石子,远远的投过去激起浪花四射,算是愤懑的发泄。难道真是,青春不给他,留着喂狗吃?然后坐在大石上,听林间鸟鸣,树叶低唱,舒缓下来,一层层刨析自已,从已不很光滑的外皮,一直到渗血的内心深处,做一次大的检索,改过自新,自我安慰治疗伤痛!然后重划扛扞,重设底线,重又矜持的面对生活。
在现实中那些幻想,却如拿着鸡卵与石头相撞,粉碎后还溅一身黄汤的脏污。不甘,不甘于妈妈的艰辛,更不甘于自己内心被现实击碎。
“ 一定要找个端铁饭碗的主”,这是所有亲人给画的底线,也是当时的潮流,也成了内心烙印苛素,这样才能对的起这些年的苦守。真真满足这个条件的,有不对眼,对眼的基于自己悬空浮世,望而却步。
人是势利的物种,在那个时代连感情也势利的用“铁”来铸就。
终于,幸福来时如洪水,感情来时如掹兽!那个他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