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利弊-中国农村发展模式分析
典范不一定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南街村和华西村一直是被称为典型的两个“农村”,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南街村是典型的集体主义经济,而华西村是典型的集体控股的混合经济,集体控股70%,村民参股30%。他们常常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教材”为广大共产主义信仰者以及政治人物所颂扬和宣传。共产主义信仰者颂扬和宣传南街村和华西村,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共产主义在现实中小范围内的实现;政治人物颂扬和宣传南街村和华西村,是出于宣传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为了维护政治统治的需要。
不得不承认,南街村和华西村的发展确实是成功的。南街村曾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中国十大名村”、“国家级生态村”、“全国优秀乡镇企业”等殊荣。南街村集团多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是中国食品工业质量效益奖企业、工业排头兵企业、中国食品工业百强企业、全国食品工业优秀龙头食品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河南省百户规模优势企业、河南省重点服务企业、河南省科技企业和河南省民营科技企业50强等。“南街村”商标为国家驰名商标。华西村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化典范村示范点”、“全国乡镇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乡镇企业先进企业”、“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国乡镇企业科技工业园”等殊荣,并被国内外各界人士,赞誉为 “天下第一村”!农村能取得这些成就确实是令人瞠目的。
认识一个事物必须以辩证的思维和客观的态度,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南街村和华西村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毫无疑问要比中国一般农村更快更高,但是人们应该看到,南街村和华西村内部却也存在着一定矛盾,其发展模式具有自身局限性和成功的偶然性。
2008年2月27日,南方都市报刊登《“红色亿元村”南街“神话”或终结》一文,文章指出南街村的告诉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负债16亿。从这里可以推断出南街村的经济发展速度以及发展水平依靠的是巨额贷款,而实际上一般的农村是不可能得到如此巨额贷款的,所以它的成功具有偶然性。文章又指出1999年,南街村党委书记、河南省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斌独断专行实施“永动机”项目,投入2000多万,最后以失败告终;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死亡,清理义乌市发现2000万现金以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当天有几名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关于永动机事件,一方面是领头人王宏斌的文化程度低,缺乏科技常识,知识水平不够,另一方面是领导体制上的原因,个人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如果领导自己不懂,但能虚心听取大家意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也不至于造成这么大损失。可王宏斌却恰恰相反,他承认,上这个项目时,大家都反对,就他一个人坚持,头脑发胀,不顾别人意见,断然拍板。于是,就“犯下的最大的错误。”这与王金忠事件共同表明南街村监督落空,没有权力制衡,个人权力太大,权力运行机制上不完善。缺乏监督和制衡的权力,不光是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
滥用权力,变成“可怕的张牙舞爪的权力”。2011年大河网—大河报(郑州)刊登《华西村的秘密》一文,文章引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怡2004年的研究数据,吴仁宝四个儿子可以支配的可用资金占华西村总量的90.7%,文章指出超过300米的龙希大酒店毫无经济的合理性。文章又指出华西村打击与吴仁宝意见不合的人,比如华西五村的村民戴进兴便被认为是黑恶势力。文章还指出,村民对在华西的生活有怨言,尤其是周边村的村民对于无法享受与中心村村民平等待遇不满,公民部分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自称是华西村民的网友这样说:“电视上说华西村人最低收入都有50万,当时我们全家就都笑了,所谓的不低于50W的存款吧,的确每个华西人都有那么一笔钱。但是这个钱,用起来可是很有意思的。钱在你的账上,但是你没有主动使用权。我姐姐和姐夫都笑,这真的是外面得面子,里面只能跟着吹。”以上报道以及网友的帖子表明南街村和华西村的成功具有自身局限性和偶然性,内部亦是矛盾重重。
笔者认为,华西村和南街村都不能成为其他一般农村效仿的对象,农村采取何种发展模式,只有从本村实际出发,才能保证科学发展。(学生分析南街村和华西村的依据来自于已有的权威媒体的报道以及相关网络资源,但由于资料有限,以及学生本身未能对南街村和华西村进行过实地深入考察,所以或许对南街村和华西村的认识会有偏颇之处。同时学生认为最有资格对南街村和华西村作出评价的应该是长期对这两个村庄进行调查研究的学者,一来他们与村中的各种利益冲突最少,评价相对来说能客观一些,二来他们具备分析能力,能对这两个典型农村发生的各种事情作出相对正确的分析,学生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这些学者的分析。)
第二篇:中国农村现状和发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 乡镇体制 村治结构 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表明,对于象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与农村动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的体制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有机整合,才能获得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事实上,这个历史的逻辑也指导了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设计。无论是晚清的农村改革,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农村建设;无论是新中国的集体化运动,还是新时期的村民自治,就其总的历史状况和目标而言,都是民族国家力图将农村社会纳入到国家现代化统一进程之中的努力。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没有进行也不可能完成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农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而是在走一条“规划的社会变迁”之路。这就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政府要在农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而组织是政府推动农村发展的体制性的力量”[3]。其表现形式就是国家权力体制在农村社会得以建立。自民国期间国家行政体制下沉到乡镇一级之后,在农村社会直接代表国家的就是乡镇政府。人民公社时期,实行了高度集权的政社合一体制,国家行政权力冲击甚至取代了传统的社会控制手段,国家及农村干部通过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统辖而实现了对?┐迳缁嵴?渭捌渌?煊虻目刂疲??蟮厍炕?斯?业纳缁岫?蹦芰Γ?泊痈?旧掀苹盗舜?撑┐迳缁嶂刃虻幕? P率逼谥泄?┐甯母铮?钪苯拥哪勘旰妥钪匾?某晒?嵌匀嗣窆?缣逯频姆穸ǎ?罢饩褪鞘敌猩??鹑沃疲?乇鹗橇??邪?疲?敌姓?绶稚琛盵4]。而政社分设后产生的“乡政村治”体制,成为了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方式。
“乡政村治”体制的“乡政”,是指乡级机构的功能运转主要体现在乡政权上,特别是体现在乡政府的职能上,从乡级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和经济事务的管理方面,都突出一个“政”字。而“村治”则是指村级组织对村域事务在自治基础上的具体管理。在这一体制中,“乡政”代表着国家权力,具有系统而完整的组织机构,而且掌握了农村社会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控制着和主导着农村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公社体制废除时,国家政权的基本属性通过新的“乡政”体制顺延了下来,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全国各地的乡镇普遍建立了完备的党委、人大、政府及政协等政权组织。这些组织机构分别从党务、立法、行政和统战等系统强化着国家政权,以保证国家权力自中央到地方的统一性。(2)各乡镇政权配备了大量的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乡镇的推行,大批有文化、懂法律的优秀知识分子充实到了乡镇干部队伍,乡镇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他们在乡镇政权的各个岗位上,确保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实施。(3)普遍建立了乡镇财政制度,乡镇政府具有了一定的财政自主权,提升了乡镇政权在经济、文化事业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上的政治能力。(4)乡镇 企业有所发展,增加了乡镇政权对经济的影响力。特别是那些由乡镇政府直接管理的具有资源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乡镇政权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工具。
但是,目前的“乡政”也存在诸多问题,极大地影响了乡镇政权的施政能力,乡镇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呈下降趋势。(1)体制上冲突。乡镇政权体制存在诸如党委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现状与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及乡镇长负责制之间的冲突;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权力受到一定程度虚置;政府职能部门条块分割,乡镇政府的管理职能受到肢解,政府功能和权力残缺不全等问题。(2)人员臃塞,乡镇财政负债严重。目前我国乡镇政权吃“财政饭”和“事业饭”的人数普遍在100—200人之间,有的甚至超过500人。乡镇政权人员的臃塞,势必增加乡镇财政的负担。据对全国81个农民负担监测县调查,平均债务额1098.6万元,平均净负债708.2万元。乡镇财政濒临破产。[5](3)乡镇干部整体综合素质较低及激励机制欠缺,工作效能差和制度化程度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短期性和寻租性,贪污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特别是有些地方为了缓解乡财政的负担或乡镇干部自己获利,采取各种名目增加农民负担,并在与民争利时采取许多非法的失范行为,造成干群关系紧张,乡镇政权处于从农村获利和维护农村安定的两难之中。
为了解决乡镇体制存在的问题,各级政府一直在进行积极的探索。目前有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1)强化乡镇体制。主张者认为,应该继续强化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主导作用,大力加强乡镇体制建设,其中在规范乡镇各政权机构相互之间的关系同时,采取各种办法提高乡镇干部的素质并努力使其行为制度化,特别是要县级政权要简政放权,下放各部门在乡镇的下设机构,以改变目前乡镇体制上条块分割的状况而提高乡镇政府的工作效率[6]。有研究者认为,要强化乡镇体制,还必须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7],即将政府组织延伸至行政村,实行“乡治、村政、社有”[8],也就是将村级组织的行政功能扩大或制度化,在村一级实行行政化体制,在村民小组一级实行村民自治体制。(2)弱化乡镇体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乡镇政权建设应该遵循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即“随着国家对农村经济依赖性的减弱和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传统的权力文化向现代权利文化的转变,国家的行政权力将逐渐退出农村的政治领域,农村社会将最终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过渡,实现从传统的专制家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的个体社会的转型”[9]。其政策性主张是撤乡并镇,在确保国家基本行政职能下沉的同时,逐渐实现 国家行政权力体制上移,达到乡镇社区自治。事实上,近几年来,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实行乡镇规模调整,有的地方有1/3的乡镇被撤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0]。
毫无疑问,现代国家是不可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对农村社会的管制。因为,如果没有国家强制性的影响,传统农业是不可能走向现代农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农村的发展,国家的稳定和发展都缺乏基础。问题只是,在市场化进程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管理模式,才能实现农村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在现实的农村政治中,乡镇权力体系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这是由行政支配主导型和缺少约束制衡的体制特点所决定,其最为根本的原因是利益的驱动。从目前农村社会的基本情况来看,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管制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行政性的“命令—服从”模式如何有效,而应该主要建立一种“法制—遵守”模式。也就是说,国家应该通过一种法制方式,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利益和国家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通过强制性的法律预期确定下来。在这种“法制—遵守”模式中,应该将农村社区事务、国家目标进行适当的区分。对于诸如各种税收、计划生育和国土管理等国家目标,则依靠法律手段,进行职能部门的法制管制;对于农村经济的管理,根据市场化的进程,应该从直接管理过渡到利用非行政手段的宏观调节。而对于农村社区性事务,应在国家授权性的法律权威下,实现广泛的自治,在村一级实行 村民自治,在乡镇一级实行社区自治。二
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存在各种权力边界不清等深层次的冲突,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落后于现实需求,极大地影响了村民自治体制的绩效和发展空间。
目前,中国村级治理体制正在实现以村民自治为核心内容的结构性转型。这种转变是与农村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如果说,1980年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是在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通过对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改变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那么,从1984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第二步改革,通过改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合同制,取消生猪、蛋品派购,实行市场价格,则在改变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自此之后,市场成为了配置农村社会资源的主要形式之一。农村社会一定程度的市场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促使社会流动增加,并使中国农村社会的分层结构发生变化,即农民职业分化和经济差距的扩大,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刚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但是,这种因市场化取向而产生的社会分化,又受到了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和影响。正是在这种多样化的制度性冲击和约束下,决定和形成了目前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分化及主体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各主体获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具体来说,一方面,由于市场化取向的冲击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约,形成了农村社会不同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分 化,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大分化,瓦解了中国社会非民主、非法制的社会根基”[11],中国农村社会正在进行以经济上的不平等取代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过程。然而,“分化本身并不足以导致现代化。发展是分化(既有社会的分工)和整合(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将分化的结构联系起来)互相作用的过程”[12],为了达到这一整合,国家需要向农村社会输入新的政治制度规则,这就是村民自治体制的逐渐建立。村民自治是农村基础人民群众自治,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其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效地处理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本村公共事务,将社会主义民主落实到最基层,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13]。这一体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2年至1988年,全国各地普遍废除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在乡镇以下建立了村委会。尽管还没有实行村干部的民主选举,但村级组织建设开始规范,村级干部也在精简。第二阶段是1988年以后,随着《村组法》的实施,从建立乡政府和村委员进入到了村民自治阶段。在这个阶段,主要开展了民主选举、村务公开、建章立制等自治活动,并在全国建立了一批示范县。到目前为此,全??ǔ?ㄍ搴透郯峦猓┗?旧隙际敌辛舜迕褡灾翁逯疲?⑵毡榻?兴闹廖褰齑逦?嵫【伲?灿?万多个村民委员、38万名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各地还在不同程度开展了“村务公开”和“建章立制”等活动。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是,村民自治在实践中普遍存在深层次的体制性冲突:(1)农村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在权力关系上的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国家实现对农村社会一体化整合的工具,在村级正式组织中处于领导核心位置。可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是以国家法律的授权为依据、以全体村民的民主选举为基础的,在法律上并不具有服从村党组织的义务。两者权力来源和职权不同的客观存在,必然影响到农村政治的统一性。而为了解决这些冲突,有些地方在乡镇党政的支持下,采用控制选举、用党支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以党组织替代村委会行使职权等所谓一元化领导和一体化运作的方式来控制农民自治组织。其结果是改变了村民自治的民主性。(2)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的冲突。从国家立法上来看,村民自治否定了公社体制时国家政权与农村组织特别是乡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将过去那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成为国家政权对基层自治组织的指导关系。这种相互关系的变化,最主要表现在,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农村权力的基础已由上级授权而改变成了村民授权。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国家行政权力对村委会的管辖权限及行为习惯等问题,也必然影响到乡镇政权的权威。乡镇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施政能力,一方面通过强化对村级党组织的领导,并通过建立村级党组织来控制村民自治组织;另一方面则是实行“村财乡管”等措施来肢解村民自治组织的职权。(3)村委会的自治权与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之间的冲突。根据《村组法》的规定,村委会不仅管理着村集体的土地和财产,还具有支持和组织全村发展经济的责任和义务,并需承担本村生产的服务和协调工作。因此,人们按照人民公社时期的习惯思维,将村委会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有些地方就借发展集体经济为名,将村委会职能扩大,不断强化村委会的经济功能,使之向经济组织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剥夺农民的经营自主权。
这些问题,实际上是有关国家权力与村庄自治权、社区组织与村民个人权利的边界问题。政治组织理论认为,任何权力边界模糊,也就意味着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不确定性。这样,就会产生组织的不经济性和个人权利的不可预期性。组织的不经济性,不仅包括其运转成本,而且还包括其机会成本的增加,特别是因不必要的职能产生的代价。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代价就是由于其职能的无限度扩大而自身成本投入又明显不足或过剩所导致的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为了克服这种不经济性,就必须有效而合理地确定村级组织的权力边界,明确其职能范围。目前最为现实的选择应该是:(1)真正落实村民自治组织的自治性,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契约关系。村民自治作为国家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实行的一种农村政治安排,是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权威体制内生成的这种“自治制度”,对广大村民来说,其选择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是有关村级织织的性质、结构和职权这些方面都不是村民自主选择的结果,而只能是在国家法律权威下形成的制度性安排。也就是说,在国家主义的权威导向下,要求广大村民这些“自治主体”完全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建立符合基层政府意志的“自治组织”,因此,在?逦?岬纳柚煤腿??按宓持Р康牧斓嫉匚坏确矫妫?⒉淮嬖谑导室庖宓脑级ê透?摹R?朔?庑┪侍猓?捅匦氪罅μ岢?ㄖ迫ㄍ?碌钠踉季?瘢??缯虻痴?⒋寤?愕匙橹?痛迕褡灾巫橹?嬲?魑??缮掀降鹊恼?沃魈澹?⒋偈蛊湎喙毓嬖虻闹贫然??源死辞炕?迕褡灾巫橹?叭ǖ母招浴#?)限制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功能,通过建立独立的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走向市场提供组织性服务[14]。村民自治解决的是村庄内部的秩序及村庄与国家体制之间的秩序,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村民与社会,特别是村民与市场的关系。村庄内部的秩序,表明的是社区组织所必需的结构环境,是社区存在的根据和发展的基础,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与控制与正义相关的问题;市场秩序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秩序,是有关交易赖以实现的市场伦理与信用关系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国家之外社会的存在。但是,处于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并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村民进入社会需要许多中间的渠道。村治体制不能够也不必要为村民提供市场化的组织,根本性出路是通过制度创新来满足农业市场化的组织性需要。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状况和各种组织资源来看,最为现实和有效的市场化组织,就是以平等主体为基础的、通过契?嫉姆绞浇?⒌木哂忻魅返娜ɡ?鸵逦窆叵导昂侠硗顺龌?频幕嵩焙献髦谱橹痆15]。
三
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但是,农民非制度性参与、非法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公共参与是公众通过自己的政治行为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的活动[16]。在传统农村社会,家庭才是法定的基本政治单元,广大农民作为皇权下的“子民”,在村庄事务中,只有通过他们家族或宗族组织进入公共领域,其活动只不过是家庭或宗族组织行为的外化或代表,个人在社区事务中不具有独立的政治身份。民国时期,虽然农民的“国民”身份得到了确认,但在严格的保甲体制中,农民作为“保丁”承担更多的是对国家和社区的义务,而且是一种与社区“连坐”的强制性义务。新中国建立之后,在集体化时代的“集权式农村动员体制”下,农民成为了“社员”,社员对集体经济组织在经济和人身上的依附也就决定了其公共参与权利的有限性,法律规定的“社员”参与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和管理的一切“权利”是一种虚置的权利。只有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政村治”体制之后,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事实上,在 国家大力推行村民自治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进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村民选举时,每届选举全国有六亿、占总数90%的农民参加了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表现出空前的政治参与热情。在一些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村民已在事实上享有了村务的管理权。而当这些选举权和管理权及其它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有部分农民已能够拿起法律武器,与各级党政组织或干部对簿公堂。特别是部分农民通过组织或参加新型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农村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这些都表明,我国农民的民主观念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农民的公共参与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
但是,我国农民的公共参与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1)公共参与主体的分化,形成了新的政治上“有权群体”。据调查,目前许多地方虽然进行了形式上的民主选举,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民主管理体制,村务的管理权在事实上被大约11%的管理者和特权者掌握,大多数村民处于农村政治权力的边缘。(2)农民非制度性参与大量存在,采取集体行动对抗基层党政的事件增多。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和农村干部的行为失范。特别是近几年来,农民的增收较为缓慢,而有关农民负担却日益增加,乡镇政权的财政收入以及乡镇干部的工资及福利补贴都直接依赖于农民的税费,而村级组织在代理国家和乡镇收取上交提留任务时常“搭便车”的行为并有些过激手段和方式,这样在不断积累村民的不满对抗情绪,一旦有动员性力量加入,就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农村社会就会处于**之中[17]。(3)农民非法参与有扩大的危险。近几年来,农民通过贿赂、暴力威胁和恫吓等手段影响乡村干部决策或村委会选举的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有些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到村级政权,出现了恶人治村,地痞村霸气焰嚣张,扰乱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农民的财产和生命权益受到极大的侵害和 威胁,民主和法制遭到了无情的践踏。(4)村民通过家族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现象有所增加。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作为农村社会的一种自在秩序,得到了国家政权的扶持,家族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但自中国进行转型期之后,稳定的家族势力遭到了冲击,特别是随着农村社会的集体化和公社化的开展,宗族组织逐渐瓦解,家族势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制。但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国家对农村政治的高压式的控制有所减弱,家族势力作为一种自成体系的具有完整文化内核的历史悠久的秩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宗族组织的复兴并成为农村政治参与的主体,一方面为目前缺乏社区归属感的农民提供了精神上的依托和经济上的保障,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有些宗族组织通过操纵或暴力破坏村民选举来控制农村基层组织,破坏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解决现阶段农民公共参与存在的问题,目前的政策性取向较为复杂。总的来说,对于非法参与这类直接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和发展的行为,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必须进行坚决有力的打击。事实上,对于黑恶势力对农村基层政权的侵入,已引起了各级党政的高度重视。许多地方党政在结合国家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运用专政机器对那些由村痞地霸控 制的村进行了集中打击和整治,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对如何看待农民制度性参与的发展趋势、解决农民非制度参与及宗族性参与等问题的分歧意见较大。其中主要有两种观点:(1)扩大村民的制度性参与,规范村民的非制度性参与,限制宗族性参与,将村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往乡镇甚至县市推广。其理由是,村民自治实际上就是村民对村级社区事务的全面参与,其成功经验证明了中国农民能够管理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所形成的民主可以通过制度传递的方式不断向上层递进,“村民自治的发展必然会推进乡镇民主制度的建设”,其“经验必然会向上引伸,发展到乡镇”[18],即应该按照村民自治所提供公共参与的经验,进行县、市长的直接竞争性选举[19],这种传递最终影响到国家民主。而对于农民的非制度参与要进行具体的分析,特别要从农民的利益表达和保护方面来进行规范。为了让农民能够表达和保护自身的利益,需要在国家正式组织之外建立农民的政治组织,应该建立农民利益集团,[20]其中恢复政治性农民协会组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21]。而对于宗族性参与要给予一定的空间,引导其往利益集团方向发展。(2)在严格限制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和宗族性参与的同时,尽量减少村民的制度性公共参与。其理由是,村民的非制度参与具有?康暮褪侄尾豢煽匦裕??;嵩斐缮缁嶂刃虻幕炻遥蛔谧逍圆斡朐蚓哂星渴迫禾謇?梦夜?┐迥壳盎共怀墒斓摹靶问缴系拿裰鳌崩窗?嵘偈?娜跏迫禾宓拿裰魅ɡ??虼苏饬秸叨急匦胗枰匝细裣拗啤6?杂诖迕竦闹贫刃圆斡耄?唤霾荒芾┐螅??Ω镁×考跎佟U獠唤鲆蛭??衷谛矶嗯┟癫⒉痪哂忻裰鞑斡胝?紊?畹乃刂剩?裁挥行纬擅裰鞑斡胝?紊?畹南肮撸?嗍?┟癫⒚挥忻魅返摹⒆跃醯拿裰饕馐叮?挥邪衙裰鞑斡氲弊鍪亲约旱娜ɡ?鸵逦瘛K?堑牟斡虢鼋鍪俏??ぷ约旱木?美?娑??械氖侄涡圆斡耄??皇悄勘晷圆斡耄?虼怂?嵌耘┐甯刹炕共荒苄纬捎辛Φ拿裰骷喽剑?荒苡幸馐兜赜跋炫┐濉⑴┮嫡?叩闹贫ê图喽秸?叩闹葱衃22]。而且还在于,任何公共参与都是需要成本的,如果在农村社会增加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以求增加村民的公共参与,其成本基本上都需要由村民负担,而为了从农民手中争夺维护公共权力的费用,又需要扩充公共权力机构,这样形成的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在目前农村经济不能提供更多经济剩余的情况下,还是尽量减少公共领域和公共事务,减少村民的公共参与,以节约公共权力的运作成本。公共参与从来都是评价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准。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参与都能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因而,现代国家,一方面开放政治领域,通过公共参与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满足民主政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又在公共参与的形式和程度上加以适当的限制,以确保社会秩序处于稳态。特别在有关农民的公共参与问题,因考虑农村社会的利益资源和权威结构等特性和农民的整体素质,一般将农民的社区性公共参与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区分开来。对于农民社区性公共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需求和供给为根据;对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则赋予农民以公民权,按照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农民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因而,随着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发展和乡镇体制改革的深入,乡镇将在组织形式和职能方面由国家基层政权组织向社区自治组织转变,农村社区性事务的范围将有所扩大,而国家政治层面将往县级政权提升。而为了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强化法律权威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成为必然。这样也就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公共参与的发展基本趋势:(1)农民的社区性参与将会有增加,而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参与将有所减少;(2)非制度性参与将受到限制和规范,但使其制度化成为政治性的农民利益组织的努力不会实现,有可能的选择是建立新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来主张和保护农民的权益;(3)各种非法参与、宗族 性组织参与因其复杂的社会根源将继续存在,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抑制。
第三篇:新就业模式利弊分析
中职教育新就业模式的利弊及特色实践研究
赵春山
【内容摘要】 自2003年以来,中等职业学校采取了订单就业模式、半工半读就业模式、公司、技术坊式自主创业、劳务派遣就业等模式,本文对各种就业模式的利弊进行了总结分析,试图找出一种适合中职教育的一种新型就业模式。【主题词】 中职教育 就业模式利弊 实践研究
【正 文】 秦皇岛市职业技术学校,是市直属的一所普通中专学校,是秦皇岛市花园式学校和绿化美化先进单位、市职教教育教学管理先进单位、市职教教育教学改革先进单位、省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和德育工作示范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改革》实验基地,是河北省职业学校学分制试点校,是中央教科所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家合作校》实验校,是国家《创建学习型学校》实验基地,是全国“十佳职业教育创新单位”,是全国半工半读试点校。
2003年以来,学校 “围绕市场设专业、根据订单做招生”。学校积极与用人单位联系,签订用工订单,使学生在入校之前就有了就业合同,学校按照订单的要求,结合学校实际设置专业,为企业“量身订造”,培养技能型紧缺人才,确保供需零距离对接和学生就业与企业用工一体化,全方位地满足企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实现了“三个零距离”(追求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零距离,追求学生培养质量与企业要求零距离,追求一切理念与最前沿理念零距离)的办学目标,这样改变了原来毕业后再安排就业的局面,使被动就业模式变为主动就业的就业模式。
在此基础上,学校建立了学分银行模式,实行弹性学制,学生按规定修满学分可提前毕业就业,2005年开始实行半工半读育人与就业模式,学生可半工半读、工学交替、分阶段完成学业,学生就业或创业阶段可将学分存入“学分银行”,一定年限内积分达到要求即可获取毕业证书。学校找准了自身优势与企业需求的最佳结合点,贴紧经济,服务企业,培养实用技能人才,逐步形成校企合作的“半工半读”育人与就业的新模式,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受到了用人单位和培养对象的欢迎,得到社会的认可,增强了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2006年,学校成立了德创电器公司,在校园内成立了各种技术坊,学校成立了“电器维修技术坊”、“冰箱维修技术坊”、“电工技术坊”、“PLC技术坊”、“手机技术坊”等技术坊。由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任师傅,在各专业班中选拔尖子学生作为学徒,由师傅言传身教专业实用技术,并由师傅带领承担一些本专业的社会工作。这样依托学校的公司、技术坊,可以自己开办公司,为学生自主就业、个人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广泛的空间,弥补了订单就业模式的不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要生存,就必须减负经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组织生产,在固定一定比例正式员工的基础上,科学机动配置员工,实现以低成本获取高利润的企业经营原则;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行业、新岗位、新职业不断涌现,这又迫使企业要不断借助外脑外力;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尤其是年强学生追求个性解放,已不愿终生“充分就业”,被固定的工作所束缚,他们希望间歇性地短期就业,拥有一定的自由时间以实现自我价值;同时,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波动,失业问题突出,一些市场竞争就业能力弱的劳动者因较难觅到长期、稳定的工作,不得不选择临时或短期就业。在这种社会经济大背景下,学校拟成立劳务派遣公司(正在筹备之中),以便顺应市场的需求,为学生的终身就业服务。
自2003年以来,学校采取了订单就业模式、半工半读就业模式、公司、技术坊式自主创业、劳务派遣就业模式等等,众观学校学生的就业模式,现做分析如下:
一、订单就业模式:
订单培养就业模式根据社会工作岗位对工作人员的能力、素质要求,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按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素质教育等三大体系设置课程,强调应用性,凸显职业教育特色。在教学计划中,重视实践教学,推行产学结合、校企合作的新模式。在学生中推行“双证制”,毕业生获得双证在95%以上。学校与40余家企业签订了订单协议,实践表明: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是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途径,也是中等职业院校和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以下优点:
(一)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是中等职业教育客观要求
中等职业教育是一种职业定向教育,定位要科学而准确,就是要为社会培养实用型人才,即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专业技能、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使他们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技能型高素质劳动者。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受制于经济、科技发展的要求,随着当前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要求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因此,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贴近市场发展和企业生产的实际,在培养过程中,应使教学与生产、服务紧密结合,学校和行业、企业密切合作。我校自2003年以来就业率已连续5年接近100%。如此高的就业率,主要归功于学校采用校企合作,订单培养与就业的办学的模式。学校针对订单设专业,每个专业设置不同的就业方向,每个方向都有“订单”。让学生“入学就有工作、实习就有岗位、毕业即能就业”,变原来的被动就业为主动就业。中等职业教育院校培养的学生只有在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学习,才能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技术教育只有得到企业认同和参与,才能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围绕社会需要进行,确保教育的针对性和应用性。同时,校企合作的订单培养能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等纳入到教学内容中,使内容更具先进性和鲜明性,确保教学紧跟最新技术潮流。
(二)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利于学校培养高技能人才
1、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是通过校企合作,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得以巩固、各方面的能力得到锻炼,以及专业素质获得全面提高,使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得到增强。
2、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利于专业教学改革和建设
学校在校企合作,订单培养过程中,以订单位需求导向,按企业生产的自身规律来研究学校的专业设置和教学模块。在专业设置上体现职业能力本位观念,成立专业专家指导委员会,由行业、企业的专家参与新专业、课程的论证,从行业发展趋势和职业岗位任务分析人手,把职业要求的知识、技能、态度和素质与受教育者的认识、学习过程有机结合起来,构成相关教学内容。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配套设置与课程、教材的调整,建立以职业能力为中心的教学体系。
3、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助于人才培养与就业模式创新
实行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与企业合作办学,更能感受到社会对人才质量的需求,从而确立人才质量定位。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对教学方式的有较大影响,促使职业教学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加大实践性教学的比重。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使企业生产现场在教学过程中得到充分反映,有利于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开展,能在具体的技能训练中促使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有利于培养他们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及技术应用、创新的能力。教师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穿插进行,指导学生通过案例教学进行分阶段的实际操作练习。使学生在反复训练的仿真或全真的职业环境中进入岗位角色,做到教、学、做合一,激发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提高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4、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助于建立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良好的实训基地,是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基础和保证。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将企业定点为学校的实训基地,并组织学生在企业进行现场操作,使学生能够得到高水平的实训,走出学校就能直接上岗,切实体现了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功能。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办学,学生接触社会、接触生产现场的机会增多,有助于学生克服重理论轻实践、理论脱离实践的不良影响,并乐于从事一线工作,养成良好的工作作风,为学生良好职业素质的培养和正确的就业定位打下基础。
5、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助于拓宽学生就业渠道
就业率是衡量中职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通过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调整专业设置,增强学生实践能力,深化教育改革,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动手能力、自学能力等更适应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学校自2003年开始尝试人才的“订单”培养,还根据用人单位对专业、技能和素质的要求对教学计划和专业设置等作出调整,以适应市场的需求。由于学校坚持以市场为依托,就业为导向,实行校企合作、产教结合,重视专业建设,学生技能扎实,供不应求,毕业生的当年就业率连续几年100%。
6、校企合作有助于提高学校教师队伍建设
过去,学校教师往往更偏重于对理论的掌握,对生产实际中的问题解决能力相对较弱。通过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让教师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及时了解行业生产技术、工艺设备等的情况,掌握企业对人才培养和专业变化的要求。同时,还可以积极引进企业中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能力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校做兼职教师。这些对于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有重要作用。
(三)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企业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技术应用型人才,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能使学校更好地了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并不断改进教学,使教育与社会实践贴近,培养的人才适应社会需要,缩短员工与企业的磨合期,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培训成本和劳动成本,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形成了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高技能人才培训体系。
虽然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有诸多的优点,但是,在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给予重视。
1、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最大的目的是追求更高的经济利润,它需要学校培养适应生产需要的人才,然而企业对人才的培养没有责任与义务。
2、学校以教学为教师工作的第一位,教学成果及工作量等仍是评价教师的标准。
3、政府缺乏有力的财政和政策支持。
4、学校、企业认识不到位等问题。
这些都使得校企合作难以形成长远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成熟合作机制,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表现为一种自发的、浅层次的、松散型的状态。
要大力推进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对学校来说,需要大力转变教育观念,改变封闭式教育方式,树立主动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及企业需要的开放式教育观。其次,要改革教育体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中职教育体制,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做好社会服务。再次,要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建立与生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和教学体系,调整中职办学结构,实施多元化模式。第四,改变现有单一的、以产业部门作为实习分配场所的传统毕业生推荐模式。
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的成败和实际效果的关键是企业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而企业的动力和责任感来自于社会的共识和制度,因此要努力争取建立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办学制度的相关优惠税法和激励政策,为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奠定经济基础。同时,要争取政府和各行政主管的支持,形成订单式培养就业模式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二、半工半读培养与就业模式
“半工半读”,是遵循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本质要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需要;是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有效促进学生就业的需要;是解决职业教育学费问题,帮助学生完成学业的需要。“半工半读”,就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就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是关系职业教育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战略举措。半工半读的培养就业模式,实现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融合,技能考核与企业认证的融合,具有较强的优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紧贴企业发展,设置专业。学校建立了校企结合的专业设置指导委员会,专业设置始终紧盯经济发展的走向,紧跟行业发展的趋势,不断充实新工艺、新技术。因此,学生适应企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得到普通提高。
2、站在专业前沿、建设教材。学校依托企业,按照行业标准积极参与校本教材建设。日前,共编写了2O多本校本教材,取得了明显效果。
根据企业需求,调整课程。
3、“订单式”培养方式下,入学的学生实际就是招录的员工。企业提供的设备和设置的课程,进一步增强了这一培养方式的实效性。
4、加强实践教学,提高能力。学校为了使学生形成适应企业需要的职业素养,坚持校内实训与企业实习相结合,加大实践教学比例,学生职业岗位适用能力大大加强。
5、突出了教学的互动性学生创新能力得到培养。
在实践教学中,学生进入现场接触实际,在动手实践过程中,与师傅教师互动,学生创新能力得到培养,产生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半工半读”培养与就业模式,实现了学校与企业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的共享;在办学过程中促进了职教理念和企业理念的趋同;在人才的供求上关系上完成了学校与企业的良好对接;相互渗透,推进了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的交融。2007年年的船舶首届毕业生都已登上了冷热加工、自动焊工、装配工、起重工、维修电工、气焊工、电焊工、放样、高效焊工、电工、钳工、铜工等工作岗位,多数学生受到企业重用,得到企业社会的一致好评。
我们认为,这种校企合作办学,将“半工半读”走进企业的模式,解决了学校自己办厂的困难,比那种“前校后厂”的半工半读更具优越性。
但是,当前由于学校和企业对“半工半读”人才培养与就业模式认识存在偏差,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问题,1、企业方面
(1)与学校合作的企业档次不高、合作难以深入、难以持久
首先,难以找到合作伙伴。目前相当多企业缺乏接受学生实习和实践的积极性,主要原因是,与学校合作,企业不仅要提供实习实训的场所,还需要派出有技术、有能力的员工对学生的工作进行指导,同时由于学生对生产工序不是很了解,操作也不熟练,企业担心会影响正常的生产和管理,影响生产效率和质量,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提高。
其次,与学校合作的企业档次不高。与学校合作的企业档次整体上不是很高,都是一些同行业的二、三流企业,企业信誉不高,生产技术也没有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这不利于学生学到先进技术,为其就业和职业发展打下基础。
第三,与企业的合作难以深入。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合作仅仅是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内容,并且只是在简单的技术层面上来进行,达不到工学结合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第四,合作难以持久。目前,职校与企业的合作往往是一次性的、短期的、单方面的。合作时间到期,双方合作关系解除,这样,由于缺乏长久的合作,学生才刚开始步入工作状态就必须离开岗位,企业无法看到学生的工作为企业所带来的优势,学生自身也因为合作时间短,没有对工作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学校也因此必须再次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新的合作企业,这对企业、学生、学校而言都是不利的。
(2)学生工作量大,劳动强度强
部分企业钻空子,大量招进“半工半读”学生,让他们按成人工作量进行工作,而只付给他们较低的报酬。调查中,老师、学生们反映很多到工厂工作的学生每天工作10个小时,部分甚至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这样高强度,大工作量的工作对这些仅16、17岁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较大影响。
(3)“半工半读”培养模式中学生所从事工作与专业不对口,工作层次低 学校“半工半读”班学生,所从事的“工”与所学专业的“读”存在不对口情况。学校只是把半工半读作为学生获取经济利益、缓解学费困难的一种勤工俭学途径,造成学生半工半读期间 “工”与“读”并无联系,甚至毫不相干,这样的做法有违职业教育提倡“半工半读”的初衷。
(4)学生在企业缺乏系统学习的时间
学生到企业工作后一般无法坚持学习,对工作中碰到的问题也无法与理论学习联系起来,以至于相当大一部分学生认为在学校里学的都是没有用,还不如直接去打工,以至于对学校的教学能力产生怀疑。这非但不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也不利于学校对半工半读学生进行有效管理。
2、学校方面
(1)学校没有尽到应负责任,学生在企业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关怀
学生在企业进行“半工”并没有得到企业和学校很好的照顾,相反,学生工作中的很多困惑学校都没有进行解答,学校也没有尽到“确保学生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天”等等,未能确保学生实习实训期间的身心健康。
(2)学校管理不足
学校教师没有按照规定全程对学生进行管理和帮助,学生碰到问题的时候无法直接找到教师帮忙解决。此外,由于教师管理不周,学生较容易对学校产生不满。工作单位的条件差以及教师的不负责导致学生、家长对学校不满。这些负面消息不但影响着中等职业学校顺利开展半工半读,学校还可能因此失去一批潜在的生源。(3)学生收支情况解释不明
“半工半读”学生对经费的收支问题比较敏感。学校就业中心为学生“半工半读”进行联系单位以及对该部分学生进行管理,服务中心的责任在于保障学生能在工作期间获得足够的学费。但是在收支的环节上给学生的解释不明,导致了学生对服务中心的工作产生抵触情绪。同时,因为是合作关系,学校方面不直接管理服务中心的工作,无法给学生提供明朗的收支情况,学校在这方面的不作为也导致学生对学校不满。
因此中职学校在推进“半工半读”培养与就业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强学校、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沟通与合作,为“半工半读”培养与就业模式建立合理的社会环境;制定有效的学生管理机制,针对学生在“工”和在“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决,保障学生“半工半读”的顺利进行。
三、学生自主创业就业
2006年,学校成立了德创电器公司,在校园内成立了各种技术坊,学校成立了“电器维修技术坊”、“冰箱维修技术坊”、“电工技术坊”、“PLC技术坊”、“手机技术坊”等技术坊。由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教师任师傅,在各专业班中选拔尖子学生作为学徒,由师傅言传身教专业实用技术,并由师傅带领承担一些本专业的社会工作。这样依托学校的公司、技术坊,可以自己开办公司,为学生自主就业、个人发展提供了机会和广泛的空间,弥补了订单就业模式的不足。两年来在各县区学生创办了30多个公司,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劳务派遣就业。
劳务派遣,就是指劳务派遣机构根据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招募员工培训后派往用人单位工作,所派员工为劳务派遣机构的雇员,劳务派遣机构给员工发放工资以及承当《劳动法》规定的一切雇主责任,用人单位和租用的员工无人事关系。
学校拟成立劳务派遣公司(正在筹备),将学校学生纳入公司,成为公司的雇员。采取劳务派遣用人模式,向企业提供人才。由于用人单位“只用人,不雇人”,大量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由派遣机构承担,因此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多方便和好处。
首先,劳务派遣有利于降低企业用人成本,可节省用人单位招聘员工的各项费用。再次,劳务派遣有利于改善企业灵活的用工机制,有利于用人单位用人的灵活性,可节省用人单位劳动力使用和管理成本。
最后,由于劳务派遣机构在“三方”关系中,“一手托两家”,派遣机构与用人单位是劳务协作关系,与被派遣人员是劳动合同关系,用人单位与被派遣人员是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比较规范、合法,三者的权利、义务比较明确。对学校而言,通过劳务派遣,保证了学生的终身就业,对学生负责一生。
劳务派遣虽然有优点,但也仍有弊端:
1、同工不同酬,劳动者易受盘剥。一般来说派遣员工的薪资水平比用人单位的正式职工的薪资水平低20%至30%左右,这主要是用人单位由于要支付给劳务派遣机构除 规定工资待遇(如基本工资、津贴、加班费等)、社保公积金以及奖金福利待遇外,每月还要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用人单位为了压缩成本,不额外增加负担,通过压低薪资水平的办法来达到目的。
2、派遣员工的安全健康得不到保障。由于派遣就业,劳动者不直接为雇主提供劳动,而是为雇主的客户提供服务,出现了“第三者”,形成了三角形关系。这就会产生劳动者安全易被忽视等弊端,而且由于劳务派遣员工的流动性较大,一些有毒、有害、有辐射的工种产生的职业病在短期内(如半年、一年)不易被发现,给派遣员工的身体健康留下了安全隐患,等到发病时,已找不到下家。
3、派遣员工的职业生涯无发展。派遣员工由于不是用人单位的正式职工,即使工作能力强、表现好也没有晋升机会,严重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4、用人单位的某些福利派遣员工享受不到。如产假、特休假、补充保险等。由于派遣员工不是用人单位的正式职工,所以用人单位不愿为他们额外投保补充保险,而劳务派遣机构更拿不出这笔钱为派遣员工参加补充保险。
5、派遣员工没有组织归属感,不利于员工队伍的稳定。由于派遣员工在用人单位是“二等公民”,处处受到歧视,容易造成职工的自卑心理,就会频繁离职(如苏州某一外资企业派遣员工离职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对用人单位的正常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近几年,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加上每年新成长的城乡劳动力,使得我国就业形式严峻,并且这种局面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广开就业渠道,而大力发展劳务派遣业即是扩大就业的有效办法之一。
第四篇:新建住宅小区供电模式利弊分析
长沙市新建住宅小区供电模式利弊分析
长沙市新建住宅小区供电方案按长沙市政府及长沙电业局相关文件,目前有以下两种方式。在此,就该两种供电模式的利弊作出分析,以供业主和开发商参考。
一、形式一:公变模式(实际上是公专合一形式)
所谓公变模式,即小区供配电系统采用公用变压器供电,和专用变压器供电两种方案相结合的形式,所谓公用变压器,即该变压器专管住户的照明,一般采用箱式变压器,建成后由电业部门管理,住户直接向电业部门购电,电价0.588元/kwh,所谓专变,即该变压器专管小区内的动力部分和办公部分,建成后由建设方或其委托的物业公司管理,由建设方或物业公司按总量向电业部门购电,电价0.573元/kwh。
二、形式二:专变模式。
所谓专变模式,即整个小区全部采用专变供电,所谓专变模式,即整个小区采用双电源供电。设置一个总配电间,由总配电间向外幅射,在每个建筑密集区域分别建分配电间,或设置箱变,住户照明从各分配电间取电,专变模式建成后由长沙电业局和开发商签订供用电合同,制定产权分介点,分介点后的整个系统由开发商或其委托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管理,开发商自行安装IC卡表向各户主收取电费,物业公司向户主收取电费可适当加价,以补贴其管理费用和线路损耗(加价幅度要符合长沙市物价局的文件精神)。
三、以下两种模式,建设造价的区别。
1、公变模式:建设造价按长沙市物价局核准的标准,按规划面积×89元/m2计算,但不包含公变部分低压出线的管网、桥架;不包含专变部分的低压出线。按此模式,全部建设完成总的造价应为:
总造价=规划建筑面积×(89元/m2+专变低压线25元/m2+管网桥架15元/m2)
=规划建筑面积×(89+25+15)
=规划建筑面积×129元/m2
并且公变模式之中按89元/m2计算的部分是固定不变的,只能由长沙电业局星电集团施工,别的任何电力公司都不能施工,没有选择的余地。
2、专变模式:该种模式安装工程可由开发商委托具备资质的电力工程公司安装,该种方式造价由开发商和安装公司协商定价,也可采用招标的形式,开发商具有自主选择队伍的权利,一般情况,这种综合性的小区,整个系统建成总造价90-100元/m2左右。
四、以上两种模式办理程序上的区别:
1、公变模式:
此种模式由开发方提出申请,准备入窗资料(规划批文、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总平面图等)直接到长沙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办理入窗。
2、专变模式:
此种模式必须由开发方出具申请报告,交长沙市住宅建设供电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并交长沙电业局领导批示同意方可办理入窗手续。
注:1.公变模式和专变模式总造价不含高可靠性供电费;
2.专变部分25元/m2及管网桥架15元/m2为估算价。
第五篇: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典型实例写作模式
附件1:
●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典型实例写作模式
标题:×××××××××××
——XX镇(乡)XX村发展集体经济实例
【村情一览】
包括村落位臵,村自然属性(土地面积、耕地面积、户数、人口),村班子与党员基本情况(村班子人数、交叉任职情况、党员人数),村产业发展情况(支柱产业是什么),村集体拥有资本、资产、资源等情况,2010年村集体收入情况与村农民人均收入情况,受县以表彰的荣誉称号。
【发展历程】
写明发展村集体经济的背景与动因、主要措施和经验做法。×××××××××××
【案例点评】
要针对案例发展情况,通过点评,总结出规律来,指明类似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方向。
×××××××××××
拌一年饭”,生在山区已经习惯贫穷,何况条件差,想变也难。“泥砖屋,贫困户,荒着农田等救助,躺在竹床想媳妇”,这是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的顺口溜。二是客观方面。村里种植结构单一,山地资源未能开发利用,没有集体企业,市场建设滞后,基础设施落后,集体经济发展没有依托,增收渠道少。针对这种情况,村党支部一班人组织党员干部到先进地区参观取经,统一思想,树立信心。同时请县农业局、林业局、科技局、水果研究所等部门的技术员在开发山地种荔枝、龙眼等方面进行了积极试验,确立了因地制宜,依托资源,兴办种养基地,搞好配套服务,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强衬富民的发展思路。
(二)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村党支部一班人认为水石村的优势是山,要实现脱贫致富,必须因地制宜,改变传统的单一种植结构,开山种果,做活“山”字这篇文章。要开荒种果,首先要把满山遍坡的荆棘、杂草烧掉。但如果烧了山,群众以柴草为燃料的传统习俗就要改变,甚至有的群众认为烧山会烧掉风水,以后子孙后代都旺不起来。面对种种压力,官锦初结合自己承包荒山坡地种植荔枝、龙眼并已收到较好的经济效益的实际,苦口婆心地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观自己承包种植的荔枝。为了进一步消除群众疑虑,党支部决定实施“三个带头”:即村集体带头、村干部带头、于部动员亲属带头,以此带动全村开荒种果。村集体在水库旁的荒山上办起了“七一果场”,种下荔枝、龙眼近80多商。村干部率先在各自承包的荒山地上、屋前屋后种上了果树。官锦初又发动自己的胞弟带头把承包的荒山 的棚架结构的农产品购销市场,除了为群众提供固定的购销场所外,还为外来购买蔬菜、水果的商贩提供代购服务,从中收取一些服务费。此项每年可为集体增收4万多元。村里以市场为中心,把市场周边的旧房屋全部改为商铺出租,并先后建起了医疗站、农情信息服务中心、农资购销部。农业银行电白支行还在村里设立了农村信用社。村集体还投入40多万元,建起了面积达500平方米的市场,设臵铺位,分类出租,规范管理,进一步增加了集体收入。为了使村民能够看上有线电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村里投资1O多万元,建起了闭路电视网,把电视线路拉到每家每户。现在村里已有1050户安装了闭路电视,每年可收取服务费6万多元。目前,村集体每年纯收入达30多万元。集体经济壮大后,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明显增强了。他们投资170多万元修通了群众最为关心的水石村至那霍圩6.5公里的道路,修建了水石村中心小学教学楼和综合楼,修建了5座水陂,拉通了程控电话线,开展了泥砖房改造工程,使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案例点评】
从水石村的发展实践来看,相对贫困的地区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第一,必须坚持困地制宜,依托当地资源,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像水石村这样偏远的山村,一无自然资源,二无外来投资,只能利用山坡地办果场、苗圃,开发水库、山塘养鱼、养鸭,发挥区位优势,建设农贸市场,搞活经济流通。第二,要坚持集体富与群众富相结合。群众富才是真的富。村党支部班子和